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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还债”的改革观
丁学良
要扭转当今很多民众对“改革”措施的负面看法，就应该重拾早期部分中国高层领导人具备的“向老百姓还债”的改革观。
我认为，正是由于在改革初期，中共高层里一些人有强烈真诚的“还债”腈结，他们组织第一线的工作，才使得在改革早期出台的很多政策是“以民为本”。这些人经历了党内几十年乱斗直到文革的残酷洗礼，重新拾起了他们在青年时代投奔革命时的理想主义——为老百姓谋福利。所以那时“改革”二字颇得民心，能够产生良好的综合效益。这是一笔可贵的遗产。
此后，改革的基本取向越来越变成“改革”旗号下的“照顾”——照顾对维护“稳定压倒一切”、保住自己权利最重要的那些个人和团体，让他们去拿到最好的那块肉。从那时开始，改革中的分肥趋势变得愈益突出。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很多困难。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应该好好正视改革初期的道德和精神资源。奥巴马上台以后，他也要找到美国政治传统中富有理想主义的、在国家困难时有强大召唤力和整合力的精神资源，于是回到林肯，几次三番地从林肯那里寻找启发。
如今，“改革”面临质疑和鄙视。要扭转这个趋势，就要从过去曾有过的、真正好的东西中吸取道德资源。这个资源就是我强调的“向中国人民还债”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在制定具体政策的时候以民为本，才不会把改革变成一个分肥的过程。而是变成一个持续富民的过程。
IT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
张亚勤
过去30年来，IT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引擎。比如，正是在IT技术的帮助下，以亚马逊、淘宝为代表的B2C、C2C交易模式才得以同传统的销售模式并存，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金融、制造、能源、交通等各个行业，离开IT的支持，其未来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IT技术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并加速经济增长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
第一，在传统制造业层面——融入了信息化科技的产品显然更智能化，功能更丰富，因而也就更具竞争力。当前一款汽车里内置上百个芯片并不鲜见，这是就产品本身而言。
第二，在企业管理层面，在财务、物流、存储、采购、人事管理各方面，信息技术(特别是软件)的广泛应用可提高管理效率，形成规范的流程。
第三，在企业战略层面——信息技术使企业能够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科学的数据分析，进而支持业务决策，以取代过去依靠经验判断业务走向的传统方式；能够有效帮助企业领导人更迅速、更准确地进行商业决策，使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保持更快的响应速度。
第四，在助力产业提升创新能力的层面。当前，信息化已经从原来的“随业务而动、但滞后于业务”的技术手段变成了“业务创新”和“决策支持”的工具。信息技术对于创新带来的推动作用，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已屡屡被验证，如互联网和移动计算的普及引发了生产和管理方式的创新，让各个传统产业焕发了新的、旺盛的生命力。
政府是造成、延长并恶化危机的元凶
约翰·泰勒
这次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不是由于私有经济的内在不稳定因素造成的，相反，政府行为和政府干预才是造成、延长并恶化危机的元凶。
我认为货币的过度供给是导致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早期，决策者把危机的原因误诊为资金流动性出了问题，并开出了错误的药方。一是美联储在2007年12月建立了短期贷款拍卖基金，旨在减少货币市场上的利率差和增加信贷的流动性，但该基金没有起到丝毫作用；二是2009年2月通过的《2008经济刺激法案》，意图达到刺激消费和经济的目的，但事与愿违；三是把目标联邦基金利率从2007年8月的5.25％急剧降至的2008年4月的2％。这个降息政策最明显的效果是美元的急剧贬值和大规模的石油价格上涨。
自从美国政府在2008年3月干预贝尔斯登之后，关于政府干预以防止金融机构垮台的程序和标准的不确定性就一直存在。未能在金融危机的早期诊断出危机主要是由于风险的增大，而不是流动性出了问题直接导致了政策应对不当，从而进一步延长了危机。经过一年的错医乱治，经济危机在2008年9月和10月突然恶化。
为了防止未来出现类似的政府误导行为，我们迫切需要回到健康的货币政策轨道上来。政府行为和政府干预应该有明确的依据，并在正确预测的框架内，来实施政府行动。大规模的没有任何解释和理论支撑的政府反应，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糕。这正是迄今这场经济危机给我们的教训。
学术受利益集团圈养更可怕
王志安
近些年来，高校为了弥补学术经费不足，常常鼓励科研机构直接和企业合作，企业出钱，高校出成果，美其名曰让科研走向市场。但问题是，许多企业拿钱给高校并不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而是为了花钱购买符合自己利益的“科研结果”。而科研机构拿了别人的钱，好些也乐得出卖自己的良知。在近些年发生的数起公共安全事件中，几乎都有科研机构深涉其中，这不得不让人相信，商业利益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影响到学术的严谨和严肃，并成为学术造假的渊源之一。
科学发展需要大量的经费，企业资助科研亦是全世界的惯例，为什么到了中国，就变成了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肮脏交易?在国外，企业如果资助科研机构进行研究，多数都是通过基金进行管理，如此才能保证企业的利益不会影响到科学研究本身。如果企业直接资助科研单位进行特定的研究，科研单位公布成果的时候，必须公布从事这项研究的经费来源。
改善就业须对中小企业“法”开一面
吴向宏
不久前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多达26条措施，试图化解就业困局。要改善就业形势，就不可能回避对雇佣关系的重新调整。
对劳动者权益的强力保护，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毋庸置疑。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就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不加区别，一律适用同样的法规标准呢?
看看国际经验：美国的主要劳动法规，都对中小企业网开一面。以涉及平等雇佣的有关法规为例，它们都明文宣示，不适用于一定规模以下的企业。此外，在养老、医疗等福利保障方面，相关法规也对中小企业格外宽松。
发达国家的劳动法规之所以对中小企业网开一面，有两大理由。首先，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力军。其次，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偏小，抵御风险能力差，很容易受到各种外来冲击。抵消其规模劣势的，是中小企业的灵活性优势。这也是它们能够生存发展并高效提供就业岗位的一大法宝。
一旦用过于僵化的体制框框来套中小企业，使之丧失灵活性，它们的规模小、抗风险差的劣势就暴露无遗。中国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本来就很差，生命周期本来就偏短，如果再加之各种束缚，比如强制要求其向劳动者提供终身合同和各种福利，最终企业破产关门了。这些“终身合同”、劳 动者福利还不是全变成了废纸?用大企业的劳动法规标准去套中小企业，表面上是保护劳动者，实际上只会伤害到就业岗位的最主要和最高效提供者即中小企业，最终深深伤害到广大的劳动者。
民营航空被围猎
戚春伟
在国内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东星航空公开表示拒绝中航收购之后，东星航空被通知停航。蹊跷的是，东星停航的申请者既不是东星航空股东，也非行业主管机构，而是武汉市政府。武汉市政府的说法是，美国通用电气商业航空服务公司曾数次向东星航空公司催要其拖欠的飞机租金，在催要无果的情况下，已向地方政府提出交涉，申请进入法律程序。
不过接下来疑问变成，通用航服既然申请进入法律程序，武汉政府为何在法律尚未做出决断前申请东星航空停航呢?这就引发一个猜测，政府是在为中航收购“保驾护航”。因为民营航空公司的存在势必激化航空业的竞争。
让人觉得不公的是，政府对国有航空公司却是截然不同的脸色。在整个航空业不景气的背景下，多家国有航空公司预亏，随后，三大国有航空公司就获得国家近200亿元的注资，这还不算各地方政府向地方航空公司的注资。
显而易见，政府对国有和民营航空公司的不同态度，使得国内航空业变成缺少了丛林法则的森林，这里没有可以自由奔跑的狮子和羚羊，政府变成了饲养员，将民营航空公司当成羚羊，直接喂给笼子里的国有航空公司，而习惯于这样生存的国有航空公司，将逐渐失去捕猎的技巧，一旦回归森林，只能成为外资的肥肉。
而即使政府将民营和外资都挡在外面，新的问题又来了，如果整个航空业变成几家国有大企业的舞台，那么行业也将与垄断如影随行，那么我们消费者就很惨了，这意味着未来廉价机票成为奢侈的梦想，我们永远也不能像国外那样，花几十块钱也能穿越大半个地球。
该倒闭的企业政府不用管
陈志列
这 次的金融危机对于深圳的很多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没有造成很大影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深圳就已经被迫做出了“产业结构调整”。深圳懂得放弃一些制约自身经济发展的企业，扶持可以良性发展的产业，这次是尝到了甜头!
所以，我认为在这次国家进行结构调整时，各级政府就应该下大力度鼓励好的企业做大作强，那些该倒闭的企业就让他倒闭，不用扶持!这是市场洗牌的必然结果。
上世纪80年代初，一大批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涌入沿海地区，他们那个时候有资金、有国际信息、有先进管理。而那时的任正非还在当兵呢，马化腾在上小学，我还在上大学呢!那么20年以后，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的企业效益还挺好，而那些上世纪80年代有那么多优势的外企却倒闭了呢?这就是国际上著名的“候鸟经济”。
他们的理念是什么呢?就是永远在全球最能忍受低工资的地方、最能接受环境污染的地方、政府补贴最多却又能容忍他们最少交税的地方去开工厂。所从事的行业主要是以来料加工为主的“三来一补”式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对于外界的依赖度非常高，不需要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因此，他在广东开不下去了，就去越南开，越南开不下去了，就去非洲开。对这些企业就不能扶，也不用扶。
民间信贷资金流入股市酿就双重风险
叶 檀
民间信贷流入股市的步伐在加快。据报道，一些被套或者资金紧缺的人士不惜以年息20％的高息，融资杀入股市。如果此风流行，中国的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将遭遇双重打击。
民间信贷资金杀人股市、楼市，说明民间闲置资金在实体经济投资渠道不畅通，并且风险太大，民间财富希望搭上直升机，吞食股市、楼市等资本市场特殊利益阶层的残羹剩饭。这将加剧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不畅，与资产价格畸高的现状。这绝不是中国市场经济之福。
另一重风险在于信用规范。目前民间借贷的规范不全，各类民间资金拆借在地底下生存，其风险控制全靠民间自发的信用保全方式。如投资者将资金扣除高息收益后，打到拆借方的股票和资金账户上，一旦跌到拆借人的本金位置，进行强行平仓。或者由证券公司、银行甚至当地特殊人物充当中介，在扣除20％左右的保证金后，打到拆借者账户，一旦出现违约，则由民间规则私下处置。到时候纠纷层出不穷，政府难道装作没看到?或者像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曾经发生过的那样，进行严厉打击?
善待、善用民间资金将使中国产业升级换代的成本大大降低，使我国实体经济的市场进程向前推进一大步。相反，如果把民间资金赶得团团转，既不允许进入上游行业，也不能在信贷中发挥作用，那么，民间资金就会成为中国经济的破坏性力量，他们不是像现在这样进入资本市场追逐高风险溢价，成为大众眼中的炒房团炒楼团，就是成为企业家进入某些控制行业的“润滑”成本。
[编辑 陈 力]
丁学良
要扭转当今很多民众对“改革”措施的负面看法，就应该重拾早期部分中国高层领导人具备的“向老百姓还债”的改革观。
我认为，正是由于在改革初期，中共高层里一些人有强烈真诚的“还债”腈结，他们组织第一线的工作，才使得在改革早期出台的很多政策是“以民为本”。这些人经历了党内几十年乱斗直到文革的残酷洗礼，重新拾起了他们在青年时代投奔革命时的理想主义——为老百姓谋福利。所以那时“改革”二字颇得民心，能够产生良好的综合效益。这是一笔可贵的遗产。
此后，改革的基本取向越来越变成“改革”旗号下的“照顾”——照顾对维护“稳定压倒一切”、保住自己权利最重要的那些个人和团体，让他们去拿到最好的那块肉。从那时开始，改革中的分肥趋势变得愈益突出。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很多困难。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应该好好正视改革初期的道德和精神资源。奥巴马上台以后，他也要找到美国政治传统中富有理想主义的、在国家困难时有强大召唤力和整合力的精神资源，于是回到林肯，几次三番地从林肯那里寻找启发。
如今，“改革”面临质疑和鄙视。要扭转这个趋势，就要从过去曾有过的、真正好的东西中吸取道德资源。这个资源就是我强调的“向中国人民还债”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在制定具体政策的时候以民为本，才不会把改革变成一个分肥的过程。而是变成一个持续富民的过程。
IT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
张亚勤
过去30年来，IT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引擎。比如，正是在IT技术的帮助下，以亚马逊、淘宝为代表的B2C、C2C交易模式才得以同传统的销售模式并存，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金融、制造、能源、交通等各个行业，离开IT的支持，其未来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IT技术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并加速经济增长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
第一，在传统制造业层面——融入了信息化科技的产品显然更智能化，功能更丰富，因而也就更具竞争力。当前一款汽车里内置上百个芯片并不鲜见，这是就产品本身而言。
第二，在企业管理层面，在财务、物流、存储、采购、人事管理各方面，信息技术(特别是软件)的广泛应用可提高管理效率，形成规范的流程。
第三，在企业战略层面——信息技术使企业能够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科学的数据分析，进而支持业务决策，以取代过去依靠经验判断业务走向的传统方式；能够有效帮助企业领导人更迅速、更准确地进行商业决策，使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保持更快的响应速度。
第四，在助力产业提升创新能力的层面。当前，信息化已经从原来的“随业务而动、但滞后于业务”的技术手段变成了“业务创新”和“决策支持”的工具。信息技术对于创新带来的推动作用，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已屡屡被验证，如互联网和移动计算的普及引发了生产和管理方式的创新，让各个传统产业焕发了新的、旺盛的生命力。
政府是造成、延长并恶化危机的元凶
约翰·泰勒
这次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不是由于私有经济的内在不稳定因素造成的，相反，政府行为和政府干预才是造成、延长并恶化危机的元凶。
我认为货币的过度供给是导致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早期，决策者把危机的原因误诊为资金流动性出了问题，并开出了错误的药方。一是美联储在2007年12月建立了短期贷款拍卖基金，旨在减少货币市场上的利率差和增加信贷的流动性，但该基金没有起到丝毫作用；二是2009年2月通过的《2008经济刺激法案》，意图达到刺激消费和经济的目的，但事与愿违；三是把目标联邦基金利率从2007年8月的5.25％急剧降至的2008年4月的2％。这个降息政策最明显的效果是美元的急剧贬值和大规模的石油价格上涨。
自从美国政府在2008年3月干预贝尔斯登之后，关于政府干预以防止金融机构垮台的程序和标准的不确定性就一直存在。未能在金融危机的早期诊断出危机主要是由于风险的增大，而不是流动性出了问题直接导致了政策应对不当，从而进一步延长了危机。经过一年的错医乱治，经济危机在2008年9月和10月突然恶化。
为了防止未来出现类似的政府误导行为，我们迫切需要回到健康的货币政策轨道上来。政府行为和政府干预应该有明确的依据，并在正确预测的框架内，来实施政府行动。大规模的没有任何解释和理论支撑的政府反应，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糕。这正是迄今这场经济危机给我们的教训。
学术受利益集团圈养更可怕
王志安
近些年来，高校为了弥补学术经费不足，常常鼓励科研机构直接和企业合作，企业出钱，高校出成果，美其名曰让科研走向市场。但问题是，许多企业拿钱给高校并不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而是为了花钱购买符合自己利益的“科研结果”。而科研机构拿了别人的钱，好些也乐得出卖自己的良知。在近些年发生的数起公共安全事件中，几乎都有科研机构深涉其中，这不得不让人相信，商业利益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影响到学术的严谨和严肃，并成为学术造假的渊源之一。
科学发展需要大量的经费，企业资助科研亦是全世界的惯例，为什么到了中国，就变成了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肮脏交易?在国外，企业如果资助科研机构进行研究，多数都是通过基金进行管理，如此才能保证企业的利益不会影响到科学研究本身。如果企业直接资助科研单位进行特定的研究，科研单位公布成果的时候，必须公布从事这项研究的经费来源。
改善就业须对中小企业“法”开一面
吴向宏
不久前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多达26条措施，试图化解就业困局。要改善就业形势，就不可能回避对雇佣关系的重新调整。
对劳动者权益的强力保护，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毋庸置疑。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就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不加区别，一律适用同样的法规标准呢?
看看国际经验：美国的主要劳动法规，都对中小企业网开一面。以涉及平等雇佣的有关法规为例，它们都明文宣示，不适用于一定规模以下的企业。此外，在养老、医疗等福利保障方面，相关法规也对中小企业格外宽松。
发达国家的劳动法规之所以对中小企业网开一面，有两大理由。首先，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力军。其次，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偏小，抵御风险能力差，很容易受到各种外来冲击。抵消其规模劣势的，是中小企业的灵活性优势。这也是它们能够生存发展并高效提供就业岗位的一大法宝。
一旦用过于僵化的体制框框来套中小企业，使之丧失灵活性，它们的规模小、抗风险差的劣势就暴露无遗。中国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本来就很差，生命周期本来就偏短，如果再加之各种束缚，比如强制要求其向劳动者提供终身合同和各种福利，最终企业破产关门了。这些“终身合同”、劳 动者福利还不是全变成了废纸?用大企业的劳动法规标准去套中小企业，表面上是保护劳动者，实际上只会伤害到就业岗位的最主要和最高效提供者即中小企业，最终深深伤害到广大的劳动者。
民营航空被围猎
戚春伟
在国内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东星航空公开表示拒绝中航收购之后，东星航空被通知停航。蹊跷的是，东星停航的申请者既不是东星航空股东，也非行业主管机构，而是武汉市政府。武汉市政府的说法是，美国通用电气商业航空服务公司曾数次向东星航空公司催要其拖欠的飞机租金，在催要无果的情况下，已向地方政府提出交涉，申请进入法律程序。
不过接下来疑问变成，通用航服既然申请进入法律程序，武汉政府为何在法律尚未做出决断前申请东星航空停航呢?这就引发一个猜测，政府是在为中航收购“保驾护航”。因为民营航空公司的存在势必激化航空业的竞争。
让人觉得不公的是，政府对国有航空公司却是截然不同的脸色。在整个航空业不景气的背景下，多家国有航空公司预亏，随后，三大国有航空公司就获得国家近200亿元的注资，这还不算各地方政府向地方航空公司的注资。
显而易见，政府对国有和民营航空公司的不同态度，使得国内航空业变成缺少了丛林法则的森林，这里没有可以自由奔跑的狮子和羚羊，政府变成了饲养员，将民营航空公司当成羚羊，直接喂给笼子里的国有航空公司，而习惯于这样生存的国有航空公司，将逐渐失去捕猎的技巧，一旦回归森林，只能成为外资的肥肉。
而即使政府将民营和外资都挡在外面，新的问题又来了，如果整个航空业变成几家国有大企业的舞台，那么行业也将与垄断如影随行，那么我们消费者就很惨了，这意味着未来廉价机票成为奢侈的梦想，我们永远也不能像国外那样，花几十块钱也能穿越大半个地球。
该倒闭的企业政府不用管
陈志列
这 次的金融危机对于深圳的很多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没有造成很大影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深圳就已经被迫做出了“产业结构调整”。深圳懂得放弃一些制约自身经济发展的企业，扶持可以良性发展的产业，这次是尝到了甜头!
所以，我认为在这次国家进行结构调整时，各级政府就应该下大力度鼓励好的企业做大作强，那些该倒闭的企业就让他倒闭，不用扶持!这是市场洗牌的必然结果。
上世纪80年代初，一大批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涌入沿海地区，他们那个时候有资金、有国际信息、有先进管理。而那时的任正非还在当兵呢，马化腾在上小学，我还在上大学呢!那么20年以后，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的企业效益还挺好，而那些上世纪80年代有那么多优势的外企却倒闭了呢?这就是国际上著名的“候鸟经济”。
他们的理念是什么呢?就是永远在全球最能忍受低工资的地方、最能接受环境污染的地方、政府补贴最多却又能容忍他们最少交税的地方去开工厂。所从事的行业主要是以来料加工为主的“三来一补”式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对于外界的依赖度非常高，不需要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因此，他在广东开不下去了，就去越南开，越南开不下去了，就去非洲开。对这些企业就不能扶，也不用扶。
民间信贷资金流入股市酿就双重风险
叶 檀
民间信贷流入股市的步伐在加快。据报道，一些被套或者资金紧缺的人士不惜以年息20％的高息，融资杀入股市。如果此风流行，中国的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将遭遇双重打击。
民间信贷资金杀人股市、楼市，说明民间闲置资金在实体经济投资渠道不畅通，并且风险太大，民间财富希望搭上直升机，吞食股市、楼市等资本市场特殊利益阶层的残羹剩饭。这将加剧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不畅，与资产价格畸高的现状。这绝不是中国市场经济之福。
另一重风险在于信用规范。目前民间借贷的规范不全，各类民间资金拆借在地底下生存，其风险控制全靠民间自发的信用保全方式。如投资者将资金扣除高息收益后，打到拆借方的股票和资金账户上，一旦跌到拆借人的本金位置，进行强行平仓。或者由证券公司、银行甚至当地特殊人物充当中介，在扣除20％左右的保证金后，打到拆借者账户，一旦出现违约，则由民间规则私下处置。到时候纠纷层出不穷，政府难道装作没看到?或者像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曾经发生过的那样，进行严厉打击?
善待、善用民间资金将使中国产业升级换代的成本大大降低，使我国实体经济的市场进程向前推进一大步。相反，如果把民间资金赶得团团转，既不允许进入上游行业，也不能在信贷中发挥作用，那么，民间资金就会成为中国经济的破坏性力量，他们不是像现在这样进入资本市场追逐高风险溢价，成为大众眼中的炒房团炒楼团，就是成为企业家进入某些控制行业的“润滑”成本。
[编辑 陈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