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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接防北平城一个多月后，坐落在西郊城外香山南麓的双清别墅，悄然迎来一位特殊客人，他就是率领中共中央刚刚从西柏坡迁到北平的毛泽东。
在中国革命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一切条件都已成熟，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一面密切关注千里之外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一面频繁会见各界民主人士、谋划建国大业。
这天傍晚，一位从南方远道而来的故人，被毛泽东专门派车从北京饭店接到双清别墅。两位多年不见的老友推心置腹、彻夜长谈。在回忆峥嵘岁月、共叙昔日友情时，毛泽东特别问起这位老友的夫人，并再三嘱咐老友，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尽快将她接到北平。
这个与毛泽东香山夜谈的老友是谁？他们夫妇和毛泽东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情谊？为什么一个开国领袖在日理万机的时候，还对他们如此挂怀？
1921年7月，暑期刚刚开始。位于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上一所女子学校，突然来了两位陌生男子。其中一位年纪稍长，留着八字胡，另一位年轻俊朗，身材高大。
此时上海，不仅空气湿热难忍，整个城市也压抑着某种不安气氛。由于近期接到几份有关共产国际派人到上海煽动革命的密报，负责管辖租界的上海工部局，已经通知中国警察界和租界各捕房加强监视，密切注意两名外国赤色分子行动，租界上下到处布满密探的眼睛。如果不是事先有一位年轻女子在学校里接应，两个陌生人到来，势必招来怀疑目光。
在随后的半个多月里，这所女子学校又陆续住进几名陌生男子。他们自称是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成员，却并不结伴外出游玩，有时甚至呆在学校里，一整天都不出门。
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回忆：楼下女学校，因为暑期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了熟人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房子里去，如果没有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这些神秘的临时寓客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到上海究竟有什么目的？那位在暗中关照他们的“熟人”又是谁？
多年以后，历史学家们才通过几个为数不多的知情人措辞隐晦的日记、文章和信件，以及少数当事人零星回忆，渐渐了解事情原委。
那个较早来到女校的高个子青年，就是时年二十八岁的毛泽东，与他同来的那位长者，是他在湖南的革命挚友何叔衡。其他几位寓客分别来自北京、济南、武汉、广州和日本，此行来上海的目的，是代表各地五十多名党员，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武汉代表陈潭秋在回忆中所说的这位“熟人”，就是事先在学校接应他们的那位年轻女子，也是专门负责这次会议接待和安全警卫的人，她的名字叫王会悟。
当时上海租界监视严密、危机四伏。之前被工部局通报的两名外国赤色分子，正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这么多外地来的陌生面孔，集中在一个学校落脚、议事，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密探一网打尽。
可为什么如此重要而危险的会议，接待和安保任务竟会落在一个年轻女子肩上？这个身形娇小、外貌清秀的女子，究竟有何过人之处？她，又来自何方？
在江浙两省三府交界处有一个鱼米之乡。一条市河横贯南北，将这里一分为二，河西叫乌镇，河东叫青镇。解放前，乌镇属湖州府乌程县，青镇属嘉兴府桐乡县，但外地人习惯将两地统称为“乌镇”。
1898年7月8日，青镇中市大街上三代教书的王家私塾里，诞生一个女婴，身为秀才的王彦臣，给女儿取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名字叫会悟。
王会悟在1978年6月书信中说到童年的记忆：乌青镇是两省三县（府）交界的地区，商业一向发达。有许多书生，受了戊戌政变影响，都觉悟提高。但乌青两镇的书生们在思想上也明争暗斗甚利害。乌镇的秀才们叫“书爷”，较保守，青镇的秀才们多看新出版书物，早接触新思想，这是当年小地方村镇上知识分子的现象。
由于家住河东、常与镇上维新人士一起谈论时事，父亲王彦臣思想比较开明。这个以教学严谨闻名远近的私塾先生，娶了镇上一位长于刺绣的平民女子，共生育九个子女。存活的五个子女，会悟排行第三，因为出生时正值戊戌变法且自幼聪明好学，而深得父亲喜爱。
得益于维新思想对父亲的影响，幼小的会悟不仅幸运地摆脱缠足命运，而且五岁就得以在父亲私塾里，跟众多男孩子一起念书识字。当时同窗中，有一个与她自幼相熟的伙伴，是父亲好友沈永锡的儿子沈德鸿。这个比她大两岁的男孩，就是后来著名的革命文学家茅盾。
王家与沈家之所以来往密切，还有一层特殊姻亲关系。王家两代嫁入沈家，会悟姑婆是茅盾曾祖母，而她的姑姑又嫁给茅盾的四叔祖。按辈分，会悟是茅盾表姑母，但因为年纪相仿，加之父辈又志同道合、交往甚密，因而两人从小就青梅竹马。同窗共读经历，更加深两个小伙伴之间情谊。多年以后，茅盾和弟弟沈泽民先后外出求学、走上革命道路，他们的思想和经历一直影响着王会悟，并激励着她成长。
然而，童年的美好时光对小会悟来说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天真无邪的她就遭遇人生第一次打击。
那是1904年秋天，烏镇第一所采用西式方法教学的初级小学——立志小学正式开学。茅盾和镇上维新人士子弟都转到这所新式学堂上学，可王会悟报名的请求却遭到拒绝。因为镇上封建势力根深蒂固，迫于封建礼教压力，这个新式学堂也和旧式学堂一样“概不招收女生”。
看着男孩们兴冲冲地背着书包去上学，会悟第一次亲身体会到身为女孩的委屈，一颗渴望平等的种子从此埋在她幼小的心灵里…… 1910年，大清王朝在各地革命党人起义枪炮声中摇摇欲坠。可年少的会悟没有等到封建统治覆灭和新政府“小学男女同校”章程出台，却遭遇父亲突然病故。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一夜之间失去顶梁柱，生活很快陷入困顿。家中唯一儿子——会悟十六岁的哥哥王会先，被迫从北京的财经学堂辍学、开始谋生。
看着母亲流着眼泪，把十岁的大妹王会林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把八岁的小妹王会真送到北京舅父家寄养，王会悟意识到，她的童年结束了，自己也必须做出人生抉择：要么像大姐王会情那样早早出嫁，要么想办法自谋生路。
这一天，会悟久久地徘徊在立志小学对岸，淅淅沥沥的雨水落在河里，宛如女孩心里流淌的泪水。六年来，她无数次怀着渴望的心情站在这里，聆听对岸传来的朗朗书声；也暗暗发奋在父亲私塾里苦读，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不仅能和男孩子一起走进课堂，甚至还能像父亲一样，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难道这些希望就此破灭了吗？难道她只能听天由命吗？
看着自己在水中的倒影，那么青春、美丽的身影，而踩在地上支撑她的，是一双冲破了千年束缚的天足！这足以让她拥有与世俗抗争的勇气！她庆幸自己没有被残酷地裹脚，她要用这双大脚，走出一条女子的新路！
冬去春来，人们惊讶地发现，青镇中大街寂静许久的王家私塾又传出朗朗读书声，而且巷子里还常常出现背书包的女孩身影。原来，年仅十三岁的王会悟不仅学着父亲样子在家里办起私塾，还大胆地打破常规，招收几名渴望上学的女生。
茅盾故居首任馆长汪家荣介绍：“王会悟这个人呢，她是有点儿敢说敢做的。以前，这个镇上女孩子念书的很少，在封建社会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镇上没有正儿八经的女学。王会悟来了以后，她那个私塾里面收女孩子。”
就在王会悟闭门教学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新政府推出一系列充满民主共和精神、废除封建陋习的革新措施，各地纷纷兴办学校、推行新学。
1912年3月，浙江嘉兴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成立，这个消息让王会悟兴奋不已。她马上写信给在外地谋生的哥哥，诉说自己渴望提高教学水平、获得办学资质的心情，终于在哥哥帮助下说服母亲，于1913年前往嘉兴女子师范求学。尽管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王会悟只读了一年预科，但这段外出求学经历却大大开阔她的眼界。回乡后，她毅然在家里办起一所女子学堂。
平日里，除了教姐妹们读书识字外，王会悟常常结合时事向她们介绍外面的新思想。为了让女孩们不致因读书而荒废闺秀的技能、进而招致家人反对，她还别出心裁开设一门女红课，请擅长刺绣的母亲一起教授。新颖的内容、活泼的形式，甚至吸引了镇上不敢外出读书的大小姐前来上学。各式各样的学生都有，有读小学一册的，有读高一点的，程度不同。
先前还在王会悟家里教，后来学生越来越多，家里顶多坐二十个学生，后来有三十多个，坐不下了，那怎么办呢？王会悟想法子。
为了让渴望读书的姐妹都有地方上学，王会悟找到附近宝阁寺主人清辉师太，向她坦陈自己办学的初衷和困难，最后说服师太，把最大一间殿堂借给她做教室。
正值县里大力倡导地方自治办学，对此事大为赞赏，不仅对王会悟所办女学予以认可，每个月还拨给她五块大洋作为办学津贴。可没想到，这个举动却招来镇上保守势力嫉恨。很快，一个在西式学堂教国文的乡绅就站了出来，要求与王会悟一较高下。
汪家荣说：“他不服气，教书都是男人的事儿，你一个女孩子教书，已经是抢了男人的风头，你现在还拿了五块钱。他就放出风去，这个（女学）我来教，我教得比她好，我也不要五块，三块钱就行。县里面那个管教育的官员，还真信了他，就说，那你来吧。”
自己辛辛苦苦办起来的学校，就这样被昏庸的官员和卑鄙的乡绅夺走，王会悟感到无比愤怒。但这一次，她并没有哭。她知道，在这个被封建思想团团围困的小镇里，无论自己怎么挣扎，都无法改变被歧视的命运。她只有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才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在今天的浙江省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保留着一幢历经百年的西式建筑，这是湖州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校——湖郡女校旧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外国传教士为了传播教义，先后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创办多所大中小学，开设西方现代课程，湖郡女校就是其中一所。经过十几年积累和扩大，这所学校逐渐发展成为江浙一带颇具影响的女子学校，更因其与当时著名的上海中西女中学籍相通、互为姐妹学校，吸引各地中上阶层大家闺秀前来就读。
这一年新学期开学，湖郡女校中学部来了一位学生。她面目清秀、举止大方，衣着十分简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所中学要求寄宿的学校里，几乎所有学生都是由家庭供养，她却是通过给学校做工来换取学费。这名与众不同的学生就是王会悟。
先前是在里面做做工，后来教中文的先生发现她的国文还不错，就叫她教一个娘娘班，是那种没有念过书的太太，教她们识字。
这是一个充满了新奇和生机的新天地！在这所设施先进、科目齐全的学校里，十八岁的王会悟第一次接触体育、音乐课程，也第一次参与交际、辩论活动。她如饥似渴学习各种新鲜知识和技藝，不仅学会说英语、弹钢琴，还结识几位思想活跃、气质不凡的同窗好友。
这些与她年龄相仿的姐妹，因为各自机缘巧合，都幸运地逃过缠足厄运、拥有一副健康体格，也都是自幼饱读诗书、不愿受封建伦理束缚的新女性。尽管王会悟隐隐地感到，自己与她们之间还是有些说不清的距离，但这并不妨碍年轻人对新事物的渴望和追求。课余时间，王会悟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这几个同学一起传看进步报刊、谈论时事。 王会悟好友张佩英回忆：“我经常看进步报纸，也读《女子解放》《新青年》《新潮》等，帮助我懂得女子要求平等，首先要有知识和经济独立，还要有健全的教育。”
王会悟1985年回忆：“我还学着用白话文给陈独秀、恽代英写信，都是看《新青年》、《少年中国》里来的，受到点新思想了嘛，就要革命了。”
1919年，北京爆发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践踏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卖国政策的五四爱国运动，很快在全国上下掀起反帝反封建热潮。各地女学生纷纷加入学联，与男生一起开展罢课游行和抵制日货行动。备受鼓舞的王会悟，也积极投身到这场运动洪流中。她不仅率先剪了短发、和几个同窗好友一起带头参加湖州吴兴县中小学组织的声援行动，还常常到周边乡下去反对封建礼教对女子的迫害、宣扬女子解放的新思想。“我回到乡下去，鼓动她们不要缠小脚。还有人家强迫什么（做）童养媳、买卖婚姻的事情，我就去管。”
可是，王会悟的正义行为，却惹恼乌镇当地保守势力，也引起学校不满。就在毕业前夕，家乡传来当局要抓捕她的消息。
家是回不去了，学校又难以立足，她该往哪里去？在同学提议下，王会悟决定，离开湖州，去风云际会的大上海，寻找真正能让妇女解放的途径。
临行前，几个要好的姐妹围着王会悟，在校园草坪上拍下合影。她们当中大部分毕业后都投考大学，成为我国最早一批男女同校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出国留学的女界精英，并各自在教育、外交、慈善等领域作出杰出贡献，而王会悟却从此走上一条与她们迥然不同的路。
1920年春夏之交，暑期尚未来临。原本寄读在湖州教会学校的张佩英，突然带着一个剪了短发的女同学，形色匆忙地回到位于上海小南门外陆家浜桥南的家里。这个剪了短发的女同学正是王会悟。
张佩英回忆：“乌镇当局要捕她，同学派我送她到上海去。我母亲不肯招待，原因是王会悟已剪短头发。”
面对张母拒绝，王会悟并不意外。尽管五四运动后，有关妇女解放的话题已经频繁出现在报刊上，但在寻常百姓眼里，女人剪短发、与男人共事，还是被视为触犯礼教的洪水猛兽。
事实上，当时王会悟在上海并非举目无亲。早在几年前，哥哥王会先就在银行里谋了一份稳定的差事，而在上海金融界和文化界也有不少颇有成就的乌镇亲友。如果她投奔这些亲友，也许就能靠着他们资助继续读书，毕业后谋一份体面职业，在十里洋场嫁一个衣食无忧人家。但这并不是王会悟想走的路，她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
可眼下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她的路又在何方？情急之下，张佩英把王会悟带到上海学生联合会。
上海学生会会长何世桢是东吴法大学生，学生会日刊社社长是潘公展，张佩英曾在日刊社工作过，受到他们的启发和影响。就由何世桢接待，留在他家一周。
王会悟渴望独立的思想令何世桢十分欣赏，他当即把王会悟安排在上海学联工作。考虑到一个女青年住在自己家里多有不便，何世桢决定，把王会悟介绍给与学联常有交往的上海女界联合会。
上海女界联合会就设在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上一所女子学校里。当二十二岁的王会悟第一次走进这幢青砖黛瓦的石库门房子时，全然不知，历史即将赋予她一个特殊使命，这个使命就跟眼前这幢房子有着密切关联。她只听上海学联的青年介绍，这所学校虽然规模不大，却在上海有着不小的影响。不单单这“博文女校”校名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亲笔所提，而且校长是章太炎唯一女弟子黄绍兰，几位校董也都是上海女界颇有名望人物。
尤其是身为校董事长的徐宗汉，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中豪杰。她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为起义军制运军火，在革命党中声望颇高。丈夫黄兴去世后，徐宗汉在上海一面抚养遗孤，一面大力倡办女学。五四运动时，她又发起成立上海女界联合会，领导上层知识妇女投身爱国运动、开展妇女活动，在上海女界颇具影响。可因为不久前，徐宗汉得力助手、副会长李果因病去世，上海女界联合会工作正缺人手，王会悟的到来，刚好解了她燃眉之急。
湖郡女校校史研究会会长俞月琳回忆：“王会悟经过湖郡女校专业培养，她的素养非常高，待人接物大方得体，她的中文功底很好，又会英语，在当时的上海，这样的女性青年也是非常难得。”
徐宗汉见到她，非常满意，不仅把她留在身边做自己的秘书，而且让她参与协助女界联合会的工作，还让她住在自己家里，非常看重她。
上海女界联合会经常邀请上海文化名人和知名女性前来博文女校，举办有关爱国教育、女子觉悟和儿童教育演讲会，在协助会长徐宗汉开展活动过程中，王会悟能力得以迅速提升，也很快结识不少优秀女性。其中有一个气质优雅的女士特别引人注目，她就是当时《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妻子高君曼。这个比王会悟大十岁的知识女性，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几个月前才随丈夫陈独秀到上海定居的她，对聪慧热情的王会悟也是一见如故，很快与她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并主动邀请她到家里做客。
王会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有幸拜会仰慕已久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而引领她和无数青年人向民主科学靠拢、向封建思想宣战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竟然就设在离博文女校不远的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和家人寓所里。
初次见面，陈独秀高瞻远瞩的眼界和忧国忧民情怀令王會悟敬佩不已，王会悟对新文化的理解和对新思想的渴望，也让陈独秀刮目相看。
就这样，王会悟很快成了老渔阳里2号的常客，并渐渐发现这里不为人知的秘密。陈独秀于1920年5月在自己寓所里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维经斯基等人帮助下，以这个研究会为基础，加快建党步伐。为了创办一份党的机关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他邀请了一位刚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青年学者住在一楼编辑部隔壁房间里，秘密从事相关著作和文章的翻译与写作。而这位青年学者，竟是王会悟前些日子在学联见到过的李达。
李达出身湖南农村，先后两次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留学日本，在认识到中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后，又毅然弃理从文，师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家河上肇，专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连续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以“鹤”为笔名发表多篇介绍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在国内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此次回国，他以留日学生会理事身份，担任全国学生联合会领导工作。没想到近来令学联青年们崇拜的这位青年学者，也是陈独秀正在筹建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核心成员！
知道老渔阳里2号秘密之后，王会悟更加对进出这里的人充满敬意。当得知李达工作十分繁重、需要物色一名有觉悟又懂英文的助手，她自告奋勇站出来，令陈独秀欣喜不已。为方便工作，陈独秀当即让妻子高君曼把王会悟接到老渔阳里2号居住。
就这样，王会悟住在李达楼上，常常帮他誊抄稿件、校对刊印。这个时候她才知道，陈独秀正在发起组建的这个政党叫中国共产党，而她协助李达夜以继日编辑的这份刊物，名字就叫《共产党》。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研究员韩晶说：“李达在编辑《共产党》月刊的时候，因为工作非常辛苦，经常通宵达旦地伏案工作。他写文章的字迹比较潦草，这样王会悟帮他进行誊写，还帮他进行写作的一些辅助工作。”
《李达传记》作者宋镜明教授说：“李达那时不仅是《共产党》月刊主编，又是《新青年》编辑，还要写文章，他哪有那么多时间？没有王会悟帮助，李达不可能完成那么多任务，也做不好那么多事情。”
1920年11月7日，由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正式创刊。这份秘密出版发行的刊物，除了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学说、介绍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外，还刊登批驳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为各地早期党组织建立和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武器。当时正在湖南长沙主持俄罗斯研究会的毛泽东看到后，激动地在给蔡和森的信中称赞它，“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并多次将其中的文章推荐转载在长沙《大公报》上。
此时的王会悟在协助李达编译稿件过程中，也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了解，尤其对其中有关妇女解放的主张深表赞同。她主动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党的事业中。
在紧张的工作中，王会悟深深地为李达的思想和学识折服，李达也渐渐地对才貌双全又思想独立的王会悟产生爱慕。朝夕相处中，两人的理想越来越近，感情也日渐升华，于1921年4月正式结为夫妻。
李达1949年回忆：“四月间，我和我的妻子王会悟由相爱而实行同居，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同志们纷纷责难，我们置之不理，但到后来，许多同志们都照样实行了。”
没有明媒正娶，也没有婚礼宴席，两个追求真理的青年，就这样用颠覆传统的结婚方式，表达他们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决心。
这是王会悟一生中最美的时刻！这个从十二岁起就在风雨和阻力中艰难前行的女子，不仅找到人生的伴侣，也找到自己苦苦追寻的解放之路！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李达、李汉俊建立联系。李达、李汉俊与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于7月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保证大会如期召开，李达、李汉俊立即着手给各地中共早期组织写信、寄路费，通知他们派代表参会。可当时的上海到处布满暗探，这些外地的代表们来了，住宿问题怎么解决？开会地点选在哪里？安全又如何保障？
经过慎重考虑，李达决定，把这些琐碎却重要的事务交给妻子王会悟。
接到任务后，王会悟马上行动起来，她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熟悉的博文女校。她找到校长黄绍兰，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租下学校二楼三间房，作为代表们住宿和开会场所。为了保险起见，她又在离博文女校不到两百米的望志路上物色一處会址，这幢房子主人，是李汉俊哥哥李书城，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是颇有名望的同盟会元老。
李书城一直以来支持李汉俊搞社会主义运动，当时正好在外地。房子在法租界边上，旁边就是农田，环境比较安全。房子是新造的，家里比较宽敞，人比较少，地方多。据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徐云根研究，当时王会悟经费比较困难，也没找到合适的开会场地，就选中了这里，跟李汉俊商量，确定了“一大”召开的会场。
1921年7月，十一名来自各地中共早期组织的代表陆续抵达上海。除了北京代表张国焘另有住处、广州代表陈公博带着新婚妻子住在大东旅社外，其余九人都在王会悟妥善安排下住进博文女校，其中就包括二十八岁的长沙代表毛泽东。
徐云根说：“买了一些草席，铺在地板上，作为代表睡觉的地方。”
红船精神研究中心原执行主任陈水林教授说：“安排了一个做饭的兼门卫，不让陌生人或者可疑的人进会场，所以就比较安全。”
细心的王会悟注意到，提前到会的毛泽东个子很高，用板凳给他在靠西一个小房间里搭了一张“大床”。
多年以后，有关这次大会召开的时间和细节，参会的代表都记忆模糊了，但他们对博文女校和负责接待的王会悟却留下深刻印象。 《包惠僧回忆录》记载：“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在大会开会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像是预备会。李达也把王会悟带来了，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间的凉台上。”
就这样，王会悟精心保障，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大会从7月23日开始总共召开六次会议，就在7月30日晚上最后一次会议刚开始没多久，会场突然闯进一个陌生人。
当时具有斗争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这个人肯定是租界的“包打听”，建议马上中止会议。果不其然，过了十五分钟租界就派巡捕警察来进行搜查。
由于撤退及时，法国巡捕并没有查获实际的线索，但在周围加强警戒，并连夜出台加强集会管控的规定。而此时，大会还没有通过党的纲领决议，也没有选举党的中央机构，到哪里去完成大会最后的议程？
马林说上海不能待了。开始有人说要去杭州西湖，但是那里更加危险。
陈水林说：“西湖毕竟很热闹，人很多，万一被人认出来，不是就有问题了吗？所以不太安全。还有，根据当时的火车时刻表，从上海北站坐七点三十五分的早班车，到杭州要十二点五十分，然后再从杭州城站到西湖，那剩下开会的时间就很少了。”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王会悟提出一个建议：转移到嘉兴，租一条船，改在船上开会。
陈水林说：“南湖毕竟比杭州西湖要小，游人也少，比较安全。嘉兴在上海、杭州之间，坐车时间要省一半，用一天时间开会，比较宽裕。”
中国茅盾研究会原副会长、高级编辑钟桂松说：“还有一个，嘉兴那个时候的形势，相对来讲比上海要宽松一些，去的人多一点，也不会引起地方上的人注意。”
她提出来以后，大家都觉得很合适，又是王会悟老家，她亲自去安排，安全肯定要比到杭州西湖牢靠得多。
为了确保会议万无一失，王会悟先行赶到嘉兴做准备。她先到城内张家弄的鸳湖旅馆订了两间房，再托旅馆租了一条游湖的画舫作会场。考虑到代表们从上海坐车到嘉兴已近中午，为了节省时间，她还嘱咐船家预备一桌饭菜。
租画舫的时候，她想得比较周到，租借一副麻将牌，这样来掩人耳目。代表就在中间开会，她坐在船舱前头，发现异常情况，就敲船沿，代表就赶快“打麻将”。
盛夏南湖，荷花盛开、翠柳拂堤。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就这样，在靠近湖心岛一条游船上悄然召开。在这条精美的画舫里，代表们激动而有序地进行着大会最后议程，王会悟则坐在船头，密切观察着湖面的动静。
随着党的第一个纲领和有关决议讨论通过、党的中央局领导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
2011年，这个动人场景呈现在电影《建党伟业》里。很多人因此知道了，在这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有一位叫王会悟的年轻女性，用她的勇敢和智慧，保障了中共一大顺利召开。正是因为她当年的建议和安排，才有了今天的南湖红船。
然而人们并不知道，南湖仅仅是王会悟革命生涯一个起点。虽然她以后的经历更加鲜为人知，但是她的名字，从此被历史铭记，而她和毛泽东之间的友情，也从那个时候开始，穿越二十八年血雨腥风……
此次南湖一别，中国的命运发生巨变，王会悟的命运之船，也在惊涛骇浪中颠簸起伏。
1921年8月中共一大闭幕后，各地代表们纷纷回到所在区域，按照会上形成的共识，积极开展党的工作。
此时，在中共一大上缺席当选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已经向广东省长陈炯明请辞，准备回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组织主任张国焘很快在上海法租界成都北路上，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传主任李达，为了给党内刊物编辑工作腾出场地，决定与新婚妻子王会悟搬出《新青年》编辑部所在的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出于开展工作便利和安全考虑，王会悟在位于《新青年》编辑部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间公共租界内，找到一片幽深曲折的弄堂，从一名法租界巡捕手里，租下一座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
王会悟1958年12月书信：
“辅德里30号是当时我家的寓所。当我看到第三张照片，30号门牌后门处所开着的那扇矮门，感到十分亲切，有甜美的回忆，想起当时家中有同志在楼上商讨革命工作的时候，我往往被派在矮门外，往来走着当放哨者。”
这是王会悟人生中最幸福时光，不仅因为她平生第一次拥有一个独立生活空间，还因为二十三岁的她，刚刚怀上与李达第一个孩子。这个浑身充满力量的女人，没有按照母亲意愿，回到乌镇娘家休养，而是选择留在丈夫身邊，继续与他并肩作战！
为了掩人耳目，王会悟在法租界长浜路上一家木器铺，租了几件像样的家具，又从附近花鸟市场买回两盆月季花。女主人精心布置，小小的房子打理得井井有条。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富有生活气息的寓所，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机关所在。
王会悟1958年12月书信：
“亭子间内本是姨娘（保姆）睡的，为了党工作的慎重起见，我家就不雇佣姨娘了。两只柳条箱放在窗口，上覆一布，当桌子用。李达在亭子间写秘密文件，楼下柴垛里是藏秘密文件的地方。”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筹建人叶供发说：“李达是中央局宣传主任，当时很多文件都是由李达夫妇保管，陈独秀、张国焘等中央局其他领导，都到这里来批阅文件、处理政务。这个地方是当时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络点或者办公点。”
每当家里有党内同志前来找李达议事，王会悟就在后门外弄堂里佯装散步，给他们放哨。没有访客的时候，她常常就坐在二楼书桌旁，协助李达编辑书稿。因为在他们刚搬进新居没多久，李达就在这间寓所里秘密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并准备出版一系列传播马列主义的革命丛书，这些书籍基本上都是首次在国内出版的外国译著，审稿和编辑工作十分繁重。除了帮李达誊抄译文、校对书稿外，王会悟还承担外出排版印刷的任务。 为了避免租界和北洋政府搜查与破坏，他们将这些革命书籍冠以广州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夫妻俩在寓所的亭子间，将印好的书籍包扎成捆，再由王会悟出面，寄往全国各地。
《李达评传》作者王炯华教授说：“比如到哪个地方去取个信，到哪个地方去联系工作、印刷，到哪个邮电局去寄一包书，这些具体的事，李达有时候不方便出面，那只好王会悟去做。她一个是女孩子，大家对她不太注意，另外她也可以算是‘上海通’了，在上海住了一两年，对上海的大街小巷她比较熟。”
就这样，王会悟拖着怀孕的身体、冒着被捕的危险，协助李达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秘密编辑出版15种革命理论书籍，每种印发3000册。这些经典著作成为当时大部分共产主义者启蒙读物和教科书，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发挥重要作用。
这一切并不是王會悟当时工作的全部，她肩上还有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按照中共中央局指示，开展党的妇女工作。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上海发起组成员们就已经认识到，妇女运动是中国革命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秘密庆祝三八妇女节。可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秘密状态，无法公开宣传党的妇女运动主张。中共一大闭幕后，还在广州的陈独秀就和李达商议，利用王会悟在上海女界联合会工作的便利，促进这个进步的妇女团体改造提升，为党开展妇女工作开辟一个公开的渠道。
王会悟在《怎样去解决妇女问题》一文谈到：“现在社会中，阶级的对立日益显明，工人阶级的觉悟，一天一天地增进。依我所见，无产的妇女们，最好是和同阶级的男子们，共同团结起来，去要求资本家改良工厂的设备，订定工场法，要求增加工资，减少时间，再进一步，去运动根本的解决方法。劳动问题根本解决了，女子才有受教育的机会，有婚姻的自由，有参与政治的机会了。”
在王会悟影响下，原本致力于发动知识女性改良社会的上海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转而开始把关注目光投向更广大的劳动妇女。1921年9月1日，上海女界联合会在《新青年》发表《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这份《宣言》从教育、家庭、政治、经济、就业、人权等方面，提出女子要求解放十大纲领，不仅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而且特别提出拥护女工及童工的权利，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对妇女问题的主张。
此时的上海，随着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迅速展开，女工参与罢工的热情也日渐高涨，可领导妇女运动的干部却十分缺乏。经过商议，陈独秀和李达决定，以改组后的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创办一个平民女校，由李达任校长、王会悟任校务主任，广泛吸收有觉悟的女性，为开展党的妇运工作培养人才、集聚力量。
可办学校先要有场地，在建党初期、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上哪儿去找既便宜又合适的房子？经过一番寻觅和比较，王会悟最终把目光落在自家寓所后门斜对面辅德里632号。这座两楼两底的住宅，是她不久前用李达的稿费租下来，专门给外地来上海取经的同志及家属安排住宿和生活的。把这里改造成学校，不仅可以节省党的经费，也便于她和李达就近管理和领导学校的工作。
这个建议得到李达和陈独秀赞同。三人商议后决定，马上着手展开平民女校筹建工作。与此同时，由王会悟负责，借助中华女界联合会力量，先创办一份妇女刊物，以唤起更多知识女性，加入妇女运动行列。考虑到王会悟有孕在身，陈独秀派了一名来自湖南的进步女学生王剑虹，协助王会悟开展编辑工作。
1921年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声》，在王会悟、王剑虹等中华女界联合会成员共同努力下正式创刊。这份由女性自己撰稿、编辑的半月刊，旗帜鲜明地号召知识阶层的女性与广大劳动妇女结合起来，通过革命的手段，打破一切掠夺和压迫，争取全体妇女的解放！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筹建人叶供发说：“里边有很多都是王会悟的文章，她很多的笔触都是‘姊妹们啊’，就是用这种语言来开头，对妇女同胞深受压迫这样一个现状，她痛心疾首，希望大家赶快认识到我们苦难的根源，并且寻找解放的途径。”
《妇女声》报的刊行，很快在全国妇女界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主编王会悟细腻的笔触、铿锵的话语，激起众多妇女姐妹共鸣。各地妇女组织纷纷来信，向她请教有关妇女运动的问题。当时正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上学的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也激动地写信与她交流思想、表达自己的崇敬之情。
缪伯英1922年1月书信：
“会悟姊：
我对于妇女声的宗旨，异常表赞同。对于妇女的运动，非从无产阶级中创出一条唯一的大路不可。
但我在两月前，觉有点不同的思想……”
面对各地妇女喷薄而起的革命热情，王会悟感到十分欣慰。她热情洋溢地给每一位来信的姐妹回信，鼓励她们加入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行列。
王会悟1922年2月书信：
“伯英姊：
接读来信，非常欢喜。无产阶级运动的先锋队，从此添了一个健将，真是异常的幸运。
我极盼望一切姐妹们，都集中到我们这平民女校来，大家扎一个被掠夺被压迫的妇女的大本营，学得相当的知识，共同实行社会改造的事业。”
1922年2月，经过三个多月紧张筹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个女子学校——“平民女学”在辅德里正式开学。前来入读的三十多名学员，大多是经各地党团员介绍而来。正如当初王会悟设想的那样，她们当中，有来自农村年长失学的家庭妇女，有从小被送给人家的童养媳，有来自城市寻求革命真理的女学生，还有为反抗包办婚姻愤而离家的大小姐。针对她们的文化程度不同，学校分设高级和初级两班。对财力不济的学员不仅免除学费，还专门设立一个工作部，由王会悟负责，组织大家半工半读，用做工的收入维持学习生活。
这种全体学员不分阶层平等互助、以工养读的形式，比王会悟当初在湖郡女校独自一人半工半读的做法更加理想，也正是她梦寐以求的办学模式。尽管因为经费困难、学校基础设施十分简陋，尽管自己有孕在身、行动不便，但王会悟依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校日常管理中，千方百计解决学校面临的各种困难。 校内工具、工作台、床铺板和书架等，都是逐步从旧货摊上收购添置，新旧大小不一。前后厢房内床铺板、长条桌、小方桌等等，在白天作为初级班学习的课桌，以及工作时作为裁剪熨烫等工作台，吃饭时又作为饭桌，晚上学员用来睡觉。
令王会悟感动的是，经过她在《妇女声》报上的宣传和呼吁，上海平民女校得到很多进步人士同情和支持。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专门给她们捐赠一批课桌椅。不少上海文化界知名的编辑、学者和学问大家，纷纷前来给高级班学员义务授课。他们除了用新颖独特的方法讲授各科知识外，还轮流对学员们宣讲有关妇女解放的内容。一些在上海活动的年轻党团员，也常常义务来学校帮忙、为初级班学员上课。
面对社会各界支持，王会悟更加充满干劲。她与好姐妹高君曼一起，既做高级班学员，又当初级班教员。身为校务主任，她不仅要负责联系老师、安排课程，还要兼顾学员生活指导和社会活动。
平民女校学员傅一星女儿、83岁的傅红渠老人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妈妈还在，王会悟经常提到，因为她很关心她们的生活，她吃住用好像都是王会悟负责，包括组织大家出去，参加工人运动、学生运动。”
1922年5月20日，为抗议资本家虐待女工、打击工会的行为，上海浦东日华纱厂爆发三千多人的联盟罢工。
此时的王会悟，刚刚生下女儿李心田一个多月，身体尚未恢复，但她依然代表女界联合会赶到现场，向女工们做演讲。
王会悟《对罢工女工人说的话》：“姐妹们，资本家用势力来压迫你们，你们只有用团结力去抵抗他。我相信你们这几天不得工做，没有饭吃，一定是受极大的痛苦，但你们要忍受这几天的困难，才能免除永久的苦痛。”
为了提高女工们觉悟，王会悟带领学员在工厂集中的叉袋角一带开办女工夜校，在教女工们识字的同时，向她们传播妇女解放的思想。不仅如此，她还和学员们一起走上街头开展宣传募捐，直到罢工赢得胜利！
傅红渠说，“妈妈去发动群众，完全放弃了她所谓大小姐的生活，她就觉得应该推翻这个黑暗的社会，建立新社会，要自由、民主、平等”。
上海平民女校的创办，为党培养妇女干部积累宝贵经验。从这里走出的学员，大部分都走上革命道路。她们有的在大革命时期英勇牺牲；有的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为党的情报事业做出突出贡献；有的经过女校磨炼，从原来的大小姐，变成坚强的女战士；有的由曾经的童养媳，成为追求解放、献身革命的女干部。而王会悟当年为妇女解放所做的一切，都被无声地融进这条幽静古朴的弄堂里……
这是王会悟刻骨铭心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她不仅孕育了自己与爱人的第一个孩子，还用理想和信念播撒下一颗颗革命的种子；她置身于中国革命风潮的中心，用热血和青春高举起妇女解放的旗帜！
这年夏天，王会悟和上海同志们迎来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经过慎重挑选，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的地点，就定在辅德里625号李达和王会悟寓所里。
1922年7月16日是中共二大开幕的日子。这天，王会悟安排好所有会务工作后，就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在寓所后门弄堂里佯裝乘凉，给大会放哨。
王会悟1960年2月书信：
“当时党给我的任务是服务工作和放哨工作。据我的回忆，他们就在前楼开的，也未正式布置什么会场，不过加几张凳子而已。并且他们持续不断地开，下楼吃饭的时候，也有在饭桌上讨论会务。”
看着代表们如此忘我地谋划着党的前途，王会悟满心欢喜。这次大会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还讨论通过第一部党章，明确阐释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然而，在大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李达没有被选入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此后上海平民女校工作，转由新当选中央宣传部长蔡和森和妇女部长向警予负责。离开中央机关的李达开始专心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王会悟也渐渐退出上海平民女校工作。
秋天本该是一个收获季节，可1922年秋天，王会悟却感到无比惆怅。因为中共二大闭幕后，不少年轻党员被派往莫斯科学习，党内大多数同志在事关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方面存有疑虑，而身为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又在8月间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数日，行动受到约束，党在上海的工作渐渐陷入低潮。尤其让王会悟痛心的是，曾经声震南北的《妇女声》报，因为缺少帮手，早在7月就不得已停刊，上海平民女校因为缺乏经费，也面临停办的危机。
就在王会悟和李达为上海革命形势感到失望的时候，一封远方的来信，重新点燃他们的热情。写这封信的，正是一年前来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长沙代表毛泽东。
十一月间，李达接到毛泽东来信，说他们在长沙组织了一所自修大学，要他去做学长。
李达看到创立自修大学的宣言，非常高兴，便向王会悟做工作，劝她到湖南去。
中共一大结束后，毛泽东一回到长沙，就与何叔衡、易礼容等湖南早期党员一起，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为了培养党员干部，他们利用长沙船山学社社址和经费，创办一所自修大学，引导学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组织学员参与湘赣粤等地的工人运动实践、领导工人罢工。善于学习和思考的毛泽东，一直渴望请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来自修大学主持教务，得知李达离开中央领导岗位的消息后，他马上提笔写信，向李达发出邀请。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追求和对中国革命的热忱，不仅让李达为之振奋，也深深打动王会悟的心。尽管已经习惯上海的生活，尽管长沙远离家乡，王会悟还是决定和丈夫一起去湖南，支持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
1922年冬，王会悟带着八个月大的女儿，跟随李达来到湖南长沙，受到自修大学学员们热烈欢迎。欣喜万分的毛泽东，立刻在长沙最有影响的《大公报》上登报欢迎，并用耐人寻味的措辞，招揽有识之士前来入学。不仅如此，他还把李达和王会悟一家三口，接到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边自己的居所里，与自己和家人同吃同住。 当时毛泽东是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妻子杨开慧是区委负责保管和传送秘密文件的机要员和交通员。这座位于长沙城外郊区的农家小院，就和当初李达、王会悟在上海辅德里寓所一样，既是毛泽东、杨开慧的家，也是党的秘密机关所在。
相同的理想、相似的经历，一下子拉近两对年轻夫妇的距离。赶上杨开慧两个月前刚刚生下她和毛泽东第一个孩子毛岸英，心灵手巧的王会悟，不仅热心地向这个年轻妈妈介绍育儿经验，还亲自动手给婴儿做衣服，很快就与毛泽东夫妇建立深厚感情。
经常在一起，杨开慧叫王会悟以“嫂子”称呼。
他们是对门对户，除了工作以外，还可以聊天，可以请教。王会悟后来回忆，有一次深更半夜，毛泽东来敲李达的门，为什么？有个问题想不通，敲李达的门。
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毛泽东孜孜不倦地与李达探讨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并和李达一起创办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杂志。王会悟也从毛泽东、杨开慧和自修大学学员们身上，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不甘赋闲在家的她，常常到离清水塘不远的自修大学，帮忙做些宣传出版工作，得知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缺少英文教员，她便主动请缨去学校任教。
王会悟在《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一文中回忆：“湖南的革命精神与上海迥异。自修大学中许多革命青年精神饱满、生活朴素，做着为工为农及宣传出版等各种革命事业，从清早到晚十二点，人人守制度，人人忙碌。这种情景使我感动之至，内心说：这才真正叫干无产阶级革命工作！”
《毛泽东与李达》作者唐春元说：毛泽东与李达王会悟相识是在“一大”上，相知是在清水塘。在“一大”上，他就知道王会悟，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开会的地方、住宿的地方，安排得井井有条，印象就很好。后来就是在清水塘这一段，他觉得王会悟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也是做得比较好，特别是革命热情，主动要求去担任教师，更加对王会悟留下很深刻印象，更加敬重她。
1923年4月，毛泽东奉命离开長沙到上海中共中央任职。与王会悟和李达在清水塘共处的五个月时光，成为彼此人生中一段珍贵回忆。
此后不久，李达因为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陈独秀意见不合，又对陈独秀家长制作风极为失望，且未能采取正确斗争方式解决二人意见分歧，愤而中断与陈独秀联系，是年秋，正式离开党组织。
1926年冬，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来到武昌筹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与正在武昌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的李达再度重逢。两家人欢聚一堂、共叙友情，李达更是欣然接受毛泽东邀请，到讲习所给来自全国十七个省的农民运动骨干讲授社会科学概论。
然而这次相聚，却笼罩在国共两党关系日益紧张的阴云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尽管李达早已脱离党组织，但因为他一直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撰写一本联系中国革命实际论述唯物史观的哲学著作《现代社会学》，在当时革命者中流传甚广、影响极大，国民党反动当局依然把他列为重点通缉对象。
在一片血雨腥风中，王会悟陪李达历尽艰险、几次侥幸躲过反动派搜捕，最后在友人许德珩资助下，于1927年冬潜回上海，蛰居在法租界一条偏僻的小弄堂里，靠着给商务印书馆做翻译维持生计。
此时的王会悟，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为了安全起见，夫妻俩一度让孩子们改姓王，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有一次为了躲避巡捕搜查，王会悟带着孩子们在上海大世界里待了整整一夜。
王会悟1985年回忆：“我们躲在大世界最顶层，第二天商家开门的时候，为了不引起怀疑，我先倒打一耙，假装要跟他们吵架。我说：你们关门的时候，我和我的小孩还在楼上，我们一整晚出不去，只能坐在地板上。”
在危险而艰苦的环境里，李达的胃病和眼疾越来越严重。王会悟不仅独自挑起照顾一家五口的重担，还承担对三个子女进行启蒙教育的责任。在她全力支持下，李达不仅得以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还于1928年冬与熊得山、邓初民等人一起创办昆仑书店，编译出版一系列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给处于低潮的中国革命注入新鲜空气。
随着昆仑书店名声渐大，李达在文化界声名鹊起，他的处境和立场也受到党的密切关注。1930年前后，李达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下，开始在上海法政学院和暨南大学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受到进步师生热烈欢迎。随着李达的社会活动日渐频繁，王会悟与上海各界进步人士也逐渐恢复联系。她充分利用各种人脉，做着有益于革命的事情，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为团结民主人士、保护进步青年发挥积极作用。
1931年1月17日，二十九名中共党员在上海东方旅社出席党的秘密会议时被警察抓捕，其中五人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青年作家。消息传开，上海文化界为之震动。王会悟闻讯后，更是焦急万分。因为在五名被捕左联作家中，有一位是青年女作家丁玲新婚一年的丈夫胡也频，而丁玲就是当年上海平民女校学员蒋冰之。
丁玲回忆：“天黑了，屋外开始刮起风来了。房子里的电灯亮了，可是却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我不能呆下去，又怕跑出去，我的神经紧张极了，我把一切想象都往好处想，一切好情况都又不能镇静下我的心。”
此时的丁玲，刚刚生下儿子两个多月，身体十分虚弱。就在她忧心忡忡、彷徨无助的时候，王会悟和李达赶到她租住的寓所，把她和孩子接到自己家里。
在丁玲为营救丈夫胡也频四处奔走的半个多月里，王会悟一直悉心地替她照料着嗷嗷待哺的婴儿。胡也频牺牲后，她和李达更是像亲人一样，时刻陪在丁玲身边，鼓励她化悲痛为力量，用手中的笔与敌人战斗。
丁玲秘书王增如说：“在偌大的上海，只有李达王会悟是我唯一的亲人，丁玲经常这么说。因为丁玲曾经在李达、王会悟负责的平民女校上过学，王会悟是她最忠实又最爱护她的读者。在那种白色恐怖那么严重的情况下，人家好多人躲都来不及，他们两人把她邀到家住，感觉到他们是一种可以生死相托的朋友。”
在王会悟夫妇关怀下，丁玲捱过人生中最悲伤的一段时光。重新振作起来的她，在潘汉年、冯雪峰等中共地下党领导引领下，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1932年3月，丁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担任领导左联的党团书记。为防不测，她把自己珍藏的私人物品，连同珍贵的书稿一起，托付给王会悟保管。
王增如说：“有瞿秋白的信和胡也频的照片、冯达的照片，有给冯雪峰的情书，有《莎菲女士日记》原稿，还有一些没写完没发表的小说稿，她放在一个小箱子里交给王会悟。我觉得只有能够托生死的，才把这些珍贵的东西托付给他们。”
就在王会悟和李达不遗余力保护丁玲的同时，他们自身也处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中。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1931年前后发动对革命文化围剿，不仅颁布《出版法》，对出版物进行严格审查，而且肆意封闭进步书店，捣毁文化机关，逮捕和暗杀革命文化工作者。王会悟李达寓所也曾被法国巡捕搜查，李达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还遭到一次特务的毒打。
李达到上海暨南大学给进步学生做形势报告，特务事先得到这个消息，结果暴徒把他的右臂、右锁骨都打断，住院七个星期。
1932年2月学校搬家，以这个为借口把李达解聘了。
面对反动派威胁和迫害，王会悟表现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冷静和坚强。她顶着经济和精神上双重压力，全心全意照顾受伤的李达。
《李达传记》作者宋镜明教授回忆：“在生活上关照他，在精神上鼓励他。虽然出院了，可这个右手还是不灵活啊。就鼓励他，她就拿一根竹竿，每天这样（撑竹竿）。只要这样坚持锻炼，持之以恒，你肯定会锻炼得跟以前一样，你还可以继续写书，还可以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真理。”
王会悟精心照料，李达伤势很快康复。为了支持丈夫继续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王会悟机智地化名王啸鸥，在上海注册一家笔耕堂书店，采取当年人民出版社挂名出版形式，躲过国民党审查，秘密出版李达编译和撰写的哲学著作。
宋镜明说：这个笔耕堂书店实际上就在她家里，为什么叫“王啸鸥”呢？“王”，王会悟的意思，“鸥”是相对于“鹤鸣”来讲的。王会悟、李鹤鸣两个就要共同为革命理论书籍的出版来呼啸，为马克思主义鼓与呼。
为摆脱国民党特务监视，李达伤愈后不久，从上海转移到北平任教。王会悟为吸引特务视线，独自带着三个孩子暂时留在上海。
1933年5月，正当李达在北平站稳脚跟，准备把王会悟母子接到北平的时候，上海突然传出丁玲与《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的消息。心急如焚的王会悟不顾个人安危，立刻投入营救丁玲的行动。
王增如说：“丁玲被捕以后，共产党这方面特别着急想营救她，但是又不能公开出面，所以经常在王会悟家商量怎么救丁玲。那时候有一个‘丁潘营救委员会’，都是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后来决定由王会悟写信给沈从文，然后让沈从文陪着丁玲母亲上南京政府去要人。”
为了营造社会舆论、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丁玲，王会悟把当年丁玲托付给她的书稿，交给当时左联负责人公开发表。在尝试各种营救措施依然无果情况下，她又假借不同朋友的名义，给丁玲母亲发电报，安抚老人情绪。多年以后，这件事情一直被丁玲感念在心，并写进她的创作提纲里。
1936年5月，被软禁三年的丁玲，终于等到可以出来活动的机会。她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最信任的师友王会悟夫妇，并千方百计从南京赶到北平，找到他们位于复兴门内宗帽胡同的家。
此时的王会悟除了协助李达出版哲学著作外，还在中国大学担任会计兼女生训导处主任。尽管当时丁玲还处在特务监视之下，而且周围舆论对她仍有诸多怀疑，王会悟却张开热情的双臂，拥抱这个饱受委屈和磨难的学生。当了解到丁玲迫切想去蘇区的愿望后，她又积极地通过中国大学教授曹靖华，帮助丁玲恢复与党组织的联系。
王增如说：“丁玲为什么对王会悟感情这么深，她觉得就是在南京被软禁那三年的时候，她获得第二次生命，再次找到党，是王会悟给她引的线。所以她说，这份感情我一辈子都不能忘。”
就在王会悟帮助丁玲寻找去往延安途径时，两千里外的延安，一位老朋友正在打听她和李达的消息。这位好友就是刚刚带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毛泽东。
历尽艰辛到达延安的毛泽东，刚刚读到几本笔耕堂书店出版的哲学著作，其中李达与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尤其令他受益。
《毛泽东与李达》作者唐春元说，这本书当中密密麻麻的（批注），有的字数超过它本身的字数，说明毛泽东在哲学上受李达影响也是很深的。而且这本书出版与王会悟也有很大关系，如果没有王会悟，可以说难以出版，因为出版发行也是她，王啸鸥。另外，李达正好是在上海被打了以后，身体还没有复原，在这种情况下写这本书，一些事务性工作，抄抄写写工作，肯定是王会悟给他完成。
感慨于王会悟和李达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毛泽东分外牵挂这对久违的老朋友，他当即给在上海从事工会工作的老友易礼容写信，询问夫妇二人下落。
毛泽东1936年8月书信：
“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联系通信更好。”
毛泽东的问候辗转传到北平，令李达王会悟夫妇十分感动。1937年5月，李达哲学新著《社会学大纲》出版后，夫妻俩第一时间就想方设法把书寄往延安。
可王会悟没想到，就在他们把书寄走一个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而李达因回乡探望病重的父亲，刚刚离开北平！
正当王会悟和李达的学生一起，把刚刚出版的《社会学大纲》埋在自家院子里、准备带着三个孩子逃离时，北平沦陷了！
战火纷飞下，王会悟带着孩子们逃离险境，山河破碎中，她和家人倍受磨难。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南郊外卢沟桥附近挑起事端，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消息传出，举国震惊。家住北平复兴门内宗帽胡同的王会悟，内心更是焦急万分。因为自己的家就在北平城西边、离卢沟桥只有十五公里，而李达刚刚回湖南老家探望病重的父亲、此时不在北平！眼下，除了三个孩子的安危需要她独自照顾，还有一批李达的哲学新著《社会学大纲》刚刚出版、需要她妥善处理。
危急时刻，王会悟并没有惊慌失措。她一面托人弄离京车票，一面找来李达学生一起处理家中进步书籍。
可就在她把一切收拾停当、准备带着孩子们离开的时候，北平沦陷了。
王会悟儿子、92岁的李心天回忆：“印象比较深的，日本人的飞机在天空中转，我们就知道了，知道日本人来侵略我们了。”
王会悟小女儿李心怡回忆：“我们就准备要走了，什么都弄好了。记得当中寄来一次《社会学大纲》，是上海寄来的，我们就在原来住的那个地方，挖一个深坑埋起来，把爸爸好多书都埋好。就在那个时候，准备走的头一天，日本人闯进我家。”
先是搜了她的家，王会悟被打了巴掌，一定要她交出李达来。
李心天那个时候已经十来岁，三个孩子躲在角落里发抖。
他回忆：“日本兵一走，我到门口，因为我们住的（宗帽）三条，独户独家，门口人挤满了，围着了，就是因为抄了我们家，把我母亲抓去了。”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王会悟表现得十分镇定。在确定李达不在北平后，敌人只好释放她。
几天后，王会悟在友人帮助下，摆脱日本宪兵监视，借着京剧名家马连良去天津演出机会，带着三个孩子逃离北平，踏上流亡之路。这一年，她三十九岁。在北平辛苦经营四年的家园，转瞬间又只剩下几件随身颠簸的行李。
一路上，母子四人随着逃难的人群走走停停，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经过一个多月辗转，终于到达李达家乡湖南零陵，与正在家中服丧的李达重逢。
这是一家五口第二次回到李达家乡，上一次在这里团聚，是一年前李达父亲八十大寿时。昔日的喜庆和热闹犹在眼前，如今却山河破碎、物是人非。尽管这里位于湖南与广西交界处，是永州地区最偏远地方，他们所在村庄更是四面环山、交通闭塞，是绝好的避难地，可王会悟却不想在这里荒废孩子们学业。
1938年2月，李达接到前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邀请，到桂林广西大学任教，王会悟毅然带着三个孩子一同前往。这年冬天，因主张抗日受到蒋介石排挤的冯玉祥将军，特邀李达去重庆研究讲学。为了丈夫安心赴任，也为了一家人免受分离之苦，王会悟又带着孩子们跟随李达出发了。
可这次长途跋涉却让他们付出无比沉痛的代价。由于桂林到重庆道路崎岖不平、异常颠簸，卡车盘桓在阴冷潮湿的大西南山中，大女儿李心田突发急病、高烧不退，等抵达贵阳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
不知道是伤寒，还是结核性脑膜炎。李心天回忆：“没有医治，就死了，发高烧死了。”
王会悟儿媳、89岁的余国膺说：“姐姐的去世给这个家庭一个重大的打击，爸爸最喜欢姐姐。”
李心天回忆，“我姐姐放在第一位，我第二位，我妹妹第三位，最受优待是我姐姐”。
这是王会悟一生都无法平复的伤痛。在三个孩子中，大女儿李心田一直是她和李达的最爱。当年，李达对这个孩子的降临欣喜若狂，别出心裁地给她取了一个乳名叫“点儿”，寓意夫妻二人之间多了一点爱情的结晶，并把她视为掌上明珠。而对于王会悟来说，她于这个女儿除了这份天然的感情之外，还有一份深深的歉疚。
早在王會悟怀孕的时候，孩子就在肚子里陪着妈妈，为进步书报编辑出版和平民女校创办四处奔走、日夜操劳。孩子出生才三个月、还在襁褓中，王会悟就抱着她在辅德里家门口给中共二大放哨。到了孩子牙牙学语、蹒跚学步时，夫妻俩又带着她离开生活相对优越的上海，到长沙清水塘边住农舍、吃粗粮、与革命同志一起艰苦奋斗。大革命失败后，一家人被迫蛰居上海，孩子更是跟着父母东躲西藏，小小年纪就饱尝隐姓埋名、担惊受怕的滋味。可就是在这样艰苦恶劣的环境里，小姑娘却像当年的王会悟一样迎霜生长、傲雪绽放。她勤奋好学，还常常帮母亲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每当家里有特殊的客人出入，她总会机灵地学着母亲的样子去门口望风。跌宕起伏的岁月里，这个乖巧懂事的女儿不仅是王会悟心灵的慰藉，更是她理想的寄托！然而，就是这个陪伴她和李达走过峥嵘岁月、令他们无比骄傲的孩子，却在十七岁的花样年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怎能不令父母心碎啊！
王会悟《哭点儿》：
“十七年来我用心血浇灌着你，为的是要看见你开放这美丽的花朵。然而，当你向妈说出最后告别的时候，我却坚决地说：不，点儿，我不答允！
“你在妈心坎上刊了一道深痕，我漆黑了，我糊模了，我昏迷过去了……”
爱女的突然离世，深深刺痛着王会悟的心。为了不让剩下的一双儿女再受颠沛之苦，她决定改变之前的计划，让李达一人赴重庆讲学，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留在相对安定的贵阳。
此时的贵阳城里到处是各地流亡来的民众，陡然激增的人口不仅使当地物资供应出现困难，住房更是十分紧张。就在王会悟刚刚找到稳定的租房、正四处打听可以让孩子们上学的地方时，灾难再次降临。 1939年2月4日，贵阳遭遇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次轰炸。十八架日军飞机在贵阳市中心大十字、中华南路和金井街一带，疯狂投下一百二十余枚炸弹和燃烧弹，造成两千多人伤亡、一千三百多幢房屋被毁、两万多人无家可归。
虽然王会悟租住的北门一带没有遭到直接轰炸、一家人幸免于难，但绵延的大火却将半个贵阳城化为灰烬，市区各大中小学校和西迁而来的高校，纷纷迁往贵阳郊区县城，王会悟也只好带着一双儿女，跟着逃难的人群，向郊区的花溪转移。
位于贵阳西南郊外十余公里的贵筑县花溪镇，是贵阳地区颇负盛名的风景区。一条花溪河自西向东蜿蜒流过镇中，两岸群山环绕、风光秀丽，犹如一处世外桃源，在抗战时期，成为无数颠沛流离的民众理想的避难地。
然而初到花溪，王会悟却没有心情欣赏这里的风景。自从全国抗战爆发后，孩子们学业已经中断一年半。眼看春季招生就要开始，尽快给一双儿女找到理想的学校入学，是她最为关切的问题。
“巍巍大将山下，清清花溪河旁，清华校园书声朗朗，春催桃李争艳斗芳……”这是《清华中学校歌》。坐落在花溪河边的清华中学，是一所诞生在抗战硝烟中的学校。1938年5月，八位流亡的清华大学学子，抱着“教育救国”思想，在贵州省财政厅长、原清华学堂老校长周贻春鼎力支持下，创办贵阳私立清华中学。最初，学校就办在贵阳市区中华北路铜像台附近复圣祠内。日军二四轰炸后，全体师生紧急从贵阳转移到花溪，借用花溪河边几间油炸坊做教室，一边抓紧招生复校，一边在大将山脚下开荒建设校园。
学校提倡清华精神，提出“诚实、爱国、自立、合群”要求。为保证教学质量，每个班的学生以二十五人為原则，入学考试严格。
早在日军二四轰炸前，王会悟就在贵阳城里听说过这所学校，对清华学子们教育救国的赤诚之心钦佩不已。如今亲眼目睹师生们自强不息、开荒建校，她更对这所学校充满信心。
1939年春，十五岁的李心天在母亲鼓励下，考入清华中学高一年级。比他小两岁的妹妹李心怡，也入读搬迁到附近石头村的贵阳女中初中部。
此时，李达已只身一人去往重庆，为冯玉祥主持研究室的工作。王会悟就在靠近清华中学的花溪大桥旁，租了一座一楼一底的小木屋，在艰苦却不乏生机的环境里，开始新的生活。
王会悟1978年6月书信：
“李老师嘱我咬紧牙关，吃苦三年，我们一定会胜利！爸爸亲自来接妻儿女。”
春去秋来，师生们共同努力，清华中学焕发出勃勃生机。学校建成教学楼和运动场，建立一系列严格教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培养制度。
学校培养学生的荣誉感、自尊心和集体观念，考试时教师不监考，学生以作弊为可耻。不放假的周末必有露营、壁报比赛、歌咏比赛、话剧表演等多种多样的集体活动。每天下午四点后，学生必须到户外活动至少一小时。全校师生都必须会游泳，游泳不及格不得毕业。
看着孩子们在老师教导下个个上进好学、生龙活虎，王会悟心里有说不出的欢喜。平日里，她常常去学校跟教员们聊天。教员们只知道这位气质优雅、谈吐不凡的学生家长，是北平大学大名鼎鼎的哲学教授李达的夫人，对她过去的经历并不知情。
在这群来自沦陷区的热血青年眼里，热情、知性的王会悟是一位善解人意的老大姐、热心好客的好邻居，大家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找她倾诉。
在饱经离难、背井离乡的岁月里，王会悟这座小木屋，不知承载了五湖四海的青年教员们多少欢笑与乡愁。除了清华中学教员，当年王会悟家里还有几位经常来往的客人，她们都是附近贵阳女子中学的学生。
孟昭方在《王会悟在花溪》一文中回忆：那时我是高一学生，经同班同学罗镜心介绍认识伯母。她住在花溪大桥旁边木屋楼上，房门口贴着“遵医嘱，禁止会客”。我问她患什么病？她说“高血压”。我是例外，一星期要跑她家好几次。后来才知道，那是为了尽量不与外界接触而隐蔽起来。
为什么让清华中学教员和家属倍感温馨的小木屋，在贵阳女中学生记忆里却显得如此神秘？这些十六七岁的少女，究竟与王会悟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频繁进出王会悟的家？
原来，当时的花溪作为贵阳第一疏散区，汇集众多西南后方大中学校，看似一派民主的氛围，实际却弥漫着紧张的空气。一方面，许多进步的青年师生经历惨绝人寰的二四轰炸，对日本帝国主义充满仇恨、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另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这些学校和进步师生的控制。早在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就制定一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特别委派贵州籍官员黄宇人前来贵州加强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强制各大中学校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与亲共力量形成针锋相对之势，以此干扰和破坏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在抗战初期就建立中共地下党支部的省立贵阳女子中学，就是他们防控的一个重点。
为争夺学生自治会、控制学校主导权，三青团对进步师生采取跟踪、搜查、抓捕等手段严密监控，整个贵阳女中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孟昭方回忆：在校公开看进步书籍是不可能的，我和几位同学都是清晨到宿舍后面的松林里躲着看。我和同学们订的杂志，封皮都被撕破了，那是教官检查撕坏的。记得我曾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藏在枕头下，不料也被教官偷偷地搜索了，书被没收，我还挨了一顿训斥。
贵阳女中在花溪的处境，被常来学校探望女儿的王会悟看在眼里。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她，深知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复杂性，也颇为那些向往革命却缺乏斗争经验的孩子们担忧。为了不引起国民党反动派注意，平日里，她除了以家长身份来往于两所学校，其余时间都称病在家、深居简出，暗中却常以款待女儿同学名义，把一些进步学生请到家里，给她们介绍马列主义，传授斗争经验。 孟昭方回忆：她经常借书给我看，与我讨论问题。记得那时《读书月报》连续刊登李达写的《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原因》，她激动地与我交谈、讨论，这时我才知道，她便是李达夫人。
在王会悟教导下，孟昭方对马列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花溪河边的小木屋，不仅成了她和几个进步同学的校外课堂，也是她们在白色恐怖下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就在王会悟冒着风险培养这群女中学生的时候，她和孩子正处在困境当中。自从与丈夫李达分开后，她就独自一人抚养着一双儿女。1939年9月，李达结束给冯玉祥的讲学，离开重庆，准备返回桂林、再去广西大学任教。途径贵阳，他曾在花溪逗留一段时间，并把冯玉祥将军送给他的一笔钱款留给王会悟母子。靠着这笔钱款，母子三人省吃俭用、艰难度日，眼看一年过去、所有积蓄就要用完，孩子们也面临辍学危机。
“我们家的牛奶锅，只有（煮）一袋牛奶刚合适，两袋牛奶就容易噗出来。所以妈妈就讲，你现在煮牛奶还嫌太小，那个时候我们一家三口，一顿饭就拿这个锅来煮。最先吃的是心天，第二个吃的（是）妹妹，吃剩的才是妈妈吃。”儿媳余国膺回忆。
情急之下，王会悟想到把小木屋分租给别人，以此来补贴家用。可自己经常在家里从事进步活动，万一被租客知道透露出去，势必会引来国民党反动派阻挠。
正在王会悟为招租事情发愁的时候，清华中学来了一位年轻英俊的美術教员，引起她的关注。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大学的周吉士原本在苏州女师附小教美术，全国抗战爆发后，因为不愿在沦陷区做亡国奴，而跟随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来到贵阳，被分配在黔西县中学任教。他曾在黔西县街头举办抗日漫画展，因为与学校的进步教师交往密切、又拒绝加入三青团，被黔西县党部视为赤色分子驱逐出境，1940年暑假经同窗好友介绍、来到花溪清华中学任教。
当时清华中学在建校初期，教员们都租住在校外农民房里，条件十分艰苦。头脑灵活的周吉士在教学之余，与朋友合开一家青年用品社，经营书刊杂志、学习用品和一些自制美术工艺品，以此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经过考察，王会悟对这位思想进步又颇有才华的青年十分欣赏。她主动到学校邀请周吉士，动员他把青年用品社开到自己租住的小木屋楼下。得知周吉士爱人杨永珍，因为反抗封建家庭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来到花溪，王会悟更是在各方面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夫妻俩操办婚事，热心地帮年轻的杨永珍照料孩子。
93岁的杨永珍回忆：“我们开店在楼下，她住在楼上，经常得到她的帮助。帮我们操办婚事，请了好几桌客人。我生小孩，她帮我烧饭、洗尿布。好人，好人，好人。”
周吉士儿子周国鼎回忆：“家里父母亲都反对，一个邻居这么支持，又帮着他们办喜酒，能不感激吗？在我母亲发病之前，她写了几句：王会悟，大好人，她的恩情我不能忘。那时候九十多了，还念念不忘。”
时光荏苒，转眼王会悟带着一双儿女在花溪度过三个春秋。清华中学在各地校友支持下，校园建设初具规模，师资力量不断壮大，成了西南后方声名远播的一所学校，甚至有不少远在南洋的华侨子弟慕名前来上学。
1942年春，十八岁的李心天以贵州学区第一名成绩，考入战时西迁到贵阳郊区的湘雅医学院，后经多年刻苦攻读和潜心钻研，进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成为我国从事神经医学和心理学跨学科研究的专家，被视为中国医学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奠基人之一。高中三年在清华中学养成的良好习惯和意志品质，为他日后从事专业学习和研究打下坚实基础，而正是母亲王会悟当年在花溪的选择和坚守，成就他的一生。
然而就在李心天高中毕业没多久，清华中学教员们却发现，他们常去的小木屋楼上总是大门紧锁，热心的好邻居王会悟，突然间淡出街坊邻里的视线。一向深居简出的王会悟去了哪里？搬走了吗？
其实，当时王会悟并没有离开花溪，而是去完成一项特殊使命。在今天贵阳市花溪区档案馆里保存的花溪民国档案中，有一本卷宗真实记录了她当年的行踪。
全国抗战爆发后，不少西迁的教会学校和沦陷区民众转移到贵州，其中不乏教师、医生、商人等社会精英人士。他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团结起来，充分利用自身能力，积极借助国际力量，建立学校、机关、医院、诊所等慈善机构，广泛参与抗日救亡活动，为战时贵州社会稳定和发展发挥特殊作用。
曾经在教会学校上过学、又懂英文的王会悟，于是想到利用教会，把花溪的社会精英人士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教会有场地有资金，她可以整合师生、社会各界力量，来为难民服务，解决他们一些具体困难。
花溪居民、82岁的郑培光回忆：“贫苦的群众，她相当支持。当时我们家很贫穷，我记得我们有个哥生病，拿了点药来了。”
除了利用教会组织募集物资、救济贫困百姓和学生，王会悟还带领青年教友，从花溪几所大中小学校挑选学生、排演节目，借助教会活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当时花溪公园有一个涵碧厅，是一个休闲的地方，租用那个地方演抗日歌曲，郑培光记得有《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
“还有就是发一些传单，就是要去打鬼子的传单，还搞些慈善捐款的那种会。”贵阳花溪区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黄依莉说。
郑培光回忆：“当时的老百姓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东西，都喜欢参加，周边的群众、小孩都去参加，那个场地坐满以后，旁边的过道都站满了。” 在王会悟精心组织下，花溪抗日救亡的思想很快深入到贵筑县各个阶层。1943年6月，贵筑县预备成立全县的妇女指导委员会，王会悟受县政府邀请，以发起人身份，参与妇委会各项筹备工作。
黄依莉说：妇女委员会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开展抗日宣传、救国募捐、难民帮扶，还有对妇女指导。当时发起人都是贵大的教师、贵大的学生、县长夫人这类，她应该是在花溪妇女界非常有影响，要不不会想到她。
1944年，在太平洋战场连连失利的日军为扭转战局，向我国豫湘桂地区发动疯狂攻势，秋天相继攻陷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后，又沿黔桂铁路直逼贵州，并于12月2日攻占距离贵阳不到两百公里的独山县。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寇，集中在贵阳的高校、机关和难民纷纷紧急向重庆转移。
危难时刻，王会悟意外地接到一封来自重庆的电报。
1944年黔南事变，毛润芝给她拍来电报，寄来路费，要她到重庆。
原来，正在陕北的毛泽东辗转知道王会悟母子下落，十分关切她们的安危，特意把自己的稿费委托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转寄过来，资助她们脱离险境。
毛泽东的汇款犹如雪中送炭，解了王会悟燃眉之急。她即刻带着女儿李心怡离别她们居住六年的花溪，动身前往重庆。
临行前，她把自己仅有的一本《社会学大纲》送给已经考入贵州大学的孟昭方。以后，孟昭方在大学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一直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并和当年贵阳女中几个同学，始终与王会悟保持着联系。
孟昭方说：“在我的心目中，她是一位革命的长辈，是我生活道路的指引人，我永远敬重她。”
1944年底，王会悟和十八岁的女儿李心怡跟随逃难的人群撤离至重庆。在重庆，她加入中华妇女节制会，并担任华西区重庆分会常务理事，与重庆妇女界代表一起，积极投身到各种声援抗战的民主活动中。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终于迎来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了避免内战、和平建国，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张治中陪同下，于8月28日，从中共中央驻地延安乘专机抵达重庆，与蒋介石统治的国民政府进行停战谈判，受到重庆各界热烈欢迎。
在紧张繁忙的公务活动中，毛泽东依然惦记着李达王会悟夫妇。自从1927年武汉一别，毛泽东走上领导工农红军武装斗争的道路，而王会悟一直伴随李达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出版工作。彼此音断天涯长达十年，好不容易在八年前恢复联系，又被一场旷日持久的戰争中断音讯。
在陕甘宁边区坚持抗战的岁月里，毛泽东常常怀念当年在家乡湖南一起开展革命工作的老朋友。尤其是在他思考中国抗战形势、撰写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文章时，经常要翻看和研究笔耕堂书店出版的几本哲学著作。每当想起当年与李达王会悟夫妇在清水塘朝夕相处的日子，他的心头就格外牵挂这对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传播真理的革命伉俪。
早在半年前，毛泽东就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得知王会悟在重庆的消息。这次来重庆谈判，他再三关照身边工作人员，一定要想办法安排与这位故人见上一面。
得知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前来重庆谈判的消息，王会悟激动万分，当年在清水塘一起并肩作战、同甘共苦的老朋友，这次在重庆有机会相见、共叙离别之情吗？
9月5日这一天，是毛泽东接见中国妇女联谊会代表的日子。有幸参加见面会的王会悟在会后受到毛泽东单独接见。“毛主席专门提出要她留下来。当时到重庆也是危险的，他的安保工作也是做得比较紧，不仅是共产党八路军给他做保安，而且当时的张治中专门派了一个警卫营在那里。所以毛泽东不提出来，她肯定见不到面。”《毛泽东与李达》作者唐春元说。
这是一场相隔十八年的重逢。十八年来，他们一个投笔从戎、领导中国工农武装斗争，一个坚持协助丈夫在白色恐怖下传播马列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在残酷斗争中，毛泽东五位亲人先后为革命献出生命，王会悟也在八年战乱中失去五位至亲。
当毛泽东问及当年在清水塘见到的“点儿”时，王会悟禁不住失声痛哭。六年来，她无时无刻不在痛惜这个心爱的女儿。可国难当头，无数母亲把自己孩子送上前线、为民族抗战做出伟大牺牲，她没有理由沉浸在个人的悲伤中，只有把对女儿的怀念，寄托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行动里。
王会悟《哭点儿》：
“点儿呀，妈怀念你。
“我参加了妇女工作队，我担任了伤兵救护、出征家属查调及慰劳，我走遍了湘桂黔各地战区及后方乡村。我做工日继夜，我疲劳不敢休息，我饥饿无暇进食，直至我的血压高到两百，终请准假日得以休息。
“点儿，妈为你留下的三个广柑，霉了，烂了，还不见你回来。
“妈等待你回来，默默地向着嘉陵江等待你回来！”
1946年秋，随着西迁的学校、机构陆续回迁，女儿李心怡考入金陵女子大学，四十八岁的王会悟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
多年颠沛流离和艰苦生活，使她的健康状况堪忧。可当看到家乡至今连一个妇女组织都没有、身边姐妹依然像过去一样被束缚在家庭里，她如坐针毡，根本无法安心在家休养。她一面积极联络镇上进步教师，指导青年编印传播进步思想的《乌青学报》，一面发动镇上几个知识女性一起，挨家挨户上门，动员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活动，并在《桐乡民报》开辟专刊，传达妇女声音，呼吁妇女解放。
“我们要迎头赶上，做一个时代的妇女。我们要求知，我们要弃旧迎新，我们要服务社会。勇敢地站起来，唤醒更多的姊妹们，追随世界妇女获和平自由、走向‘天下一家’！”王会悟在《我们该如何纪念三八妇女节》一文中写道。 这天，王会悟踏着轻盈的脚步，又一次来到立志小学对岸的河边。当年那个为争取女子独立而离开家乡的少女，不仅带着她寻到的真理回来了，而且还以自己三十年带血的脚印，赋予这份真理更加闪亮的光芒。如今，她要用这思想的光，温暖和启迪家乡的姐妹。而随着解放的声音越来越近，她的内心也越来越亮堂起来。
1949年5月，桐乡和平解放。正忙着组织妇女姐妹迎接解放的王会悟，突然接到一封北平来信。当她展开信纸，看到那熟悉的字体、亲切的称呼时，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是久别的丈夫李达写给她的家书：
“润之兄已经晤谈过，他要我赶快写信催你来平，其他许多老友也这样主张。”
自从1939年9月花溪一别，丈夫李达就再也没有与她相见。后来她才得知，当年李达匆匆赶到桂林时，却因广西大学校长白鹏飞被国民党当局撤职而遭到解聘。身无分文的李达先是流落街头摆摊度日，后回零陵老家专心著书，贫病交加中，与照顾他的一位同村女子又组建了一个家庭。
尽管如此，王会悟却并没有心生怨恨。她知道，在分离的岁月里，李达一直受到国民党当局监视和迫害，生活极其潦倒。尤其是1944年零陵沦陷后，为了避免日本人骚扰，他甚至带领全村四十余口人躲进深山一年多时间，历经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能够经受生死的考验活下来，王会悟已经心怀感恩。何况，他们之间的情感早已超越普通的夫妻之情。
回望自己走过的人生，王会悟问心无愧、无怨无悔。虽然生逢乱世，但她从未放弃对理想和信仰的追求。作为一个青年，她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妇女工作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作为一个妻子，她不畏艰险、矢志不渝，协助丈夫传播马列主义的真理；作为一个母亲，她含辛茹苦、竭尽全力，培养儿女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作为一个女性，她不仅努力实现自身的独立、解放，还坚持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帮助他人、奉献社会。正如毛泽东对她的评价所言，她，是真正的人！
1949年6月，王會悟离开乌镇前往北平。
1949年9月，李达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由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张庆孚作为历史证明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中共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王会悟在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任职。她晚年不顾身体多病，积极配合党史研究部门，留下不少与中共一大、二大和早期妇女运动有关的回忆材料，为中共党史和妇女运动史的研究以及南湖红船的仿制提供宝贵参考。
“我是在嘉兴读过书的，我想还是到嘉兴租一条船（开会），嘉兴至少有熟人，嘉兴至少有朋友。假如真的遇到危险么，还可以找嘉兴几个人，嘉兴几个有名望的社会贤达，把他们叫拢来（帮忙）。
“就是这条船，他们开会的人就在（船舱）里面，（舱里面）两边可以走路的，我坐在船头。里面一张开会的桌子，桌子上面一副麻将牌，是我预备的，给他们一副麻将牌摆好。他们（在里面）开会，假如有人来，我马上要敲敲舱门了。敲敲门，你们马上要停止（开会），马上拿出那副牌来，哗啦哗啦地搓麻将，好像里面在搓麻将，保护他们开会的人。”
这是1991年王会悟接受采访时留下的回忆。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96岁。
（作者系嘉兴广电集团总编室副主任、纪录片《王会悟》总导演，文中照片由作者段欣收集提供。封面图片和文中海报由“海浪平面设计”提供。）
责任编辑 华南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接防北平城一个多月后，坐落在西郊城外香山南麓的双清别墅，悄然迎来一位特殊客人，他就是率领中共中央刚刚从西柏坡迁到北平的毛泽东。
在中国革命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一切条件都已成熟，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一面密切关注千里之外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一面频繁会见各界民主人士、谋划建国大业。
这天傍晚，一位从南方远道而来的故人，被毛泽东专门派车从北京饭店接到双清别墅。两位多年不见的老友推心置腹、彻夜长谈。在回忆峥嵘岁月、共叙昔日友情时，毛泽东特别问起这位老友的夫人，并再三嘱咐老友，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尽快将她接到北平。
这个与毛泽东香山夜谈的老友是谁？他们夫妇和毛泽东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情谊？为什么一个开国领袖在日理万机的时候，还对他们如此挂怀？
到更广阔天地寻找志同道合朋友
1921年7月，暑期刚刚开始。位于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上一所女子学校，突然来了两位陌生男子。其中一位年纪稍长，留着八字胡，另一位年轻俊朗，身材高大。
此时上海，不仅空气湿热难忍，整个城市也压抑着某种不安气氛。由于近期接到几份有关共产国际派人到上海煽动革命的密报，负责管辖租界的上海工部局，已经通知中国警察界和租界各捕房加强监视，密切注意两名外国赤色分子行动，租界上下到处布满密探的眼睛。如果不是事先有一位年轻女子在学校里接应，两个陌生人到来，势必招来怀疑目光。
在随后的半个多月里，这所女子学校又陆续住进几名陌生男子。他们自称是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成员，却并不结伴外出游玩，有时甚至呆在学校里，一整天都不出门。
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回忆：楼下女学校，因为暑期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了熟人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房子里去，如果没有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这些神秘的临时寓客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到上海究竟有什么目的？那位在暗中关照他们的“熟人”又是谁？
多年以后，历史学家们才通过几个为数不多的知情人措辞隐晦的日记、文章和信件，以及少数当事人零星回忆，渐渐了解事情原委。
那个较早来到女校的高个子青年，就是时年二十八岁的毛泽东，与他同来的那位长者，是他在湖南的革命挚友何叔衡。其他几位寓客分别来自北京、济南、武汉、广州和日本，此行来上海的目的，是代表各地五十多名党员，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武汉代表陈潭秋在回忆中所说的这位“熟人”，就是事先在学校接应他们的那位年轻女子，也是专门负责这次会议接待和安全警卫的人，她的名字叫王会悟。
当时上海租界监视严密、危机四伏。之前被工部局通报的两名外国赤色分子，正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这么多外地来的陌生面孔，集中在一个学校落脚、议事，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密探一网打尽。
可为什么如此重要而危险的会议，接待和安保任务竟会落在一个年轻女子肩上？这个身形娇小、外貌清秀的女子，究竟有何过人之处？她，又来自何方？
在江浙两省三府交界处有一个鱼米之乡。一条市河横贯南北，将这里一分为二，河西叫乌镇，河东叫青镇。解放前，乌镇属湖州府乌程县，青镇属嘉兴府桐乡县，但外地人习惯将两地统称为“乌镇”。
1898年7月8日，青镇中市大街上三代教书的王家私塾里，诞生一个女婴，身为秀才的王彦臣，给女儿取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名字叫会悟。
王会悟在1978年6月书信中说到童年的记忆：乌青镇是两省三县（府）交界的地区，商业一向发达。有许多书生，受了戊戌政变影响，都觉悟提高。但乌青两镇的书生们在思想上也明争暗斗甚利害。乌镇的秀才们叫“书爷”，较保守，青镇的秀才们多看新出版书物，早接触新思想，这是当年小地方村镇上知识分子的现象。
由于家住河东、常与镇上维新人士一起谈论时事，父亲王彦臣思想比较开明。这个以教学严谨闻名远近的私塾先生，娶了镇上一位长于刺绣的平民女子，共生育九个子女。存活的五个子女，会悟排行第三，因为出生时正值戊戌变法且自幼聪明好学，而深得父亲喜爱。
得益于维新思想对父亲的影响，幼小的会悟不仅幸运地摆脱缠足命运，而且五岁就得以在父亲私塾里，跟众多男孩子一起念书识字。当时同窗中，有一个与她自幼相熟的伙伴，是父亲好友沈永锡的儿子沈德鸿。这个比她大两岁的男孩，就是后来著名的革命文学家茅盾。
王家与沈家之所以来往密切，还有一层特殊姻亲关系。王家两代嫁入沈家，会悟姑婆是茅盾曾祖母，而她的姑姑又嫁给茅盾的四叔祖。按辈分，会悟是茅盾表姑母，但因为年纪相仿，加之父辈又志同道合、交往甚密，因而两人从小就青梅竹马。同窗共读经历，更加深两个小伙伴之间情谊。多年以后，茅盾和弟弟沈泽民先后外出求学、走上革命道路，他们的思想和经历一直影响着王会悟，并激励着她成长。
然而，童年的美好时光对小会悟来说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天真无邪的她就遭遇人生第一次打击。
那是1904年秋天，烏镇第一所采用西式方法教学的初级小学——立志小学正式开学。茅盾和镇上维新人士子弟都转到这所新式学堂上学，可王会悟报名的请求却遭到拒绝。因为镇上封建势力根深蒂固，迫于封建礼教压力，这个新式学堂也和旧式学堂一样“概不招收女生”。
看着男孩们兴冲冲地背着书包去上学，会悟第一次亲身体会到身为女孩的委屈，一颗渴望平等的种子从此埋在她幼小的心灵里…… 1910年，大清王朝在各地革命党人起义枪炮声中摇摇欲坠。可年少的会悟没有等到封建统治覆灭和新政府“小学男女同校”章程出台，却遭遇父亲突然病故。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一夜之间失去顶梁柱，生活很快陷入困顿。家中唯一儿子——会悟十六岁的哥哥王会先，被迫从北京的财经学堂辍学、开始谋生。
看着母亲流着眼泪，把十岁的大妹王会林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把八岁的小妹王会真送到北京舅父家寄养，王会悟意识到，她的童年结束了，自己也必须做出人生抉择：要么像大姐王会情那样早早出嫁，要么想办法自谋生路。
这一天，会悟久久地徘徊在立志小学对岸，淅淅沥沥的雨水落在河里，宛如女孩心里流淌的泪水。六年来，她无数次怀着渴望的心情站在这里，聆听对岸传来的朗朗书声；也暗暗发奋在父亲私塾里苦读，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不仅能和男孩子一起走进课堂，甚至还能像父亲一样，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难道这些希望就此破灭了吗？难道她只能听天由命吗？
看着自己在水中的倒影，那么青春、美丽的身影，而踩在地上支撑她的，是一双冲破了千年束缚的天足！这足以让她拥有与世俗抗争的勇气！她庆幸自己没有被残酷地裹脚，她要用这双大脚，走出一条女子的新路！
冬去春来，人们惊讶地发现，青镇中大街寂静许久的王家私塾又传出朗朗读书声，而且巷子里还常常出现背书包的女孩身影。原来，年仅十三岁的王会悟不仅学着父亲样子在家里办起私塾，还大胆地打破常规，招收几名渴望上学的女生。
茅盾故居首任馆长汪家荣介绍：“王会悟这个人呢，她是有点儿敢说敢做的。以前，这个镇上女孩子念书的很少，在封建社会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镇上没有正儿八经的女学。王会悟来了以后，她那个私塾里面收女孩子。”
就在王会悟闭门教学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新政府推出一系列充满民主共和精神、废除封建陋习的革新措施，各地纷纷兴办学校、推行新学。
1912年3月，浙江嘉兴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成立，这个消息让王会悟兴奋不已。她马上写信给在外地谋生的哥哥，诉说自己渴望提高教学水平、获得办学资质的心情，终于在哥哥帮助下说服母亲，于1913年前往嘉兴女子师范求学。尽管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王会悟只读了一年预科，但这段外出求学经历却大大开阔她的眼界。回乡后，她毅然在家里办起一所女子学堂。
平日里，除了教姐妹们读书识字外，王会悟常常结合时事向她们介绍外面的新思想。为了让女孩们不致因读书而荒废闺秀的技能、进而招致家人反对，她还别出心裁开设一门女红课，请擅长刺绣的母亲一起教授。新颖的内容、活泼的形式，甚至吸引了镇上不敢外出读书的大小姐前来上学。各式各样的学生都有，有读小学一册的，有读高一点的，程度不同。
先前还在王会悟家里教，后来学生越来越多，家里顶多坐二十个学生，后来有三十多个，坐不下了，那怎么办呢？王会悟想法子。
为了让渴望读书的姐妹都有地方上学，王会悟找到附近宝阁寺主人清辉师太，向她坦陈自己办学的初衷和困难，最后说服师太，把最大一间殿堂借给她做教室。
正值县里大力倡导地方自治办学，对此事大为赞赏，不仅对王会悟所办女学予以认可，每个月还拨给她五块大洋作为办学津贴。可没想到，这个举动却招来镇上保守势力嫉恨。很快，一个在西式学堂教国文的乡绅就站了出来，要求与王会悟一较高下。
汪家荣说：“他不服气，教书都是男人的事儿，你一个女孩子教书，已经是抢了男人的风头，你现在还拿了五块钱。他就放出风去，这个（女学）我来教，我教得比她好，我也不要五块，三块钱就行。县里面那个管教育的官员，还真信了他，就说，那你来吧。”
自己辛辛苦苦办起来的学校，就这样被昏庸的官员和卑鄙的乡绅夺走，王会悟感到无比愤怒。但这一次，她并没有哭。她知道，在这个被封建思想团团围困的小镇里，无论自己怎么挣扎，都无法改变被歧视的命运。她只有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才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在今天的浙江省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保留着一幢历经百年的西式建筑，这是湖州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校——湖郡女校旧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外国传教士为了传播教义，先后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创办多所大中小学，开设西方现代课程，湖郡女校就是其中一所。经过十几年积累和扩大，这所学校逐渐发展成为江浙一带颇具影响的女子学校，更因其与当时著名的上海中西女中学籍相通、互为姐妹学校，吸引各地中上阶层大家闺秀前来就读。
这一年新学期开学，湖郡女校中学部来了一位学生。她面目清秀、举止大方，衣着十分简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所中学要求寄宿的学校里，几乎所有学生都是由家庭供养，她却是通过给学校做工来换取学费。这名与众不同的学生就是王会悟。
先前是在里面做做工，后来教中文的先生发现她的国文还不错，就叫她教一个娘娘班，是那种没有念过书的太太，教她们识字。
这是一个充满了新奇和生机的新天地！在这所设施先进、科目齐全的学校里，十八岁的王会悟第一次接触体育、音乐课程，也第一次参与交际、辩论活动。她如饥似渴学习各种新鲜知识和技藝，不仅学会说英语、弹钢琴，还结识几位思想活跃、气质不凡的同窗好友。
这些与她年龄相仿的姐妹，因为各自机缘巧合，都幸运地逃过缠足厄运、拥有一副健康体格，也都是自幼饱读诗书、不愿受封建伦理束缚的新女性。尽管王会悟隐隐地感到，自己与她们之间还是有些说不清的距离，但这并不妨碍年轻人对新事物的渴望和追求。课余时间，王会悟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这几个同学一起传看进步报刊、谈论时事。 王会悟好友张佩英回忆：“我经常看进步报纸，也读《女子解放》《新青年》《新潮》等，帮助我懂得女子要求平等，首先要有知识和经济独立，还要有健全的教育。”
王会悟1985年回忆：“我还学着用白话文给陈独秀、恽代英写信，都是看《新青年》、《少年中国》里来的，受到点新思想了嘛，就要革命了。”
1919年，北京爆发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践踏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卖国政策的五四爱国运动，很快在全国上下掀起反帝反封建热潮。各地女学生纷纷加入学联，与男生一起开展罢课游行和抵制日货行动。备受鼓舞的王会悟，也积极投身到这场运动洪流中。她不仅率先剪了短发、和几个同窗好友一起带头参加湖州吴兴县中小学组织的声援行动，还常常到周边乡下去反对封建礼教对女子的迫害、宣扬女子解放的新思想。“我回到乡下去，鼓动她们不要缠小脚。还有人家强迫什么（做）童养媳、买卖婚姻的事情，我就去管。”
可是，王会悟的正义行为，却惹恼乌镇当地保守势力，也引起学校不满。就在毕业前夕，家乡传来当局要抓捕她的消息。
家是回不去了，学校又难以立足，她该往哪里去？在同学提议下，王会悟决定，离开湖州，去风云际会的大上海，寻找真正能让妇女解放的途径。
临行前，几个要好的姐妹围着王会悟，在校园草坪上拍下合影。她们当中大部分毕业后都投考大学，成为我国最早一批男女同校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出国留学的女界精英，并各自在教育、外交、慈善等领域作出杰出贡献，而王会悟却从此走上一条与她们迥然不同的路。
历史即将赋予她一个特殊使命
1920年春夏之交，暑期尚未来临。原本寄读在湖州教会学校的张佩英，突然带着一个剪了短发的女同学，形色匆忙地回到位于上海小南门外陆家浜桥南的家里。这个剪了短发的女同学正是王会悟。
张佩英回忆：“乌镇当局要捕她，同学派我送她到上海去。我母亲不肯招待，原因是王会悟已剪短头发。”
面对张母拒绝，王会悟并不意外。尽管五四运动后，有关妇女解放的话题已经频繁出现在报刊上，但在寻常百姓眼里，女人剪短发、与男人共事，还是被视为触犯礼教的洪水猛兽。
事实上，当时王会悟在上海并非举目无亲。早在几年前，哥哥王会先就在银行里谋了一份稳定的差事，而在上海金融界和文化界也有不少颇有成就的乌镇亲友。如果她投奔这些亲友，也许就能靠着他们资助继续读书，毕业后谋一份体面职业，在十里洋场嫁一个衣食无忧人家。但这并不是王会悟想走的路，她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
可眼下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她的路又在何方？情急之下，张佩英把王会悟带到上海学生联合会。
上海学生会会长何世桢是东吴法大学生，学生会日刊社社长是潘公展，张佩英曾在日刊社工作过，受到他们的启发和影响。就由何世桢接待，留在他家一周。
王会悟渴望独立的思想令何世桢十分欣赏，他当即把王会悟安排在上海学联工作。考虑到一个女青年住在自己家里多有不便，何世桢决定，把王会悟介绍给与学联常有交往的上海女界联合会。
上海女界联合会就设在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上一所女子学校里。当二十二岁的王会悟第一次走进这幢青砖黛瓦的石库门房子时，全然不知，历史即将赋予她一个特殊使命，这个使命就跟眼前这幢房子有着密切关联。她只听上海学联的青年介绍，这所学校虽然规模不大，却在上海有着不小的影响。不单单这“博文女校”校名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亲笔所提，而且校长是章太炎唯一女弟子黄绍兰，几位校董也都是上海女界颇有名望人物。
尤其是身为校董事长的徐宗汉，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中豪杰。她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为起义军制运军火，在革命党中声望颇高。丈夫黄兴去世后，徐宗汉在上海一面抚养遗孤，一面大力倡办女学。五四运动时，她又发起成立上海女界联合会，领导上层知识妇女投身爱国运动、开展妇女活动，在上海女界颇具影响。可因为不久前，徐宗汉得力助手、副会长李果因病去世，上海女界联合会工作正缺人手，王会悟的到来，刚好解了她燃眉之急。
湖郡女校校史研究会会长俞月琳回忆：“王会悟经过湖郡女校专业培养，她的素养非常高，待人接物大方得体，她的中文功底很好，又会英语，在当时的上海，这样的女性青年也是非常难得。”
徐宗汉见到她，非常满意，不仅把她留在身边做自己的秘书，而且让她参与协助女界联合会的工作，还让她住在自己家里，非常看重她。
上海女界联合会经常邀请上海文化名人和知名女性前来博文女校，举办有关爱国教育、女子觉悟和儿童教育演讲会，在协助会长徐宗汉开展活动过程中，王会悟能力得以迅速提升，也很快结识不少优秀女性。其中有一个气质优雅的女士特别引人注目，她就是当时《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妻子高君曼。这个比王会悟大十岁的知识女性，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几个月前才随丈夫陈独秀到上海定居的她，对聪慧热情的王会悟也是一见如故，很快与她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并主动邀请她到家里做客。
王会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有幸拜会仰慕已久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而引领她和无数青年人向民主科学靠拢、向封建思想宣战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竟然就设在离博文女校不远的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和家人寓所里。
初次见面，陈独秀高瞻远瞩的眼界和忧国忧民情怀令王會悟敬佩不已，王会悟对新文化的理解和对新思想的渴望，也让陈独秀刮目相看。
就这样，王会悟很快成了老渔阳里2号的常客，并渐渐发现这里不为人知的秘密。陈独秀于1920年5月在自己寓所里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维经斯基等人帮助下，以这个研究会为基础，加快建党步伐。为了创办一份党的机关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他邀请了一位刚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青年学者住在一楼编辑部隔壁房间里，秘密从事相关著作和文章的翻译与写作。而这位青年学者，竟是王会悟前些日子在学联见到过的李达。
李达出身湖南农村，先后两次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留学日本，在认识到中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后，又毅然弃理从文，师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家河上肇，专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连续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以“鹤”为笔名发表多篇介绍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在国内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此次回国，他以留日学生会理事身份，担任全国学生联合会领导工作。没想到近来令学联青年们崇拜的这位青年学者，也是陈独秀正在筹建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核心成员！
知道老渔阳里2号秘密之后，王会悟更加对进出这里的人充满敬意。当得知李达工作十分繁重、需要物色一名有觉悟又懂英文的助手，她自告奋勇站出来，令陈独秀欣喜不已。为方便工作，陈独秀当即让妻子高君曼把王会悟接到老渔阳里2号居住。
就这样，王会悟住在李达楼上，常常帮他誊抄稿件、校对刊印。这个时候她才知道，陈独秀正在发起组建的这个政党叫中国共产党，而她协助李达夜以继日编辑的这份刊物，名字就叫《共产党》。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研究员韩晶说：“李达在编辑《共产党》月刊的时候，因为工作非常辛苦，经常通宵达旦地伏案工作。他写文章的字迹比较潦草，这样王会悟帮他进行誊写，还帮他进行写作的一些辅助工作。”
《李达传记》作者宋镜明教授说：“李达那时不仅是《共产党》月刊主编，又是《新青年》编辑，还要写文章，他哪有那么多时间？没有王会悟帮助，李达不可能完成那么多任务，也做不好那么多事情。”
1920年11月7日，由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正式创刊。这份秘密出版发行的刊物，除了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学说、介绍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外，还刊登批驳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为各地早期党组织建立和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武器。当时正在湖南长沙主持俄罗斯研究会的毛泽东看到后，激动地在给蔡和森的信中称赞它，“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并多次将其中的文章推荐转载在长沙《大公报》上。
此时的王会悟在协助李达编译稿件过程中，也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了解，尤其对其中有关妇女解放的主张深表赞同。她主动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党的事业中。
在紧张的工作中，王会悟深深地为李达的思想和学识折服，李达也渐渐地对才貌双全又思想独立的王会悟产生爱慕。朝夕相处中，两人的理想越来越近，感情也日渐升华，于1921年4月正式结为夫妻。
李达1949年回忆：“四月间，我和我的妻子王会悟由相爱而实行同居，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同志们纷纷责难，我们置之不理，但到后来，许多同志们都照样实行了。”
没有明媒正娶，也没有婚礼宴席，两个追求真理的青年，就这样用颠覆传统的结婚方式，表达他们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决心。
这是王会悟一生中最美的时刻！这个从十二岁起就在风雨和阻力中艰难前行的女子，不仅找到人生的伴侣，也找到自己苦苦追寻的解放之路！
用勇敢和智慧保障中共一大顺利召开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李达、李汉俊建立联系。李达、李汉俊与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于7月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保证大会如期召开，李达、李汉俊立即着手给各地中共早期组织写信、寄路费，通知他们派代表参会。可当时的上海到处布满暗探，这些外地的代表们来了，住宿问题怎么解决？开会地点选在哪里？安全又如何保障？
经过慎重考虑，李达决定，把这些琐碎却重要的事务交给妻子王会悟。
接到任务后，王会悟马上行动起来，她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熟悉的博文女校。她找到校长黄绍兰，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租下学校二楼三间房，作为代表们住宿和开会场所。为了保险起见，她又在离博文女校不到两百米的望志路上物色一處会址，这幢房子主人，是李汉俊哥哥李书城，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是颇有名望的同盟会元老。
李书城一直以来支持李汉俊搞社会主义运动，当时正好在外地。房子在法租界边上，旁边就是农田，环境比较安全。房子是新造的，家里比较宽敞，人比较少，地方多。据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徐云根研究，当时王会悟经费比较困难，也没找到合适的开会场地，就选中了这里，跟李汉俊商量，确定了“一大”召开的会场。
1921年7月，十一名来自各地中共早期组织的代表陆续抵达上海。除了北京代表张国焘另有住处、广州代表陈公博带着新婚妻子住在大东旅社外，其余九人都在王会悟妥善安排下住进博文女校，其中就包括二十八岁的长沙代表毛泽东。
徐云根说：“买了一些草席，铺在地板上，作为代表睡觉的地方。”
红船精神研究中心原执行主任陈水林教授说：“安排了一个做饭的兼门卫，不让陌生人或者可疑的人进会场，所以就比较安全。”
细心的王会悟注意到，提前到会的毛泽东个子很高，用板凳给他在靠西一个小房间里搭了一张“大床”。
多年以后，有关这次大会召开的时间和细节，参会的代表都记忆模糊了，但他们对博文女校和负责接待的王会悟却留下深刻印象。 《包惠僧回忆录》记载：“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在大会开会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像是预备会。李达也把王会悟带来了，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间的凉台上。”
就这样，王会悟精心保障，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大会从7月23日开始总共召开六次会议，就在7月30日晚上最后一次会议刚开始没多久，会场突然闯进一个陌生人。
当时具有斗争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这个人肯定是租界的“包打听”，建议马上中止会议。果不其然，过了十五分钟租界就派巡捕警察来进行搜查。
由于撤退及时，法国巡捕并没有查获实际的线索，但在周围加强警戒，并连夜出台加强集会管控的规定。而此时，大会还没有通过党的纲领决议，也没有选举党的中央机构，到哪里去完成大会最后的议程？
马林说上海不能待了。开始有人说要去杭州西湖，但是那里更加危险。
陈水林说：“西湖毕竟很热闹，人很多，万一被人认出来，不是就有问题了吗？所以不太安全。还有，根据当时的火车时刻表，从上海北站坐七点三十五分的早班车，到杭州要十二点五十分，然后再从杭州城站到西湖，那剩下开会的时间就很少了。”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王会悟提出一个建议：转移到嘉兴，租一条船，改在船上开会。
陈水林说：“南湖毕竟比杭州西湖要小，游人也少，比较安全。嘉兴在上海、杭州之间，坐车时间要省一半，用一天时间开会，比较宽裕。”
中国茅盾研究会原副会长、高级编辑钟桂松说：“还有一个，嘉兴那个时候的形势，相对来讲比上海要宽松一些，去的人多一点，也不会引起地方上的人注意。”
她提出来以后，大家都觉得很合适，又是王会悟老家，她亲自去安排，安全肯定要比到杭州西湖牢靠得多。
为了确保会议万无一失，王会悟先行赶到嘉兴做准备。她先到城内张家弄的鸳湖旅馆订了两间房，再托旅馆租了一条游湖的画舫作会场。考虑到代表们从上海坐车到嘉兴已近中午，为了节省时间，她还嘱咐船家预备一桌饭菜。
租画舫的时候，她想得比较周到，租借一副麻将牌，这样来掩人耳目。代表就在中间开会，她坐在船舱前头，发现异常情况，就敲船沿，代表就赶快“打麻将”。
盛夏南湖，荷花盛开、翠柳拂堤。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就这样，在靠近湖心岛一条游船上悄然召开。在这条精美的画舫里，代表们激动而有序地进行着大会最后议程，王会悟则坐在船头，密切观察着湖面的动静。
随着党的第一个纲领和有关决议讨论通过、党的中央局领导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
2011年，这个动人场景呈现在电影《建党伟业》里。很多人因此知道了，在这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有一位叫王会悟的年轻女性，用她的勇敢和智慧，保障了中共一大顺利召开。正是因为她当年的建议和安排，才有了今天的南湖红船。
然而人们并不知道，南湖仅仅是王会悟革命生涯一个起点。虽然她以后的经历更加鲜为人知，但是她的名字，从此被历史铭记，而她和毛泽东之间的友情，也从那个时候开始，穿越二十八年血雨腥风……
此次南湖一别，中国的命运发生巨变，王会悟的命运之船，也在惊涛骇浪中颠簸起伏。
用热血和青春高举起妇女解放的旗帜
1921年8月中共一大闭幕后，各地代表们纷纷回到所在区域，按照会上形成的共识，积极开展党的工作。
此时，在中共一大上缺席当选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已经向广东省长陈炯明请辞，准备回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组织主任张国焘很快在上海法租界成都北路上，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传主任李达，为了给党内刊物编辑工作腾出场地，决定与新婚妻子王会悟搬出《新青年》编辑部所在的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出于开展工作便利和安全考虑，王会悟在位于《新青年》编辑部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间公共租界内，找到一片幽深曲折的弄堂，从一名法租界巡捕手里，租下一座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
王会悟1958年12月书信：
“辅德里30号是当时我家的寓所。当我看到第三张照片，30号门牌后门处所开着的那扇矮门，感到十分亲切，有甜美的回忆，想起当时家中有同志在楼上商讨革命工作的时候，我往往被派在矮门外，往来走着当放哨者。”
这是王会悟人生中最幸福时光，不仅因为她平生第一次拥有一个独立生活空间，还因为二十三岁的她，刚刚怀上与李达第一个孩子。这个浑身充满力量的女人，没有按照母亲意愿，回到乌镇娘家休养，而是选择留在丈夫身邊，继续与他并肩作战！
为了掩人耳目，王会悟在法租界长浜路上一家木器铺，租了几件像样的家具，又从附近花鸟市场买回两盆月季花。女主人精心布置，小小的房子打理得井井有条。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富有生活气息的寓所，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机关所在。
王会悟1958年12月书信：
“亭子间内本是姨娘（保姆）睡的，为了党工作的慎重起见，我家就不雇佣姨娘了。两只柳条箱放在窗口，上覆一布，当桌子用。李达在亭子间写秘密文件，楼下柴垛里是藏秘密文件的地方。”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筹建人叶供发说：“李达是中央局宣传主任，当时很多文件都是由李达夫妇保管，陈独秀、张国焘等中央局其他领导，都到这里来批阅文件、处理政务。这个地方是当时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络点或者办公点。”
每当家里有党内同志前来找李达议事，王会悟就在后门外弄堂里佯装散步，给他们放哨。没有访客的时候，她常常就坐在二楼书桌旁，协助李达编辑书稿。因为在他们刚搬进新居没多久，李达就在这间寓所里秘密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并准备出版一系列传播马列主义的革命丛书，这些书籍基本上都是首次在国内出版的外国译著，审稿和编辑工作十分繁重。除了帮李达誊抄译文、校对书稿外，王会悟还承担外出排版印刷的任务。 为了避免租界和北洋政府搜查与破坏，他们将这些革命书籍冠以广州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夫妻俩在寓所的亭子间，将印好的书籍包扎成捆，再由王会悟出面，寄往全国各地。
《李达评传》作者王炯华教授说：“比如到哪个地方去取个信，到哪个地方去联系工作、印刷，到哪个邮电局去寄一包书，这些具体的事，李达有时候不方便出面，那只好王会悟去做。她一个是女孩子，大家对她不太注意，另外她也可以算是‘上海通’了，在上海住了一两年，对上海的大街小巷她比较熟。”
就这样，王会悟拖着怀孕的身体、冒着被捕的危险，协助李达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秘密编辑出版15种革命理论书籍，每种印发3000册。这些经典著作成为当时大部分共产主义者启蒙读物和教科书，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发挥重要作用。
这一切并不是王會悟当时工作的全部，她肩上还有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按照中共中央局指示，开展党的妇女工作。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上海发起组成员们就已经认识到，妇女运动是中国革命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秘密庆祝三八妇女节。可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秘密状态，无法公开宣传党的妇女运动主张。中共一大闭幕后，还在广州的陈独秀就和李达商议，利用王会悟在上海女界联合会工作的便利，促进这个进步的妇女团体改造提升，为党开展妇女工作开辟一个公开的渠道。
王会悟在《怎样去解决妇女问题》一文谈到：“现在社会中，阶级的对立日益显明，工人阶级的觉悟，一天一天地增进。依我所见，无产的妇女们，最好是和同阶级的男子们，共同团结起来，去要求资本家改良工厂的设备，订定工场法，要求增加工资，减少时间，再进一步，去运动根本的解决方法。劳动问题根本解决了，女子才有受教育的机会，有婚姻的自由，有参与政治的机会了。”
在王会悟影响下，原本致力于发动知识女性改良社会的上海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转而开始把关注目光投向更广大的劳动妇女。1921年9月1日，上海女界联合会在《新青年》发表《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这份《宣言》从教育、家庭、政治、经济、就业、人权等方面，提出女子要求解放十大纲领，不仅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而且特别提出拥护女工及童工的权利，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对妇女问题的主张。
此时的上海，随着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迅速展开，女工参与罢工的热情也日渐高涨，可领导妇女运动的干部却十分缺乏。经过商议，陈独秀和李达决定，以改组后的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创办一个平民女校，由李达任校长、王会悟任校务主任，广泛吸收有觉悟的女性，为开展党的妇运工作培养人才、集聚力量。
可办学校先要有场地，在建党初期、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上哪儿去找既便宜又合适的房子？经过一番寻觅和比较，王会悟最终把目光落在自家寓所后门斜对面辅德里632号。这座两楼两底的住宅，是她不久前用李达的稿费租下来，专门给外地来上海取经的同志及家属安排住宿和生活的。把这里改造成学校，不仅可以节省党的经费，也便于她和李达就近管理和领导学校的工作。
这个建议得到李达和陈独秀赞同。三人商议后决定，马上着手展开平民女校筹建工作。与此同时，由王会悟负责，借助中华女界联合会力量，先创办一份妇女刊物，以唤起更多知识女性，加入妇女运动行列。考虑到王会悟有孕在身，陈独秀派了一名来自湖南的进步女学生王剑虹，协助王会悟开展编辑工作。
1921年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声》，在王会悟、王剑虹等中华女界联合会成员共同努力下正式创刊。这份由女性自己撰稿、编辑的半月刊，旗帜鲜明地号召知识阶层的女性与广大劳动妇女结合起来，通过革命的手段，打破一切掠夺和压迫，争取全体妇女的解放！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筹建人叶供发说：“里边有很多都是王会悟的文章，她很多的笔触都是‘姊妹们啊’，就是用这种语言来开头，对妇女同胞深受压迫这样一个现状，她痛心疾首，希望大家赶快认识到我们苦难的根源，并且寻找解放的途径。”
《妇女声》报的刊行，很快在全国妇女界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主编王会悟细腻的笔触、铿锵的话语，激起众多妇女姐妹共鸣。各地妇女组织纷纷来信，向她请教有关妇女运动的问题。当时正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上学的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也激动地写信与她交流思想、表达自己的崇敬之情。
缪伯英1922年1月书信：
“会悟姊：
我对于妇女声的宗旨，异常表赞同。对于妇女的运动，非从无产阶级中创出一条唯一的大路不可。
但我在两月前，觉有点不同的思想……”
面对各地妇女喷薄而起的革命热情，王会悟感到十分欣慰。她热情洋溢地给每一位来信的姐妹回信，鼓励她们加入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行列。
王会悟1922年2月书信：
“伯英姊：
接读来信，非常欢喜。无产阶级运动的先锋队，从此添了一个健将，真是异常的幸运。
我极盼望一切姐妹们，都集中到我们这平民女校来，大家扎一个被掠夺被压迫的妇女的大本营，学得相当的知识，共同实行社会改造的事业。”
1922年2月，经过三个多月紧张筹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个女子学校——“平民女学”在辅德里正式开学。前来入读的三十多名学员，大多是经各地党团员介绍而来。正如当初王会悟设想的那样，她们当中，有来自农村年长失学的家庭妇女，有从小被送给人家的童养媳，有来自城市寻求革命真理的女学生，还有为反抗包办婚姻愤而离家的大小姐。针对她们的文化程度不同，学校分设高级和初级两班。对财力不济的学员不仅免除学费，还专门设立一个工作部，由王会悟负责，组织大家半工半读，用做工的收入维持学习生活。
这种全体学员不分阶层平等互助、以工养读的形式，比王会悟当初在湖郡女校独自一人半工半读的做法更加理想，也正是她梦寐以求的办学模式。尽管因为经费困难、学校基础设施十分简陋，尽管自己有孕在身、行动不便，但王会悟依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校日常管理中，千方百计解决学校面临的各种困难。 校内工具、工作台、床铺板和书架等，都是逐步从旧货摊上收购添置，新旧大小不一。前后厢房内床铺板、长条桌、小方桌等等，在白天作为初级班学习的课桌，以及工作时作为裁剪熨烫等工作台，吃饭时又作为饭桌，晚上学员用来睡觉。
令王会悟感动的是，经过她在《妇女声》报上的宣传和呼吁，上海平民女校得到很多进步人士同情和支持。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专门给她们捐赠一批课桌椅。不少上海文化界知名的编辑、学者和学问大家，纷纷前来给高级班学员义务授课。他们除了用新颖独特的方法讲授各科知识外，还轮流对学员们宣讲有关妇女解放的内容。一些在上海活动的年轻党团员，也常常义务来学校帮忙、为初级班学员上课。
面对社会各界支持，王会悟更加充满干劲。她与好姐妹高君曼一起，既做高级班学员，又当初级班教员。身为校务主任，她不仅要负责联系老师、安排课程，还要兼顾学员生活指导和社会活动。
平民女校学员傅一星女儿、83岁的傅红渠老人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妈妈还在，王会悟经常提到，因为她很关心她们的生活，她吃住用好像都是王会悟负责，包括组织大家出去，参加工人运动、学生运动。”
1922年5月20日，为抗议资本家虐待女工、打击工会的行为，上海浦东日华纱厂爆发三千多人的联盟罢工。
此时的王会悟，刚刚生下女儿李心田一个多月，身体尚未恢复，但她依然代表女界联合会赶到现场，向女工们做演讲。
王会悟《对罢工女工人说的话》：“姐妹们，资本家用势力来压迫你们，你们只有用团结力去抵抗他。我相信你们这几天不得工做，没有饭吃，一定是受极大的痛苦，但你们要忍受这几天的困难，才能免除永久的苦痛。”
为了提高女工们觉悟，王会悟带领学员在工厂集中的叉袋角一带开办女工夜校，在教女工们识字的同时，向她们传播妇女解放的思想。不仅如此，她还和学员们一起走上街头开展宣传募捐，直到罢工赢得胜利！
傅红渠说，“妈妈去发动群众，完全放弃了她所谓大小姐的生活，她就觉得应该推翻这个黑暗的社会，建立新社会，要自由、民主、平等”。
上海平民女校的创办，为党培养妇女干部积累宝贵经验。从这里走出的学员，大部分都走上革命道路。她们有的在大革命时期英勇牺牲；有的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为党的情报事业做出突出贡献；有的经过女校磨炼，从原来的大小姐，变成坚强的女战士；有的由曾经的童养媳，成为追求解放、献身革命的女干部。而王会悟当年为妇女解放所做的一切，都被无声地融进这条幽静古朴的弄堂里……
这是王会悟刻骨铭心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她不仅孕育了自己与爱人的第一个孩子，还用理想和信念播撒下一颗颗革命的种子；她置身于中国革命风潮的中心，用热血和青春高举起妇女解放的旗帜！
这年夏天，王会悟和上海同志们迎来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经过慎重挑选，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的地点，就定在辅德里625号李达和王会悟寓所里。
1922年7月16日是中共二大开幕的日子。这天，王会悟安排好所有会务工作后，就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在寓所后门弄堂里佯裝乘凉，给大会放哨。
王会悟1960年2月书信：
“当时党给我的任务是服务工作和放哨工作。据我的回忆，他们就在前楼开的，也未正式布置什么会场，不过加几张凳子而已。并且他们持续不断地开，下楼吃饭的时候，也有在饭桌上讨论会务。”
看着代表们如此忘我地谋划着党的前途，王会悟满心欢喜。这次大会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还讨论通过第一部党章，明确阐释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然而，在大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李达没有被选入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此后上海平民女校工作，转由新当选中央宣传部长蔡和森和妇女部长向警予负责。离开中央机关的李达开始专心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王会悟也渐渐退出上海平民女校工作。
在清水塘与毛泽东相知
秋天本该是一个收获季节，可1922年秋天，王会悟却感到无比惆怅。因为中共二大闭幕后，不少年轻党员被派往莫斯科学习，党内大多数同志在事关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方面存有疑虑，而身为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又在8月间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数日，行动受到约束，党在上海的工作渐渐陷入低潮。尤其让王会悟痛心的是，曾经声震南北的《妇女声》报，因为缺少帮手，早在7月就不得已停刊，上海平民女校因为缺乏经费，也面临停办的危机。
就在王会悟和李达为上海革命形势感到失望的时候，一封远方的来信，重新点燃他们的热情。写这封信的，正是一年前来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长沙代表毛泽东。
十一月间，李达接到毛泽东来信，说他们在长沙组织了一所自修大学，要他去做学长。
李达看到创立自修大学的宣言，非常高兴，便向王会悟做工作，劝她到湖南去。
中共一大结束后，毛泽东一回到长沙，就与何叔衡、易礼容等湖南早期党员一起，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为了培养党员干部，他们利用长沙船山学社社址和经费，创办一所自修大学，引导学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组织学员参与湘赣粤等地的工人运动实践、领导工人罢工。善于学习和思考的毛泽东，一直渴望请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来自修大学主持教务，得知李达离开中央领导岗位的消息后，他马上提笔写信，向李达发出邀请。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追求和对中国革命的热忱，不仅让李达为之振奋，也深深打动王会悟的心。尽管已经习惯上海的生活，尽管长沙远离家乡，王会悟还是决定和丈夫一起去湖南，支持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
1922年冬，王会悟带着八个月大的女儿，跟随李达来到湖南长沙，受到自修大学学员们热烈欢迎。欣喜万分的毛泽东，立刻在长沙最有影响的《大公报》上登报欢迎，并用耐人寻味的措辞，招揽有识之士前来入学。不仅如此，他还把李达和王会悟一家三口，接到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边自己的居所里，与自己和家人同吃同住。 当时毛泽东是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妻子杨开慧是区委负责保管和传送秘密文件的机要员和交通员。这座位于长沙城外郊区的农家小院，就和当初李达、王会悟在上海辅德里寓所一样，既是毛泽东、杨开慧的家，也是党的秘密机关所在。
相同的理想、相似的经历，一下子拉近两对年轻夫妇的距离。赶上杨开慧两个月前刚刚生下她和毛泽东第一个孩子毛岸英，心灵手巧的王会悟，不仅热心地向这个年轻妈妈介绍育儿经验，还亲自动手给婴儿做衣服，很快就与毛泽东夫妇建立深厚感情。
经常在一起，杨开慧叫王会悟以“嫂子”称呼。
他们是对门对户，除了工作以外，还可以聊天，可以请教。王会悟后来回忆，有一次深更半夜，毛泽东来敲李达的门，为什么？有个问题想不通，敲李达的门。
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毛泽东孜孜不倦地与李达探讨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并和李达一起创办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杂志。王会悟也从毛泽东、杨开慧和自修大学学员们身上，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不甘赋闲在家的她，常常到离清水塘不远的自修大学，帮忙做些宣传出版工作，得知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缺少英文教员，她便主动请缨去学校任教。
王会悟在《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一文中回忆：“湖南的革命精神与上海迥异。自修大学中许多革命青年精神饱满、生活朴素，做着为工为农及宣传出版等各种革命事业，从清早到晚十二点，人人守制度，人人忙碌。这种情景使我感动之至，内心说：这才真正叫干无产阶级革命工作！”
《毛泽东与李达》作者唐春元说：毛泽东与李达王会悟相识是在“一大”上，相知是在清水塘。在“一大”上，他就知道王会悟，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开会的地方、住宿的地方，安排得井井有条，印象就很好。后来就是在清水塘这一段，他觉得王会悟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也是做得比较好，特别是革命热情，主动要求去担任教师，更加对王会悟留下很深刻印象，更加敬重她。
1923年4月，毛泽东奉命离开長沙到上海中共中央任职。与王会悟和李达在清水塘共处的五个月时光，成为彼此人生中一段珍贵回忆。
此后不久，李达因为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陈独秀意见不合，又对陈独秀家长制作风极为失望，且未能采取正确斗争方式解决二人意见分歧，愤而中断与陈独秀联系，是年秋，正式离开党组织。
“可以生死相托的朋友”
1926年冬，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来到武昌筹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与正在武昌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的李达再度重逢。两家人欢聚一堂、共叙友情，李达更是欣然接受毛泽东邀请，到讲习所给来自全国十七个省的农民运动骨干讲授社会科学概论。
然而这次相聚，却笼罩在国共两党关系日益紧张的阴云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尽管李达早已脱离党组织，但因为他一直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撰写一本联系中国革命实际论述唯物史观的哲学著作《现代社会学》，在当时革命者中流传甚广、影响极大，国民党反动当局依然把他列为重点通缉对象。
在一片血雨腥风中，王会悟陪李达历尽艰险、几次侥幸躲过反动派搜捕，最后在友人许德珩资助下，于1927年冬潜回上海，蛰居在法租界一条偏僻的小弄堂里，靠着给商务印书馆做翻译维持生计。
此时的王会悟，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为了安全起见，夫妻俩一度让孩子们改姓王，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有一次为了躲避巡捕搜查，王会悟带着孩子们在上海大世界里待了整整一夜。
王会悟1985年回忆：“我们躲在大世界最顶层，第二天商家开门的时候，为了不引起怀疑，我先倒打一耙，假装要跟他们吵架。我说：你们关门的时候，我和我的小孩还在楼上，我们一整晚出不去，只能坐在地板上。”
在危险而艰苦的环境里，李达的胃病和眼疾越来越严重。王会悟不仅独自挑起照顾一家五口的重担，还承担对三个子女进行启蒙教育的责任。在她全力支持下，李达不仅得以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还于1928年冬与熊得山、邓初民等人一起创办昆仑书店，编译出版一系列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给处于低潮的中国革命注入新鲜空气。
随着昆仑书店名声渐大，李达在文化界声名鹊起，他的处境和立场也受到党的密切关注。1930年前后，李达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下，开始在上海法政学院和暨南大学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受到进步师生热烈欢迎。随着李达的社会活动日渐频繁，王会悟与上海各界进步人士也逐渐恢复联系。她充分利用各种人脉，做着有益于革命的事情，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为团结民主人士、保护进步青年发挥积极作用。
1931年1月17日，二十九名中共党员在上海东方旅社出席党的秘密会议时被警察抓捕，其中五人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青年作家。消息传开，上海文化界为之震动。王会悟闻讯后，更是焦急万分。因为在五名被捕左联作家中，有一位是青年女作家丁玲新婚一年的丈夫胡也频，而丁玲就是当年上海平民女校学员蒋冰之。
丁玲回忆：“天黑了，屋外开始刮起风来了。房子里的电灯亮了，可是却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我不能呆下去，又怕跑出去，我的神经紧张极了，我把一切想象都往好处想，一切好情况都又不能镇静下我的心。”
此时的丁玲，刚刚生下儿子两个多月，身体十分虚弱。就在她忧心忡忡、彷徨无助的时候，王会悟和李达赶到她租住的寓所，把她和孩子接到自己家里。
在丁玲为营救丈夫胡也频四处奔走的半个多月里，王会悟一直悉心地替她照料着嗷嗷待哺的婴儿。胡也频牺牲后，她和李达更是像亲人一样，时刻陪在丁玲身边，鼓励她化悲痛为力量，用手中的笔与敌人战斗。
丁玲秘书王增如说：“在偌大的上海，只有李达王会悟是我唯一的亲人，丁玲经常这么说。因为丁玲曾经在李达、王会悟负责的平民女校上过学，王会悟是她最忠实又最爱护她的读者。在那种白色恐怖那么严重的情况下，人家好多人躲都来不及，他们两人把她邀到家住，感觉到他们是一种可以生死相托的朋友。”
在王会悟夫妇关怀下，丁玲捱过人生中最悲伤的一段时光。重新振作起来的她，在潘汉年、冯雪峰等中共地下党领导引领下，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1932年3月，丁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担任领导左联的党团书记。为防不测，她把自己珍藏的私人物品，连同珍贵的书稿一起，托付给王会悟保管。
王增如说：“有瞿秋白的信和胡也频的照片、冯达的照片，有给冯雪峰的情书，有《莎菲女士日记》原稿，还有一些没写完没发表的小说稿，她放在一个小箱子里交给王会悟。我觉得只有能够托生死的，才把这些珍贵的东西托付给他们。”
就在王会悟和李达不遗余力保护丁玲的同时，他们自身也处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中。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1931年前后发动对革命文化围剿，不仅颁布《出版法》，对出版物进行严格审查，而且肆意封闭进步书店，捣毁文化机关，逮捕和暗杀革命文化工作者。王会悟李达寓所也曾被法国巡捕搜查，李达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还遭到一次特务的毒打。
李达到上海暨南大学给进步学生做形势报告，特务事先得到这个消息，结果暴徒把他的右臂、右锁骨都打断，住院七个星期。
1932年2月学校搬家，以这个为借口把李达解聘了。
面对反动派威胁和迫害，王会悟表现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冷静和坚强。她顶着经济和精神上双重压力，全心全意照顾受伤的李达。
《李达传记》作者宋镜明教授回忆：“在生活上关照他，在精神上鼓励他。虽然出院了，可这个右手还是不灵活啊。就鼓励他，她就拿一根竹竿，每天这样（撑竹竿）。只要这样坚持锻炼，持之以恒，你肯定会锻炼得跟以前一样，你还可以继续写书，还可以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真理。”
王会悟精心照料，李达伤势很快康复。为了支持丈夫继续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王会悟机智地化名王啸鸥，在上海注册一家笔耕堂书店，采取当年人民出版社挂名出版形式，躲过国民党审查，秘密出版李达编译和撰写的哲学著作。
宋镜明说：这个笔耕堂书店实际上就在她家里，为什么叫“王啸鸥”呢？“王”，王会悟的意思，“鸥”是相对于“鹤鸣”来讲的。王会悟、李鹤鸣两个就要共同为革命理论书籍的出版来呼啸，为马克思主义鼓与呼。
为摆脱国民党特务监视，李达伤愈后不久，从上海转移到北平任教。王会悟为吸引特务视线，独自带着三个孩子暂时留在上海。
1933年5月，正当李达在北平站稳脚跟，准备把王会悟母子接到北平的时候，上海突然传出丁玲与《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的消息。心急如焚的王会悟不顾个人安危，立刻投入营救丁玲的行动。
王增如说：“丁玲被捕以后，共产党这方面特别着急想营救她，但是又不能公开出面，所以经常在王会悟家商量怎么救丁玲。那时候有一个‘丁潘营救委员会’，都是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后来决定由王会悟写信给沈从文，然后让沈从文陪着丁玲母亲上南京政府去要人。”
为了营造社会舆论、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丁玲，王会悟把当年丁玲托付给她的书稿，交给当时左联负责人公开发表。在尝试各种营救措施依然无果情况下，她又假借不同朋友的名义，给丁玲母亲发电报，安抚老人情绪。多年以后，这件事情一直被丁玲感念在心，并写进她的创作提纲里。
1936年5月，被软禁三年的丁玲，终于等到可以出来活动的机会。她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最信任的师友王会悟夫妇，并千方百计从南京赶到北平，找到他们位于复兴门内宗帽胡同的家。
此时的王会悟除了协助李达出版哲学著作外，还在中国大学担任会计兼女生训导处主任。尽管当时丁玲还处在特务监视之下，而且周围舆论对她仍有诸多怀疑，王会悟却张开热情的双臂，拥抱这个饱受委屈和磨难的学生。当了解到丁玲迫切想去蘇区的愿望后，她又积极地通过中国大学教授曹靖华，帮助丁玲恢复与党组织的联系。
王增如说：“丁玲为什么对王会悟感情这么深，她觉得就是在南京被软禁那三年的时候，她获得第二次生命，再次找到党，是王会悟给她引的线。所以她说，这份感情我一辈子都不能忘。”
就在王会悟帮助丁玲寻找去往延安途径时，两千里外的延安，一位老朋友正在打听她和李达的消息。这位好友就是刚刚带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毛泽东。
历尽艰辛到达延安的毛泽东，刚刚读到几本笔耕堂书店出版的哲学著作，其中李达与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尤其令他受益。
《毛泽东与李达》作者唐春元说，这本书当中密密麻麻的（批注），有的字数超过它本身的字数，说明毛泽东在哲学上受李达影响也是很深的。而且这本书出版与王会悟也有很大关系，如果没有王会悟，可以说难以出版，因为出版发行也是她，王啸鸥。另外，李达正好是在上海被打了以后，身体还没有复原，在这种情况下写这本书，一些事务性工作，抄抄写写工作，肯定是王会悟给他完成。
感慨于王会悟和李达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毛泽东分外牵挂这对久违的老朋友，他当即给在上海从事工会工作的老友易礼容写信，询问夫妇二人下落。
毛泽东1936年8月书信：
“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联系通信更好。”
毛泽东的问候辗转传到北平，令李达王会悟夫妇十分感动。1937年5月，李达哲学新著《社会学大纲》出版后，夫妻俩第一时间就想方设法把书寄往延安。
可王会悟没想到，就在他们把书寄走一个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而李达因回乡探望病重的父亲，刚刚离开北平！
正当王会悟和李达的学生一起，把刚刚出版的《社会学大纲》埋在自家院子里、准备带着三个孩子逃离时，北平沦陷了！
战火纷飞下，王会悟带着孩子们逃离险境，山河破碎中，她和家人倍受磨难。
一生都无法平复的伤痛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南郊外卢沟桥附近挑起事端，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消息传出，举国震惊。家住北平复兴门内宗帽胡同的王会悟，内心更是焦急万分。因为自己的家就在北平城西边、离卢沟桥只有十五公里，而李达刚刚回湖南老家探望病重的父亲、此时不在北平！眼下，除了三个孩子的安危需要她独自照顾，还有一批李达的哲学新著《社会学大纲》刚刚出版、需要她妥善处理。
危急时刻，王会悟并没有惊慌失措。她一面托人弄离京车票，一面找来李达学生一起处理家中进步书籍。
可就在她把一切收拾停当、准备带着孩子们离开的时候，北平沦陷了。
王会悟儿子、92岁的李心天回忆：“印象比较深的，日本人的飞机在天空中转，我们就知道了，知道日本人来侵略我们了。”
王会悟小女儿李心怡回忆：“我们就准备要走了，什么都弄好了。记得当中寄来一次《社会学大纲》，是上海寄来的，我们就在原来住的那个地方，挖一个深坑埋起来，把爸爸好多书都埋好。就在那个时候，准备走的头一天，日本人闯进我家。”
先是搜了她的家，王会悟被打了巴掌，一定要她交出李达来。
李心天那个时候已经十来岁，三个孩子躲在角落里发抖。
他回忆：“日本兵一走，我到门口，因为我们住的（宗帽）三条，独户独家，门口人挤满了，围着了，就是因为抄了我们家，把我母亲抓去了。”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王会悟表现得十分镇定。在确定李达不在北平后，敌人只好释放她。
几天后，王会悟在友人帮助下，摆脱日本宪兵监视，借着京剧名家马连良去天津演出机会，带着三个孩子逃离北平，踏上流亡之路。这一年，她三十九岁。在北平辛苦经营四年的家园，转瞬间又只剩下几件随身颠簸的行李。
一路上，母子四人随着逃难的人群走走停停，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经过一个多月辗转，终于到达李达家乡湖南零陵，与正在家中服丧的李达重逢。
这是一家五口第二次回到李达家乡，上一次在这里团聚，是一年前李达父亲八十大寿时。昔日的喜庆和热闹犹在眼前，如今却山河破碎、物是人非。尽管这里位于湖南与广西交界处，是永州地区最偏远地方，他们所在村庄更是四面环山、交通闭塞，是绝好的避难地，可王会悟却不想在这里荒废孩子们学业。
1938年2月，李达接到前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邀请，到桂林广西大学任教，王会悟毅然带着三个孩子一同前往。这年冬天，因主张抗日受到蒋介石排挤的冯玉祥将军，特邀李达去重庆研究讲学。为了丈夫安心赴任，也为了一家人免受分离之苦，王会悟又带着孩子们跟随李达出发了。
可这次长途跋涉却让他们付出无比沉痛的代价。由于桂林到重庆道路崎岖不平、异常颠簸，卡车盘桓在阴冷潮湿的大西南山中，大女儿李心田突发急病、高烧不退，等抵达贵阳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
不知道是伤寒，还是结核性脑膜炎。李心天回忆：“没有医治，就死了，发高烧死了。”
王会悟儿媳、89岁的余国膺说：“姐姐的去世给这个家庭一个重大的打击，爸爸最喜欢姐姐。”
李心天回忆，“我姐姐放在第一位，我第二位，我妹妹第三位，最受优待是我姐姐”。
这是王会悟一生都无法平复的伤痛。在三个孩子中，大女儿李心田一直是她和李达的最爱。当年，李达对这个孩子的降临欣喜若狂，别出心裁地给她取了一个乳名叫“点儿”，寓意夫妻二人之间多了一点爱情的结晶，并把她视为掌上明珠。而对于王会悟来说，她于这个女儿除了这份天然的感情之外，还有一份深深的歉疚。
早在王會悟怀孕的时候，孩子就在肚子里陪着妈妈，为进步书报编辑出版和平民女校创办四处奔走、日夜操劳。孩子出生才三个月、还在襁褓中，王会悟就抱着她在辅德里家门口给中共二大放哨。到了孩子牙牙学语、蹒跚学步时，夫妻俩又带着她离开生活相对优越的上海，到长沙清水塘边住农舍、吃粗粮、与革命同志一起艰苦奋斗。大革命失败后，一家人被迫蛰居上海，孩子更是跟着父母东躲西藏，小小年纪就饱尝隐姓埋名、担惊受怕的滋味。可就是在这样艰苦恶劣的环境里，小姑娘却像当年的王会悟一样迎霜生长、傲雪绽放。她勤奋好学，还常常帮母亲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每当家里有特殊的客人出入，她总会机灵地学着母亲的样子去门口望风。跌宕起伏的岁月里，这个乖巧懂事的女儿不仅是王会悟心灵的慰藉，更是她理想的寄托！然而，就是这个陪伴她和李达走过峥嵘岁月、令他们无比骄傲的孩子，却在十七岁的花样年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怎能不令父母心碎啊！
王会悟《哭点儿》：
“十七年来我用心血浇灌着你，为的是要看见你开放这美丽的花朵。然而，当你向妈说出最后告别的时候，我却坚决地说：不，点儿，我不答允！
“你在妈心坎上刊了一道深痕，我漆黑了，我糊模了，我昏迷过去了……”
爱女的突然离世，深深刺痛着王会悟的心。为了不让剩下的一双儿女再受颠沛之苦，她决定改变之前的计划，让李达一人赴重庆讲学，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留在相对安定的贵阳。
此时的贵阳城里到处是各地流亡来的民众，陡然激增的人口不仅使当地物资供应出现困难，住房更是十分紧张。就在王会悟刚刚找到稳定的租房、正四处打听可以让孩子们上学的地方时，灾难再次降临。 1939年2月4日，贵阳遭遇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次轰炸。十八架日军飞机在贵阳市中心大十字、中华南路和金井街一带，疯狂投下一百二十余枚炸弹和燃烧弹，造成两千多人伤亡、一千三百多幢房屋被毁、两万多人无家可归。
虽然王会悟租住的北门一带没有遭到直接轰炸、一家人幸免于难，但绵延的大火却将半个贵阳城化为灰烬，市区各大中小学校和西迁而来的高校，纷纷迁往贵阳郊区县城，王会悟也只好带着一双儿女，跟着逃难的人群，向郊区的花溪转移。
花溪岁月
位于贵阳西南郊外十余公里的贵筑县花溪镇，是贵阳地区颇负盛名的风景区。一条花溪河自西向东蜿蜒流过镇中，两岸群山环绕、风光秀丽，犹如一处世外桃源，在抗战时期，成为无数颠沛流离的民众理想的避难地。
然而初到花溪，王会悟却没有心情欣赏这里的风景。自从全国抗战爆发后，孩子们学业已经中断一年半。眼看春季招生就要开始，尽快给一双儿女找到理想的学校入学，是她最为关切的问题。
“巍巍大将山下，清清花溪河旁，清华校园书声朗朗，春催桃李争艳斗芳……”这是《清华中学校歌》。坐落在花溪河边的清华中学，是一所诞生在抗战硝烟中的学校。1938年5月，八位流亡的清华大学学子，抱着“教育救国”思想，在贵州省财政厅长、原清华学堂老校长周贻春鼎力支持下，创办贵阳私立清华中学。最初，学校就办在贵阳市区中华北路铜像台附近复圣祠内。日军二四轰炸后，全体师生紧急从贵阳转移到花溪，借用花溪河边几间油炸坊做教室，一边抓紧招生复校，一边在大将山脚下开荒建设校园。
学校提倡清华精神，提出“诚实、爱国、自立、合群”要求。为保证教学质量，每个班的学生以二十五人為原则，入学考试严格。
早在日军二四轰炸前，王会悟就在贵阳城里听说过这所学校，对清华学子们教育救国的赤诚之心钦佩不已。如今亲眼目睹师生们自强不息、开荒建校，她更对这所学校充满信心。
1939年春，十五岁的李心天在母亲鼓励下，考入清华中学高一年级。比他小两岁的妹妹李心怡，也入读搬迁到附近石头村的贵阳女中初中部。
此时，李达已只身一人去往重庆，为冯玉祥主持研究室的工作。王会悟就在靠近清华中学的花溪大桥旁，租了一座一楼一底的小木屋，在艰苦却不乏生机的环境里，开始新的生活。
王会悟1978年6月书信：
“李老师嘱我咬紧牙关，吃苦三年，我们一定会胜利！爸爸亲自来接妻儿女。”
春去秋来，师生们共同努力，清华中学焕发出勃勃生机。学校建成教学楼和运动场，建立一系列严格教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培养制度。
学校培养学生的荣誉感、自尊心和集体观念，考试时教师不监考，学生以作弊为可耻。不放假的周末必有露营、壁报比赛、歌咏比赛、话剧表演等多种多样的集体活动。每天下午四点后，学生必须到户外活动至少一小时。全校师生都必须会游泳，游泳不及格不得毕业。
看着孩子们在老师教导下个个上进好学、生龙活虎，王会悟心里有说不出的欢喜。平日里，她常常去学校跟教员们聊天。教员们只知道这位气质优雅、谈吐不凡的学生家长，是北平大学大名鼎鼎的哲学教授李达的夫人，对她过去的经历并不知情。
在这群来自沦陷区的热血青年眼里，热情、知性的王会悟是一位善解人意的老大姐、热心好客的好邻居，大家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找她倾诉。
在饱经离难、背井离乡的岁月里，王会悟这座小木屋，不知承载了五湖四海的青年教员们多少欢笑与乡愁。除了清华中学教员，当年王会悟家里还有几位经常来往的客人，她们都是附近贵阳女子中学的学生。
孟昭方在《王会悟在花溪》一文中回忆：那时我是高一学生，经同班同学罗镜心介绍认识伯母。她住在花溪大桥旁边木屋楼上，房门口贴着“遵医嘱，禁止会客”。我问她患什么病？她说“高血压”。我是例外，一星期要跑她家好几次。后来才知道，那是为了尽量不与外界接触而隐蔽起来。
为什么让清华中学教员和家属倍感温馨的小木屋，在贵阳女中学生记忆里却显得如此神秘？这些十六七岁的少女，究竟与王会悟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频繁进出王会悟的家？
原来，当时的花溪作为贵阳第一疏散区，汇集众多西南后方大中学校，看似一派民主的氛围，实际却弥漫着紧张的空气。一方面，许多进步的青年师生经历惨绝人寰的二四轰炸，对日本帝国主义充满仇恨、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另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这些学校和进步师生的控制。早在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就制定一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特别委派贵州籍官员黄宇人前来贵州加强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强制各大中学校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与亲共力量形成针锋相对之势，以此干扰和破坏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在抗战初期就建立中共地下党支部的省立贵阳女子中学，就是他们防控的一个重点。
为争夺学生自治会、控制学校主导权，三青团对进步师生采取跟踪、搜查、抓捕等手段严密监控，整个贵阳女中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孟昭方回忆：在校公开看进步书籍是不可能的，我和几位同学都是清晨到宿舍后面的松林里躲着看。我和同学们订的杂志，封皮都被撕破了，那是教官检查撕坏的。记得我曾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藏在枕头下，不料也被教官偷偷地搜索了，书被没收，我还挨了一顿训斥。
贵阳女中在花溪的处境，被常来学校探望女儿的王会悟看在眼里。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她，深知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复杂性，也颇为那些向往革命却缺乏斗争经验的孩子们担忧。为了不引起国民党反动派注意，平日里，她除了以家长身份来往于两所学校，其余时间都称病在家、深居简出，暗中却常以款待女儿同学名义，把一些进步学生请到家里，给她们介绍马列主义，传授斗争经验。 孟昭方回忆：她经常借书给我看，与我讨论问题。记得那时《读书月报》连续刊登李达写的《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原因》，她激动地与我交谈、讨论，这时我才知道，她便是李达夫人。
在王会悟教导下，孟昭方对马列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花溪河边的小木屋，不仅成了她和几个进步同学的校外课堂，也是她们在白色恐怖下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就在王会悟冒着风险培养这群女中学生的时候，她和孩子正处在困境当中。自从与丈夫李达分开后，她就独自一人抚养着一双儿女。1939年9月，李达结束给冯玉祥的讲学，离开重庆，准备返回桂林、再去广西大学任教。途径贵阳，他曾在花溪逗留一段时间，并把冯玉祥将军送给他的一笔钱款留给王会悟母子。靠着这笔钱款，母子三人省吃俭用、艰难度日，眼看一年过去、所有积蓄就要用完，孩子们也面临辍学危机。
“我们家的牛奶锅，只有（煮）一袋牛奶刚合适，两袋牛奶就容易噗出来。所以妈妈就讲，你现在煮牛奶还嫌太小，那个时候我们一家三口，一顿饭就拿这个锅来煮。最先吃的是心天，第二个吃的（是）妹妹，吃剩的才是妈妈吃。”儿媳余国膺回忆。
情急之下，王会悟想到把小木屋分租给别人，以此来补贴家用。可自己经常在家里从事进步活动，万一被租客知道透露出去，势必会引来国民党反动派阻挠。
正在王会悟为招租事情发愁的时候，清华中学来了一位年轻英俊的美術教员，引起她的关注。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大学的周吉士原本在苏州女师附小教美术，全国抗战爆发后，因为不愿在沦陷区做亡国奴，而跟随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来到贵阳，被分配在黔西县中学任教。他曾在黔西县街头举办抗日漫画展，因为与学校的进步教师交往密切、又拒绝加入三青团，被黔西县党部视为赤色分子驱逐出境，1940年暑假经同窗好友介绍、来到花溪清华中学任教。
当时清华中学在建校初期，教员们都租住在校外农民房里，条件十分艰苦。头脑灵活的周吉士在教学之余，与朋友合开一家青年用品社，经营书刊杂志、学习用品和一些自制美术工艺品，以此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经过考察，王会悟对这位思想进步又颇有才华的青年十分欣赏。她主动到学校邀请周吉士，动员他把青年用品社开到自己租住的小木屋楼下。得知周吉士爱人杨永珍，因为反抗封建家庭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来到花溪，王会悟更是在各方面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夫妻俩操办婚事，热心地帮年轻的杨永珍照料孩子。
93岁的杨永珍回忆：“我们开店在楼下，她住在楼上，经常得到她的帮助。帮我们操办婚事，请了好几桌客人。我生小孩，她帮我烧饭、洗尿布。好人，好人，好人。”
周吉士儿子周国鼎回忆：“家里父母亲都反对，一个邻居这么支持，又帮着他们办喜酒，能不感激吗？在我母亲发病之前，她写了几句：王会悟，大好人，她的恩情我不能忘。那时候九十多了，还念念不忘。”
时光荏苒，转眼王会悟带着一双儿女在花溪度过三个春秋。清华中学在各地校友支持下，校园建设初具规模，师资力量不断壮大，成了西南后方声名远播的一所学校，甚至有不少远在南洋的华侨子弟慕名前来上学。
1942年春，十八岁的李心天以贵州学区第一名成绩，考入战时西迁到贵阳郊区的湘雅医学院，后经多年刻苦攻读和潜心钻研，进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成为我国从事神经医学和心理学跨学科研究的专家，被视为中国医学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奠基人之一。高中三年在清华中学养成的良好习惯和意志品质，为他日后从事专业学习和研究打下坚实基础，而正是母亲王会悟当年在花溪的选择和坚守，成就他的一生。
然而就在李心天高中毕业没多久，清华中学教员们却发现，他们常去的小木屋楼上总是大门紧锁，热心的好邻居王会悟，突然间淡出街坊邻里的视线。一向深居简出的王会悟去了哪里？搬走了吗？
其实，当时王会悟并没有离开花溪，而是去完成一项特殊使命。在今天贵阳市花溪区档案馆里保存的花溪民国档案中，有一本卷宗真实记录了她当年的行踪。
全国抗战爆发后，不少西迁的教会学校和沦陷区民众转移到贵州，其中不乏教师、医生、商人等社会精英人士。他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团结起来，充分利用自身能力，积极借助国际力量，建立学校、机关、医院、诊所等慈善机构，广泛参与抗日救亡活动，为战时贵州社会稳定和发展发挥特殊作用。
曾经在教会学校上过学、又懂英文的王会悟，于是想到利用教会，把花溪的社会精英人士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教会有场地有资金，她可以整合师生、社会各界力量，来为难民服务，解决他们一些具体困难。
花溪居民、82岁的郑培光回忆：“贫苦的群众，她相当支持。当时我们家很贫穷，我记得我们有个哥生病，拿了点药来了。”
除了利用教会组织募集物资、救济贫困百姓和学生，王会悟还带领青年教友，从花溪几所大中小学校挑选学生、排演节目，借助教会活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当时花溪公园有一个涵碧厅，是一个休闲的地方，租用那个地方演抗日歌曲，郑培光记得有《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
“还有就是发一些传单，就是要去打鬼子的传单，还搞些慈善捐款的那种会。”贵阳花溪区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黄依莉说。
郑培光回忆：“当时的老百姓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东西，都喜欢参加，周边的群众、小孩都去参加，那个场地坐满以后，旁边的过道都站满了。” 在王会悟精心组织下，花溪抗日救亡的思想很快深入到贵筑县各个阶层。1943年6月，贵筑县预备成立全县的妇女指导委员会，王会悟受县政府邀请，以发起人身份，参与妇委会各项筹备工作。
黄依莉说：妇女委员会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开展抗日宣传、救国募捐、难民帮扶，还有对妇女指导。当时发起人都是贵大的教师、贵大的学生、县长夫人这类，她应该是在花溪妇女界非常有影响，要不不会想到她。
“真正的人”
1944年，在太平洋战场连连失利的日军为扭转战局，向我国豫湘桂地区发动疯狂攻势，秋天相继攻陷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后，又沿黔桂铁路直逼贵州，并于12月2日攻占距离贵阳不到两百公里的独山县。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寇，集中在贵阳的高校、机关和难民纷纷紧急向重庆转移。
危难时刻，王会悟意外地接到一封来自重庆的电报。
1944年黔南事变，毛润芝给她拍来电报，寄来路费，要她到重庆。
原来，正在陕北的毛泽东辗转知道王会悟母子下落，十分关切她们的安危，特意把自己的稿费委托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转寄过来，资助她们脱离险境。
毛泽东的汇款犹如雪中送炭，解了王会悟燃眉之急。她即刻带着女儿李心怡离别她们居住六年的花溪，动身前往重庆。
临行前，她把自己仅有的一本《社会学大纲》送给已经考入贵州大学的孟昭方。以后，孟昭方在大学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一直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并和当年贵阳女中几个同学，始终与王会悟保持着联系。
孟昭方说：“在我的心目中，她是一位革命的长辈，是我生活道路的指引人，我永远敬重她。”
1944年底，王会悟和十八岁的女儿李心怡跟随逃难的人群撤离至重庆。在重庆，她加入中华妇女节制会，并担任华西区重庆分会常务理事，与重庆妇女界代表一起，积极投身到各种声援抗战的民主活动中。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终于迎来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了避免内战、和平建国，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张治中陪同下，于8月28日，从中共中央驻地延安乘专机抵达重庆，与蒋介石统治的国民政府进行停战谈判，受到重庆各界热烈欢迎。
在紧张繁忙的公务活动中，毛泽东依然惦记着李达王会悟夫妇。自从1927年武汉一别，毛泽东走上领导工农红军武装斗争的道路，而王会悟一直伴随李达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出版工作。彼此音断天涯长达十年，好不容易在八年前恢复联系，又被一场旷日持久的戰争中断音讯。
在陕甘宁边区坚持抗战的岁月里，毛泽东常常怀念当年在家乡湖南一起开展革命工作的老朋友。尤其是在他思考中国抗战形势、撰写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文章时，经常要翻看和研究笔耕堂书店出版的几本哲学著作。每当想起当年与李达王会悟夫妇在清水塘朝夕相处的日子，他的心头就格外牵挂这对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传播真理的革命伉俪。
早在半年前，毛泽东就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得知王会悟在重庆的消息。这次来重庆谈判，他再三关照身边工作人员，一定要想办法安排与这位故人见上一面。
得知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前来重庆谈判的消息，王会悟激动万分，当年在清水塘一起并肩作战、同甘共苦的老朋友，这次在重庆有机会相见、共叙离别之情吗？
9月5日这一天，是毛泽东接见中国妇女联谊会代表的日子。有幸参加见面会的王会悟在会后受到毛泽东单独接见。“毛主席专门提出要她留下来。当时到重庆也是危险的，他的安保工作也是做得比较紧，不仅是共产党八路军给他做保安，而且当时的张治中专门派了一个警卫营在那里。所以毛泽东不提出来，她肯定见不到面。”《毛泽东与李达》作者唐春元说。
这是一场相隔十八年的重逢。十八年来，他们一个投笔从戎、领导中国工农武装斗争，一个坚持协助丈夫在白色恐怖下传播马列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在残酷斗争中，毛泽东五位亲人先后为革命献出生命，王会悟也在八年战乱中失去五位至亲。
当毛泽东问及当年在清水塘见到的“点儿”时，王会悟禁不住失声痛哭。六年来，她无时无刻不在痛惜这个心爱的女儿。可国难当头，无数母亲把自己孩子送上前线、为民族抗战做出伟大牺牲，她没有理由沉浸在个人的悲伤中，只有把对女儿的怀念，寄托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行动里。
王会悟《哭点儿》：
“点儿呀，妈怀念你。
“我参加了妇女工作队，我担任了伤兵救护、出征家属查调及慰劳，我走遍了湘桂黔各地战区及后方乡村。我做工日继夜，我疲劳不敢休息，我饥饿无暇进食，直至我的血压高到两百，终请准假日得以休息。
“点儿，妈为你留下的三个广柑，霉了，烂了，还不见你回来。
“妈等待你回来，默默地向着嘉陵江等待你回来！”
1946年秋，随着西迁的学校、机构陆续回迁，女儿李心怡考入金陵女子大学，四十八岁的王会悟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
多年颠沛流离和艰苦生活，使她的健康状况堪忧。可当看到家乡至今连一个妇女组织都没有、身边姐妹依然像过去一样被束缚在家庭里，她如坐针毡，根本无法安心在家休养。她一面积极联络镇上进步教师，指导青年编印传播进步思想的《乌青学报》，一面发动镇上几个知识女性一起，挨家挨户上门，动员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活动，并在《桐乡民报》开辟专刊，传达妇女声音，呼吁妇女解放。
“我们要迎头赶上，做一个时代的妇女。我们要求知，我们要弃旧迎新，我们要服务社会。勇敢地站起来，唤醒更多的姊妹们，追随世界妇女获和平自由、走向‘天下一家’！”王会悟在《我们该如何纪念三八妇女节》一文中写道。 这天，王会悟踏着轻盈的脚步，又一次来到立志小学对岸的河边。当年那个为争取女子独立而离开家乡的少女，不仅带着她寻到的真理回来了，而且还以自己三十年带血的脚印，赋予这份真理更加闪亮的光芒。如今，她要用这思想的光，温暖和启迪家乡的姐妹。而随着解放的声音越来越近，她的内心也越来越亮堂起来。
1949年5月，桐乡和平解放。正忙着组织妇女姐妹迎接解放的王会悟，突然接到一封北平来信。当她展开信纸，看到那熟悉的字体、亲切的称呼时，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是久别的丈夫李达写给她的家书：
“润之兄已经晤谈过，他要我赶快写信催你来平，其他许多老友也这样主张。”
自从1939年9月花溪一别，丈夫李达就再也没有与她相见。后来她才得知，当年李达匆匆赶到桂林时，却因广西大学校长白鹏飞被国民党当局撤职而遭到解聘。身无分文的李达先是流落街头摆摊度日，后回零陵老家专心著书，贫病交加中，与照顾他的一位同村女子又组建了一个家庭。
尽管如此，王会悟却并没有心生怨恨。她知道，在分离的岁月里，李达一直受到国民党当局监视和迫害，生活极其潦倒。尤其是1944年零陵沦陷后，为了避免日本人骚扰，他甚至带领全村四十余口人躲进深山一年多时间，历经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能够经受生死的考验活下来，王会悟已经心怀感恩。何况，他们之间的情感早已超越普通的夫妻之情。
回望自己走过的人生，王会悟问心无愧、无怨无悔。虽然生逢乱世，但她从未放弃对理想和信仰的追求。作为一个青年，她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妇女工作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作为一个妻子，她不畏艰险、矢志不渝，协助丈夫传播马列主义的真理；作为一个母亲，她含辛茹苦、竭尽全力，培养儿女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作为一个女性，她不仅努力实现自身的独立、解放，还坚持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帮助他人、奉献社会。正如毛泽东对她的评价所言，她，是真正的人！
1949年6月，王會悟离开乌镇前往北平。
1949年9月，李达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由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张庆孚作为历史证明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中共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王会悟在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任职。她晚年不顾身体多病，积极配合党史研究部门，留下不少与中共一大、二大和早期妇女运动有关的回忆材料，为中共党史和妇女运动史的研究以及南湖红船的仿制提供宝贵参考。
“我是在嘉兴读过书的，我想还是到嘉兴租一条船（开会），嘉兴至少有熟人，嘉兴至少有朋友。假如真的遇到危险么，还可以找嘉兴几个人，嘉兴几个有名望的社会贤达，把他们叫拢来（帮忙）。
“就是这条船，他们开会的人就在（船舱）里面，（舱里面）两边可以走路的，我坐在船头。里面一张开会的桌子，桌子上面一副麻将牌，是我预备的，给他们一副麻将牌摆好。他们（在里面）开会，假如有人来，我马上要敲敲舱门了。敲敲门，你们马上要停止（开会），马上拿出那副牌来，哗啦哗啦地搓麻将，好像里面在搓麻将，保护他们开会的人。”
这是1991年王会悟接受采访时留下的回忆。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96岁。
（作者系嘉兴广电集团总编室副主任、纪录片《王会悟》总导演，文中照片由作者段欣收集提供。封面图片和文中海报由“海浪平面设计”提供。）
责任编辑 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