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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腐败、利益冲突等是一直长期得不到很好解决的问题,也是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关键因素。尤其是最近几年,这几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党和政府必须真正从体制机制入手,从根本上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十二五”时期我国社会秩序面临的挑战
社会问题不断增多,社会管理需求凸现。“十二五”时期利益问题引发的种种群体事件时有发生,社会要及早化解社会风险。土地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要及早引起重视,在对各地的调研中,我们看到这种现象和失地农民的反应。国家规定征地标准和补偿办法,地方政府按照国家规定补偿农民,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地方开发机构拿到土地后,按照市场价格出售,有时候甚至是暴利,这就引起农民眼红和心理不平衡。如果失地农民对生活和就业等感到不满时,土地问题就会引发更大的问题。地方政府官员,包括农村干部也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自己已经感觉是个火药桶。
“十二五”时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过去已经解决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又成为问题,诸如土地征用、国有企业职工退休工龄买断、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中的问题等等。这些老问题在新时期的反映,解决不好都会引发群体事件。进一步说,人民群众要求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这一要求在新形势如何得到满足,是对各级政府社会管理体制和领导干部社会管理能力的一个巨大挑战。
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收入差距继续拉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课题组的研究,2007年,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达到了72.9%,比2000年的59.3%提高了13.63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北部、中部地区分别达到了81.3%、74.8%和64.6%。当然,我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发展并不平衡;从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课题组的23项监测指标的实现程度看,难易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从全国四大区域来看,区域之间的差距逐年加大。
“十一五”时期以来,居民收入持续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经济发展,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居民对公共服务,尤其是对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满足这些需求奠定了基础。当然,也必须看到,我国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又受制于收入分配格局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合理。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是,国民收入中用于雇用职工的工资比重大幅度下降,工资福利的行业结构严重不合理。因此,进一步的社会发展就不能不考虑体制机制问题。还必须看到,一系列群体事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弱势群体分享改革成果的诉求不断增强,这主要以下岗、失地农民和失业人员为主体。
城镇化稳步推进,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突出。“十一五”前期,全国城镇化水平发展速度较快,至2008年已经接近既定目标。城镇化水平总体趋势为东部高于中部,中部又略高于西部。东部的11个省份中有7个已超过50%,其中上海在2007年已经达到88.7%的城镇化水平;中部城市有两个达至50%的水平,河南也超过34%;西部只有一个省份达至50%的水平,有两个省份仍在30%以下。
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化对公共服务带来空前需求,也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压力。一是城市政府承担着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投机和暴利是土地价格飙升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对于各类公共服务设施需求的扩张,城市化要求对基础设施,诸如路桥、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固体废弃物处理设施、学校、图书馆、社区服务中心、体育设施、医院和卫生设施进行投资,从历史上看,这些公共财政支出一直困扰着地方政府。二是对于土地问题,放到一个大背景下看,国际上很多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在城市化初期用土地解决政府财政困难。加拿大曾经通过征收不动产税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来对待这个问题,尽快渡过这个阶段,走上健康的城市化和稳定的产业发展道路。
城市化的统计人口中有两类人需要引起注意:一类是城市化过程的失地农民,另外一类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一些地区,前者缺乏就业保障、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后者缺乏基本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
扩大就业面临瓶颈,就业问题突出依旧。从实地调研情况看,各地就业面临的问题不一样,西部欠发达地区就业压力来自国有企业的改革、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部分行业的萎缩。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来自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企业倒闭和经营困难。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的挤压和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就业难度。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展现了教育体制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也展现了我国的人事制度和行政体制的深层次弊端,这些都需要做深入的专项研究,并在“十二五”期间进行综合配套改革。
新的历史时期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关键时期,主要表现在城市化加速、城市价值提升、城市病多发。必须认识到,随着人口不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及城市工业的不断膨胀,地方政府活动的范围和规模都将不断扩大。尽管这种人口和工业变化的模式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出现,但是由于当时没有考虑农民工的城市化,地方政府的负担不是非常大,一旦地方政府把农民工的城市化考虑在内,其责任和职能将大大扩大,对此,中央政府必须及早考虑。城市化必将要求增加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数量,征税和开支方式的变化也将产生多样化的核算要求,对政府公务员的专业化要求也越来越高。只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社会才能稳定有序。
形成一些前所未见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动员方式。一是社会动员方式。据我们调研,南方某地有一网站有会员40万人,来自五湖四海、市内市外、各行各业,在互相不能见面的世界里,形成了网络社会。他们自嘲是“蜗居”族,指外来打工者类,在本地认识人不多,交流面很窄,下班后大多呆在家里上网。网络又把他们拉出去,他们通过网络一起组织旅游、聚餐、社会活动。在北方某城市,一位某名牌大学毕业的女青年活跃在网络世界里,她告诉我们,通过网络可以交友、发表言论、显示观点、进行社会动员、组织抗议等。他们使用的联络方式有QQ、MSN、TWITTER等,多不胜数。二是组织方式。某地的一些网友会针对某些议题开展讨论,通过网络联系后,确定面对面的讨论地点,见面后全部采用化名,行为开放。据说这样是为了畅所欲言。讨论的议题包括爱情、婚姻、政治、文学、艺术、民生等,无所不包。三是生活方式。某网络组织2008年底成立。不到一年时间已有600多名会员。网络世界的青年,大都“蜗居”,如果想找人吃饭,就发帖子,说定餐厅、地点和时间,准会有人参与,大家彼此不认识,有时甚至不报姓名;若想旅游,也发帖子,准会有人响应,甚至参加公共活动,也采用这种方式。
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解决问题方式。一是评判问题的标准和方式。前不久某地发生一位中学女教师死亡事件。女教师死亡后当地有关部门定性为自杀,但是她的学生们不认同,把她的照片发在网上,让网友们评论,说“这么漂亮的老师会自杀?”结果网友们异口同声说“不可能是自杀,一定是他杀”。学生们就凭着这些反馈来颠覆有关部门的结论,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二是交往方式。“蜗居”青年不一定孤独,他们可以天天一个人呆在屋子里,但是每天可以通过网络与数十、数百甚至更多的人交往、沟通,联络海内外。青年们说,尽管有关管理部门设置关口屏障与境外的联系,但是,他们依然有办法,他们把这个叫做“翻墙”。但他们又说,尽量避免“翻墙”。
创新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
大力发展民办社会服务组织,完善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机制。要针对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考虑实行社会组织分类管理。可以根据社会组织的服务类型,如卫生、教育、科研、慈善、社区、文化、福利等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鼓励从事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发展,对于有一定政治企图、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组织制定相应法律予以限制。对于不同类别的社会组织,政府制定不同的法律和法规,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总的思路是:“放开一大片,限制一小部分”。“放开一大片”,即放开服务类社会组织,让它们在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配合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以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限制一小部分”,限制有政治企图或可能造成不良政治影响的社会组织的发展,保证社会有序,保持社会稳定。要进一步转变、规范和完善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职能,从公益服务的唯一提供者转变为保证者,从直接拥有和管理转变为制定规划规则和监督评估。
完善治理体系,积极推进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公众参与、透明、高效的治理体制。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透明程度愈高,善治的程度也愈高。政府财政和政府投资必须以满足公共利益为目标,必须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在中国如何提高政府能力,提高政府的决策速度和决策水平是新一届政府面临的挑战。就中国当前来说,要实现善治之首要步骤是把根治腐败、扩大就业、消除贫困和社会差别、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在治理过程中,法制的直接目标是规范各个行为主体的行为,使政府、市场和社会各个部门在既定的法律框架内工作。完善的法律为政府依法行政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没有健全的法律也就不会有善治,也不会有完善的社会管理。善治的基础是尽量取得社会和公众的认同,在这里,领导人和治理机构的优秀品质、与人民和社会的关系就尤为重要。
着力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和利益冲突问题。 “十二五”时期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要在着力解决市场领域和公共领域分配不同的前提下,进一步理顺政府内部各个社会管理部门的利益关系,把各个社会部门的利益关系不是变成部门利益,而是变成一种真正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物品,把社会事业的投入变成公共财政、公共投入,在这个基础上去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否则政府内部自己的利益都协调不好,也就无法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不可能去完善和改革社会管理体制。要建立完善的社会发展综合决策机制,认真研究政府职能、部门合作、部门设置、公众参与、财政支持、社会影响评价、技术支持等问题。
提高基层干部新时期的社会管理和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一是改进干部作风。实践证明,如果平时干部们的态度好一些,干群关系融洽一些,一些矛盾不会那么尖锐。新的历史条件下,干部作风、处事态度等非常关键。不能按照传统的管理模式来治理企业和管理农村事务。二是提高干部的沟通能力。提高各级干部的社会管理能力,首先要提高其沟通能力。面对日趋突出的社会问题,领导干部要学会做好两个方面的能力提升:首先要以人为本,学会尊重群众,这也是待人接物之道的根基之所在。其次要求善于表达,也就是说干部要把对群众的尊重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说白了就是会说话,要让群众听得舒服,减少平时的矛盾积累。一句话, 各级干部要提高修养,把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和提高基层干部社会管理能力放在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位置。三是社会问题主要发生在基层,与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基层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利益协调机制和分配体制、表达和沟通机制,提高基层干部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四是要把国家大政方针与基层实际密切结合起来。国家大政方针非常好,如何与基层的实际结合起来很关键。要建立科学的矛盾处理、危机化解机制,必须深入实际。目前一些做法是,只顾眼前,一起社会泄愤事件虽然得到处理,但是引发了无数的后续事件,这需要引起注意。
大力开展社区建设,奠定社会和谐基础。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的特点就在于它利用社区组织,针对社区中存在的问题,动员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来解决存在于自己社区中的问题,达到社会问题之解决。在解决过程中,实现居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合作、认同,实现社区的共同归属。在这个过程中,社区组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社区组织的参与,政府的公共服务才能顺利地送到有需求的居民家中、手中。社区的需求不一定非得社区组织传递给政府,政府设置的各种热线也是传递居民需求的渠道,但是一个社区的公共需求的传递离开社区组织可能就不太容易。鼓励居民自我组织起来,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喜好,结成一定的群体,对于社区的健康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关注互联网时代的政治生态,进一步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一是网络社会问题已经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造社会的物质基础,改变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内涵。青年人在网络上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一个不同于父辈们理解的社会。在一个各种不同的子系统不断出现并且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显得吃力,而且也越来越难以预测决策的后果。二是要谨防互联网问题引发的社会管理危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已经感受了全球经济互相依赖,及其带来的危机中决策的艰难性。在易变不定的几何形式似的信息社会中,出现了经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组合,形成了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虚拟社会。政府必须关注这些变化可能对政治带来的影响,要尽早从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诉求方式、社会动员方式、组织方式的变化探索其可能给未来治理方式带来的影响。三是网络的管理不要仅仅停留在如何防治网络导致青少年犯罪这样一个层面上。要认识到全球互联网系统下的个体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在扁平的互联网系统中他们既可以形成虚拟组织,也可以单独成为主体,又可以迅速形成实体社会组织;在扁平的互联网系统中,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获得巨大便利性;跨国界的卫星电视频道造成了跨国界的收视群体,也造成跨国界的文化传播、文化认同。必须在这样一个层面认识当代青年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四是积极引导。某市一网络曾经是一个社会各界发表言论、甚至是过激言论的场所,在社会上影响也很大,经过有关方面的努力,已经成为社会成员参与志愿服务的著名网站。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可以通过拓展服务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管理。五是各级社会管理部门应当尽可能吸收青年、甚至中学生参与有关就业、社会管理、社区建设等方面的决策,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政策的适用性。(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教授)
“十二五”时期我国社会秩序面临的挑战
社会问题不断增多,社会管理需求凸现。“十二五”时期利益问题引发的种种群体事件时有发生,社会要及早化解社会风险。土地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要及早引起重视,在对各地的调研中,我们看到这种现象和失地农民的反应。国家规定征地标准和补偿办法,地方政府按照国家规定补偿农民,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地方开发机构拿到土地后,按照市场价格出售,有时候甚至是暴利,这就引起农民眼红和心理不平衡。如果失地农民对生活和就业等感到不满时,土地问题就会引发更大的问题。地方政府官员,包括农村干部也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自己已经感觉是个火药桶。
“十二五”时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过去已经解决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又成为问题,诸如土地征用、国有企业职工退休工龄买断、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中的问题等等。这些老问题在新时期的反映,解决不好都会引发群体事件。进一步说,人民群众要求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这一要求在新形势如何得到满足,是对各级政府社会管理体制和领导干部社会管理能力的一个巨大挑战。
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收入差距继续拉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课题组的研究,2007年,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达到了72.9%,比2000年的59.3%提高了13.63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北部、中部地区分别达到了81.3%、74.8%和64.6%。当然,我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发展并不平衡;从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课题组的23项监测指标的实现程度看,难易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从全国四大区域来看,区域之间的差距逐年加大。
“十一五”时期以来,居民收入持续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经济发展,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居民对公共服务,尤其是对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满足这些需求奠定了基础。当然,也必须看到,我国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又受制于收入分配格局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合理。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是,国民收入中用于雇用职工的工资比重大幅度下降,工资福利的行业结构严重不合理。因此,进一步的社会发展就不能不考虑体制机制问题。还必须看到,一系列群体事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弱势群体分享改革成果的诉求不断增强,这主要以下岗、失地农民和失业人员为主体。
城镇化稳步推进,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突出。“十一五”前期,全国城镇化水平发展速度较快,至2008年已经接近既定目标。城镇化水平总体趋势为东部高于中部,中部又略高于西部。东部的11个省份中有7个已超过50%,其中上海在2007年已经达到88.7%的城镇化水平;中部城市有两个达至50%的水平,河南也超过34%;西部只有一个省份达至50%的水平,有两个省份仍在30%以下。
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化对公共服务带来空前需求,也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压力。一是城市政府承担着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投机和暴利是土地价格飙升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对于各类公共服务设施需求的扩张,城市化要求对基础设施,诸如路桥、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固体废弃物处理设施、学校、图书馆、社区服务中心、体育设施、医院和卫生设施进行投资,从历史上看,这些公共财政支出一直困扰着地方政府。二是对于土地问题,放到一个大背景下看,国际上很多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在城市化初期用土地解决政府财政困难。加拿大曾经通过征收不动产税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来对待这个问题,尽快渡过这个阶段,走上健康的城市化和稳定的产业发展道路。
城市化的统计人口中有两类人需要引起注意:一类是城市化过程的失地农民,另外一类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一些地区,前者缺乏就业保障、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后者缺乏基本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
扩大就业面临瓶颈,就业问题突出依旧。从实地调研情况看,各地就业面临的问题不一样,西部欠发达地区就业压力来自国有企业的改革、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部分行业的萎缩。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来自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企业倒闭和经营困难。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的挤压和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就业难度。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展现了教育体制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也展现了我国的人事制度和行政体制的深层次弊端,这些都需要做深入的专项研究,并在“十二五”期间进行综合配套改革。
新的历史时期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关键时期,主要表现在城市化加速、城市价值提升、城市病多发。必须认识到,随着人口不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及城市工业的不断膨胀,地方政府活动的范围和规模都将不断扩大。尽管这种人口和工业变化的模式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出现,但是由于当时没有考虑农民工的城市化,地方政府的负担不是非常大,一旦地方政府把农民工的城市化考虑在内,其责任和职能将大大扩大,对此,中央政府必须及早考虑。城市化必将要求增加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数量,征税和开支方式的变化也将产生多样化的核算要求,对政府公务员的专业化要求也越来越高。只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社会才能稳定有序。
形成一些前所未见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动员方式。一是社会动员方式。据我们调研,南方某地有一网站有会员40万人,来自五湖四海、市内市外、各行各业,在互相不能见面的世界里,形成了网络社会。他们自嘲是“蜗居”族,指外来打工者类,在本地认识人不多,交流面很窄,下班后大多呆在家里上网。网络又把他们拉出去,他们通过网络一起组织旅游、聚餐、社会活动。在北方某城市,一位某名牌大学毕业的女青年活跃在网络世界里,她告诉我们,通过网络可以交友、发表言论、显示观点、进行社会动员、组织抗议等。他们使用的联络方式有QQ、MSN、TWITTER等,多不胜数。二是组织方式。某地的一些网友会针对某些议题开展讨论,通过网络联系后,确定面对面的讨论地点,见面后全部采用化名,行为开放。据说这样是为了畅所欲言。讨论的议题包括爱情、婚姻、政治、文学、艺术、民生等,无所不包。三是生活方式。某网络组织2008年底成立。不到一年时间已有600多名会员。网络世界的青年,大都“蜗居”,如果想找人吃饭,就发帖子,说定餐厅、地点和时间,准会有人参与,大家彼此不认识,有时甚至不报姓名;若想旅游,也发帖子,准会有人响应,甚至参加公共活动,也采用这种方式。
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解决问题方式。一是评判问题的标准和方式。前不久某地发生一位中学女教师死亡事件。女教师死亡后当地有关部门定性为自杀,但是她的学生们不认同,把她的照片发在网上,让网友们评论,说“这么漂亮的老师会自杀?”结果网友们异口同声说“不可能是自杀,一定是他杀”。学生们就凭着这些反馈来颠覆有关部门的结论,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二是交往方式。“蜗居”青年不一定孤独,他们可以天天一个人呆在屋子里,但是每天可以通过网络与数十、数百甚至更多的人交往、沟通,联络海内外。青年们说,尽管有关管理部门设置关口屏障与境外的联系,但是,他们依然有办法,他们把这个叫做“翻墙”。但他们又说,尽量避免“翻墙”。
创新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
大力发展民办社会服务组织,完善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机制。要针对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考虑实行社会组织分类管理。可以根据社会组织的服务类型,如卫生、教育、科研、慈善、社区、文化、福利等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鼓励从事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发展,对于有一定政治企图、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组织制定相应法律予以限制。对于不同类别的社会组织,政府制定不同的法律和法规,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总的思路是:“放开一大片,限制一小部分”。“放开一大片”,即放开服务类社会组织,让它们在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配合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以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限制一小部分”,限制有政治企图或可能造成不良政治影响的社会组织的发展,保证社会有序,保持社会稳定。要进一步转变、规范和完善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职能,从公益服务的唯一提供者转变为保证者,从直接拥有和管理转变为制定规划规则和监督评估。
完善治理体系,积极推进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公众参与、透明、高效的治理体制。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透明程度愈高,善治的程度也愈高。政府财政和政府投资必须以满足公共利益为目标,必须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在中国如何提高政府能力,提高政府的决策速度和决策水平是新一届政府面临的挑战。就中国当前来说,要实现善治之首要步骤是把根治腐败、扩大就业、消除贫困和社会差别、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在治理过程中,法制的直接目标是规范各个行为主体的行为,使政府、市场和社会各个部门在既定的法律框架内工作。完善的法律为政府依法行政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没有健全的法律也就不会有善治,也不会有完善的社会管理。善治的基础是尽量取得社会和公众的认同,在这里,领导人和治理机构的优秀品质、与人民和社会的关系就尤为重要。
着力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和利益冲突问题。 “十二五”时期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要在着力解决市场领域和公共领域分配不同的前提下,进一步理顺政府内部各个社会管理部门的利益关系,把各个社会部门的利益关系不是变成部门利益,而是变成一种真正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物品,把社会事业的投入变成公共财政、公共投入,在这个基础上去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否则政府内部自己的利益都协调不好,也就无法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不可能去完善和改革社会管理体制。要建立完善的社会发展综合决策机制,认真研究政府职能、部门合作、部门设置、公众参与、财政支持、社会影响评价、技术支持等问题。
提高基层干部新时期的社会管理和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一是改进干部作风。实践证明,如果平时干部们的态度好一些,干群关系融洽一些,一些矛盾不会那么尖锐。新的历史条件下,干部作风、处事态度等非常关键。不能按照传统的管理模式来治理企业和管理农村事务。二是提高干部的沟通能力。提高各级干部的社会管理能力,首先要提高其沟通能力。面对日趋突出的社会问题,领导干部要学会做好两个方面的能力提升:首先要以人为本,学会尊重群众,这也是待人接物之道的根基之所在。其次要求善于表达,也就是说干部要把对群众的尊重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说白了就是会说话,要让群众听得舒服,减少平时的矛盾积累。一句话, 各级干部要提高修养,把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和提高基层干部社会管理能力放在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位置。三是社会问题主要发生在基层,与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基层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利益协调机制和分配体制、表达和沟通机制,提高基层干部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四是要把国家大政方针与基层实际密切结合起来。国家大政方针非常好,如何与基层的实际结合起来很关键。要建立科学的矛盾处理、危机化解机制,必须深入实际。目前一些做法是,只顾眼前,一起社会泄愤事件虽然得到处理,但是引发了无数的后续事件,这需要引起注意。
大力开展社区建设,奠定社会和谐基础。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的特点就在于它利用社区组织,针对社区中存在的问题,动员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来解决存在于自己社区中的问题,达到社会问题之解决。在解决过程中,实现居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合作、认同,实现社区的共同归属。在这个过程中,社区组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社区组织的参与,政府的公共服务才能顺利地送到有需求的居民家中、手中。社区的需求不一定非得社区组织传递给政府,政府设置的各种热线也是传递居民需求的渠道,但是一个社区的公共需求的传递离开社区组织可能就不太容易。鼓励居民自我组织起来,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喜好,结成一定的群体,对于社区的健康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关注互联网时代的政治生态,进一步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一是网络社会问题已经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造社会的物质基础,改变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内涵。青年人在网络上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一个不同于父辈们理解的社会。在一个各种不同的子系统不断出现并且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显得吃力,而且也越来越难以预测决策的后果。二是要谨防互联网问题引发的社会管理危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已经感受了全球经济互相依赖,及其带来的危机中决策的艰难性。在易变不定的几何形式似的信息社会中,出现了经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组合,形成了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虚拟社会。政府必须关注这些变化可能对政治带来的影响,要尽早从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诉求方式、社会动员方式、组织方式的变化探索其可能给未来治理方式带来的影响。三是网络的管理不要仅仅停留在如何防治网络导致青少年犯罪这样一个层面上。要认识到全球互联网系统下的个体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在扁平的互联网系统中他们既可以形成虚拟组织,也可以单独成为主体,又可以迅速形成实体社会组织;在扁平的互联网系统中,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获得巨大便利性;跨国界的卫星电视频道造成了跨国界的收视群体,也造成跨国界的文化传播、文化认同。必须在这样一个层面认识当代青年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四是积极引导。某市一网络曾经是一个社会各界发表言论、甚至是过激言论的场所,在社会上影响也很大,经过有关方面的努力,已经成为社会成员参与志愿服务的著名网站。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可以通过拓展服务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管理。五是各级社会管理部门应当尽可能吸收青年、甚至中学生参与有关就业、社会管理、社区建设等方面的决策,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政策的适用性。(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