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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庭中金融资产配置问题一直是金融领域的研究热点，文章从农村家庭的角度出发，选取了关于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并将这些因素分为人口统计学变量、家庭因素变量、社会互动因素变量以及政府政策展开综述，在此基础上指出现有文献的不足以及外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金融资产配置;农村家庭;影响因素;综述
一、引言
家庭作为经济生活的微小单元，起着连接宏观与微观经济的重要作用，对家庭经济以及金融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2006年Campbell提出家庭金融的概念，近几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同公司金融一样成为金融领域的热点之一。特别是随着投资组合理论、行为经济学等理论的不断发展，基于此的家庭金融的研究也在不断完善。家庭的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生产性投资一同构成家庭的资产，配置的指标为稳定投资、风险投资与生产投资三类（赵翠霞、李岩，2018）。研究家庭中金融资产的配置问题对于增加人民“财产性收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以往关于此方向的研究或者综述性文献大部分都是将家庭看作研究主体，以总体居民家庭为视角展开，也有部分文献是以家庭为单位并基于家庭的异质性展开，但是专门以农村家庭为视角展开，研究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文献却并不多。
基于农村家庭的角度展开关于家庭金融中资产配置的研究是重要且必要的：一是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近些年来农村的经济发展以及产业升级使得农村家庭的收入得到了大幅提升，这也为其对资产配置的决策奠定了基础，并且随着脱贫攻坚的不断深化，农村家庭的资产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农村金融市场的未来潜力巨大（管世源等，2019）;二是因为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差异巨大，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相比，有着不同的理财或金融观念，农村家庭的储蓄率明显高于城市家庭（刘国鑫等，2018），这表现出城乡家庭中金融資产配置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三是随着普惠金融的有效且大范围的实施，使得农村家庭的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了重大变化，研究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问题对于普惠金融政策的实施、互联网金融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不同因素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
（一）人口统计学变量
人口统计学变量一般为年龄、受教育程度、风险态度等因素，国内外都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这里只选择2020年的文献进行梳理。
关于年龄，赵翠霞、李岩（2018），刘国鑫、杨光辉等（2020）研究发现年龄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较大：年龄较大的农村家庭往往经济状况较好，在金融资产的配置上呈现出多元性;农村青年家庭群体对于创新型金融产品的青睐较大，但是在配置上却受困于家庭收入等因素。在此基础上，贾男（2020）发现退休通过影响风险态度也会影响金融资产的配置。
关于受教育程度，赵翠霞、李岩（2018）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是城郊失地农民家庭资产配置占比的主要影响因素。卢亚娟、张菁晶（2018），张哲、谢家智（2018）研究发现，户主受教育程度具有显著影响，而且不同地区间也存在明显差异：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村家庭受户主主观态度影响较大，而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则会受到家庭收入等条件的限制。
关于金融知识，赵翠霞、李岩（2018）的研究表明，金融知识对城郊失地农民金融市场参与和金融资产资产配置有主要影响。在接下来的研究中，邹小园、梁耀明（2019）的研究发现其对金融市场的参与和金融资产的配置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增强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和风险资产投资的可能性。
（二）家庭因素变量
家庭因素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从家庭层面考察的各个变量。沈丽（2020）提出用家庭禀赋来衡量家庭因素变量，家庭禀赋是指“整个家庭成员所共享、可以共同使用的资源和能力”。家庭因素一般包括家庭成员的数量、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土地房产等因素。
关于家庭成员数量的影响，Badarinza C（2016）认为居民家庭人口数量的增加导致家庭对未来的消费预期增加，从而促使家庭参与金融资产投资。在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产生影响时，通常会受到家庭结构的限制。卢亚娟、孟丹丹、刘澍（2019）摒弃了社会学中对“家庭结构”的定义，采用家庭中各代际人数的差异定义不同的家庭结构，并研究家庭结构对农村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各年龄段的数量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取决于家庭中其他代际成员的数量，即各个年龄段的数量差异对资产配置的影响是综合且呈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效应。
关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刘国鑫、杨光辉等（2020）研究发现收入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较大影响。卢亚娟、张菁晶（2018）发现家庭年收入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的工作、受教育水平通过影响家庭可支配收入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收入的边际效应递减，可支配收入较多的东部地区的影响则不明显。
农民处理土地的方式一般分为直接用于生产性投资或者土地流转（外包）。姚成胜、李嘉桐、万珍（2016）研究发现耕地对农村家庭的储蓄影响呈现出负作用，而对经营资产的影响总体为正，则耕地数量对金融资产的选择表现出“挤出效应”。又进一步研究了农地转出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流转会使得金融资产的配置较为单一，只倾向于储蓄;而土地外包对储蓄则是相反的作用。
（三）社会互动因素变量
社会互动因素指家庭成员与社会间的往来互动关系等因素，这类的研究通常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展开。
Annie C Zhang ect.（2018）等研究发现在资产分配决策时会受身边所交往朋友和其他群体的影响。张博等（2015）认为礼金支出越多，家庭参与社会互动越频繁，家庭对风险金融资产的偏好程度越高。 卢树立（2020）基于农民工省外务工的社会现状，考察其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外务工经历通过提高收入、增长金融知识、增强社会网络促进了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并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而且这种影响具有显著性。
（四）政府政策
政府的政策或者社会其他因素是指政府政策的。林博（2018）研究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这里介绍“新农保”与普惠金融政策的影响。
“新农保”是指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曹兰英（2019）研究发现，参与新农保的农村户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进一步研究发现，“新农保”通过缓解农村家庭养老压力，间接提高了农户收入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能够显著改变其金融资产的配置。
关于普惠金融政策，张晓玫、董文奎、韩科飞（2020）研究普惠金融政策的影响，发现普惠金融通过影响家庭的金融素养作用于家庭的资产配置，而且在农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在此基础上，周雨晴、何广文（2020）证明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农户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和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而且当农户金融素养或智能化素养更高时，其影响更强烈。
三、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梳理，发现我国学者对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有了初步研究，但是研究还不充分，有些不足和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
部分研究的数据只是基于某个街道或是社区的调研数据，缺乏代表性。目前我国已经有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等项目，农村金融的研究数据趋于完善，以后的研究可以加以利用。
部分变量的界定与指数的構建还存在争议，如“家庭结构”的定义，更科学地界定某些因素是以后学者的研究重点。实证设计中的方程也较为单一，多为Probit与Tobit等传统模型，对模型的拓展、假设的放开也将是值得关注的地方。
对于家庭而言，金融资产的配置往往会与实物资产相互影响，二者之间的“挤出效应”或者“互补效应”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特别是农村家庭，由于大部分农村家庭拥有土地，因此以后的研究应该重点关注其他资产配置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贾男.老龄化背景下退休对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基于模糊断点回归设计[J].统计研究，2020，37（04）：46-58.
[2]刘国鑫，杨光辉，王迎静，等.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研究[J].对外经贸，2020（03）：69-73.
[3]卢亚娟，孟丹丹，刘澍.农村家庭结构对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分析[J].财贸研究，2019，30（06）：61-73.
[4]卢亚娟，张菁晶.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8，34（05）：98-106.
[5]沈丽，赵一丁.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J].海南金融，2020（04）：81-87.
[6]姚成胜，李嘉桐，万珍.农地转出、农民收入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06）：125-133.
[7]张晓玫，董文奎，韩科飞.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及机制分析[J].当代财经，2020（01）：65-76.
[8]张志伟.中国家庭金融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
[9]赵翠霞，李岩.城郊失地农民的家庭资产选择及其影响因素[J].管理世界，2018，34（07）：170-171.
[10]周雨晴，何广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J].当代经济科学，2020，42（03）：92-105.
[11]邹小园，梁耀明.农村居民金融知识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J].新疆农垦经济，2019（10）：29-36.
[12]Badarinza C，Campbell J Y，Ramadorai T.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household finance [J].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2016（08）：111-144.
[13]Campbell J Y.Household finance[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6（04）：1553-1640.
[14]Gender differences in risk behavior： An analysis of asset allocation decisions in Ghana[J].Marya Hillesland.World Development，2019.
[15]Peer effect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asset allocation[J]. Annie C. Zhang，Jiali Fang，Ben Jacobsen，Ben R. Marshall.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18.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关键词：金融资产配置;农村家庭;影响因素;综述
一、引言
家庭作为经济生活的微小单元，起着连接宏观与微观经济的重要作用，对家庭经济以及金融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2006年Campbell提出家庭金融的概念，近几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同公司金融一样成为金融领域的热点之一。特别是随着投资组合理论、行为经济学等理论的不断发展，基于此的家庭金融的研究也在不断完善。家庭的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生产性投资一同构成家庭的资产，配置的指标为稳定投资、风险投资与生产投资三类（赵翠霞、李岩，2018）。研究家庭中金融资产的配置问题对于增加人民“财产性收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以往关于此方向的研究或者综述性文献大部分都是将家庭看作研究主体，以总体居民家庭为视角展开，也有部分文献是以家庭为单位并基于家庭的异质性展开，但是专门以农村家庭为视角展开，研究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文献却并不多。
基于农村家庭的角度展开关于家庭金融中资产配置的研究是重要且必要的：一是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近些年来农村的经济发展以及产业升级使得农村家庭的收入得到了大幅提升，这也为其对资产配置的决策奠定了基础，并且随着脱贫攻坚的不断深化，农村家庭的资产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农村金融市场的未来潜力巨大（管世源等，2019）;二是因为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差异巨大，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相比，有着不同的理财或金融观念，农村家庭的储蓄率明显高于城市家庭（刘国鑫等，2018），这表现出城乡家庭中金融資产配置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三是随着普惠金融的有效且大范围的实施，使得农村家庭的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了重大变化，研究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问题对于普惠金融政策的实施、互联网金融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不同因素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
（一）人口统计学变量
人口统计学变量一般为年龄、受教育程度、风险态度等因素，国内外都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这里只选择2020年的文献进行梳理。
关于年龄，赵翠霞、李岩（2018），刘国鑫、杨光辉等（2020）研究发现年龄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较大：年龄较大的农村家庭往往经济状况较好，在金融资产的配置上呈现出多元性;农村青年家庭群体对于创新型金融产品的青睐较大，但是在配置上却受困于家庭收入等因素。在此基础上，贾男（2020）发现退休通过影响风险态度也会影响金融资产的配置。
关于受教育程度，赵翠霞、李岩（2018）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是城郊失地农民家庭资产配置占比的主要影响因素。卢亚娟、张菁晶（2018），张哲、谢家智（2018）研究发现，户主受教育程度具有显著影响，而且不同地区间也存在明显差异：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村家庭受户主主观态度影响较大，而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则会受到家庭收入等条件的限制。
关于金融知识，赵翠霞、李岩（2018）的研究表明，金融知识对城郊失地农民金融市场参与和金融资产资产配置有主要影响。在接下来的研究中，邹小园、梁耀明（2019）的研究发现其对金融市场的参与和金融资产的配置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增强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和风险资产投资的可能性。
（二）家庭因素变量
家庭因素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从家庭层面考察的各个变量。沈丽（2020）提出用家庭禀赋来衡量家庭因素变量，家庭禀赋是指“整个家庭成员所共享、可以共同使用的资源和能力”。家庭因素一般包括家庭成员的数量、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土地房产等因素。
关于家庭成员数量的影响，Badarinza C（2016）认为居民家庭人口数量的增加导致家庭对未来的消费预期增加，从而促使家庭参与金融资产投资。在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产生影响时，通常会受到家庭结构的限制。卢亚娟、孟丹丹、刘澍（2019）摒弃了社会学中对“家庭结构”的定义，采用家庭中各代际人数的差异定义不同的家庭结构，并研究家庭结构对农村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各年龄段的数量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取决于家庭中其他代际成员的数量，即各个年龄段的数量差异对资产配置的影响是综合且呈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效应。
关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刘国鑫、杨光辉等（2020）研究发现收入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较大影响。卢亚娟、张菁晶（2018）发现家庭年收入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的工作、受教育水平通过影响家庭可支配收入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收入的边际效应递减，可支配收入较多的东部地区的影响则不明显。
农民处理土地的方式一般分为直接用于生产性投资或者土地流转（外包）。姚成胜、李嘉桐、万珍（2016）研究发现耕地对农村家庭的储蓄影响呈现出负作用，而对经营资产的影响总体为正，则耕地数量对金融资产的选择表现出“挤出效应”。又进一步研究了农地转出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流转会使得金融资产的配置较为单一，只倾向于储蓄;而土地外包对储蓄则是相反的作用。
（三）社会互动因素变量
社会互动因素指家庭成员与社会间的往来互动关系等因素，这类的研究通常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展开。
Annie C Zhang ect.（2018）等研究发现在资产分配决策时会受身边所交往朋友和其他群体的影响。张博等（2015）认为礼金支出越多，家庭参与社会互动越频繁，家庭对风险金融资产的偏好程度越高。 卢树立（2020）基于农民工省外务工的社会现状，考察其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外务工经历通过提高收入、增长金融知识、增强社会网络促进了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并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而且这种影响具有显著性。
（四）政府政策
政府的政策或者社会其他因素是指政府政策的。林博（2018）研究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这里介绍“新农保”与普惠金融政策的影响。
“新农保”是指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曹兰英（2019）研究发现，参与新农保的农村户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进一步研究发现，“新农保”通过缓解农村家庭养老压力，间接提高了农户收入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能够显著改变其金融资产的配置。
关于普惠金融政策，张晓玫、董文奎、韩科飞（2020）研究普惠金融政策的影响，发现普惠金融通过影响家庭的金融素养作用于家庭的资产配置，而且在农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在此基础上，周雨晴、何广文（2020）证明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农户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和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而且当农户金融素养或智能化素养更高时，其影响更强烈。
三、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梳理，发现我国学者对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有了初步研究，但是研究还不充分，有些不足和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
部分研究的数据只是基于某个街道或是社区的调研数据，缺乏代表性。目前我国已经有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等项目，农村金融的研究数据趋于完善，以后的研究可以加以利用。
部分变量的界定与指数的構建还存在争议，如“家庭结构”的定义，更科学地界定某些因素是以后学者的研究重点。实证设计中的方程也较为单一，多为Probit与Tobit等传统模型，对模型的拓展、假设的放开也将是值得关注的地方。
对于家庭而言，金融资产的配置往往会与实物资产相互影响，二者之间的“挤出效应”或者“互补效应”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特别是农村家庭，由于大部分农村家庭拥有土地，因此以后的研究应该重点关注其他资产配置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贾男.老龄化背景下退休对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基于模糊断点回归设计[J].统计研究，2020，37（04）：46-58.
[2]刘国鑫，杨光辉，王迎静，等.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研究[J].对外经贸，2020（03）：69-73.
[3]卢亚娟，孟丹丹，刘澍.农村家庭结构对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分析[J].财贸研究，2019，30（06）：61-73.
[4]卢亚娟，张菁晶.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8，34（05）：98-106.
[5]沈丽，赵一丁.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J].海南金融，2020（04）：81-87.
[6]姚成胜，李嘉桐，万珍.农地转出、农民收入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06）：125-133.
[7]张晓玫，董文奎，韩科飞.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及机制分析[J].当代财经，2020（01）：65-76.
[8]张志伟.中国家庭金融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
[9]赵翠霞，李岩.城郊失地农民的家庭资产选择及其影响因素[J].管理世界，2018，34（07）：170-171.
[10]周雨晴，何广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J].当代经济科学，2020，42（03）：92-105.
[11]邹小园，梁耀明.农村居民金融知识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J].新疆农垦经济，2019（10）：29-36.
[12]Badarinza C，Campbell J Y，Ramadorai T.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household finance [J].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2016（08）：111-144.
[13]Campbell J Y.Household finance[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6（04）：1553-1640.
[14]Gender differences in risk behavior： An analysis of asset allocation decisions in Ghana[J].Marya Hillesland.World Development，2019.
[15]Peer effect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asset allocation[J]. Annie C. Zhang，Jiali Fang，Ben Jacobsen，Ben R. Marshall.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18.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