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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七三一部队不仅犯下秘密从事人体实验，策划实施细菌战的反人类罪行，在其建立过程中，还残酷奴役数以千计的中国劳工，并造成巨大创伤。战后，由于七三一部队的隐蔽性、美军对日本细菌战的掩盖及战后研究方向多为侧重于人体实验与细菌战罪行揭露等诸多因素，这段历史被错位掩埋于记忆之中。本文研究七十余年前七三一部队对劳工的伤害及其战后生存状况，以“文化记忆”的视角来记述历史事实，从人权伦理的角度去关心受害群体。
关键词：劳工；战后影响；灾难延续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9-0177-02
从1935年开始，七三一部队选定平房地区六个村屯的中间地带作为建设用地。“强征了一千多名中国劳工，北洼地、正黄旗五屯南门外和黄家窝堡搭起数十栋劳工棚”[1]。自此，这些劳工整日生活在令人窒息的压抑之中，从事繁重的工作，遭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打击，创伤深刻且影响极大。但是，“在中国，基层地域社会史以及普通民众的个人史，至今都没有受到重视，有关的历史资料基本都没有保存下来”[2]。本文试图在现有历史资料基础上，结合笔者亲身访谈来关心战争给民众个人命运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
一、基本资料来源与介绍
现搜集整理出182名（443页）劳工的证言，是迄今为止较为全面记录七三一劳工真实经历的史料。“主要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寻访的劳工证言，主要为男性，女性较少。据档案记载，劳工在七三一部队从事劳动时大多为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年龄最大者四十多岁”[3]。多来自哈尔滨平房地区，少数人是从哈尔滨周边地区或河北、山东等地通过招工或抓劳工方式来到七三一部队。
1980年以前主要由国家有关部门对劳工进行调查取证，这一时期，曾在七三一部队做过劳工队长的幸存劳工往往是被视作“劳改犯”，最典型的有这样两位张朝卿、裴文财，当时他们“在押犯”的字样的供词被保存在哈尔滨市公安局档案馆里，甚至中央档案馆也有他们此类问题的材料。笔者在查阅材料的时候还发现出版的档案资料里都公布了“在押犯”的供词，如：“劳改犯张朝卿（七三一部队劳工大队副）、裴文才（劳务班长）供：”[4]。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要由相关学者对劳工进行调研走访。1982年8月，哈尔滨市地方志办公室成立调查小组对幸存劳工进行调查。1983年，哈尔滨日本细菌工厂罪证陈列馆开始陆续采访劳工近200人，形成记录方式规范、内容详细的口述档案资料。20世纪90年代，哈尔滨市公证处对部分劳工证言进行法律公证。这是哈尔滨市公证史上首次对侵华日军罪证开展证据保全公证工作，是“继南京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见证人采取法律工作手段之后，哈尔滨市对七三一部队滔天罪行的历史见证人采取的又一次法律公证行动”[5]。
二、战时基本情况
七三一部队在对待劳工方面，主要是“采取两种政策：对外地劳工采取奴隶式的法西斯管制；对本地劳工采取‘恩’威并施的‘怀柔’政策”[6]。生产生活环境恶劣，工作繁重，挨打挨骂更是随处可见，这段非人的经历使得劳工身心都受到严重伤害。
（一）沉重的心理负担
七三一部队以一种威慑与恐吓，试图从心理上彻底击垮劳工的心理防线，造成劳工的恐惧感，从而望而生畏，从而最终丧失反抗的意志，变得麻木与顺从。宪兵队在村民及劳力中建立起的“防谍”密告体系，不仅使无辜者被捕受刑，亦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提心吊胆，饱受民族歧视和日军伤害，生活在屈辱中。所有劳工都被强行吸纳入一种内心极度恐惧、精神高度集中的生活状态之中。据劳工侯玉书回忆：“我去时，不让到各处转，只能在干活的地方活动。在各处的墙上都贴有‘守口如瓶’‘防备间谍’的标语，不让随便讲话，一不小心要挨打的”①。经历打压之后，劳工心理防线变得十分脆弱，只要听到呼喊声、打骂声就会感到紧张害怕。
七三一部队对劳工实行严格管制，实行小队“联保联座”制度（即一人有事，全受株连）。同时，制定重重戒律，稍有触犯，轻则体罚，重则摧残致死。劳工每天生活在惊慌忐忑之中，进出城门时，稍不小心就会被罚跪。据劳工王应魁回忆：“我在高等官宿舍当勤杂工，受尽了欺辱，每天早晚必须向日本人问安，问安时必须学日本话。有一次我没有向日本人问安，被日本人打了”①。凡此种种，对劳工造成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背负了异常沉重的心理负担。
（二）恶劣的生存环境
七三一部队盘踞平房七年间，强迁居民546户，拆除和占用民房1638间，强占良田610垧。强迫劳工终年无偿为其劳动，严重地妨碍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破坏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家庭结构。同时，“劳工被驱赶后，家庭生产环境恶劣、四季生活在数十栋席棚子里，冬天冰冷刺骨。在伙食上，每天吃不饱，饥饿难耐就到垃圾堆里捡食物充饥。在生活上，夏天衣不遮体，冬天无法御寒。当时，没饭吃而饿死的，患病不给治疗而病死的，冬天由于衣不遮体而冻死的，不计其数”[7]。
三、战后生活状况
从心理学上讲，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及心态的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长期的生活经历，年轻时的心理阴影会对其后来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七三一部队劳工年龄都是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战争结束后，他们脑海中仍会不时出现自己或者工友遭受毒打、迫害的画面，这些难以抹去的记忆深深刻印脑海，如同毒瘤般定期隐隐作痛，直抵心尖。
（一）身体与心灵双重伤害
罗百祥：1927年生于吉林省宾县人，1944年9月至1945年3月在七三一部队劳工。据资料记载：“罗百祥老人在七三一部队半年的时间里，过着牛马不如、苦不堪言的生活。致使对以后的生活造成不便。患上了严重的全身性风湿病，战后50年来，经常疼痛难忍，尤其是膝盖如同针扎，无法弯腰，全身如同瘫痪麻木一样”[8]。笔者并未见过罗百祥老人，但在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幸存劳工的身心健康及生活习惯等都受到其特殊经历的影响。 （二）遭受社会不公待遇
其中，部分劳工的战争伤害一直在延续，新中国成立后被当成“劳改犯”来对待，在特殊年代甚至被认作“特务”“历史反革命”。
1.特殊历史时期的劳工个人遭遇。七三一部队下设劳务班，隶属总务部，劳务班把中国劳工编成劳工大队，劳工大队下设中队，大队长和中队长由劳工担任。朱有礼曾是劳工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据回忆说：“我当时虽然是个头目，也常常遭到毒打和监禁，我请假不干也不行”[9]。
20世纪80年代开始采访劳工的时候，发现大多数人都不肯说，不是用“忘了”就是用“不知道”的话来搪塞，如果继续做说服工作，他们就说“我在想想”并说有事就躲闪。翻阅档案，发现在1957年的中共哈尔滨市委“五人领导小组”就下结论说：“不能把在七三一部队做过劳工（甚至当过中队长、小队长、班长）的人当成特务、反革命对待，那是一般的历史问题。”可是后来特殊历史年代的多次运动，他们都没少挨整、批斗②。
张朝卿和裴文财都当过劳工小班长，新中国成立后被逮捕，20世纪80年代，他们“劳改犯”的字样的供词还存在哈尔滨市公安局档案馆里。中央档案馆也有他们此类问题的材料。而且在出版的档案资料里还公布了“劳改犯”的供词。当访问张朝卿、裴文财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还带着‘在押犯’的帽子，还坦白什么？”但是，当翻阅他们的“交代材料”会发现，那些供词根本不是罪行，而是七三一部队犯罪的历史证言。①
2.特殊历史时期的劳工子女遭遇。侯玉书，1907年生，1941年至1944年在七三一部队担任劳工中队长、小队长。笔者于2012年10月对其第七子侯安峰老人进行采访。
侯安峰讲述：“我父亲侯玉书于1941年进入七三一部队营区做劳工，当时日本兵每个村屯抓劳工，我父亲去之前，一直在当地地主家学堂里担任教书先生，有一点文化，在做劳工期间，因为识字会写字，替日本人记录考勤簿，每天对出勤和缺勤的劳工进行记录。如果当时不实事求是进行记录就会受到日本人的打骂。所以，长时间以来就受到一些缺勤劳工的误解。1945年，日本败退后，当时一些在七三一部队曾被我父亲记录缺勤的劳工开始对我父亲进行打击、报复，我父亲不得已跑到鹤岗当煤矿工人，后来风波平息后又返回平房地区。我四哥，侯安洲，在哈尔滨市皮毛制革制鞋厂工作，工作积极，态度认真，但是一到政审时候就因为我父亲这些事不能提干。我本人后来报名参军，当时允许报名，体检合格，但是政审时候就不合格（两次），致使错过了机会，无法当兵。在生产队时期，选举生产队队长，当时就明令提出来，侯玉书及其后人只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
四、结语
七三一部队劳工战争伤害是一项客观历史事实，而“对历史的理解不应该是机械的、没有人文关怀的，而应该是建立在对人、对日常的感受的基础上的。基于这种历史感的价值观去观察现实社会，也许会有更为深沉、多元的发现”[2]。通过考察与感受，可以得出七三一部队盘踞平房八年间对劳工造成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伤害并延续至战后的结论。这种伤害让每一个有或多或少经历的人都无法忘记那“劳工坟”满是死人的场景与噩梦，当幸存者在被提起而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在叙述中又不断经受着心灵恐惧的折磨，这一段痛苦在他们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其后辈在特殊历史时期因其这段经历遭受不公待遇，并改变生活方式和命运轨迹，这是战争伤害的延续，这是对生命、尊严及人权严重摧残。
二战已经结束70多年。“战争所带来的，不仅仅是非日常性、一时的破坏，而是长久地在人们心理和生活中沉淀下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刻下的是不可恢复的抓痕”[2]。因此，时间无法磨灭这一历史事件给这一区域民众带来的悲惨记忆。我们对幸存见证人生存状态进行调查，从记忆和心理中去整理把握这段历史，通过“记忆文化”来正视这段被人刻意忽略的历史，有意识来保留民众记忆，从而促进对战争伤害延续问题的反思，防止类似错误的重犯。相信多年之后，这段惨烈的记忆仍然真实而清晰，这个苦难的群体被永远怀念。
参考文献：
[1]金成民.日本军细菌战[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2]聂莉莉.伤痕—中国常德民众的细菌战记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3]陈鹏.略论七三一部队劳工——以七三一部队劳工档案证言为例[G].第五次七三一部队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
[4]中央档案馆.细菌战与毒气战[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9.
[5]杨玉林.辛培林.细菌战[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6]张正.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的劳工政策[J].学习与探索，2005（4）.
[7]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8]鲍海春.侵华日军细菌战资料选编：第1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0.
[9]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9.
关键词：劳工；战后影响；灾难延续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9-0177-02
从1935年开始，七三一部队选定平房地区六个村屯的中间地带作为建设用地。“强征了一千多名中国劳工，北洼地、正黄旗五屯南门外和黄家窝堡搭起数十栋劳工棚”[1]。自此，这些劳工整日生活在令人窒息的压抑之中，从事繁重的工作，遭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打击，创伤深刻且影响极大。但是，“在中国，基层地域社会史以及普通民众的个人史，至今都没有受到重视，有关的历史资料基本都没有保存下来”[2]。本文试图在现有历史资料基础上，结合笔者亲身访谈来关心战争给民众个人命运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
一、基本资料来源与介绍
现搜集整理出182名（443页）劳工的证言，是迄今为止较为全面记录七三一劳工真实经历的史料。“主要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寻访的劳工证言，主要为男性，女性较少。据档案记载，劳工在七三一部队从事劳动时大多为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年龄最大者四十多岁”[3]。多来自哈尔滨平房地区，少数人是从哈尔滨周边地区或河北、山东等地通过招工或抓劳工方式来到七三一部队。
1980年以前主要由国家有关部门对劳工进行调查取证，这一时期，曾在七三一部队做过劳工队长的幸存劳工往往是被视作“劳改犯”，最典型的有这样两位张朝卿、裴文财，当时他们“在押犯”的字样的供词被保存在哈尔滨市公安局档案馆里，甚至中央档案馆也有他们此类问题的材料。笔者在查阅材料的时候还发现出版的档案资料里都公布了“在押犯”的供词，如：“劳改犯张朝卿（七三一部队劳工大队副）、裴文才（劳务班长）供：”[4]。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要由相关学者对劳工进行调研走访。1982年8月，哈尔滨市地方志办公室成立调查小组对幸存劳工进行调查。1983年，哈尔滨日本细菌工厂罪证陈列馆开始陆续采访劳工近200人，形成记录方式规范、内容详细的口述档案资料。20世纪90年代，哈尔滨市公证处对部分劳工证言进行法律公证。这是哈尔滨市公证史上首次对侵华日军罪证开展证据保全公证工作，是“继南京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见证人采取法律工作手段之后，哈尔滨市对七三一部队滔天罪行的历史见证人采取的又一次法律公证行动”[5]。
二、战时基本情况
七三一部队在对待劳工方面，主要是“采取两种政策：对外地劳工采取奴隶式的法西斯管制；对本地劳工采取‘恩’威并施的‘怀柔’政策”[6]。生产生活环境恶劣，工作繁重，挨打挨骂更是随处可见，这段非人的经历使得劳工身心都受到严重伤害。
（一）沉重的心理负担
七三一部队以一种威慑与恐吓，试图从心理上彻底击垮劳工的心理防线，造成劳工的恐惧感，从而望而生畏，从而最终丧失反抗的意志，变得麻木与顺从。宪兵队在村民及劳力中建立起的“防谍”密告体系，不仅使无辜者被捕受刑，亦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提心吊胆，饱受民族歧视和日军伤害，生活在屈辱中。所有劳工都被强行吸纳入一种内心极度恐惧、精神高度集中的生活状态之中。据劳工侯玉书回忆：“我去时，不让到各处转，只能在干活的地方活动。在各处的墙上都贴有‘守口如瓶’‘防备间谍’的标语，不让随便讲话，一不小心要挨打的”①。经历打压之后，劳工心理防线变得十分脆弱，只要听到呼喊声、打骂声就会感到紧张害怕。
七三一部队对劳工实行严格管制，实行小队“联保联座”制度（即一人有事，全受株连）。同时，制定重重戒律，稍有触犯，轻则体罚，重则摧残致死。劳工每天生活在惊慌忐忑之中，进出城门时，稍不小心就会被罚跪。据劳工王应魁回忆：“我在高等官宿舍当勤杂工，受尽了欺辱，每天早晚必须向日本人问安，问安时必须学日本话。有一次我没有向日本人问安，被日本人打了”①。凡此种种，对劳工造成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背负了异常沉重的心理负担。
（二）恶劣的生存环境
七三一部队盘踞平房七年间，强迁居民546户，拆除和占用民房1638间，强占良田610垧。强迫劳工终年无偿为其劳动，严重地妨碍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破坏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家庭结构。同时，“劳工被驱赶后，家庭生产环境恶劣、四季生活在数十栋席棚子里，冬天冰冷刺骨。在伙食上，每天吃不饱，饥饿难耐就到垃圾堆里捡食物充饥。在生活上，夏天衣不遮体，冬天无法御寒。当时，没饭吃而饿死的，患病不给治疗而病死的，冬天由于衣不遮体而冻死的，不计其数”[7]。
三、战后生活状况
从心理学上讲，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及心态的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长期的生活经历，年轻时的心理阴影会对其后来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七三一部队劳工年龄都是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战争结束后，他们脑海中仍会不时出现自己或者工友遭受毒打、迫害的画面，这些难以抹去的记忆深深刻印脑海，如同毒瘤般定期隐隐作痛，直抵心尖。
（一）身体与心灵双重伤害
罗百祥：1927年生于吉林省宾县人，1944年9月至1945年3月在七三一部队劳工。据资料记载：“罗百祥老人在七三一部队半年的时间里，过着牛马不如、苦不堪言的生活。致使对以后的生活造成不便。患上了严重的全身性风湿病，战后50年来，经常疼痛难忍，尤其是膝盖如同针扎，无法弯腰，全身如同瘫痪麻木一样”[8]。笔者并未见过罗百祥老人，但在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幸存劳工的身心健康及生活习惯等都受到其特殊经历的影响。 （二）遭受社会不公待遇
其中，部分劳工的战争伤害一直在延续，新中国成立后被当成“劳改犯”来对待，在特殊年代甚至被认作“特务”“历史反革命”。
1.特殊历史时期的劳工个人遭遇。七三一部队下设劳务班，隶属总务部，劳务班把中国劳工编成劳工大队，劳工大队下设中队，大队长和中队长由劳工担任。朱有礼曾是劳工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据回忆说：“我当时虽然是个头目，也常常遭到毒打和监禁，我请假不干也不行”[9]。
20世纪80年代开始采访劳工的时候，发现大多数人都不肯说，不是用“忘了”就是用“不知道”的话来搪塞，如果继续做说服工作，他们就说“我在想想”并说有事就躲闪。翻阅档案，发现在1957年的中共哈尔滨市委“五人领导小组”就下结论说：“不能把在七三一部队做过劳工（甚至当过中队长、小队长、班长）的人当成特务、反革命对待，那是一般的历史问题。”可是后来特殊历史年代的多次运动，他们都没少挨整、批斗②。
张朝卿和裴文财都当过劳工小班长，新中国成立后被逮捕，20世纪80年代，他们“劳改犯”的字样的供词还存在哈尔滨市公安局档案馆里。中央档案馆也有他们此类问题的材料。而且在出版的档案资料里还公布了“劳改犯”的供词。当访问张朝卿、裴文财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还带着‘在押犯’的帽子，还坦白什么？”但是，当翻阅他们的“交代材料”会发现，那些供词根本不是罪行，而是七三一部队犯罪的历史证言。①
2.特殊历史时期的劳工子女遭遇。侯玉书，1907年生，1941年至1944年在七三一部队担任劳工中队长、小队长。笔者于2012年10月对其第七子侯安峰老人进行采访。
侯安峰讲述：“我父亲侯玉书于1941年进入七三一部队营区做劳工，当时日本兵每个村屯抓劳工，我父亲去之前，一直在当地地主家学堂里担任教书先生，有一点文化，在做劳工期间，因为识字会写字，替日本人记录考勤簿，每天对出勤和缺勤的劳工进行记录。如果当时不实事求是进行记录就会受到日本人的打骂。所以，长时间以来就受到一些缺勤劳工的误解。1945年，日本败退后，当时一些在七三一部队曾被我父亲记录缺勤的劳工开始对我父亲进行打击、报复，我父亲不得已跑到鹤岗当煤矿工人，后来风波平息后又返回平房地区。我四哥，侯安洲，在哈尔滨市皮毛制革制鞋厂工作，工作积极，态度认真，但是一到政审时候就因为我父亲这些事不能提干。我本人后来报名参军，当时允许报名，体检合格，但是政审时候就不合格（两次），致使错过了机会，无法当兵。在生产队时期，选举生产队队长，当时就明令提出来，侯玉书及其后人只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
四、结语
七三一部队劳工战争伤害是一项客观历史事实，而“对历史的理解不应该是机械的、没有人文关怀的，而应该是建立在对人、对日常的感受的基础上的。基于这种历史感的价值观去观察现实社会，也许会有更为深沉、多元的发现”[2]。通过考察与感受，可以得出七三一部队盘踞平房八年间对劳工造成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伤害并延续至战后的结论。这种伤害让每一个有或多或少经历的人都无法忘记那“劳工坟”满是死人的场景与噩梦，当幸存者在被提起而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在叙述中又不断经受着心灵恐惧的折磨，这一段痛苦在他们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其后辈在特殊历史时期因其这段经历遭受不公待遇，并改变生活方式和命运轨迹，这是战争伤害的延续，这是对生命、尊严及人权严重摧残。
二战已经结束70多年。“战争所带来的，不仅仅是非日常性、一时的破坏，而是长久地在人们心理和生活中沉淀下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刻下的是不可恢复的抓痕”[2]。因此，时间无法磨灭这一历史事件给这一区域民众带来的悲惨记忆。我们对幸存见证人生存状态进行调查，从记忆和心理中去整理把握这段历史，通过“记忆文化”来正视这段被人刻意忽略的历史，有意识来保留民众记忆，从而促进对战争伤害延续问题的反思，防止类似错误的重犯。相信多年之后，这段惨烈的记忆仍然真实而清晰，这个苦难的群体被永远怀念。
参考文献：
[1]金成民.日本军细菌战[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2]聂莉莉.伤痕—中国常德民众的细菌战记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3]陈鹏.略论七三一部队劳工——以七三一部队劳工档案证言为例[G].第五次七三一部队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
[4]中央档案馆.细菌战与毒气战[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9.
[5]杨玉林.辛培林.细菌战[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6]张正.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的劳工政策[J].学习与探索，2005（4）.
[7]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8]鲍海春.侵华日军细菌战资料选编：第1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0.
[9]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