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完善有效的制度建设和政策保障等，促成一个慈善意识强、慈善活动发达、富有活力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态势，不仅仅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福音，也是整个社会实现良性发晨、和谐稳定的福音。
　　
　　2008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的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在第9条专门规定了“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个优惠额度比草案的10％还提高了2个百分点。企业公益捐赠免税额度，由原来应纳税所得额的3％，大幅度提高到年度利润总额的12％(这个数据在国际上也是比较高的)，业内人士将其称之为我国政策助推公益的“三级跳”。
　　此次公益捐赠免税额度的大幅度提升，相信必定会促动更多企业家投入公益慈善事业。
　　扶危济困的慈善行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人人可慈善”的口号是现代慈善事业方兴未艾发展的一个理念。人们通过捐赠资金、参加自愿服务活动和组织实施面向困难群体的慈善项目，都是慈善行为的范畴。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速度和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正如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在接受媒体访谈时曾指出的，民政部和中央有关部门对推进慈善事业发展有一系列的工作措施。除免税的规定之外，1998年颁布和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和民政部制定颁布的《社会捐赠资金管理办法》，对捐赠资金的使用、尊重捐赠人的意愿、接受捐赠人和社会的监督都有一系列的规定，保护慈善捐赠的行为。而且民政部作为民间组织的登记管理部门，支持公募性和非公募性基金会的设立与发展，形成更多的筹集资金、动员群众的组织平台，并且依法加强对基金会的监督管理，保证基金会的募捐行为、资金使用行为公开、公正。 “中华慈善奖”这一政府奖项的设立也是对公益慈善行为的鼓励和支持。
　　在让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社会关怀的同时，也应看到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与当代社会对慈善事业的要求、与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与国际慈善公益事业的发达程度相比，依然有相当的差距。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仍然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因素。
　　如在公益慈善体制制度方面，社会各界人士在充分肯定政府的努力和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的同时，也出现过一些期盼中国公益慈善体制继续改进的声音。
　　全国政协常委、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几年前就曾表示，希望有更多的国内慈善组织也能得到“特殊照顾”。目前，中国企业只有向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12家慈善组织进行捐赠时，才能享受免税的权利。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指出，应该弄清一个观念一公益慈善事业从根本上讲是民间的事，是民间自愿的一种财富的再分配的途径。政府福利的主要途径是收税，然后以一部分财政拨款用于福利。而民间慈善公益事业恰恰是补政府的不足。如果全是官办就没有意义了。而成立一家私募公益基金会的门槛也太高，要数百万注册资金，一方面号召和鼓励捐赠，一方面又是种种障碍。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中华工商时报》记者贾林男则分析中国的慈善困境最大的制约因素是：一是“双重监督”的规定，就是要注册一个公益团体必须先找到“主管单位”才能在民政部门注册，这样大批做着好事的人和组织得不到合法地位：二是税法不健全，虽然名义上对公益捐赠给予“税收优惠”，但操作性较差，特别是不平等。只有捐赠给少数基金会，其中多数是比如捐钱只能捐给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才享受免税。民间慈善组织搞一个活动很不容易。
　　《福布斯》中文版曾经推出过后来又停办了慈善家排行榜，其主编周鹏也曾表示说，中国的慈善基金由于体制的限制，只是起了一个桥梁的作用。其实，他们可以更主动、更有创意地募集和管理慈善基金，为企业和企业家创造良好的捐赠环境。慈善基金除了接受捐赠外，更应该主动管理好基金，让它保值增值。国外的慈善事业能够蓬勃发展，体制是很关键的。不过他也表示，客观地说，中国能在改革开放30年时间将慈善事业做到现在的水平，应该很值得欣喜了。
　　除募捐环节的制度建设之外，如何使募捐到的善款、物资最透明、最适当、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无疑也是公益慈善事业制度建设中的应有之义。
　　慈善捐赠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公平都功不可没，通过完善有效的制度建设和政策保障等，促成一个慈善意识强、慈善活动发达、富有活力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态势，不仅仅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福音，也是整个社会实现良性发展、和谐稳定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