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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史,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经验:当全球性危机爆发时,各国之间尚能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危机;然而当危机结束、各国需要刺激经济增长时,集体行动就蜕变为机会主义行为,国际摩擦与冲突便接踵而至。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也不例外。在雷曼兄弟破产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的低谷,各主要国家尚且能够联手实施刺激性货币财政政策,推动了金融市场反弹与实体经济。然而当世界经济从危机中缓慢复苏之际,汇率战与贸易战的阴影却不期而至。
新一轮全球冲突的根源在于,当前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而新兴市场国家已经步入增长快车道。IMF的最新预测显示,2010年与2011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仅为2.7%与2.2%,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高达7.1%与6.4%。
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压低本币汇率
对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而言,目前的主要任务仍在于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政策方面,由于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均显著扩大,且欧元区已经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因此进一步实施刺激性政策的余地不大。货币政策方面,最近美、欧、日央行均相继公布了新一轮的定量宽松措施,日本央行还进一步下调了隔夜拆借利率。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信贷紧缩没有显著改善,目前发达国家私人部门的消费与投资均增长乏力。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改善净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就成了发达国家的政策重点。因此,通过推动本币贬值,或压迫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升值,就成了发达国家提振净出口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由于金融危机之后实体经济迅速反弹,这些经济体普遍面临通货膨胀压力。为应对通胀压力,部分经济体(例如巴西、印度等)选择了加息。在发达国家基准利率普遍处于零利率水平、且大肆实施定量宽松措施的情况下,加息使得这些经济体货币面临极大的升值压力。例如,目前巴西基准利率高达10.75%,造成今年以来巴西雷亚尔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超过30%,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强劲的货币。由于惧怕加息造成的升值压力会损害自己的出口竞争力,更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选择了干预外汇市场。今年以来,包括中国、印度、韩国、泰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在内的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在干预外汇市场。
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定量宽松政策推动本币贬值来改善净出口,但新兴市场国家央行却通过干预外汇市场来抑制本币对发达国家货币的升值。这种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努力压低本币汇率的局面,已经非常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汇率战。难怪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表示,一场全球汇率战争已经打响。
汇率战仅仅是国际摩擦的开端。如前所述,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干预外汇市场,发达国家很难实现通过本币贬值来提振净出口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自然会倒向贸易保护主义,即以实施贸易制裁相威胁,压迫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升值。如果新兴市场国家拒绝让步,最终的结果将是双方均实施“以牙还牙”的进口制裁措施,全球汇率战进而演变为全球贸易战。贸易战的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考虑到发达国家多为净進口国,新兴市场国家多为净出口国,则全球贸易战的主要受害方将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企业以及发达国家的低收入消费者。
历史上的国际汇率战与贸易战
历史上最引人关注的国际汇率战与贸易战,发生在1929年大危机爆发后。由于全球主要大国在一战期间停止实施金本位制,一战结束后,为稳定全球货币体系,各国相继在1920年代恢复了金本位制。然而随着1929年大危机的爆发,各国又在1929年至1933年期间相继放弃了金本位制,并通过干预外汇市场实施竞争性贬值。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演变为“以邻为壑”的汇率战。由于大危机爆发后全球需求显著下滑,各国随即也开始实施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该法案于1930年6月17日被正式签署,将超过20000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历史最高水平。该法案的出台自然也招致美国的贸易伙伴实施以牙还牙的报复性策略。例如,1930年5月,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就提高了16种商品的进口关税,这16种商品占到美国对加拿大出口的30%。汇率战与贸易战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1929年至1933年,美国的进口由44亿美元下降至15亿美元,降幅为66%。然而,同期内美国的出口由54亿美元下降至21亿美元,下降了61%。美国进口与出口的下降幅度均超过了同期内美国GDP的下降幅度。
在1980年代中期,全球也有陷入汇率战与贸易战的危险。最终的结局是,发达国家通过签署《广场协议》,逼迫主要顺差国日本与德国的货币升值。广场协议签署后几年时间内,日元与马克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均超过40%。顺差国货币的单边大幅升值最终缓解了国际收支失衡,避免了汇率战与贸易战。但付出的代价却是,主要顺差国日本在80年代晚期出现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长达20年的衰退,至今不能自拔。
美国矛头直指中国
而在当前这次冲突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把矛头指向了中国。考虑到今年上半年中国刚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根据IMF的最新预测,2010年与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仍高达10.5%与9.6%,中国成为发达国家施压的焦点也毫不奇怪。今年9月29日,美国众议院以348比79的票数通过了《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案》,旨在对低估本币汇率国家征收特别关税,矛头直指中国。尽管该法案距离最终生效还要通过参议院投票以及美国总统签署两关,而且从目前来看该法案生效的可能性并不算大(尤其是考虑到美国财政部在10月15日再次推迟发布汇率报告〈参见10页“财经剪贴”〉),但修改后的针对中国政府的整体贸易制裁措施出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三种可能的结局
本次国际摩擦将以何种结局收场呢?笔者认为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各方达成新的广场协议,以中国为代表的顺差国政府承诺让本币在未来几年内大幅升值;第二种可能性是顺差国拒绝本币大幅升值,最终全球陷入汇率战乃至贸易战;第三种可能性是,通过充分的国际协调,顺差国政府承诺未来将显著增强汇率机制灵活性,但顺差国政府仍应掌控本币升值的主动性与节奏,同时各主要失衡国家加大国内结构调整的力度,最终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
毫无疑问,第一种情景将使得顺差国遭受单方面损害,第二种情景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第三种情景是最理想的多赢选择。然而,第三种情景能否实现,取决于各国领导人的智慧与合作,目前来看还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怎样才能避免"战争"
迄今为止,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发生在1870年代金本位制建立至1910年代一战爆发前,最终被两次大战期间的大萧条、汇率战与贸易战所终结。第二次高潮发生在1970年代至今。目前全球经济又爆发了一次大危机,那么未来,这一次全球化浪潮是否依然会难逃被持续萧条、汇率战与贸易战所终结的命运呢?
笔者对此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毕竟,在过去数十年间,全球贸易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全球资本流动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数十年贸易与金融全球化的结果,已经使得各国利益与全球化紧密捆绑在一起,全球经济从没有像现在这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通过汇率贬值与进口限制打击贸易伙伴固然能够带来一时快意,然而伤人一千,自损八百。全球汇率战与贸易战的结果,必然是延长全球经济衰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成为赢家。笔者希望,在新一轮的全球谈判与协调之时,各主要失衡国家都能够主动承担自身的责任和义务,而不要把全球失衡的责任与再平衡的义务强加给任何一个国家身上。公开、公平与建设性地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既有利于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也有助于推动新一轮的全球化。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也不例外。在雷曼兄弟破产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的低谷,各主要国家尚且能够联手实施刺激性货币财政政策,推动了金融市场反弹与实体经济。然而当世界经济从危机中缓慢复苏之际,汇率战与贸易战的阴影却不期而至。
新一轮全球冲突的根源在于,当前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而新兴市场国家已经步入增长快车道。IMF的最新预测显示,2010年与2011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仅为2.7%与2.2%,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高达7.1%与6.4%。
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压低本币汇率
对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而言,目前的主要任务仍在于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政策方面,由于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均显著扩大,且欧元区已经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因此进一步实施刺激性政策的余地不大。货币政策方面,最近美、欧、日央行均相继公布了新一轮的定量宽松措施,日本央行还进一步下调了隔夜拆借利率。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信贷紧缩没有显著改善,目前发达国家私人部门的消费与投资均增长乏力。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改善净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就成了发达国家的政策重点。因此,通过推动本币贬值,或压迫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升值,就成了发达国家提振净出口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由于金融危机之后实体经济迅速反弹,这些经济体普遍面临通货膨胀压力。为应对通胀压力,部分经济体(例如巴西、印度等)选择了加息。在发达国家基准利率普遍处于零利率水平、且大肆实施定量宽松措施的情况下,加息使得这些经济体货币面临极大的升值压力。例如,目前巴西基准利率高达10.75%,造成今年以来巴西雷亚尔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超过30%,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强劲的货币。由于惧怕加息造成的升值压力会损害自己的出口竞争力,更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选择了干预外汇市场。今年以来,包括中国、印度、韩国、泰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在内的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在干预外汇市场。
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定量宽松政策推动本币贬值来改善净出口,但新兴市场国家央行却通过干预外汇市场来抑制本币对发达国家货币的升值。这种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努力压低本币汇率的局面,已经非常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汇率战。难怪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表示,一场全球汇率战争已经打响。
汇率战仅仅是国际摩擦的开端。如前所述,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干预外汇市场,发达国家很难实现通过本币贬值来提振净出口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自然会倒向贸易保护主义,即以实施贸易制裁相威胁,压迫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升值。如果新兴市场国家拒绝让步,最终的结果将是双方均实施“以牙还牙”的进口制裁措施,全球汇率战进而演变为全球贸易战。贸易战的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考虑到发达国家多为净進口国,新兴市场国家多为净出口国,则全球贸易战的主要受害方将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企业以及发达国家的低收入消费者。
历史上的国际汇率战与贸易战
历史上最引人关注的国际汇率战与贸易战,发生在1929年大危机爆发后。由于全球主要大国在一战期间停止实施金本位制,一战结束后,为稳定全球货币体系,各国相继在1920年代恢复了金本位制。然而随着1929年大危机的爆发,各国又在1929年至1933年期间相继放弃了金本位制,并通过干预外汇市场实施竞争性贬值。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演变为“以邻为壑”的汇率战。由于大危机爆发后全球需求显著下滑,各国随即也开始实施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该法案于1930年6月17日被正式签署,将超过20000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历史最高水平。该法案的出台自然也招致美国的贸易伙伴实施以牙还牙的报复性策略。例如,1930年5月,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就提高了16种商品的进口关税,这16种商品占到美国对加拿大出口的30%。汇率战与贸易战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1929年至1933年,美国的进口由44亿美元下降至15亿美元,降幅为66%。然而,同期内美国的出口由54亿美元下降至21亿美元,下降了61%。美国进口与出口的下降幅度均超过了同期内美国GDP的下降幅度。
在1980年代中期,全球也有陷入汇率战与贸易战的危险。最终的结局是,发达国家通过签署《广场协议》,逼迫主要顺差国日本与德国的货币升值。广场协议签署后几年时间内,日元与马克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均超过40%。顺差国货币的单边大幅升值最终缓解了国际收支失衡,避免了汇率战与贸易战。但付出的代价却是,主要顺差国日本在80年代晚期出现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长达20年的衰退,至今不能自拔。
美国矛头直指中国
而在当前这次冲突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把矛头指向了中国。考虑到今年上半年中国刚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根据IMF的最新预测,2010年与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仍高达10.5%与9.6%,中国成为发达国家施压的焦点也毫不奇怪。今年9月29日,美国众议院以348比79的票数通过了《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案》,旨在对低估本币汇率国家征收特别关税,矛头直指中国。尽管该法案距离最终生效还要通过参议院投票以及美国总统签署两关,而且从目前来看该法案生效的可能性并不算大(尤其是考虑到美国财政部在10月15日再次推迟发布汇率报告〈参见10页“财经剪贴”〉),但修改后的针对中国政府的整体贸易制裁措施出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三种可能的结局
本次国际摩擦将以何种结局收场呢?笔者认为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各方达成新的广场协议,以中国为代表的顺差国政府承诺让本币在未来几年内大幅升值;第二种可能性是顺差国拒绝本币大幅升值,最终全球陷入汇率战乃至贸易战;第三种可能性是,通过充分的国际协调,顺差国政府承诺未来将显著增强汇率机制灵活性,但顺差国政府仍应掌控本币升值的主动性与节奏,同时各主要失衡国家加大国内结构调整的力度,最终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
毫无疑问,第一种情景将使得顺差国遭受单方面损害,第二种情景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第三种情景是最理想的多赢选择。然而,第三种情景能否实现,取决于各国领导人的智慧与合作,目前来看还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怎样才能避免"战争"
迄今为止,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发生在1870年代金本位制建立至1910年代一战爆发前,最终被两次大战期间的大萧条、汇率战与贸易战所终结。第二次高潮发生在1970年代至今。目前全球经济又爆发了一次大危机,那么未来,这一次全球化浪潮是否依然会难逃被持续萧条、汇率战与贸易战所终结的命运呢?
笔者对此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毕竟,在过去数十年间,全球贸易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全球资本流动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数十年贸易与金融全球化的结果,已经使得各国利益与全球化紧密捆绑在一起,全球经济从没有像现在这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通过汇率贬值与进口限制打击贸易伙伴固然能够带来一时快意,然而伤人一千,自损八百。全球汇率战与贸易战的结果,必然是延长全球经济衰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成为赢家。笔者希望,在新一轮的全球谈判与协调之时,各主要失衡国家都能够主动承担自身的责任和义务,而不要把全球失衡的责任与再平衡的义务强加给任何一个国家身上。公开、公平与建设性地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既有利于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也有助于推动新一轮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