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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座谈会的专家学者们都对《创造性介入》三部曲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三部曲丰富了中国外交的思想理念，很多闪光点已经在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具体实践中得到反映。专家学者们并没有在书言书，而是利用座谈会贡献了他们对中国外交转型的看法和建议。
国防大学战略部副主任唐永胜谈到，今天的世界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政治原有逻辑仍在持续发挥作用，但新的现实却不断出现，两者之间复杂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形势的发展演变，未来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现有的国际体系已经处于“超载”状态，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新的挑战又层出不穷，国际经济机制的原有安排已经不能为各国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美国的霸权之治更解决不了国际政治的顽疾，如在中东，反恐战争收获的是地区局势的恶化和极端势力的猖獗。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而且中国自身的发展本身也构成了国际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如何促进中国与外部世界积极的互动，就成为中国外交的重大课题。时代呼唤外交的创新发展，而这种创新发展，主要应该体现在实践与理论的紧密结合。外交实践应该关照重大的现实问题，尤其要反映和顺应世界发展的内在逻辑。能够做到这一点，实践本身就揭示了理性认识，实际上具有了理论的内核。而一项理论研究如果不能揭示事实发展的内在逻辑，不能有效地关照现实，那它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假理论”。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包括大战略研究要想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必须认清时代发展的潮流所向，不仅能够推动外交实践顺应时代潮流，还要把国家的改革发展进程同这一潮流结合起来。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无论是邓小平时代的外交还是习近平时代的外交，尽管各具内涵，但都具备这样的特点。
当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提升，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也就越来越接近国际竞争的中心。这种情况下，中国自身内在的改革需求和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要求就日益成为一体两面、相辅相成。外交的“创造性介入”既需要与全球进步的时代特征相呼应，也需要从国内获得适合的氛围和条件。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强大，一套理论研究多么完整，形式逻辑多么漂亮，也会闹出笑话。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处理国际问题的同时陷入多个“泥沼”， 霸权强势露出“衰颓”迹象，为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9.11事件后，美国的反恐努力一度赢得全球同情和支持，但美国遵循了一套“不站在美国一边就站在美国敌人一边”的非友即敌的简单和霸道逻辑，过度运用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所以即使是用军事成功这把快刀也斩不断中东局势这团乱麻，反而使全球反恐形势走向了反面。美国的战略设计没有和相关国家的内在需求结合在一起，没有顺应求和平、谋发展的时代潮流，把自己的设计强加于人，不可能不出问题。
唐永胜说，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有它的“边界限制”。在复杂的世界中，这个限制条件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中国正在经历这样的变化：对外关系越是发展，国家越是日益紧密地与世界融为一体、日趋深入地参与甚至引领国际事务，我们受到的来自外部世界的约束也越是增加。这是一个正常的、必然的现象，外交工作和理论研究一定要适应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兼具世界眼光和国家情怀。中国的利益需求必须与世界和相关国家的利益需求更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共赢，最终实现民族复兴。中国外交转型的成功需要国内合适的氛围与环境，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强大，理论思维在形式逻辑上如何完美，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将国内外环境变化结合起来，都将极大挫伤国家潜力。如果理论与实际不能很好结合，即使表现形式再漂亮也会出问题。中国的外交理论必将在日益丰富的外交实践中得到迅速发展，而具有历史穿透力的外交思想也将构成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郭宪纲谈了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如何理解邓小平同志外交理论的内涵？他说，邓小平外交理论的最杰出贡献在于：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任务；继承和发扬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则；明确了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这是邓小平外交理念最重要的部分，直到现在还在指导我们的外交实践。尽管有研究人员主张放弃“韬光养晦”，但事实上它和“有所作为”一道仍是中国外交的一个主要理论依据和最有实践价值的内容。
第二个问题是当前国际形势演变的本质是什么？郭宪纲认为，国际关系、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转折期，其重要内容之一便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经过几十年潜心发展脱颖而出，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这就对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逐步形成的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变革压力，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要获得更多的参与规则制订的权利。在此背景下，中国受到来自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不断加大的怀疑和牵制，面临着很大挑战。这种局面短期内不会有变化，正在成为“常态”，中美之间的博弈将成为贯穿今后中国对外关系的一条主线。尽管中国已多次强调不会在现行国际秩序之外“另起炉灶”，但美国人就是不信，还会为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制造障碍和成本代价。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理解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思想？郭宪纲说，习近平外交的第一个特点是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辩证关系，同时加大“有所作为”的力度，更加强调“奋发有为”。第二个特点是把周边外交切实放在外交全局的优先重点位置，努力深化与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夯实对外战略的基础。第三个特点是不断提出新的理念和概念，不仅高瞻远瞩，而且平实易懂，这实际上也是与西方进行话语权博弈的表现。第四个特点是不避讳中国与西方的制度博弈，在与西方领导人交往时主动强调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在中国没有其他政党可以替代，体现出道路自信。
第四个问题是新形势下中国如何更好地参与世界事务？郭宪纲希望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公共外交手段，用西方可以理解的方式和听得懂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外交的语汇和理念仍存在过于宏大、抽象的问题，缺乏具体阐释和说明。二是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情况下，对邻国既发展好与执政者的关系，也要争取当地大多数民众的好感，不能忽略民众、民意的作用。三是多从小事、细节入手，改善中国民众的海外行为，树立中国的国家形象。
国防大学战略部副主任唐永胜谈到，今天的世界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政治原有逻辑仍在持续发挥作用，但新的现实却不断出现，两者之间复杂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形势的发展演变，未来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现有的国际体系已经处于“超载”状态，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新的挑战又层出不穷，国际经济机制的原有安排已经不能为各国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美国的霸权之治更解决不了国际政治的顽疾，如在中东，反恐战争收获的是地区局势的恶化和极端势力的猖獗。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而且中国自身的发展本身也构成了国际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如何促进中国与外部世界积极的互动，就成为中国外交的重大课题。时代呼唤外交的创新发展，而这种创新发展，主要应该体现在实践与理论的紧密结合。外交实践应该关照重大的现实问题，尤其要反映和顺应世界发展的内在逻辑。能够做到这一点，实践本身就揭示了理性认识，实际上具有了理论的内核。而一项理论研究如果不能揭示事实发展的内在逻辑，不能有效地关照现实，那它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假理论”。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包括大战略研究要想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必须认清时代发展的潮流所向，不仅能够推动外交实践顺应时代潮流，还要把国家的改革发展进程同这一潮流结合起来。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无论是邓小平时代的外交还是习近平时代的外交，尽管各具内涵，但都具备这样的特点。
当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提升，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也就越来越接近国际竞争的中心。这种情况下，中国自身内在的改革需求和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要求就日益成为一体两面、相辅相成。外交的“创造性介入”既需要与全球进步的时代特征相呼应，也需要从国内获得适合的氛围和条件。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强大，一套理论研究多么完整，形式逻辑多么漂亮，也会闹出笑话。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处理国际问题的同时陷入多个“泥沼”， 霸权强势露出“衰颓”迹象，为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9.11事件后，美国的反恐努力一度赢得全球同情和支持，但美国遵循了一套“不站在美国一边就站在美国敌人一边”的非友即敌的简单和霸道逻辑，过度运用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所以即使是用军事成功这把快刀也斩不断中东局势这团乱麻，反而使全球反恐形势走向了反面。美国的战略设计没有和相关国家的内在需求结合在一起，没有顺应求和平、谋发展的时代潮流，把自己的设计强加于人，不可能不出问题。
唐永胜说，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有它的“边界限制”。在复杂的世界中，这个限制条件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中国正在经历这样的变化：对外关系越是发展，国家越是日益紧密地与世界融为一体、日趋深入地参与甚至引领国际事务，我们受到的来自外部世界的约束也越是增加。这是一个正常的、必然的现象，外交工作和理论研究一定要适应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兼具世界眼光和国家情怀。中国的利益需求必须与世界和相关国家的利益需求更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共赢，最终实现民族复兴。中国外交转型的成功需要国内合适的氛围与环境，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强大，理论思维在形式逻辑上如何完美，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将国内外环境变化结合起来，都将极大挫伤国家潜力。如果理论与实际不能很好结合，即使表现形式再漂亮也会出问题。中国的外交理论必将在日益丰富的外交实践中得到迅速发展，而具有历史穿透力的外交思想也将构成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郭宪纲谈了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如何理解邓小平同志外交理论的内涵？他说，邓小平外交理论的最杰出贡献在于：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任务；继承和发扬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则；明确了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这是邓小平外交理念最重要的部分，直到现在还在指导我们的外交实践。尽管有研究人员主张放弃“韬光养晦”，但事实上它和“有所作为”一道仍是中国外交的一个主要理论依据和最有实践价值的内容。
第二个问题是当前国际形势演变的本质是什么？郭宪纲认为，国际关系、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转折期，其重要内容之一便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经过几十年潜心发展脱颖而出，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这就对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逐步形成的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变革压力，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要获得更多的参与规则制订的权利。在此背景下，中国受到来自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不断加大的怀疑和牵制，面临着很大挑战。这种局面短期内不会有变化，正在成为“常态”，中美之间的博弈将成为贯穿今后中国对外关系的一条主线。尽管中国已多次强调不会在现行国际秩序之外“另起炉灶”，但美国人就是不信，还会为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制造障碍和成本代价。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理解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思想？郭宪纲说，习近平外交的第一个特点是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辩证关系，同时加大“有所作为”的力度，更加强调“奋发有为”。第二个特点是把周边外交切实放在外交全局的优先重点位置，努力深化与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夯实对外战略的基础。第三个特点是不断提出新的理念和概念，不仅高瞻远瞩，而且平实易懂，这实际上也是与西方进行话语权博弈的表现。第四个特点是不避讳中国与西方的制度博弈，在与西方领导人交往时主动强调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在中国没有其他政党可以替代，体现出道路自信。
第四个问题是新形势下中国如何更好地参与世界事务？郭宪纲希望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公共外交手段，用西方可以理解的方式和听得懂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外交的语汇和理念仍存在过于宏大、抽象的问题，缺乏具体阐释和说明。二是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情况下，对邻国既发展好与执政者的关系，也要争取当地大多数民众的好感，不能忽略民众、民意的作用。三是多从小事、细节入手，改善中国民众的海外行为，树立中国的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