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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深秋的一天，我们来到位于北京西郊红山口的我国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在一幢清幽院子里的一株火红的枫树下，站立着一位鹤发童颜的将军，他就是当时刚卸下国防大学党委纪委书记职务、曾经担任过周恩来总理军事秘书的周家鼎中将。
我们随着周家鼎进入客厅，眼前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淡雅、朴实、庄重。短暂的交谈，让我们感受到周家鼎的平易近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谦和的老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因代周恩来“受过”而“得罪”了江青，被其斥为总理身边看不起她的“大秘书”，而惨遭放逐。
周家鼎告诉我们，他原来是在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五十二师工作；1950年进军西藏，到了西藏军区；1954年从西藏调至西南军区司令部，任司令员贺龙的参谋；一年后，西南军区被撤销，他又随贺龙进京。1956年1月，他奉命调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在周恩来身边整整工作了12年。
本来总理办公室的秘书分综合组、财经组、外事组、秘书组、行政组、政治组、机要组、工业组、农业组等等，后因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一些单位和个人秘书用的太多，是“让秘书牵着鼻子走”，周恩来便带头逐步精简。到1964年，他身边只剩下6个秘书，就不再分什么组了，改称总理值班室。这时周家鼎仍留在周恩来身边，直到“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时才被迫离开。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身边秘书只剩下四五个人，工作特别繁忙。以江青为代表的“文化大革命”新贵们为了整倒他们夺权的最大障碍周恩来，动了许多脑筋，想了各种点子。但周恩来一向律己甚严，工作任劳任怨，又一贯谦虚谨慎，而身为掌舵人的毛泽东也仰赖他的才干离不开他。所以，尽管江青一伙绞尽脑汁，也奈何周恩来不得。于是，他们便采取抽丝剥茧的办法，向周恩来身边的人开刀：周恩来的养女、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被诬为现行反革命遭残酷迫害致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因“得罪”江青被迫自杀；周恩来的胞弟周恩寿被诬为“刘少奇黑线”上的人物被逮捕到北京卫戍区；曾任过周恩来卫士长的成元功被江青无理取闹地骂成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狗”而被迫去了江西中央“五七”干校；还有四届人大周恩来选任的教育部长周荣鑫被迫害致死等等。一件件血泪斑斑的事件一再折磨着心力交瘁的周恩来。同时这些血的教训也使周恩来不得不采取许多保护党的精英的斗争策略。周家鼎可以算是他保护成功的一例。
周家鼎在家中对笔者讲述了他那次惹恼江青被迫离开西花厅的经过。
1967年到1968年的所谓“夺权”风暴兴起之后，各地相继成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而各个省、市或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之前，都先由中央文革主持“三结合”学习班，让该地区已经“站出来”的原领导干部、军管会或所在地驻军代表和该地区的造反派组织代表一起参加座谈，学习有关文件，讨论当地“文化大革命”形势：是否具备成立革委会的条件；议定革委会成员人选；各方面代表的比例及其具体名单等等。再由中央文革办事组整理出一份情况简报，送给中央常委传阅。待毛泽东圈阅后，最后以中央正式文件下发。这时，全国各大报发表消息和祝贺的社论，让世人知道某个省、市、区革委会的成立。
当时，四川省成立革委会的情况简报已经过毛泽东、林彪的签阅被直接送到周恩来手里，未经过秘书们收发登记。周恩来看过以后和另一份文件用曲别针别在一起。他事情太多、太忙、太累，放在文件夹中就忙忘了。直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催办这件事，周恩来秘书们才知道有过这么一份文件，就马上在总理的文件“山”里查找，终于在一份文件后面找到了。周家鼎立即将简报派人送到“中办”。考虑到事关重大，就由周家鼎承担了积压这份文件7天的责任。
“中办”秘书局值班员收到文件后问周家鼎：“这份情况简报毛主席已经圈阅，中央文件已经印好了，因为压了一段时间，还要不要继续传阅一下呢？”周家鼎想了一下，说：“这份文件是江青最先批出来的，要不要再传阅，还应该请示中央文革办事组。”
由于“中办”秘书局请示后又被继续要求传阅这份简报，这件事就惹怒了当时不可一世的江青。她在再传阅件上批道：“如果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认为可以不传了，那么可以不传。不过政治责任应由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负责。”林彪看了江青的这段文字，也跟着批下很长的一段话，主要意思是要尊重中央文革，尊重江青，一定要按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等等。其实，周家鼎根本就没说这份文件不用再传阅或继续传阅。可是，在那是非颠倒、人妖莫辨的特殊年代里，周家鼎是无法分辩的。为此，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以江青一伙为代表的“文革”权威们向周恩来发难，周恩来只好被迫检讨。据周恩来身边一位工作人员对笔者说，江青在那次中央会议上趾高气扬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啊，你身边的那些大秘书，像周家鼎他们，哪把我江青放在眼里！”
周恩來深知江青是个迫害狂。回到西花厅后，他语重心长地对周家鼎说：“家鼎啊！你顶不住，我写几句话，由我来负责。”并从保护周家鼎的角度出发，让周家鼎去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去“支工”。
周家鼎离开西花厅时，周恩来向他交代了三条：一、要到基层去锻炼；二、到单位后不要担任任何领导职务，防止“目标”大了招惹是非；三、把名字改了。周家鼎回忆说，当时我不理解，联系搞“四清”运动时，下去改名字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轻则挨批评，重则受批判，加之我们长期在总理身边工作，他允许我们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于是我就直率地提出：“我非得要改名字不可吗？”周恩来没有进一步回答。当时也在场的邓颖超立即插话说：“总理让你改就改么。”随即指着周家鼎说：“你就改名叫‘贾汀’（‘家鼎’的谐音）好了。” 周家鼎含着热泪继续说，后来他才知道，周恩来是出于他已“得罪”了江青这一点考虑的。“我去支工后一旦被他们发现她就会指使造反派去整我”。
不过，那次改名后来还有一个小插曲。在粉碎“四人帮”后，有人借此说，周家鼎是反周恩来的，你看，他当过周恩来的秘书，却不愿意姓周，到“二七”机车车辆厂去支工还把自己改为姓“贾”。当时，组织上因为不了解全部情况，为此完全停止了周家鼎的工作，对他进行了认真审查。邓颖超后来知道了这件事，十分生气，她告诉有关方面，“家鼎不反周恩来，是恩来信任的人，名字是恩来让他改的”。因为有邓颖超的证明，周家鼎才被重新分配工作，到北京市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又到国防大学先后任政治部主任、纪委书记等职，并在国防大学离休。现在享受正兵团级待遇在京安度晚年。
当我们问起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那么多年印象最深的事情时，周家鼎捋了一下灰白的头发，说：“那可就太多了。”
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之后，我边防军不仅把侵入我国边界线的印军全部赶了回去，还俘虏了包括将军级的印军军官在内的多人，缴获了包括直升机在内的许多战利品。这时，周恩来马上根据中央批准的作战方案，下令立即停火、撤军；然后又命令前线部队把缴获的印军枪炮、车辆全部擦拭干净、登记造册，通知印军打着绿旗前来全部领回。许多人对要印军打绿旗不理解，周恩来解释说，如果让印军打白旗来领，就意味着要对方投降；而绿色是和平的象征，这就清楚地告诉印方，也是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中国人民是要和平的，即使我们战胜了，仍愿意和印方和平共处，同时，也使印方有一个体面的台阶下。周恩来的这一高明之举，震动了全球。有位外国军事评论家当时写道：“在战争史上，还从未见到一个打败入侵者的部队会主动停火、后撤；也从未听说让战败方打着绿旗领回战胜方的战利品，这说明中国是个真正热爱和平的国家。”
1965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区发生6.8级大地震。地震发生在清晨，此时，周恩来刚上床睡觉，周家鼎在總理值班室接到国家地震总局的电话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邢台发生地震了，因为震级比较高，震中心肯定发生了人员伤亡的灾情。刚躺下的周恩来顿时睡意全消，披着衣服边走边穿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向周家鼎下达了3条指示：
一、立即命令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让驻邢台地区附近的解放军第六十三军一八七师出动前往地震灾区进行抢险救灾，要越快越好，抢救生命。
二、立即通知财政部、民政部、卫生部、总参、总后、国家地震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到西花厅开会，讨论救治伤员、救济灾民的事宜。
三、通知空军司令部，立即调一架直升机，飞到西郊机场，会议结束后，他要飞赴灾区看望和慰问灾民。
回忆到这里，周家鼎眼里已闪现出盈盈泪花，他十分动情地说：“只有人民的好总理，才会有着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感情！”
在那次访谈中，我们还顺便问起有关书刊上说周恩来喝酒的事来。周家鼎告诉我们说：“总理的酒量是比较大的，但从未见到他喝醉酒。1958年3月8日那天晚上，他在四川成都喝多了一点，回到宾馆后，怎么也不能安睡，就让工作人员找来纸墨笔砚，在灯下作诗写字。总理一共写了20多张宣纸，有的是抄录古诗，有的是录写他自己的诗作。写完之后，他挑了两张说‘这我留给小超大姐’，余下的全部交给了当时值班的我，说：‘随你怎么处理去吧。’第二天，我把周总理写的字一一分发给了总理随行人员，也有几幅给了宾馆服务员。我自己留下的那一张，至今还珍藏在家中呢。”
随即，周家鼎打开橱柜，拿出一张四开大小的宣纸，上边是周恩来亲笔写的“录太白诗”。
峨眉山月半轮秋，
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
思君不见下渝州。
录太白诗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三月
远处响起了嘹亮的军号声，我们不忍打扰老将军太久，就依依不舍地起身告辞，周家鼎一直送我们到大门外，我们上车了，他还在频频挥手告别。
（责任编辑：胡北）
我们随着周家鼎进入客厅，眼前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淡雅、朴实、庄重。短暂的交谈，让我们感受到周家鼎的平易近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谦和的老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因代周恩来“受过”而“得罪”了江青，被其斥为总理身边看不起她的“大秘书”，而惨遭放逐。
周家鼎告诉我们，他原来是在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五十二师工作；1950年进军西藏，到了西藏军区；1954年从西藏调至西南军区司令部，任司令员贺龙的参谋；一年后，西南军区被撤销，他又随贺龙进京。1956年1月，他奉命调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在周恩来身边整整工作了12年。
本来总理办公室的秘书分综合组、财经组、外事组、秘书组、行政组、政治组、机要组、工业组、农业组等等，后因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一些单位和个人秘书用的太多，是“让秘书牵着鼻子走”，周恩来便带头逐步精简。到1964年，他身边只剩下6个秘书，就不再分什么组了，改称总理值班室。这时周家鼎仍留在周恩来身边，直到“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时才被迫离开。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身边秘书只剩下四五个人，工作特别繁忙。以江青为代表的“文化大革命”新贵们为了整倒他们夺权的最大障碍周恩来，动了许多脑筋，想了各种点子。但周恩来一向律己甚严，工作任劳任怨，又一贯谦虚谨慎，而身为掌舵人的毛泽东也仰赖他的才干离不开他。所以，尽管江青一伙绞尽脑汁，也奈何周恩来不得。于是，他们便采取抽丝剥茧的办法，向周恩来身边的人开刀：周恩来的养女、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被诬为现行反革命遭残酷迫害致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因“得罪”江青被迫自杀；周恩来的胞弟周恩寿被诬为“刘少奇黑线”上的人物被逮捕到北京卫戍区；曾任过周恩来卫士长的成元功被江青无理取闹地骂成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狗”而被迫去了江西中央“五七”干校；还有四届人大周恩来选任的教育部长周荣鑫被迫害致死等等。一件件血泪斑斑的事件一再折磨着心力交瘁的周恩来。同时这些血的教训也使周恩来不得不采取许多保护党的精英的斗争策略。周家鼎可以算是他保护成功的一例。
周家鼎在家中对笔者讲述了他那次惹恼江青被迫离开西花厅的经过。
1967年到1968年的所谓“夺权”风暴兴起之后，各地相继成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而各个省、市或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之前，都先由中央文革主持“三结合”学习班，让该地区已经“站出来”的原领导干部、军管会或所在地驻军代表和该地区的造反派组织代表一起参加座谈，学习有关文件，讨论当地“文化大革命”形势：是否具备成立革委会的条件；议定革委会成员人选；各方面代表的比例及其具体名单等等。再由中央文革办事组整理出一份情况简报，送给中央常委传阅。待毛泽东圈阅后，最后以中央正式文件下发。这时，全国各大报发表消息和祝贺的社论，让世人知道某个省、市、区革委会的成立。
当时，四川省成立革委会的情况简报已经过毛泽东、林彪的签阅被直接送到周恩来手里，未经过秘书们收发登记。周恩来看过以后和另一份文件用曲别针别在一起。他事情太多、太忙、太累，放在文件夹中就忙忘了。直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催办这件事，周恩来秘书们才知道有过这么一份文件，就马上在总理的文件“山”里查找，终于在一份文件后面找到了。周家鼎立即将简报派人送到“中办”。考虑到事关重大，就由周家鼎承担了积压这份文件7天的责任。
“中办”秘书局值班员收到文件后问周家鼎：“这份情况简报毛主席已经圈阅，中央文件已经印好了，因为压了一段时间，还要不要继续传阅一下呢？”周家鼎想了一下，说：“这份文件是江青最先批出来的，要不要再传阅，还应该请示中央文革办事组。”
由于“中办”秘书局请示后又被继续要求传阅这份简报，这件事就惹怒了当时不可一世的江青。她在再传阅件上批道：“如果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认为可以不传了，那么可以不传。不过政治责任应由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负责。”林彪看了江青的这段文字，也跟着批下很长的一段话，主要意思是要尊重中央文革，尊重江青，一定要按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等等。其实，周家鼎根本就没说这份文件不用再传阅或继续传阅。可是，在那是非颠倒、人妖莫辨的特殊年代里，周家鼎是无法分辩的。为此，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以江青一伙为代表的“文革”权威们向周恩来发难，周恩来只好被迫检讨。据周恩来身边一位工作人员对笔者说，江青在那次中央会议上趾高气扬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啊，你身边的那些大秘书，像周家鼎他们，哪把我江青放在眼里！”
周恩來深知江青是个迫害狂。回到西花厅后，他语重心长地对周家鼎说：“家鼎啊！你顶不住，我写几句话，由我来负责。”并从保护周家鼎的角度出发，让周家鼎去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去“支工”。
周家鼎离开西花厅时，周恩来向他交代了三条：一、要到基层去锻炼；二、到单位后不要担任任何领导职务，防止“目标”大了招惹是非；三、把名字改了。周家鼎回忆说，当时我不理解，联系搞“四清”运动时，下去改名字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轻则挨批评，重则受批判，加之我们长期在总理身边工作，他允许我们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于是我就直率地提出：“我非得要改名字不可吗？”周恩来没有进一步回答。当时也在场的邓颖超立即插话说：“总理让你改就改么。”随即指着周家鼎说：“你就改名叫‘贾汀’（‘家鼎’的谐音）好了。” 周家鼎含着热泪继续说，后来他才知道，周恩来是出于他已“得罪”了江青这一点考虑的。“我去支工后一旦被他们发现她就会指使造反派去整我”。
不过，那次改名后来还有一个小插曲。在粉碎“四人帮”后，有人借此说，周家鼎是反周恩来的，你看，他当过周恩来的秘书，却不愿意姓周，到“二七”机车车辆厂去支工还把自己改为姓“贾”。当时，组织上因为不了解全部情况，为此完全停止了周家鼎的工作，对他进行了认真审查。邓颖超后来知道了这件事，十分生气，她告诉有关方面，“家鼎不反周恩来，是恩来信任的人，名字是恩来让他改的”。因为有邓颖超的证明，周家鼎才被重新分配工作，到北京市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又到国防大学先后任政治部主任、纪委书记等职，并在国防大学离休。现在享受正兵团级待遇在京安度晚年。
当我们问起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那么多年印象最深的事情时，周家鼎捋了一下灰白的头发，说：“那可就太多了。”
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之后，我边防军不仅把侵入我国边界线的印军全部赶了回去，还俘虏了包括将军级的印军军官在内的多人，缴获了包括直升机在内的许多战利品。这时，周恩来马上根据中央批准的作战方案，下令立即停火、撤军；然后又命令前线部队把缴获的印军枪炮、车辆全部擦拭干净、登记造册，通知印军打着绿旗前来全部领回。许多人对要印军打绿旗不理解，周恩来解释说，如果让印军打白旗来领，就意味着要对方投降；而绿色是和平的象征，这就清楚地告诉印方，也是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中国人民是要和平的，即使我们战胜了，仍愿意和印方和平共处，同时，也使印方有一个体面的台阶下。周恩来的这一高明之举，震动了全球。有位外国军事评论家当时写道：“在战争史上，还从未见到一个打败入侵者的部队会主动停火、后撤；也从未听说让战败方打着绿旗领回战胜方的战利品，这说明中国是个真正热爱和平的国家。”
1965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区发生6.8级大地震。地震发生在清晨，此时，周恩来刚上床睡觉，周家鼎在總理值班室接到国家地震总局的电话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邢台发生地震了，因为震级比较高，震中心肯定发生了人员伤亡的灾情。刚躺下的周恩来顿时睡意全消，披着衣服边走边穿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向周家鼎下达了3条指示：
一、立即命令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让驻邢台地区附近的解放军第六十三军一八七师出动前往地震灾区进行抢险救灾，要越快越好，抢救生命。
二、立即通知财政部、民政部、卫生部、总参、总后、国家地震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到西花厅开会，讨论救治伤员、救济灾民的事宜。
三、通知空军司令部，立即调一架直升机，飞到西郊机场，会议结束后，他要飞赴灾区看望和慰问灾民。
回忆到这里，周家鼎眼里已闪现出盈盈泪花，他十分动情地说：“只有人民的好总理，才会有着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感情！”
在那次访谈中，我们还顺便问起有关书刊上说周恩来喝酒的事来。周家鼎告诉我们说：“总理的酒量是比较大的，但从未见到他喝醉酒。1958年3月8日那天晚上，他在四川成都喝多了一点，回到宾馆后，怎么也不能安睡，就让工作人员找来纸墨笔砚，在灯下作诗写字。总理一共写了20多张宣纸，有的是抄录古诗，有的是录写他自己的诗作。写完之后，他挑了两张说‘这我留给小超大姐’，余下的全部交给了当时值班的我，说：‘随你怎么处理去吧。’第二天，我把周总理写的字一一分发给了总理随行人员，也有几幅给了宾馆服务员。我自己留下的那一张，至今还珍藏在家中呢。”
随即，周家鼎打开橱柜，拿出一张四开大小的宣纸，上边是周恩来亲笔写的“录太白诗”。
峨眉山月半轮秋，
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
思君不见下渝州。
录太白诗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三月
远处响起了嘹亮的军号声，我们不忍打扰老将军太久，就依依不舍地起身告辞，周家鼎一直送我们到大门外，我们上车了，他还在频频挥手告别。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