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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荣声（1915—1995），安徽太湖县人，20世纪30年代在燕京大学学习，一二·九运动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曾组织10名同学，以“旅行团”名义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及许多中央领导的接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赵荣声与部分进步同学南下，投奔活跃在山西的“西北战地服务团”。1937年12月，赵荣声等抵达临汾，在城外的刘村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服务团负责人、作家丁玲。赵荣声和3名燕大同学一致要求参加该团，由于此前丁玲与赵荣声有过交往，当即获得批准。自此，赵荣声改名“任天马”（以下仍用赵荣声本名），成为“西战团”的一名成员，被分配到通讯股工作。
1938年1月底，正是春节前夕，丁玲告知赵荣声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原来，国民党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要来给朱德拜年，八路军总部准备开欢迎会，要求“西战团”记者写详细报道，并对卫立煌进行访谈。由于卫立煌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员干将，面对采访任务，赵荣声心里极不情愿，但事关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写条消息报道还是必需的。后来，他写的采访文章《西线上的一个盛会》被刊登在我党在汉口出版的公开刊物《群众周刊》上。
卫立煌在其临汾驻地看到此文，十分赞赏，遂与属下第九军的秘书刘毓珩谈及此事。刘毓珩乃一二·九运动中北平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系赵荣声好友，当即告知卫立煌，赵荣声是自己的安徽同乡，出身书香门第，刚到八路军不足3个月。卫立煌便要求刘毓珩设法把赵荣声找来，想让能干的赵荣声到司令部当秘书。这件事被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得知后，便动员赵荣声去，并向他指出了加强与卫立煌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在此情况下，赵荣声只好答应，于1938年元宵节离开“西战团”，前往卫立煌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报到。
肩负着党的统一战线使命的赵荣声，效仿“西战团”的做法，在这里也组织了一个“战地工作团”，找了几十个进步的北平流亡大学生和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的毕业生，大力开展工作，推广起八路军的经验。
1938年5月，卫立煌司令部转赴晋南，因担心日军飞机轰炸，参谋处拟定了一条经陕北绕道的路线，赵荣声建议可顺便参观延安，获卫立煌同意。抵延安后，赵荣声陪同卫立煌去见毛泽东，双方相谈融洽，卫立煌一行还受到延安群众的欢迎。亲眼看到装备缺乏、条件艰苦却充满蓬勃奋发新气象的延安，卫立煌认为要战胜日军，只有学习延安的办法。回到西安后，卫立煌立即批发枪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牛肉罐头180箱、3个师的夏装及数十部电话机等物资给八路军。国民党军事委员會获知此事后，急电扣发，却已来不及，这批军火物资已被突击运往陕北。
不久后的一个夜晚，卫立煌意外地向赵荣声提出他能不能参加共产党的问题。赵荣声感到十分突然，只好答称：“我仅为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朱总司令常来，你和他谈吧。”卫立煌说：朱德一时来不了，要求赵荣声以自己秘书的身份去延安替他询问。赵荣声说延安太远，可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林伯渠问一问。次日，赵荣声赴西安找到林伯渠汇报请示，林伯渠要赵荣声回去告诉卫立煌，他当一个孙中山先生革命主张的国民党，比当一个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更要大些。
约一个月后，卫立煌司令部特务营的政治指导员朱劭天（与赵荣声系燕大同学，为地下党员）来找赵荣声，并带来一封“胡服”写的信，称赵为“荣声兄”，约他去（河南）渑池县八路军兵站晤谈。朱劭天还告诉赵荣声，“胡服”就是刘少奇。赵荣声知道刘少奇是我党重要的领导人，可为什么刘少奇要自己去见他呢？次日，赵荣声赶赴渑池县八路军兵站，一跑进兵站负责人刘向三的房内，便看见一高大的身影，原来就是曾经见过但并不知名的刘少奇，他连忙过去热烈地握住刘少奇的双手。
用过饭，刘少奇说自己是中央代表，刚从延安来，“中央最近刚刚开过会（指1938年9至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讨论了统战问题，有些事情和你们这里有关系，怕你们搞出毛病，特地找你来说一说”。随后点起了香烟，听取赵荣声的汇报。两人一直讲到晚上九十点钟。
1938年9月末至11月初，中共中央为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纠正王明在统一战线中推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束缚自己手脚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执行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军事力量。但此时也存在另一种倾向，如赵荣声等刚20岁出头、缺乏政治经验的冒失青年，一个劲地向卫立煌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宣传鼓动，使他竟然提出能不能加入共产党的问题，就是搞过了头，是错误的。刘少奇之所以要找赵荣声谈话，就是要解决此类问题。
第二天，刘少奇继续同赵荣声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你的胆子不小，竟然想挖蒋介石的墙角！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命根子，卫立煌是蒋介石的台柱子……要是你把他挖过来，蒋介石怎么会甘心？我们党和国民党讲好了，彼此都不在对方的党、政、军里面搞党的活动，不建立秘密的党支部，我们就要言必行，行必果，真不在他的军队里面建立秘密的党支部，不挖他的墙角。你们这样一搞，要是被蒋介石知道了，不放心，他就不把力量对付日本，而把力量对付我们，这样就会动摇抗日战争的大局。”赵荣声听后，不禁为之震动。刘少奇又说：“你们懂得的事情太少，把事情看得太简单。这件事情已过去了，就让它成为过去，以后无论在哪里，无论对什么人，都绝对不许再提起这一回事，以免引起麻烦。‘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你总该懂得这个意思吧。”
在肯定了该党支部的成绩后，刘少奇说：“根据中央的精神，要把这个支部解散，你们改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军队，当卫立煌的部下，停止组织生活，停止和党的组织上的联系，保留党籍，长期埋伏下去。你们几个人在这里是绝密的，只有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知道，也不列入文字记录，将来回去，我给你们证明。”赵荣声一听到要解散党支部，感到非常惶惑。刘少奇进一步用《孟子》中“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来说明解散支部是积极而不是消极的，是退一步进两步，为了更好地工作。“独立自主的方针具体到你们这里，就是不搞党的组织活动，留下共产党的人，你抗日，我们就支持你，你不抗日，我们就反对。撤退支部是必要的，长期埋伏也是必要的。中国革命是一件长时期的事情，斗争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在工作中要采取种种不同的方式方法。” 刘少奇说：“蒋介石是靠枪杆子起家的，陈诚、卫立煌这几个掌握兵权，我们和这样的人搞好关系，将来大有用处，现在卫立煌对你们不错，到底关系还浅，那就要好好地帮他做事，使他能够对你们放心，更听你们的话。要真正变成他的心腹，需要十年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你们要做长期打算，跟着他做官，钻得越深越好，官做得越大越好，你们只要能在卫立煌下边待下去就是成绩，有事情我会派人来找你们，你不需要知道我在哪里，搞些什么，以后，不许找各处地方上的党组织，不许找八路军的办事处、兵站。”
赵荣声有些不解，便问道：“长期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又不看党的文件，怎么知道党的政策，怎么做工作呢？”刘少奇解释说：“现在不像从前了，现在党有公开的报纸，你们一看党的报纸，就知道党的政策了。”但赵荣声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即一定要有一个组织上的人同他保持联系。最后刘少奇答应可以指定一个人，说着便从另外一个房间找来时任豫西特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的刘子久同赵荣声见面。刘子久衣着朴素，看起来如一普通战士。最后，刘少奇要求赵荣声在一周内落实，再来渑池汇报。
赵荣声回去便向支部成员传达了刘少奇的谈话。听到要解散支部，大家一开始都极为不解。经反复讨论，多数同志都能理解了，唯有新党员王若兰（原燕京大学进步学生）想不通，要求离开去延安，赵荣声遂寻找机会携王若兰再赴渑池亲见刘少奇。在刘少奇的耐心说服下，王若兰终于打消了去延安的想法，接受了长期埋伏的任务。
随着共产党积极抗日的影响日益扩大，1938年12月，心有不甘的蒋介石在武汉军事会议上宣布命令，解散国民党军队中一切不是国民党政工系统所控制的工作团、服务团、宣传队等组织，清除一切可疑及“思想不纯”的分子。原来颇有名声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的战地工作团，早已被特务们注意，他们趁卫立煌仍在武汉未归，便将工作团解散了。由于赵荣声职务是司令部秘书，编制不在工作团里，故而被留下。
蒋介石一面擅自解散卫的工作团，一面又给卫立煌加官晋爵，让其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要职，共指挥10个集团军。1939年1月，司令部转驻洛阳，赵荣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机要室秘书。
不久，赵荣声借机去找刘子久，随即被带往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见刘少奇，汇报了工作团被解散等情况，讲到大部分团员去了延安，有两人还没走。刘少奇立刻指出：延安不能去，那里人多口杂，可能还有国民党派去的特务。你们最好到新开辟的根据地，改名换姓，从此绝口不谈前段事情。他要求赵荣声按他过去的指示精神坚持干下去，把我们的眼睛长到那里，“下决心往下沉，不要像过去搞得那么引人注意。我们要交卫立煌这样的朋友”。因为八路军要建立的根据地，扩充军队，建立政权，不少都在卫立煌的防区，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依据刘少奇的指示，赵荣声认真、谨慎地进行自己的工作。
那段时间，刘少奇每到洛阳，都要通过刘子久邀赵荣声会面，听取汇报，做出指示。当时，洛阳为军事重镇，夜间长期戒严，幸好赵荣声有在战区长官部内职务，了解夜行口令及特务们的活动规律，能于晚9点后暗地进入八路军办事处。他与刘少奇每每彻夜長谈，乃至东方发白，仍意犹未尽。刘少奇一再强调秘密工作的重要性和方法，指出像赵荣声这样在学生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是不能胜任目前的工作的，必须放下清高的学生架子，抓紧学习社会知识，学习人情世故，学习（国民政府）军官、公务员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要完全和他们混在一起。而且，不得同进步人士来往，不得再同进步青年来往，家中不许放进步书籍，在生活上搞得越灰越好。刘少奇还以自己在天津做秘密工作时的情况来举例，那时他住在一个资本家家中，穿绸袍，带金戒指，有的人和他混得很熟，但始终不了解他是怎么一个人，只有这样才能够在白区的环境中生根，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刘少奇谆谆告诫赵荣声：因为工作需要，必须这么办。但同时你心里要有数，不能迷失方向，与他们同流合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了解自己肩负的使命，又要知道革命的艰难性和长期性，配合整个形势，一点一滴地做着于革命有益的事情。这些话如同春雨，浸润着赵荣声的头脑。又有一次，刘少奇对赵荣声说：什么叫秘密工作？秘密就是叫人不知道。鸟雀尚且爱惜羽毛，人总是希望名誉好，不过这里也有个小我和大我的问题，古代就有人为了一个政治目的，牺牲自己，降志辱身，甘心忍受屈辱的事例。我们今天是为了抗日，解放祖国和人民，为了最后实现共产主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还要计较什么误解和委屈呢！今天我们只能考虑一件事：就是党的利益，工作需要。当遭到误解和委屈，仍然要坚持真理，而不能随波逐流。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一切从实际出发，真相总会搞清楚，只是个时间问题。他要求赵好好地跟着卫立煌，做长期打算，十年八年待下去就是成绩，安心隐蔽，等待时机，万不可性急暴露;若到了危险的时候，立即转移隐蔽，不可大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泄露党的秘密。
此后，刘少奇去了皖北、苏北，领导新四军，赵荣声再没有机会得到他的直接教诲。
国事纷纭，政局变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卫立煌受命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入缅，后又出国考察，赵荣声也离开了卫立煌身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荣声在工人日报社的岗位上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更因刘少奇的冤案备受牵连，体验了“误解和委屈”。然而，赵荣声牢记刘少奇的谆谆教导，经受了考验，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其背负的冤案、错案终于得到改正。
（责任编辑：徐嘉）
1938年1月底，正是春节前夕，丁玲告知赵荣声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原来，国民党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要来给朱德拜年，八路军总部准备开欢迎会，要求“西战团”记者写详细报道，并对卫立煌进行访谈。由于卫立煌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员干将，面对采访任务，赵荣声心里极不情愿，但事关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写条消息报道还是必需的。后来，他写的采访文章《西线上的一个盛会》被刊登在我党在汉口出版的公开刊物《群众周刊》上。
卫立煌在其临汾驻地看到此文，十分赞赏，遂与属下第九军的秘书刘毓珩谈及此事。刘毓珩乃一二·九运动中北平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系赵荣声好友，当即告知卫立煌，赵荣声是自己的安徽同乡，出身书香门第，刚到八路军不足3个月。卫立煌便要求刘毓珩设法把赵荣声找来，想让能干的赵荣声到司令部当秘书。这件事被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得知后，便动员赵荣声去，并向他指出了加强与卫立煌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在此情况下，赵荣声只好答应，于1938年元宵节离开“西战团”，前往卫立煌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报到。
肩负着党的统一战线使命的赵荣声，效仿“西战团”的做法，在这里也组织了一个“战地工作团”，找了几十个进步的北平流亡大学生和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的毕业生，大力开展工作，推广起八路军的经验。
1938年5月，卫立煌司令部转赴晋南，因担心日军飞机轰炸，参谋处拟定了一条经陕北绕道的路线，赵荣声建议可顺便参观延安，获卫立煌同意。抵延安后，赵荣声陪同卫立煌去见毛泽东，双方相谈融洽，卫立煌一行还受到延安群众的欢迎。亲眼看到装备缺乏、条件艰苦却充满蓬勃奋发新气象的延安，卫立煌认为要战胜日军，只有学习延安的办法。回到西安后，卫立煌立即批发枪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牛肉罐头180箱、3个师的夏装及数十部电话机等物资给八路军。国民党军事委员會获知此事后，急电扣发，却已来不及，这批军火物资已被突击运往陕北。
不久后的一个夜晚，卫立煌意外地向赵荣声提出他能不能参加共产党的问题。赵荣声感到十分突然，只好答称：“我仅为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朱总司令常来，你和他谈吧。”卫立煌说：朱德一时来不了，要求赵荣声以自己秘书的身份去延安替他询问。赵荣声说延安太远，可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林伯渠问一问。次日，赵荣声赴西安找到林伯渠汇报请示，林伯渠要赵荣声回去告诉卫立煌，他当一个孙中山先生革命主张的国民党，比当一个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更要大些。
约一个月后，卫立煌司令部特务营的政治指导员朱劭天（与赵荣声系燕大同学，为地下党员）来找赵荣声，并带来一封“胡服”写的信，称赵为“荣声兄”，约他去（河南）渑池县八路军兵站晤谈。朱劭天还告诉赵荣声，“胡服”就是刘少奇。赵荣声知道刘少奇是我党重要的领导人，可为什么刘少奇要自己去见他呢？次日，赵荣声赶赴渑池县八路军兵站，一跑进兵站负责人刘向三的房内，便看见一高大的身影，原来就是曾经见过但并不知名的刘少奇，他连忙过去热烈地握住刘少奇的双手。
用过饭，刘少奇说自己是中央代表，刚从延安来，“中央最近刚刚开过会（指1938年9至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讨论了统战问题，有些事情和你们这里有关系，怕你们搞出毛病，特地找你来说一说”。随后点起了香烟，听取赵荣声的汇报。两人一直讲到晚上九十点钟。
1938年9月末至11月初，中共中央为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纠正王明在统一战线中推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束缚自己手脚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执行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军事力量。但此时也存在另一种倾向，如赵荣声等刚20岁出头、缺乏政治经验的冒失青年，一个劲地向卫立煌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宣传鼓动，使他竟然提出能不能加入共产党的问题，就是搞过了头，是错误的。刘少奇之所以要找赵荣声谈话，就是要解决此类问题。
第二天，刘少奇继续同赵荣声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你的胆子不小，竟然想挖蒋介石的墙角！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命根子，卫立煌是蒋介石的台柱子……要是你把他挖过来，蒋介石怎么会甘心？我们党和国民党讲好了，彼此都不在对方的党、政、军里面搞党的活动，不建立秘密的党支部，我们就要言必行，行必果，真不在他的军队里面建立秘密的党支部，不挖他的墙角。你们这样一搞，要是被蒋介石知道了，不放心，他就不把力量对付日本，而把力量对付我们，这样就会动摇抗日战争的大局。”赵荣声听后，不禁为之震动。刘少奇又说：“你们懂得的事情太少，把事情看得太简单。这件事情已过去了，就让它成为过去，以后无论在哪里，无论对什么人，都绝对不许再提起这一回事，以免引起麻烦。‘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你总该懂得这个意思吧。”
在肯定了该党支部的成绩后，刘少奇说：“根据中央的精神，要把这个支部解散，你们改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军队，当卫立煌的部下，停止组织生活，停止和党的组织上的联系，保留党籍，长期埋伏下去。你们几个人在这里是绝密的，只有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知道，也不列入文字记录，将来回去，我给你们证明。”赵荣声一听到要解散党支部，感到非常惶惑。刘少奇进一步用《孟子》中“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来说明解散支部是积极而不是消极的，是退一步进两步，为了更好地工作。“独立自主的方针具体到你们这里，就是不搞党的组织活动，留下共产党的人，你抗日，我们就支持你，你不抗日，我们就反对。撤退支部是必要的，长期埋伏也是必要的。中国革命是一件长时期的事情，斗争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在工作中要采取种种不同的方式方法。” 刘少奇说：“蒋介石是靠枪杆子起家的，陈诚、卫立煌这几个掌握兵权，我们和这样的人搞好关系，将来大有用处，现在卫立煌对你们不错，到底关系还浅，那就要好好地帮他做事，使他能够对你们放心，更听你们的话。要真正变成他的心腹，需要十年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你们要做长期打算，跟着他做官，钻得越深越好，官做得越大越好，你们只要能在卫立煌下边待下去就是成绩，有事情我会派人来找你们，你不需要知道我在哪里，搞些什么，以后，不许找各处地方上的党组织，不许找八路军的办事处、兵站。”
赵荣声有些不解，便问道：“长期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又不看党的文件，怎么知道党的政策，怎么做工作呢？”刘少奇解释说：“现在不像从前了，现在党有公开的报纸，你们一看党的报纸，就知道党的政策了。”但赵荣声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即一定要有一个组织上的人同他保持联系。最后刘少奇答应可以指定一个人，说着便从另外一个房间找来时任豫西特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的刘子久同赵荣声见面。刘子久衣着朴素，看起来如一普通战士。最后，刘少奇要求赵荣声在一周内落实，再来渑池汇报。
赵荣声回去便向支部成员传达了刘少奇的谈话。听到要解散支部，大家一开始都极为不解。经反复讨论，多数同志都能理解了，唯有新党员王若兰（原燕京大学进步学生）想不通，要求离开去延安，赵荣声遂寻找机会携王若兰再赴渑池亲见刘少奇。在刘少奇的耐心说服下，王若兰终于打消了去延安的想法，接受了长期埋伏的任务。
随着共产党积极抗日的影响日益扩大，1938年12月，心有不甘的蒋介石在武汉军事会议上宣布命令，解散国民党军队中一切不是国民党政工系统所控制的工作团、服务团、宣传队等组织，清除一切可疑及“思想不纯”的分子。原来颇有名声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的战地工作团，早已被特务们注意，他们趁卫立煌仍在武汉未归，便将工作团解散了。由于赵荣声职务是司令部秘书，编制不在工作团里，故而被留下。
蒋介石一面擅自解散卫的工作团，一面又给卫立煌加官晋爵，让其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要职，共指挥10个集团军。1939年1月，司令部转驻洛阳，赵荣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机要室秘书。
不久，赵荣声借机去找刘子久，随即被带往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见刘少奇，汇报了工作团被解散等情况，讲到大部分团员去了延安，有两人还没走。刘少奇立刻指出：延安不能去，那里人多口杂，可能还有国民党派去的特务。你们最好到新开辟的根据地，改名换姓，从此绝口不谈前段事情。他要求赵荣声按他过去的指示精神坚持干下去，把我们的眼睛长到那里，“下决心往下沉，不要像过去搞得那么引人注意。我们要交卫立煌这样的朋友”。因为八路军要建立的根据地，扩充军队，建立政权，不少都在卫立煌的防区，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依据刘少奇的指示，赵荣声认真、谨慎地进行自己的工作。
那段时间，刘少奇每到洛阳，都要通过刘子久邀赵荣声会面，听取汇报，做出指示。当时，洛阳为军事重镇，夜间长期戒严，幸好赵荣声有在战区长官部内职务，了解夜行口令及特务们的活动规律，能于晚9点后暗地进入八路军办事处。他与刘少奇每每彻夜長谈，乃至东方发白，仍意犹未尽。刘少奇一再强调秘密工作的重要性和方法，指出像赵荣声这样在学生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是不能胜任目前的工作的，必须放下清高的学生架子，抓紧学习社会知识，学习人情世故，学习（国民政府）军官、公务员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要完全和他们混在一起。而且，不得同进步人士来往，不得再同进步青年来往，家中不许放进步书籍，在生活上搞得越灰越好。刘少奇还以自己在天津做秘密工作时的情况来举例，那时他住在一个资本家家中，穿绸袍，带金戒指，有的人和他混得很熟，但始终不了解他是怎么一个人，只有这样才能够在白区的环境中生根，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刘少奇谆谆告诫赵荣声：因为工作需要，必须这么办。但同时你心里要有数，不能迷失方向，与他们同流合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了解自己肩负的使命，又要知道革命的艰难性和长期性，配合整个形势，一点一滴地做着于革命有益的事情。这些话如同春雨，浸润着赵荣声的头脑。又有一次，刘少奇对赵荣声说：什么叫秘密工作？秘密就是叫人不知道。鸟雀尚且爱惜羽毛，人总是希望名誉好，不过这里也有个小我和大我的问题，古代就有人为了一个政治目的，牺牲自己，降志辱身，甘心忍受屈辱的事例。我们今天是为了抗日，解放祖国和人民，为了最后实现共产主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还要计较什么误解和委屈呢！今天我们只能考虑一件事：就是党的利益，工作需要。当遭到误解和委屈，仍然要坚持真理，而不能随波逐流。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一切从实际出发，真相总会搞清楚，只是个时间问题。他要求赵好好地跟着卫立煌，做长期打算，十年八年待下去就是成绩，安心隐蔽，等待时机，万不可性急暴露;若到了危险的时候，立即转移隐蔽，不可大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泄露党的秘密。
此后，刘少奇去了皖北、苏北，领导新四军，赵荣声再没有机会得到他的直接教诲。
国事纷纭，政局变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卫立煌受命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入缅，后又出国考察，赵荣声也离开了卫立煌身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荣声在工人日报社的岗位上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更因刘少奇的冤案备受牵连，体验了“误解和委屈”。然而，赵荣声牢记刘少奇的谆谆教导，经受了考验，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其背负的冤案、错案终于得到改正。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