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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对外物质文化交流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陆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均已开通，它们成为古代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丝绸之路的作用日益突出，不同形式、多种类型的物品、技术，甚至宗教信仰等逐渐传入汉王朝境内，对两汉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日常生活亦不例外。本文拟从考古学的视角，对丝绸之路日益发展背景下的汉代日常生活进行相关考察和分析。
衣食住行及医疗保健等是体现日常生活物质内容最重要的载体和媒介。汉代，随着对外物质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这些内容得到不断补充和纳新，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
（一）衣着、装饰与化妆品
汉代，新的织物和衣料及对应的服饰均有传入，并因一些人的喜好而得到推广，《续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①新疆出土纺织品中有一定数量的外来产品，主要为棉、毛织物（毛布、毛毡）等。民丰尼雅遗址中的一座东汉墓出土两块蓝白印花棉布残片，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棉布，②棉布上的女神为中亚的丰收女神阿尔多克洒（Ardochsho），推测从贵霜传入;③尉犁营盘东汉M15出土对兽树纹双面罽袍、④洛浦山普拉M01出土“马人”武士毛织物⑤等，都体现出明显的外来风格。
装饰物品有大量输入。南越“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湊，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⑥考古发现较多外来装饰物。广州游鱼岗M3029出土的蚀花珠、⑦广西贵县风流岭M15出土的肉红石髓耳珰⑧等，均较精美。以大量珠饰串起的串饰发现较多，广西合浦文昌塔墓地出土各种式样和颜色的串饰数件，⑨贵县汉墓出土有多种珠饰如玛瑙、蚀刻石髓、肉红石髓等混合的串饰。⑩金银质的装饰品也有很多，一些还镶嵌不同颜色的宝石，异域特点突出。尉犁县营盘墓地出土的金耳饰分成上、下两部分，两部分之间用穿缀一颗多棱形白色玻璃珠的盘丝线连接，每部分都是用细窄的金条掐制鸡心形、圆形和花蔓，然后再焊接成类似变形兽面纹的框架，框架内镶嵌玻璃。①江苏邗江甘泉东汉墓出土一批掐丝、焊金珠、镶嵌绿松石和水晶的金饰品，有泡形饰、亚形饰、盾形饰、挂锁形飾、王冠形饰、空心球、兽形片饰等，属中亚风格。②
胭脂是汉代化妆品的内容之一，西汉时已有使用，孙机先生指出：“汉地使用胭脂当由匈奴人为之介”。③河北满城M2出土的错金朱雀衔环双连铜豆形器为调制胭脂的用具，出土时尚有朱色痕迹。④
（二）饮食
东汉灵帝好胡饭，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这是与汉代饮食有关的文献例证，而相关考古资料更为丰富。
在对外物质文化交流的影响下，汉代食物原料增添了较多的新内容。部分粮食作物由外引入，如豌豆、扁豆、黑豆、胡豆、绿豆、胡麻等，河西走廊一带在两汉时已种植黑豆、扁豆、胡豆、豌豆。多种蔬菜被引进，如葱、蒜、芫荽、苜蓿、黄瓜、萝卜、胡萝卜等。广西贵县罗泊湾M1出土有苜蓿和黄瓜，⑤甘肃泾川水泉寺东汉墓出土陶灶上堆雕有萝卜。⑥由外输入的水果有葡萄、胡桃（核桃）、石榴、无花果、橄榄、番木瓜、西瓜、胡瓜等。尉犁县营盘墓地出土有葡萄、葡萄干、核桃等。⑦罗泊湾M1出土有橄榄、乌榄等。⑧安徽六安双墩M1出土的西瓜子证实了西瓜在西汉时就已传入我国。⑨
加工食物也得以传入和普及。如胡饼，是在要烤的饼上撒上芝麻，饼烤出炉后十分香脆，很受欢迎，东汉晚期已较普及。乳制品主要有酪、酥油、干酪等，可放入面点中，亦可直接食用。
还有一些与饮食有关的器物。合浦寮尾M13b出土1件陶壶，胎黄白色，青绿色釉，一侧有短流，细长颈，椭圆形腹，颈腹间与流相对一侧附曲形手柄，是1件典型的帕提亚时期陶壶。⑩金银器和玻璃器数量较多。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乙区M3出土银壶是从中亚输入，为今叙利亚一带罗马帝国时期的产品。{11}合浦汉墓出土较多玻璃器皿，如贵县南斗村M8出土的承盘高足玻璃杯;{12}又如文昌塔墓地出土的1件玻璃碗，通体黄褐色，有状似叶片的褐色花纹，为植物灰型钠钙玻璃。{13}
（三）居住与出行
与居住有关，体现外来因素者多为墓葬资料。一些汉画像石墓中使用石柱，如徐州白集汉墓出土石柱，为委角六楞柱，下为一趴卧石羊，{14}其他墓葬还见方柱、圆柱、八角柱、凹楞柱等，可能与受西方文化影响有关。莲花藻井可能与佛教的影响有关，河南密县打虎亭M2，券顶中间为南北排列的3个藻井，中间藻井为莲花形图案。{15}另如券顶，也可能是外来建筑形式影响下的产物，而且会影响到日常生活中的相关建筑。建筑的装饰图案也有体现。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征集的汉画像石画像中有羽翼兽、双头鸟等。①双头鸟体现出的某些动物形象来自于斯基泰民族或是通过中介而从古希腊、西亚传到中国来，双头鸟为斯基泰民族所喜爱，其原形为西亚的双头鸳，也就是斯基泰民族流行的鹰头兽。②室内陈设方面，灵帝好胡帐、胡床、胡坐等，可作证明。另有一些外来的器皿如银盒、玻璃制品，也可当做室内的陈设品。
出行方面最突出的是一些畜力的传入，很多用于骑乘、挽车出行甚至运输，如大宛良马、汗血马等。车马器具主要表现在装饰上，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出土的当卢，③是斯基泰民族的装饰文化传入我国后，受其影响，结合习见传统风格糅合而成的新型工艺品。④
（四）医疗保健
汉代，于阗国及以西地区的医疗保健物品已传入我国，融入日常生活，且有人死后用以陪葬。洛浦山普拉墓地出土有于阗或以西地区的医药物品，均盛放在香囊中，有香料膏丸、球形香丸等。另有苦豆子及银白色片状物、红色和乳白色粉末状物品，多包扎在小绢布里，部分在小纸包里。这些香药膏丸来自于阗以西的地区（印度或者波斯），银白色片状物可能是薄荷叶，红色和乳白色粉末状物应是磨成药散的草药。⑤广州南越王墓中发现有象牙、乳香以及带有明显波斯风格的银质药盒等，盒内盛有药丸。⑥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相关技术及其娱乐、宗教等也得以传入，开始影响并不断渗透至日常生活之中。
（一）技术
一些织物原料如棉花的种植和加工，皮、毛、毡等的加工与制作技术应已传入。欧洲及西亚、中亚的金银器加工技术如掐丝、焊金珠、镶嵌等工艺的传入使得汉代金银质小型装饰物制作得到较快发展，很多应用到日常装饰之中。黄铜是通过将铜和含锌的炉甘石放原炉中冶炼而得，此时相关技术的传入，丰富了装饰品如环、镯等的制作。
香料、膏丸、药粉、相关医药及制作技术、使用方法得以引入，在此基础上还有创新和发展。合浦堂排M2b出土铜熏炉中有少量香料和灰烬，风门岭M24b出土陶熏炉内有碳化的香料。⑦汉代，人们在研究各种香料作用和特点基础上，利用多种香料调和制造出特有的香气，配制方法为“香方”，依据香方调和制成的为“合香”。东汉《汉建宁宫中香》的香方中有黄熟香、白附子、丁香皮、藿香叶、零陵香、檀香、白芷、茅香、茴香、甘松、乳香、生结香、枣子、苏合油等10余种香料，每种香料的用量不同，配制方法不一，有别器研磨、焙干，还要炼蜜和匀，窨月余，十分考究。⑧另有医药存放或盛放等。
饮食主要有两点：一是作物种植技术的引进及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种植技术的提升，这可保证持续或相对稳定的供应;二是带动食品加工技术的多样化，不仅扩大了膳食内容，也可促进推广，渐入日常生活之中。
居住方面，建筑材料、装饰及室内陈设内容的设计与制作等逐渐传入，至南北朝时期，相关家具制作获得较大发展的同时也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出行方面，对外来畜力的饲养技术有所吸收并不断提高，而车马器具的制作和纹饰风格设计则体现出外来文化的影响。
（二）乐舞杂技
东汉灵帝好胡箜篌、胡笛、胡舞等，表明一些外来乐器、音乐及舞蹈等已逐渐被接受并渗透至一些地区的日常生活中。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各国的一些乐器如琵琶、箜篌、觱篥、方响、锣、钹、星、羯鼓、腰鼓、达卜等传至中原。其中琵琶源于美索不达米亚，亚洲西部、西南部各地较为流行，至迟东汉时传入我国。四川乐山虎头湾汉代崖墓石刻画像①及辽宁辽阳棒台子东汉石椁墓壁画②中皆有弹奏琵琶的人像。
众多舞蹈、杂技、幻术等也逐渐传入并不断普及。“叠案”技艺在汉代较为流行，可能受到“安息五案”的影响，四川郫县东汉石棺画像中为叠九案。③幻术有吞刀吐火等，密县打虎亭M1的相关图像中有此图像。④缘橦为高竿表演，汉王朝的表演者可能从都卢艺人那里学习了相关技巧，表演出高难度的杂技，⑤山东沂南画像石墓的画像中，1人额上缘橦，上有3人表演。⑥
乐舞杂技等在传入后，逐渐影响到较多的阶层，并渗透至迎宾、宴客、家庭娱乐、礼仪活动等多个方面，大大丰富了日常生活的内容和内涵。
（三）宗教
主要为佛教的传入及影响。一般认为，大约在西汉后期佛教开始传入我国。东汉早期，明帝在洛阳修建了白马寺，使得一些信佛者有崇佛、信佛及礼佛之处。诸侯王以楚王刘英为代表，其“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其还赎，以助伊蒲赛桑门之盛馔”，“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⑦就东汉早中期对佛教的信奉者而言，还有较大的局限性，为朝廷或个别诸侯国中等级较高人员。史载“桓帝好神，数祀浮屠，老子，百姓少有奉者，后遂转盛”，⑧即可说明。东汉晚期，在依附、吸收、融合基础上，佛教渐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相互杂糅的特点，东汉末年逐渐独立，成为影响当时乃至其后人们日常生活的宗教内容。
与佛教有关的器物、画像等，多数时代为东汉晚期，相当部分为东汉末年。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内容丰富，佛道杂糅特点突出。⑨一些器物如摇钱树、佛兽镜、神瓶、尖帽胡人俑、白相俑等，大都与佛教有一定关系，⑩另有牌饰、熏炉等。四川彭山江口东汉晚期崖墓出土1件陶摇钱树座，座上有一佛二肋侍。{11}安徽当涂东汉墓出土的铜三足承盘香熏，盖顶所饰神人有头光，额正中凸起，似为“白毫相”。{12}有关图像可更直观地反映社会或日常生活。沂南汉画像石墓的擎天柱中部有相对明显的佛教造像。{13}徐州出土汉画像石中有2幅“僧侣骑象图”，其中一幅中的僧侣着袈裟，头顶巾帻，可以看出其是光头;另一幅画面上方刻1人躺卧在象背上，右手托面，前面1人手持长钩，应为象奴，画面下方刻1枝叶茂盛的大树，很可能为菩提树。{14}骆驼、翼兽、狮子等与佛教有关的动物题材和纹饰在安息时代传入我国。徐州十里铺东汉墓的中室横额上有狮面九头兽和裸体飞人等形象。①莲花图案作为佛教的象征在東汉晚期墓葬中较常见，江苏邳州八义集过满山汉画像石墓的圆雕力士门柱等有莲花纹饰。②
“丝路”背景下，汉代日常生活获得较多的发展，既有物品输出的带动，也有输入后的促进。
（一）物品输出的带动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与拓展，我国生产的丝绸、漆器、铁器、铜镜等传至域外较多地区。丝绸的大量外销，促进了蚕的饲养及其桑树种植。文献载有“还庐树桑”③等。考古资料较多，河南内黄三杨庄西汉晚期田宅遗址的三号院落正房后侧发现栽植的两排桑树遗迹;④四川新都出土汉代画像中有桑园;⑤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后室南壁的庄园图中有桑林和采桑场景。⑥漆树种植、漆的生产及漆器制作与丝绸有相似之处，二者均与汉代日常有关。铁器、铜镜等在东、南、西三个方向的丝路贸易中均有大量输出，也与相关手工业者的日常生活有关系。
（二）输入内容的促进
1.物质内容
输入的众多作物得到种植，并逐渐成为相应阶层日常劳作的内容。随着棉布的推广，棉花的加工、纺织、染色等融入日常。饮食方面，食品的加工、储藏等得到较多发展，膳食结构有了悄然变化。如胡饼，受到不同阶层的喜爱，成为日常饮食的美味。胡床、胡帐、胡坐等居室用品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打破原有席地而坐及寝息的习惯。汉代，垂足而坐似不礼貌，但画像资料表明，东汉时有垂足而坐者。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征集的1块画像石，中刻1房屋，屋外左侧有1儿童坐在杌子上逗牛;⑦徐州耿集出土画像石上，有1人持刀坐于几上，另有1人似在与其对话。⑧随着相关家具的推广和普及，垂足而坐逐渐代替席地跽坐，并逐渐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主流。 2.乐舞杂技与宗教
外来因素为汉代乐舞杂技注入了新的内容，日常娱乐更加丰富，迎宾、宴饮、庆祝及其他活动均有体现。
至迟东汉早期，一些人的日常生活已与佛教有了关联。刘英在楚国奉事佛教，有斋戒、祠礼、饭僧等仪规，奉佛者有伊蒲塞（进住居士）、桑门（沙门、佛僧）等，而其所尚“浮屠之仁祠”可能为寺庙。⑨桓帝信佛，百姓少有奉者，但之后渐盛，说明佛教已逐渐渗透至较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东汉末年，佛教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趋于多样化，一些日常物品与装饰，甚至丧葬等皆可体现。僧人逐渐增多并参与一些社会活动，佛造像崇拜增强，另有读、听佛经等。史载：笮融“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它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致者五千余人户”。⑩可见现实生活中，较多人已接受佛教并深受影响。
（三）外来人口
随着对外物质文化交流的发展，一些外来人口开始来华，并逐渐融入两汉社会及日常生活，这些人多被称为胡人。
中原地区的一些汉墓尤其是东汉墓中多出胡人俑，戴尖帽，深目高鼻，颧骨突出。今广东省广州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梧州、合浦等地的汉墓中常出土形象明显异于汉人的陶俑，一般体形矮短，深目高鼻，颧高唇厚，下颌突出，体毛浓重。合浦堂排西汉晚期M1出土站立胡人俑，似为乐舞俑，头戴圆顶小帽，身着对襟小领长袍，竖眉小眼，高鼻深目，脸部较圆，络腮胡须。①陶俑托举灯盘或头顶灯盘较为常见。广州东山象栏岗东汉前期M4016②与合浦寮尾东汉晚期M13b③出土陶座灯，俑均深目鼻高，尖下巴，络腮胡，前者俑半跪坐，发束于前额;后者缠头绾结如汉式的幞头，屈膝而坐，右手撑地，左手举托灯盘，头仰视。胡人俑的形体特征与印度尼西亚的土著居民相似，但深目高鼻又可能是以南亚及西亚人作为模拟对象。④这些发现反映出当时岭南可能已使用出身南洋、南亚或西亚的奴隶。另据记载，“董卓多拥胡兵”，⑤应是特殊内容。再结合汉代画像资料，胡人有的做侍者，有些从事乐舞杂技表演或其他工作，大多与汉代人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
（四）称呼语言
汉代人的日常称呼语言因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而不断丰富。国名、地名、人名多为音译，如贵霜、安息、波斯;也有其他命名，如大秦、已程不国等。物名有多种，如鸵鸟，有的称条支大鸟，也有的称为安息雀。最为普遍而又很快融入汉代人语言体系的是在域外的人、物等之前加上“胡”字，如胡人、胡医、胡商等，食品则有胡瓜、胡萝卜、胡桃、胡豆、胡麻等，《续汉书》载灵帝喜好冠以“胡”字的近10种，涉及内容较多。
这些称呼语言，或在传入时已存在，或根据发音传入并流传，一些则冠以较为普遍且又相对含糊的称呼和叫法，并延续至今，成为一些物品或技艺的定名，也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
（五）商业活动
两汉时期，陆上丝绸之路有较多“商胡贩客”到中原从事商业活动，海上贸易则使得“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而番禺等则成为一大都会。⑥
考古发现的较多外来物品可能与商贸有关，其中货币的传入最有说服力。从中亚、西亚传入我国的有贵霜铜币、萨珊银币、安息货币等，新疆乌恰县发现大批波斯银币;⑦楼兰古城出土1枚贵霜王发行的钱币，正面为国王立像，周缘有希腊文，背面为手持三叉戟的骑骆驼神像。⑧外文铅饼，文字多为希腊文，但正面为龙纹等，是中西文化的结合体。甘肃灵台发现270多枚，埋藏在一处有意建造的坑内，饼正面为凹凸龙纹，底面铸一周希腊文，另有二方形戳记;⑨陕西扶风姜塬出土的汉代外文铅饼，很可能与安息国有关。⑩外文铅饼大多出于遗址内，有的是专门埋藏，或与汉代钱币共同埋藏，一些可明显看出因长期使用后的磨损。推测其是为便于贸易和买卖而使用的货币，且作为媒介型货币用于不同区域间商品贸易的可能性最大。
另外，《盐铁论》载：“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①这反映出对外物质文化交流为汉王朝及汉代日常生活均带来诸多有益的内容。对外物质文化交流不仅可带动自身生产、生活的发展，众多外来内容还能促进日常生活的不断丰富和多样化。
对外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接受的过程，也是对外了解和认知的过程，同时还是吸收、应用的过程。物品传入带来的有益内容最为突出。棉布衣料至东汉时渐被接受，而其对下层人们来讲，在进行种植、加工的同时又可改变衣葛麻织物，对身体存在较大益处;众多食品的传入，使得饮食内容更趋多样和丰富，膳食结构也有相应变化。其他如装饰、居住、医疗、保健等也有较多体现和反映。
随着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拓展与繁荣，汉代日常生活的内容不断丰富，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内容、内涵亦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体现出对应的特征。
（一）形式的多样性
中外物质文化的交流，有政府间交流和往来，有商贸和战争，还有各种形式的人员往来，另有移民或借助宗教传播的输入，可谓形式多样。各种形式的交流和往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汉代人的日常生活。
（二）创新或首次性
汉代是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开拓期，由于处于相互交流的早期阶段，对日常生活影响的很多内容都具有创新性或首次性。
（三）发展的渐进性
汉代，较多由外输入的内容最初是由等级较高者掌握或享用，他们是较早接触者和受益者。很多内容传入之初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一带或陆上丝路沿线附近较为突出，其他阶层或地区则是逐渐受到影响，体现出明显的渐进性。渐进的过程，大致是由帝王到一般贵族官吏，再經普及推广，逐渐延伸至寻常百姓家;或由丝绸港口向内地延伸，或由陆上丝路沿线由西向东发展。以佛教的传播为例，新疆地区较早接触，逐渐向东传播，而沿海的今连云港周边地区则可能是以连云港为基点向西呈扇形辐射，今山东临沂、枣庄及江苏徐州等地出土较多有佛教涵义的画像石，大多在时代上晚于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的初刻时代;东汉早期至桓帝时，信奉者多为帝王或相关人员，桓帝信奉之后，百姓中的信奉者才逐渐增多，东汉末年趋于兴盛。 （四）需求的同步性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遏制侵扰、巩固和加强边疆统治等有密切关系，直接提升了贸易往来，促进了政治、文化的交流。汉王朝及统治阶层对域外“珍宝”的普遍需求也是交流内容之一，《盐铁论》所载良畜、毛皮与制品、璧玉珊瑚琉璃等可为国之宝，很多被朝廷充于内府，而《后汉书》亦载西域殷富，多珍宝，且多有赠送者，②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充实了高等级人员乃至一般贵族官吏的日常生活。与国家利益、需求同步，许多物品、技术、思想文化等越来越多地传入汉王朝境内，对较多日常生活内容产生诸多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
（五）开拓与启发性
汉代作为对外物质文化交流的开创期，陆路、海上交通及多种形式的交流框架和格局基本形成，体现出的开拓特征十分突出，且对后世影响较大，因此又具启发性。史书用“凿空”二字來评价张骞通西域之功，③仅从“丝路”背景下的汉代日常生活即可窥一斑。
（六）局限和不完善性
（1）日常生活物质内容多寡不一
与食物、装饰化妆、娱乐、医疗保健等相关的物品，种类多，普及程度广，影响大;居住、出行方面的物品则略少。这与前者易于接受外来因素，相关物品便于携带和运输等有关，而住行相对稳定，多为技术内容，传播相对较慢，因此少见。物品偏重于宝物、珍禽异兽，一般物品少，这与相应阶层的需求有关，同时也是对外物质文化交流初期阶段的体现。
（2）技术层面内容少，外来人员的融入相对欠缺
与娱乐相关的一些技艺有所传入，但生产技术或方法传入较少，尤其是手工业制品呈现物品直接输入的特点。外来人员大多为伎乐或奴婢，技术人员少，对技术的推广有所限制。
（3）影响中的地域性
也是渐进性的表现之一。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一带或陆上丝路沿线附近所受影响大且内容丰富，其次为两京及政治、经济相对发达的王侯统治区域，其他地区则相对薄弱。
（4）发展中的等级性。
相关研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域外输入相当大的部分是贵重物品，很多出土于高级别墓葬或遗址中，这说明，当时它们是当作奢侈品输入的。”①这和等级性有较大关系，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诸多内容皆可反映。考古发现的相关实物资料，大多出土于等级相对较高的墓葬中，而且墓葬等级越高，对应内容越丰富，等级较低的墓葬极少或不见。
综上所述，丝绸之路的发展和繁荣从多方面促进了汉代日常生活的发展和变化，内容不断丰富，趋于多样，涉及面广，并体现出与时代相对应的特点。很多外来因素经历了传入和被接受的过程，相当部分逐渐融入汉代日常生活之中且不断发展。汉文化是在不断吸收与纳新中逐步演进和形成的，“丝路”背景下的汉代日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文化“多元一体”的内容、内涵和发展特征，而其对后世也有着较大影响，在古代社会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作者简介】刘尊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考古与物质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王向阳】
衣食住行及医疗保健等是体现日常生活物质内容最重要的载体和媒介。汉代，随着对外物质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这些内容得到不断补充和纳新，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
（一）衣着、装饰与化妆品
汉代，新的织物和衣料及对应的服饰均有传入，并因一些人的喜好而得到推广，《续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①新疆出土纺织品中有一定数量的外来产品，主要为棉、毛织物（毛布、毛毡）等。民丰尼雅遗址中的一座东汉墓出土两块蓝白印花棉布残片，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棉布，②棉布上的女神为中亚的丰收女神阿尔多克洒（Ardochsho），推测从贵霜传入;③尉犁营盘东汉M15出土对兽树纹双面罽袍、④洛浦山普拉M01出土“马人”武士毛织物⑤等，都体现出明显的外来风格。
装饰物品有大量输入。南越“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湊，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⑥考古发现较多外来装饰物。广州游鱼岗M3029出土的蚀花珠、⑦广西贵县风流岭M15出土的肉红石髓耳珰⑧等，均较精美。以大量珠饰串起的串饰发现较多，广西合浦文昌塔墓地出土各种式样和颜色的串饰数件，⑨贵县汉墓出土有多种珠饰如玛瑙、蚀刻石髓、肉红石髓等混合的串饰。⑩金银质的装饰品也有很多，一些还镶嵌不同颜色的宝石，异域特点突出。尉犁县营盘墓地出土的金耳饰分成上、下两部分，两部分之间用穿缀一颗多棱形白色玻璃珠的盘丝线连接，每部分都是用细窄的金条掐制鸡心形、圆形和花蔓，然后再焊接成类似变形兽面纹的框架，框架内镶嵌玻璃。①江苏邗江甘泉东汉墓出土一批掐丝、焊金珠、镶嵌绿松石和水晶的金饰品，有泡形饰、亚形饰、盾形饰、挂锁形飾、王冠形饰、空心球、兽形片饰等，属中亚风格。②
胭脂是汉代化妆品的内容之一，西汉时已有使用，孙机先生指出：“汉地使用胭脂当由匈奴人为之介”。③河北满城M2出土的错金朱雀衔环双连铜豆形器为调制胭脂的用具，出土时尚有朱色痕迹。④
（二）饮食
东汉灵帝好胡饭，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这是与汉代饮食有关的文献例证，而相关考古资料更为丰富。
在对外物质文化交流的影响下，汉代食物原料增添了较多的新内容。部分粮食作物由外引入，如豌豆、扁豆、黑豆、胡豆、绿豆、胡麻等，河西走廊一带在两汉时已种植黑豆、扁豆、胡豆、豌豆。多种蔬菜被引进，如葱、蒜、芫荽、苜蓿、黄瓜、萝卜、胡萝卜等。广西贵县罗泊湾M1出土有苜蓿和黄瓜，⑤甘肃泾川水泉寺东汉墓出土陶灶上堆雕有萝卜。⑥由外输入的水果有葡萄、胡桃（核桃）、石榴、无花果、橄榄、番木瓜、西瓜、胡瓜等。尉犁县营盘墓地出土有葡萄、葡萄干、核桃等。⑦罗泊湾M1出土有橄榄、乌榄等。⑧安徽六安双墩M1出土的西瓜子证实了西瓜在西汉时就已传入我国。⑨
加工食物也得以传入和普及。如胡饼，是在要烤的饼上撒上芝麻，饼烤出炉后十分香脆，很受欢迎，东汉晚期已较普及。乳制品主要有酪、酥油、干酪等，可放入面点中，亦可直接食用。
还有一些与饮食有关的器物。合浦寮尾M13b出土1件陶壶，胎黄白色，青绿色釉，一侧有短流，细长颈，椭圆形腹，颈腹间与流相对一侧附曲形手柄，是1件典型的帕提亚时期陶壶。⑩金银器和玻璃器数量较多。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乙区M3出土银壶是从中亚输入，为今叙利亚一带罗马帝国时期的产品。{11}合浦汉墓出土较多玻璃器皿，如贵县南斗村M8出土的承盘高足玻璃杯;{12}又如文昌塔墓地出土的1件玻璃碗，通体黄褐色，有状似叶片的褐色花纹，为植物灰型钠钙玻璃。{13}
（三）居住与出行
与居住有关，体现外来因素者多为墓葬资料。一些汉画像石墓中使用石柱，如徐州白集汉墓出土石柱，为委角六楞柱，下为一趴卧石羊，{14}其他墓葬还见方柱、圆柱、八角柱、凹楞柱等，可能与受西方文化影响有关。莲花藻井可能与佛教的影响有关，河南密县打虎亭M2，券顶中间为南北排列的3个藻井，中间藻井为莲花形图案。{15}另如券顶，也可能是外来建筑形式影响下的产物，而且会影响到日常生活中的相关建筑。建筑的装饰图案也有体现。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征集的汉画像石画像中有羽翼兽、双头鸟等。①双头鸟体现出的某些动物形象来自于斯基泰民族或是通过中介而从古希腊、西亚传到中国来，双头鸟为斯基泰民族所喜爱，其原形为西亚的双头鸳，也就是斯基泰民族流行的鹰头兽。②室内陈设方面，灵帝好胡帐、胡床、胡坐等，可作证明。另有一些外来的器皿如银盒、玻璃制品，也可当做室内的陈设品。
出行方面最突出的是一些畜力的传入，很多用于骑乘、挽车出行甚至运输，如大宛良马、汗血马等。车马器具主要表现在装饰上，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出土的当卢，③是斯基泰民族的装饰文化传入我国后，受其影响，结合习见传统风格糅合而成的新型工艺品。④
（四）医疗保健
汉代，于阗国及以西地区的医疗保健物品已传入我国，融入日常生活，且有人死后用以陪葬。洛浦山普拉墓地出土有于阗或以西地区的医药物品，均盛放在香囊中，有香料膏丸、球形香丸等。另有苦豆子及银白色片状物、红色和乳白色粉末状物品，多包扎在小绢布里，部分在小纸包里。这些香药膏丸来自于阗以西的地区（印度或者波斯），银白色片状物可能是薄荷叶，红色和乳白色粉末状物应是磨成药散的草药。⑤广州南越王墓中发现有象牙、乳香以及带有明显波斯风格的银质药盒等，盒内盛有药丸。⑥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相关技术及其娱乐、宗教等也得以传入，开始影响并不断渗透至日常生活之中。
（一）技术
一些织物原料如棉花的种植和加工，皮、毛、毡等的加工与制作技术应已传入。欧洲及西亚、中亚的金银器加工技术如掐丝、焊金珠、镶嵌等工艺的传入使得汉代金银质小型装饰物制作得到较快发展，很多应用到日常装饰之中。黄铜是通过将铜和含锌的炉甘石放原炉中冶炼而得，此时相关技术的传入，丰富了装饰品如环、镯等的制作。
香料、膏丸、药粉、相关医药及制作技术、使用方法得以引入，在此基础上还有创新和发展。合浦堂排M2b出土铜熏炉中有少量香料和灰烬，风门岭M24b出土陶熏炉内有碳化的香料。⑦汉代，人们在研究各种香料作用和特点基础上，利用多种香料调和制造出特有的香气，配制方法为“香方”，依据香方调和制成的为“合香”。东汉《汉建宁宫中香》的香方中有黄熟香、白附子、丁香皮、藿香叶、零陵香、檀香、白芷、茅香、茴香、甘松、乳香、生结香、枣子、苏合油等10余种香料，每种香料的用量不同，配制方法不一，有别器研磨、焙干，还要炼蜜和匀，窨月余，十分考究。⑧另有医药存放或盛放等。
饮食主要有两点：一是作物种植技术的引进及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种植技术的提升，这可保证持续或相对稳定的供应;二是带动食品加工技术的多样化，不仅扩大了膳食内容，也可促进推广，渐入日常生活之中。
居住方面，建筑材料、装饰及室内陈设内容的设计与制作等逐渐传入，至南北朝时期，相关家具制作获得较大发展的同时也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出行方面，对外来畜力的饲养技术有所吸收并不断提高，而车马器具的制作和纹饰风格设计则体现出外来文化的影响。
（二）乐舞杂技
东汉灵帝好胡箜篌、胡笛、胡舞等，表明一些外来乐器、音乐及舞蹈等已逐渐被接受并渗透至一些地区的日常生活中。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各国的一些乐器如琵琶、箜篌、觱篥、方响、锣、钹、星、羯鼓、腰鼓、达卜等传至中原。其中琵琶源于美索不达米亚，亚洲西部、西南部各地较为流行，至迟东汉时传入我国。四川乐山虎头湾汉代崖墓石刻画像①及辽宁辽阳棒台子东汉石椁墓壁画②中皆有弹奏琵琶的人像。
众多舞蹈、杂技、幻术等也逐渐传入并不断普及。“叠案”技艺在汉代较为流行，可能受到“安息五案”的影响，四川郫县东汉石棺画像中为叠九案。③幻术有吞刀吐火等，密县打虎亭M1的相关图像中有此图像。④缘橦为高竿表演，汉王朝的表演者可能从都卢艺人那里学习了相关技巧，表演出高难度的杂技，⑤山东沂南画像石墓的画像中，1人额上缘橦，上有3人表演。⑥
乐舞杂技等在传入后，逐渐影响到较多的阶层，并渗透至迎宾、宴客、家庭娱乐、礼仪活动等多个方面，大大丰富了日常生活的内容和内涵。
（三）宗教
主要为佛教的传入及影响。一般认为，大约在西汉后期佛教开始传入我国。东汉早期，明帝在洛阳修建了白马寺，使得一些信佛者有崇佛、信佛及礼佛之处。诸侯王以楚王刘英为代表，其“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其还赎，以助伊蒲赛桑门之盛馔”，“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⑦就东汉早中期对佛教的信奉者而言，还有较大的局限性，为朝廷或个别诸侯国中等级较高人员。史载“桓帝好神，数祀浮屠，老子，百姓少有奉者，后遂转盛”，⑧即可说明。东汉晚期，在依附、吸收、融合基础上，佛教渐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相互杂糅的特点，东汉末年逐渐独立，成为影响当时乃至其后人们日常生活的宗教内容。
与佛教有关的器物、画像等，多数时代为东汉晚期，相当部分为东汉末年。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内容丰富，佛道杂糅特点突出。⑨一些器物如摇钱树、佛兽镜、神瓶、尖帽胡人俑、白相俑等，大都与佛教有一定关系，⑩另有牌饰、熏炉等。四川彭山江口东汉晚期崖墓出土1件陶摇钱树座，座上有一佛二肋侍。{11}安徽当涂东汉墓出土的铜三足承盘香熏，盖顶所饰神人有头光，额正中凸起，似为“白毫相”。{12}有关图像可更直观地反映社会或日常生活。沂南汉画像石墓的擎天柱中部有相对明显的佛教造像。{13}徐州出土汉画像石中有2幅“僧侣骑象图”，其中一幅中的僧侣着袈裟，头顶巾帻，可以看出其是光头;另一幅画面上方刻1人躺卧在象背上，右手托面，前面1人手持长钩，应为象奴，画面下方刻1枝叶茂盛的大树，很可能为菩提树。{14}骆驼、翼兽、狮子等与佛教有关的动物题材和纹饰在安息时代传入我国。徐州十里铺东汉墓的中室横额上有狮面九头兽和裸体飞人等形象。①莲花图案作为佛教的象征在東汉晚期墓葬中较常见，江苏邳州八义集过满山汉画像石墓的圆雕力士门柱等有莲花纹饰。②
“丝路”背景下，汉代日常生活获得较多的发展，既有物品输出的带动，也有输入后的促进。
（一）物品输出的带动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与拓展，我国生产的丝绸、漆器、铁器、铜镜等传至域外较多地区。丝绸的大量外销，促进了蚕的饲养及其桑树种植。文献载有“还庐树桑”③等。考古资料较多，河南内黄三杨庄西汉晚期田宅遗址的三号院落正房后侧发现栽植的两排桑树遗迹;④四川新都出土汉代画像中有桑园;⑤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后室南壁的庄园图中有桑林和采桑场景。⑥漆树种植、漆的生产及漆器制作与丝绸有相似之处，二者均与汉代日常有关。铁器、铜镜等在东、南、西三个方向的丝路贸易中均有大量输出，也与相关手工业者的日常生活有关系。
（二）输入内容的促进
1.物质内容
输入的众多作物得到种植，并逐渐成为相应阶层日常劳作的内容。随着棉布的推广，棉花的加工、纺织、染色等融入日常。饮食方面，食品的加工、储藏等得到较多发展，膳食结构有了悄然变化。如胡饼，受到不同阶层的喜爱，成为日常饮食的美味。胡床、胡帐、胡坐等居室用品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打破原有席地而坐及寝息的习惯。汉代，垂足而坐似不礼貌，但画像资料表明，东汉时有垂足而坐者。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征集的1块画像石，中刻1房屋，屋外左侧有1儿童坐在杌子上逗牛;⑦徐州耿集出土画像石上，有1人持刀坐于几上，另有1人似在与其对话。⑧随着相关家具的推广和普及，垂足而坐逐渐代替席地跽坐，并逐渐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主流。 2.乐舞杂技与宗教
外来因素为汉代乐舞杂技注入了新的内容，日常娱乐更加丰富，迎宾、宴饮、庆祝及其他活动均有体现。
至迟东汉早期，一些人的日常生活已与佛教有了关联。刘英在楚国奉事佛教，有斋戒、祠礼、饭僧等仪规，奉佛者有伊蒲塞（进住居士）、桑门（沙门、佛僧）等，而其所尚“浮屠之仁祠”可能为寺庙。⑨桓帝信佛，百姓少有奉者，但之后渐盛，说明佛教已逐渐渗透至较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东汉末年，佛教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趋于多样化，一些日常物品与装饰，甚至丧葬等皆可体现。僧人逐渐增多并参与一些社会活动，佛造像崇拜增强，另有读、听佛经等。史载：笮融“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它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致者五千余人户”。⑩可见现实生活中，较多人已接受佛教并深受影响。
（三）外来人口
随着对外物质文化交流的发展，一些外来人口开始来华，并逐渐融入两汉社会及日常生活，这些人多被称为胡人。
中原地区的一些汉墓尤其是东汉墓中多出胡人俑，戴尖帽，深目高鼻，颧骨突出。今广东省广州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梧州、合浦等地的汉墓中常出土形象明显异于汉人的陶俑，一般体形矮短，深目高鼻，颧高唇厚，下颌突出，体毛浓重。合浦堂排西汉晚期M1出土站立胡人俑，似为乐舞俑，头戴圆顶小帽，身着对襟小领长袍，竖眉小眼，高鼻深目，脸部较圆，络腮胡须。①陶俑托举灯盘或头顶灯盘较为常见。广州东山象栏岗东汉前期M4016②与合浦寮尾东汉晚期M13b③出土陶座灯，俑均深目鼻高，尖下巴，络腮胡，前者俑半跪坐，发束于前额;后者缠头绾结如汉式的幞头，屈膝而坐，右手撑地，左手举托灯盘，头仰视。胡人俑的形体特征与印度尼西亚的土著居民相似，但深目高鼻又可能是以南亚及西亚人作为模拟对象。④这些发现反映出当时岭南可能已使用出身南洋、南亚或西亚的奴隶。另据记载，“董卓多拥胡兵”，⑤应是特殊内容。再结合汉代画像资料，胡人有的做侍者，有些从事乐舞杂技表演或其他工作，大多与汉代人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
（四）称呼语言
汉代人的日常称呼语言因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而不断丰富。国名、地名、人名多为音译，如贵霜、安息、波斯;也有其他命名，如大秦、已程不国等。物名有多种，如鸵鸟，有的称条支大鸟，也有的称为安息雀。最为普遍而又很快融入汉代人语言体系的是在域外的人、物等之前加上“胡”字，如胡人、胡医、胡商等，食品则有胡瓜、胡萝卜、胡桃、胡豆、胡麻等，《续汉书》载灵帝喜好冠以“胡”字的近10种，涉及内容较多。
这些称呼语言，或在传入时已存在，或根据发音传入并流传，一些则冠以较为普遍且又相对含糊的称呼和叫法，并延续至今，成为一些物品或技艺的定名，也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
（五）商业活动
两汉时期，陆上丝绸之路有较多“商胡贩客”到中原从事商业活动，海上贸易则使得“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而番禺等则成为一大都会。⑥
考古发现的较多外来物品可能与商贸有关，其中货币的传入最有说服力。从中亚、西亚传入我国的有贵霜铜币、萨珊银币、安息货币等，新疆乌恰县发现大批波斯银币;⑦楼兰古城出土1枚贵霜王发行的钱币，正面为国王立像，周缘有希腊文，背面为手持三叉戟的骑骆驼神像。⑧外文铅饼，文字多为希腊文，但正面为龙纹等，是中西文化的结合体。甘肃灵台发现270多枚，埋藏在一处有意建造的坑内，饼正面为凹凸龙纹，底面铸一周希腊文，另有二方形戳记;⑨陕西扶风姜塬出土的汉代外文铅饼，很可能与安息国有关。⑩外文铅饼大多出于遗址内，有的是专门埋藏，或与汉代钱币共同埋藏，一些可明显看出因长期使用后的磨损。推测其是为便于贸易和买卖而使用的货币，且作为媒介型货币用于不同区域间商品贸易的可能性最大。
另外，《盐铁论》载：“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①这反映出对外物质文化交流为汉王朝及汉代日常生活均带来诸多有益的内容。对外物质文化交流不仅可带动自身生产、生活的发展，众多外来内容还能促进日常生活的不断丰富和多样化。
对外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接受的过程，也是对外了解和认知的过程，同时还是吸收、应用的过程。物品传入带来的有益内容最为突出。棉布衣料至东汉时渐被接受，而其对下层人们来讲，在进行种植、加工的同时又可改变衣葛麻织物，对身体存在较大益处;众多食品的传入，使得饮食内容更趋多样和丰富，膳食结构也有相应变化。其他如装饰、居住、医疗、保健等也有较多体现和反映。
随着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拓展与繁荣，汉代日常生活的内容不断丰富，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内容、内涵亦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体现出对应的特征。
（一）形式的多样性
中外物质文化的交流，有政府间交流和往来，有商贸和战争，还有各种形式的人员往来，另有移民或借助宗教传播的输入，可谓形式多样。各种形式的交流和往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汉代人的日常生活。
（二）创新或首次性
汉代是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开拓期，由于处于相互交流的早期阶段，对日常生活影响的很多内容都具有创新性或首次性。
（三）发展的渐进性
汉代，较多由外输入的内容最初是由等级较高者掌握或享用，他们是较早接触者和受益者。很多内容传入之初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一带或陆上丝路沿线附近较为突出，其他阶层或地区则是逐渐受到影响，体现出明显的渐进性。渐进的过程，大致是由帝王到一般贵族官吏，再經普及推广，逐渐延伸至寻常百姓家;或由丝绸港口向内地延伸，或由陆上丝路沿线由西向东发展。以佛教的传播为例，新疆地区较早接触，逐渐向东传播，而沿海的今连云港周边地区则可能是以连云港为基点向西呈扇形辐射，今山东临沂、枣庄及江苏徐州等地出土较多有佛教涵义的画像石，大多在时代上晚于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的初刻时代;东汉早期至桓帝时，信奉者多为帝王或相关人员，桓帝信奉之后，百姓中的信奉者才逐渐增多，东汉末年趋于兴盛。 （四）需求的同步性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遏制侵扰、巩固和加强边疆统治等有密切关系，直接提升了贸易往来，促进了政治、文化的交流。汉王朝及统治阶层对域外“珍宝”的普遍需求也是交流内容之一，《盐铁论》所载良畜、毛皮与制品、璧玉珊瑚琉璃等可为国之宝，很多被朝廷充于内府，而《后汉书》亦载西域殷富，多珍宝，且多有赠送者，②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充实了高等级人员乃至一般贵族官吏的日常生活。与国家利益、需求同步，许多物品、技术、思想文化等越来越多地传入汉王朝境内，对较多日常生活内容产生诸多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
（五）开拓与启发性
汉代作为对外物质文化交流的开创期，陆路、海上交通及多种形式的交流框架和格局基本形成，体现出的开拓特征十分突出，且对后世影响较大，因此又具启发性。史书用“凿空”二字來评价张骞通西域之功，③仅从“丝路”背景下的汉代日常生活即可窥一斑。
（六）局限和不完善性
（1）日常生活物质内容多寡不一
与食物、装饰化妆、娱乐、医疗保健等相关的物品，种类多，普及程度广，影响大;居住、出行方面的物品则略少。这与前者易于接受外来因素，相关物品便于携带和运输等有关，而住行相对稳定，多为技术内容，传播相对较慢，因此少见。物品偏重于宝物、珍禽异兽，一般物品少，这与相应阶层的需求有关，同时也是对外物质文化交流初期阶段的体现。
（2）技术层面内容少，外来人员的融入相对欠缺
与娱乐相关的一些技艺有所传入，但生产技术或方法传入较少，尤其是手工业制品呈现物品直接输入的特点。外来人员大多为伎乐或奴婢，技术人员少，对技术的推广有所限制。
（3）影响中的地域性
也是渐进性的表现之一。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一带或陆上丝路沿线附近所受影响大且内容丰富，其次为两京及政治、经济相对发达的王侯统治区域，其他地区则相对薄弱。
（4）发展中的等级性。
相关研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域外输入相当大的部分是贵重物品，很多出土于高级别墓葬或遗址中，这说明，当时它们是当作奢侈品输入的。”①这和等级性有较大关系，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诸多内容皆可反映。考古发现的相关实物资料，大多出土于等级相对较高的墓葬中，而且墓葬等级越高，对应内容越丰富，等级较低的墓葬极少或不见。
综上所述，丝绸之路的发展和繁荣从多方面促进了汉代日常生活的发展和变化，内容不断丰富，趋于多样，涉及面广，并体现出与时代相对应的特点。很多外来因素经历了传入和被接受的过程，相当部分逐渐融入汉代日常生活之中且不断发展。汉文化是在不断吸收与纳新中逐步演进和形成的，“丝路”背景下的汉代日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文化“多元一体”的内容、内涵和发展特征，而其对后世也有着较大影响，在古代社会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作者简介】刘尊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考古与物质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王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