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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馆里,一个叫做‘日本’的机器人正对一个名叫‘美国’的女士说,在他的国家里,人均能源消耗只是美国的零头……而在中国馆,玻璃橱窗后展示着现代的花瓶和围巾,地毯、椅子、绘画、屏风。
81米高的太阳球是1982年世博会园区最引人入胜的建筑。它的顶部是直径23米的金黄色玻璃球,球体的玻璃表面镀24K金,内设装饰豪华的餐馆、鸡尾酒吧和观望台。
南都周刊实习记者 王丹阳
诺克斯维尔世博会主题 能源——世界的原动力
主要展品:为展现主题,世博园区建造了一个5000平方英尺的太阳能采集器,负责世博会建筑的空调和热水供应。
日本展出的电脑用几种语言来介绍与能源有关的课题,当时的联邦德国展示了核反应堆的模型,沙特阿拉伯展示了巨大的太阳能采集器。
标志性建筑:整个世博会园区最引人入胜的是一个高81米的太阳球。顶部是金黄色的玻璃球,直径23米,球体的玻璃表面镀24K金,内设装饰豪华的餐馆、鸡尾酒吧和观望台。
1976年清明,悼念周总理的悼词、诗词、标语和传单雪片般覆盖了天安门广场。这一年年底,粉碎“四人帮”的呼声响彻天安门广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先声《天安门诗抄》问世,按当时编辑人话语,这是“人民的心声、时代的呐喊”。
第二年,刊登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班主任》,首次道出了国人一败涂地的思想创伤。再过一年,24岁的复旦中文系学生在课堂上听老师分析鲁迅的《祝福》,讲到“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如受当头一棒的他在“泪流满面”中彻夜写了《伤痕》,第二天贴在班级墙报上,“众人对着墙报伤心流泪”的一幕出现了,作品发表后有人说:全国人民的眼泪流成了河。30年后,卢新华追忆说:《伤痕》不是我写的,它只是标了我的一个名。
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一个个涌现,但需要重建的远不止心灵,百废待兴的国家面临将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刊登在《光明日报》上,成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
是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刻进历史碑林。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日程。
尽管触动了三十年计划经济的古木深根,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一个个经济特区在南海之滨诞生,一切源于小平同志的一句话:“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比如利用外国资金技术,再比如华侨华裔回来办厂。”之后,他说,此事广东可以放手先干。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一路南下,经过二十天的考察,在用冰块解暑的南方酷热里,写出一份考察报告,“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优惠税率,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邓小平在报告上划了个圈,为这四个地方赋名“经济特区”。
1982年,十二大的召开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了经济体制改革有条不紊地进行。
可历史这次却没有眷顾上海,那时,它面临着“南方崛起,两翼(江浙鲁)隆起”的经济格局。在这种大思路的制约下,上海必须充当改革开放的“后卫”。
而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仍源自上海。上海市社科院副院长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里有这样的解释:如果中央当时将上海列为改革开放重点,那么中央必须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在财政上为其放水,势必加速中央财政收入萎缩,降低中央对经济的调控能力。《通史》还有组数据介绍,从78年到90年,广东全省GDP年均增长率12.57%,高于全国3.55%,高于上海5.12%,可见上海的经济增速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上海人感到自己的家园就像患了“衰弱巨人综合症”。80年代,这个“东方巴黎”、“西方纽约”,俨然是自行车、钟表、缝纫机汇聚的日用品天堂。在刻上浓重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烙印的街头,当出现了高跟鞋、喇叭裤、蛤蟆镜,就会被正统派指斥为“阿飞”、“业余华侨”、“待业青年”。
80岁的于宝秀老人还记得,居委会和戴红袖章的交通协管老人们纷纷组成“清除精神污染小分队”,她当年驻守在淮海路襄阳公园门口,手持剪刀巡逻,但见穿喇叭裤的小青年过街,不由分说逮住就一阵乱剪。执行“公务”后,再一溜烟地小跑,但她始终理直气壮,谁叫他们“男不男,女不女,盲目模仿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个时候,富裕和舒适绝不属于上海。大多数上海人在工人新村和危棚简屋间杂的城市中逼仄地生存着,“螺蛳壳里做道场”是他们集体沉淀出来的生存智慧。坐落在普陀区苏州河畔的两处名为“董家渡”、“元和弄”的著名棚户区,现在早已拆迁,85岁高龄的蔡美玲当年曾携儿孙三代八口人,在两层加带阁楼的“草蓬蓬”里度过八十年代。而里弄内更有局促者,儿女多的人家于一床上分“上半夜”、“下半夜”地轮睡,儿子娶媳妇成家了与父母在一房中拉起隔帘…
“由于民国时遗留的工业余脉,解放后远东第一都就被打造成工业基地,这种情况直到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才改变,上海的经济地位才上升。”上海社科院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学强同时惋惜道:“但是上海的文化中心地位至今远未恢复,比如民国时期,全国三分之二的出版业集中在上海。”
1982年,新中国终于回到世博会的舞台。以“能源—世界的原动力”为主题的诺克斯维尔世博会,在美国田纳西河流域一条溪谷旁的山坡上,建起了久违的梁枋彩画的大门和橘黄色琉璃瓦屋檐。
当收到世博会组委会主席罗伯茨带来的里根总统的邀请信时,能源部门一时犹豫了:各国都有展示能源的高新技术,而我们只有农村的小沼气。于是,花落农业部门,农业部门又推脱至贸促会。最后,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万里拍板,向中国贸促会下了指示。
若不是罗伯茨一句:“若无中国参加,世博会的影响力就没有那么大,中国的参加将是世博会的里程碑。”也许中国还不会在1982年世博会上亮相。最后,美方支付了中国展品全程往返运输费、展团在美国境内的交通费、并降低了展馆租金。
曾任《世博会季刊》出版人的阿尔弗雷德
81米高的太阳球是1982年世博会园区最引人入胜的建筑。它的顶部是直径23米的金黄色玻璃球,球体的玻璃表面镀24K金,内设装饰豪华的餐馆、鸡尾酒吧和观望台。
南都周刊实习记者 王丹阳
诺克斯维尔世博会主题 能源——世界的原动力
主要展品:为展现主题,世博园区建造了一个5000平方英尺的太阳能采集器,负责世博会建筑的空调和热水供应。
日本展出的电脑用几种语言来介绍与能源有关的课题,当时的联邦德国展示了核反应堆的模型,沙特阿拉伯展示了巨大的太阳能采集器。
标志性建筑:整个世博会园区最引人入胜的是一个高81米的太阳球。顶部是金黄色的玻璃球,直径23米,球体的玻璃表面镀24K金,内设装饰豪华的餐馆、鸡尾酒吧和观望台。
1976年清明,悼念周总理的悼词、诗词、标语和传单雪片般覆盖了天安门广场。这一年年底,粉碎“四人帮”的呼声响彻天安门广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先声《天安门诗抄》问世,按当时编辑人话语,这是“人民的心声、时代的呐喊”。
第二年,刊登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班主任》,首次道出了国人一败涂地的思想创伤。再过一年,24岁的复旦中文系学生在课堂上听老师分析鲁迅的《祝福》,讲到“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如受当头一棒的他在“泪流满面”中彻夜写了《伤痕》,第二天贴在班级墙报上,“众人对着墙报伤心流泪”的一幕出现了,作品发表后有人说:全国人民的眼泪流成了河。30年后,卢新华追忆说:《伤痕》不是我写的,它只是标了我的一个名。
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一个个涌现,但需要重建的远不止心灵,百废待兴的国家面临将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刊登在《光明日报》上,成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
是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刻进历史碑林。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日程。
尽管触动了三十年计划经济的古木深根,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一个个经济特区在南海之滨诞生,一切源于小平同志的一句话:“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比如利用外国资金技术,再比如华侨华裔回来办厂。”之后,他说,此事广东可以放手先干。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一路南下,经过二十天的考察,在用冰块解暑的南方酷热里,写出一份考察报告,“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优惠税率,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邓小平在报告上划了个圈,为这四个地方赋名“经济特区”。
1982年,十二大的召开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了经济体制改革有条不紊地进行。
可历史这次却没有眷顾上海,那时,它面临着“南方崛起,两翼(江浙鲁)隆起”的经济格局。在这种大思路的制约下,上海必须充当改革开放的“后卫”。
而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仍源自上海。上海市社科院副院长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里有这样的解释:如果中央当时将上海列为改革开放重点,那么中央必须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在财政上为其放水,势必加速中央财政收入萎缩,降低中央对经济的调控能力。《通史》还有组数据介绍,从78年到90年,广东全省GDP年均增长率12.57%,高于全国3.55%,高于上海5.12%,可见上海的经济增速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上海人感到自己的家园就像患了“衰弱巨人综合症”。80年代,这个“东方巴黎”、“西方纽约”,俨然是自行车、钟表、缝纫机汇聚的日用品天堂。在刻上浓重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烙印的街头,当出现了高跟鞋、喇叭裤、蛤蟆镜,就会被正统派指斥为“阿飞”、“业余华侨”、“待业青年”。
80岁的于宝秀老人还记得,居委会和戴红袖章的交通协管老人们纷纷组成“清除精神污染小分队”,她当年驻守在淮海路襄阳公园门口,手持剪刀巡逻,但见穿喇叭裤的小青年过街,不由分说逮住就一阵乱剪。执行“公务”后,再一溜烟地小跑,但她始终理直气壮,谁叫他们“男不男,女不女,盲目模仿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个时候,富裕和舒适绝不属于上海。大多数上海人在工人新村和危棚简屋间杂的城市中逼仄地生存着,“螺蛳壳里做道场”是他们集体沉淀出来的生存智慧。坐落在普陀区苏州河畔的两处名为“董家渡”、“元和弄”的著名棚户区,现在早已拆迁,85岁高龄的蔡美玲当年曾携儿孙三代八口人,在两层加带阁楼的“草蓬蓬”里度过八十年代。而里弄内更有局促者,儿女多的人家于一床上分“上半夜”、“下半夜”地轮睡,儿子娶媳妇成家了与父母在一房中拉起隔帘…
“由于民国时遗留的工业余脉,解放后远东第一都就被打造成工业基地,这种情况直到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才改变,上海的经济地位才上升。”上海社科院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学强同时惋惜道:“但是上海的文化中心地位至今远未恢复,比如民国时期,全国三分之二的出版业集中在上海。”
1982年,新中国终于回到世博会的舞台。以“能源—世界的原动力”为主题的诺克斯维尔世博会,在美国田纳西河流域一条溪谷旁的山坡上,建起了久违的梁枋彩画的大门和橘黄色琉璃瓦屋檐。
当收到世博会组委会主席罗伯茨带来的里根总统的邀请信时,能源部门一时犹豫了:各国都有展示能源的高新技术,而我们只有农村的小沼气。于是,花落农业部门,农业部门又推脱至贸促会。最后,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万里拍板,向中国贸促会下了指示。
若不是罗伯茨一句:“若无中国参加,世博会的影响力就没有那么大,中国的参加将是世博会的里程碑。”也许中国还不会在1982年世博会上亮相。最后,美方支付了中国展品全程往返运输费、展团在美国境内的交通费、并降低了展馆租金。
曾任《世博会季刊》出版人的阿尔弗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