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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们擅长的唯有艺术,从2009年年底起,他们进行了一系列“艺术维权”的计划,但是,最终还是敌不过推土机的蛮横暴力。
与手持金牌护体的798相比,蜗居在北京朝阳区的其他艺术区没有这般幸运。从去年夏天开始,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暨土地储备”的口号下,创意正阳、008、东营等将近20个艺术区被列入拆迁计划,上千名艺术家身陷拆迁困境。由此发端,北京有史以来最大的艺术区拆迁活动,在抗议声甚至流血冲突中毅然进行。
维权,似乎成了艺术家的一种命定。
栗宪庭这几个月突然多了件琐事:帮一批批的艺术家朋友找新工作室。
他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级人物”。61岁的他现在留着花白胡子,看起来有点不修边幅,曾有段时间,安住在北京通州宋庄的他,被视为不再关注当下。但现在,他甘愿忙于找房子这类琐事,因为这些好朋友遭遇了大规模“驱逐”。
事出有因,去年7月,北京市朝阳区开始大张旗鼓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26.2平方公里乡村土地进入城市土地储备,创意正阳、008、东营等将近20个艺术区被列入拆迁计划,涉及上千名艺术家的工作室。
由此发端,北京有史以来最大的艺术区拆迁活动,在抗议声甚至流血冲突中毅然进行。一番抗争后,包括栗宪庭在内几乎所有艺术家悲哀发现:谁也阻挡不了拆迁的脚步。
不久后,这个亚洲最具影响力、最具活力的艺术家群落,也许将消亡。
被消亡的艺术“后厂”
做实验装置艺术的孙原,身材高大威猛。他所在的黑桥艺术区,就在此次拆迁范围。“虽然房东还没告诉我,但有邻居已经接到通知,6月份就拆。”
孙原从1998年开始做当代艺术,在起初的四年里,他并没有自己的工作室。2000年,他计划用美容院减肥后吸出的脂肪,做一根4米高的“柱子”。当时他在芍药居的一个居民楼里住,高度不够,没办法,他只好把“柱子”做成一截截,展出的时候再摞到一起。
两年后,无法忍受居民楼逼仄的他,开始物色自己的工作室。有朋友向他推荐了798,在他当时意识里,798过于偏远。“我觉得不用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四环边上还行,798都已经五环边上了。”但低廉的价格还是打动了他,而且那里的房子有高度,结构好。
最初的价格是每天每平米0.7元,他一签就是3年。8年后的今天,这个价格已超过6元。
随着作品日益增多,798区这个100平米的空间也显得狭仄起来。2007年春,孙原又到798区附近的黑桥艺术区,租下更大的空间,200平米,价格每天每平米仅为0.45元,“早去的艺术家还要便宜”。几年过去,黑桥这里的艺术家更多了,很多80后艺术家也出现在这里。
这些贫瘠的城乡结合部,曾几乎一文不值。在过去的30年里,它从农田变更为城市绿地,在附近的798成为蜚声中外的艺术区后,土地承包商开始圈地,盖起高大的房屋,坐收租金;而在政府启动“城乡一体化进程”之后,他们又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随着中国艺术家在国际上逐渐打开市场,作品动辄以几百万的高价卖掉一夜成名的故事,刺激了某些盲目的艺术家。他们把自己的一些资金希望都押在工作室上,希望能画出符合大买家口味的作品。很多艺术区都是在2008年底冒出来的。
跟孙原一样,大多数艺术家难以拒绝这20多个艺术区便利的地理位置和低廉的价位。不过,像孙原在两个艺术区都拥有工作室的情况,却只是少数成功艺术家的奢侈。因为目前798的房租已经高得惊人,每天每平米6元。“你想100平米的房子每天就是600元,还不包括暖气、水电等费用,而这里水电都是很贵的,水是每吨6.8元,电也是每度1块多,没有艺术家能承受这个。”孙原说。
因此,大部分遭遇或面临拆迁的艺术家,不得不在寒冬中另寻别处。
刘懿是008艺术区的“钉子户”。2007年下半年,他卖掉了之前在北京昌平区买的房子,到008艺术区租了一个350平米的大空间,合同期限是30年。“我考虑过拆迁问题,在中国投资肯定要考虑。但规划说这里是物流区,我想这肯定没问题了。再一看。头顶有一条高压线,高压线下是不允许有高建筑物的,所以自己感觉很保险。”
“我跟朋友说这辈子就死这儿了。”刘懿说。
他还是失算了。同样失算的,还有附近20多个艺术区的上千名艺术家们,他们分布在以798为中心的创意正阳、环铁、费家村、索家村、酒厂、草场地、东营、将府、一号地、黑桥等艺术区中。这个区域,被视为目前全球艺术家最为集中、形态最丰富的环抱式多元艺术区群落。
“对中国当代艺术来讲是毁灭性的打击。”008艺术区的吴玉仁说。他表示,这个群落集中了全国百分之七八十左右的优秀艺术家,其中包括刘小东、隋建国、肖鲁、艾未未等人,这是中国当代艺术最活跃、也是最有国际竞争力的艺术生力军。
“如果拆迁完了,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艺术群落将就此消失。”吴玉仁说。
“棍下余生”
在008艺术区沿街的墙上,你会看到一幅奇异的景象:艺术家们涂写着“誓死维权”的口号,也有针锋相对的标语写着:“这里不需要什么艺术家,滚出去!”
2009年11月19日,也就是在“朝阳区推进城乡一体化暨土地储备工作动员会”召开4个月后,008艺术区开发商终于发出“腾退令”;同年11月26日,创意正阳艺术区开发商紧随其后,也发出“腾退令”,勒令所有艺术家在12月4日前无条件搬走,并表示绝不赔偿。
很多人不愿意就此离去。创意正阳艺术区和008艺术区内的艺术家们,来自大陆各地以及港、台和其他国家,他们与房东签署了长达20到30年的房屋租赁合同,有的投入了数十万、近百万资金用于装修。未获赔偿,他们无法离开。
2009年11月28日,拆迁队伍进入创意正阳艺术园区开始强拆。同年12月13日,创意正阳艺术区完全停水、停电、停暖,42户120多人,在平均零下9度的严冬中继续留守艺术区。截至记者发稿时,创意正阳坚守的艺术家有40个人左右,008区有30人左右,大约占到原来艺术区总人口的1/5。
最开始,艺术家们以艺术之矛抗议艺术区拆迁。去年12月,008艺术区所有艺术家手持从废墟中捡来的砖头,组成“砖头党”,眼睛死死盯着远方,静立一小时;今年1月,200多名艺术家出现在2号地铁线上,每个人戴着诡异的面具,站着不说话,跟闪客一样突然出现,突然消失。
艺术界人士也放弃了门派之见,2009年12月29日,“暖冬”20艺术区巡回艺术交流计划正式开启,以此展开维权行动。首站为创意正阳艺术区,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栗宪庭身披棉被,站立在人墙之中,以示声援;高名潞、刘小东、喻红、肖鲁等人也参与了相关活动。
但这些看似柔弱的抗议,似乎没收到任何效果。
从去年12月开始,拆迁方就与艺术家屡次发生身体冲突。2009年12月19日,创意正阳艺术区开发商雇人强行拖走艺术家们集资租来的发电机,导致双方发生争执斗殴;2010年1月7日凌晨3点,008艺术区被4个不明身份的人袭击;5天之后,“暖冬”巡展计划以“解决”为标题的展览在008艺术区开幕,2个小时内遭遇三次有组织的流氓阻挠和打人事件……
2010年2月22日深夜,拆迁手段推向了极致。100多名拿着砍刀与棍棒的暴徒出现在创意正阳艺术区,大型钩机三台、铲车三台同时驶进。暴徒袭击了在守夜的艺术家,造成三人重伤,五人轻伤。008艺术区的刘懿,头部严重受伤,大量出血,头骨露出;008艺术区的吴玉仁,全身多处软组织被重创……
据吴玉仁估计,持续血案时间长达15至20分钟。被袭之后,他悲愤地将自己在网上的ID改叫“棍下余生”。
此次“黑衣人夜袭”事件,引燃了部分艺术家的愤慨。据新华社报道,2月22日下午3点,吴玉仁推着轮椅上的刘懿,与10多位愤怒的艺术家高举维权标语,从建国门出发,沿长安街步行向西,抗议拆迁暴行。
“上街事件”引发新华社等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在维权艺术家内部也引起纷争。记者在采访中感觉到,大部分艺术家已经趋于冷静。“我们要求拆迁方为暴力行为道歉,同时支付我们应得的经济补偿。”在吴玉仁、刘懿等维权代表看来,这是他们的“最低纲领”。
这种利益维权被部分人讥讽为“低层次”。刘懿反驳说,在中国你必须做得很具体,“你自己的利益你都维护不好的话,你能去争取什么其他权利?”目前双方“仍在谈”,却并无最后结果。
被暴徒袭击后,刘懿尽量多在家养伤。虽然已进入3月,但北京又下了一次大雪,他坚守的工作室依然断水断电。来看望他的朋友问:“晚上在这边睡不冷吗?”他回答:“冷没问题。反正冬天都快熬过来了。”
被抛弃的艺术家
除了无法获得的装修补偿,艺术家们似乎也在经历一次心理创伤。
孙原说:“这些艺术家走了再形成这样的生态是非常难的,他有了这个教训,以后也不一定再扎在一块了,他觉得不安全。扎在一块,把地皮炒热之后你死得更快。”
艺术评论者高岭认为,如果目前游人如织的798艺术区画廊是“前店”,那么这些被拆迁的工作室就是“后厂”。在艺术商业的聚集区和艺术创造的私密性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艺术繁荣离不开“前店”,也离不开“后厂”,而此次拆迁,就如同手术刀正在割裂二者之间的胞衣。
这种对艺术区生态的破坏,在北京并非第一次。
策展人杨卫回忆说,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毕业于北京一些艺术院校的华庆、张大力、牟森等人,放弃国家的分配,以“盲流”身份寄住在圆明园附近,形成“圆明园画家村”的最早雏形。
1990年,《美术报》原工作人员田彬、丁方等人,从报社纷纷撤退出来,与方力钧、伊灵等艺术家一起迁到了福缘门村,形成了一个艺术家聚集中心,越来越多的流浪艺术家纷至沓来。“圆明园画家村”渐渐成为当时文艺青年的圣地,甚至有人将之与法国巴黎的枫丹白露、美国纽约的苏荷区相提并论。
但“圆明园画家村”在1995年被定点解散,一切戛然而止。
同时,另一拨艺术家从1993年的下半年,在北京东边的长城饭店后面成片的破房子里聚居。在地理位置上,它和圆明园一东一西,所以这里也被叫做“东村”。当时,这里曾上演了众多载入艺术史的行为艺术,出现了像马六明、朱冥等后来颇负盛名的艺术家。
有意思的是,当地的海淀区领导对之前的“驱散”行为开始反思。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近来海淀区政府在支持艺术中关村国际博览会的同时,也在想方设法恢复早期圆明园画家村的辉煌。但此心意,似乎是一厢情愿。
受伤的似乎总是艺术家。无论早期对艺术异类的警惕,还是现在对商业利润的打压,艺术家被抛弃的命运在重复。为什么艺术家喜欢聚集在一起工作?一个聚集的艺术区是否真有必要?
“这可能是中国的城市社会特点决定的。”艺术家黄锐分析说,一是城市的空间不够丰富,空间类型缺少选择;二是街道与邻里的压力,一般街区对艺术异类分子有警惕心理;三是法律问题,艺术家们作为一些分散个体“在外靠朋友”,以友人的判断作为参考值。
虽然艾未未也支持维权活动,但他认为,艺术区的拆除不会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真正的影响。“坦率地说,说什么影响,那是绑架。拆了房子不是真正的问题,大房子能做出大作品,但不一定能做成好作品。”
他的观点似乎有点标新立异。更多的艺术家喜欢这个群居的部落。
“这个氛围挺重要的,交流就特别频繁,现在几乎每个艺术从业者都在周五、六、日这三天要跑出来看展览,你走一圈至少能看十个。这一点,在中国任何其它地方都做不到。”孙原说,这种密集交流,实际上会让艺术发展呈一个特别快的上升趋势,市场、艺术家收入等相关方面都会提升。
他如此反驳艾未未:“大工作室不一定出伟大的作品,它只能出尺寸大的作品,但它的意义并不在大房子能直接产生伟大,而是它给伟大提供一个温床。”
艺术家在城市中的位置
在艺术区大拆迁的背景中,不少艺术家开始深思:去哪里居住是次要的,更关键的问题是,艺术家在这个城市的位置在哪里?
艺术家黄锐的回答是:北京已成为一座“艺术家被遗弃的城市”。
也许这具有讽刺意味。就在艺术区遭遇暴力拆迁的同时,今年1月,北京提出了将打造“世界城市”的目标,参照坐标是纽约、东京、伦敦等大都会。一直关注艺术区生态的黄锐建议,为配合未来的都市规划,沿798艺术区向东至草场地一带建立公共艺术场馆群:
“松下电子管厂的工厂建筑利用改造计划可发展成兼艺术、设计与设计商品综合的地区;
望京公园可以建设两至三个公立美术馆、博物馆或图书馆,利用已有的自然环境设置一个参观并可散步的风景区;
草场地以东至电影博物馆似乎还可兼容至少三五个私人美术馆或者大型艺术中心……”
由此,加上已成形的798艺术区、草场地的画廊区,这一带将拥有北京最集中的公共艺术场馆,可组织成极丰富的城市文化生态,成为京城最绚丽的当代文化风景。
这也许是所有艺术家的梦想。
但黄锐也承认,在无力阻挡拆迁车轮的背景下,这种理想化的构想实际上是无力的。“如果动辄赶走艺术家,拆掉艺术区,十几年里自然形成的生机盎然就会变成毫无生灵之气的荒地。”黄锐说,那时候,即使北京金融指标再高,建筑再奇特,也永远是‘世界级的建设城市”。
能不能成为这样的“世界城市“,孙原并不太关心。他去过二十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大城市都一样,当他身在莫斯科商业区,恍惚间感觉是在北京新东安。“一个城市所能够形成的文化,绝不是这点东西。”
“教父”栗宪庭对记者说,整个城市没有规划,艺术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一大批地建,是不理智的;一大批地拆,还是不理智的。无论是建,还是拆,完全盲目,都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
栗宪庭用“悲哀”来形容自己的情绪。“是个悲剧。”他说,而更大的悲剧是,仅用了20年,中国过去的文化就被铲平了,换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艾未未所在的草场地艺术区亦能说明这一点。截止到2008年底,这个艺术区已累计投资5亿元人民币,草场地文化艺术中心的年收入已达2000多万元人民币,该区域拥有多家画廊及艺术机构,很多国际知名艺术家的工作室也坐落于此——纵然如此的规模,依然逃脱不了被拆迁的厄运。
前几月,艾未未突然看到有人在丈量自己的房子。他过去问:你们做什么?对方回答:我们是拆迁办的。我们量一下尺寸,以后就可以按照面积向政府要赔偿。
艾未未说:你给我出去,这是我的房子。
早在2005年12月,索家村艺术区遭拆迁的时候,艾未未就写了一篇文章,其中针对的正是相关方对艺术区的粗暴态度:“城市如果非理性,非人性,没有同情心,不能善意对待他人时,漂亮又有何用?”
宋庄,并非乌托邦?
众多艺术家请栗宪庭帮忙找房子,并非偶然。已经有迹象显示,在遭遇拆迁之后,很多艺术家选择了更为偏远的通州宋庄,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地。
但在孙原看来,去宋庄就如同“逼上梁山”。他说,“在798附近做一个活动,和在偏远的宋庄做活动,影响力能一样吗?被拆迁的艺术区已经有了世界交流的能力。”
但留给艺术家们的选择已经不多。
1994年,栗宪庭与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王音等知名艺术家落户宋庄,之后艺术家开始集聚。1995年秋,圆明园画家村被解散,撤出的艺术家很多也流向了宋庄的小堡村。据宋庄艺术促进会统计,截至2009年6月,登记在册的宋庄艺术家已经有3600人。
宋庄艺术促进会秘书长曹维表示,宋庄艺术创意区的规划一直是由首都规划委员会在做,宋庄镇政府与艺术家的关系也很融洽,政策稳定性会更高一些。“小堡村的原始村落都保留着,给后来的艺术家保留了空间。从容纳量来说,宋庄即使聚集1万多人,也不会出现价格高涨,供求不足的情况。”
同时,与被拆迁的朝阳艺术区相比,这里70%—80%工作室的装修,是由业主根据艺术家的要求进行的装修,艺术家的投资风险降低了。目前,宋庄的房租是每平米每天0.4元,这与北京其他艺术区中相比,也是“中等偏低”。
这一切,似乎显示宋庄是未来最靠谱的艺术区。
但被驱逐的艺术家们也会记得,当年在朝阳区金盏乡008国际艺术区开幕典礼上,金盏乡党委副书记李杰民当时接受媒体采访称:当地政府会创造更好的环境,让更多艺术家来此发展。但是,豪言犹在,艺术区却还是难逃拆迁命运。
“可能大家会认为宋庄会是最后一块净土,实际上,猪还不肥的时候,圈还是要的。”艺术论者黄启贤悲观地预测:“随着宋庄商业开发和招商引资的壮大,会有同样的艺术家‘被迁徙’着。”
这些“被迁徙”的艺术家,命运酷似孙原作品中的那条水管。在那个名为《自由》的装置艺术中,一条被悬挂在巨大的黑铁皮屋子里,高压泵启动后,水管朝地面激烈喷射,剧烈晃动中,水花四溅,但依旧无助地悬吊空中。
北京主要8大艺术区
798艺术区
北京798厂区建筑是上世纪50年代建造,具有典型的包豪斯风格。现在作为北京旅游新卖点的798已不再是单纯的艺术家园了,这片被改造的旧仓库成了中国的SOHO区。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号、4号
方家胡同46号院
原来是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建成的礼堂、锅炉房、恒温车间等各种建筑混合成的厂区,现今变身成了以“跨界艺术、分享未来”为定位的方家胡同46号艺术区,40多家文化创意企业和机构的入驻,让这里变成了一个“迷你798”。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方家胡同46号院
草场地艺术区
距798最近的艺术分支,以其优越的区位优势与相对低廉的租金定位吸引了相当数量的知名画廊与艺术家介入。这里艺术类建筑多为后期依势自行设计建造,风格品位独特,艺术家工作室、艺术空间、画廊与百姓生活混居的地段,有其独特的叙事结构,更彰显出这块热地的魅力。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机场辅路南皋乡草场地村
酒厂
与手持金牌护体的798相比,蜗居在北京朝阳区的其他艺术区没有这般幸运。从去年夏天开始,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暨土地储备”的口号下,创意正阳、008、东营等将近20个艺术区被列入拆迁计划,上千名艺术家身陷拆迁困境。由此发端,北京有史以来最大的艺术区拆迁活动,在抗议声甚至流血冲突中毅然进行。
维权,似乎成了艺术家的一种命定。
栗宪庭这几个月突然多了件琐事:帮一批批的艺术家朋友找新工作室。
他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级人物”。61岁的他现在留着花白胡子,看起来有点不修边幅,曾有段时间,安住在北京通州宋庄的他,被视为不再关注当下。但现在,他甘愿忙于找房子这类琐事,因为这些好朋友遭遇了大规模“驱逐”。
事出有因,去年7月,北京市朝阳区开始大张旗鼓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26.2平方公里乡村土地进入城市土地储备,创意正阳、008、东营等将近20个艺术区被列入拆迁计划,涉及上千名艺术家的工作室。
由此发端,北京有史以来最大的艺术区拆迁活动,在抗议声甚至流血冲突中毅然进行。一番抗争后,包括栗宪庭在内几乎所有艺术家悲哀发现:谁也阻挡不了拆迁的脚步。
不久后,这个亚洲最具影响力、最具活力的艺术家群落,也许将消亡。
被消亡的艺术“后厂”
做实验装置艺术的孙原,身材高大威猛。他所在的黑桥艺术区,就在此次拆迁范围。“虽然房东还没告诉我,但有邻居已经接到通知,6月份就拆。”
孙原从1998年开始做当代艺术,在起初的四年里,他并没有自己的工作室。2000年,他计划用美容院减肥后吸出的脂肪,做一根4米高的“柱子”。当时他在芍药居的一个居民楼里住,高度不够,没办法,他只好把“柱子”做成一截截,展出的时候再摞到一起。
两年后,无法忍受居民楼逼仄的他,开始物色自己的工作室。有朋友向他推荐了798,在他当时意识里,798过于偏远。“我觉得不用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四环边上还行,798都已经五环边上了。”但低廉的价格还是打动了他,而且那里的房子有高度,结构好。
最初的价格是每天每平米0.7元,他一签就是3年。8年后的今天,这个价格已超过6元。
随着作品日益增多,798区这个100平米的空间也显得狭仄起来。2007年春,孙原又到798区附近的黑桥艺术区,租下更大的空间,200平米,价格每天每平米仅为0.45元,“早去的艺术家还要便宜”。几年过去,黑桥这里的艺术家更多了,很多80后艺术家也出现在这里。
这些贫瘠的城乡结合部,曾几乎一文不值。在过去的30年里,它从农田变更为城市绿地,在附近的798成为蜚声中外的艺术区后,土地承包商开始圈地,盖起高大的房屋,坐收租金;而在政府启动“城乡一体化进程”之后,他们又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随着中国艺术家在国际上逐渐打开市场,作品动辄以几百万的高价卖掉一夜成名的故事,刺激了某些盲目的艺术家。他们把自己的一些资金希望都押在工作室上,希望能画出符合大买家口味的作品。很多艺术区都是在2008年底冒出来的。
跟孙原一样,大多数艺术家难以拒绝这20多个艺术区便利的地理位置和低廉的价位。不过,像孙原在两个艺术区都拥有工作室的情况,却只是少数成功艺术家的奢侈。因为目前798的房租已经高得惊人,每天每平米6元。“你想100平米的房子每天就是600元,还不包括暖气、水电等费用,而这里水电都是很贵的,水是每吨6.8元,电也是每度1块多,没有艺术家能承受这个。”孙原说。
因此,大部分遭遇或面临拆迁的艺术家,不得不在寒冬中另寻别处。
刘懿是008艺术区的“钉子户”。2007年下半年,他卖掉了之前在北京昌平区买的房子,到008艺术区租了一个350平米的大空间,合同期限是30年。“我考虑过拆迁问题,在中国投资肯定要考虑。但规划说这里是物流区,我想这肯定没问题了。再一看。头顶有一条高压线,高压线下是不允许有高建筑物的,所以自己感觉很保险。”
“我跟朋友说这辈子就死这儿了。”刘懿说。
他还是失算了。同样失算的,还有附近20多个艺术区的上千名艺术家们,他们分布在以798为中心的创意正阳、环铁、费家村、索家村、酒厂、草场地、东营、将府、一号地、黑桥等艺术区中。这个区域,被视为目前全球艺术家最为集中、形态最丰富的环抱式多元艺术区群落。
“对中国当代艺术来讲是毁灭性的打击。”008艺术区的吴玉仁说。他表示,这个群落集中了全国百分之七八十左右的优秀艺术家,其中包括刘小东、隋建国、肖鲁、艾未未等人,这是中国当代艺术最活跃、也是最有国际竞争力的艺术生力军。
“如果拆迁完了,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艺术群落将就此消失。”吴玉仁说。
“棍下余生”
在008艺术区沿街的墙上,你会看到一幅奇异的景象:艺术家们涂写着“誓死维权”的口号,也有针锋相对的标语写着:“这里不需要什么艺术家,滚出去!”
2009年11月19日,也就是在“朝阳区推进城乡一体化暨土地储备工作动员会”召开4个月后,008艺术区开发商终于发出“腾退令”;同年11月26日,创意正阳艺术区开发商紧随其后,也发出“腾退令”,勒令所有艺术家在12月4日前无条件搬走,并表示绝不赔偿。
很多人不愿意就此离去。创意正阳艺术区和008艺术区内的艺术家们,来自大陆各地以及港、台和其他国家,他们与房东签署了长达20到30年的房屋租赁合同,有的投入了数十万、近百万资金用于装修。未获赔偿,他们无法离开。
2009年11月28日,拆迁队伍进入创意正阳艺术园区开始强拆。同年12月13日,创意正阳艺术区完全停水、停电、停暖,42户120多人,在平均零下9度的严冬中继续留守艺术区。截至记者发稿时,创意正阳坚守的艺术家有40个人左右,008区有30人左右,大约占到原来艺术区总人口的1/5。
最开始,艺术家们以艺术之矛抗议艺术区拆迁。去年12月,008艺术区所有艺术家手持从废墟中捡来的砖头,组成“砖头党”,眼睛死死盯着远方,静立一小时;今年1月,200多名艺术家出现在2号地铁线上,每个人戴着诡异的面具,站着不说话,跟闪客一样突然出现,突然消失。
艺术界人士也放弃了门派之见,2009年12月29日,“暖冬”20艺术区巡回艺术交流计划正式开启,以此展开维权行动。首站为创意正阳艺术区,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栗宪庭身披棉被,站立在人墙之中,以示声援;高名潞、刘小东、喻红、肖鲁等人也参与了相关活动。
但这些看似柔弱的抗议,似乎没收到任何效果。
从去年12月开始,拆迁方就与艺术家屡次发生身体冲突。2009年12月19日,创意正阳艺术区开发商雇人强行拖走艺术家们集资租来的发电机,导致双方发生争执斗殴;2010年1月7日凌晨3点,008艺术区被4个不明身份的人袭击;5天之后,“暖冬”巡展计划以“解决”为标题的展览在008艺术区开幕,2个小时内遭遇三次有组织的流氓阻挠和打人事件……
2010年2月22日深夜,拆迁手段推向了极致。100多名拿着砍刀与棍棒的暴徒出现在创意正阳艺术区,大型钩机三台、铲车三台同时驶进。暴徒袭击了在守夜的艺术家,造成三人重伤,五人轻伤。008艺术区的刘懿,头部严重受伤,大量出血,头骨露出;008艺术区的吴玉仁,全身多处软组织被重创……
据吴玉仁估计,持续血案时间长达15至20分钟。被袭之后,他悲愤地将自己在网上的ID改叫“棍下余生”。
此次“黑衣人夜袭”事件,引燃了部分艺术家的愤慨。据新华社报道,2月22日下午3点,吴玉仁推着轮椅上的刘懿,与10多位愤怒的艺术家高举维权标语,从建国门出发,沿长安街步行向西,抗议拆迁暴行。
“上街事件”引发新华社等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在维权艺术家内部也引起纷争。记者在采访中感觉到,大部分艺术家已经趋于冷静。“我们要求拆迁方为暴力行为道歉,同时支付我们应得的经济补偿。”在吴玉仁、刘懿等维权代表看来,这是他们的“最低纲领”。
这种利益维权被部分人讥讽为“低层次”。刘懿反驳说,在中国你必须做得很具体,“你自己的利益你都维护不好的话,你能去争取什么其他权利?”目前双方“仍在谈”,却并无最后结果。
被暴徒袭击后,刘懿尽量多在家养伤。虽然已进入3月,但北京又下了一次大雪,他坚守的工作室依然断水断电。来看望他的朋友问:“晚上在这边睡不冷吗?”他回答:“冷没问题。反正冬天都快熬过来了。”
被抛弃的艺术家
除了无法获得的装修补偿,艺术家们似乎也在经历一次心理创伤。
孙原说:“这些艺术家走了再形成这样的生态是非常难的,他有了这个教训,以后也不一定再扎在一块了,他觉得不安全。扎在一块,把地皮炒热之后你死得更快。”
艺术评论者高岭认为,如果目前游人如织的798艺术区画廊是“前店”,那么这些被拆迁的工作室就是“后厂”。在艺术商业的聚集区和艺术创造的私密性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艺术繁荣离不开“前店”,也离不开“后厂”,而此次拆迁,就如同手术刀正在割裂二者之间的胞衣。
这种对艺术区生态的破坏,在北京并非第一次。
策展人杨卫回忆说,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毕业于北京一些艺术院校的华庆、张大力、牟森等人,放弃国家的分配,以“盲流”身份寄住在圆明园附近,形成“圆明园画家村”的最早雏形。
1990年,《美术报》原工作人员田彬、丁方等人,从报社纷纷撤退出来,与方力钧、伊灵等艺术家一起迁到了福缘门村,形成了一个艺术家聚集中心,越来越多的流浪艺术家纷至沓来。“圆明园画家村”渐渐成为当时文艺青年的圣地,甚至有人将之与法国巴黎的枫丹白露、美国纽约的苏荷区相提并论。
但“圆明园画家村”在1995年被定点解散,一切戛然而止。
同时,另一拨艺术家从1993年的下半年,在北京东边的长城饭店后面成片的破房子里聚居。在地理位置上,它和圆明园一东一西,所以这里也被叫做“东村”。当时,这里曾上演了众多载入艺术史的行为艺术,出现了像马六明、朱冥等后来颇负盛名的艺术家。
有意思的是,当地的海淀区领导对之前的“驱散”行为开始反思。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近来海淀区政府在支持艺术中关村国际博览会的同时,也在想方设法恢复早期圆明园画家村的辉煌。但此心意,似乎是一厢情愿。
受伤的似乎总是艺术家。无论早期对艺术异类的警惕,还是现在对商业利润的打压,艺术家被抛弃的命运在重复。为什么艺术家喜欢聚集在一起工作?一个聚集的艺术区是否真有必要?
“这可能是中国的城市社会特点决定的。”艺术家黄锐分析说,一是城市的空间不够丰富,空间类型缺少选择;二是街道与邻里的压力,一般街区对艺术异类分子有警惕心理;三是法律问题,艺术家们作为一些分散个体“在外靠朋友”,以友人的判断作为参考值。
虽然艾未未也支持维权活动,但他认为,艺术区的拆除不会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真正的影响。“坦率地说,说什么影响,那是绑架。拆了房子不是真正的问题,大房子能做出大作品,但不一定能做成好作品。”
他的观点似乎有点标新立异。更多的艺术家喜欢这个群居的部落。
“这个氛围挺重要的,交流就特别频繁,现在几乎每个艺术从业者都在周五、六、日这三天要跑出来看展览,你走一圈至少能看十个。这一点,在中国任何其它地方都做不到。”孙原说,这种密集交流,实际上会让艺术发展呈一个特别快的上升趋势,市场、艺术家收入等相关方面都会提升。
他如此反驳艾未未:“大工作室不一定出伟大的作品,它只能出尺寸大的作品,但它的意义并不在大房子能直接产生伟大,而是它给伟大提供一个温床。”
艺术家在城市中的位置
在艺术区大拆迁的背景中,不少艺术家开始深思:去哪里居住是次要的,更关键的问题是,艺术家在这个城市的位置在哪里?
艺术家黄锐的回答是:北京已成为一座“艺术家被遗弃的城市”。
也许这具有讽刺意味。就在艺术区遭遇暴力拆迁的同时,今年1月,北京提出了将打造“世界城市”的目标,参照坐标是纽约、东京、伦敦等大都会。一直关注艺术区生态的黄锐建议,为配合未来的都市规划,沿798艺术区向东至草场地一带建立公共艺术场馆群:
“松下电子管厂的工厂建筑利用改造计划可发展成兼艺术、设计与设计商品综合的地区;
望京公园可以建设两至三个公立美术馆、博物馆或图书馆,利用已有的自然环境设置一个参观并可散步的风景区;
草场地以东至电影博物馆似乎还可兼容至少三五个私人美术馆或者大型艺术中心……”
由此,加上已成形的798艺术区、草场地的画廊区,这一带将拥有北京最集中的公共艺术场馆,可组织成极丰富的城市文化生态,成为京城最绚丽的当代文化风景。
这也许是所有艺术家的梦想。
但黄锐也承认,在无力阻挡拆迁车轮的背景下,这种理想化的构想实际上是无力的。“如果动辄赶走艺术家,拆掉艺术区,十几年里自然形成的生机盎然就会变成毫无生灵之气的荒地。”黄锐说,那时候,即使北京金融指标再高,建筑再奇特,也永远是‘世界级的建设城市”。
能不能成为这样的“世界城市“,孙原并不太关心。他去过二十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大城市都一样,当他身在莫斯科商业区,恍惚间感觉是在北京新东安。“一个城市所能够形成的文化,绝不是这点东西。”
“教父”栗宪庭对记者说,整个城市没有规划,艺术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一大批地建,是不理智的;一大批地拆,还是不理智的。无论是建,还是拆,完全盲目,都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
栗宪庭用“悲哀”来形容自己的情绪。“是个悲剧。”他说,而更大的悲剧是,仅用了20年,中国过去的文化就被铲平了,换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艾未未所在的草场地艺术区亦能说明这一点。截止到2008年底,这个艺术区已累计投资5亿元人民币,草场地文化艺术中心的年收入已达2000多万元人民币,该区域拥有多家画廊及艺术机构,很多国际知名艺术家的工作室也坐落于此——纵然如此的规模,依然逃脱不了被拆迁的厄运。
前几月,艾未未突然看到有人在丈量自己的房子。他过去问:你们做什么?对方回答:我们是拆迁办的。我们量一下尺寸,以后就可以按照面积向政府要赔偿。
艾未未说:你给我出去,这是我的房子。
早在2005年12月,索家村艺术区遭拆迁的时候,艾未未就写了一篇文章,其中针对的正是相关方对艺术区的粗暴态度:“城市如果非理性,非人性,没有同情心,不能善意对待他人时,漂亮又有何用?”
宋庄,并非乌托邦?
众多艺术家请栗宪庭帮忙找房子,并非偶然。已经有迹象显示,在遭遇拆迁之后,很多艺术家选择了更为偏远的通州宋庄,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地。
但在孙原看来,去宋庄就如同“逼上梁山”。他说,“在798附近做一个活动,和在偏远的宋庄做活动,影响力能一样吗?被拆迁的艺术区已经有了世界交流的能力。”
但留给艺术家们的选择已经不多。
1994年,栗宪庭与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王音等知名艺术家落户宋庄,之后艺术家开始集聚。1995年秋,圆明园画家村被解散,撤出的艺术家很多也流向了宋庄的小堡村。据宋庄艺术促进会统计,截至2009年6月,登记在册的宋庄艺术家已经有3600人。
宋庄艺术促进会秘书长曹维表示,宋庄艺术创意区的规划一直是由首都规划委员会在做,宋庄镇政府与艺术家的关系也很融洽,政策稳定性会更高一些。“小堡村的原始村落都保留着,给后来的艺术家保留了空间。从容纳量来说,宋庄即使聚集1万多人,也不会出现价格高涨,供求不足的情况。”
同时,与被拆迁的朝阳艺术区相比,这里70%—80%工作室的装修,是由业主根据艺术家的要求进行的装修,艺术家的投资风险降低了。目前,宋庄的房租是每平米每天0.4元,这与北京其他艺术区中相比,也是“中等偏低”。
这一切,似乎显示宋庄是未来最靠谱的艺术区。
但被驱逐的艺术家们也会记得,当年在朝阳区金盏乡008国际艺术区开幕典礼上,金盏乡党委副书记李杰民当时接受媒体采访称:当地政府会创造更好的环境,让更多艺术家来此发展。但是,豪言犹在,艺术区却还是难逃拆迁命运。
“可能大家会认为宋庄会是最后一块净土,实际上,猪还不肥的时候,圈还是要的。”艺术论者黄启贤悲观地预测:“随着宋庄商业开发和招商引资的壮大,会有同样的艺术家‘被迁徙’着。”
这些“被迁徙”的艺术家,命运酷似孙原作品中的那条水管。在那个名为《自由》的装置艺术中,一条被悬挂在巨大的黑铁皮屋子里,高压泵启动后,水管朝地面激烈喷射,剧烈晃动中,水花四溅,但依旧无助地悬吊空中。
北京主要8大艺术区
798艺术区
北京798厂区建筑是上世纪50年代建造,具有典型的包豪斯风格。现在作为北京旅游新卖点的798已不再是单纯的艺术家园了,这片被改造的旧仓库成了中国的SOHO区。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号、4号
方家胡同46号院
原来是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建成的礼堂、锅炉房、恒温车间等各种建筑混合成的厂区,现今变身成了以“跨界艺术、分享未来”为定位的方家胡同46号艺术区,40多家文化创意企业和机构的入驻,让这里变成了一个“迷你798”。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方家胡同46号院
草场地艺术区
距798最近的艺术分支,以其优越的区位优势与相对低廉的租金定位吸引了相当数量的知名画廊与艺术家介入。这里艺术类建筑多为后期依势自行设计建造,风格品位独特,艺术家工作室、艺术空间、画廊与百姓生活混居的地段,有其独特的叙事结构,更彰显出这块热地的魅力。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机场辅路南皋乡草场地村
酒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