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户口页

　　眼前这个长着一张红扑扑苹果形圆脸的女孩二十岁出头，她是亲密无间地挽着她的如意郎君来找我这个户籍民警的。最近几天，她一直纏着我，央求我给她出主意，因为她要上民政部门登记结婚，而在登记之前，需要提供户口簿等资料。但那个要命的有着烫金字体封面的泥巴色户口簿却被她母亲藏了起来——这等于扼杀了这个女孩想要尽快结婚的念头——她母亲坚决反对她跟这个穷小子的这桩婚事！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居然还有干涉婚姻自由的事！更可恼的是，干涉婚姻自由的法宝竟然是一张极其普通的户口页。户口页对我来说很普通，但对需要它的人来说却刚好卡脖子。命运的喉咙不能被别人卡住，所以，这个女孩来找我，问我到底该怎么办。我被她话中的真诚有所触动，因为很多人来公安机关办事常常为了需要而撒谎。比如说，眼前这个急于把自己嫁掉的女孩，如果她撒谎说自己的户口簿不慎遗失申请补办，按规定我也应该给她补办。但既然我知道了其中隐情，户口簿并没有遗失，只不过被母亲扣押，我就不该给她补办了。女孩见我沉吟不语，她急道：“母亲想把我嫁给一个阔佬，我深知那是母亲想我过上幸福生活，是对我好，但我不愿意，因为这不是爱情！是令人恶心的交易！”
　　“爱情”两字从她嘴里冲口而出的一刹那，她与身侧的男孩相互凝视一眼，目光柔和而甜蜜。真是让人羡慕的一对呀！两人的神态更让我相信在这个物质至上的时代还有纯真的爱情值得我们这些过来人去保护。女孩很聪明，她见我欲言又止，知道我有办法，就进一步追问：“你能不能想一个变通的法子，让我能得到户口页？告诉你吧，我和他已经住在一起……”说到这里女孩的声音已因羞涩变得几不可闻。
　　为了有情人终成眷属，我将变通的法子说了出来：“其实要想得到户口页很简单，只要写一个遗失补办申请书，到自己所在单位加盖公章，再交到派出所，经所长批准立即补办，就能得到一张自己的户口页。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户口页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嘛……”
　　话一出口，我就有点后悔了，因为我有唆使她作弊之嫌。更主要的是，女孩的母亲做何感想？母亲如果怪罪于我，我又作何解释？像这类家庭问题，我知道作为一个警察实际上是不好把握的。于是我赶紧对女孩说：“你最好把你母亲的工作做通，因为你的婚姻大事没有家庭的支持是很难称得上圆满的，我比你蠢长几岁，想多问一句，你们的婚姻有经济基础吗？你们想过没有，婚姻不等于爱情，浪漫中更要有理性。”
　　说这段话时，我是一本正经的，但我的道德说教对于这对已经陶醉在爱河的青年男女来说，是不合时宜的，也是苍白无力的。女孩说：“我跟我母亲的关系已经闹得很僵，我早就搬出了家里，我已经能够自立了……”我又说：“你是不是想生米煮成熟饭，给母亲来个既成事实？”她涨红了一张俏脸说：“绝不是的！请你相信我，我跟他是感情发展到应该结合的阶段了。”她的话证明了现在的青年独立自主意识的确增强了。
　　我一下子陷入两难境地，说老实话，我给她补办一张户口页，也违反不了多大原则，更或者说，户口簿只有公安机关才有权扣押，根据这一条，我也可以叫她母亲将户口簿交出来，但这么做的后果将是怎样呢？她母亲是否更会怪她搬来我这个救兵因而母女关系更势不两立呢？我深知警察的公权力并不是解决这类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我们能忍心看到这对有情人被一张薄薄的户口页难倒吗？

户籍警与名字

　　那一年，上级规定户籍要背“四知”，也就是必须对辖区居民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四项基本情况全部掌握，烂熟于心，并随时抽查熟知程度，纳入岗位考核。面对四五千人几十册枯燥无味的户口资料，我茫然不知所措，只有抱起户口簿册死记硬背一通，然后就头昏脑涨，一片空白。没几天上级到派出所检查“四知” 熟悉情况，全体户籍排队抓阄，我抓到了“接受检查”，没办法，硬着头皮上阵。检查者从前是一位老户籍警，经验老道，专拣刁钻古怪的姓名考。他从堆积如山的户口登记表中抽出一张来，问我：“叶照蓉，请问他的性别、年龄、住址？”由于我是临阵磨枪，只好瞎猜，我想这个人名字中有个“蓉”字，没准是个女性吧，于是答曰：“性别女……”那位主考官一听，扑哧笑了，把那个人的户口登记表递给我。一看，我傻了眼，原来是个男的。我叹息一声：“这人真是的，啥名字不好取，偏要取个女性化的名字折腾人！”
　　当了户籍警，当然要遇到辖区居民申请改名字的，申请改名字的理由千奇百怪，有个老来得子的居民，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卦，宝贝儿子命中缺水，便在儿子姓名中加了一个“淼”字。哪知儿子没几天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有生命危险，赶紧又找算命先生算了算，认为上回算错了，该是命中缺火，难怪水火不相容要生病。于是找到我，三番五次要求更改他儿子的名字。我被他缠得焦头烂额，只好把他的更名申请，连同他儿子命相不好的理由呈报到上级主管部门。主管部门一看申请理由，做出批示：“封建迷信不可信，不予更改姓名。”并把我批了一顿，说：“群众迷信，觉悟不高，可以理解，你作为人民警察，没教育群众不说，居然不严格把关，把这类更名申请也呈报上来，真乃笑话。”我只有诚惶诚恐作检讨的份儿了。后来此类命中缺什么需要在名字中补什么的更名要求更多了，上级就硬性规定，凡是申请改名字，只有本地区有同名同姓者方可申请更改。于是乎，一段时间里，更名申请书上更改名字的原因千篇一律皆为：我单位/我班级/我邻居有与我同名同姓者/造成生活/学习/工作诸多不便，等等。
　　说起同名同姓，在派出所还闹了不少笑话。有一回，友邻单位通报说有个叫李建的年轻人犯了案，如果碰上，立即扣留。一天我下段工作，刚好就碰上辖区中一个叫李建的人，便冲上去一把扭住他就往派出所推。那人见我抓他，大声对我嚷道：“刘户籍，我干了什么？你抓我？”我对他吼道：“你在外面犯了案，还想抵赖？跟我到派出所去，说得清楚才走得脱！”到了派出所，连忙通知友邻单位前来接人，对方来了一看，忙道：“搞错了，不是他！”结果一查电脑里储存的户口资料，辖区有六个叫李建的。我急忙向这个被抓错了的李建赔不是，幸好这个李建十分理解公安工作，他擦了一脸的冷汗说：“嘿嘿，看来以后要申请改名字才行了。”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派出所

　　这个世界纷纷扰扰，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但是，总要有个说理的地方。你不管承不承认，派出所就是這样一个地方。还是容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证明我的论点吧。
　　二十多年前，有一个农贸市场，有一个农民挑了一担蔬菜在市场门口叫卖，堵住了市场的进出口，管理市场的城管队长不得不上去干涉，叫他离开。但农民在市场里没有摊位，只能把担子放在菜市场门口，说卖完了就走。队长多次口头命令叫其把担子挑走未果，于是，音量开始提高，愤怒的情绪也越来越大。农民给他来个游击战术，打一枪换个地方，就在市场门口打转。队长认为这个农民完全是耍赖，无视自己的权威，双方从口角进而转化为抓扯。挑着一担蔬菜的农民，扁担箩筐绳索一大堆，筋筋绊绊的，肯定逃不过队长的抓扭。你来我往的肢体接触中，队长操起农民的秤一把折断，这下农民也恼怒了，因为秤也是钱买来的，属于自己的私人财物，再不懂法的人也知道自己的财物不容他人随意损坏。这是一个普罗大众皆知的基本道理——就跟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样，是朴素的做人原则。双方矛盾升级了，火气也越来越大，这个愤怒的农民眼里发射出要跟队长拼命的寒光。双方都想到一个地方解决两个人的私人恩怨（从公怨上升为私怨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群众也异口同声说出了这个地方——派出所！到派出所去，找警察评理！
　　在七嘴八舌的“到派出所找警察评理”的喊声当中，双方抓扯着来到附近的一个派出所。当天值班的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民警，接待了剑拔弩张的纠纷双方。双方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农民知道自己乱摆摊违反了市场管理规定，但他抓住了一点——他将被队长掰断成两截的秤杆当成证据递给民警：“我乱摆摊纵然有千般不是，你也不该掰断我的秤啊！”
　　老民警经验丰富，但更是非分明，嫉恶如仇。他毫不犹豫指出城管队长的错误：“你不该把农民的秤折断！”他狠狠地批评了城管队长一顿，还责令队长向农民道歉。队长被说愣了，脸上青一阵，红一阵，极其尴尬，他原本以为，同一个地面上的执法者，“不看僧面看佛面”，民警无论怎样都会帮自己说话，谁料却让自己下不了台。他骂骂咧咧地走了。
　　再看那位农民，立在一边，像找到大靠山、大救星似的，顿觉扬眉吐气了一回，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还悠闲地掏出香烟抽了起来，末了还递一根给老民警，说：“我其实，也不想让城管赔我的秤，无非就是相信，天下总有个评理的地方……嘿嘿，找对了！”
　　但这事并没有完。城管队长将此事报告给了自己的上级——街道领导。领导在和派出所所长开会时，对老民警的处理方式表达了不满，还有意无意地透露：“你们太不讲情面了，基层执法这么难，大家心知肚明，都是捆在一条线上的蚱蜢，蹦不了你也蹦不了我，何必嘛。年终街道也要慰问派出所，看来今年你们就不需要慰问了……”
　　所长一听，这下损失可就大了，跑回来批评老民警处事不够圆滑：“这样的事，一是可以来个太极推手，双方蜻蜓点水似的批评几句，都不得罪，二是完全可以一推了之，叫农民向城管的上级部门投诉他，或者走司法途径向法院告城管嘛，何必把矛盾揽在自己身上，惹火上身呢！你不是一个最终的裁决机构嘛！”
　　老民警跟所长拍了桌子：“我有我的价值判断，是公平正义、是非曲直重要？还是慰问金重要？”
　　最后，因为此事，老民警气得提前申请退了休。当年我在这个派出所当新警，月薪一百多元，那年街道准备给每个民警发放慰问金一百元，结果大家都因为他的执拗，没有领到。绝大多数同事都埋怨他，但我在心里却暗暗喝彩。老民警做事讲原则、有担当的作风始终影响着我，尽管如今警察这个职业风雨如晦，但是，我坚信，始终应该有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永远驻扎在人们心中——
　　走，到派出所评理去！

包容的建工村

　　建工村是我最近刚接手的一个村段。
　　一方面，建工村里有一所大学，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80%的居民拥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与我这个年纪轻轻的片警谈起话来，个个都像哲学家，可以口若悬河地从远古谈到现在，从外国谈到如今内地的西部大开发，个把小时都闭不了嘴。在当今这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里，这些拥有高学历的居民更是扬眉吐气——这从他们在大学校园里走路的姿势也揣摩得出来，面目儒雅，气定神闲，全身上下处处透露出一股用知识武装起来的逼人的书卷气。据我所知，这里的博士生导师讲授一堂45分钟的课，可得报酬两千元。这可相当于我这个片警两个多月的薪水呀，当这里的片警，我才真正感受到“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的分量。
　　而另一方面，在大学的围墙外面，又居住着一群失去土地的农民（就是我们俗称的征地农转非），他们因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失去了土地，所以才迫不得已进城当了居民。而他们曾经拥有的唯一优势就是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如今，弥足珍贵的土地没有了，他们的优势也就没有了，但他们仍没有丢掉农民本色，他们中的许多人依旧向往田园牧歌似的生活：楼上楼下串门扯起喉咙喊；在家里搭起鸡棚鸭棚，喂起小鸡来；有的还将粪桶粪勺像传家宝似的搁家里收藏着。要是我这个片警说话对了他们的胃口，他们还会毫不讲客气地拉我去喝家中自酿的包谷酒。
　　两种文化背景的人搁一块儿，难免发生矛盾，因为大学里的居民瞧不起这群失去土地的人，说他们没教养。大学校园里一旦发生盗案什么的，大学里的居民就会积极向我这个片警提供情况：就是他们中的某人干的，与他们为邻，简直是规划上的失策！
　　而这群失去土地的居民也瞧不起大学里的居民，说：“中国以农业立国，没农民种地，喝西北风去，五百年前，谁不是农民呀！自命清高！”
　　最后，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围墙上了。学校以安全的角度考虑，要将学校用围墙完全围起来，而有堵墙正好堵住了失去土地的居民出村的近路。于是，墙刚砌好又被推倒了，反复几次，双方都有各自的充分理由。我的前任片警给双方做了很多工作也说服不了哪一方。如今我接手建工村，大学又把这事重提，摆上我这个片警的“议事日程”，要求我去做做工作。这矛盾由来已久，同时也超出了我这个片警的管理职责，我犯难了。 　　我注意到大学居民住宅区里有一个农贸市场，里面摆摊者多是那群失去土地的人，他们靠给校园里的居民卖点小菜挣点钱，同时，更方便了校园里的居民买菜。如果围上围墙，校园里的居民买菜就会很不方便，其实，不围围墙是一个双方互惠的事。我把这事给学校管理部门说了，他们默许。看来他们也认为是这么回事。我说：“地球都是一个村落，更何况大家居住在一个村子里，互相包容呗！”

警察谈隐私

　　其实在警察眼中无隐私可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职业要求我们对人刨根问底，深挖细枝末节，好让罪恶无可遁形。如遇到性侵案件，为了破案就必须询问女被害人的具体情况（具体到什么程度，我出于职业道德就不谈了，请谅解）。我参加过多次这样的调查、询问。每一次询问女当事人，我认为都是对她的一种伤害，一个痛苦的煎熬过程。看到她们掩面而泣，我本不忍，但没办法，只能这样把发生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才好给犯罪嫌疑人定罪。所以调查这类案件时，我觉得我不像警察，更像一个心理医生，用循循善诱的方式让羞于启齿的她们道出被凌辱的全过程。问完了，我也快虚脱了。
　　还有一次就是遇到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来找我这个户籍警要求更改其户口簿上的婚姻状况。因为户口簿上婚姻状况一栏上电脑给她打印为“离婚”两字。她就怫然不悦：“我不想让别人翻开户口簿就晓得我是离过婚的女人，这是我的隐私，你能不能改一下？”我反问她：“你想改成什么呢？未婚？”我对她解释说，“计算机词库里婚姻状况有如下几种词汇，未婚、有配偶、离婚、丧偶，你挑哪一种？”她沉默良久，就说：“这一栏你能不能不填？”我说：“这是我们户籍管理规定的！”
　　许多违法犯罪的人在公安局留有记录。这些记录，成了这些人心中的一块心病。一个女人曾经因为卖淫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后来她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也找到了自己称心如意的爱人。但她始终害怕自己有过污点的历史成为家庭的阻碍，害怕丈夫知道。她哭哭啼啼找到民警要求销毁这些记录。我们对她解释说：“你的历史只能代表你的过去，请你放心，我们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利，你决不会因此受到什么损害！”望着她高兴而去的身影，我对隐私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了解。
　　再来说说派出所户籍民警下地段走千家串万户的事情。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户籍警走千家深入居民家中问寒问暖是常事，也是公安機关爱民的一个优良传统。到了九十年代，时代不同了，这种优良传统就行不通了。为什么呢？因为许多家庭忌讳警察到家里走动，他们说自己拥有隐私权。虽然许多居民对警察的造访不说好歹，其实骨子里有敬而远之的感觉。我有一次到居民家中校对户口，就让这家正打麻将打得欢的人惊惶失措作鸟兽散，我急忙解释说我是来校对户口的。他们方从厕所、床下、阳台钻出来，擦了一脸冷汗说：“吓一大跳，以为抓赌来了！”
　　这到底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呢？还是文明程度的提高？更或者说是西方的道德观念、生活方式影响了我们，人们潜意识里更迫切需要保护隐私权？我一个小警察弄不明白。但可以肯定，美国警察要想进入民宅必须经得主人同意，否则只能向检察官申请一纸搜查令方才能闯入，不然就会被告私闯民宅，侵犯他人隐私权。
　　但那是在美国，与中国国情截然不同，我们的立法是否会朝这方面发展，那是立法工作者们争论的事情，与本人这篇就事论事的清谈无关。

如何抓捕一个武疯子

　　“打不得哟——他是疯子……”
　　一个老年妇女站在农贸市场的路沿上，絮絮叨叨在一边几乎是对着壬少的耳朵念道。她的手指还指指戳戳。估计她年富力强的话，肯定会冲上来拉开警察。
　　事后听壬少说，他的确听到有不止一个围观他们抓捕的老太婆在说那个人是疯子。于是，他叫另外两个同事将摁倒在地上的疯子放了。这一放，故事就曲折了，就有看点了——
　　疯子是一个在农贸市场摆摊卖草药的小伙子，他前几天莫名其妙就殴打一个过路的老太婆，踢断了老太婆三根肋巴骨。老太婆事后来派出所报案，派出所立案之后，由治安一组警长壬少负责调查处理。壬少带着两个治安组的同事背了一副手铐就大模大样跑到农贸市场来实施抓捕了。当然，他事先的确不知这个小伙是一个疯子。而且，他对疯子的种类更不知了。此人是狂躁型的还是安静型的？是一直都疯癫呢，还是间歇性的？俗话说，不要打无准备之战，但看着被踢断肋骨的老太婆跑到派出所一哭二闹三上吊，壬少也慌了阵脚——居然本所辖区还有这么犯浑的人物啊？老子在本码头从事警务工作三十年了，什么人没遇到过，今天就要会会这个浑人……
　　疯子斜躺在人行道和车行道的路沿上，路沿有十厘米高，他是头朝下，脚朝上，被壬少和两个年轻同伴强行扑倒在地上的。挺难受的姿势。我在这里先入为主定性他是疯子，按法律规定也是不严谨的，疯子原来书面上的称谓叫精神病者，现在叫精神障碍者，而社会上一般都叫疯子、傻子、神经病，等等。而且，是不是疯子，必须有专门的精神科医生诊断之后才能确定。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在行文中称其疯子都是不准确的，准确的称呼应该为“疑似精神障碍者”。但既然我创作的是文学作品，姑且还是以“疯子”称之。还有，不晓得哪个有关部门规定的，现在精神病统一打包给公安管。当然，送进精神病医院的另当别论——肯定归医生管。有必要啰唆一下，我们是如何管理疯子的。一般将其分为三级。第一级，重型精神病人，必须送精神病院治疗；第二级，由公安局重点监控，精神科医生定期检查，每人建档造册，敏感时期、重大节假日，指定专人负责，也就是社区民警天天上门关注（说得好听是关注，说得不好听是盯死看牢），定期走访；第三级，建档造册，由社区民警监管，定期走访，做好记录，如有升级的危险，做出评估，迅速上报上级。
　　我说这么一大堆的目的就是想告诉大家，第一，精神病人还是有人管的，第二，民警虽然不是医生，也肩负起医生的职责（中国特色）。因为按照目前的现实，遇到什么事不好管，各职能部门基本都推给警察。所以，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一旦违法犯罪，板子是打在民警特别是社区民警身上的。 　　一个画外音响起：那么，管得这么严密，怎么精神病人还是时不时冒出来肇事肇祸呢？为什么不把所有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收进医院医治呢？
　　这话问得好。第一个，警察不是医生，快捷鉴定一个人是否得了精神病，就连对精神科医生来说都成立一门玄学。所以，精神病人是否要肇事肇祸，谁也不是神仙，谁也预测不了。另外，本派出所“码头”有十万余的居民，经过社区民警像筛子一样筛查，二十五个居民段，平均每个段五个有肇事肇祸倾向的精神障碍者（不包括其他精神疾病患者，比如抑郁症等等），本码头就是一百二十五个，全区二十个派出所，估计得上两千五百个，老天，全区的精神病医院都装不下。所以，经常我们是将精神病人前脚送进医院，医院后脚就悄悄把他们放了，美其名曰治疗好了，天晓得治好没有！而且，被警察强制送进精神病院的病人，都是由政府免费买单治疗。因为很多精神病人，其监护人都是因为贫困等这样那样的问题，拒不支付医药费的。很多流浪到城市的精神病人，更是连监护人都找不到，何谈监护？唉，说多了都是泪，这跟警察偷懒与否，努不努力工作，没有必然的联系，是一个沉重的社会问题。
　　还是把故事回到正轨。为什么这个卖草药的小伙没有被纳入我们警方的视线范围？因为他是一个外来的流浪汉，这又说到中国的另一个社会问题——流动人口如何管理的问题。这真是一个问题套一个问题，把人都难晕了。这个小伙是重庆郊县人，流入本地摆摊卖草药，严格的意义上讲，应该由户籍地警方管理，但好像户籍地警方也没掌控起来，更没给我们通报他是一个精神病人。作为该人实际居住地的警方，不该算我们失职吧。
　　当壬少他们仨将其摁在地上，摸出手铐，拷住右手腕时，小伙子拼了命地挣扎，脚蹬手抓，身体在地上扭来扭去，翻翻滚滚。围观的老太婆道出了他所患精神病的种类——他是羊儿疯哟！
　　壬少一听，手就哆嗦了一下。羊儿疯的学名叫癫痫，发起病来，口吐白沫，全身抽搐，人事不省。壬少事后给我们说：“我想到了雷洋……”
　　雷洋因为嫖娼被北京警方查获，他实施反抗，结果猝死，一时闹得整个中国沸沸扬扬，涉事民警被提请逮捕。
　　壬少死命按住疯子的双手松开了。同时，他叫两个同伴也松开双手。疯子从地上蹦起来，转身朝旁边一个卖铁器的铺子冲去，抄起了一把洋铁铲，还有一把剔骨尖刀……就此，因為疯子手中有了凶器，立马变成一个武疯子……
　　农贸市场是中国城市里面人员最密集的公共场所了。特别是像重庆石坪桥这样的地区。破产企业下岗的职工，城市化进程中进城从事低端第三产业的游摊游贩，被边缘化的城市贫民，不三不四的闲汉，老年化浪潮之下的退休老头老太，很多都是依靠着某处农贸市场赖以生存。疯子一发飙，市场顿时热闹了。平日连死个耗子都要引起众人围观的街面上，大家放下手中的活计，以疯子为中心，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疯子倒也配合表演，他挥舞手中的长把铁铲开始追杀壬少，壬少撤身往农贸市场外逃——幸好市场有多条通道通向外面。两个同事见状赶快协助壬少，上前诱惑疯子。疯子的思维的确异于常人，要不怎么说他是疯子呢。疯子又转身追杀同事小王，壬少和另外一个同事小杨便返身又去掩护小王。仨片警对一疯子，比网络游戏三国杀都滑稽，就这么在农贸市场里转圈。
　　易懂和几个同事接到壬少的求援电话，赶到该处。疯子立在污水四溢、烂菜叶遍布的街面上两辆长安牌小货车的中间，目光凶狠却也呆滞，时不时扬一扬手中的长柄铁铲，铁铲扬累了，又把另外一只手上的剔骨尖刀朝虚空里比画几下。他右手手腕上戴着一副精钢打造的手铐，大号的，很显眼，有时，手铐的铁圈相互碰撞一下，发出叮咚的怪声，配合着疯子嘴里发出的一些谁也听不清的低沉的喊叫声。
　　围观人群发出阵阵哄笑。
　　这哄笑中有笑疯子耍性格的。有幸灾乐祸给疯子支招如何对付警察的——你扭到一个警察追嘛，总要追到一个。也有笑警察是窝囊废的——还有过路群众问易懂——怎么回事，路都走不通了？哎呀，疯子发病了啊，快点，躲远点，血溅到身上了。当然更有给警察出主意的，什么主意？下面接着看——
　　易懂问手执一把圆凳当武器的壬少怎么会造成这种尴尬场面（圆凳还是壬少从附近一个火锅馆顺手牵羊拎来对付疯子的），顺便递给他一根伸缩警棍防身。壬少拿凳子的手背上被疯子抓破了皮，渗出血珠。
　　他愤然道：“警棍有屁用，拿枪来！”
　　一个围观老头在一边插嘴：“你们公安不是有甩铐吗？给他甩起切——不就把他捆成一头猪吗？”
　　一个推板车的中年男子白他一眼：“啥子叫甩铐？捞到半截就开跑，你咋个不叫公安练蛤蟆功？隔山打牛？一阵乱枪，就把他给灭了，费劲！”
　　…… ……
　　易懂有次出110，是精神科的医生打的，说是一个精神病人发病了，在家里砸东西，易懂赶到现场，医生怂恿：“你们摸出手铐把他铐起，我们带起走。”
　　易懂没好气地对医生说：“首先明确一点，他是病人，不是犯人，我们的手铐只铐犯人，不能铐病人嘛——病人应该你们医生负责医治，不要推卸你们的责任——”
　　所以，鉴于目前这种态势，易懂对壬少说：“精神病是病人，不是犯人，应该叫精神科医生来现场。”
　　壬少资格比易懂老，没好气地说：“这种状态，医生敢上吗？我们哥儿几个都被追得四下乱窜。”
　　易懂说：“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了，你们还不给指挥中心汇报？”
　　壬少说：“已给所长报告了。这事急不得，要逐级汇报哟。”
　　易懂说：“这种事你还拿得下来？切！汇报完了，我们的脸也丢尽了。就这么和疯子一直对峙？众目睽睽，群众看咱们的笑话？赶快叫增援！分局养这么大帮人，你不给他们报告，他们还以为我们底层好耍得很也！”
　　易懂是出了名的“愤青”。壬少想，让他去打电话也好，免得遭上面修理。易懂给分局指挥中心打电话：“请求分局特警支队增援。”
　　指挥中心问：“你给警长汇报了吗？” 　　易懂答：“汇报了的，警长就在身边。”
　　指挥中心问：“给所长汇报了吗？”
　　易懂答：“汇报了，正在往这里赶。”
　　指挥中心问：“你赶快要求所长赶到现场进行指挥，这么大个事，所长怎么不到现场？现场情况怎样？另外，将无关群众用警戒带隔离开来……”
　　易懂答：“上面的同志哥，农贸市场啊，起码上千人，赶都赶不走。用警戒带？那疯子追打我们，拦不住啊，怎么能够使用警戒带。另外，所长直接管着老子，我怎敢安排所长，你们上级机关不能通知吗？”
　　指挥中心：“哼哼哼，不要带着情绪。我马上通知特警支队……”
　　说话间，围观群众潮水般退后，把易懂挤个趔趄。有围观群众边退边用手机拍摄疯子还边骂：退个锤子，把手机给老子挤雷（重庆话，掉了之意）了……
　　原来疯子从远处冲过来了，冲到易懂四五步的距离，他又似乎犯迷糊了，停住了脚步，龇牙咧嘴地咆哮。
　　这时旁边一个女孩兴奋地拍照发朋友圈，还对着手机语音聊天：“今天撞大运了，开眼界了，警察狼狈惨了……嘻嘻……你说不安全？当心疯子伤到我，哈哈，不会的，身边就有一个五大三粗的警察，如果没警察，我早就闪人了……”
　　说着，又抓紧朝着易懂偷拍两张。易懂气得干瞪眼也没辙。再看看周围，十个人中有八个用手机在拍照片，拍视频，忙得不亦乐乎。
　　这当口，易懂的手机响了。特警支队打来电话：“你们具体在哪个位置？石桥铺？喔喔，石坪桥。现场情况怎样，疯子手持的什么凶器……”
　　易懂按着性子回答：“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石坪桥农贸市场。疑是精神障碍者，男性，二十多岁，姓名不详。手持三米左右铁铲一把，剔骨刀一把……”
　　“等会，疯子怎么能又持铁锹，又持剔骨刀？另外疯子是群众的叫法，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注意素质哈，请问他是哪类精神障碍者？”特警支队打断易懂的话。
　　“同志，是铁铲，是铁铲，是铁铲，不是铁锹。铁锹是尖头，对吧？铁铲是扁头，对吧？”易懂也毫不犹豫打断特警支队的话。
　　“喔喔，是个铲铲嗦？有啥区别呢？”特警支队说。
　　易懂回答：“你们不是力求精准吗？得了考据癖，一个个颠三倒四地盘问我。至于疯子的种类，有群众说是羊儿疯，就是癫痫。他雙手持铲铲，同时一只手还捏了一把刀，不行吗？的确是个铲铲，不是铁锹嘛——当然，更不是个锤子！”
　　（注：重庆话里，铲铲，锤子都是骂人的话。）
　　“好好好，这事不扯了。现场有多少人？把群众隔离开没……”特警支队又问。
　　易懂回答：“现场锣鼓喧天，旗幡招展，人声鼎沸，人头攒动，众人齐声唤——快来人增援啊……”
　　“好好好，这就来……”
　　易懂听筒里传来特警支队的嘀咕声，我看易懂是不是疯了，工作三十年了，神经绷不住了……
　　约莫半个小时后，围观人群一阵骚动，自动让开一条人缝。千呼万唤始出来，武装到牙齿的特警三人快反分队出现在长街尽头。太阳刚好照射在他们后背，把他们的英姿拉得老长，老长……
　　头盔，面罩，臂盾，护目镜，防弹背心，微型冲锋枪挎在肩，警棍手铐辣椒水一样不落，双手防割手套，前胸后背，印着老大两个字——“特警”。据本单位消息灵通人士说，这套装备价值十万。夸张了吧，对付一个武疯子？当然，从他们的称谓上看，就觉得别扭。特警？是特别的警察，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警察，还是什么执行特殊任务的警察？俺们单位，还专门为他们制作了宣传片。宣传片上，一个个身手敏捷，气度不凡，钻火圈，拿大顶，睡钉床，碎砖头……
　　好了，废话少说。领头的是分队长铜锤。想当年，他才被特招进警局，凭借的是川东散打冠军的头衔。有一次，市中区一居民小区，有个居民精神病发了，点气罐要引爆。他赶往制止。市局局座亲自坐镇指挥，亲切地勉励他说：“你和另外一个特警冲进去把他给提拎出来，你们一身横练功夫，还对付不了一个疯子？”
　　铜锤听得热血沸腾，二话不说，冲进屋里，只听得里面几声喊叫，没了动静。没过几分钟，包括局座在内，众人正纳闷之际，铜锤和同伴就威风凛凛地把疯子押出来了。但是只见两人浑身是血，同伴被疯子砍瞎了一只眼，而铜锤英俊的脸上被砍了一条血口，后来缝了十多针。
　　我对壬少说：“看看人家，所以，我们不要把家都当了，要把事情分开来干。就像掐豆芽，我们派老二（派出所民警的称谓，有点调侃性质）负责掐头，他们负责掐尾……”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铜锤稳重多了，作为分队长的他逐级向特警中队、大队、支队领导请示之后，接到特警支队领导的电话：“别轻举妄动，刚才那个易懂根本没把现场情况讲清楚，你再描述一遍……”
　　叽里呱啦说了半天。铜锤劈头问我：“你们派出所谁在现场负责指挥？”
　　“我——”身后一个声音传来。
　　所长亲率大部队赶来增援。有人手里拽着奇形怪状的抓捕工具——一根长柄，前端一个钢丝团成一个圈，柄的末端有钢线，用手一抽，圈就会收紧，勒住被抓捕之人的双臂；有人顺手抓了派出所里专门用来捕狗的工具——铁质长把，前端一个面目狰狞的羊角状叉口；有人还用上了防爆盾牌，钢化玻璃表面，亮得可以给美女当梳妆镜……
　　铜锤冲所长说：“我们开个现场会，先想方设法将围观群众赶走，给我们腾出一个作业面——就像矿工挖煤，总要有个作业面吧？我们支队长说了，且慢动手，他将派大部队增援。还有，我们支队长说，正在给分局领导汇报，争取领导亲自带队到现场，靠前指挥。我们来讨论一下战术问题，是左右包抄，还是前后夹击？分进合围，由我特警队员负责控制他的双手，你们派出所负责缴下他手中凶器，当然，疯子一般不按常规出牌，当心他用嘴咬人……”
　　一个社区女干部拿着扩音器喊话，打断了他的长篇大论：“请群众闪开，公安马上采取行动了！”
　　“是啊——老子看热闹都把肚子看饿了，好久行动哟。”一个围观者自言自语，在敦促警察采取行动了。 　　派出所里有个绰号叫李天棒的民警（天棒是重庆话，专指胆子大、不计后果的人），悄悄摸到疯子的背后，用抓捕神器兜头往疯子身上笼，疯子双臂被钢圈紧紧圈住，派出所十几个人一拥而上，下了他手中的洋铲和剔骨刀。疯子还是不甘俯首就擒，想用腿踹人，反被一脚踹翻，有人冲上去用警棍照着他的头猛抡。听得一声惨叫——打到自己人了。疯子最后还被警察横拖竖拽反剪双手，抬上警车，三分钟解决战斗。有人说：“为了为了堵住公知和一些仇警者的嘴，我们采取了人海战术，哈哈，对付独狼式的武疯子，还是人多好办事！”
　　一个老太婆还在一边碍手碍脚啰唆：“你们不要打人哟！”
　　一个年轻后生毫不客气地把她一把推开。后来才知她是疯子的母亲。
　　终于收场了。易懂将一根一人多高的警棍拄在地上，呆望着一切。壬少嘲讽道：“发啥子愣？又想乱写一通吗？”围观者哈哈大笑着散去，说什么的都有……

最后一个坚守者

　　作为一名警察，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和诠释“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
　　我不由地想起我刚当杨正街片警的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许，在金贸大厦楼梯间发生了一桩抢劫杀人案。一名正当妙龄的寿险营销员被歹徒抢劫后用榔头敲碎了脑袋，丢在楼梯拐角处，而距案发现场仅一墙之隔就是人头攒动的商场，可见歹徒之猖狂。购物的顾客听闻近在咫尺的楼梯间大白天居然发生命案，均骇然失色……当时我赶到现场，听到的完全就是他们对治安状况不好的一片指责声。我是低着头用担架抬着那具尸体匆匆走出商场的。现场的一面墙壁上，遗有凶手的一枚血指纹。我们分析极有可能是凶手手上沾了死者的鲜血，逃逸时，顺手在墙上擦抹而留下的。这枚血指纹仿佛成了我和同事们耻辱的标志。有熟知案情的人大代表还因此质询我们：“为什么这么好的现场条件，甚至凶手还留下指纹，你们却不能破案？不能从茫茫人海中找出杀人凶手？”杨正街的一些居民还用不无挪揄的口吻经常问我：“刘户籍，你是杨正街的治安长官，你对这事怎么看？你能破案吗？”我听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
　　在以后的日子里，这枚血指纹成了按捺在我心头的沉重印迹，挥之不去，拂之不走。死者家属对死去亲人呼天抢地的声声叫唤，死者单位领导对此无可奈何的悲哀神情，郁结在我心头，使我痛苦不堪，陷入深深自责之中而难于自拔。于是，我每抓一个违法犯罪份子，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用指纹卡给他们打上指模，然后马上送往刑侦技术室与那枚血指纹进行比对。可是比对了成百上千的指纹，都与之不相符。此案原本成立了专案组，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掌握的破案线索一条条被否定，最后没线索可查了，专案组也随之解散。原则上我这个案发地的片警就成了专案组唯一办理此案的人员，有几分喜剧性，但更多的是悲壮，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坚守者！所以此案一日不破，就一天天折磨着我，我像背着一副重重的壳在杨正街上巡逻着，街道两旁夹峙的摩天大楼给我一种厚重的压抑感。有人说，杨正街一家银行门前的那对石狮子，就是这金融、商业一条街的守护神。那么，我宁愿当一个普通的守护者，所以，我毫不气馁，怀着一丝渺茫的希望，相信那个抢劫杀人的凶手还会出现，只要他胆敢在杨正街作案，就会落入我手掌心的……
　　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时间到了两千年六月的一天，有群众向我举报，有个贼到金贸大厦偷住户的花钵被保安逮倒了，正在押往派出所的途中，希望我去看看。我立即赶去，和保安将那贼带回所审查。这贼戴眼镜，一副斯文模樣，而他偷的花钵价值最多不过数十元，顶多给他一个治安处罚。但我仍不厌其烦地给他打指纹，然后火速送技术部门比对。这时，所长说，此人在派出所留置时间到了，尽快放人。我急了，恳请领导能否等指纹比对报告回复后再放人。领导铁青着脸训我：“你想破案的急切心情我理解，法律明文规定派出所只能留置24小时，你叫我们知法犯法呀！”我只得把那个偷花钵的贼从留置室里提出来，然后把他暂扣的皮带、钱夹等物还给他，长叹一口气叫他走。他带着一脸的不屑高昂着头往派出所门口踱去……所长突然从办公楼的窗户探出头叫道：“抓住那个人，别让他溜了！”原来指纹比对报告的传真刚好到了，此人的指纹跟那枚血指纹一模一样！好悬，差点就让杀人凶手溜了。
　　一九九八年发生的那起案卷标号为“2·26”的抢劫杀人案就这样戏剧性地给破了！我一身轻松，扬眉吐气地走在杨正街的街道上，我真想把破案的消息告诉每一个杨正街的居民们，让他们分享我的快乐。而时间，这个记忆的敌人，已使他们渐渐忘记了这桩血案，没有人知道这桩血案曾压在一名小小的片警身上，使他喘不过气来……
　　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