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国庆假期，怀揣敬意，我来到宗璞先生的家。宗璞的新家位于北京远郊的一个安静小区，没有我想象中的大。进门右侧是一个隔断书架，书架上摆放着已经泛黄的《鲁迅全集》《莎士比亚全集》等文学经典，书前有一幅宗璞低头沉思的手绘小像。往里是会客厅，茶几上摆放着她的童话集和译著。引人注目的是墙上的对联：“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那是冯友兰先生84岁时为爱女手书，字有点歪，难怪宗璞在文章中戏称它为“斜联”。
　　就在我观赏对联之际，在保姆的搀扶下，91岁高龄的宗璞笑吟吟地从卧室出来了，棕色衬衣外罩米色背心，清雅洁净，只是没想到她那么高。读《野葫芦引》时，我曾想当然地认为作者也和她笔下的嵋一样，是个身形娇小的人。见我如此惊叹，宗璞乐了：“我有一米六六，到老都没有变矮！”落座时，我想坐在宾位的沙发上，她却招呼我坐到她身旁，指指自己的耳朵说：“这样说话，听得清楚。”
　　我带给她一本学术刊物，上面有研究其作品《西征记》的论文。她拿起来，眯着眼睛看了看，点头道：“这个题目不错！回头我听听。”很早就得知，因视力衰弱，宗璞读书都是“耳读”，先选好篇目，再请人读给她听，因听力也欠佳，听的时候还要戴上助听器。而写作更为艰难，先口授，请助手记录下来，再一遍遍读给她听，反复修改打磨，直到满意为止。2019年年初出版的《北归记》就是这样完成的。《北归记》是宗璞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四部，在此之前，前三部《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广获好评。其中，《东藏记》在2005年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1957年，宗璞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红豆》，在文坛崭露头角。当时甚至有大学生到小说主人公江枚和齐虹的定情处颐和园寻访。新时期重返文坛后，宗璞更是频出佳作，短篇小说《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近30多年來，宗璞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野葫芦引》的写作上，完成它成了她的责任，她说：“不然对不起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
　　《北归记》讲述了以孟樾父女为代表的明仑大学师生在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重建家园的故事，小说既着力摹写知识分子的报国热忱和家国情怀，也叙写了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明仑大学师生们所遭遇的悲欢离合。相对于《西征记》中的“金戈铁马”，《北归记》并没有正面写新中国成立前夕激烈的革命斗争，而是将其作为背景，通过许多看似“无事”的细节，以极其诗意的笔墨，呈现了一代文化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他们的求学、恋爱、别离等人生的欢喜与创痛被一一付诸纸上，汇成了一部有烟火气息和人情味的文化史诗。小说有一定的自传色彩，糅合了当年宗璞北归和校园生活的真实体验。她说：“当年我们也是乘飞机回来的。那是一架货机，没有座椅，我们就坐在小板凳上，一路颠簸着飞回北平，心情非常激动。”但当我问小说中塑造的知识分子是否有现实原型时，她又狡黠地说：“小说写到的人物肯定有作家生活中人的影子，至于主要角色有没有原型，小说家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否则就是小说的杀手了。”
　　写爱情一向是宗璞的所长，从早年的《A.K.C》《红豆》到如今的《北归记》，爱情一直是宗璞书写的重要主题。《北归记》写了好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嵋和无因，峨和吴家榖，玹子和卫葑，写得或婉约，或深沉，或浪漫。构思之精巧，语言之典雅，让人难以相信其出自八九十岁老人之手。宗璞虽然写了不少青年人的爱情，但笔法十分节制。我笑问她：“您写的爱情一直是只牵手的，最多亲一下脸颊，有没有想过突破一下？”宗璞一听也笑了，差一点笑掉了助听器，顿了顿，才认真回答我：“我觉得《西厢记》《牡丹亭》写得很美，但是主人公的大胆举止我是不赞成的，发乎情止乎礼是我们的传统。我喜欢这样的爱情。”
　　《北归记》出版前，曾在《人民文学》刊发，获得了2017年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优秀作家贡献奖和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不过，质疑声亦有。谈到有人批评《北归记》里宗璞借小说人物之口予冯友兰以高评，宗璞正色道：“我的父亲是个历史人物，是一个学者，我要写那段历史，就必须要评价我父亲，这是避不开的。我只希望我写的历史向真实靠近。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责任。”某种意义上，历经10年之久，于艰难境遇中创作完成《北归记》的宗璞，其顽强、不弃不馁之精神和其父可谓一脉相承。“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做后薪”，她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薪火相传的意义。而这份坚持和对历史的责任感，也让我们看到了宗璞作为一位作家的情怀。
　　“卷定了一甲子间长画轴”，宗璞说，她要和书中的人物和时代告别了。但不要相信她是真的要告别文坛，因为接下来，她决定集中精力写童话。“我推荐你读一读我的童话。”宗璞指了指茶几上的童话集《总鳍鱼的故事》，笑着说。
　　（摘自《光明日报》）（责编 悬塔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