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颐来源:经济观察网
　　新文化运动建树多多,最直接的一个成果,便是1922年对中国教育影响殊深的新学制的建立。1922为旧历壬戌年,因此史称“壬戌学制”。
　　新教育在近代中国并非无源之水,从洋务派创办种各“洋务学堂”起,新式教育就开始在中国落地,渐渐生根。但这时只有零星的学校而无全国的学制,只到 1904年1月,清廷批准《奏定学堂章程》,时称“癸卯学制”,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法令形式正式颁布且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学制,一直延用到1911年清朝覆灭,但教育的宗旨当然是“忠君”与“尊孔”。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新的教育法令,史称“壬子学制”。新法令废除了小学的尊孔读经,取消了“癸卯学制”中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贵胄学堂,学制为小学七年,中学(不分初高中)四年,否定了清王朝“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为新的教育宗旨。对道德教育,蔡元培曾解释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无论清末的癸卯学制还是民初的壬子学制,主要内容都是仿效、学习日本的教育制度。
　　但是,袁世凯为自己当皇帝复辟帝制,重新尊孔,在教育方面更是先行一步,早在1913年6月就通令恢复学校祀孔典礼。袁世凯及随后张勋等的重新尊孔,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起因。新文化运动想以思想启蒙、文化创新入手改造国民性,进而改造社会与国家,因而格外注重教育。旧的教育理念和学制体系,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壬戌学制”基本参照美国学制,以小学、初中、高中的“六三三制”取代了原来的小学、中学“七四制”。1922年到1949年,近三十年间的中国外患不断,几近亡国;内战不已,烽火连天;贿赂公行,贪污遍地,腐败不堪。然而,教育却是大雾弥天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人才辈出,盛极一时。许多学术、文化大师的成就,至今仍难企及。今天,人们仍不断追念、感怀那时的“老大学”甚至“老中学”,亦说明新文化运动在教育领域的成果之重大、“建设性”影响之深远。
　　
　　大国国民的风度
　　
　　作者:罗志田来源:《南方周末》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不必总说古人害我们,外国整我们。该我们承担的,就自己承担。
　　香港凤凰卫视有个栏目叫做“风范大国民”,且不问其内容,这一名称确实反映出逐渐开始体味富强的国人最迫切的需要。中国在近代历尽屈辱,逐渐沦为弱国。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弱也就是小,我们实际早已习惯于做小国国民了。但中国又是一个曾经辉煌的大国,洋溢着文化的自负。从那样的高位坠入困顿,其惨痛更非同寻常。世人的心态,也充满了起伏,容易产生不平之气。
　　从19世纪后期开始,国人逐渐淡忘了往昔的光辉。少年胡适在清末观察到:“现在的人,把我们祖国的光荣历史忘记了,便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人不好。”其实“媚外”只是一面,思路相近而表现相反的倾向,就是处处说外国人不好,中国古人也不好,却不说自己好不好。中国出了问题,或归咎于外国的侵略,或把责任推给古人和传统文化。两种倾向,都是失忆所造成。
　　从医学角度看,失忆后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不清楚自己是谁,当然也会忘了自身的责任。所谓泱泱大国的国民,首先要具备休休有容的风度,其次要勇于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自己的好处不能忘,不好的也不回避。谁都不免有错误,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过而不知,改从何起?过而诿诸他人,则连改的可能都排除了。我的理解,孔子说的“不贰过”,也有谁的过失谁负责,不推卸给他人的意思。这是大国国民的起码风度。
　　可惜近代沉沦日久,这样的大国国民风度,已有些可望而不可及了。近年因失忆而形成的卸责之风渐成惯性思维,在国家、社会或个人出问题时,不是反求诸己,多作自我批评,而是向外(过去也是外国)寻找责任承担者,并据此做出可以免责的“合理”解释。
　　有句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实际生活中,衣食成忧已是大问题,一无所有则非常可怕。穷困潦倒可以磨炼人,也可能折损人的志气,使之日渐猥琐。二战时罗斯福的新政之一,就是要让美国人不致有衣食匮乏之忧。反过来,富足也可以像锁链,将人束缚。如今我们开始富裕,脚上穿鞋之后,似乎也更加趋避风险,而光脚时养成的习气仍在,即我们往往试图规避责任,却乐于告诉别人该怎么做。
　　前者有其近代以来的传统,后者略近于古人所说的“好为人师”,原本是不被提倡的;古人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推己及人,通常是指体谅他人,而不是指导他人。早年的蒙学教育中,就曾提倡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至少要先有能力自扫门前之雪,然后或许可管他人瓦上之霜。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仁者”才可以做,非一般人所能为。
　　近代失忆之后,上述观念也已久违了。近年我们已较为西化,无意中接受了不少想要征服异端的外国宗教精神,越来越“好为人师”,喜欢涉足他人瓦上之霜,且远比以前积极主动得多。
　　温饱的问题当然必须解决,此后的很多问题,富强却不一定能解决。中国传统本更重视非物质文化,对物质层面的富强,既不特别强调,却也不忽视。古人一面承认衣食足而知荣辱,又强调“读书”方式可能改变物质对人的支配性影响。对于不一定能读书的一般人,则更注重“富而后教”。
　　富强可以是目标,却不必是最终目标;更重要的是,富强之后,还要培养能适应富强的人。
　　以前的“富而后教”,是寄希望于“替天行道”的天子和超越了物质支配的士人。如今是人民当家做主,富了之后,大概只能自己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召回已逝的历史记忆,从自己做起。
　　我们既然逐渐恢复大国地位,就要放弃光脚时养成的规避习气,挺起胸膛做个勇于承担责任的大国国民。不必总说古人害我们,外国整我们,先问问自己做得好不好。岂不闻“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该我们承担的,就自己承担。天下无道,则尽力变无道为有道;天下有道,则努力使之更好。
　　
　　奥巴马当选与毛泽东的预言
　　
　　作者:丁学良 来源:丁学良的文集
　　2008年11月4-5日,全世界都在欢呼美国大选第一次把黑人推上美国总统之位。其实,整整40年前,毛泽东已经部分预言了美国黑人将会在政治上彻底翻身。1968年4月4日,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被枪杀。毛泽东立刻发表声明,该声明里,就有对美国黑人政治上大翻身的热烈期望和预言:
　　“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地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
　　四十年后的今天,美国黑人作为一个种族,政治上是“彻底解放”了,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预言实现了。不过,美国黑人政治上寻求彻底解放的途径,却没有遵循毛的预言。毛当年相信,金牧师这位非暴力主义民权领袖的被枪杀,一定会把美国民权运动推向暴力革命的道路;受歧视最深的黑人,一定会拿起枪杆子,跟他们的对头拼个你死我活。
　　虽然当年也有几位有名的美国黑人对毛的声明非常重视,美国的民权运动并没有接受毛的期望和忠告。尽管美国社会私人手里(不包括军队和警察)有一亿多条枪支,尽管过去几十年间,美国也发生过多起与种族歧视相关的暴力冲突,但其民权运动的主流,却一直走着非暴力抗争的道路。这条道路能够走得通,首要的在于美国的基本体制为改变形形色色的不公正提供了常规的渠道。
　　依赖着美国的媒体多元、结社自由、司法独立、特别是政府公职的定期选举,美国黑人和其他种族的正义斗争,不断改进着黑人的经济、社会、政治待遇,不断改变着全社会对少数民族的态度,终于迎来了黑人政治上解放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