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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只有中国才会出这么多的汉奸?很多人回首抗战史时喜欢这么发问。如果“汉奸”系指“叛国者”,则“叛国者”现象遍及二战被入侵过的每一个国家,以叛国者与侵略者的配合论,恐怕中国远非一个最严重的国家。
历史上,俄罗斯人是一个对外来入侵反抗极为坚决的民族,而苏联在二战时大规模出现卖国贼,完全与其传统和文化无关,只与苏联当时糟糕的民族关系和治国方式有关。德国入侵苏联时,在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甚至俄罗斯,纳粹军队都被当作解放者。纳粹将领海因茨•古德里安曾回忆说:“乡村里的妇女用木盘子装着牛奶、面包和鸡蛋送给我们吃。并且拦着我们的车子,一定要我们吃完了,才准我们走。”
但苏联的叛国者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叛国者,对待苏联人,纳粹德国是个残暴到无底线的政权,在他们的秩序中,“劣等的斯拉夫人”只配在奴役下自生自灭,德国人迅速用冰冷无情的残暴手段教育苏联国民,只有团结在斯大林周围才有生存的希望。甚至像弗拉索夫中将主动要求组建“俄罗斯解放军”与德国并肩作战也被不屑地拒绝。
某种程度上,叛国者的多寡和合作程度,占领者的态度起决定性作用。纳粹德国在北欧、西欧、南欧、东欧,对被占领者的态度完全不同,所遭遇到的反抗也完全不同。相对来说,较受优待的北欧、西欧的合作者要远多过南欧、东欧。
譬如纳粹德国党卫军一开始就在北欧、西欧“高等日耳曼人”被占领区征召了大批党卫军志愿者,他们逐渐构成了数量庞大的党卫军的外籍军团,如小小的荷兰,居然征召了5万名党卫军士兵。这些人在战场上,比德国国防军要顽强得多。
之所以在这些被占领国家有大量青年积极报名参与党卫军,是因为这些地区的民族在德国的新欧洲秩序下,属于最顶端的民族。纳粹德国对这些国家的早期占领,采取了较怀柔的政策。德国后期兵员匮乏,党卫军不但征召拉丁人、斯拉夫人,甚至还有印度人。但在被征召地区,基本上在纳粹眼中是属于可友善对待或是战争中的盟友。
而这些被征召者,往往亦不认为自己是叛国者,或许有基于对原来祖国和政权的认同不足问题,所以他们更认同自己誓死效力的新秩序。另外一部分人,则是将本民族的独立自由捆绑在纳粹德国的战车上,如苏联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人以及巴尔干的志愿者。
相较而言,主动配合纳粹德国统治甚至助纣为虐的法国人,就数量极少。不能不提的是,像法国这样一个具有文化优越感的民族,原本就很难大批产生投靠“野蛮的德国人”的叛徒。而在入侵者面前缺少文化优越感的民族,则容易大批产生投靠敌人即“投靠文明”的想法。
不得不说的是,纳粹德国的意识形态在当时不乏国外的积极响应者,英国的温莎公爵、法国的赖伐尔等都是重要头面人物,若非有英吉利海峡阻隔,很难说温莎公爵不会步赖伐尔后尘。
心胸并不狭隘的法国人
恐怕在全世界人眼里,法国人对“法奸”的清算都是最出格也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德国人被赶跑后,那些与德国占领军“相好”过的法国女人被剥光衣服、剃掉头发、身上涂满油漆示众。这类照片难免让人同情这些法国女人并藐视法国男人:战场上你们一败涂地,保护不了自己的姐妹,你们对付德国人不行,对付起自己的姐妹倒是有一套。
不过,只有法国人给人留下这种狭隘窝囊的印象,可能是因为西欧被占领国家中,法国最大最强,也是盟军解放欧洲的第一站。其实,羞辱本国那些与敌“通奸”女人的民间自发行为,遍及每一个被盟军解放的国家,手段完全如出一辙。法国人一点不比荷兰人、比利时人、丹麦人、瑞典人甚至意大利人更出格——意大利这个早先的德国盟友,在翻脸后,也成了感情上被德国人伤害的国家。
比起德国北面和西面的邻居,法国人多少还是显示出了一个大国的胸怀。毕竟德国曾在70年内三次入侵法国,法国战败投降时,所遭待遇远比荷兰、比利时、丹麦等更苛刻。法国被迫割让包括巴黎在内1/3领土、支付巨额占领费、陆空军限制在10万人以内、法国必须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与德国保持一致。
在被占领期间,法国向德国支付315亿马克占领费,法兰西银行向德国“贷款”45亿马克,法国政府还支付5亿马克的罚金。至于以“征收实物”为名从法国弄走的物资,则无法计数,法国75%的燕麦、80%的油、74%的钢,以及900万吨谷物,都被强征了。此外,德国还从法国强征了2750亿法郎的私人财产,5500亿法郎的国家财产,强征了70万劳工。就被掠夺财富总量和劳工比例而言,德国在法国的掠夺行为来得远比日本在亚洲彻底。
但二战德国战败后,荷兰这个为纳粹德国贡献了大批兵员的国家,向德国提出了远比法国苛刻的惩罚报复要求——相对于法国损失和所遭羞辱而言。在荷兰、丹麦等与德国“亲戚关系”最近的国家着手索取他们主张应从德国分得的土地、并开始驱逐这些领土上的德国侨民时,法国人虽然支持一切削弱德国的主张,但只是很温和地提出了土地索取要求,从未打算驱逐那些曾助纣为虐的德意志人。
为惩办战争期间的卖国贼,西欧、北欧国家纷纷恢复了叛国罪的死刑惩罚。战后,法国政府调查质询了近百万人,约10万人受惩处。当然,法国惩戒“法奸”的力度和深远程度比起西北欧的其他国家,并不算过分。要知道,“法奸”中一小撮如赖伐儿之流,由于笃信法西斯主义,崇拜希特勒,为纳粹德国鞍前马后主动服务的一片热情,足让德国人汗颜。在欧洲,由于特殊的历史复杂性和民族关系,这种彻底的铁杆卖国贼,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几乎找不到可与之相比的人。
法国政府在处决赖伐儿等人时,曾判处投降德国的贝当死刑,但戴高乐随即予以豁免。毕竟贝当投降多少情非得已,当时仓促应战的法军正与德军交战,法国灭亡只是时间和惨烈与否的问题。
再者,法国比起东欧尤其是苏联,德国没有欠下那么大的血海深仇。当年,为安抚愤怒的法国人,希特勒极力作出一副大度模样,要求德军在法国要像解放者而非征服者。在占领区,德军自觉地承担起救济和安置难民的工作。至于希特勒本人,有次在法国进行和谐观光之旅途中,被一位突然认出他的法国妇女惊呼“魔鬼”,希特勒只是一笑置之。
其实,法国人不断重翻当年对妇女剃光头,大规模肃整“法奸”的旧事,未尝不是其心态轻松的一种自嘲。
什么样的侵略者什么样的恨
作为后起的列强,德国、日本对外出兵时,都表现出远比老牌列强粗野残暴的一面。无论英法等老牌列强如何无耻地瓜分了世界,但其在海外用兵时,很少刻意强调显示其武力的恐怖威力,偏好于运用其平衡的统治技巧,而后起的列强则不然。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德皇威廉二世鼓励出征士兵:“如果遇到敌人,切勿留情,不要留活口,用你们手里的武器,让中国人即使在一千年以后,也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让我们为文明打开永久的通道!”到了纳粹德国时代,希特勒则强调,优秀的日耳曼青年应当像食肉动物一般凶猛,目光坚定冷酷,完全不知怜悯为何物。
一战前,德国在东非殖民地因当地土著杀死数十名德国殖民者,用屠杀几十万当地人的办法警告土著,德国人是不能碰的。二战期间,德国在各个占领区均颁布实施了野蛮的人质法令,凡杀死一名德国人,德军必在当地报复性处决数十至数百不等的人质。这个被处决数字,取决于这个民族在德国人眼中的种族地位。譬如在“高等”的荷兰,是10名荷兰人质抵1名德国人命,到了“低等”的苏联,则是50-100人,完全视拥有纪律处分权的基层军官心情而定。这种人质法令,似乎除了纳粹德国,历史上从未有其他国家广泛且公开地使用过。
日本在全盘西化的明治时代,为让西方列强承认其已迅速脱野蛮入文明,有西方人在场时,表现得甚至比老牌列强还有纪律。但到了大正时代,已进入先进文明国家之列的日本,经过对全盘西化的重新检讨反思,彻底丢掉了假惺惺的“文艺腔”,其陆军早已与武装暴徒别无二致。
若论血海深仇,无疑受创最深的应为波兰、苏联这样的国家,因为它们在二战中分别付出了约占人口1/6和1/7的死亡,但精神创痛者,无疑应当是韩国。日本韩国之间并未发生战争,满清和沙俄分别被日本击败后,整个朝鲜半岛像熟透的果子落入了日本怀抱,期间朝鲜人虽然有不断的零星反抗,但整个殖民时代,朝鲜半岛上所受的肉体和物质的创伤,来得远不如后来的中国,更不如被纳粹铁蹄践踏的东欧国家。
但日韩合并后,韩国全体国民被迫改姓名、废文字、习日语,即使在一个并无祖先崇拜的国家,这种高压下的同化运动,对被同化者都是一种持久而巨大的精神创伤,何况朝鲜民族的文明远比日本要历史悠久,且长期扮演着一个东亚大陆向日本输入文明养分脐带的作用。尤其是,日本这个自诩文明的殖民者,在推行快速同化政策时,其内在野蛮愚昧的底色时不时要泛出来,譬如为切断朝鲜王室王脉,不但完全拆毁朝鲜王宫,甚至连图纸都故意烧掉,对保留朝鲜民族文化记忆的东西,能不保留就不保留,更荒唐的是,日本殖民当局曾认认真真地往地下打入一些巨大的铁柱子,以期彻底破坏其风水。
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民族遭遇过如此强烈的精神屈辱。这种精神上的创伤,不会在日本人败退时,瞬间爆发变成驱逐和杀戮行为,但会随着时间而慢慢苏醒,一点点蔓延上来。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朝鲜半岛的痛苦像是被暴徒屡次强奸的精神痛苦,这种仇恨和创伤的指向性,往往更表现在清洗和清理留在民族文化和记忆中的屈辱的日本痕迹。
在韩国近年公布了“亲日派名单”后,曾爆出一场闹剧式的新闻,一位持激进的清算亲日主张的学者在全罗北道大学演讲时称,该校的雪松是朴正熙时代种植的“亲日残渣”,应予清算,于是,这批雪松被全数砍光。
这种近乎荒唐情形绝不可能在欧洲出现。但绝非意味着韩国人心胸如此狭小,因为朝鲜民族在日本投降时,并未发生过像在欧洲发生的针对德国侨民的猛烈报复。
而德国败亡时,被侵略国家大规模驱逐德意志侨民,从东欧国家被驱赶出家园的德意志人高达1000余万,若无英美干涉,较文明宽容的西欧北欧国家也会有近200万德意志人被驱逐出家园。德国人的残暴终于公平地吃到了苦果。但欧洲国家对德国人的仇恨,很快淡漠,好比一群被歹徒暴打辱骂过的人,在暴徒被惩之后,过去的痛楚和羞辱很快就淡忘了。
韩国人说,韩国人心中有大恨,这种大恨其有来自,无法用数字衡量,无法用文字形容。
历史上,俄罗斯人是一个对外来入侵反抗极为坚决的民族,而苏联在二战时大规模出现卖国贼,完全与其传统和文化无关,只与苏联当时糟糕的民族关系和治国方式有关。德国入侵苏联时,在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甚至俄罗斯,纳粹军队都被当作解放者。纳粹将领海因茨•古德里安曾回忆说:“乡村里的妇女用木盘子装着牛奶、面包和鸡蛋送给我们吃。并且拦着我们的车子,一定要我们吃完了,才准我们走。”
但苏联的叛国者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叛国者,对待苏联人,纳粹德国是个残暴到无底线的政权,在他们的秩序中,“劣等的斯拉夫人”只配在奴役下自生自灭,德国人迅速用冰冷无情的残暴手段教育苏联国民,只有团结在斯大林周围才有生存的希望。甚至像弗拉索夫中将主动要求组建“俄罗斯解放军”与德国并肩作战也被不屑地拒绝。
某种程度上,叛国者的多寡和合作程度,占领者的态度起决定性作用。纳粹德国在北欧、西欧、南欧、东欧,对被占领者的态度完全不同,所遭遇到的反抗也完全不同。相对来说,较受优待的北欧、西欧的合作者要远多过南欧、东欧。
譬如纳粹德国党卫军一开始就在北欧、西欧“高等日耳曼人”被占领区征召了大批党卫军志愿者,他们逐渐构成了数量庞大的党卫军的外籍军团,如小小的荷兰,居然征召了5万名党卫军士兵。这些人在战场上,比德国国防军要顽强得多。
之所以在这些被占领国家有大量青年积极报名参与党卫军,是因为这些地区的民族在德国的新欧洲秩序下,属于最顶端的民族。纳粹德国对这些国家的早期占领,采取了较怀柔的政策。德国后期兵员匮乏,党卫军不但征召拉丁人、斯拉夫人,甚至还有印度人。但在被征召地区,基本上在纳粹眼中是属于可友善对待或是战争中的盟友。
而这些被征召者,往往亦不认为自己是叛国者,或许有基于对原来祖国和政权的认同不足问题,所以他们更认同自己誓死效力的新秩序。另外一部分人,则是将本民族的独立自由捆绑在纳粹德国的战车上,如苏联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人以及巴尔干的志愿者。
相较而言,主动配合纳粹德国统治甚至助纣为虐的法国人,就数量极少。不能不提的是,像法国这样一个具有文化优越感的民族,原本就很难大批产生投靠“野蛮的德国人”的叛徒。而在入侵者面前缺少文化优越感的民族,则容易大批产生投靠敌人即“投靠文明”的想法。
不得不说的是,纳粹德国的意识形态在当时不乏国外的积极响应者,英国的温莎公爵、法国的赖伐尔等都是重要头面人物,若非有英吉利海峡阻隔,很难说温莎公爵不会步赖伐尔后尘。
心胸并不狭隘的法国人
恐怕在全世界人眼里,法国人对“法奸”的清算都是最出格也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德国人被赶跑后,那些与德国占领军“相好”过的法国女人被剥光衣服、剃掉头发、身上涂满油漆示众。这类照片难免让人同情这些法国女人并藐视法国男人:战场上你们一败涂地,保护不了自己的姐妹,你们对付德国人不行,对付起自己的姐妹倒是有一套。
不过,只有法国人给人留下这种狭隘窝囊的印象,可能是因为西欧被占领国家中,法国最大最强,也是盟军解放欧洲的第一站。其实,羞辱本国那些与敌“通奸”女人的民间自发行为,遍及每一个被盟军解放的国家,手段完全如出一辙。法国人一点不比荷兰人、比利时人、丹麦人、瑞典人甚至意大利人更出格——意大利这个早先的德国盟友,在翻脸后,也成了感情上被德国人伤害的国家。
比起德国北面和西面的邻居,法国人多少还是显示出了一个大国的胸怀。毕竟德国曾在70年内三次入侵法国,法国战败投降时,所遭待遇远比荷兰、比利时、丹麦等更苛刻。法国被迫割让包括巴黎在内1/3领土、支付巨额占领费、陆空军限制在10万人以内、法国必须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与德国保持一致。
在被占领期间,法国向德国支付315亿马克占领费,法兰西银行向德国“贷款”45亿马克,法国政府还支付5亿马克的罚金。至于以“征收实物”为名从法国弄走的物资,则无法计数,法国75%的燕麦、80%的油、74%的钢,以及900万吨谷物,都被强征了。此外,德国还从法国强征了2750亿法郎的私人财产,5500亿法郎的国家财产,强征了70万劳工。就被掠夺财富总量和劳工比例而言,德国在法国的掠夺行为来得远比日本在亚洲彻底。
但二战德国战败后,荷兰这个为纳粹德国贡献了大批兵员的国家,向德国提出了远比法国苛刻的惩罚报复要求——相对于法国损失和所遭羞辱而言。在荷兰、丹麦等与德国“亲戚关系”最近的国家着手索取他们主张应从德国分得的土地、并开始驱逐这些领土上的德国侨民时,法国人虽然支持一切削弱德国的主张,但只是很温和地提出了土地索取要求,从未打算驱逐那些曾助纣为虐的德意志人。
为惩办战争期间的卖国贼,西欧、北欧国家纷纷恢复了叛国罪的死刑惩罚。战后,法国政府调查质询了近百万人,约10万人受惩处。当然,法国惩戒“法奸”的力度和深远程度比起西北欧的其他国家,并不算过分。要知道,“法奸”中一小撮如赖伐儿之流,由于笃信法西斯主义,崇拜希特勒,为纳粹德国鞍前马后主动服务的一片热情,足让德国人汗颜。在欧洲,由于特殊的历史复杂性和民族关系,这种彻底的铁杆卖国贼,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几乎找不到可与之相比的人。
法国政府在处决赖伐儿等人时,曾判处投降德国的贝当死刑,但戴高乐随即予以豁免。毕竟贝当投降多少情非得已,当时仓促应战的法军正与德军交战,法国灭亡只是时间和惨烈与否的问题。
再者,法国比起东欧尤其是苏联,德国没有欠下那么大的血海深仇。当年,为安抚愤怒的法国人,希特勒极力作出一副大度模样,要求德军在法国要像解放者而非征服者。在占领区,德军自觉地承担起救济和安置难民的工作。至于希特勒本人,有次在法国进行和谐观光之旅途中,被一位突然认出他的法国妇女惊呼“魔鬼”,希特勒只是一笑置之。
其实,法国人不断重翻当年对妇女剃光头,大规模肃整“法奸”的旧事,未尝不是其心态轻松的一种自嘲。
什么样的侵略者什么样的恨
作为后起的列强,德国、日本对外出兵时,都表现出远比老牌列强粗野残暴的一面。无论英法等老牌列强如何无耻地瓜分了世界,但其在海外用兵时,很少刻意强调显示其武力的恐怖威力,偏好于运用其平衡的统治技巧,而后起的列强则不然。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德皇威廉二世鼓励出征士兵:“如果遇到敌人,切勿留情,不要留活口,用你们手里的武器,让中国人即使在一千年以后,也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让我们为文明打开永久的通道!”到了纳粹德国时代,希特勒则强调,优秀的日耳曼青年应当像食肉动物一般凶猛,目光坚定冷酷,完全不知怜悯为何物。
一战前,德国在东非殖民地因当地土著杀死数十名德国殖民者,用屠杀几十万当地人的办法警告土著,德国人是不能碰的。二战期间,德国在各个占领区均颁布实施了野蛮的人质法令,凡杀死一名德国人,德军必在当地报复性处决数十至数百不等的人质。这个被处决数字,取决于这个民族在德国人眼中的种族地位。譬如在“高等”的荷兰,是10名荷兰人质抵1名德国人命,到了“低等”的苏联,则是50-100人,完全视拥有纪律处分权的基层军官心情而定。这种人质法令,似乎除了纳粹德国,历史上从未有其他国家广泛且公开地使用过。
日本在全盘西化的明治时代,为让西方列强承认其已迅速脱野蛮入文明,有西方人在场时,表现得甚至比老牌列强还有纪律。但到了大正时代,已进入先进文明国家之列的日本,经过对全盘西化的重新检讨反思,彻底丢掉了假惺惺的“文艺腔”,其陆军早已与武装暴徒别无二致。
若论血海深仇,无疑受创最深的应为波兰、苏联这样的国家,因为它们在二战中分别付出了约占人口1/6和1/7的死亡,但精神创痛者,无疑应当是韩国。日本韩国之间并未发生战争,满清和沙俄分别被日本击败后,整个朝鲜半岛像熟透的果子落入了日本怀抱,期间朝鲜人虽然有不断的零星反抗,但整个殖民时代,朝鲜半岛上所受的肉体和物质的创伤,来得远不如后来的中国,更不如被纳粹铁蹄践踏的东欧国家。
但日韩合并后,韩国全体国民被迫改姓名、废文字、习日语,即使在一个并无祖先崇拜的国家,这种高压下的同化运动,对被同化者都是一种持久而巨大的精神创伤,何况朝鲜民族的文明远比日本要历史悠久,且长期扮演着一个东亚大陆向日本输入文明养分脐带的作用。尤其是,日本这个自诩文明的殖民者,在推行快速同化政策时,其内在野蛮愚昧的底色时不时要泛出来,譬如为切断朝鲜王室王脉,不但完全拆毁朝鲜王宫,甚至连图纸都故意烧掉,对保留朝鲜民族文化记忆的东西,能不保留就不保留,更荒唐的是,日本殖民当局曾认认真真地往地下打入一些巨大的铁柱子,以期彻底破坏其风水。
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民族遭遇过如此强烈的精神屈辱。这种精神上的创伤,不会在日本人败退时,瞬间爆发变成驱逐和杀戮行为,但会随着时间而慢慢苏醒,一点点蔓延上来。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朝鲜半岛的痛苦像是被暴徒屡次强奸的精神痛苦,这种仇恨和创伤的指向性,往往更表现在清洗和清理留在民族文化和记忆中的屈辱的日本痕迹。
在韩国近年公布了“亲日派名单”后,曾爆出一场闹剧式的新闻,一位持激进的清算亲日主张的学者在全罗北道大学演讲时称,该校的雪松是朴正熙时代种植的“亲日残渣”,应予清算,于是,这批雪松被全数砍光。
这种近乎荒唐情形绝不可能在欧洲出现。但绝非意味着韩国人心胸如此狭小,因为朝鲜民族在日本投降时,并未发生过像在欧洲发生的针对德国侨民的猛烈报复。
而德国败亡时,被侵略国家大规模驱逐德意志侨民,从东欧国家被驱赶出家园的德意志人高达1000余万,若无英美干涉,较文明宽容的西欧北欧国家也会有近200万德意志人被驱逐出家园。德国人的残暴终于公平地吃到了苦果。但欧洲国家对德国人的仇恨,很快淡漠,好比一群被歹徒暴打辱骂过的人,在暴徒被惩之后,过去的痛楚和羞辱很快就淡忘了。
韩国人说,韩国人心中有大恨,这种大恨其有来自,无法用数字衡量,无法用文字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