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１９９３年春，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
江西瑞金市绵江河畔烟叶巷，一幢老式而简陋的房屋里，一位年逾八旬、头发花白、面容慈祥的老人躺在简易的木板床上，用她那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对身边的亲人吩咐：“我死后……就葬在瑞金这块红土地上，我虽然是外乡人……但我几乎一生……都是在这个革命老区里度过的，我舍不得……离开这块红土地呀！”
老人悄悄地走了，怀着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信念，面带微笑安祥地远去了。
这位老人，就是当年被苏区群众称为“妇女领头人”、“红色女高官”的黄长娇。
黄长娇１９３２年入党，曾任江西省总工会妇女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农检察部委员等职，红军长征后任游击队队长，解放后任瑞金县副县长，连任三届县政协副主席。
从挑夫到中央执行委员
１９１１年冬，黄长娇在江西赣县西北山区一户雇农家里呱呱落地。她家是村里最穷的一户，没有一分土地，父母长年都给地主铲茶山、烧木炭、挑土纸、做长工，盖不起房，一家人只得搭个茅棚挤在一起。
为了养家糊口，年幼的黄长娇跟着村里的男子汉，外出去做挑夫。每天，从山外挑货物到山里，又从山里挑土纸、木炭或木板木料到山外，经常一趟几十里路挑担进赣州城。一开始，辛辛苦苦一天下来，还能赚到几角钱。后来，因家穷出来做挑夫的多了，男女老少都有，做挑夫的脚力钱就下跌得厉害，有时连饭钱都赚不到，而市面上的物价却天天飞涨。即使是这样，为了能够活命，年仅十六七岁的黄长娇，还是整日整月地去挑担。肩上挑起了老茧，脚底天天磨起血泡，背也压弯了。艰苦的生活磨难，使她饱尝了人间疾苦和辛酸。
黄长娇曾回忆说：“正是童年的苦难和那三年挑担的艰苦生活，使我从小就渴望穷人老百姓能够翻身解放，能够当家作主。当后来共产党和红军领导穷人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时，我这个穷苦的农家姑娘便第一个站出来响应，投身革命队伍。”
１９２９年的春天，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很快来到了赣县。共产党和红军发动工农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成立了革命政权，打土豪分田地。
黄长娇是村里第一个挺身出来报名参加革命工作的。此时她刚满１９岁。由于受到红军的帮助教育和启发，加上苦大仇深，尽管并不懂很多革命道理，但她认识到：跟着共产党，跟着毛委员和红军干革命，才是穷人惟一的出路。参加革命工作，就是帮助穷人翻身得解放。因此，她干革命工作的劲头十足，每天走乡串户，发动群众。学到一点革命道理逢人就宣传，深受乡苏维埃政府干部和群众的称赞，选举她担任了乡政府的妇女代表。
乡里村里经常开群众大会，作为乡妇女代表的黄长娇也经常登台发言。她宣传反封建，反对包办买卖婚姻，还动员小童养媳和婢女婚姻自主。
当时，苏区各地提倡妇女剪短发、放脚。对于放脚，许多妇女都赞成，响应热烈，但一提到剪短发，就有许多人犹豫不决。老人家最反对剪发，有的说“剪了头发要倒霉，不男不女的”，还有的说“人要头，狗要尾，剪掉头发人像鬼”。
为了推动这项工作，黄长娇在一次妇女大会上，当场把自己的长发“咔嚓”一声剪掉了。她这一带头，在当地影响很大。没过几天，许多妇女都跟着剪短发了。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红色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了。挑夫出身的黄长娇，已锻练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基层妇女干部。根据她的工作表现，组织上将她从赣县苏区调往驻在兴国县的苏区江西省委机关工作，担任苏区江西省委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
参加革命两年多了，经过革命队伍这个大熔炉的磨练，黄长娇已经能够独立适应各种地方工作了。虽然她没有文化，但她说起话、做起工作来有条有理，省委领导经常表扬她。
她从小喜欢唱山歌，在兴国时她又学到了很多革命山歌。她经常用山歌来吸引和宣传群众，她走到哪，革命的歌声便响到哪，有些山歌是她自编自唱的，如宣传反封建压迫，她就唱《妇女苦情歌》：“荷树叶子叶连连，想起妇女真可怜……”。她和妇女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群众对她很熟悉。只要她下到基层，不管是在哪一区，哪一村，立即会围上一大群的女同胞，争着把她接到自己的家里去吃饭喝茶，吃点心。这个说：“黄干部，我们来坐一坐哇（说）一哇，红军革命什么时候能够成功啊？”那个说：“黄同志，到我家去，给我们唱首山歌听。”
１９３２年夏天，黄长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鲜红的党旗下，她心里默默地说：“党啊，是你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是你教育我在革命斗争中成长，我的一切都属于党的！”这年底，为了响应中央政府提出的优待红军家属的号召，黄长娇到赣县和兴国等县抓点，开展轰轰烈烈的优待红军家属运动。她发动广大妇女帮助红属耕田、干农活、打扫卫生、洗衣服做家务；带领乡村干部把政府救济的食盐和粮食，亲自送到红军家属手中；她和省委机关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一起参加“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活动，一道熬硝盐、打草鞋、开荒种菜园子。她每天早出晚归，餐风宿露，披星戴月，任劳任怨，朴实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称赞。省委书记李富春夸奖她是“妇女工作的模范”。
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０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村隆重召开了。时任苏区江西省总工会女工部长的黄长娇，也以江西省工人代表的身份来到红都瑞金，光荣地出席了这次大会。她胸前戴着一块用红布缝制的大会代表证章，和来自中央苏区的其它几位女代表坐在台下前面几排。她在台下清楚地看到了端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
在这次大会上，黄长娇光荣地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当选为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委员。她从一个目不识丁、依靠做苦工挑担出身的农家妇女，被人民群众选举为参政议政的红色女“高官”。
会后，她奉命留在中央工农检察部工作。
毛泽东关心她成长
中央工农检察部驻在沙洲坝新茶亭西侧附近山坡下，当地一座杨氏祠堂内。这里离沙洲坝满太屋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驻地很近，不过一二里路。
黄长娇就住在杨氏祠堂上厅天井边的一个小厢房内。地上很潮湿，光线很阴暗，一张旧神台桌子就是她的办公桌，一块门板铺上禾草加块草席就是她的床。她是一个青年女干部，可她比男同志只多一个小圆镜，一个木梳子，其它物品就是一个干粮袋、一个布书包、一个斗笠、一个竹制水杯。
１９３４年２月后，中央工农检察部在全苏区开展了反贪污浪费运动，加强党和政府的廉政建设。各县各区乡到处都贴满了“反贪污浪费”的宣传标语，每个乡村都挂着一个“控告箱”。黄长娇经常奉命到苏区江西、福建等省巡视和办案，每天早出晚归，非常辛苦。
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查处苏区江西省于都县一起领导干部贪污腐化案件，检察部委派黄长娇和另一个检察部干部朱招娣一同参加调查组，前去巡视和调查处理。临行前一天，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下乡检查工作时顺道来到检察部，听取部领导的工作汇报。他看见了黄长娇，便起身和她握手，热情地招呼她坐下。黄长娇虽然平日里经常看到毛泽东，但面对面坐在一起谈工作却是第一次，心里别提有多紧张。但看到毛泽东那么温和，没有一点架子，又将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毛泽东得知黄长娇要到于都县巡视办案，便向她介绍了那里的一些情况，并关心地说：“小黄同志，你是中央执行委员，搞革命工作，有什么困难吗？”黄长娇说：“我是贫苦出身，苦累都不怕，就是没有文化，干起工作来很吃力。”
毛泽东笑着说：“没有文化，可以学嘛！”
她说：“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还能学什么文化？”
毛泽东鼓励她说：“不要紧，我们的干部大多数都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只要有决心有恒心，就能学得到。你就从学自己的名字开始吧！”说着，他从跟前的桌子上拿了一张毛边纸和一支毛笔，用楷体端端正正写了“黄长娇”三个字。他一边把纸递给她，一边说：“这就是你的名字，你照着这样写就是了。”他又教导说：“要学好文化，就必须做到两条：一要多问，二要不怕条件差。现在条件差点，将来就会好的。”
后来黄长娇回忆这段历史时曾激动地说：“毛主席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从那时起，我下决心学起文化来了。慢慢地不但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还学会了写‘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等。”
日子长了，黄长娇能认能写的字也越来越多了。下乡开群众大会作报告时，也能事先用笔记上几点提纲；写不到的字，就画个图形或用记号代替。同志们都夸奖说：“黄长娇同志越来越有工作水平了。”
黄长娇从于都县巡视办案回到瑞金，又去了毛泽东那里，向毛泽东汇报在于都县查处贪污案件的经过。
毛泽东仔细听完了她的汇报，指示她们工作要认真，要发动群众。他说：“你们做巡视工作的同志，一要态度好，二要方法对头，这样，群众才会向你们反映情况。”
毛泽东还启发她说：“你们下去不光是去处理群众控告的案子，还要帮助各县工农检察部的同志落实各方面的政策法令。要去了解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各种法令的执行情况。”
毛泽东了解到黄长娇经常下乡来往于赣县、兴国、于都等地，有时一天要步行一百多里路，便对中央政府办公厅的同志提出说：“给黄长娇同志配一匹马吧，一个女同志天天下乡工作实在吃不消。”
过了不久，中央政府办公厅拨了一匹马给她使用。
黄长娇后来回忆说：“每当我骑马出去工作的时候，就会想起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教导，就能增添我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
在瑞金中央机关工作期间，黄长娇和时任中央政府劳动部部长的邓振询结合在一起了。邓振询是兴国县上社区塘石乡人，比黄长娇大３岁，是１９２８年加入共青团、次年２月入党的老同志。１９３０年２月被选为兴国县总工会委员长，１９３１年以江西省工会代表出席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１９３２年担任江西省职工联合会执行委员、委员长。１９３３年５月当选全国手工业工会委员长，１９３４年１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担任中央政府劳动部部长。黄长娇在兴国县江西省委机关工作时就和他认识，省委机关迁宁都后她又和他一起工作，彼此都很熟悉和了解。共同的革命工作和革命理想，使他们成为一对恩爱的革命夫妻。
长征时因怀孕而留下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晚，中共中央、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踏上长征路。苏区人民群众怀着沉重的心情，唱着《十送红军》的歌谣，送自己的子弟兵出发。
出发之前，组织上安排黄长娇跟随“红章纵队”中的卫生部队行动，以便帮助做些护士工作。此时，邓振询已分配到红五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任部长，已于十几天前随军行动去了，俩人连一句道别的话都未讲。她根本没有想到，夫妻俩此一别竟成永诀。１９３７年国共合作抗战开始后，邓振询曾派人四处打听黄长娇的下落，但未果。因此，误以为她已在瑞金苏区牺牲，因而后来又与李坚真结合在一起，此为后话。
出发的头天下午，中央工农检察部通知黄长娇去参加体检，黄长娇高兴地去了，回来后又继续忙着收拾行李。想想就要随大部队行动了，她心里别提有多高兴。没想到，中央机关一位同志来通知她说：“黄长娇同志，组织上让你留下来。”“为什么？”黄长娇非常意外。“卫生部化验检查结果出来了，你已经怀孕三个多月了，不能随军行动，因此让你留下。”
“什么？让我留下来？我怀孕了？真是气死人！”她懊恼极了。既然组织上作出了决定，作为一个党员，她也就无条件地服从。和她一起留下的还有另外两个女同志。
本来，黄长娇是作了随军行动突围北上的准备的，名单上也有她的名字，因此组织上没有和地下党组织及留下打游击的同志联系，加之突围出发行动匆忙，也没来得及向她们做好交待。黄长娇她们与组织上失去了联系。
“一定要和地方党组织联系上，一定要找到党！”黄长娇坚定地说。
然而，到哪里去找党组织呢？大家一时心中无底。红军主力突围时，黄长娇似乎听说过游击队在闽赣边界长汀县城边上的武夷山一带活动，刘国兴和钟民等同志领导的游击队也在那里打游击，这几位领导人她都认识。因此，她们决定到武夷山一带去寻找党和游击队。
爬了好几天的山，一路没有粮食吃。她们饿了喝山泉水，吃生野菜。有一天，从废墟里挖出了一些烧焦的谷粒，她们高兴得不得了，于是捡起来，用两块瓦片搓出米心来吃。到了福建省长汀县境的一个山脚下时，她们得知，长汀有一个反动大刀会，非常凶恶残忍，正在捕捉革命群众和红军游击队失散人员。闽赣边境四处都被敌人封锁得水泄不通，没有路条和证明的过路人，见到就抓，抓到就杀。好心的群众劝她们不要再往前走。黄长娇决定返回瑞金。这天半夜，她们三人悄悄地爬到一个只有二三户人家的小山村，向一户农家要到了两碗冷饭，算是填了一下肚子。次日清晨，又沿着来路爬了三天山道，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瑞金。
瑞金已经是白色恐怖，为防万一，黄长娇和她的同伴决定分散行动。黄长娇和另外一人分头去找游击队。她一连走了四五天的山路，终于来到了白竹寨山村。红军主力走后，中共瑞金县委和游击队的主力便驻在这里。
在白竹寨，她见到了县委书记兼瑞金游击司令部政治委员杨世珠，杨书记也是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俩人久别重逢都感到很高兴。
经县委研究，决定由黄长娇担任白竹寨的区委书记。不久，考虑她已怀孕四五个月了，爬山越岭很不方便，又让她改任区委组织部长。
没几天，古柏的爱人曾碧漪和周月林也几经周折来到了武阳区。曾碧漪，广东南雄人，１９２５年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寻乌县委妇女部长、红四军总前委秘书等职。周月林，上海人，１９２５年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苏维埃国家医院院长等职。她们和黄长娇一起在武阳度过了一段艰苦的游击斗争岁月。
在艰苦的游击岁月里
１９３５年初，国民党调集了十多万军队，对瑞金、宁都、会昌、于都、长汀等县老苏区进行残酷的“围剿”和烧杀，到处一片白色恐怖。
为了消灭红军游击队，敌人在组织军事“清剿”时，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到山林中伏击红军游击队，到村庄里骚扰群众，经常派出便衣侦探，到山区探动静，听响声、看烟火、跟脚印，一发现“情况”，就立即调兵包围。敌人声称“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游击队”，疯狂叫嚣：“不把‘共匪’打死，也要把他们烧死，烧不死也要把他们困死、饿死。”一时，瑞金安治乡一带绵延几百里的大山，牢牢被敌人围住，连画眉山雀也飞不过去。但黄长娇所在的汀瑞游击队仍然在深山密林里战斗着。
时值严冬，满山遍野覆盖着厚厚的大雪，黄长娇和战友们白天黑夜都躲在山沟里，身上穿的是烂棉袄，粮食断绝一个多月了，大家只得天天吃野菜、树叶。后来，游击队住的那个山谷里，能吃的野菜和树叶都吃光了，只得派人摸黑到另一个山谷去找野菜或树叶。开始吃树叶和野菜时还不觉得怎样，吃了没几天后，肚子便胀得要命，人人脸上发肿发黄，病人也不断增加，而且病情一天天严重。游击队员们自编了一首山歌，描写艰苦的游击岁月：
“睡露天，野地眠，地当床，柴当枕；卧草堆，盖蓑衣，霜雪打，风雨淋；无腰带，捆箩绳，烂布块，当面巾；锯竹兜，当面盆，篾骨火，当夜灯；……”
一次，担任游击队长的黄长娇在率部转移时，忽然肚子痛得要命，脚一挪动，整个身上的肌肉似乎要堕下去，一阵头昏眼花，跌倒在地上。同志们要抬着她走，她甩开她们的手说：“你们快走，不要管我。”“黄队长，我们不能丢掉你，要死，死在一起。”同志们说。黄长娇听了急得冒火：“为我一个人死，有什么价值！现在要紧的是保存革命力量，我代表党命令你们快走！”大家才流着热泪突围转移了。
枪声越响越近，子弹从她身旁树丛中穿过，黄长娇用力吸了一口冷气，心想：决不做俘虏。于是拿出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心里对自己说：“要镇静，能避免牺牲最好，要保持自己的战斗力继续战斗。”她发现身旁有条小溪，就毫不犹豫地往溪里一滚，隐藏在溪旁岩洞里。她感到肚子一阵剧痛，便昏了过去。醒来时，见敌人还站在她原来站过的地方瞎叫瞎打枪，子弹打在溪沟里溅得她满身都是水。敌人搜索了一个多钟头，什么也没捞着，下山走了。黄长娇悄悄地钻了出来，山谷里死气沉沉，一片呛人的火药味。
虽已是初春二月，可天气还很寒冷，阵阵北风像钢刀一样刮来，身上只穿着两件破旧单衣的黄长娇冻得发抖。她咬紧牙关，带着一身的伤痛，忍着饥饿，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动，每往前爬一步，都要使出全身力气。肚子实在饿了，就抓把树叶往嘴里塞，口渴了，就爬到山溪边饱喝一顿冷水。
后来，黄长娇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就这样，我当时在山上整整躺了三天。这次饥饿比任何时候都难受，脑袋里嗡嗡作响，两眼金星直冒。肚子里的胎儿饿得打滚。……次日，天刚蒙蒙亮，我使劲吞下一肚子野菜树叶，继续往前爬。爬上山，又爬下山。到底会爬到哪里去，自己也不知道。”
这天，黄长娇爬上了一座高高的山峰。她往下一瞧，一片林海间露出两间茅屋。她闭起眼睛，心一横，骨碌碌地往山下滚去，人到了山下，也昏死过去。当她醒来时，已被山下游击队救起。她终于又看见了同志们，又回到了党的身旁，如一个孩子找到了失散的母亲，她的眼睛湿润了。
不久，根据形势的变化，瑞金地下党组织决定派一部分人员深入群众中去，秘密开展地下工作，以便支援山上游击队的活动。党组织考虑黄长娇产期迫近，无法随游击队行动，便让她下山转入地下工作。
隐蔽在安治山区下新塘村坚持地下工作的黄长娇，化名黄水香，和村里仅剩的三四个党员秘密组织了党支部，自任书记，领导群众设法支援游击队。
一天，山上游击队寄来紧急通知；“水香同志，山上游击队已断粮半个多月，十万火急，请设法运粮上山。”敌人封锁严密，粮食很难送上山。黄长娇立即召开党支部会议，商量出送粮上山的办法，将竹杠的竹节打通，装进米盐，群众上山砍柴时带上山去。这个办法很管用。山上的游击队有了粮食，也就转危为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黄长娇和武阳乡石阔村一位名叫陈贻勋的青年人结了婚。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救过她。他们先后生下了三个女儿。她和陈贻勋共同生活了３０年，直到陈贻勋１９６７年病故。
１９４９年８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瑞金，一举解放了瑞金全县。瑞金解放的当天，一直秘密在当地坚持地下斗争的黄长娇、刘辉山等一批革命同志，分别公开身份，找到县委、县政府领导，汇报本地各方面的情况，并把保存和收缴的枪支、证件、文件上交给组织，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新生活的向往。用黄长娇自己的话来说，当时她感到“我的再生父母共产党回来了，红军回来了，我像全国人民一样，从反动派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重新抬起头，挺起胸膛，成为新中国的主人翁”。
红土地的女儿
１９５５年３月，４４岁的黄长娇光荣地当选为瑞金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一直干到１９６１年。期间，她为瑞金的经济文化教育建设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来到瑞金视察，与黄长娇这位老战友重逢，他非常高兴。他们一起回忆了当年苏区时期共同开展工农检察工作的情况，都感慨万千。临行前，董必武副主席专门和她合影留念。这张照片，黄长娇一直把它挂在自己的房间里，非常珍重，只可惜后来遗失了。
１９６３年７月，黄长娇当选为政协瑞金县第三届委员会专职副主席。１９６６年２月，她又当选为政协瑞金县第四届委员会专职副主席。
“文革”期间，黄长娇蒙冤受屈，被污为“叛徒”、“四类份子”，遭受造反派组织的非人折磨。在接受批斗时，她的嘴巴被打烂了，当时缝了好几针。她的尾椎骨也被打得骨折，伤痛伴随了她的整个晚年。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黄长娇当选为政协瑞金县第五届委员会专职副主席。她以７０多岁的高龄，继续为党为人民孜孜不倦地忘我工作，为革命发挥余热。
黄长娇出身贫寒，历经磨难。她是农民的女儿，深知生计艰难，一缕一粟来之不易。她在生活上非常节俭，平时饮食非常简单。瑞金城的群众都知道，她平时总是穿着那几件朴素的老式衣裳，不肯添置新衣，冬天总是戴一顶自己编织并且用了多年的老人帽。她和家人几十年来一直租住县房产公司代管的旧民房，不愿给政府添麻烦。她真正做到了淡泊名利，淡泊生活享受。从她的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位苏区老干部的风采。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间，瑞金举行中央革命根据地暨临时中央政府创建６０周年纪念活动时，瑞金籍老红军钟辉将军、杨力将军和杨加华大校等老同志专程来瑞金参加庆祝活动。会后，他们又专程到烟叶巷看望黄长娇，此时她因中风后遗症无法行走坐在轮椅上。钟辉将军非常敬重这位苏区革命老人，双手握住她的手说：“邓颖超大姐让我们代她向你问好！”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眼角涌出热泪。
黄长娇逝世后，瑞金县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对这位革命老人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邓振询的孙女邓春兰也和她的丈夫和女儿专程来瑞金参加这位老奶奶的追悼会。当黄长娇老人的灵柩由亲属护送上山安葬时，当地的居民群众纷纷自发地加入送葬队伍，不断有群众鸣放鞭炮，为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送行。
黄长娇虽然走了，但她永远活在老区人民的心里，因为她是红土地的女儿，她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人民，属于她脚下那片红土地的。
江西瑞金市绵江河畔烟叶巷，一幢老式而简陋的房屋里，一位年逾八旬、头发花白、面容慈祥的老人躺在简易的木板床上，用她那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对身边的亲人吩咐：“我死后……就葬在瑞金这块红土地上，我虽然是外乡人……但我几乎一生……都是在这个革命老区里度过的，我舍不得……离开这块红土地呀！”
老人悄悄地走了，怀着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信念，面带微笑安祥地远去了。
这位老人，就是当年被苏区群众称为“妇女领头人”、“红色女高官”的黄长娇。
黄长娇１９３２年入党，曾任江西省总工会妇女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农检察部委员等职，红军长征后任游击队队长，解放后任瑞金县副县长，连任三届县政协副主席。
从挑夫到中央执行委员
１９１１年冬，黄长娇在江西赣县西北山区一户雇农家里呱呱落地。她家是村里最穷的一户，没有一分土地，父母长年都给地主铲茶山、烧木炭、挑土纸、做长工，盖不起房，一家人只得搭个茅棚挤在一起。
为了养家糊口，年幼的黄长娇跟着村里的男子汉，外出去做挑夫。每天，从山外挑货物到山里，又从山里挑土纸、木炭或木板木料到山外，经常一趟几十里路挑担进赣州城。一开始，辛辛苦苦一天下来，还能赚到几角钱。后来，因家穷出来做挑夫的多了，男女老少都有，做挑夫的脚力钱就下跌得厉害，有时连饭钱都赚不到，而市面上的物价却天天飞涨。即使是这样，为了能够活命，年仅十六七岁的黄长娇，还是整日整月地去挑担。肩上挑起了老茧，脚底天天磨起血泡，背也压弯了。艰苦的生活磨难，使她饱尝了人间疾苦和辛酸。
黄长娇曾回忆说：“正是童年的苦难和那三年挑担的艰苦生活，使我从小就渴望穷人老百姓能够翻身解放，能够当家作主。当后来共产党和红军领导穷人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时，我这个穷苦的农家姑娘便第一个站出来响应，投身革命队伍。”
１９２９年的春天，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很快来到了赣县。共产党和红军发动工农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成立了革命政权，打土豪分田地。
黄长娇是村里第一个挺身出来报名参加革命工作的。此时她刚满１９岁。由于受到红军的帮助教育和启发，加上苦大仇深，尽管并不懂很多革命道理，但她认识到：跟着共产党，跟着毛委员和红军干革命，才是穷人惟一的出路。参加革命工作，就是帮助穷人翻身得解放。因此，她干革命工作的劲头十足，每天走乡串户，发动群众。学到一点革命道理逢人就宣传，深受乡苏维埃政府干部和群众的称赞，选举她担任了乡政府的妇女代表。
乡里村里经常开群众大会，作为乡妇女代表的黄长娇也经常登台发言。她宣传反封建，反对包办买卖婚姻，还动员小童养媳和婢女婚姻自主。
当时，苏区各地提倡妇女剪短发、放脚。对于放脚，许多妇女都赞成，响应热烈，但一提到剪短发，就有许多人犹豫不决。老人家最反对剪发，有的说“剪了头发要倒霉，不男不女的”，还有的说“人要头，狗要尾，剪掉头发人像鬼”。
为了推动这项工作，黄长娇在一次妇女大会上，当场把自己的长发“咔嚓”一声剪掉了。她这一带头，在当地影响很大。没过几天，许多妇女都跟着剪短发了。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红色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了。挑夫出身的黄长娇，已锻练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基层妇女干部。根据她的工作表现，组织上将她从赣县苏区调往驻在兴国县的苏区江西省委机关工作，担任苏区江西省委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
参加革命两年多了，经过革命队伍这个大熔炉的磨练，黄长娇已经能够独立适应各种地方工作了。虽然她没有文化，但她说起话、做起工作来有条有理，省委领导经常表扬她。
她从小喜欢唱山歌，在兴国时她又学到了很多革命山歌。她经常用山歌来吸引和宣传群众，她走到哪，革命的歌声便响到哪，有些山歌是她自编自唱的，如宣传反封建压迫，她就唱《妇女苦情歌》：“荷树叶子叶连连，想起妇女真可怜……”。她和妇女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群众对她很熟悉。只要她下到基层，不管是在哪一区，哪一村，立即会围上一大群的女同胞，争着把她接到自己的家里去吃饭喝茶，吃点心。这个说：“黄干部，我们来坐一坐哇（说）一哇，红军革命什么时候能够成功啊？”那个说：“黄同志，到我家去，给我们唱首山歌听。”
１９３２年夏天，黄长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鲜红的党旗下，她心里默默地说：“党啊，是你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是你教育我在革命斗争中成长，我的一切都属于党的！”这年底，为了响应中央政府提出的优待红军家属的号召，黄长娇到赣县和兴国等县抓点，开展轰轰烈烈的优待红军家属运动。她发动广大妇女帮助红属耕田、干农活、打扫卫生、洗衣服做家务；带领乡村干部把政府救济的食盐和粮食，亲自送到红军家属手中；她和省委机关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一起参加“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活动，一道熬硝盐、打草鞋、开荒种菜园子。她每天早出晚归，餐风宿露，披星戴月，任劳任怨，朴实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称赞。省委书记李富春夸奖她是“妇女工作的模范”。
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０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村隆重召开了。时任苏区江西省总工会女工部长的黄长娇，也以江西省工人代表的身份来到红都瑞金，光荣地出席了这次大会。她胸前戴着一块用红布缝制的大会代表证章，和来自中央苏区的其它几位女代表坐在台下前面几排。她在台下清楚地看到了端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
在这次大会上，黄长娇光荣地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当选为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委员。她从一个目不识丁、依靠做苦工挑担出身的农家妇女，被人民群众选举为参政议政的红色女“高官”。
会后，她奉命留在中央工农检察部工作。
毛泽东关心她成长
中央工农检察部驻在沙洲坝新茶亭西侧附近山坡下，当地一座杨氏祠堂内。这里离沙洲坝满太屋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驻地很近，不过一二里路。
黄长娇就住在杨氏祠堂上厅天井边的一个小厢房内。地上很潮湿，光线很阴暗，一张旧神台桌子就是她的办公桌，一块门板铺上禾草加块草席就是她的床。她是一个青年女干部，可她比男同志只多一个小圆镜，一个木梳子，其它物品就是一个干粮袋、一个布书包、一个斗笠、一个竹制水杯。
１９３４年２月后，中央工农检察部在全苏区开展了反贪污浪费运动，加强党和政府的廉政建设。各县各区乡到处都贴满了“反贪污浪费”的宣传标语，每个乡村都挂着一个“控告箱”。黄长娇经常奉命到苏区江西、福建等省巡视和办案，每天早出晚归，非常辛苦。
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查处苏区江西省于都县一起领导干部贪污腐化案件，检察部委派黄长娇和另一个检察部干部朱招娣一同参加调查组，前去巡视和调查处理。临行前一天，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下乡检查工作时顺道来到检察部，听取部领导的工作汇报。他看见了黄长娇，便起身和她握手，热情地招呼她坐下。黄长娇虽然平日里经常看到毛泽东，但面对面坐在一起谈工作却是第一次，心里别提有多紧张。但看到毛泽东那么温和，没有一点架子，又将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毛泽东得知黄长娇要到于都县巡视办案，便向她介绍了那里的一些情况，并关心地说：“小黄同志，你是中央执行委员，搞革命工作，有什么困难吗？”黄长娇说：“我是贫苦出身，苦累都不怕，就是没有文化，干起工作来很吃力。”
毛泽东笑着说：“没有文化，可以学嘛！”
她说：“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还能学什么文化？”
毛泽东鼓励她说：“不要紧，我们的干部大多数都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只要有决心有恒心，就能学得到。你就从学自己的名字开始吧！”说着，他从跟前的桌子上拿了一张毛边纸和一支毛笔，用楷体端端正正写了“黄长娇”三个字。他一边把纸递给她，一边说：“这就是你的名字，你照着这样写就是了。”他又教导说：“要学好文化，就必须做到两条：一要多问，二要不怕条件差。现在条件差点，将来就会好的。”
后来黄长娇回忆这段历史时曾激动地说：“毛主席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从那时起，我下决心学起文化来了。慢慢地不但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还学会了写‘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等。”
日子长了，黄长娇能认能写的字也越来越多了。下乡开群众大会作报告时，也能事先用笔记上几点提纲；写不到的字，就画个图形或用记号代替。同志们都夸奖说：“黄长娇同志越来越有工作水平了。”
黄长娇从于都县巡视办案回到瑞金，又去了毛泽东那里，向毛泽东汇报在于都县查处贪污案件的经过。
毛泽东仔细听完了她的汇报，指示她们工作要认真，要发动群众。他说：“你们做巡视工作的同志，一要态度好，二要方法对头，这样，群众才会向你们反映情况。”
毛泽东还启发她说：“你们下去不光是去处理群众控告的案子，还要帮助各县工农检察部的同志落实各方面的政策法令。要去了解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各种法令的执行情况。”
毛泽东了解到黄长娇经常下乡来往于赣县、兴国、于都等地，有时一天要步行一百多里路，便对中央政府办公厅的同志提出说：“给黄长娇同志配一匹马吧，一个女同志天天下乡工作实在吃不消。”
过了不久，中央政府办公厅拨了一匹马给她使用。
黄长娇后来回忆说：“每当我骑马出去工作的时候，就会想起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教导，就能增添我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
在瑞金中央机关工作期间，黄长娇和时任中央政府劳动部部长的邓振询结合在一起了。邓振询是兴国县上社区塘石乡人，比黄长娇大３岁，是１９２８年加入共青团、次年２月入党的老同志。１９３０年２月被选为兴国县总工会委员长，１９３１年以江西省工会代表出席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１９３２年担任江西省职工联合会执行委员、委员长。１９３３年５月当选全国手工业工会委员长，１９３４年１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担任中央政府劳动部部长。黄长娇在兴国县江西省委机关工作时就和他认识，省委机关迁宁都后她又和他一起工作，彼此都很熟悉和了解。共同的革命工作和革命理想，使他们成为一对恩爱的革命夫妻。
长征时因怀孕而留下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晚，中共中央、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踏上长征路。苏区人民群众怀着沉重的心情，唱着《十送红军》的歌谣，送自己的子弟兵出发。
出发之前，组织上安排黄长娇跟随“红章纵队”中的卫生部队行动，以便帮助做些护士工作。此时，邓振询已分配到红五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任部长，已于十几天前随军行动去了，俩人连一句道别的话都未讲。她根本没有想到，夫妻俩此一别竟成永诀。１９３７年国共合作抗战开始后，邓振询曾派人四处打听黄长娇的下落，但未果。因此，误以为她已在瑞金苏区牺牲，因而后来又与李坚真结合在一起，此为后话。
出发的头天下午，中央工农检察部通知黄长娇去参加体检，黄长娇高兴地去了，回来后又继续忙着收拾行李。想想就要随大部队行动了，她心里别提有多高兴。没想到，中央机关一位同志来通知她说：“黄长娇同志，组织上让你留下来。”“为什么？”黄长娇非常意外。“卫生部化验检查结果出来了，你已经怀孕三个多月了，不能随军行动，因此让你留下。”
“什么？让我留下来？我怀孕了？真是气死人！”她懊恼极了。既然组织上作出了决定，作为一个党员，她也就无条件地服从。和她一起留下的还有另外两个女同志。
本来，黄长娇是作了随军行动突围北上的准备的，名单上也有她的名字，因此组织上没有和地下党组织及留下打游击的同志联系，加之突围出发行动匆忙，也没来得及向她们做好交待。黄长娇她们与组织上失去了联系。
“一定要和地方党组织联系上，一定要找到党！”黄长娇坚定地说。
然而，到哪里去找党组织呢？大家一时心中无底。红军主力突围时，黄长娇似乎听说过游击队在闽赣边界长汀县城边上的武夷山一带活动，刘国兴和钟民等同志领导的游击队也在那里打游击，这几位领导人她都认识。因此，她们决定到武夷山一带去寻找党和游击队。
爬了好几天的山，一路没有粮食吃。她们饿了喝山泉水，吃生野菜。有一天，从废墟里挖出了一些烧焦的谷粒，她们高兴得不得了，于是捡起来，用两块瓦片搓出米心来吃。到了福建省长汀县境的一个山脚下时，她们得知，长汀有一个反动大刀会，非常凶恶残忍，正在捕捉革命群众和红军游击队失散人员。闽赣边境四处都被敌人封锁得水泄不通，没有路条和证明的过路人，见到就抓，抓到就杀。好心的群众劝她们不要再往前走。黄长娇决定返回瑞金。这天半夜，她们三人悄悄地爬到一个只有二三户人家的小山村，向一户农家要到了两碗冷饭，算是填了一下肚子。次日清晨，又沿着来路爬了三天山道，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瑞金。
瑞金已经是白色恐怖，为防万一，黄长娇和她的同伴决定分散行动。黄长娇和另外一人分头去找游击队。她一连走了四五天的山路，终于来到了白竹寨山村。红军主力走后，中共瑞金县委和游击队的主力便驻在这里。
在白竹寨，她见到了县委书记兼瑞金游击司令部政治委员杨世珠，杨书记也是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俩人久别重逢都感到很高兴。
经县委研究，决定由黄长娇担任白竹寨的区委书记。不久，考虑她已怀孕四五个月了，爬山越岭很不方便，又让她改任区委组织部长。
没几天，古柏的爱人曾碧漪和周月林也几经周折来到了武阳区。曾碧漪，广东南雄人，１９２５年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寻乌县委妇女部长、红四军总前委秘书等职。周月林，上海人，１９２５年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苏维埃国家医院院长等职。她们和黄长娇一起在武阳度过了一段艰苦的游击斗争岁月。
在艰苦的游击岁月里
１９３５年初，国民党调集了十多万军队，对瑞金、宁都、会昌、于都、长汀等县老苏区进行残酷的“围剿”和烧杀，到处一片白色恐怖。
为了消灭红军游击队，敌人在组织军事“清剿”时，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到山林中伏击红军游击队，到村庄里骚扰群众，经常派出便衣侦探，到山区探动静，听响声、看烟火、跟脚印，一发现“情况”，就立即调兵包围。敌人声称“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游击队”，疯狂叫嚣：“不把‘共匪’打死，也要把他们烧死，烧不死也要把他们困死、饿死。”一时，瑞金安治乡一带绵延几百里的大山，牢牢被敌人围住，连画眉山雀也飞不过去。但黄长娇所在的汀瑞游击队仍然在深山密林里战斗着。
时值严冬，满山遍野覆盖着厚厚的大雪，黄长娇和战友们白天黑夜都躲在山沟里，身上穿的是烂棉袄，粮食断绝一个多月了，大家只得天天吃野菜、树叶。后来，游击队住的那个山谷里，能吃的野菜和树叶都吃光了，只得派人摸黑到另一个山谷去找野菜或树叶。开始吃树叶和野菜时还不觉得怎样，吃了没几天后，肚子便胀得要命，人人脸上发肿发黄，病人也不断增加，而且病情一天天严重。游击队员们自编了一首山歌，描写艰苦的游击岁月：
“睡露天，野地眠，地当床，柴当枕；卧草堆，盖蓑衣，霜雪打，风雨淋；无腰带，捆箩绳，烂布块，当面巾；锯竹兜，当面盆，篾骨火，当夜灯；……”
一次，担任游击队长的黄长娇在率部转移时，忽然肚子痛得要命，脚一挪动，整个身上的肌肉似乎要堕下去，一阵头昏眼花，跌倒在地上。同志们要抬着她走，她甩开她们的手说：“你们快走，不要管我。”“黄队长，我们不能丢掉你，要死，死在一起。”同志们说。黄长娇听了急得冒火：“为我一个人死，有什么价值！现在要紧的是保存革命力量，我代表党命令你们快走！”大家才流着热泪突围转移了。
枪声越响越近，子弹从她身旁树丛中穿过，黄长娇用力吸了一口冷气，心想：决不做俘虏。于是拿出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心里对自己说：“要镇静，能避免牺牲最好，要保持自己的战斗力继续战斗。”她发现身旁有条小溪，就毫不犹豫地往溪里一滚，隐藏在溪旁岩洞里。她感到肚子一阵剧痛，便昏了过去。醒来时，见敌人还站在她原来站过的地方瞎叫瞎打枪，子弹打在溪沟里溅得她满身都是水。敌人搜索了一个多钟头，什么也没捞着，下山走了。黄长娇悄悄地钻了出来，山谷里死气沉沉，一片呛人的火药味。
虽已是初春二月，可天气还很寒冷，阵阵北风像钢刀一样刮来，身上只穿着两件破旧单衣的黄长娇冻得发抖。她咬紧牙关，带着一身的伤痛，忍着饥饿，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动，每往前爬一步，都要使出全身力气。肚子实在饿了，就抓把树叶往嘴里塞，口渴了，就爬到山溪边饱喝一顿冷水。
后来，黄长娇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就这样，我当时在山上整整躺了三天。这次饥饿比任何时候都难受，脑袋里嗡嗡作响，两眼金星直冒。肚子里的胎儿饿得打滚。……次日，天刚蒙蒙亮，我使劲吞下一肚子野菜树叶，继续往前爬。爬上山，又爬下山。到底会爬到哪里去，自己也不知道。”
这天，黄长娇爬上了一座高高的山峰。她往下一瞧，一片林海间露出两间茅屋。她闭起眼睛，心一横，骨碌碌地往山下滚去，人到了山下，也昏死过去。当她醒来时，已被山下游击队救起。她终于又看见了同志们，又回到了党的身旁，如一个孩子找到了失散的母亲，她的眼睛湿润了。
不久，根据形势的变化，瑞金地下党组织决定派一部分人员深入群众中去，秘密开展地下工作，以便支援山上游击队的活动。党组织考虑黄长娇产期迫近，无法随游击队行动，便让她下山转入地下工作。
隐蔽在安治山区下新塘村坚持地下工作的黄长娇，化名黄水香，和村里仅剩的三四个党员秘密组织了党支部，自任书记，领导群众设法支援游击队。
一天，山上游击队寄来紧急通知；“水香同志，山上游击队已断粮半个多月，十万火急，请设法运粮上山。”敌人封锁严密，粮食很难送上山。黄长娇立即召开党支部会议，商量出送粮上山的办法，将竹杠的竹节打通，装进米盐，群众上山砍柴时带上山去。这个办法很管用。山上的游击队有了粮食，也就转危为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黄长娇和武阳乡石阔村一位名叫陈贻勋的青年人结了婚。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救过她。他们先后生下了三个女儿。她和陈贻勋共同生活了３０年，直到陈贻勋１９６７年病故。
１９４９年８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瑞金，一举解放了瑞金全县。瑞金解放的当天，一直秘密在当地坚持地下斗争的黄长娇、刘辉山等一批革命同志，分别公开身份，找到县委、县政府领导，汇报本地各方面的情况，并把保存和收缴的枪支、证件、文件上交给组织，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新生活的向往。用黄长娇自己的话来说，当时她感到“我的再生父母共产党回来了，红军回来了，我像全国人民一样，从反动派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重新抬起头，挺起胸膛，成为新中国的主人翁”。
红土地的女儿
１９５５年３月，４４岁的黄长娇光荣地当选为瑞金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一直干到１９６１年。期间，她为瑞金的经济文化教育建设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来到瑞金视察，与黄长娇这位老战友重逢，他非常高兴。他们一起回忆了当年苏区时期共同开展工农检察工作的情况，都感慨万千。临行前，董必武副主席专门和她合影留念。这张照片，黄长娇一直把它挂在自己的房间里，非常珍重，只可惜后来遗失了。
１９６３年７月，黄长娇当选为政协瑞金县第三届委员会专职副主席。１９６６年２月，她又当选为政协瑞金县第四届委员会专职副主席。
“文革”期间，黄长娇蒙冤受屈，被污为“叛徒”、“四类份子”，遭受造反派组织的非人折磨。在接受批斗时，她的嘴巴被打烂了，当时缝了好几针。她的尾椎骨也被打得骨折，伤痛伴随了她的整个晚年。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黄长娇当选为政协瑞金县第五届委员会专职副主席。她以７０多岁的高龄，继续为党为人民孜孜不倦地忘我工作，为革命发挥余热。
黄长娇出身贫寒，历经磨难。她是农民的女儿，深知生计艰难，一缕一粟来之不易。她在生活上非常节俭，平时饮食非常简单。瑞金城的群众都知道，她平时总是穿着那几件朴素的老式衣裳，不肯添置新衣，冬天总是戴一顶自己编织并且用了多年的老人帽。她和家人几十年来一直租住县房产公司代管的旧民房，不愿给政府添麻烦。她真正做到了淡泊名利，淡泊生活享受。从她的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位苏区老干部的风采。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间，瑞金举行中央革命根据地暨临时中央政府创建６０周年纪念活动时，瑞金籍老红军钟辉将军、杨力将军和杨加华大校等老同志专程来瑞金参加庆祝活动。会后，他们又专程到烟叶巷看望黄长娇，此时她因中风后遗症无法行走坐在轮椅上。钟辉将军非常敬重这位苏区革命老人，双手握住她的手说：“邓颖超大姐让我们代她向你问好！”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眼角涌出热泪。
黄长娇逝世后，瑞金县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对这位革命老人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邓振询的孙女邓春兰也和她的丈夫和女儿专程来瑞金参加这位老奶奶的追悼会。当黄长娇老人的灵柩由亲属护送上山安葬时，当地的居民群众纷纷自发地加入送葬队伍，不断有群众鸣放鞭炮，为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送行。
黄长娇虽然走了，但她永远活在老区人民的心里，因为她是红土地的女儿，她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人民，属于她脚下那片红土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