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初我走进了全国政协，同时担任了十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我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期间曾经分管人权的对外宣传，200i年退居二线后担任了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和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的职务。由于历史的延续，我在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依然分工对外宣传和人权工作。
　　我在2003年3月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期间，多次就人权发表意见，积极建言将“人权”概念写入宪法，从而成为国家法律依据和公民的行为准则。
　　其实，人权在我国一直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很多人，包括领导干部对此迷惑不解，把人权视为神秘、敏感的政治话题讳莫如深，甚至有的干部担心公众人权意识的提高，会给领导管理事业带来麻烦。有人告诉我，一位在监狱里服刑的犯人(犯法人员除了依法被剥夺的权利以外，同样享有人权)被打，他说管理人员侵犯了他的人权，而管理人员却说“我打的就是你的人权!”我国媒体的宣传报道中除了每年几次反驳美国等西方政府对我国人权的攻击外，平时很少涉及人权报道。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这不久以前，中国人权研究会向某一重要新闻宣传部门发了份开会通知，因为已经下班，便把通知从门缝中塞进了办公室。第二天，几个人上班后看到这一带有“人权”字样的通知，谁也不敢捡起来，纷纷议论是“法轮功”所为。类似情况并非罕见。
　　这种情况下，为宣传“尊重和保障人权”，普及人权知识，我与搜狐网商议，借2003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55周年的契机，举办《有关人权知识系列访谈》。直面网民，我还是有很多顾虑的：互联网毫无遮拦，交谈敏感性的人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网民会提出什么不适宜的问题?访谈的局面能不能掌控?犹豫再三，我还是鼓起勇气走进了搜狐的直播室，与网民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对话，被主持人荣跃称为“这是我国第一次与网民直接对话人权”。
　　网民对此抱有浓厚的兴趣，其中经过搜狐选择的跟帖就有500多条，所提问题五花八门，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人权的认识模糊，感到神秘、遥不可及或界限不清。所提问题的80％是具体的，如下岗了，失业了，土地被侵占了，房屋被推倒了，人被干部打了，等等。另外，有些问题是很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如生存权、发展权是否是我国永久的首要人权?现在我们有了温饱，这种提法是否过时了?也有人从中外人权观的对比上提出问题，如“扫黄打非”是否侵犯了人权?他认为“西方对黄色文化是允许的，我们为什么要打击”?这种访谈式的人权对话共进行了3次，分别由不同的学者与网民交谈，每次我都参加。
　　2003年12月1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修改宪法的建议，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立即响应，特别针对新增加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联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写了“建议书”，表明态度。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高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方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谱写了中国民主历史上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