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时间：2015年9月24日、30日
地点：武昌中北路田中全先生家中
田中全，笔名田因，四川崇州人，1956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历任湖北人民出版社文艺组编辑、副组长及文艺部一编室主任，长江文艺出版社小说编辑室主任、总编辑，编审。《当代作家》主编。武汉市第七届人大代表，湖北省作协第四届理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出版家。著有评论集《小说纵横谈》、论文《文采·激情·见识杂谈阎纲文评的特色》，编选《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粹·小说粹》等。
我是四川人，读的是兰州大学，到湖北来工作，说起来还有点曲折、有趣。
1956年，我二十一岁，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汉语进修班当助教。当时跟我一起分配过去的有十三个人，包括南开、南京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我们都觉得这分配不合理，没有让我们学以致用，特别是我个人，当时怀揣着强烈的文学创作梦。我们就一起请求重新分配。事后回想起来，1956年真是美好的一年，对我们这帮“不识好歹”的愣头青们提出的“无理要求”，不仅没有人批评、打压，当时高等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司的徐司长还亲自召集我们开了座谈会，苦口婆心地劝说开导，还抛出了以后可以出国教学的诱饵，就是去东欧那些国家。可我们还是不服气，有人说“我们觉得中国就很好，我们不想出国！”我们依然坚决要求专业对口，重新分配。那时候的人真是“傻”得很！用武汉话说就是“苕得有瘾”。可徐司长一句批评的话都没有说。会后，有关部门就对我们进行了重新分配。我被分到了当时的武汉作家协会，准确地讲是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那时候武汉作协是大作协，管着两湖、两广、江西跟河南，很大吧？而且有个文学刊物叫《长江文艺》。我心里很高兴，我就是想搞创作，到文学杂志社去工作那是最好不过了。可当我到中国作家协会人事科去拿介绍信时，人事科的李小为科长，她是著名诗人李季的夫人，她告诉我，你去的是长江文艺出版社，不是长江文艺杂志社。我当时对长江文艺出版社一点不了解，一打听，原来只是湖北人民出版社挂的一个副牌，其实就是湖北人民出版社文艺、美术两个编辑组——那时都叫编辑组，不叫编辑部——是这两个编辑组对外组稿时用的一个虚名而已。我不干了，离我的创作梦远了不说，还是个“名不正言不顺”，当着李小为的面我就开始发牢骚。李小为温和地笑了笑，没说什么，她的一个男同事告诉我，武汉作协的主席于黑丁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学期刊工作会议，就住在前门外樱桃斜街的复兴饭店，你想去长江文艺杂志社，可以去找他说说。我就真的找去了。我到于黑丁的房间已经是晚上了，他房间里有两个中年男人在跟他谈事情。我敲门进去，表明来意，于黑丁说长江文艺杂志社刚分去了一个大学生，名额满了，不能再进人，叫我服从分配，还说，杂志社的编辑平时也都是看别人的稿子，当无名英雄，并没有多少我期待的搞文学创作的机会。我肯定是一脸的沮丧。旁边一个操四川口音、戴火车头皮帽的中年男人说，你想搞创作，到我们长江文艺出版社也是可以的嘛！我当时户口、粮油和团的关系都已经从北大转出来了，长江文艺杂志社不要我，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去长江文艺出版社了。那时湖北人民出版社还在汉口新育村三十三号，到了出版社我才知道，那个在于黑丁房间跟我说话，带四川口音的人，就是我的直接领导，长江文艺出版社文艺编辑组组长，著名书法家吴丈蜀。
当时长江文艺出版社文艺组加我一起十一个人，组长吴丈蜀、副组长和穆熙、文艺理论编辑舒相迪、诗歌编辑邱祥凯、翻译作品编辑卢明生、音乐编辑陈家镕、儿童文学编辑朱淑、小说编辑彭之礼、戏曲编辑余文祥、民间文学编辑茨冈，不久又从水利厅调来了萧剑锋和原省文化局副局长伍禾，伍禾是因为“胡风问题”受牵连，被连降数级，贬到了我们那里当编辑。我是刚分来的大学生，没什么工作经验嘛，就做彭之礼同志的助手。
刚参加工作的小编辑是没有发稿权的，要先看自由来稿，做半年的校对。我很快从自由来稿中选出了一本质量不错的散文集《赤桦信》，是寫四川林区生活的，我就写了很详细的审稿意见，递交彭之礼同志看。老彭认为不符合出版要求，大概因为我们是看小说稿的，这是散文，不是小说。我不服气，两人意见相左，又相持不下，我就去找吴丈蜀，请他定夺。老吴看了我给他的稿子和审稿意见后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小田，稿子可以用，就由你来编发吧。这让我大喜过望，也很受鼓舞。后来他又把自己组织来的小品文集《蛋糕的命运》交给我编发，并在编辑过程中给了我很多指导。老吴交给我的最后一篇稿子是长篇小说《寨上烽烟》，这篇小说后来还被拍成了电影，叫《边寨烽火》，林予、彭荆风是编剧，王晓棠和达奇主演的，还获了一个什么国际电影节的奖。作者林予当时已经很有名气，这篇稿子也是老吴仗着他跟林予的个人情谊从别的出版社抢过来的。可是书还没有出来，吴丈蜀就被打成了“右派”。书出来后，林予来武汉拿样书和稿酬，我记得稿酬好像是千字十二块钱，比较高，因为那时候的物价是很便宜的。后来，“反右”以后的稿酬就降下去了，千字七八块就算不错了。林予来的时候老吴正在挨批斗，只能由我接待林予。我带他办完事，我们就在出版社附近的国营友好餐厅——现在变成了瓦缸煨汤馆——吃了一餐便饭，我们一边吃一边还在说老吴的事情，林予很为他担忧。我记得吃的是青椒肉丝、瓦罐鸡汤。用现在的说法，我是个标准的吃货，说到吃，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记得这么清楚。
那时候的老同志真的是平易近人。我1956年12月份，初冬时才到出版社，1957年春节就没有回四川老家，老吴把我叫到他家去吃年饭，我带了点根本算不上礼物的东西过去，他大声说，这就俗了，俗了！老吴心直口快，对我这个小青年说话也没有设防，口无遮拦，比如谈到对当时中国书法家的看法，他说他只佩服两个人，一个是于佑任，一个是谢无量。夸谢无量还没什么，可他怎么能那么口无遮拦地夸于佑任呢？那时于佑任可是台湾国民党政府的要员。他后来被打为“极右分子”，除了他所谓的“历史问题”，肯定也跟他快意直言的性格有关。他顶着“极右分子”的帽子整整二十一年，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脱帽平反，开始“转运”。那时我已经四十多岁了，他还是叫我“小田儿”，我则叫他“转运汉”。直到2006年他八十七岁病逝前，我们都一直保持着联系。他是我一辈子的恩师。 我当年极不情愿地去了长江文艺出版社，却在那里干了一辈子，当了四十多年的文学图书编辑。我的作家梦做了多年，后来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就彻底放弃了。那四十多年中难忘的事情很多，这里面印象最深的是我跟两个作者的奇遇。这两个作者一个是鄢国培，一个是刘亚洲。先认识的刘亚洲，认识鄢国培已经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了。我想先说说鄢国培。
1978年夏天，当时省作协还没有单列，还归文联管，在“文革”期间已经停摆的湖北省文联刚刚开始恢复工作，就在当阳县玉泉寺举办了中长篇小说学习班。那年我四十三岁，已经是个成熟的文学编辑了，单位领导安排我去协助看稿。玉泉寺是个好地方，是关公显灵的地方，环境很好。当时我住的好哇，一个人一间，沈毅跟他夫人住一间，我们这两个房间共一个堂屋。沈毅是具体负责学习班工作的，作者们都是三四个人、甚至五六个人挤一间。说是小说学习班，其实参加学习班的大部分都是写诗的，也有搞古典文学研究的，像张国光、李悔吾、刘不朽、郑定友、农民诗人习久兰、工人诗人黄声孝等，小说作者很少。在玉泉寺具体负责学习班工作的沈毅把两部小说稿子交给我，我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看完了，说实话，我觉得连修改的基础都没有。周围的风景也看完了，我觉得住在那里很无聊，想打道回府。有天晚饭后，诗人刘不朽来找我下棋，跟我说学习班里有他们宜昌的一个工人作者叫鄢国培，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想找我谈谈。我因为之前看过了两篇稿子，胃口看坏了，提不起兴趣，但还是答应了热情的刘不朽跟作者见个面。第二天晚饭后，在禅院天井里，我记得天井里有两棵月桂树，是很有些年头的古树，四季开花，很珍贵。就在那里，刘不朽带鄢国培来了。他跟我一样不修边幅，光头，圆脸，矮胖身材，穿一件米不米黄不黄的衬衫、短裤、塑料凉鞋，手里拿把蒲扇，一边扇凉，一边打蚊子。刘不朽介绍我们认识后，鄢国培从衬衣口袋里掏出烟来请我抽，我拒绝了。虽然平时我也抽烟，可他还是个陌生人，我一般不抽陌生人给的烟。他也不勉强，就自己点了一支抽起来。
他开始介绍自己的创作经历，说他在重庆人民出版社出过短篇小说集，跟克非同时起步，他们很熟，还说我们长江文艺出版社出过的一本书里也收过他的作品，然后才开始介绍他正在写的小说。他说他要写长江，写民生公司，写卢作孚，计划写三部曲，第一部叫《逆流》，写抗战前夕的川江，第二部叫《激流》，写抗战时期，第三部叫《洪流》，从抗战胜利写到新中国成立，每一部都计划写五十多万字，第一部已经写了二十多万字。这一听是个很庞大的写作计划吧，唉，他说的时候语气很平静，显得很自信。可我听着不得要领，一是他当时跟我第一次见面嘛，估计还是放不开，再加上本来就不善言谈，更不像有些作者那么会说，会推销自己，所以我态度冷淡。其实我跟你说，我当了那么多年的文学编辑，看过太多动不动就几部曲、上百万字的所谓“鸿篇巨制”，有的那都多到要用麻袋装，最终还不都是废品？关于这第一次见面，后来鄢国培在回忆文章《我的催化师和美容师》里说我反应“淡漠”，那是十分准确的。当时他说完以后，我没做任何评价，只是问他，你写了没有？他说我写了，写在笔记本上。我说，你先把你认为写得最好的一章用稿纸抄出来，给我看看再说。
第二天午饭后他就把抄好的一章送到我的住处，我到晚上才看。刚开始我看得漫不经心，看了几页后就认真起来，没想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竟然有这样好的文笔。我几乎是一口气就读完了他抄来的一万多字，还记得很清楚，那是写杨宝瑜回忆她跟朱佳富在杭州西湖边因听琴相识然后相恋的一章。鄢国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像个厨房大师傅，而且言谈木讷，可他写知识分子的情爱缠绵竟然写得那么细腻，这让我很有些惊喜，同时还觉得作者思想很解放，没什么束缚，好像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似的，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难得的，很珍贵。
第二天早饭后鄢国培就来到我的住处，问我看稿后的印象。他说田编辑，你看了没有，觉得怎么样呢？他看上去是有些焦虑的，可我那时候也有点调皮，一句鼓励的话都没给他，只是说，你再抄一章给我看看。他又回去抄。就这样，他抄，我看，他接着再抄。我虽然还是没给他任何意见，可他心里是个明白人，是很内秀的，知道我这样不停地看，肯定是对他的作品感兴趣。直到看到他写秋天重庆朝天门码头河市晨景的那一章，我彻底被他的作品打动了。他写码头上卖洗脸水的摊铺，用门板搭的摊子上，整齐地排列着各种洗脸盆，有搪瓷盆、铜盆、木盆，还有瓦盆。洗脸盆上搭着的毛巾也是各式各样的，什么这个搪瓷盆里放着的是四一四厚绒白毛巾、铜盆里放着的是印着“祝君早安”字样的薄一些的毛巾、瓦盆里放着的则是已经脏得变成了灰色的光板毛巾。我现在只能记得这么多了，他写得比我说的要丰富生动得多，光看这些就知道他写的是民国时期的事情。写历史小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写出历史背景，鄢国培懂得用这些生动鲜活的细节来营造当时的生活场景，还原时代背景，这不仅需要积累，更是才情的表现啦，那是需要有惊人的记忆力和逼真的想象力的。我當年不是也醉心写作吗？到三十几岁才死心，那是后来于局长开恩，给我一个机会去鄂西采访，写一部剿匪的小说。后来写出来我自己都觉得不行，死了这颗心，不是这块料。你必须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再一个呢，要有再现当时生活场景的那种特殊的超强形象记忆力。我觉得鄢国培的形象记忆力很像李劼人，就是写《大波》、《死水微澜》的那个川籍作家。
鄢国培再来问我的意见时，我告诉他，就按照你现在的写法继续往下写。虽然没有一句赞美的话，可他明白我对他的作品是认可的。他说别人说他写的有点黄。我说，你别顾虑那么多，你觉得该怎么写就怎么写，按你的路子赶紧把它写完。他小说中的确有几处对男女关系、女性身体的描写，你要是用当时那种左的眼光去看，肯定是不行的，可在我看来那跟黄一点边都沾不上。再说了，就算出版的时候那些地方通不过，我可以给他勾掉，你要是当时就跟他说不行，岂不是束缚了他的手脚。我们长江文艺出版社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那也是我从吴丈蜀他们老一辈的人那里学来的，“少去锦上添花，多做雪中送炭”，就是要尽心尽意地扶持年轻作者、新作者。 九月中旬我离开学习班的时候，沈毅问我的意见，老田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好东西呀。他其实很着急，文联花这么大的代价，付出这么多人力物力办小说学习班，不出成果肯定是不好交差的，而且这里的学习班办到十一月份，之后会留几个有好作品的作者转到鄂州继续举办学习班第二期。我就竭力推荐了鄢国培的稿子，我说那是我从事编辑工作以来看到的最好的稿子，也谈了些具体的意见，还建议学习班给他提供更好的创作条件。当时在玉泉寺作者们都是三四个人住一间禅房，夜晚休息不好，对创作有干扰。直到1979年元月中旬，沈毅几次打电话催我，我才在春节前赶到鄂州。鄢国培见到我很高兴，说我走后沈毅跟《长江文艺》编辑部的副主任刘岱都看了他的稿子，刘岱还连他在笔记本上未抄写的部分也看了，都很赞赏。沈毅还找人帮他誊抄，这样他每天都可以写三千字。我去的时候，他连写带改，已经完成了第一部的五十多万字。我在鄂城招待所住下来，白天看，晚上看，用了不到三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小说，确信这绝对是一部可以打得响的作品。在那里一个多星期，我还看了其他的稿子，二百多万字，累坏了。
老鄢，他其实也就只比我大一岁，他怕我太累，总来找我出去散步，我们聊天多了，慢慢关系越来越近。我跟鄢国培交换了一些修改意见，特别是关于书中地下党冯烂王的描写。鄢国培是个很有个性、有主见的作家，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们争论了很久，他才同意改写。改写后，地下党这条线还是比较弱。这是个遗憾，跟作者这方面的积累有关，可我觉得这不过是个副线，《漩流》的人物主线是朱家富、高伦、陆祖福，陆祖福跟卢作孚谐音，这个人物就是以卢作孚为原型的，鄢国培他写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在鄢国培之前没有人像他那样写过民族资本家，他是开先河的作家，民族资本家有他们的思想局限性，可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他们也可以是有思想，有大义，有情感，有血有肉，也是可以爱国的。他写得很大胆。再说了，没有哪一部作品是完美的。鄢国培把稿子交给我，说一切都拜托我了，他也实在是太累，已经没有精力再从头到尾仔细打磨，我就把稿子装进挎包，背回了出版社。一开始我还担心社内会有阻力，因为文艺部主任萧岚是部队来的。没想到我把打磨修改好的稿子送审上去很快就得到了认可，萧岚还叫我抓紧时间发稿，争取国庆献礼。我整理了一个多月，赶在1979年国庆前夕出了书。书卖得很好哇，累计发行了三十多万册，陕西的一个老作家魏钢焰还来信要邮购一本，我送了他一本。结果后来参评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时候，据说地下党这条线写得弱竟然成了《漩流》无缘茅奖的主要原因，我是很不服气的。那一届“茅奖”评了六部，其中四部都是同一家出版社的，这四本书里有一部书大家都说读不下去，不久就上了新华书店的特价书架。
《漩流》出版后一炮打响，连《人民日报》都写信来请我们写评论，明确要求写五千字。我自告奋勇写了，标题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新画谱》，1980年的元月份寄去。后来很长时间校样才来，标题没变，只是字数压缩到四千字。可是最后定稿的时候，他们把标题换了，叫《谈长篇小说
地点：武昌中北路田中全先生家中
田中全，笔名田因，四川崇州人，1956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历任湖北人民出版社文艺组编辑、副组长及文艺部一编室主任，长江文艺出版社小说编辑室主任、总编辑，编审。《当代作家》主编。武汉市第七届人大代表，湖北省作协第四届理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出版家。著有评论集《小说纵横谈》、论文《文采·激情·见识杂谈阎纲文评的特色》，编选《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粹·小说粹》等。
我是四川人，读的是兰州大学，到湖北来工作，说起来还有点曲折、有趣。
1956年，我二十一岁，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汉语进修班当助教。当时跟我一起分配过去的有十三个人，包括南开、南京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我们都觉得这分配不合理，没有让我们学以致用，特别是我个人，当时怀揣着强烈的文学创作梦。我们就一起请求重新分配。事后回想起来，1956年真是美好的一年，对我们这帮“不识好歹”的愣头青们提出的“无理要求”，不仅没有人批评、打压，当时高等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司的徐司长还亲自召集我们开了座谈会，苦口婆心地劝说开导，还抛出了以后可以出国教学的诱饵，就是去东欧那些国家。可我们还是不服气，有人说“我们觉得中国就很好，我们不想出国！”我们依然坚决要求专业对口，重新分配。那时候的人真是“傻”得很！用武汉话说就是“苕得有瘾”。可徐司长一句批评的话都没有说。会后，有关部门就对我们进行了重新分配。我被分到了当时的武汉作家协会，准确地讲是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那时候武汉作协是大作协，管着两湖、两广、江西跟河南，很大吧？而且有个文学刊物叫《长江文艺》。我心里很高兴，我就是想搞创作，到文学杂志社去工作那是最好不过了。可当我到中国作家协会人事科去拿介绍信时，人事科的李小为科长，她是著名诗人李季的夫人，她告诉我，你去的是长江文艺出版社，不是长江文艺杂志社。我当时对长江文艺出版社一点不了解，一打听，原来只是湖北人民出版社挂的一个副牌，其实就是湖北人民出版社文艺、美术两个编辑组——那时都叫编辑组，不叫编辑部——是这两个编辑组对外组稿时用的一个虚名而已。我不干了，离我的创作梦远了不说，还是个“名不正言不顺”，当着李小为的面我就开始发牢骚。李小为温和地笑了笑，没说什么，她的一个男同事告诉我，武汉作协的主席于黑丁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学期刊工作会议，就住在前门外樱桃斜街的复兴饭店，你想去长江文艺杂志社，可以去找他说说。我就真的找去了。我到于黑丁的房间已经是晚上了，他房间里有两个中年男人在跟他谈事情。我敲门进去，表明来意，于黑丁说长江文艺杂志社刚分去了一个大学生，名额满了，不能再进人，叫我服从分配，还说，杂志社的编辑平时也都是看别人的稿子，当无名英雄，并没有多少我期待的搞文学创作的机会。我肯定是一脸的沮丧。旁边一个操四川口音、戴火车头皮帽的中年男人说，你想搞创作，到我们长江文艺出版社也是可以的嘛！我当时户口、粮油和团的关系都已经从北大转出来了，长江文艺杂志社不要我，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去长江文艺出版社了。那时湖北人民出版社还在汉口新育村三十三号，到了出版社我才知道，那个在于黑丁房间跟我说话，带四川口音的人，就是我的直接领导，长江文艺出版社文艺编辑组组长，著名书法家吴丈蜀。
当时长江文艺出版社文艺组加我一起十一个人，组长吴丈蜀、副组长和穆熙、文艺理论编辑舒相迪、诗歌编辑邱祥凯、翻译作品编辑卢明生、音乐编辑陈家镕、儿童文学编辑朱淑、小说编辑彭之礼、戏曲编辑余文祥、民间文学编辑茨冈，不久又从水利厅调来了萧剑锋和原省文化局副局长伍禾，伍禾是因为“胡风问题”受牵连，被连降数级，贬到了我们那里当编辑。我是刚分来的大学生，没什么工作经验嘛，就做彭之礼同志的助手。
刚参加工作的小编辑是没有发稿权的，要先看自由来稿，做半年的校对。我很快从自由来稿中选出了一本质量不错的散文集《赤桦信》，是寫四川林区生活的，我就写了很详细的审稿意见，递交彭之礼同志看。老彭认为不符合出版要求，大概因为我们是看小说稿的，这是散文，不是小说。我不服气，两人意见相左，又相持不下，我就去找吴丈蜀，请他定夺。老吴看了我给他的稿子和审稿意见后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小田，稿子可以用，就由你来编发吧。这让我大喜过望，也很受鼓舞。后来他又把自己组织来的小品文集《蛋糕的命运》交给我编发，并在编辑过程中给了我很多指导。老吴交给我的最后一篇稿子是长篇小说《寨上烽烟》，这篇小说后来还被拍成了电影，叫《边寨烽火》，林予、彭荆风是编剧，王晓棠和达奇主演的，还获了一个什么国际电影节的奖。作者林予当时已经很有名气，这篇稿子也是老吴仗着他跟林予的个人情谊从别的出版社抢过来的。可是书还没有出来，吴丈蜀就被打成了“右派”。书出来后，林予来武汉拿样书和稿酬，我记得稿酬好像是千字十二块钱，比较高，因为那时候的物价是很便宜的。后来，“反右”以后的稿酬就降下去了，千字七八块就算不错了。林予来的时候老吴正在挨批斗，只能由我接待林予。我带他办完事，我们就在出版社附近的国营友好餐厅——现在变成了瓦缸煨汤馆——吃了一餐便饭，我们一边吃一边还在说老吴的事情，林予很为他担忧。我记得吃的是青椒肉丝、瓦罐鸡汤。用现在的说法，我是个标准的吃货，说到吃，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记得这么清楚。
那时候的老同志真的是平易近人。我1956年12月份，初冬时才到出版社，1957年春节就没有回四川老家，老吴把我叫到他家去吃年饭，我带了点根本算不上礼物的东西过去，他大声说，这就俗了，俗了！老吴心直口快，对我这个小青年说话也没有设防，口无遮拦，比如谈到对当时中国书法家的看法，他说他只佩服两个人，一个是于佑任，一个是谢无量。夸谢无量还没什么，可他怎么能那么口无遮拦地夸于佑任呢？那时于佑任可是台湾国民党政府的要员。他后来被打为“极右分子”，除了他所谓的“历史问题”，肯定也跟他快意直言的性格有关。他顶着“极右分子”的帽子整整二十一年，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脱帽平反，开始“转运”。那时我已经四十多岁了，他还是叫我“小田儿”，我则叫他“转运汉”。直到2006年他八十七岁病逝前，我们都一直保持着联系。他是我一辈子的恩师。 我当年极不情愿地去了长江文艺出版社，却在那里干了一辈子，当了四十多年的文学图书编辑。我的作家梦做了多年，后来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就彻底放弃了。那四十多年中难忘的事情很多，这里面印象最深的是我跟两个作者的奇遇。这两个作者一个是鄢国培，一个是刘亚洲。先认识的刘亚洲，认识鄢国培已经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了。我想先说说鄢国培。
1978年夏天，当时省作协还没有单列，还归文联管，在“文革”期间已经停摆的湖北省文联刚刚开始恢复工作，就在当阳县玉泉寺举办了中长篇小说学习班。那年我四十三岁，已经是个成熟的文学编辑了，单位领导安排我去协助看稿。玉泉寺是个好地方，是关公显灵的地方，环境很好。当时我住的好哇，一个人一间，沈毅跟他夫人住一间，我们这两个房间共一个堂屋。沈毅是具体负责学习班工作的，作者们都是三四个人、甚至五六个人挤一间。说是小说学习班，其实参加学习班的大部分都是写诗的，也有搞古典文学研究的，像张国光、李悔吾、刘不朽、郑定友、农民诗人习久兰、工人诗人黄声孝等，小说作者很少。在玉泉寺具体负责学习班工作的沈毅把两部小说稿子交给我，我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看完了，说实话，我觉得连修改的基础都没有。周围的风景也看完了，我觉得住在那里很无聊，想打道回府。有天晚饭后，诗人刘不朽来找我下棋，跟我说学习班里有他们宜昌的一个工人作者叫鄢国培，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想找我谈谈。我因为之前看过了两篇稿子，胃口看坏了，提不起兴趣，但还是答应了热情的刘不朽跟作者见个面。第二天晚饭后，在禅院天井里，我记得天井里有两棵月桂树，是很有些年头的古树，四季开花，很珍贵。就在那里，刘不朽带鄢国培来了。他跟我一样不修边幅，光头，圆脸，矮胖身材，穿一件米不米黄不黄的衬衫、短裤、塑料凉鞋，手里拿把蒲扇，一边扇凉，一边打蚊子。刘不朽介绍我们认识后，鄢国培从衬衣口袋里掏出烟来请我抽，我拒绝了。虽然平时我也抽烟，可他还是个陌生人，我一般不抽陌生人给的烟。他也不勉强，就自己点了一支抽起来。
他开始介绍自己的创作经历，说他在重庆人民出版社出过短篇小说集，跟克非同时起步，他们很熟，还说我们长江文艺出版社出过的一本书里也收过他的作品，然后才开始介绍他正在写的小说。他说他要写长江，写民生公司，写卢作孚，计划写三部曲，第一部叫《逆流》，写抗战前夕的川江，第二部叫《激流》，写抗战时期，第三部叫《洪流》，从抗战胜利写到新中国成立，每一部都计划写五十多万字，第一部已经写了二十多万字。这一听是个很庞大的写作计划吧，唉，他说的时候语气很平静，显得很自信。可我听着不得要领，一是他当时跟我第一次见面嘛，估计还是放不开，再加上本来就不善言谈，更不像有些作者那么会说，会推销自己，所以我态度冷淡。其实我跟你说，我当了那么多年的文学编辑，看过太多动不动就几部曲、上百万字的所谓“鸿篇巨制”，有的那都多到要用麻袋装，最终还不都是废品？关于这第一次见面，后来鄢国培在回忆文章《我的催化师和美容师》里说我反应“淡漠”，那是十分准确的。当时他说完以后，我没做任何评价，只是问他，你写了没有？他说我写了，写在笔记本上。我说，你先把你认为写得最好的一章用稿纸抄出来，给我看看再说。
第二天午饭后他就把抄好的一章送到我的住处，我到晚上才看。刚开始我看得漫不经心，看了几页后就认真起来，没想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竟然有这样好的文笔。我几乎是一口气就读完了他抄来的一万多字，还记得很清楚，那是写杨宝瑜回忆她跟朱佳富在杭州西湖边因听琴相识然后相恋的一章。鄢国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像个厨房大师傅，而且言谈木讷，可他写知识分子的情爱缠绵竟然写得那么细腻，这让我很有些惊喜，同时还觉得作者思想很解放，没什么束缚，好像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似的，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难得的，很珍贵。
第二天早饭后鄢国培就来到我的住处，问我看稿后的印象。他说田编辑，你看了没有，觉得怎么样呢？他看上去是有些焦虑的，可我那时候也有点调皮，一句鼓励的话都没给他，只是说，你再抄一章给我看看。他又回去抄。就这样，他抄，我看，他接着再抄。我虽然还是没给他任何意见，可他心里是个明白人，是很内秀的，知道我这样不停地看，肯定是对他的作品感兴趣。直到看到他写秋天重庆朝天门码头河市晨景的那一章，我彻底被他的作品打动了。他写码头上卖洗脸水的摊铺，用门板搭的摊子上，整齐地排列着各种洗脸盆，有搪瓷盆、铜盆、木盆，还有瓦盆。洗脸盆上搭着的毛巾也是各式各样的，什么这个搪瓷盆里放着的是四一四厚绒白毛巾、铜盆里放着的是印着“祝君早安”字样的薄一些的毛巾、瓦盆里放着的则是已经脏得变成了灰色的光板毛巾。我现在只能记得这么多了，他写得比我说的要丰富生动得多，光看这些就知道他写的是民国时期的事情。写历史小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写出历史背景，鄢国培懂得用这些生动鲜活的细节来营造当时的生活场景，还原时代背景，这不仅需要积累，更是才情的表现啦，那是需要有惊人的记忆力和逼真的想象力的。我當年不是也醉心写作吗？到三十几岁才死心，那是后来于局长开恩，给我一个机会去鄂西采访，写一部剿匪的小说。后来写出来我自己都觉得不行，死了这颗心，不是这块料。你必须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再一个呢，要有再现当时生活场景的那种特殊的超强形象记忆力。我觉得鄢国培的形象记忆力很像李劼人，就是写《大波》、《死水微澜》的那个川籍作家。
鄢国培再来问我的意见时，我告诉他，就按照你现在的写法继续往下写。虽然没有一句赞美的话，可他明白我对他的作品是认可的。他说别人说他写的有点黄。我说，你别顾虑那么多，你觉得该怎么写就怎么写，按你的路子赶紧把它写完。他小说中的确有几处对男女关系、女性身体的描写，你要是用当时那种左的眼光去看，肯定是不行的，可在我看来那跟黄一点边都沾不上。再说了，就算出版的时候那些地方通不过，我可以给他勾掉，你要是当时就跟他说不行，岂不是束缚了他的手脚。我们长江文艺出版社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那也是我从吴丈蜀他们老一辈的人那里学来的，“少去锦上添花，多做雪中送炭”，就是要尽心尽意地扶持年轻作者、新作者。 九月中旬我离开学习班的时候，沈毅问我的意见，老田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好东西呀。他其实很着急，文联花这么大的代价，付出这么多人力物力办小说学习班，不出成果肯定是不好交差的，而且这里的学习班办到十一月份，之后会留几个有好作品的作者转到鄂州继续举办学习班第二期。我就竭力推荐了鄢国培的稿子，我说那是我从事编辑工作以来看到的最好的稿子，也谈了些具体的意见，还建议学习班给他提供更好的创作条件。当时在玉泉寺作者们都是三四个人住一间禅房，夜晚休息不好，对创作有干扰。直到1979年元月中旬，沈毅几次打电话催我，我才在春节前赶到鄂州。鄢国培见到我很高兴，说我走后沈毅跟《长江文艺》编辑部的副主任刘岱都看了他的稿子，刘岱还连他在笔记本上未抄写的部分也看了，都很赞赏。沈毅还找人帮他誊抄，这样他每天都可以写三千字。我去的时候，他连写带改，已经完成了第一部的五十多万字。我在鄂城招待所住下来，白天看，晚上看，用了不到三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小说，确信这绝对是一部可以打得响的作品。在那里一个多星期，我还看了其他的稿子，二百多万字，累坏了。
老鄢，他其实也就只比我大一岁，他怕我太累，总来找我出去散步，我们聊天多了，慢慢关系越来越近。我跟鄢国培交换了一些修改意见，特别是关于书中地下党冯烂王的描写。鄢国培是个很有个性、有主见的作家，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们争论了很久，他才同意改写。改写后，地下党这条线还是比较弱。这是个遗憾，跟作者这方面的积累有关，可我觉得这不过是个副线，《漩流》的人物主线是朱家富、高伦、陆祖福，陆祖福跟卢作孚谐音，这个人物就是以卢作孚为原型的，鄢国培他写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在鄢国培之前没有人像他那样写过民族资本家，他是开先河的作家，民族资本家有他们的思想局限性，可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他们也可以是有思想，有大义，有情感，有血有肉，也是可以爱国的。他写得很大胆。再说了，没有哪一部作品是完美的。鄢国培把稿子交给我，说一切都拜托我了，他也实在是太累，已经没有精力再从头到尾仔细打磨，我就把稿子装进挎包，背回了出版社。一开始我还担心社内会有阻力，因为文艺部主任萧岚是部队来的。没想到我把打磨修改好的稿子送审上去很快就得到了认可，萧岚还叫我抓紧时间发稿，争取国庆献礼。我整理了一个多月，赶在1979年国庆前夕出了书。书卖得很好哇，累计发行了三十多万册，陕西的一个老作家魏钢焰还来信要邮购一本，我送了他一本。结果后来参评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时候，据说地下党这条线写得弱竟然成了《漩流》无缘茅奖的主要原因，我是很不服气的。那一届“茅奖”评了六部，其中四部都是同一家出版社的，这四本书里有一部书大家都说读不下去，不久就上了新华书店的特价书架。
《漩流》出版后一炮打响，连《人民日报》都写信来请我们写评论，明确要求写五千字。我自告奋勇写了，标题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新画谱》，1980年的元月份寄去。后来很长时间校样才来，标题没变，只是字数压缩到四千字。可是最后定稿的时候，他们把标题换了，叫《谈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