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里有两种鸟很耐人寻味。论长相，颇有几分相似，据说还是同宗弟兄，它俩最大的差异在于嘴。一种称喜鹊，嘴尖，特长是唱“喜”，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喜歌”婉转嘹亮;一种叫乌鸦，嘴大而直，总傻傻地唱“忧”，加之调门低迷，被冠以“乌鸦嘴”。因两种鸟的性情迥然，导致了处境的天壤之别。
　　 “喜鹊门前叫，喜事上眉梢”。于是，喜鹊颇受世人钟爱。高雅的画家，创作了许多以梅花、喜鹊为主角的大作，喻“喜上眉梢”之意，过去还印成年画，甚为喜庆吉祥。一年一度的“七夕”，鹊桥也是喜鹊的“喜庆工程”。“听到乌鸦叫，必有晦气到”。于是，乌鸦就极惨，所到之處，先是“嘘声”顿起，倘若还不解风情，接着便有石子之类飞来，房前屋后树上的鸟巢也会被捣毁，乌鸦就是如此不受待见。
　　 无论喜或忧，喜鹊总报喜，因此，生活得极滋润;乌鸦不善其道，活得便有几分沮丧。聪明人于此似有所悟，由是，“言善风”渐积成习。
　　 “言善风”源远流长，自古至今未曾间断。名气最大的非后汉“好好先生”司马徽莫属。《世说新语·司马徽外传》载：后汉司马徽，不谈人之短，与人语，美恶皆言好。有熟人问他身体安否？答：好。一次，朋友前来拜访，悲伤地说自己的儿子死了。不料，司马徽居然说：大好。他的妻子责备他说：人以君有德，故此相告，何闻子死，反以言好？司马徽对老婆说：你说的话也大好。弄得人哭笑不得。司马徽本为有识之士，学富五车，难道真的曲直不分，好言好，歹也言好么？非也，只因“怕”，装糊涂而已。还别说，司马徽的“糊涂”令刘表深信不疑，认为司马徽徒有虚名，同凡夫俗子没啥二致，于是，生活甚为安宁。
　　 司马徽为避战祸而客居荆州，深知刘表量小气狭，听不得批评和不同意见，你好心说了真话，报了忧，按刘表“必害善人”的性格，或许引火烧身。为求自保，“乃括囊不谈议时人”。当时社会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司马徽为了活得滋润些，趋利避害，不惹是生非，似乎情有可原。但倘若批评司马徽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将“实事求是”的原则抛于脑后，也不冤枉。
　　 然而，扒开“言善风”的外在表象，也就是多报喜少报忧，甚或不报忧，顺情说好话。倘若将此“言善风”的“里子”亮出来，使其晒晒阳光、通通风，让世人见识一下其中的酸腐气，愚以为，或许才真是“大好”呢。
　　 喜鹊唱“喜”，便人鸟同乐，皆大欢喜;乌鸦报“忧”，便人鸟难安，鸟被驱逐。仿佛“言喜”则万事如意，“言忧”则万劫不复。其实，唱“喜”未必真有喜，报“忧”也未必全是忧。只有善于发现问题，才可以妥善解决问题，然而，一些人“怕”的东西太多，对问题总想捂着盖着，似乎只要没人“言忧”，“忧”便不复存在。司马徽因“怕”作“好好”状，病根却在“刘表性暗”身上。因为刘表鼠腹鸡肠，假使人家说了真话，提出了批评意见，指出可忧之处，刘表公便耿耿于怀，轻者给人家穿小鞋、紧鞋带，该提拔不提拔，该重用不重用;重者也许被驱逐，也许性命不保。面对此情此景，惹不起总躲得起，装装糊涂“好好好”，怎能全怪司马水镜先生呢？
　　 最近读了一篇文章，话题是现今为何“难讲真话”。据说调研对象“常常出现欲言又止、闪烁其辞、转弯抹角的情况，不愿谈、不愿多谈、不愿真谈，盯着上级脸色谈，一味评功摆好，回避问题，很难摸清基层真实情况”。这恐怕是见怪不怪的事情，想呀，似刘表公者端坐对面，人家只想让上面了解“政绩的面子“，不想让人看清难得见人的“里子”，谁若不小心扒开了“面子”露了“里子”，你的命运在人家手里掐着，你的小前途不想要了？你的铁饭碗不想端了？如此说来，似“好好先生”者不断涌现，并不足为奇，这是“麻秆打狼两头怕”的必然结果。
　　 再说了，眼见得“喜鹊”们总是受到褒奖，总是得到好处，总是获得擢升，即便迂执的乌鸦，恐怕也会活动心眼儿，何况人乎？“好好先生”怕字当头固然不足取，然而，根治“刘表性暗”才是根本。扒开“言善风”的面子，露出其“里子”，一股腐气喷出。仔细观察“里子”：那上面写满了歪七八扭的“政绩”，一颗心被“私”紧紧缠着，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忽隐忽现。倘不充入强大“真气正气”洗心革面，“腐期”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