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城乡农民工“两栖人”是指已经从事了“契约性”社会劳动而仍保留着原有制度性身份并徘徊于城乡之间的社会群体。我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不应片面地强调农村向城市转移,而是应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从实际出发推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双向流动的“两栖人”出路,不仅广阔而且多种多样,但无论是进城后的市民化,还是造就亦工亦农的劳动者队伍,抑或是打造一支新型的职业农民队伍,都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个群体存在的社会根源及实质。城乡农民工“两栖人”的问题,其实质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农村的表现。改变这一局面,就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机 构】
：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6BMZ082)的部分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城乡农民工“两栖人”是指已经从事了“契约性”社会劳动而仍保留着原有制度性身份并徘徊于城乡之间的社会群体。我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不应片面地强调农村向城市转移,而是应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从实际出发推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双向流动的“两栖人”出路,不仅广阔而且多种多样,但无论是进城后的市民化,还是造就亦工亦农的劳动者队伍,抑或是打造一支新型的职业农民队伍,都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个群体存在的社会根源及实质。城乡农民工“两栖人”的问题,其实质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农村的表现。改变这一局面,就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让持续增收、共同富裕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彻底改善农民工“两栖人”城乡之间徘徊不定的生活就业状态。
其他文献
有关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基础问题,在国际国内学界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热点话题。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期,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经历了从跨学科唯物主义研究到批判理论建构和工具理性批判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于批判理论范式建构的意义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原则中抽象统治的批判以及大危机之后“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析。然而,由于二者之间存在理论“短路”,或者说霍克海默和波洛克未能提供从抽象的价值理论到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批判的辩证分析。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呈现出所谓的“悲观论转向”。
合规制度虽然在美国产生并广泛适用,但对大多数国家或者地区的企业制度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影响。合规机制将政府对自身和对企业的要求,比较融洽地结合在一起。合规促动企业加强自治,有助于法治秩序的形成、保持和延续。但不宜单一地从刑事法的意义去理解合规计划。合规计划的发展和践行需要刑事法的支撑和回应。法人实施了法定危害行为而成立犯罪,就表明其缺乏合规计划或者未充分实行合规计划。在一定意义上讲,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法人犯罪其实就是合规犯罪。以合规犯罪这个概念来理解企业犯罪,能够比较清楚地分析和界定企业的主观犯意和罪过,从
在我国,行政规制与刑事制裁是通过公权力治理社会的两种模式,但是刑法规范本身没有对市场经济的规制功能。传统的行政规制侧重于行政监管,但碍于人力物力等原因,常常收效甚微。在食品安全治理领域,行政规制应当侧重于督促食品企业以及其他从业者加强内部合规建设、推动合规审查,形成行政规制与合规建设相结合的治理机制。最终通过行政规制、合规建设和刑事制裁的有效衔接,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同样,这一路径可适用于其他经济领域。
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如何推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发展,使检察机关在惩处企业犯罪时能够以较为缓和的方式,在治理企业犯罪的同时促进企业刑事合规,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企业的刑事合规意识较为薄弱,检察机关应当通过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检察建议、参与托管和重整程序三种途径,以“监管者”的角色督促和引导企业构建合规计划,积极推动我国企业合规刑事化的发展。
明代山东地区是瘟疫高发区,共发生229县次瘟疫,涉及57个年份,平均4.86年发生一次。从时间上看,瘟疫主要发生在明代中后期,特别是嘉靖、万历、崇祯三朝;从空间上看,瘟疫在山东六府均有发生,其中山东西部的济南府、兖州府和东昌府的累计县次瘟疫大于山东东部的青州府、莱州府和登州府。瘟疫的频繁发生,不仅造成山东人口大量死亡,而且对社会、政治、经济等造成了严重影响。诱发瘟疫的主要因素是旱灾、蝗灾、水灾以及社会动乱、战争等。面对频发的瘟疫,明政府采取了抚恤灾民、延医施药、掩埋尸骨、祈禳驱疫以及旌表义民等措施。这些措
“后人类主义”的繁复性与不确定性,在给理论提供广阔生长空间的同时,也让人陷入迷惘。由此,美学等人文学科作为人类能够坚守的最后一块阵地,其“元理论”的思考价值逐渐凸显。我们认为,“后人类主义”本质上是对人类生命形态的技术化研究,是一种身体存在范式的思考。后人类时代的身体审美图景主要体现为“人-机合一”的赛博格和“具身化”的人工智能两种形态,体现了审美范式从“对象性”向“非对象性”的过渡。因此,后人类时代理应坚持回归“元身体”的美学理论。这是人类尝试打破二元对立传统,走向意识与物质、身体与心灵、人类与机器和谐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文艺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总体上来说,文艺开始被有意识、有目的地运用到政治宣传领域并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阵地,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到大革命失败前,党中央在策略上对文艺的宣传作用重视不足,只有少数爱好文学的党员在提倡;第二阶段,大革命失败后至1929年6月,在“革命文学”论争中,部分同志看到了文艺的宣传作用以及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但由于忙于武装斗争以及党的内部问题,对文艺战线的关注有限;第三阶段,“左联”成立前后,党中央出台相关文化政策
中国美感,从远古的仪式之乐中产生和定型,这从“乐”字的甲骨文、金文的释义中点滴可见,也从《尔雅》中与乐相关的词汇群中透出。乐在从8000年前—6000年前的上古,到6000年前—4000年前的中古,再到4000年前—2000年前的下古的时间演进和东西南北的族群整合,以及由之而来的古礼的整合中产生、演进、定型,由此形成了中国美感的三大特点:一、“乐”字兼有主体和客体的用法,内蕴着主体美感是与客体之美紧密关联的美感;二、中国美感是五官心性一体的美感;三、在中国美感的五官心性一体中,味觉、嗅觉、肤觉与视觉和听觉
伯明翰学派中后期的代表人物戴维·莫利开创的受众民族志是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但它却长时间地饱受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它能否真正描绘现实中的真实受众。受众民族志的缺陷主要体现为狭窄的“田野”以及“媒介实践”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割裂。受众民族志的重构也应当从重建民族志的“田野”性、恢复受众的“媒介实践”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等方面进行。重构后的受众民族志能够更好地协调受众研究的科学性、解释性与政治性,为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研究提供更加有效的研究方法。
在近代早期的伦敦,为了应对鼠疫,英国政府与伦敦市政当局进行了以隔离检疫为主的公共卫生行动。人口死亡统计表的编制及其上报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它,政府可以及时了解疫情,制定对策,这对于隔离检疫等公共卫生的推行意义重大。当然,人口死亡统计在当时的英国尚属首开,存在着种种问题,对此,我们需要历史地、理性地理解与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