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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论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元素（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人居、生态文化）及其良性互动还是已经产生的现实影响来说，浙江省安吉县的实践探索都构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区域性模式。而就其现实路径而言，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欧美国家尤其是核心欧盟国家中颇为盛行的“生态现代化”理念与战略的一个中国版本或验证。由此可以理解，一方面，在环境整治、产业生态化、美丽乡村建设等的推进过程中，各级政府扮演着一种显而易见的主导性作用，而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总的来说发挥得还不够充分；另一方面，就像“安吉模式”的示范效应或可复制性并非是无条件的一样（良好的生态环境禀赋、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和必要的倒逼压力似乎缺一不可），它自身的未来也不是全然确定的。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区域模式
中图分类号：X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16）04-0032-08
作为全国最早开始“生态县”、“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创建的县域之一，浙江省安吉县成为了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推广与理论分析中高频出现的明星样本，甚至被赞誉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安吉模式”[1]，[2]序言7。因而，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应如何从理论上认识安吉县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探索的普遍意义或模式意涵，又如何预判在实践中现行思路与路径下生态文明建设的近期前景和挑战呢？
一、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的一般性分析
理解与界定生态文明建设模式概念的关键在于，什么是“模式”，以及什么是“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前者，“模式”一般来说具有模范、范本、样板、榜样和示范等方面的意涵，其核心是普适性和可模仿性、可复制性。当然，与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不同，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中，这种普适性和可模仿性并不等于无条件的可重复性，因为其中有着太多的不可知或不可控变量。也就是说，当我们讨论比如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模式时，并不意味着或追求某种成功情景在其它地区的全然再现。尽管如此，“模式”之所以是模式，是因为它不同于更一般意义上的、具有某种可资借鉴价值的案例、样本或实践，后者的肯定性语气要弱许多。
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层面上可以大致理解为一种和平、和谐与共生的人与自然关系和社会与自然关系，因而天然地蕴含着或指向一种不同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即生态文明[3，4]；在实践或政策层面上，从十七大到十八大期间已经把“建设生态文明”和“确立生态文明观念”具体化为“五位一体”和“四大战略部署”[5]，进而聚合于“五要素”，即生态文明的生态环境、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观念制度体系）。换言之，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就是生态文明的理念意识与行为规范逐渐渗透内化到大“社会”之中的方方面面的过程，就是我们的现代社会制度按照生态文明的原则与目标要求进行重构或绿化的过程。[6]
由国家环保部和北京林业大学分别创制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却都基于如下共识，即一个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进展及其成果应同时体现在生态环境、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5个层面。[7]74-87环保部2013年5月公布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指标”（试行），基于上述理解，具体划分为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制度、生态文化等5个二级指标，以及29个（生态文明县）和30个（生态文明市）三级指标。相比之下，北京林业大学2010年创制完成的“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ECCI），着眼于考核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切实成效而不是采取的实际举措（因此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绩效评估”和“规划评估”），因而选择了最能体现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器物和行为层面的5个领域：生态活力、环境质量、社会发展、协调程度和转移贡献（其中“转移贡献”指标只出现在了2011-2012年的评估报告中）。然而，它对作为该评估体系核心概念的生态文明建设做了如下明确界定：“生态文明是自然与文明和谐双赢的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就是通过对传统工业文明弊端的反思，转变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调整相应的政策法规，引导人们改变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绿色科技，在增进社会福祉的同时，实现生态健康、环境良好、资源永续，化解文明与自然的冲突，确保社会可持续发展。”[8]2也就是说，5层面意涵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建设”概念，同样是北林大评估体系的学理性基础，只不过它侧重于量化评估可操作性较强的生态环境、经济（“协调程度”）和社会三个方面。
理论聚焦郇庆治：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模式需要指出的是，北林大评估体系依据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在上述4个二级指标上的不同表现，还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的生态文明建设类型：均衡发展型、社会发达型、生态优势型、环境优势型、相对均衡型、低度均衡型。其中，均衡发展型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都较高，相对均衡型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都较为平均，低度均衡型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都较低，而社会发达型、生态优势型和环境优势型则分别指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态健康和环境质量方面表现较为突出。[8]33-38一方面，上述对生态文明建设类型的划分，也可以大致理解为一种对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的区分，即不同的省域主体可以凭借各自的优势和通过不同的路径走向生态文明的期望性结果——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像京津沪这样的国际都市和像青藏这样的少数民族边缘地区来说肯定是极为不同的，另一方面，这种划分更多具有描述性而不是因果分析性的价值，因为无论是不同程度均衡性（高中低）的概括还是社会、生态、环境的“一枝独秀”式样态，都不必然意味着具有普适性和可复制性意义上的模式意蕴——比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并不一定导致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或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水平的提升，而生态环境质量的较高水准完全可能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程度较低的一种自然禀赋决定意义上的结果。[8]202-204
比如，2008年生态文明建设“六大类型”的具体分布如下：均衡发展型为海南、广东、福建和重庆；社会发达型为北京、浙江、上海、天津和江苏；生态优势型为四川、吉林和江西；环境优势型为广西、西藏和青海；相对均衡型为辽宁、黑龙江、湖南、云南、山东、陕西、安徽、湖北和河南；低度均衡型为内蒙古、河北、宁夏、贵州、新疆、山西和甘肃。相比之下，2012年“六大类型”的具体分布如下：均衡发展型为海南、北京、浙江、福建；社会发达型为重庆、广东、内蒙古、上海、天津、江苏和山东；生态优势型为辽宁、江西、黑龙江、四川和吉林；环境优势型为西藏、广西、云南和贵州；相对均衡型为湖南、青海、新疆、山西、陕西和湖北；低度均衡型为甘肃、安徽、河南、宁夏和河北。可以发现，5年之后，将相邻两组合并后的经济社会发达群体、生态环境优越群体、中低度均衡群体之中，成员是大致稳定的。其中，均衡发展型中的海南、福建和低度均衡型中的甘肃、宁夏、河北，也许更能说明一些问题。 笔者在局部调整北林大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包括“生态健康”、“环境舒适”、“生态经济”和“生态社会”四个二级指标），通过对2010年数据的分析，也得出了略微不同的“三大集团”和“四种类型”的评估结果[7]249-257，进一步表明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阶段性与多样性。具体地说，“三大集团”的构成分别是：广东、西藏、海南、北京、福建、天津、吉林、浙江、云南和上海；四川、广西、江西、黑龙江、重庆、江苏、湖南、青海、辽宁和湖北；安徽、贵州、山东、内蒙古、河北、陕西、河南、山西、新疆、宁夏和甘肃，大致呈现为一个从东南向西北倾斜的格局。“四种类型”的划分方法是，依据各省域主体在四个二级指标上的不同表现，分别做出属于“前十”、“中十”和“后十”的位次排列，然后，我们可以将同时属于“前十”的称之为较高水准的“均衡发展型”（以及接近这一标准的“相对均衡型”），同时属于“后十”的称之为较低水准的“均衡发展型”（以及接近这一标准的“相对均衡型”），并会发现，前者的典型例子是海南，而后者的典型例子是山西。应该说，像北林大评估体系一样，笔者的上述研究也大致属于一种针对省域主体范围内核心性元素的公共管理视角下的考量（尽可能借助于权威性统计数据），但却很难体现省域内部构成单位之间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很难表明主要考察变量（尤其是经济社会生态化努力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之间的因果性关联。[8]257
缓解上述方法论局限的一个有益举措，在笔者看来，是进一步拓宽我们思考与概念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理论视野。基于此，笔者提出了一个考察我国生态文明实践尤其是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先行）示范区的三维分析框架：即“管理哲学或战略维度”（侧重于对“五位一体”或“五要素统合”机理与机制的探究）、“空间维度”（侧重于对省市县三级行政层面的更有效推动及其路径机制的考量）和“社会主义维度”（侧重于反思与检视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9]而对于本文探讨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来说，笔者认为，我们当然可以说，任何一个维度上的“普适性”或“可复制性”都可以构成一种模式，然而，那些三者兼备或有机结合的尝试显然更为重要。
二、浙江省安吉县的实践探索
安吉县位于浙江省西北部，湖州市辖县之一，背靠天目山，面向沪宁杭，县域面积1886平方公里，常驻人口46万人（2013年），建县于公元185年，取《诗经》“安且吉兮”之意得名，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从一种回溯性的视角来说，安吉县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有着至少3个方面的“客观性”条件[2]116-117：一是自然生态禀赋。“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形地貌特征与土地资源分布——天目山自西南入境分东西两支环抱安吉县境，使之呈现为“三面环山、中间凹陷、东北开口”的辐聚状盆地地形，县境南端的龙王山是浙北最高峰（海拔1587米），沿路汇聚而成的西苕溪干流从西南向西北流经全县境域进入太湖（全长110公里），这些通常被认为是工农业发展不利条件的另一面或“实质”，是一种相对优越的地域性自然生态基础，也就是“绿水青山”这种得天独厚的绿色资源。
二是地理区位优势。处于沪宁杭三角洲中心的地理位置，使安吉县得以近距离地面对着包括杭州、上海和南京这样特大城市在内的一个潜力巨大而交通便捷的庞大市场——到南京和上海只需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因而，就像改革开放之初安吉的建材产品一度成为沪宁杭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基础性需求一样，假以时日，这里的农林土特产品和乡村环境与景观也将会成为沪宁杭等这些完成现代化城市中最为稀缺的资源或最紧俏的商品。而且，周边大城市民众消费需求与能力的变化和本地绿色产品供给能力的提升，几乎肯定将会进一步把这种地理优势凸显出来。
三是经济转型大背景。作为最早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长三角一部分的浙北湖州地区，也较早遇到了区域性和流域性的工业污染难题或“瓶颈”，而这突出表现为太湖的严重污染问题。1998年岁末国务院组织实施的“太湖零点行动”——江苏、浙江和上海两省一市的执法人员一千多人对沿湖重点污染企业进行了突击执法检查并查封了一批超标排污企业，直接触动了浙江省以及湖州市政府开始认真考虑实施经济发展或现代化的生态化转型。
当上述客观性条件最先转变为少数地方性政府的自觉意识并成为一种政治决断时，生态文明建设就会（已然）变为一种实践。安吉县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就是由此起步的，或者说成为了“那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具体地说，它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阶段。[7]129-140，[2]208-215
筹谋启动阶段（1999-2003年）：浙江省早在1998年举行的省第十次党代会上，就提出了要创造“天蓝、水清、山绿”的优美环境的明确目标，对原来实施的环境保护战略做出了阶段性提升。1999年，《浙江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考核办法》出台，建立起由“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落实、环保部门统一监督、有关部门分工协作的责任体系。2002年，省第十一次党代会进一步提出了“绿色浙江”的战略目标，并在同年由省政府制定了《浙江可持续发展规划纲要》。正是在上述大背景下，安吉县1999年1月成立了“绿色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经过一年多的反复酝酿与论证，县委、县政府于2001年提出实施生态立县战略，打造“生态经济强县、生态文化大县、生态人居名县”，标志着安吉的生态县战略正式确立。两年后的2003年，安吉县人大通过了《关于生态县建设的决议》。
生态县创建阶段（2003-2007年）：200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制定了《浙江省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2004年，浙江省启动了“811环境整治行动”①①它指的是围绕生态经济、节能减排、环境质量、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修复、环保能力、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化等八个方面目标，重点推进的11项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行动：节能减排行动、循环经济行动、绿色城镇行动、美丽乡村行动、清洁水源行动、清洁空气行动、清洁土壤行动、蓝色屏障行动、森林浙江行动、防灾减灾行动和绿色创建行动。这一基础性、标志性工程；2005年，浙江省又启动了“发展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在上述政策引导与支持框架下，安吉县的生态县创建工作着力于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创建、村庄环境整治等工作，并取得了重要进展。比如，正是在2003年，天荒坪镇的余村率先做出了从“石头经济”向生态旅游经济转型的重大抉择，决定放弃300多万元的年集体经济收入（名列安吉县各村之首），并随后两年内关闭了村办矿山和砖厂、水泥厂。应该说，一方面是建材工业导致的漫天灰尘等环境污染问题和矿工安全问题，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关于生态旅游经济美好前景的承诺，说服了大多数基层群众。更为重要的是，乡村政府还在随后的乡村空间规划、市场主体培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扶持性工作，比如派出原来的矿区职工到外地进行考察学习，从而发展起本地的第一批“农家乐”业户——到2014年，该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7677元，是2004年的近5倍。2004年3月25日，安吉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生态日”活动。2006年6月，安吉县成为全国第一个生态县。 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阶段（2007-2015年）：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来，浙江省在继续实施生态省建设、尤其是新一轮“811”三年行动计划的同时，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打造“生态浙江”、“美丽浙江”。2010年省委通过的《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打造“富饶秀美、和谐安康”的生态浙江，努力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2014年，安吉县所属的湖州市被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批准为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自2008年起，安吉县成为环保部组织实施的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县）”，同年，安吉县人大通过了《关于建设“中国美丽乡村”的决议》，标志着美丽乡村建设成为安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性领域。2011年底，县党代会提出要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全国试点”向“全国示范”跨越，致力于“人居环境、生态经济、生态价值、绿色城镇、生态制度”等5个方面的示范建设。2012年，安吉县获得了中国第一个县级的“联合国人居奖”。2014年，以安吉县为蓝本起草的《美丽乡村建设规范》成为全国首个“美丽乡村”地方标准。
经过15年左右的不懈努力，安吉县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突出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7]153-155：一是雏形初具的生态经济。广义上的生态经济包括工业经济的生态化和主要体现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绿色经济，而安吉通过“转变一产”、“优化二产”和“提升三产”等政策举措，已形成了一个以现代农林业及旅游业为主导的生态化经济产业体系。2014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850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1562元（全省平均水平为19373元），分别是2005年的322倍和302倍，三产比例为89%∶485%∶426%。
具体而言，在生态农业方面，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绿色有机食品基地建设快速推进，并培育出了安吉白茶、高山蔬菜、富硒米、生态甲鱼、蓝莓等特色农产品牌，以及“美丽乡村”、“中国竹乡”、“黄浦江源”、“昌硕故里”等四大乡村旅游品牌和“灵峰胜景”、“竹海观光”、“白茶飘香”、“田园风光”等四大乡村旅游路线。2014年，全县白茶种植面积达17万亩，种植户15800户，产值2016亿元，为安吉农民人均创收5800元；全县农业休闲园区接待游客373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55亿元。在生态旅游业方面，目前全县拥有景区景点23家，其中4A级5家，三星级以上旅游饭店8家，其中四星级5家，旅行社28家，旅游商品企业20家，农家乐700余户；在安吉，仅366%的农村人口从事农业，而其中93%的人同时经营以农家乐为主的乡村旅游；森林生态旅游异军突起，2014年，竹乡森林旅游全年接待游客9467万人，实现旅游收入4265亿元。在生态化工业方面，安吉的椅业和竹木制品这两大传统产业实现转型升级，2014年二者分别完成产值1678亿元和180亿元，其中后者为农民创收7790元；与此同时，瞄准新型医药、特色机电、绿色食品和太阳能光伏等四大产业方向，积极引进产业集群和块状实体，以开发区（递铺街道）、天子湖现代工业园、梅溪临港工业园为主要项目承接地，努力打造安吉“金三角”新兴产业基地。2014年，全县高新技术产业达到58家，产值为1353亿元，是2006年202亿元的134倍。
二是保持优良的生态环境。经过10多年的乡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整治努力，安吉县的森林覆盖率达到71%（植被覆盖率为75%），城区绿化率达到51%，使全县空气质量常年维持在优良水平（但2014年的县城区空气优良天数是263天，仅为73%），而高达92%的生活污水处理率和100%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确保了连续十年全县地表水水质、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交界断面水质以及7个市控以上断面地表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均为100%（但3个省控断面水质为III类）。这其中，以“改厕、改路、改房、改水、改线和环境美化”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及其财政投入，对于改善农村的环境基础设施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从2003年起县政府每年设立2000万元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补助资金，一般占到项目总投资的50%（经济薄弱村则占到80%）。目前，全县污水处理设施的村庄覆盖率已达到100%，农村人口受益率65%以上。此外，全县持续开展竹木制品企业的污染整治工作，210家竹木制品企业的污水全部集中处理，由日处理300吨高浓度竹制品废水的安吉逢春污水处理公司负责。
三是品质大大提升或美化的生态人居。自2008年初起，安吉县明确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创建的突破口或路径。具体地说，就是在充分发挥生态优势和产业特色的基础上，通过推进村庄环境的综合提升、农村产业的持续发展和农村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把全县187个行政村都建设成为“村村优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的现代化新农村。着眼于上述目标，安吉从科学规划入手，将整个县域作为一个大花园来规划设计，同时精雕细刻，努力做到“一村一景”、“一户一品”，在建设过程中，重点放在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而工作的着力点则是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村环境，努力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到2012年，安吉的“美丽乡村”建设已完成近中期目标，基本实现了全县域覆盖。[2]89-99、151-161到2015年，我们已不仅可以读到“昌硕故里、人文鄣吴”、“千年古镇、孝子故里”、“静心小镇、天赋杭垓”、“时光小镇、泊心章村”、“自在小镇、休闲报福”、“天目慢谷、幸福上墅”、“浪漫山川、美丽乡村”、“天荒地老、爱情小镇”、“白茶故里、美丽溪龙”等一连串的充满着诗情画意的乡镇别称，而且可以身临其境去感受其中那一个个美丽乡村的动人魅力：“十里渔村——赤坞村”、“万顷竹海——唐舍村”、“美景深溪——深溪村”、“生态湿地——剑山村”、“浙北最美山村——高家堂村”、“威风锣鼓——马家弄村”、“休闲余村——余村村”、“中国白茶第一村——黄杜村”，等等。①①笔者于2015年8月10-11日借参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之机，对天荒坪镇的余村、山川乡的马家弄村和凯蒂猫文化主题公园做了短暂的实地考察，对这些美丽乡村的生态人居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安吉在成功地将当地美丽乡村建设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的同时，又提出了全县域建设“浙江泛自然博物园”的宏大目标，并已把浙江省自然博物馆（院）引入安吉。[10]可以说，安吉的美丽乡村建设不仅创造性地承接了前些年国家曾大力推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且成功地实现了与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这一国家新时期发展主题的融合对接。而最重要的是，农村百姓在自己的衣食起居中体验到了优质生态环境带来的价值享受与获得感。 四是得到初步挖掘与开发的生态文化。广义的生态文化同时来自优厚的生态环境禀赋、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中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上的努力。对于安吉来说，前者比如竹文化、茶文化，既与这一地区的大自然禀赋直接相关，也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其历史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中国竹乡”和“中国白茶之乡”的美誉就是明证，只不过如今的文化开发更注重了与当代社会的大众性经济文化需求相对接——一部《卧虎藏龙》的奥斯卡大片让古老的百万亩竹海瞬间名扬天下，而对白茶营养价值的科学解析则使之获得了甚至超越绿茶的高端时尚茶品地位；中者比如对汉唐古城遗址尤其是孝丰镇的孝文化的挖掘修复、对递铺街道古驿文化及其人文景观的整理保护、对近代画家吴昌硕故里文化的搜集整理，都在某种程度上重建了安吉作为千年古县的历史悠久形象，同时也为美丽乡村建设和生态旅游开发提供了重要的路径支持或营销支点；后者比如县政府制定的“生态日”（2004年）、“环境整治推进日”（2014年）和正在着力建设的“安吉生态博物馆”，几乎村村都有的小型文化馆、影视馆和特色博物馆，以及由村民自主制定实施的“文明行为守则”、“村规民约”、“家训家风”等，都更多是一种现代生态文化及其公民文化意识的积极培育。必须指出的是，像其它文化类型一样，生态文化也是内秀外美同样重要，甚至内秀更根本——因为它意味着从内心深处生态化变革我们的村民（公民），而这在广大农村一般来说不会比城市更容易。
三、“安吉模式”的普适性与特殊性
无论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要素（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人居、生态文化）及其良性互动还是已经产生的现实影响来说②②笔者于2015年夏天考察的甘肃省陇南市康县的生态文明与美丽乡村建设，当地官员就明确承认其灵感与思路来自“安吉经验”。，浙江省安吉县的实践探索都构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区域性模式。
当然，对“安吉模式”的科学评价，在笔者看来，还应该强调如下两点，一是不能将其视为一个孤立的个例或“绿岛”，相反，我们应该将其置于湖州市、浙江省的更大行政区域范围内来加以整体性考量。事实上，安吉县的实践探索是整个湖州市、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或缩影——湖州市自2014年起也成为国家发改委主导推动的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之一，而浙江省在十八大之也逐渐提出了打造“生态文明先行示范省”的宏观战略。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或贬低安吉县诸多先行先试做法的开拓性或示范价值，而是不宜过分强调“安吉模式”的“单打独斗”侧面——比如，安吉的生态农林业与旅游业转型战略随后就被湖州市的其它县市和浙江南部的其它市县所效仿、吸纳、拓展。二是我们还需要对“安吉模式”的主要侧面或维度做更深入的分析（除了时间向度上的进一步观察）。对此，笔者认为，我们可以着重围绕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出的三维分析视角来加以讨论。
1）从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或管理学维度来看，“安吉模式”可以大致概括为一种用“（乡村为主）生态化经济”取代“（城市为主）工业化经济”的发展转型思路和战略。其中，自然资源的新型利用方式（从建材采掘转向生态农林产品与旅游业开发）和主动对接区域性大市场与商业资本运营机制，是整个模式得以运转的关键性要素。绿色经济偏重（尽量减少污染性制造业的产业比重和影响范围）不仅可以较好地维持本来就相对较大容量的生态环境，而且与广大农村的资源优势、产业传统和历史文化达成了一种“多重契合”，并在美丽乡村建设的概念性框架下得以综合推进。就此而言，第二个阶段的镇村环境综合整治和第三个阶段的美丽乡村建设及其有效衔接，至关重要。笔者认为，从长远来看，这种自然资源利用方式的转换本身——生态资本化及其开发——并不能保证生态文明的必然性结果，但至少就目前而言，县域绿色经济的成长、乡村民众生活福祉的改善和生态环境质量的维持（可称为累积性“生态红利”的集中释放），并未产生出十分突出的矛盾。比如，当前更值得关注的仍是乡村旅游业的迅速扩张问题——2014年全县接纳了1200万游客，并已有农家乐业户700-1000家，仅天荒坪镇大溪村就有110家，而不是资本化旅游业导致的本地利益侵蚀问题。
2）从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维度来说，“安吉模式”同时彰显了县域行政范围的有效性和局限性。一方面，相对独立或封闭的生态空间有助于安吉县依据自身特色，科学规划所辖区域和乡镇街道的主体功能及其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把整个县域作为一个“泛自然博物园”、一个“大景区”来规划、建设和管理。但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县域空间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目标来说又是非常狭小的。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笔者注意到，安吉县的省际交界处的水质就只能维持在III类左右，而县城区2014年优良气质天数的比例也只在73%左右，这些大概都不是安吉自己努力能够解决的问题。①①本文撰写期间对安吉县党校同事的采访也证实了周边县市（比如德清和长兴）的工业结构对安吉城区大气环境质量的重要影响。换言之，安吉生态环境改善或维持目标的持久保证，是离不开更大范围内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跟进尤其是生态经济转型努力的。这就要求，作为先驱者的安吉，既不能满足于对于沪宁杭等工业化都市来说难以实现的某些绿色指标（比如森林覆盖率和城区绿化率），更不能屈从于当前主流性的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发展目标（以富裕程度或消费数额论英雄），从而最终创造出一个“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人居、生态文化”之间持续性良性互动的“生态文明（绿色）故事”。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说，“安吉模式”真正具有了超越其地域或时代的普适性。
3）从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公平正义考量或政治维度来说，“安吉模式”应该说包含着强烈的社会主义意蕴，因为美丽乡村建设为主线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本身，就意味着对传统剥夺（集中）型城市化的否定和对城乡之间平等、公平、均衡发展的目标性追求，这是必须高度肯定的。而笔者关心的问题是，长久支持这样一种方向性变革的制度性和经济性基础是什么，又在何种意义上是可持续的？这其中既涉及到目前政府投入力度的可持续性问题②②2008-2012年，安吉县累计投入涉及“美丽乡村”的项目2526个，资金2539亿元；2011-2016年，将安排财政资金3亿元，重点培育10个示范风情小镇。见单锦炎.行走在美丽之间：美丽中国的安吉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48～249。，也包括未来乡村中的经济关系基础问题。依据笔者的有限观察访谈，前者的所需资金也许可以逐渐转向社会资本甚或境外资本来筹措征收——这已经是现实中迅速发生着的变化③③比如，笔者于2015年8月10-11日出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期间住宿的“大年初一风景小镇”酒店和参观的凯蒂猫文化主题公园，就分别是由一家海南公司回乡投资开发的大型休闲旅游度假目的地（总投资12亿元）和一家上海公司投资开发的大规模娱乐演艺综合体（总投资预计70亿元），而上海电影集团投资兴建的影视文化产业基地总投入高达180亿元。，但后者的个体民营化经济趋势如何能够长期支撑一个更趋公平与和谐的乡村经济和社会，似乎并不符合我们所掌握的政治经济学常识，而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目前为止还没有清晰展现出来④④比如，笔者实地考察过的天荒坪镇余村和山川乡马家弄村2014年的集体经济收入分别为150万元和75万元，仅为当年村民纯收入总额的52%和35%。其中，余村现有民营企业43家、农家乐14家、观光休闲旅游景区3处。这方面的一个积极性例子是，报福镇景溪村成立“景溪坞旅游开发公司”时，集体经济入股总投入500万元的30%，从而保证了村庄资源旅游开发过程中的集体收益分成。本文撰写期间对安吉县委党校同事、县农委官员的访谈大致证实了当地“集体资产不多、集体经济不强”的判断。。就此而言，安吉迄今为止所采取的那些生态文明建设制度革新举措还只是较浅层次的。 综上所述，在笔者看来，安吉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探索，或生态文明建设的“安吉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欧美国家尤其是核心欧盟国家中颇为流行的“生态现代化”理念与战略的一个中国版本或验证。如果说（预期或虚拟）市场、（有能力的）政府、技术（创新）三个因素的合理组合，是生态现代化理念与战略得以成功实施的关键[11]，那么，（强大的）政府、（成长中的）市场和技术（跟进）之间的组合，就构成了“安吉模式”之所以取得初步成效的密钥。当然，二者明显不同的是，前者发生在具有悠久工业化历史和成熟市场机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后者则发生在依然处在一个现代化发展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前者的焦点在城市，而后者的重点在乡村。由此，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在生态文明和美丽乡村建设推进过程中，包括安吉县在内的各级政府扮演了一种显而易见的主导性作用——“狮子型干部”和“狼型团队”所展现的超强执行力或品牌创造力功不可没[2]215-224、188-202，而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总的来说还发挥得不够突出。或者说，朴素的“以民为本”思想依然在我们政府官员的执政理念与治理实践中占据着根深蒂固的地位，而我们的农民群众也依然习惯于用一种更为朴素的情感与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和追求。[2]224-228但如果把生态文明建设理解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重构与相互学习过程，那么，政府与乡村、农民之间理应有着一种更为建设性的互动关系，而这应成为安吉县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探索下一步努力的更明确目标。
另一方面，就像“安吉模式”的示范效应或可复制性并非是无条件的（良好的生态环境禀赋、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和必要的倒逼压力似乎缺一不可）一样，它自身的未来也不是全然确定的。尤其是当我们超出安吉县的行政区域范围和着眼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维度来审视它时，就会发现，“安吉模式”——就像我国正在开展的诸多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先行区）一样，其实还存在着多种的方向性而不简单是路径选择。概言之，美丽乡村建设视野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所牵涉或引发的绝不仅仅是我们目前已看到的迅速成长中的“绿色经济”或魅力十足的“生态人居”，而是我们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是否有政治意愿和决心（然后才是可能性）去挑战工业化时代遗留下来的社会不公正、生态不可持续的（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的）城乡关系。可以说，那个意义或高度上的从自发到自觉的大胆质疑和替代性选择，才是迈入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绿色新政治门槛。这绝不是说，目前版本的“安吉模式”无关紧要，而只是说，它还应该有着更高、更明确的未来理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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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郇庆治.三重理论视野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研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1）：17-25.
[10]湖州市生态文明办.手绘湖州·生态地图[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5.
[11]郇庆治.生态现代化理论与绿色变革[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2）：90-98.
责任编辑：陶泽元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区域模式
中图分类号：X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16）04-0032-08
作为全国最早开始“生态县”、“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创建的县域之一，浙江省安吉县成为了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推广与理论分析中高频出现的明星样本，甚至被赞誉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安吉模式”[1]，[2]序言7。因而，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应如何从理论上认识安吉县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探索的普遍意义或模式意涵，又如何预判在实践中现行思路与路径下生态文明建设的近期前景和挑战呢？
一、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的一般性分析
理解与界定生态文明建设模式概念的关键在于，什么是“模式”，以及什么是“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前者，“模式”一般来说具有模范、范本、样板、榜样和示范等方面的意涵，其核心是普适性和可模仿性、可复制性。当然，与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不同，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中，这种普适性和可模仿性并不等于无条件的可重复性，因为其中有着太多的不可知或不可控变量。也就是说，当我们讨论比如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模式时，并不意味着或追求某种成功情景在其它地区的全然再现。尽管如此，“模式”之所以是模式，是因为它不同于更一般意义上的、具有某种可资借鉴价值的案例、样本或实践，后者的肯定性语气要弱许多。
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层面上可以大致理解为一种和平、和谐与共生的人与自然关系和社会与自然关系，因而天然地蕴含着或指向一种不同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即生态文明[3，4]；在实践或政策层面上，从十七大到十八大期间已经把“建设生态文明”和“确立生态文明观念”具体化为“五位一体”和“四大战略部署”[5]，进而聚合于“五要素”，即生态文明的生态环境、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观念制度体系）。换言之，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就是生态文明的理念意识与行为规范逐渐渗透内化到大“社会”之中的方方面面的过程，就是我们的现代社会制度按照生态文明的原则与目标要求进行重构或绿化的过程。[6]
由国家环保部和北京林业大学分别创制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却都基于如下共识，即一个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进展及其成果应同时体现在生态环境、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5个层面。[7]74-87环保部2013年5月公布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指标”（试行），基于上述理解，具体划分为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制度、生态文化等5个二级指标，以及29个（生态文明县）和30个（生态文明市）三级指标。相比之下，北京林业大学2010年创制完成的“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ECCI），着眼于考核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切实成效而不是采取的实际举措（因此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绩效评估”和“规划评估”），因而选择了最能体现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器物和行为层面的5个领域：生态活力、环境质量、社会发展、协调程度和转移贡献（其中“转移贡献”指标只出现在了2011-2012年的评估报告中）。然而，它对作为该评估体系核心概念的生态文明建设做了如下明确界定：“生态文明是自然与文明和谐双赢的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就是通过对传统工业文明弊端的反思，转变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调整相应的政策法规，引导人们改变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绿色科技，在增进社会福祉的同时，实现生态健康、环境良好、资源永续，化解文明与自然的冲突，确保社会可持续发展。”[8]2也就是说，5层面意涵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建设”概念，同样是北林大评估体系的学理性基础，只不过它侧重于量化评估可操作性较强的生态环境、经济（“协调程度”）和社会三个方面。
理论聚焦郇庆治：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模式需要指出的是，北林大评估体系依据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在上述4个二级指标上的不同表现，还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的生态文明建设类型：均衡发展型、社会发达型、生态优势型、环境优势型、相对均衡型、低度均衡型。其中，均衡发展型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都较高，相对均衡型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都较为平均，低度均衡型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都较低，而社会发达型、生态优势型和环境优势型则分别指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态健康和环境质量方面表现较为突出。[8]33-38一方面，上述对生态文明建设类型的划分，也可以大致理解为一种对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的区分，即不同的省域主体可以凭借各自的优势和通过不同的路径走向生态文明的期望性结果——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像京津沪这样的国际都市和像青藏这样的少数民族边缘地区来说肯定是极为不同的，另一方面，这种划分更多具有描述性而不是因果分析性的价值，因为无论是不同程度均衡性（高中低）的概括还是社会、生态、环境的“一枝独秀”式样态，都不必然意味着具有普适性和可复制性意义上的模式意蕴——比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并不一定导致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或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水平的提升，而生态环境质量的较高水准完全可能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程度较低的一种自然禀赋决定意义上的结果。[8]202-204
比如，2008年生态文明建设“六大类型”的具体分布如下：均衡发展型为海南、广东、福建和重庆；社会发达型为北京、浙江、上海、天津和江苏；生态优势型为四川、吉林和江西；环境优势型为广西、西藏和青海；相对均衡型为辽宁、黑龙江、湖南、云南、山东、陕西、安徽、湖北和河南；低度均衡型为内蒙古、河北、宁夏、贵州、新疆、山西和甘肃。相比之下，2012年“六大类型”的具体分布如下：均衡发展型为海南、北京、浙江、福建；社会发达型为重庆、广东、内蒙古、上海、天津、江苏和山东；生态优势型为辽宁、江西、黑龙江、四川和吉林；环境优势型为西藏、广西、云南和贵州；相对均衡型为湖南、青海、新疆、山西、陕西和湖北；低度均衡型为甘肃、安徽、河南、宁夏和河北。可以发现，5年之后，将相邻两组合并后的经济社会发达群体、生态环境优越群体、中低度均衡群体之中，成员是大致稳定的。其中，均衡发展型中的海南、福建和低度均衡型中的甘肃、宁夏、河北，也许更能说明一些问题。 笔者在局部调整北林大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包括“生态健康”、“环境舒适”、“生态经济”和“生态社会”四个二级指标），通过对2010年数据的分析，也得出了略微不同的“三大集团”和“四种类型”的评估结果[7]249-257，进一步表明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阶段性与多样性。具体地说，“三大集团”的构成分别是：广东、西藏、海南、北京、福建、天津、吉林、浙江、云南和上海；四川、广西、江西、黑龙江、重庆、江苏、湖南、青海、辽宁和湖北；安徽、贵州、山东、内蒙古、河北、陕西、河南、山西、新疆、宁夏和甘肃，大致呈现为一个从东南向西北倾斜的格局。“四种类型”的划分方法是，依据各省域主体在四个二级指标上的不同表现，分别做出属于“前十”、“中十”和“后十”的位次排列，然后，我们可以将同时属于“前十”的称之为较高水准的“均衡发展型”（以及接近这一标准的“相对均衡型”），同时属于“后十”的称之为较低水准的“均衡发展型”（以及接近这一标准的“相对均衡型”），并会发现，前者的典型例子是海南，而后者的典型例子是山西。应该说，像北林大评估体系一样，笔者的上述研究也大致属于一种针对省域主体范围内核心性元素的公共管理视角下的考量（尽可能借助于权威性统计数据），但却很难体现省域内部构成单位之间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很难表明主要考察变量（尤其是经济社会生态化努力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之间的因果性关联。[8]257
缓解上述方法论局限的一个有益举措，在笔者看来，是进一步拓宽我们思考与概念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理论视野。基于此，笔者提出了一个考察我国生态文明实践尤其是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先行）示范区的三维分析框架：即“管理哲学或战略维度”（侧重于对“五位一体”或“五要素统合”机理与机制的探究）、“空间维度”（侧重于对省市县三级行政层面的更有效推动及其路径机制的考量）和“社会主义维度”（侧重于反思与检视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9]而对于本文探讨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来说，笔者认为，我们当然可以说，任何一个维度上的“普适性”或“可复制性”都可以构成一种模式，然而，那些三者兼备或有机结合的尝试显然更为重要。
二、浙江省安吉县的实践探索
安吉县位于浙江省西北部，湖州市辖县之一，背靠天目山，面向沪宁杭，县域面积1886平方公里，常驻人口46万人（2013年），建县于公元185年，取《诗经》“安且吉兮”之意得名，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从一种回溯性的视角来说，安吉县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有着至少3个方面的“客观性”条件[2]116-117：一是自然生态禀赋。“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形地貌特征与土地资源分布——天目山自西南入境分东西两支环抱安吉县境，使之呈现为“三面环山、中间凹陷、东北开口”的辐聚状盆地地形，县境南端的龙王山是浙北最高峰（海拔1587米），沿路汇聚而成的西苕溪干流从西南向西北流经全县境域进入太湖（全长110公里），这些通常被认为是工农业发展不利条件的另一面或“实质”，是一种相对优越的地域性自然生态基础，也就是“绿水青山”这种得天独厚的绿色资源。
二是地理区位优势。处于沪宁杭三角洲中心的地理位置，使安吉县得以近距离地面对着包括杭州、上海和南京这样特大城市在内的一个潜力巨大而交通便捷的庞大市场——到南京和上海只需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因而，就像改革开放之初安吉的建材产品一度成为沪宁杭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基础性需求一样，假以时日，这里的农林土特产品和乡村环境与景观也将会成为沪宁杭等这些完成现代化城市中最为稀缺的资源或最紧俏的商品。而且，周边大城市民众消费需求与能力的变化和本地绿色产品供给能力的提升，几乎肯定将会进一步把这种地理优势凸显出来。
三是经济转型大背景。作为最早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长三角一部分的浙北湖州地区，也较早遇到了区域性和流域性的工业污染难题或“瓶颈”，而这突出表现为太湖的严重污染问题。1998年岁末国务院组织实施的“太湖零点行动”——江苏、浙江和上海两省一市的执法人员一千多人对沿湖重点污染企业进行了突击执法检查并查封了一批超标排污企业，直接触动了浙江省以及湖州市政府开始认真考虑实施经济发展或现代化的生态化转型。
当上述客观性条件最先转变为少数地方性政府的自觉意识并成为一种政治决断时，生态文明建设就会（已然）变为一种实践。安吉县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就是由此起步的，或者说成为了“那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具体地说，它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阶段。[7]129-140，[2]208-215
筹谋启动阶段（1999-2003年）：浙江省早在1998年举行的省第十次党代会上，就提出了要创造“天蓝、水清、山绿”的优美环境的明确目标，对原来实施的环境保护战略做出了阶段性提升。1999年，《浙江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考核办法》出台，建立起由“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落实、环保部门统一监督、有关部门分工协作的责任体系。2002年，省第十一次党代会进一步提出了“绿色浙江”的战略目标，并在同年由省政府制定了《浙江可持续发展规划纲要》。正是在上述大背景下，安吉县1999年1月成立了“绿色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经过一年多的反复酝酿与论证，县委、县政府于2001年提出实施生态立县战略，打造“生态经济强县、生态文化大县、生态人居名县”，标志着安吉的生态县战略正式确立。两年后的2003年，安吉县人大通过了《关于生态县建设的决议》。
生态县创建阶段（2003-2007年）：200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制定了《浙江省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2004年，浙江省启动了“811环境整治行动”①①它指的是围绕生态经济、节能减排、环境质量、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修复、环保能力、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化等八个方面目标，重点推进的11项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行动：节能减排行动、循环经济行动、绿色城镇行动、美丽乡村行动、清洁水源行动、清洁空气行动、清洁土壤行动、蓝色屏障行动、森林浙江行动、防灾减灾行动和绿色创建行动。这一基础性、标志性工程；2005年，浙江省又启动了“发展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在上述政策引导与支持框架下，安吉县的生态县创建工作着力于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创建、村庄环境整治等工作，并取得了重要进展。比如，正是在2003年，天荒坪镇的余村率先做出了从“石头经济”向生态旅游经济转型的重大抉择，决定放弃300多万元的年集体经济收入（名列安吉县各村之首），并随后两年内关闭了村办矿山和砖厂、水泥厂。应该说，一方面是建材工业导致的漫天灰尘等环境污染问题和矿工安全问题，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关于生态旅游经济美好前景的承诺，说服了大多数基层群众。更为重要的是，乡村政府还在随后的乡村空间规划、市场主体培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扶持性工作，比如派出原来的矿区职工到外地进行考察学习，从而发展起本地的第一批“农家乐”业户——到2014年，该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7677元，是2004年的近5倍。2004年3月25日，安吉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生态日”活动。2006年6月，安吉县成为全国第一个生态县。 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阶段（2007-2015年）：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来，浙江省在继续实施生态省建设、尤其是新一轮“811”三年行动计划的同时，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打造“生态浙江”、“美丽浙江”。2010年省委通过的《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打造“富饶秀美、和谐安康”的生态浙江，努力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2014年，安吉县所属的湖州市被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批准为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自2008年起，安吉县成为环保部组织实施的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县）”，同年，安吉县人大通过了《关于建设“中国美丽乡村”的决议》，标志着美丽乡村建设成为安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性领域。2011年底，县党代会提出要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全国试点”向“全国示范”跨越，致力于“人居环境、生态经济、生态价值、绿色城镇、生态制度”等5个方面的示范建设。2012年，安吉县获得了中国第一个县级的“联合国人居奖”。2014年，以安吉县为蓝本起草的《美丽乡村建设规范》成为全国首个“美丽乡村”地方标准。
经过15年左右的不懈努力，安吉县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突出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7]153-155：一是雏形初具的生态经济。广义上的生态经济包括工业经济的生态化和主要体现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绿色经济，而安吉通过“转变一产”、“优化二产”和“提升三产”等政策举措，已形成了一个以现代农林业及旅游业为主导的生态化经济产业体系。2014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850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1562元（全省平均水平为19373元），分别是2005年的322倍和302倍，三产比例为89%∶485%∶426%。
具体而言，在生态农业方面，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绿色有机食品基地建设快速推进，并培育出了安吉白茶、高山蔬菜、富硒米、生态甲鱼、蓝莓等特色农产品牌，以及“美丽乡村”、“中国竹乡”、“黄浦江源”、“昌硕故里”等四大乡村旅游品牌和“灵峰胜景”、“竹海观光”、“白茶飘香”、“田园风光”等四大乡村旅游路线。2014年，全县白茶种植面积达17万亩，种植户15800户，产值2016亿元，为安吉农民人均创收5800元；全县农业休闲园区接待游客373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55亿元。在生态旅游业方面，目前全县拥有景区景点23家，其中4A级5家，三星级以上旅游饭店8家，其中四星级5家，旅行社28家，旅游商品企业20家，农家乐700余户；在安吉，仅366%的农村人口从事农业，而其中93%的人同时经营以农家乐为主的乡村旅游；森林生态旅游异军突起，2014年，竹乡森林旅游全年接待游客9467万人，实现旅游收入4265亿元。在生态化工业方面，安吉的椅业和竹木制品这两大传统产业实现转型升级，2014年二者分别完成产值1678亿元和180亿元，其中后者为农民创收7790元；与此同时，瞄准新型医药、特色机电、绿色食品和太阳能光伏等四大产业方向，积极引进产业集群和块状实体，以开发区（递铺街道）、天子湖现代工业园、梅溪临港工业园为主要项目承接地，努力打造安吉“金三角”新兴产业基地。2014年，全县高新技术产业达到58家，产值为1353亿元，是2006年202亿元的134倍。
二是保持优良的生态环境。经过10多年的乡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整治努力，安吉县的森林覆盖率达到71%（植被覆盖率为75%），城区绿化率达到51%，使全县空气质量常年维持在优良水平（但2014年的县城区空气优良天数是263天，仅为73%），而高达92%的生活污水处理率和100%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确保了连续十年全县地表水水质、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交界断面水质以及7个市控以上断面地表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均为100%（但3个省控断面水质为III类）。这其中，以“改厕、改路、改房、改水、改线和环境美化”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及其财政投入，对于改善农村的环境基础设施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从2003年起县政府每年设立2000万元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补助资金，一般占到项目总投资的50%（经济薄弱村则占到80%）。目前，全县污水处理设施的村庄覆盖率已达到100%，农村人口受益率65%以上。此外，全县持续开展竹木制品企业的污染整治工作，210家竹木制品企业的污水全部集中处理，由日处理300吨高浓度竹制品废水的安吉逢春污水处理公司负责。
三是品质大大提升或美化的生态人居。自2008年初起，安吉县明确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创建的突破口或路径。具体地说，就是在充分发挥生态优势和产业特色的基础上，通过推进村庄环境的综合提升、农村产业的持续发展和农村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把全县187个行政村都建设成为“村村优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的现代化新农村。着眼于上述目标，安吉从科学规划入手，将整个县域作为一个大花园来规划设计，同时精雕细刻，努力做到“一村一景”、“一户一品”，在建设过程中，重点放在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而工作的着力点则是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村环境，努力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到2012年，安吉的“美丽乡村”建设已完成近中期目标，基本实现了全县域覆盖。[2]89-99、151-161到2015年，我们已不仅可以读到“昌硕故里、人文鄣吴”、“千年古镇、孝子故里”、“静心小镇、天赋杭垓”、“时光小镇、泊心章村”、“自在小镇、休闲报福”、“天目慢谷、幸福上墅”、“浪漫山川、美丽乡村”、“天荒地老、爱情小镇”、“白茶故里、美丽溪龙”等一连串的充满着诗情画意的乡镇别称，而且可以身临其境去感受其中那一个个美丽乡村的动人魅力：“十里渔村——赤坞村”、“万顷竹海——唐舍村”、“美景深溪——深溪村”、“生态湿地——剑山村”、“浙北最美山村——高家堂村”、“威风锣鼓——马家弄村”、“休闲余村——余村村”、“中国白茶第一村——黄杜村”，等等。①①笔者于2015年8月10-11日借参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之机，对天荒坪镇的余村、山川乡的马家弄村和凯蒂猫文化主题公园做了短暂的实地考察，对这些美丽乡村的生态人居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安吉在成功地将当地美丽乡村建设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的同时，又提出了全县域建设“浙江泛自然博物园”的宏大目标，并已把浙江省自然博物馆（院）引入安吉。[10]可以说，安吉的美丽乡村建设不仅创造性地承接了前些年国家曾大力推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且成功地实现了与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这一国家新时期发展主题的融合对接。而最重要的是，农村百姓在自己的衣食起居中体验到了优质生态环境带来的价值享受与获得感。 四是得到初步挖掘与开发的生态文化。广义的生态文化同时来自优厚的生态环境禀赋、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中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上的努力。对于安吉来说，前者比如竹文化、茶文化，既与这一地区的大自然禀赋直接相关，也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其历史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中国竹乡”和“中国白茶之乡”的美誉就是明证，只不过如今的文化开发更注重了与当代社会的大众性经济文化需求相对接——一部《卧虎藏龙》的奥斯卡大片让古老的百万亩竹海瞬间名扬天下，而对白茶营养价值的科学解析则使之获得了甚至超越绿茶的高端时尚茶品地位；中者比如对汉唐古城遗址尤其是孝丰镇的孝文化的挖掘修复、对递铺街道古驿文化及其人文景观的整理保护、对近代画家吴昌硕故里文化的搜集整理，都在某种程度上重建了安吉作为千年古县的历史悠久形象，同时也为美丽乡村建设和生态旅游开发提供了重要的路径支持或营销支点；后者比如县政府制定的“生态日”（2004年）、“环境整治推进日”（2014年）和正在着力建设的“安吉生态博物馆”，几乎村村都有的小型文化馆、影视馆和特色博物馆，以及由村民自主制定实施的“文明行为守则”、“村规民约”、“家训家风”等，都更多是一种现代生态文化及其公民文化意识的积极培育。必须指出的是，像其它文化类型一样，生态文化也是内秀外美同样重要，甚至内秀更根本——因为它意味着从内心深处生态化变革我们的村民（公民），而这在广大农村一般来说不会比城市更容易。
三、“安吉模式”的普适性与特殊性
无论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要素（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人居、生态文化）及其良性互动还是已经产生的现实影响来说②②笔者于2015年夏天考察的甘肃省陇南市康县的生态文明与美丽乡村建设，当地官员就明确承认其灵感与思路来自“安吉经验”。，浙江省安吉县的实践探索都构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区域性模式。
当然，对“安吉模式”的科学评价，在笔者看来，还应该强调如下两点，一是不能将其视为一个孤立的个例或“绿岛”，相反，我们应该将其置于湖州市、浙江省的更大行政区域范围内来加以整体性考量。事实上，安吉县的实践探索是整个湖州市、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或缩影——湖州市自2014年起也成为国家发改委主导推动的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之一，而浙江省在十八大之也逐渐提出了打造“生态文明先行示范省”的宏观战略。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或贬低安吉县诸多先行先试做法的开拓性或示范价值，而是不宜过分强调“安吉模式”的“单打独斗”侧面——比如，安吉的生态农林业与旅游业转型战略随后就被湖州市的其它县市和浙江南部的其它市县所效仿、吸纳、拓展。二是我们还需要对“安吉模式”的主要侧面或维度做更深入的分析（除了时间向度上的进一步观察）。对此，笔者认为，我们可以着重围绕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出的三维分析视角来加以讨论。
1）从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或管理学维度来看，“安吉模式”可以大致概括为一种用“（乡村为主）生态化经济”取代“（城市为主）工业化经济”的发展转型思路和战略。其中，自然资源的新型利用方式（从建材采掘转向生态农林产品与旅游业开发）和主动对接区域性大市场与商业资本运营机制，是整个模式得以运转的关键性要素。绿色经济偏重（尽量减少污染性制造业的产业比重和影响范围）不仅可以较好地维持本来就相对较大容量的生态环境，而且与广大农村的资源优势、产业传统和历史文化达成了一种“多重契合”，并在美丽乡村建设的概念性框架下得以综合推进。就此而言，第二个阶段的镇村环境综合整治和第三个阶段的美丽乡村建设及其有效衔接，至关重要。笔者认为，从长远来看，这种自然资源利用方式的转换本身——生态资本化及其开发——并不能保证生态文明的必然性结果，但至少就目前而言，县域绿色经济的成长、乡村民众生活福祉的改善和生态环境质量的维持（可称为累积性“生态红利”的集中释放），并未产生出十分突出的矛盾。比如，当前更值得关注的仍是乡村旅游业的迅速扩张问题——2014年全县接纳了1200万游客，并已有农家乐业户700-1000家，仅天荒坪镇大溪村就有110家，而不是资本化旅游业导致的本地利益侵蚀问题。
2）从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维度来说，“安吉模式”同时彰显了县域行政范围的有效性和局限性。一方面，相对独立或封闭的生态空间有助于安吉县依据自身特色，科学规划所辖区域和乡镇街道的主体功能及其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把整个县域作为一个“泛自然博物园”、一个“大景区”来规划、建设和管理。但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县域空间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目标来说又是非常狭小的。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笔者注意到，安吉县的省际交界处的水质就只能维持在III类左右，而县城区2014年优良气质天数的比例也只在73%左右，这些大概都不是安吉自己努力能够解决的问题。①①本文撰写期间对安吉县党校同事的采访也证实了周边县市（比如德清和长兴）的工业结构对安吉城区大气环境质量的重要影响。换言之，安吉生态环境改善或维持目标的持久保证，是离不开更大范围内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跟进尤其是生态经济转型努力的。这就要求，作为先驱者的安吉，既不能满足于对于沪宁杭等工业化都市来说难以实现的某些绿色指标（比如森林覆盖率和城区绿化率），更不能屈从于当前主流性的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发展目标（以富裕程度或消费数额论英雄），从而最终创造出一个“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人居、生态文化”之间持续性良性互动的“生态文明（绿色）故事”。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说，“安吉模式”真正具有了超越其地域或时代的普适性。
3）从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公平正义考量或政治维度来说，“安吉模式”应该说包含着强烈的社会主义意蕴，因为美丽乡村建设为主线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本身，就意味着对传统剥夺（集中）型城市化的否定和对城乡之间平等、公平、均衡发展的目标性追求，这是必须高度肯定的。而笔者关心的问题是，长久支持这样一种方向性变革的制度性和经济性基础是什么，又在何种意义上是可持续的？这其中既涉及到目前政府投入力度的可持续性问题②②2008-2012年，安吉县累计投入涉及“美丽乡村”的项目2526个，资金2539亿元；2011-2016年，将安排财政资金3亿元，重点培育10个示范风情小镇。见单锦炎.行走在美丽之间：美丽中国的安吉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48～249。，也包括未来乡村中的经济关系基础问题。依据笔者的有限观察访谈，前者的所需资金也许可以逐渐转向社会资本甚或境外资本来筹措征收——这已经是现实中迅速发生着的变化③③比如，笔者于2015年8月10-11日出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期间住宿的“大年初一风景小镇”酒店和参观的凯蒂猫文化主题公园，就分别是由一家海南公司回乡投资开发的大型休闲旅游度假目的地（总投资12亿元）和一家上海公司投资开发的大规模娱乐演艺综合体（总投资预计70亿元），而上海电影集团投资兴建的影视文化产业基地总投入高达180亿元。，但后者的个体民营化经济趋势如何能够长期支撑一个更趋公平与和谐的乡村经济和社会，似乎并不符合我们所掌握的政治经济学常识，而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目前为止还没有清晰展现出来④④比如，笔者实地考察过的天荒坪镇余村和山川乡马家弄村2014年的集体经济收入分别为150万元和75万元，仅为当年村民纯收入总额的52%和35%。其中，余村现有民营企业43家、农家乐14家、观光休闲旅游景区3处。这方面的一个积极性例子是，报福镇景溪村成立“景溪坞旅游开发公司”时，集体经济入股总投入500万元的30%，从而保证了村庄资源旅游开发过程中的集体收益分成。本文撰写期间对安吉县委党校同事、县农委官员的访谈大致证实了当地“集体资产不多、集体经济不强”的判断。。就此而言，安吉迄今为止所采取的那些生态文明建设制度革新举措还只是较浅层次的。 综上所述，在笔者看来，安吉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探索，或生态文明建设的“安吉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欧美国家尤其是核心欧盟国家中颇为流行的“生态现代化”理念与战略的一个中国版本或验证。如果说（预期或虚拟）市场、（有能力的）政府、技术（创新）三个因素的合理组合，是生态现代化理念与战略得以成功实施的关键[11]，那么，（强大的）政府、（成长中的）市场和技术（跟进）之间的组合，就构成了“安吉模式”之所以取得初步成效的密钥。当然，二者明显不同的是，前者发生在具有悠久工业化历史和成熟市场机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后者则发生在依然处在一个现代化发展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前者的焦点在城市，而后者的重点在乡村。由此，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在生态文明和美丽乡村建设推进过程中，包括安吉县在内的各级政府扮演了一种显而易见的主导性作用——“狮子型干部”和“狼型团队”所展现的超强执行力或品牌创造力功不可没[2]215-224、188-202，而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总的来说还发挥得不够突出。或者说，朴素的“以民为本”思想依然在我们政府官员的执政理念与治理实践中占据着根深蒂固的地位，而我们的农民群众也依然习惯于用一种更为朴素的情感与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和追求。[2]224-228但如果把生态文明建设理解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重构与相互学习过程，那么，政府与乡村、农民之间理应有着一种更为建设性的互动关系，而这应成为安吉县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探索下一步努力的更明确目标。
另一方面，就像“安吉模式”的示范效应或可复制性并非是无条件的（良好的生态环境禀赋、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和必要的倒逼压力似乎缺一不可）一样，它自身的未来也不是全然确定的。尤其是当我们超出安吉县的行政区域范围和着眼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维度来审视它时，就会发现，“安吉模式”——就像我国正在开展的诸多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先行区）一样，其实还存在着多种的方向性而不简单是路径选择。概言之，美丽乡村建设视野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所牵涉或引发的绝不仅仅是我们目前已看到的迅速成长中的“绿色经济”或魅力十足的“生态人居”，而是我们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是否有政治意愿和决心（然后才是可能性）去挑战工业化时代遗留下来的社会不公正、生态不可持续的（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的）城乡关系。可以说，那个意义或高度上的从自发到自觉的大胆质疑和替代性选择，才是迈入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绿色新政治门槛。这绝不是说，目前版本的“安吉模式”无关紧要，而只是说，它还应该有着更高、更明确的未来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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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陶泽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