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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对网络空间基本属性、面临挑战、发展态势、未来前景的深刻把握，昭示着人类在网络空间更加美好的未来。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应当构筑战略之基，坚持尊重网络主权原则；培植动能之源，促进网络空间开放合作；巩固压舱之石，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稳定；共商治理之道，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进程；构建传播之序，推动网络信息传播更加健康有序。
【关键词】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网络主权 网络安全 数字经济 网络传播
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认为电子媒介技术正在让人类社会重新部落化，使整个地球变成一个环球村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互联网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加深了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推动国际社会成为深度交融、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着眼信息时代发展大势、立足全球网络空间总体态势，提出了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的“四项原则”“五点主张”，作出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判断，为推动互联网更好地造福世界、造福人类提供了中国方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对网络空间基本属性、面临挑战、发展态势、未来前景的深刻把握，昭示着人类在网络空间更加美好的未来。
当前，互联网发展缩小了地球上的时空距离，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学者蔡翠红分析称，信息化既让全球利益形成了“互嵌”，也让全球风险形成了“互嵌”，国际社会“互嵌”式关系结构的特征更加明显。无论是网络空间信息的流动扩散特性、网络技术互联互通的底层逻辑，还是网络经济的外部效应以及网络安全共防共治的特征，都将各国在网络空间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信息化变革加速演进、互联网力量全面渗透的背景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把握信息革命历史大势，造福人类共同福祉的客观需要，也是破解网络空间发展失衡、安全失控、治理失范、传播失序等挑战与困境，应对各种风险的必由之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更加凸显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当前，互联网已经广泛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应把握网络空間兼具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等的特点，加强战略沟通，深化交流合作，把握关键议题，聚焦实施路径，携手推进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
一、构筑战略之基：坚持尊重网络主权原则
习近平主席指出，《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覆盖国与国交往各个领域，其原则和精神也应该适用于网络空间。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主权被广泛接受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从纸质媒介到无线电通信和卫星技术再到互联网技术，每一轮传播技术的变革都对主权概念产生着影响，从过去的信息主权，到如今的网络主权、数据主权，都反映了主权内涵的动态变迁。网络主权植根于现代法理，是现代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映射和特殊逻辑，是构建网络空间良好秩序的重要基础，也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需要坚持的重要原则。网络主权一方面体现了传统主权概念的构成要素，另一方面也因其特殊性而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在2020年11月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发布了《网络主权：理论与实践》（2.0版），将网络主权定义为一国基于国家主权对本国境内的网络设施、网络主体、网络行为及相关网络数据和信息等所享有的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具体包括独立权、平等权、管辖权、防卫权四方面的权利。由此可见，对内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是网络主权的鲜明特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有必要增进战略互信，尊重网络主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更好地平衡本国利益主张和人类共同利益，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
二、培植动能之源：促进网络空间开放合作
当前，经济全球化正在进入以数据和信息为主要驱动力的新阶段。卡斯特认为，我们的社会是环绕着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等流动而建构起来的，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力的一个要素，而且是支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数据信息资源具有典型的分享特征、溢出效应、扩散特点。梅特卡夫定律认为，网络价值同网络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亦即N个联结能创造N的2次方效益。一方面，信息通信技术使得全球生产活动通过网络更加紧密地连接成一个整体，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各国依托在技术、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在经济活动中分工协作，在网络空间的彼此依存日趋紧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遭受冲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有必要进一步推进网络空间开放共享、互利共赢，促进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转型，推动互联网研发创新，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政府，营造开放有利的商业环境，打造合作共赢的数字世界，让更多的国家和群体共享互联网创新成果、服务成果、发展成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学者P.J.蒂奇诺、N.卡茨曼等人提出了“知沟”“信息沟”理论，分析了在新传播技术发展背景下，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群在获取知识和信息方面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向。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环境下，“数字鸿沟”问题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根据国际电信联盟报告数据显示，虽然发展中国家网络用户从2005年的7.7%增长到2018年的45.3%，但与发达国家的80.9%相比依然差距较大。特别是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迭代演进不断提速，互联网使用水平越来越体现在技术创新、网络应用、数字经济、数字治理、安全防护等数字化综合能力上，对技术创新实力、信息处理能力、数字技能等提出了更高要求。2020年4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COVID-19危机：重视亟需弥合的数字鸿沟》报告指出，最不发达国家的数字化准备水平落后于大多数国家，最容易受到新冠肺炎病毒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这一状况若不能有效改变，数字鸿沟还可能持续扩大。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有必要推动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消弭各国之间的数字鸿沟，推动数字技术助力各国疫情防控，提升公众的用网能力，使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机会为更多人所享有。中国积极推动弥合数字鸿沟，推动全球数字化建设，推动互联网发展惠及更多国家，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网络大国的担当。疫情期间，中国开设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并向所有国家开放，将诊疗方案等资料上传，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抗疫经验。华为公司提出了数字包容倡议，聚焦消除网络接入、网络应用和数字技能三个方面的数字鸿沟，持续扩大数字包容成果，截至2018年，其为加纳、尼日利亚等数十个国家偏远山区提供了通讯解决方案，服务4000万农村人口，此外还为肯尼亚乡村教师、待业青年以及妇女提供数字技能培训，为欠发达地区人群提供普惠平等的数字化机遇。 三、巩固压舱之石：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稳定
当前，网络安全日益成为关乎人类共同福祉、各国国家安全、公民个人安危的重大问题。网络空间安全威胁和风险日益突出。达沃斯论坛2019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数据泄露以82%的比例位居2019年全球最有可能发生的五大风险之一。世界各国在网络空间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安危相系、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从国家层面来看，应当增进战略互信，遵守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共同遏制信息技术滥用；从社会层面来看，应当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避免网络空间成为违法犯罪的滋生蔓延之地；从个人层面来看，当前加强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成为普遍共识，应当制定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治理，防范和制止利用网络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提升全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和技能。中国于2020年9月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体现了对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平衡处理，对于促进全球数字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共商治理之道：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进程
当前，网络空间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新领域。近年来，中国不断深化网络空间国际交流合作，举办了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共享共治平台，为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积极贡献中国方案。联合国、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等框架内的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合作进一步加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应当遵循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成果文件精神，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各国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积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以及企业、技术社群、公民个人等的作用，加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在数字经济、网络接入等议题上深入研讨、凝聚共识，使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更加多边、民主、透明，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五、构建传播之序：推动网络信息传播更加健康有序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推动着全球传播日益加深，网络文化繁荣发展，人类文明交流、交融加快，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传播失序的问题。从宏观层面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信息流入流出的落差问题。上世纪七十年代延续至八九十年代的“新世界信息秩序”论争，其背后反映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对改变不平等的信息传播秩序、扭转信息传播手段被少数发达国家控制和垄断格局、争取国际传播媒介接近权的迫切愿望。进入互联网时代，在网络空间信息传播中信息流入流出落差并未消匿，反而由于网络传播的内在机理和赋能效应而呈现出新的特点。信息自由流动是美国倡导的一种观点，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赫伯特·席勒曾对此指出：“信息自由流通过去是、现在还是一个‘荒诞的神话’。信息跨国流通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早已被占据的国际政治空间中展开的。”一味宣扬信息自由流动是有欺骗性的，也是伪善的。从微观层面看，网络信息传播面临许多典型困境。算法推荐的广泛运用带来“信息茧房”问题，多元化信息被遮蔽，“过滤气泡”和“回音室效应”凸显，“假新闻”对各国社会稳定带来影响，“深度伪造”技术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社会的怀疑感。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一些人利用民眾的紧张情绪，在网络平台散播关于疫情的网络谣言，使“信息疫情”滋生蔓延。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破解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失序问题提供了重要方案。应当坚持共建共享共治的传播理念，加强不同文化在网络空间的平等对话、交流互鉴，尤其是要放大发展中国家信息传播的声音，守护网络文化多样性，使网络空间成为各国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近年来，中国网络空间正能量信息传播不断壮大，涵盖“解困新闻”“方案新闻”“积极新闻”等概念的“建设性新闻”也日益成为国外新闻传播领域的热点现象，面对良莠不齐的网上信息，尤其需要在网络空间传递真善美、弘扬正能量，加大积极健康的信息内容的供给和传播，凝聚更多向上向善的力量。此外，在全球网络空间高度互联互通的背景下，加强跨境协作、开展协调联动，已经成为有效应对儿童在线保护等问题的重要举措。
世界各国在网络空间休戚与共、利益攸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现代国际关系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价值观不同，它提出的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看到的是整体利益和价值。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凝聚了人类共创互联网美好未来的广泛共识和最大公约数。国际社会应该顺势而为，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使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责编：李倩
【关键词】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网络主权 网络安全 数字经济 网络传播
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认为电子媒介技术正在让人类社会重新部落化，使整个地球变成一个环球村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互联网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加深了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推动国际社会成为深度交融、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着眼信息时代发展大势、立足全球网络空间总体态势，提出了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的“四项原则”“五点主张”，作出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判断，为推动互联网更好地造福世界、造福人类提供了中国方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对网络空间基本属性、面临挑战、发展态势、未来前景的深刻把握，昭示着人类在网络空间更加美好的未来。
当前，互联网发展缩小了地球上的时空距离，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学者蔡翠红分析称，信息化既让全球利益形成了“互嵌”，也让全球风险形成了“互嵌”，国际社会“互嵌”式关系结构的特征更加明显。无论是网络空间信息的流动扩散特性、网络技术互联互通的底层逻辑，还是网络经济的外部效应以及网络安全共防共治的特征，都将各国在网络空间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信息化变革加速演进、互联网力量全面渗透的背景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把握信息革命历史大势，造福人类共同福祉的客观需要，也是破解网络空间发展失衡、安全失控、治理失范、传播失序等挑战与困境，应对各种风险的必由之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更加凸显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当前，互联网已经广泛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应把握网络空間兼具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等的特点，加强战略沟通，深化交流合作，把握关键议题，聚焦实施路径，携手推进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
一、构筑战略之基：坚持尊重网络主权原则
习近平主席指出，《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覆盖国与国交往各个领域，其原则和精神也应该适用于网络空间。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主权被广泛接受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从纸质媒介到无线电通信和卫星技术再到互联网技术，每一轮传播技术的变革都对主权概念产生着影响，从过去的信息主权，到如今的网络主权、数据主权，都反映了主权内涵的动态变迁。网络主权植根于现代法理，是现代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映射和特殊逻辑，是构建网络空间良好秩序的重要基础，也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需要坚持的重要原则。网络主权一方面体现了传统主权概念的构成要素，另一方面也因其特殊性而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在2020年11月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发布了《网络主权：理论与实践》（2.0版），将网络主权定义为一国基于国家主权对本国境内的网络设施、网络主体、网络行为及相关网络数据和信息等所享有的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具体包括独立权、平等权、管辖权、防卫权四方面的权利。由此可见，对内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是网络主权的鲜明特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有必要增进战略互信，尊重网络主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更好地平衡本国利益主张和人类共同利益，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
二、培植动能之源：促进网络空间开放合作
当前，经济全球化正在进入以数据和信息为主要驱动力的新阶段。卡斯特认为，我们的社会是环绕着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等流动而建构起来的，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力的一个要素，而且是支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数据信息资源具有典型的分享特征、溢出效应、扩散特点。梅特卡夫定律认为，网络价值同网络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亦即N个联结能创造N的2次方效益。一方面，信息通信技术使得全球生产活动通过网络更加紧密地连接成一个整体，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各国依托在技术、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在经济活动中分工协作，在网络空间的彼此依存日趋紧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遭受冲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有必要进一步推进网络空间开放共享、互利共赢，促进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转型，推动互联网研发创新，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政府，营造开放有利的商业环境，打造合作共赢的数字世界，让更多的国家和群体共享互联网创新成果、服务成果、发展成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学者P.J.蒂奇诺、N.卡茨曼等人提出了“知沟”“信息沟”理论，分析了在新传播技术发展背景下，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群在获取知识和信息方面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向。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环境下，“数字鸿沟”问题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根据国际电信联盟报告数据显示，虽然发展中国家网络用户从2005年的7.7%增长到2018年的45.3%，但与发达国家的80.9%相比依然差距较大。特别是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迭代演进不断提速，互联网使用水平越来越体现在技术创新、网络应用、数字经济、数字治理、安全防护等数字化综合能力上，对技术创新实力、信息处理能力、数字技能等提出了更高要求。2020年4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COVID-19危机：重视亟需弥合的数字鸿沟》报告指出，最不发达国家的数字化准备水平落后于大多数国家，最容易受到新冠肺炎病毒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这一状况若不能有效改变，数字鸿沟还可能持续扩大。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有必要推动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消弭各国之间的数字鸿沟，推动数字技术助力各国疫情防控，提升公众的用网能力，使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机会为更多人所享有。中国积极推动弥合数字鸿沟，推动全球数字化建设，推动互联网发展惠及更多国家，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网络大国的担当。疫情期间，中国开设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并向所有国家开放，将诊疗方案等资料上传，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抗疫经验。华为公司提出了数字包容倡议，聚焦消除网络接入、网络应用和数字技能三个方面的数字鸿沟，持续扩大数字包容成果，截至2018年，其为加纳、尼日利亚等数十个国家偏远山区提供了通讯解决方案，服务4000万农村人口，此外还为肯尼亚乡村教师、待业青年以及妇女提供数字技能培训，为欠发达地区人群提供普惠平等的数字化机遇。 三、巩固压舱之石：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稳定
当前，网络安全日益成为关乎人类共同福祉、各国国家安全、公民个人安危的重大问题。网络空间安全威胁和风险日益突出。达沃斯论坛2019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数据泄露以82%的比例位居2019年全球最有可能发生的五大风险之一。世界各国在网络空间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安危相系、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从国家层面来看，应当增进战略互信，遵守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共同遏制信息技术滥用；从社会层面来看，应当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避免网络空间成为违法犯罪的滋生蔓延之地；从个人层面来看，当前加强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成为普遍共识，应当制定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治理，防范和制止利用网络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提升全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和技能。中国于2020年9月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体现了对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平衡处理，对于促进全球数字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共商治理之道：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进程
当前，网络空间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新领域。近年来，中国不断深化网络空间国际交流合作，举办了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共享共治平台，为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积极贡献中国方案。联合国、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等框架内的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合作进一步加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应当遵循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成果文件精神，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各国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积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以及企业、技术社群、公民个人等的作用，加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在数字经济、网络接入等议题上深入研讨、凝聚共识，使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更加多边、民主、透明，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五、构建传播之序：推动网络信息传播更加健康有序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推动着全球传播日益加深，网络文化繁荣发展，人类文明交流、交融加快，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传播失序的问题。从宏观层面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信息流入流出的落差问题。上世纪七十年代延续至八九十年代的“新世界信息秩序”论争，其背后反映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对改变不平等的信息传播秩序、扭转信息传播手段被少数发达国家控制和垄断格局、争取国际传播媒介接近权的迫切愿望。进入互联网时代，在网络空间信息传播中信息流入流出落差并未消匿，反而由于网络传播的内在机理和赋能效应而呈现出新的特点。信息自由流动是美国倡导的一种观点，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赫伯特·席勒曾对此指出：“信息自由流通过去是、现在还是一个‘荒诞的神话’。信息跨国流通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早已被占据的国际政治空间中展开的。”一味宣扬信息自由流动是有欺骗性的，也是伪善的。从微观层面看，网络信息传播面临许多典型困境。算法推荐的广泛运用带来“信息茧房”问题，多元化信息被遮蔽，“过滤气泡”和“回音室效应”凸显，“假新闻”对各国社会稳定带来影响，“深度伪造”技术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社会的怀疑感。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一些人利用民眾的紧张情绪，在网络平台散播关于疫情的网络谣言，使“信息疫情”滋生蔓延。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破解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失序问题提供了重要方案。应当坚持共建共享共治的传播理念，加强不同文化在网络空间的平等对话、交流互鉴，尤其是要放大发展中国家信息传播的声音，守护网络文化多样性，使网络空间成为各国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近年来，中国网络空间正能量信息传播不断壮大，涵盖“解困新闻”“方案新闻”“积极新闻”等概念的“建设性新闻”也日益成为国外新闻传播领域的热点现象，面对良莠不齐的网上信息，尤其需要在网络空间传递真善美、弘扬正能量，加大积极健康的信息内容的供给和传播，凝聚更多向上向善的力量。此外，在全球网络空间高度互联互通的背景下，加强跨境协作、开展协调联动，已经成为有效应对儿童在线保护等问题的重要举措。
世界各国在网络空间休戚与共、利益攸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现代国际关系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价值观不同，它提出的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看到的是整体利益和价值。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凝聚了人类共创互联网美好未来的广泛共识和最大公约数。国际社会应该顺势而为，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使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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