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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没有电视台、报刊之类的公共传媒，也没有可以让人自由交流的互联网。所以，群众的意见反馈不仅量少，速度也慢。特别是对于许多高官大吏而言，面对处处惊雷的官场，这些又慢又少的信息，远远满足不了他们对时局判断和自身安危把握的需求。因此，他们常常主动向身边人打探消息，喜欢问：“外间有何议论？”
而面对民意的“差评”，古代官员们又有怎样的反应？
群众的意见成了执政依据
民意评官的源头当是汉魏时代的乡议选士制度，从最初的选拔官员要听取群众评议，逐渐发展到考核官员时也要参考群众评议。
官員要掌握民意，需要通过怎样的方式呢？大体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
自上而下，就是上起中央，下至州郡，都要定期派遣使臣、风宪官员等，分级分区巡行视察，听取群众对各级政府吏治官风的评价。
西汉时，刺史巡行郡国，每到一地，必定先去官立学校，就当局施政得失等问题让学生填写问卷，然后以“招待所”为临时办公地点，通过调阅计簿文档、分头察访寻问等途径了解情况。为防止受蒙蔽，刺史总是把会见当地长官、当面听取汇报等安排在最后。
汉成帝时，朱博任冀州刺史，负责常山、巨鹿、真定、中山等10个郡国的巡视。朱博刚刚上任没多久，就在巡视途中被四五百个群众包围在某县的“招待所”里，纷纷表达对当地官员的种种意见。
这种方式为以后历朝所继承，邓小南所著《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一书中称，唐宋时期的中央使臣、监察官员在巡行考察地方吏治时，都很注意搜集群众意见，有人将之概括为“欲考吏治，莫若询诸民言”。
自下而上，就是群众可以通过向各级官员或风宪官投书献状、当面陈述等方式，主动表达他们对本地吏治官风的看法和意见。在正统史家眼里，两晋南北朝多数时段的政治远比两汉乏善可陈，但后世常见的一些民意评官的形态与取向，多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不管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官员们都很重视群众的意见，很多意见也成了官员执政的依据。
用做实事取消“差评”
纵观各个朝代，官员们对群众的意见大多非常重视，尤其是对于他们的“差评”。
东汉灵帝时，朝廷卖官鬻爵变得公开化、制度化，一时卖官成风。冀州人崔烈，历任郡守，官居九卿，见大家都在买官，也动了心。他通过层层关系，弄到了“内部折扣价”，买了一个司徒之职。东汉时，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通过“折扣价”买到了这一皇帝之下、众卿之上的要职，崔烈真是捡了个大便宜。
虽说是个买来的官，但好歹也是三公首辅，崔烈也必须考虑一下自己在外的形象和群众口碑。
一天，官居虎贲中郎将的儿子崔钧从官衙回到家里，崔烈拉住儿子问道：我如今位居三公，外间有何议论？崔钧回答说：您素有美誉，又历任卿守，出任三公本属当之无愧。不过，这次上位却让天下人大失所望。崔烈问：为什么？崔钧说：他们嫌这个“三公”满身铜臭！崔烈听后，气得浑身发抖，顺手拿起手杖追打崔钧。
不难看出，崔烈到底底气不足，追打儿子，不过是来掩盖内心的惭愧罢了。
从此，崔烈便一心要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在朝堂上颇为尽心。他觉得洗去铜臭的最好办法便是为群众着想，用做实事取消“差评”。
“差评”太多可能丢官
不要小看群众的“差评”，古代官员因为群众评价太差而丢官的，比比皆是。比如北魏的郦道元，就是那位撰写《水经注》的著名学者，在任东荆州刺史时，“威猛为治”，当地民众指责他施政苛刻严酷，结果被就地免职。
汉成帝时，薛宣管辖的高陵县令杨湛和栎阳县令谢游都是极其贪婪狡猾之人，薛宣封“吏民条言”给杨湛，给他施加压力，让他自动辞职；薛宣又发公函给谢游，开门见山地说“告栎阳令：吏民言令治行烦苛”，意思是群众对你这个栎阳县令很不满意，反映你施政无方，法令繁琐苛刻。于是，谢游的乌纱帽也丢了。
纵观历史，有明一代，特别是明代前期，可以说是民意反馈最为活跃的时期。朱元璋在面向全国人民、要求“户户有此一本”的《大诰》中明确提出，凡各地“耆宿老人、遍处乡村市井士君子人等”，都可以对本省各级地方官吏的施政行为与绩效进行测评，自己一定根据民众评议，表扬好的，降免差的，惩办有罪的。
明代前期，许多因违纪犯过等缘故受惩处的官员，全靠民众好评才能被解除处分。对此，《明史·循吏传》特别强调：太祖立重典从严管理官吏，州县守令常因小过而受惩，甚至被关进监狱，但如果听到群众对他有好评，就会让他官复原职，有时还给奖励。
据清编各省通志及《明史·循吏传》的有关记载可知，从那时起，许多地区民意评官蔚然成风。永平府乐亭县主簿汪铎和县府工房书吏张进等，借劳役“设计害民”，索取贿赂，当地父老赵罕辰等44人以《大诰》为据，结团赴京。汪铎得知，快马加鞭，赶了40里路程追上大家，再三求情，由此可见地方官吏对百姓负面评价有多害怕。
也有官员不以为然
当然，还有一种官员对待“差评”的态度很常见，就是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
晚清名臣张之洞登上高位之时，也曾有“老百姓怎么看我”这样一问。据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记载，1907年，张之洞以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入枢府，与袁世凯同掌政局。一次，他问幕僚高友唐：“外间对我有何议论？”高友唐答道：“近闻外面评论，说岑春萱不学无术，公（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
张之洞听后，捻须一笑说：“我自问迂拙，说我无术，的确如此，‘有学二字，亦愧不敢当。不过较岑春煊、袁世凯多识几个字。袁世凯岂只有术，其术真是太多了。至于说端方有学有术，未免阿其所好，他不过弄点假碑版、假字画、假铜器附庸风雅而已。”
不但为人臣者关心“差评”，位居九五之尊的帝王，也喜欢通过这种方式打探消息，洞察舆情。
汉武帝晚年在传位的问题上伤足了脑筋，不但逼迫太子刘据自杀，还牵连很广，死者数万。汉武帝偏爱少子刘弗陵，即后来继位的汉昭帝。大家都知道他欲立刘弗陵为太子，但汉武帝却把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赐死了。
一天，武帝问左右：外间有何议论？左右回答说：外人说，既然立刘弗陵为太子，何故还要杀了他的母亲呢？武帝一笑，说：那群愚人懂什么。历代国家变乱，多因主少母壮，你们难道没听说过吕后的故事吗？
虚假“民意秀”始终不绝
不过，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的大体制下，不是所有评价都会让官员知晓，更有甚者，有人还会通过伪造群众的评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明太祖时，河南府新安县主簿宋圮因违法乱纪被朝廷捉去，与其“同恶相济”的该县典史李继业，为救同伙，也为自救，居然想到了打民意牌。
他召集地方耆老刘汶兴等13人开会，要他们去南京向有关部门为宋圮说情。刘汶兴等人说“不敢去”，李继业马上以上交公粮时刁难他们相威胁。刘汶兴等人害怕，便说去是可以去，但是没盘缠。李继业说，那你们明天来找我吧，我给你们盘缠。等这13人第二天来领盘缠时，李继业却在官府装病，躲在里面不出来见人，只是讓人传话说，官人今天病了，你们自己先去吧。老人们只得自备盘缠，赴京去说违心话。真相揭穿后，不仅李继业，就连被他胁迫的刘汶兴等人也受到了惩罚。
但各朝各代，这类“民意秀”始终不绝。宣宗时，永宁县税务局长（税课大使）刘迪宰羊置酒，求当地耆老给上级写信为他唱赞歌并乞留任；还有汉中府同知衙门的吏员们给上级投书，开列王聚种种政绩，推荐他出任知府，后来得知这是王聚设宴请客求来的。
摘自《解放日报》
而面对民意的“差评”，古代官员们又有怎样的反应？
群众的意见成了执政依据
民意评官的源头当是汉魏时代的乡议选士制度，从最初的选拔官员要听取群众评议，逐渐发展到考核官员时也要参考群众评议。
官員要掌握民意，需要通过怎样的方式呢？大体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
自上而下，就是上起中央，下至州郡，都要定期派遣使臣、风宪官员等，分级分区巡行视察，听取群众对各级政府吏治官风的评价。
西汉时，刺史巡行郡国，每到一地，必定先去官立学校，就当局施政得失等问题让学生填写问卷，然后以“招待所”为临时办公地点，通过调阅计簿文档、分头察访寻问等途径了解情况。为防止受蒙蔽，刺史总是把会见当地长官、当面听取汇报等安排在最后。
汉成帝时，朱博任冀州刺史，负责常山、巨鹿、真定、中山等10个郡国的巡视。朱博刚刚上任没多久，就在巡视途中被四五百个群众包围在某县的“招待所”里，纷纷表达对当地官员的种种意见。
这种方式为以后历朝所继承，邓小南所著《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一书中称，唐宋时期的中央使臣、监察官员在巡行考察地方吏治时，都很注意搜集群众意见，有人将之概括为“欲考吏治，莫若询诸民言”。
自下而上，就是群众可以通过向各级官员或风宪官投书献状、当面陈述等方式，主动表达他们对本地吏治官风的看法和意见。在正统史家眼里，两晋南北朝多数时段的政治远比两汉乏善可陈，但后世常见的一些民意评官的形态与取向，多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不管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官员们都很重视群众的意见，很多意见也成了官员执政的依据。
用做实事取消“差评”
纵观各个朝代，官员们对群众的意见大多非常重视，尤其是对于他们的“差评”。
东汉灵帝时，朝廷卖官鬻爵变得公开化、制度化，一时卖官成风。冀州人崔烈，历任郡守，官居九卿，见大家都在买官，也动了心。他通过层层关系，弄到了“内部折扣价”，买了一个司徒之职。东汉时，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通过“折扣价”买到了这一皇帝之下、众卿之上的要职，崔烈真是捡了个大便宜。
虽说是个买来的官，但好歹也是三公首辅，崔烈也必须考虑一下自己在外的形象和群众口碑。
一天，官居虎贲中郎将的儿子崔钧从官衙回到家里，崔烈拉住儿子问道：我如今位居三公，外间有何议论？崔钧回答说：您素有美誉，又历任卿守，出任三公本属当之无愧。不过，这次上位却让天下人大失所望。崔烈问：为什么？崔钧说：他们嫌这个“三公”满身铜臭！崔烈听后，气得浑身发抖，顺手拿起手杖追打崔钧。
不难看出，崔烈到底底气不足，追打儿子，不过是来掩盖内心的惭愧罢了。
从此，崔烈便一心要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在朝堂上颇为尽心。他觉得洗去铜臭的最好办法便是为群众着想，用做实事取消“差评”。
“差评”太多可能丢官
不要小看群众的“差评”，古代官员因为群众评价太差而丢官的，比比皆是。比如北魏的郦道元，就是那位撰写《水经注》的著名学者，在任东荆州刺史时，“威猛为治”，当地民众指责他施政苛刻严酷，结果被就地免职。
汉成帝时，薛宣管辖的高陵县令杨湛和栎阳县令谢游都是极其贪婪狡猾之人，薛宣封“吏民条言”给杨湛，给他施加压力，让他自动辞职；薛宣又发公函给谢游，开门见山地说“告栎阳令：吏民言令治行烦苛”，意思是群众对你这个栎阳县令很不满意，反映你施政无方，法令繁琐苛刻。于是，谢游的乌纱帽也丢了。
纵观历史，有明一代，特别是明代前期，可以说是民意反馈最为活跃的时期。朱元璋在面向全国人民、要求“户户有此一本”的《大诰》中明确提出，凡各地“耆宿老人、遍处乡村市井士君子人等”，都可以对本省各级地方官吏的施政行为与绩效进行测评，自己一定根据民众评议，表扬好的，降免差的，惩办有罪的。
明代前期，许多因违纪犯过等缘故受惩处的官员，全靠民众好评才能被解除处分。对此，《明史·循吏传》特别强调：太祖立重典从严管理官吏，州县守令常因小过而受惩，甚至被关进监狱，但如果听到群众对他有好评，就会让他官复原职，有时还给奖励。
据清编各省通志及《明史·循吏传》的有关记载可知，从那时起，许多地区民意评官蔚然成风。永平府乐亭县主簿汪铎和县府工房书吏张进等，借劳役“设计害民”，索取贿赂，当地父老赵罕辰等44人以《大诰》为据，结团赴京。汪铎得知，快马加鞭，赶了40里路程追上大家，再三求情，由此可见地方官吏对百姓负面评价有多害怕。
也有官员不以为然
当然，还有一种官员对待“差评”的态度很常见，就是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
晚清名臣张之洞登上高位之时，也曾有“老百姓怎么看我”这样一问。据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记载，1907年，张之洞以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入枢府，与袁世凯同掌政局。一次，他问幕僚高友唐：“外间对我有何议论？”高友唐答道：“近闻外面评论，说岑春萱不学无术，公（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
张之洞听后，捻须一笑说：“我自问迂拙，说我无术，的确如此，‘有学二字，亦愧不敢当。不过较岑春煊、袁世凯多识几个字。袁世凯岂只有术，其术真是太多了。至于说端方有学有术，未免阿其所好，他不过弄点假碑版、假字画、假铜器附庸风雅而已。”
不但为人臣者关心“差评”，位居九五之尊的帝王，也喜欢通过这种方式打探消息，洞察舆情。
汉武帝晚年在传位的问题上伤足了脑筋，不但逼迫太子刘据自杀，还牵连很广，死者数万。汉武帝偏爱少子刘弗陵，即后来继位的汉昭帝。大家都知道他欲立刘弗陵为太子，但汉武帝却把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赐死了。
一天，武帝问左右：外间有何议论？左右回答说：外人说，既然立刘弗陵为太子，何故还要杀了他的母亲呢？武帝一笑，说：那群愚人懂什么。历代国家变乱，多因主少母壮，你们难道没听说过吕后的故事吗？
虚假“民意秀”始终不绝
不过，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的大体制下，不是所有评价都会让官员知晓，更有甚者，有人还会通过伪造群众的评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明太祖时，河南府新安县主簿宋圮因违法乱纪被朝廷捉去，与其“同恶相济”的该县典史李继业，为救同伙，也为自救，居然想到了打民意牌。
他召集地方耆老刘汶兴等13人开会，要他们去南京向有关部门为宋圮说情。刘汶兴等人说“不敢去”，李继业马上以上交公粮时刁难他们相威胁。刘汶兴等人害怕，便说去是可以去，但是没盘缠。李继业说，那你们明天来找我吧，我给你们盘缠。等这13人第二天来领盘缠时，李继业却在官府装病，躲在里面不出来见人，只是讓人传话说，官人今天病了，你们自己先去吧。老人们只得自备盘缠，赴京去说违心话。真相揭穿后，不仅李继业，就连被他胁迫的刘汶兴等人也受到了惩罚。
但各朝各代，这类“民意秀”始终不绝。宣宗时，永宁县税务局长（税课大使）刘迪宰羊置酒，求当地耆老给上级写信为他唱赞歌并乞留任；还有汉中府同知衙门的吏员们给上级投书，开列王聚种种政绩，推荐他出任知府，后来得知这是王聚设宴请客求来的。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