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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年底，我决定辞职，决定这辈子都不再工作。这意味着我将失去一份月薪七千的工作，尤为重要的是，供职的企业当时正准备上市，中层以上能买原始股。我买了，因为我是小科长，用八万块购入三万股，上市后，据说涨个十来二十倍不成问题。一切都按部就班进行着，我身价飙升百万指日可待，然而这时候，我脑袋里一根神经出了问题，每天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想着怎么他妈的又要上班了。到了办公室，浑浑噩噩、魂不守舍，去网上复制黏贴一些闪光的软文，改头换面成公司宣传材料，以及项目申报、安全生产台账、综治工作、公司最新简介、老板发言稿……心头一个疑惑日益强烈：这一切到底都他妈的有什么狗屁意义！
终于有一天，我跑进老板办公室，告诉他，我要辞职。他惊讶地看着我，没问我辞职的具体原因，警告我，辞职就要退出全部股份，让我想清楚。我说我想清楚了，股份我不要了，钱我也不要了，这份工作我真的干不下去了。老板没有挽留我，他曾说过一句名言：“去街上捉一百條四只脚的狗有难度，找一百个两条腿的人没有任何难度。”谁会在意你一个搞文案的员工辞职呢。
就这样，我顺利地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无业游民。
头几天，我是真潇洒，睡到自然醒，醒着随时睡，到处游逛，偌大天地任我行，犹如一匹被放出牢笼的野狼，想去无边草原寻回丧失多年的自由（当然我没去过草原，这太远了）。两周后，睡够了玩够了走累了，又有新的疑惑萌生：我接下来干什么？这问题其实在离职前就该想清楚，而我被冲动型人格所累已不是一天两天，但我又不承认自己是热血冲昏头脑盲目辞职，我对未来还是有那么一点设想和打算的。
我觉得我这种人应该去搞写作。
我早就开始写作了，从大学开始，杂七杂八写了足有十年，到那时为止，写作成绩毫无闪光之处，半桶水那么吊着，半死不活。以目前状态意欲全凭稿费养活自己无异于痴人说梦，但痴人为什么就不能说说梦呢？连梦都不让说，那就不是痴人，是死人。不知哪个混蛋说过一句话：要让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我觉得他说得太对了。
于是我就不知天高地厚全职写了起来，还真别说，全职写和业余写完全不一样，好多人说过文学是业余的，那是因为他们没试过（或没勇气？）全职写。想想——所有时间都是自己的，写累了，就想，想好了，就写，灵感这东西不是冒出来（缪斯女神是天底下最大的谎话）而是想出来的。我从没想到，这颗神经曾坏掉的脑袋竟有这么多天马行空的念头，它们犹如无边落木，萧萧下到滚热发烫的大脑皮层，化为一个个字、一段段话、一粒粒标点符号，这个时候我是亢奋的打了鸡血的肾上腺素直飙的。当然，也有实在憋不出一个字的情况，我就去图书馆看书。家里也可以看书，去图书馆是为了约束自己别偷懒。一大早，推出自行车，骑上就走，路上要经过一段高架桥，费力骑上桥顶，全身离开坐垫，双脚直直地踩在踏板上，猛地往下冲，这种御风而行的感受毕生难忘。
看书、写作，构成我生活的全部内容，除此之外，日子是无聊的，无聊变成一种常态。有时，我也疑惑自己是否中了什么蛊，现在这社会，一个正值恰当年龄的青年不去琢磨怎么挣更多钱、怎么和人交际、怎么干一份漂亮的职业，而是埋头思考如何遣词造句、如何结构一篇文章的脉理，多少总有点异于常人。有一个词叫“废人”，我觉得用在我身上很合适，在别人眼里，我就是一个没用的废人，一个无聊透顶的废人，自己倒也这么认为，这从另一方面潜移默化就渗入了我的小说中。
我对小说是有一点执拗的看法的，窃以为，好的小说绝对不是故事编得如何引人入胜，不是文本表面一眼能让人瞧出多么光辉灿烂的含义。好的小说应该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混淆视听，真假难辨，归纳不出中心思想，无法写出段落大意。就像生活，难道不是如此吗？我是这方面的实践者，做得不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谈谈《滇池》杂志上的这三个小说。
它们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我房间的空调坏了》一看就是夏天写的，空调是夏天最显眼的人工道具嘛。我房间的空调在这个夏天没有坏，小说中我让它坏了，坏了当然要修，于是牵出两个人：售后服务的接线员和维修工。小说主人公和我有点像，没了工作，对周遭事物有股不平之气。他在维修工说来却迟迟不来后（他以为他说了谎），转而对接线员冷嘲热讽，因为觉得受了欺骗，尤其听到接线员那机器般的声音，加之天气炎热，更加火冒三丈，他得不到任何一丝来自外界的情感温度。这是一个意图写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不被理解的小说，小说中每个角色都包着一层硬硬的壳。那只一条腿的小鸡是有隐喻的，隐喻着人的孤独。小说最后，维修工按时到来，修好了主人公的空调。这是一个很让我自己满意和感动的瞬间，其实完全可以将基调往黑里抹，但一个一味描写残酷而没有光线的小说我同样以为不是好小说，虽然这光线稍纵即逝——从本质上，我不相信人能依靠自身打破固有的沟通壁垒——有，总比没有好。
《甲鱼行》我真的说不上来它在写什么，我怎么会写了这么个小说？它是事出有因。我妻子怀孕了，我爸捉来一只大甲鱼给她补身子，这些都是真的。当我看到受困于洗脚桶的甲鱼四肢难伸的样子，感到难受，也是真的。我想，人为什么要他妈的吃一只趴在河埠头上打算生蛋的甲鱼呢？能不能不吃它，把它放了？就这样，这小说的上半部分出来了，下半部本来没打算再把甲鱼扯进来，但既然是同一篇，不如就让它们发生一点关联。这文本是用了一些技巧的，里面有几个不同的叙述世界，互相平行且重叠：叙述者“我”的世界、“我”笔下的虚构世界，寻坟者“我”遇到了叙述者“我”笔下的虚构世界发生的事，反正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么多“我”干的事都很像，就是漫无目的，干着干着，突然失掉兴致。比如放生甲鱼，走到半路，觉得它太沉重，丢弃了；去寻坟，寻不到，就不寻了，来挖笋。没错，我要的就是这种没意义的效果。
《我哥给我打了个电话》不是刚写的，是两年前的旧作，不过对其重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写。原来的文本把太多东西藏在冰山下，对主人公“我”的大哥的经历几乎没有介绍，虽然行文简练，却失之隐晦。改写后的大哥面目更清晰，更立体，自杀的举动更能说服人——他这样的人不自杀还能怎样？他其实就是一个多余人，整天将自己关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作为弟弟的“我”也不是什么好鸟，玩女人，寻找刺激，和大哥的消极避世所差无几。这篇东西我是受到塞林格和卡佛影响的，依托大量的人物对话来支撑情节走向，读起来可能特别像翻译小说，没办法，两年前我就是靠一股翻译腔写作的，现在好多了，《甲鱼行》就基本是我自己的语言。很多人对翻译腔深恶痛绝，我以为没这么夸张，你会觉得《我哥给我打了个电话》是篇外国小说吗？不会嘛！我写的是本国事，不管拿腔拿调到什么地步，它还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小说。
对三个小说的一些想法就这些，作者跳出来夫子自道多少有点奇怪，说得天花乱坠，免不了王婆卖瓜的嫌疑，不过万物有定法，创作谈就是这么个写法——谈谈创作、谈谈作品、谈谈经历。我是很喜欢写创作谈的，别人看不懂你小说讲什么，你就“跳到半天空”来道明，何况，能有资格写创作谈的家伙，多少都是有点厉害的。这三个小说只能代表我某个阶段的创作面貌，我的文风受太多东西影响（这充分说明我不是一个有稳定风格的成熟写作者），比如手头现读的书、此时此刻的心境。我希望尝试更多的风格，就像希望走更多的地方、吃更多的美食，这样才不枯燥。其实，有意义的小说何尝又一定是不好的呢，只要这意义不是浅显的、媚俗的、无病呻吟的。“没意义”也是一种意义，真正找不到意义的小说是不值得写的，“无聊的废人”也是一种人，无聊到有境界，价值自现。我想，我得把这种无聊的日子继续过下去，蛮好的。
责任编辑 包倬
终于有一天，我跑进老板办公室，告诉他，我要辞职。他惊讶地看着我，没问我辞职的具体原因，警告我，辞职就要退出全部股份，让我想清楚。我说我想清楚了，股份我不要了，钱我也不要了，这份工作我真的干不下去了。老板没有挽留我，他曾说过一句名言：“去街上捉一百條四只脚的狗有难度，找一百个两条腿的人没有任何难度。”谁会在意你一个搞文案的员工辞职呢。
就这样，我顺利地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无业游民。
头几天，我是真潇洒，睡到自然醒，醒着随时睡，到处游逛，偌大天地任我行，犹如一匹被放出牢笼的野狼，想去无边草原寻回丧失多年的自由（当然我没去过草原，这太远了）。两周后，睡够了玩够了走累了，又有新的疑惑萌生：我接下来干什么？这问题其实在离职前就该想清楚，而我被冲动型人格所累已不是一天两天，但我又不承认自己是热血冲昏头脑盲目辞职，我对未来还是有那么一点设想和打算的。
我觉得我这种人应该去搞写作。
我早就开始写作了，从大学开始，杂七杂八写了足有十年，到那时为止，写作成绩毫无闪光之处，半桶水那么吊着，半死不活。以目前状态意欲全凭稿费养活自己无异于痴人说梦，但痴人为什么就不能说说梦呢？连梦都不让说，那就不是痴人，是死人。不知哪个混蛋说过一句话：要让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我觉得他说得太对了。
于是我就不知天高地厚全职写了起来，还真别说，全职写和业余写完全不一样，好多人说过文学是业余的，那是因为他们没试过（或没勇气？）全职写。想想——所有时间都是自己的，写累了，就想，想好了，就写，灵感这东西不是冒出来（缪斯女神是天底下最大的谎话）而是想出来的。我从没想到，这颗神经曾坏掉的脑袋竟有这么多天马行空的念头，它们犹如无边落木，萧萧下到滚热发烫的大脑皮层，化为一个个字、一段段话、一粒粒标点符号，这个时候我是亢奋的打了鸡血的肾上腺素直飙的。当然，也有实在憋不出一个字的情况，我就去图书馆看书。家里也可以看书，去图书馆是为了约束自己别偷懒。一大早，推出自行车，骑上就走，路上要经过一段高架桥，费力骑上桥顶，全身离开坐垫，双脚直直地踩在踏板上，猛地往下冲，这种御风而行的感受毕生难忘。
看书、写作，构成我生活的全部内容，除此之外，日子是无聊的，无聊变成一种常态。有时，我也疑惑自己是否中了什么蛊，现在这社会，一个正值恰当年龄的青年不去琢磨怎么挣更多钱、怎么和人交际、怎么干一份漂亮的职业，而是埋头思考如何遣词造句、如何结构一篇文章的脉理，多少总有点异于常人。有一个词叫“废人”，我觉得用在我身上很合适，在别人眼里，我就是一个没用的废人，一个无聊透顶的废人，自己倒也这么认为，这从另一方面潜移默化就渗入了我的小说中。
我对小说是有一点执拗的看法的，窃以为，好的小说绝对不是故事编得如何引人入胜，不是文本表面一眼能让人瞧出多么光辉灿烂的含义。好的小说应该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混淆视听，真假难辨，归纳不出中心思想，无法写出段落大意。就像生活，难道不是如此吗？我是这方面的实践者，做得不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谈谈《滇池》杂志上的这三个小说。
它们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我房间的空调坏了》一看就是夏天写的，空调是夏天最显眼的人工道具嘛。我房间的空调在这个夏天没有坏，小说中我让它坏了，坏了当然要修，于是牵出两个人：售后服务的接线员和维修工。小说主人公和我有点像，没了工作，对周遭事物有股不平之气。他在维修工说来却迟迟不来后（他以为他说了谎），转而对接线员冷嘲热讽，因为觉得受了欺骗，尤其听到接线员那机器般的声音，加之天气炎热，更加火冒三丈，他得不到任何一丝来自外界的情感温度。这是一个意图写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不被理解的小说，小说中每个角色都包着一层硬硬的壳。那只一条腿的小鸡是有隐喻的，隐喻着人的孤独。小说最后，维修工按时到来，修好了主人公的空调。这是一个很让我自己满意和感动的瞬间，其实完全可以将基调往黑里抹，但一个一味描写残酷而没有光线的小说我同样以为不是好小说，虽然这光线稍纵即逝——从本质上，我不相信人能依靠自身打破固有的沟通壁垒——有，总比没有好。
《甲鱼行》我真的说不上来它在写什么，我怎么会写了这么个小说？它是事出有因。我妻子怀孕了，我爸捉来一只大甲鱼给她补身子，这些都是真的。当我看到受困于洗脚桶的甲鱼四肢难伸的样子，感到难受，也是真的。我想，人为什么要他妈的吃一只趴在河埠头上打算生蛋的甲鱼呢？能不能不吃它，把它放了？就这样，这小说的上半部分出来了，下半部本来没打算再把甲鱼扯进来，但既然是同一篇，不如就让它们发生一点关联。这文本是用了一些技巧的，里面有几个不同的叙述世界，互相平行且重叠：叙述者“我”的世界、“我”笔下的虚构世界，寻坟者“我”遇到了叙述者“我”笔下的虚构世界发生的事，反正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么多“我”干的事都很像，就是漫无目的，干着干着，突然失掉兴致。比如放生甲鱼，走到半路，觉得它太沉重，丢弃了；去寻坟，寻不到，就不寻了，来挖笋。没错，我要的就是这种没意义的效果。
《我哥给我打了个电话》不是刚写的，是两年前的旧作，不过对其重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写。原来的文本把太多东西藏在冰山下，对主人公“我”的大哥的经历几乎没有介绍，虽然行文简练，却失之隐晦。改写后的大哥面目更清晰，更立体，自杀的举动更能说服人——他这样的人不自杀还能怎样？他其实就是一个多余人，整天将自己关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作为弟弟的“我”也不是什么好鸟，玩女人，寻找刺激，和大哥的消极避世所差无几。这篇东西我是受到塞林格和卡佛影响的，依托大量的人物对话来支撑情节走向，读起来可能特别像翻译小说，没办法，两年前我就是靠一股翻译腔写作的，现在好多了，《甲鱼行》就基本是我自己的语言。很多人对翻译腔深恶痛绝，我以为没这么夸张，你会觉得《我哥给我打了个电话》是篇外国小说吗？不会嘛！我写的是本国事，不管拿腔拿调到什么地步，它还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小说。
对三个小说的一些想法就这些，作者跳出来夫子自道多少有点奇怪，说得天花乱坠，免不了王婆卖瓜的嫌疑，不过万物有定法，创作谈就是这么个写法——谈谈创作、谈谈作品、谈谈经历。我是很喜欢写创作谈的，别人看不懂你小说讲什么，你就“跳到半天空”来道明，何况，能有资格写创作谈的家伙，多少都是有点厉害的。这三个小说只能代表我某个阶段的创作面貌，我的文风受太多东西影响（这充分说明我不是一个有稳定风格的成熟写作者），比如手头现读的书、此时此刻的心境。我希望尝试更多的风格，就像希望走更多的地方、吃更多的美食，这样才不枯燥。其实，有意义的小说何尝又一定是不好的呢，只要这意义不是浅显的、媚俗的、无病呻吟的。“没意义”也是一种意义，真正找不到意义的小说是不值得写的，“无聊的废人”也是一种人，无聊到有境界，价值自现。我想，我得把这种无聊的日子继续过下去，蛮好的。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