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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田到户第一年，我家的稻谷堆得像山。那年的年饭丰盛，七碟八碗，鸡鸭盘中立，鱼肉碗里堆，但这样的好日子很快成为过去。第二年，农业税陡涨：公粮，口粮，余粮，上交大队。收到碾场的稻谷依然堆得像山，都一担一担地挑到镇上交公了。剩下的，需要用钱，就卖粮食，或用粮食抵账。我家的谷仓，记忆中，再也没丰盈过。
这年初秋，父亲瘸着脚，挑一担谷，到石桥镇送公粮。石桥镇离我家十里地，父亲一天挑了两趟。我一直跟在父亲身后。父亲说，这后一担谷子，有一箩筐不是上交公粮，是自己卖的，虽然也是交给镇粮店，但能得到一些钱。父亲说，这钱，给我交学费。
父亲挑着一担谷，走到下河湾。父亲并没走公路，那样要远出几里地。父亲抄近路，走的是乡村小道，田埂、塘坝。父亲经过多年的磨砺，虽然膝盖有伤，也能挑起百斤重担。父亲走得缓慢。父亲走到下河湾塘埂时，突然一声惊叫，随即丝丝吸着冷气。他的身体晃动着。他努力地平衡自己，让那担谷在他的肩头停止摇摆，极力不让自己摔倒。他要是摔倒，那一担谷子，就会像水一样，泼进水塘。
怎么啦？我问父亲，他没回应。我低头察看。他的整个鞋湿了，不是汗水的颜色，暗红，是血。一块木板粘在父亲的鞋底。那木板上有一颗钉子，父亲踩中了它。
父亲咬着嘴唇，慢慢地将箩筐搁在塘埂上，这才无力地坐下去。他弯腰，双手上伸，陡地使劲上抬，拔下木板。
更汹涌的血喷涌而出。
我問：父，痛吗？父亲摇头说：不痛。
父亲的膝盖有毛病，现在脚掌又受了伤，我知道他痛。我说，父，算了，不去了。父亲说，要去，你明天就上学了，耽误不得。
我说，父，我看着谷，你到鱼鹰家去。鱼鹰是我们村的赤脚医生。父亲不去，他说，没多大的事。我说，要不你等着，你去把他找来。父亲说，他总在外面跑，你晓得他在哪个垸子。莫去，没得多大个事。
父亲按压着伤口，直到它不再往外渗血。父亲起身，从一旁的稻田里，挖一小块泥，敷在伤口上。父亲说，好了，没得事了。我说，行吗？父亲说，行，泥里有稻草灰，消炎。我不知道父亲是诓我，还是果真如此。
父亲的腿疾，并非先天。父亲是那个年代的师范生。那年红安县扩办乡村小学，亟需老师，父亲他们提前一年，奔赴教学岗位，成为公职教师，吃国家饭。三年后，需要知识分子支援农村建设，父亲回到乡村。一介书生，父亲干不了重活，说话偶尔夹杂普通话，遭人排斥，被人讥笑，说他是“陕西的骡子做马叫”。父亲努力表现自己。一天夜里，生产队去偷外村的树，父亲奉命参与其中。冲锋在前，仿佛集体偷盗，就不是偷盗。结果，父亲挨了铳，膝盖受了伤。因为是偷盗，不敢声张，没得到彻底治疗，留下后遗症，自此，父亲一只膝盖不能弯曲。记忆中，父亲走路总是很慢，他极力掩饰自己的腿疾。
我的母亲不识字，把父亲下放农村的证明信，当废纸卷烟抽了，加之父亲腿疾，父亲再也没能回学校，成了一个彻底的农民。
那年秋，父亲把我送到学校后，决定干一番大事。他觉得日子太苦了，他要搞养殖，打个翻身仗。
父亲想养猪，没本钱，就想到养母猪。母猪下小猪，一窝生八九个，每年都下，代代相传。父亲说，我家很快就会有一个养猪场。母亲不让父亲养母猪，说闹烦人，不挣钱。母亲说，你养吧，保准栽跟头。
父亲不信这个邪，赊了一头母猪。母猪长大了，生了小猪崽，我们都高兴，看着一头头可爱的小猪。可是，几天之后，那些小猪都死了。一分钱未挣，还搭上了买母猪的钱，母亲数落父亲，说家运不好，养个么猪。父亲服了，说，不养了，再也不养了。但父亲不认为是家运不好，他说是我们家人多，母亲嗓门又大，小猪崽受了惊吓。
父亲不死心，他想富起来。父亲听说山里有人烤烟叶赚了钱，第二年开春，就把自家的黄土地，全种了烟叶。父亲摸索着烤烟。我们帮着父亲，把葱绿的烟叶绑在竹竿上，送到烟炕里去烤。烟炕是一间像碉堡似的土夯屋，有两层楼那么高。烟炕下面通着耐火管，两墙之间，连着长木杆。那些绑在竹竿上的烟叶，就这么一层层搁在长木杆上，从上到下摆放。最后，父亲往炕炉里点火，烧到一定时间，就封了火炉，让里面的热气烤着烟。父亲有文化，按烤烟技术指南，什么时候大火，什么时间小火，什么时候封炉，父亲弄得很明白。他烤出的烟叶金黄金黄的，像深秋的树叶。
父亲上到烟炕里，把那些烟叶小心地撤出来，搁在旁边的空地上。我们小心地把烟叶解下，按金黄色，深黄色，浅黄色分类，扎成小捆，卖到烟叶收购站。
暑假里，我跟着父亲，到收购站卖过一次烟叶。收购站在石桥镇。收购站在烟叶的斤两上，不敢克扣我们，我们家有秤，来之前，父亲把烟叶称了，哪堆多少斤多少两，父亲熟记于心。收购站只能在烟叶的质量上做文章，他们压等级。他们将烟分成上上黄，上中黄，上黄，中黄，下中黄，下下黄，下下黄已不是黄色，是黑色的焦煳的。乡村人讲禁忌，不愿说出那个“黑”字。
各等级烟叶的价格从高到低排列下来。
那天，我家的烟叶黄灿灿，像纯金打制。
这么好的烟叶，一定是上上黄，最次也是上中黄，父亲竖起大拇指说。
父亲挑着满满的一担烟叶，往石桥镇走去。父亲怕把烟叶揉碎了，不用箩筐装烟叶，而是小心地用绳子捆起来。他怕一路上风吹起的沙尘，会弄脏了烟叶，最后定要用大块软塑料布，将烟叶轻轻包裹。我平日不太喜欢同父亲一起到镇上，我怕同学们看见我有一个跛腿的父亲。这天不一样，我愿意同父亲一起去，父亲说要给我买一双凉鞋。从出生到现在，春末到初秋，我一直是光着脚丫。这将是我人生夏日里，第一次有鞋穿。
出乎我们的意料，烟叶收购站的人把我家的烟叶，一半定为上黄，其余的都是中黄。这就是说，我家的烟叶，被他们依次压了一个等级，本是上上黄的，他们定为上黄，本是上黄的，他们定为中黄。各等级间的价格相差不少。我看见父亲的脸，在炎热的夏日里，却是冻僵了一般，没有一丝表情。他只是默默地将那些已经过秤的烟叶，往收购站那堆烟叶里放。这其实不是父亲该干的，烟叶过秤，就已经被他们收购了，往哪堆烟叶里放，是他们的事。但父亲很执拗地自己一束一束地，把我家那几捆烟叶，往那些成堆的烟叶里放。我当时只当是父亲舍不得它们，要多送它们一程。可是不是这样，父亲把那些他们定为上黄的烟叶，直接送到上上黄的烟叶堆里。而我家的烟叶，放在上上黄那堆烟叶之中，一点也不逊色，甚至更金黄可人。一束烟叶，上面扎成团，下面散开，像一个个戴着皇冠，身穿金丝纱裙的公主。烟叶收购站的人看着父亲，没有做声。他们不理父亲，继续他们的收购。父亲也没有吱声，没有同他们辩解，似乎他在乎他的烟叶是上上黄这个名分，胜过烟叶到底卖多少钱。 父亲从来不同别人辩论。他给人感觉，就是个哑巴。其实父亲不是哑巴，是个公鸭嗓。父亲情愿别人以为他是哑巴，而不愿人听见他的公鸭嗓，那嗓音像刀刃划在刀刃上，让人难以适从。
父亲并非天生就是公鸭嗓。
我家兄弟多，分单干的前一年，一家人都叫饿。一个夜晚，五弟饿得直哭，哭到半夜，不哭了。我闻到香味，爬起来，父亲正给他剥花生。花生不多，也就一捧，自然没有我的份。我懂事地爬回床上。时间不长，有人闯入我家，是大队民兵连长歹狗子和几个民兵。他们说父亲偷了公家的花生，他们闻到了烧花生的香味。
父亲说没偷。他们就在屋子里搜，没找到。他们吼叫着。五郎吓得直哭，说，我父（父亲）偷的花生在这儿。五郎指着灶屋的一个破箩筐，里面盛满灶灰。歹狗子抱起破箩筐，往我家堂屋里一扔，屋里顿时烟尘四起。几颗花生从灰堆里蹦出来。
歹狗子捡起颗花生，几个手指在花生上磨蹭。他说，这是今年的新花生。
我没偷，是别人偷，散落在路头，我捡的，父亲辩解着。歹狗子说，咋那么巧，你再去捡一些回来。
父亲被抓走，第二天在石桥河大队各小队游斗，随后被强制拉去看农场。看农场的当晚，父亲一口气喝下了一瓶柴油。
父亲自杀，但他没死成。柴油烧坏了他的嗓子，自此，父親的声音又尖又细，好像嗓子被人拤住了。父亲变成了公鸭嗓子。回想起父亲以前的声音，那么好听。父亲读书、教书，方言里夹杂着普通话，虽然被人称“陕西的骒子做马叫”，可我爱听。现在，他的声音，就像锉刀锉在铁器上，像喉管里卡住了一块硬骨头。
父亲自此不爱说话，可能与我们一样，嫌他自己的声音丑，像太监。
父亲企图自杀的那个夜晚，他的床下有一瓶柴油，一瓶农药。柴油和农药，气味浓烈，但区别很大。我想，那个夜晚，父亲之所以选择柴油，而非农药，他其实不想死，他舍不得我们。
父亲收起塑料布，将绳子轻轻地缠在塑料布上，打成结，挂在扁担的一端。他将扁担扛在肩头，到烟叶堆旁的屋子里，领了烟叶钱，往百货商店走。我跟着父亲。烟叶收购站压了我家烟叶的等级，没卖那么多钱，而家里还有很多地方需要钱用。我懂事地说，父，我不要鞋。我赤脚，踩在被太阳晒热的地面，舒坦。
父亲一挥手，意思是走吧。父亲说过的话，一定会做到。我犟不过他，跟着他走。我不忍心面对他的跛脚，就快步走到他的前面。
我眼前浮现出同伴毛刺，还有他脚上那双酱色凉鞋。从我记事起，他从没光赤脚过。他冬天有棉鞋，春秋有布鞋，夏天有凉鞋。父亲说，天快凉了，买双球鞋吧。我不吱声，我想，要买就买凉鞋，球鞋等到秋天再说。父亲同意了，他指着我，朝那个售货员比划，我嫌父亲的比划不好看，急忙说，一双凉鞋，我穿的。
售货员穿着干净的长袖中山装，好像天气一点也不热。他的黑布鞋鞋底很白，这在乡村，是很少见到的，这让我格外羡慕他。我想，长大了我要像他那样，不用下地，穿着白底布鞋，在柜台里面走来走去。这就是所谓的理想，或者梦想吧。
凉鞋正合我脚，我却故意说小了，想要个大一号的，我想明年还能穿一年。售货员从柜台里面探出头来，瞅一眼我的脚，说，正好呀。他好像识破了我的谎言，笑道，这伢挺懂事，将来错不了。他随口说的一句话，让父亲烟叶被压价而阴沉的脸，舒展开来。
父亲要了一瓶汽水，递给我。我让父亲再买一瓶，父亲摆手说他不喝，喝了老打嗝。回去时，只有塑料袋和绳子，轻松多了。我们踏上一条林中小路。我把喝了一半的汽水递给父亲，故意说喝不了，说肚子胀。父亲接过汽水瓶，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像是怕浪费才喝的。他几口喝了汽水。我看着他舔着嘴唇的样子，知道在那一刻，他忘却了收购站工人给他的不快，他内心是甜蜜的。我内心也甜蜜，仿佛汽水甘甜的味道，一直储藏在心底。
这双酱紫色的凉鞋，花了三块多钱，是两斤中黄烟叶的钱。两斤烤烟，得很大一堆新鲜烟叶烤制而成。我想起父亲钻进烟炕里的情形：汗溪流似的在他黝黑的脊背上流淌，那半截裤，湿淋淋地贴在他身上，整个人像从水里钻出来一般。我的眼睛酸涩，努力地往前走几步，尽量离父亲近一些。那一刻，我不怕碰见同学，不怕他们看见我有一个跛腿的父亲。凝望着父亲晃动着的背影，我哭了。父亲停下来，问我为么事哭。我说，他们心太狠，那么压价。我说，我的学费怎么办？父亲说，他们搞错了，他们会改的。他们的领导发现他们压了等级，会让他们把钱找给我们。
我说，能吗？父亲说，能。父亲的公鸭嗓，发出金属的声音，那么肯定。
我开学前，父亲去了一趟石桥镇，回来时，他把学费递到我手中。他说是烟叶收购站给他的差价。上次我们卖的烟，等级低，他们后来做了调整。
我半信半疑。
开学不久，我在学校接到大哥的来信，他问我他的汇款家里收到没有，没有耽误我开学吧？大郎在东北当兵，他把有限的津贴攒下来，邮寄给家里。
我回想起父亲给我学费，说起烟叶收购站时那躲闪的目光，我不知道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关联，我不知道。我不问。
烤烟挣的钱其实不多，况且我们石桥河两岸，田地有限，种了烟叶，粮食就收得少，到第二年开春，家里就得张罗借米谷。这是没办法的事，烟叶毕竟在青黄不接时，手头有点现钱，活泛一些。至于第二年春天的事，第二年再说。农家过日子，哪家不是过一天看一天，踏个坎再来个坎？日子就这么往前捱。
崔寡妇也种了一些烟叶。她种的烟叶少，只有几垄地，自然不可能为这点烟叶，自盖一个烟炕。她的烟叶，就在我家的烟炕里烤。我们不知道，是父亲主动帮她，还是她找到父亲。每次我家新撇下的烟叶绑好，要进烟炕，她就挑上两箩筐烟叶，满头大汗，跌跌撞撞而来。她坐在烟炕边的土堆上，将那青嫩的烟叶，往竹竿上绑。那竹竿也是我家的，她除了烟叶，什么都没有。二哥烦她，父亲说，算了，人家一个寡妇，不容易。父亲这么说，我就有些可怜她，帮她绑烟叶，二哥三哥不帮她。她直夸我懂事，将来定是有出息——比我的两个哥哥有出息。 可怜啦，白瞎啦，你父当年，多体面的个人，教书，穿着中山装，浓眉大眼的。冬天围个紫红的围脖。说起来，那个紫红色的围巾，还是你娘给她织的。你娘把他害了，不是你娘，你父现在不是这样。可惜呀，当年多体面的一个人。
二哥很响地咳嗽一声，崔寡妇停止了絮说。
我们绑好烟叶。父亲先装我家的烟叶，那天天热得像点燃了，烟炕就是一个火炉，父亲终于脱下了他那条长裤，只剩下短裤。他顾不得掩藏他那只麻点密布的丑陋的膝盖。
父亲双脚叉开，分踩在两根木头棱子上，从上往下摆布绑着烟叶的竹竿子。我递进去一根，他摆一根。我递了一阵子，父亲说等一等，中间那两行留给如意他娘。如意他娘就是崔寡妇。中间位置的烟叶，往往烤得最好，常常能烤出上上黄。父亲把中间那块地方，留给崔寡妇。那时候，崔寡妇新死了男人，正是令人同情的时候。
我说我渴了，回家去喝凉茶。我怕崔寡妇要我帮忙递烟竿。烟炕里温度太高，我受不了。父亲早像一只湿淋淋的鱼，在里面窜上窜下。我回屋，坐在八仙桌前，很慢地喝着，故意磨洋工，想把崔寡妇家的活逃过去。我喝第三杯茶的时候，母亲冲进屋来，大吼道，我的个天啦，就这会工夫，他们就日到一块了。你这个遭刀砍的嗫，跑回来灌脓灌血，不在那地看着点啦喂。
我感到大热的天里，一瓢雪水从天而降。我最怕母亲突然叫喊，每次她突然叫喊，必定是一件骇人的事情发生。我想逃，但无法逃脱，母亲的话，绳索一样拴住了我。我有一种想听下去的愿望。母亲说，你父和那个寡妇，竟然在烟炕里上骒（红安方言，指男女做那种丑事）咧。那么热，不要命咧。
我看见父亲沿着我家房后的阴沟走过来。进了屋，一向沉默的父亲，终于爆发了。他没有语言，一贯用手势，但今天，他的手势的动作特别大。他抓起我搁在桌上的那只杯子，狠狠地摔在母亲的脚旁，杯子的碎片四处飞溅。屋子里扬起一阵烟尘。
母亲向来言语长，不留余地。母亲说，就算没上骒，也是百么事都让人看了让人摸了。我伸着脖子看的时候，你父的两条腿，扠开在两根树桩子上，百么事都从短裤的裤腿管里吊出来了。那个崔寡妇呀，正仰着头，热乎乎地看哩。我要是再晚过去一会，不上骒才怪呢！
母亲向来夸张，我家的烟竿，是我递给父亲的。我仰头在下，手握竹竿一端，将烟竿的另一端伸向他。父亲弯腰，接过烟竿，把它搁在两根树干上。我一根一根地递，父亲一根一根摆放。父亲的确是跨立在两根木杆上，否则人无法站稳，但我从未看到母亲所描述的父亲裤管里的情形，我觉得母亲一定是凭空想象，肆意夸大，父亲胯裆里的东西，怎么可能掉出来，他又不是一头驴。
父亲进屋后不久，崔寡妇跟了过来。崔寡妇满脸泪痕，冲母亲哭泣诉说：桂花嫂喂，没得那样的事。烟炕里热得死人，我么样会做那样的丑事咧？我只是站在门口，把烟竿子递进去咧。看？你男人穿着半截裤，我能看见么东西？我为么事又要去看？我又不是没有过男人……我的男人咧，你怎么就這么狠心死了嗫，害得我不敢同男人在一起，我只要同男人在一起，就说我偷人咧……母亲说，你莫在我家哭，好像我们欺负你。崔寡妇说，好咧，桂花嫂，我走，我不在你家哭。可是我要把话说清楚，真的没得那样的事。我一个寡妇，我不怕，你莫冤枉了大志，他那么好的人，你让他的脸往哪处放？
母亲降下去的火气忽地升上来，她说，还说没有？我的男人，瘸子脚，公鸭嗓，你还说他好？他哪儿好？你说，他哪里好！崔寡妇的一只腿，本来迈出了门槛，母亲这么说，她收回腿，哭声再次响起。她说，我冤枉呀，我不说你的男人好，我还能说你的男人坏？我说你的男人坏要得不？你的男人……母亲急忙打断，她说我的男人坏，用不着别人乱放屁！
我看见父亲的脸乌紫如茄，他说，莫听你娘的话，她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崔寡妇孤儿寡母的，可怜！母亲吼道，就你有同情心，她没男人，她可怜，你去可怜她吧，去同情她吧，去跟她睡吧，夜里跟她睡，我的个娘咧……
崔寡妇惊愕地望着母亲，她无力地歪倒在地上，几乎是成跪立的姿势。她拽着母亲的裤腿，说，桂花嫂哇，你别这样，我求你了，别这样，你莫要捡没得的说呀。我这就去把我家的烟叶子拿下来，我不烤咧。我又没有得个男人，烤么事烟咧。我就是穷死了，也不烤烟了咧……
崔寡妇哭得那么可怜，我看着心里酸酸的。父亲拿起一把笤帚，我以为他会像别的男人打女人一样，把我的母亲打一顿。我想，如果是那样，我都无法决定是否去拉扯父亲，母亲的确太气人了。但父亲拿起笤帚，只不过是把崔寡妇身旁的那坨鸡屎扫走了。崔寡妇边哭边拍着手，有时拍着地，有时拍着她的大腿，像是给她的哭泣配乐。崔寡妇左一下右一下，拍打中，她的屁股发生着位移。父亲可能怕崔寡妇不小心一手拍在鸡屎上，或者一屁股坐在鸡屎上。他的这个动作，恐怕比打母亲一笤帚还要令母亲难受。母亲说，看吧，多会照顾人啦，恨不得铺个垫子在她屁股下咧。
父亲将笤帚扔到门口的垃圾凼里，用手势表达着他的不满，说母亲无聊，没得事做！他像往常一样，选择逃离，走向田野。
崔寡妇显然不能再待下去了，再待下去，母亲一定会骂出更难听的话来。崔寡妇起身，很坚毅地往她家的方向走。她的样子，让我想起电影里的江姐，我突然对她充满同情，甚至有一丝敬意。我说，你就烤吧，你以后把烟叶子送到烟炕边，我给你递烟竿子。
崔寡妇的背影远去了。母亲止住哭声。父亲回家，换上那条长过膝盖的七分裤。父亲换上七分裤后，朝着母亲，指着裤腿，好像还很模糊地指了一下裆，意思是说：好了，这下好了，什么也看不到了。
母亲不吱声，怔怔地望着我。我觉得父亲的动作很龌龊，但我原谅了他，毕竟，这都是母亲逼的。
烟叶出烟炕那天，母亲叮嘱我，父亲卸烟竿子的时候，让我去接，不要崔寡妇去。母亲说，崔寡妇一个人，也不容易，忙不过来，你去帮她。
母亲心里所想，我是清楚的。我故意说，娘，你真好。
父亲并没像他想象中那样，靠金黄的烟叶成为一个万元户，第二年，父亲不再烤烟。我不知道，是因为烟叶压价，还是因为“崔寡妇事件”，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的，还有母亲内心所想。我猜不透。她那么嫌恶父亲，说他腿瘸，公鸭嗓，丑死了，却又把父亲看得那么紧。父亲只要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她就指桑骂槐，或干脆直奔主题，明着骂，人像炸开了。
父亲依然种烟叶，但不是大面积，只种十几棵。烟叶围着厕所，很肥嫩的叶片迎风招展。父亲不时摘几片，放进灶膛里烤。父亲烤的烟叶放着金黄的光，像黄金打制的叶片。父亲把它们切成丝，卷纸烟抽。父亲在黄昏里，抽着卷烟，时明时暗，像一点星光。烟从父亲嘴里吐出，丝丝缕缕，朦胧着父亲脸上的表情。
五弟因为小时候告发了父亲，一直内疚，他努力赎罪。他在县城上班，每到周末，必定开车，带着两个儿子回老屋看父亲。孙子在父亲膝前缠绕，父亲总是满足地笑。他依然不说话，实在需要表达，就打手语。我不知道，他是怕他的公鸭嗓吓坏了他的孙子，还是多年的沉默，让他已经失语。
多年以后的某一天，收音机里播放政府免除农业税的消息时，我的父亲坐在我家那张已经发黑的八仙桌前，就那么默默地坐着，好像有沉甸甸的心事重重地压着他。他脸上的皱纹状若桃核，思绪在那些皱纹里蔓延。沉默片刻，父亲朝着京城的方向，竖起大拇指。父亲说，好，好……哇！
父亲第一次不忌讳他的公鸭嗓子。我突然觉得，父亲的公鸭嗓，并不那么难听。
父亲起身，去抓鸡窝旁立着的锄头，他要去挖地。田地荒废好多年了。父亲种不动水田，他想种一片旱地，种烟叶。父亲走到鸡窝旁，抓起一把锄头。父亲抬眼，凝望着鸡窝的上方，那里挂着一把他亲手烤出的烟叶，像一串黄金打制的金色叶片。
这年初秋，父亲瘸着脚，挑一担谷，到石桥镇送公粮。石桥镇离我家十里地，父亲一天挑了两趟。我一直跟在父亲身后。父亲说，这后一担谷子，有一箩筐不是上交公粮，是自己卖的，虽然也是交给镇粮店，但能得到一些钱。父亲说，这钱，给我交学费。
父亲挑着一担谷，走到下河湾。父亲并没走公路，那样要远出几里地。父亲抄近路，走的是乡村小道，田埂、塘坝。父亲经过多年的磨砺，虽然膝盖有伤，也能挑起百斤重担。父亲走得缓慢。父亲走到下河湾塘埂时，突然一声惊叫，随即丝丝吸着冷气。他的身体晃动着。他努力地平衡自己，让那担谷在他的肩头停止摇摆，极力不让自己摔倒。他要是摔倒，那一担谷子，就会像水一样，泼进水塘。
怎么啦？我问父亲，他没回应。我低头察看。他的整个鞋湿了，不是汗水的颜色，暗红，是血。一块木板粘在父亲的鞋底。那木板上有一颗钉子，父亲踩中了它。
父亲咬着嘴唇，慢慢地将箩筐搁在塘埂上，这才无力地坐下去。他弯腰，双手上伸，陡地使劲上抬，拔下木板。
更汹涌的血喷涌而出。
我問：父，痛吗？父亲摇头说：不痛。
父亲的膝盖有毛病，现在脚掌又受了伤，我知道他痛。我说，父，算了，不去了。父亲说，要去，你明天就上学了，耽误不得。
我说，父，我看着谷，你到鱼鹰家去。鱼鹰是我们村的赤脚医生。父亲不去，他说，没多大的事。我说，要不你等着，你去把他找来。父亲说，他总在外面跑，你晓得他在哪个垸子。莫去，没得多大个事。
父亲按压着伤口，直到它不再往外渗血。父亲起身，从一旁的稻田里，挖一小块泥，敷在伤口上。父亲说，好了，没得事了。我说，行吗？父亲说，行，泥里有稻草灰，消炎。我不知道父亲是诓我，还是果真如此。
父亲的腿疾，并非先天。父亲是那个年代的师范生。那年红安县扩办乡村小学，亟需老师，父亲他们提前一年，奔赴教学岗位，成为公职教师，吃国家饭。三年后，需要知识分子支援农村建设，父亲回到乡村。一介书生，父亲干不了重活，说话偶尔夹杂普通话，遭人排斥，被人讥笑，说他是“陕西的骡子做马叫”。父亲努力表现自己。一天夜里，生产队去偷外村的树，父亲奉命参与其中。冲锋在前，仿佛集体偷盗，就不是偷盗。结果，父亲挨了铳，膝盖受了伤。因为是偷盗，不敢声张，没得到彻底治疗，留下后遗症，自此，父亲一只膝盖不能弯曲。记忆中，父亲走路总是很慢，他极力掩饰自己的腿疾。
我的母亲不识字，把父亲下放农村的证明信，当废纸卷烟抽了，加之父亲腿疾，父亲再也没能回学校，成了一个彻底的农民。
那年秋，父亲把我送到学校后，决定干一番大事。他觉得日子太苦了，他要搞养殖，打个翻身仗。
父亲想养猪，没本钱，就想到养母猪。母猪下小猪，一窝生八九个，每年都下，代代相传。父亲说，我家很快就会有一个养猪场。母亲不让父亲养母猪，说闹烦人，不挣钱。母亲说，你养吧，保准栽跟头。
父亲不信这个邪，赊了一头母猪。母猪长大了，生了小猪崽，我们都高兴，看着一头头可爱的小猪。可是，几天之后，那些小猪都死了。一分钱未挣，还搭上了买母猪的钱，母亲数落父亲，说家运不好，养个么猪。父亲服了，说，不养了，再也不养了。但父亲不认为是家运不好，他说是我们家人多，母亲嗓门又大，小猪崽受了惊吓。
父亲不死心，他想富起来。父亲听说山里有人烤烟叶赚了钱，第二年开春，就把自家的黄土地，全种了烟叶。父亲摸索着烤烟。我们帮着父亲，把葱绿的烟叶绑在竹竿上，送到烟炕里去烤。烟炕是一间像碉堡似的土夯屋，有两层楼那么高。烟炕下面通着耐火管，两墙之间，连着长木杆。那些绑在竹竿上的烟叶，就这么一层层搁在长木杆上，从上到下摆放。最后，父亲往炕炉里点火，烧到一定时间，就封了火炉，让里面的热气烤着烟。父亲有文化，按烤烟技术指南，什么时候大火，什么时间小火，什么时候封炉，父亲弄得很明白。他烤出的烟叶金黄金黄的，像深秋的树叶。
父亲上到烟炕里，把那些烟叶小心地撤出来，搁在旁边的空地上。我们小心地把烟叶解下，按金黄色，深黄色，浅黄色分类，扎成小捆，卖到烟叶收购站。
暑假里，我跟着父亲，到收购站卖过一次烟叶。收购站在石桥镇。收购站在烟叶的斤两上，不敢克扣我们，我们家有秤，来之前，父亲把烟叶称了，哪堆多少斤多少两，父亲熟记于心。收购站只能在烟叶的质量上做文章，他们压等级。他们将烟分成上上黄，上中黄，上黄，中黄，下中黄，下下黄，下下黄已不是黄色，是黑色的焦煳的。乡村人讲禁忌，不愿说出那个“黑”字。
各等级烟叶的价格从高到低排列下来。
那天，我家的烟叶黄灿灿，像纯金打制。
这么好的烟叶，一定是上上黄，最次也是上中黄，父亲竖起大拇指说。
父亲挑着满满的一担烟叶，往石桥镇走去。父亲怕把烟叶揉碎了，不用箩筐装烟叶，而是小心地用绳子捆起来。他怕一路上风吹起的沙尘，会弄脏了烟叶，最后定要用大块软塑料布，将烟叶轻轻包裹。我平日不太喜欢同父亲一起到镇上，我怕同学们看见我有一个跛腿的父亲。这天不一样，我愿意同父亲一起去，父亲说要给我买一双凉鞋。从出生到现在，春末到初秋，我一直是光着脚丫。这将是我人生夏日里，第一次有鞋穿。
出乎我们的意料，烟叶收购站的人把我家的烟叶，一半定为上黄，其余的都是中黄。这就是说，我家的烟叶，被他们依次压了一个等级，本是上上黄的，他们定为上黄，本是上黄的，他们定为中黄。各等级间的价格相差不少。我看见父亲的脸，在炎热的夏日里，却是冻僵了一般，没有一丝表情。他只是默默地将那些已经过秤的烟叶，往收购站那堆烟叶里放。这其实不是父亲该干的，烟叶过秤，就已经被他们收购了，往哪堆烟叶里放，是他们的事。但父亲很执拗地自己一束一束地，把我家那几捆烟叶，往那些成堆的烟叶里放。我当时只当是父亲舍不得它们，要多送它们一程。可是不是这样，父亲把那些他们定为上黄的烟叶，直接送到上上黄的烟叶堆里。而我家的烟叶，放在上上黄那堆烟叶之中，一点也不逊色，甚至更金黄可人。一束烟叶，上面扎成团，下面散开，像一个个戴着皇冠，身穿金丝纱裙的公主。烟叶收购站的人看着父亲，没有做声。他们不理父亲，继续他们的收购。父亲也没有吱声，没有同他们辩解，似乎他在乎他的烟叶是上上黄这个名分，胜过烟叶到底卖多少钱。 父亲从来不同别人辩论。他给人感觉，就是个哑巴。其实父亲不是哑巴，是个公鸭嗓。父亲情愿别人以为他是哑巴，而不愿人听见他的公鸭嗓，那嗓音像刀刃划在刀刃上，让人难以适从。
父亲并非天生就是公鸭嗓。
我家兄弟多，分单干的前一年，一家人都叫饿。一个夜晚，五弟饿得直哭，哭到半夜，不哭了。我闻到香味，爬起来，父亲正给他剥花生。花生不多，也就一捧，自然没有我的份。我懂事地爬回床上。时间不长，有人闯入我家，是大队民兵连长歹狗子和几个民兵。他们说父亲偷了公家的花生，他们闻到了烧花生的香味。
父亲说没偷。他们就在屋子里搜，没找到。他们吼叫着。五郎吓得直哭，说，我父（父亲）偷的花生在这儿。五郎指着灶屋的一个破箩筐，里面盛满灶灰。歹狗子抱起破箩筐，往我家堂屋里一扔，屋里顿时烟尘四起。几颗花生从灰堆里蹦出来。
歹狗子捡起颗花生，几个手指在花生上磨蹭。他说，这是今年的新花生。
我没偷，是别人偷，散落在路头，我捡的，父亲辩解着。歹狗子说，咋那么巧，你再去捡一些回来。
父亲被抓走，第二天在石桥河大队各小队游斗，随后被强制拉去看农场。看农场的当晚，父亲一口气喝下了一瓶柴油。
父亲自杀，但他没死成。柴油烧坏了他的嗓子，自此，父親的声音又尖又细，好像嗓子被人拤住了。父亲变成了公鸭嗓子。回想起父亲以前的声音，那么好听。父亲读书、教书，方言里夹杂着普通话，虽然被人称“陕西的骒子做马叫”，可我爱听。现在，他的声音，就像锉刀锉在铁器上，像喉管里卡住了一块硬骨头。
父亲自此不爱说话，可能与我们一样，嫌他自己的声音丑，像太监。
父亲企图自杀的那个夜晚，他的床下有一瓶柴油，一瓶农药。柴油和农药，气味浓烈，但区别很大。我想，那个夜晚，父亲之所以选择柴油，而非农药，他其实不想死，他舍不得我们。
父亲收起塑料布，将绳子轻轻地缠在塑料布上，打成结，挂在扁担的一端。他将扁担扛在肩头，到烟叶堆旁的屋子里，领了烟叶钱，往百货商店走。我跟着父亲。烟叶收购站压了我家烟叶的等级，没卖那么多钱，而家里还有很多地方需要钱用。我懂事地说，父，我不要鞋。我赤脚，踩在被太阳晒热的地面，舒坦。
父亲一挥手，意思是走吧。父亲说过的话，一定会做到。我犟不过他，跟着他走。我不忍心面对他的跛脚，就快步走到他的前面。
我眼前浮现出同伴毛刺，还有他脚上那双酱色凉鞋。从我记事起，他从没光赤脚过。他冬天有棉鞋，春秋有布鞋，夏天有凉鞋。父亲说，天快凉了，买双球鞋吧。我不吱声，我想，要买就买凉鞋，球鞋等到秋天再说。父亲同意了，他指着我，朝那个售货员比划，我嫌父亲的比划不好看，急忙说，一双凉鞋，我穿的。
售货员穿着干净的长袖中山装，好像天气一点也不热。他的黑布鞋鞋底很白，这在乡村，是很少见到的，这让我格外羡慕他。我想，长大了我要像他那样，不用下地，穿着白底布鞋，在柜台里面走来走去。这就是所谓的理想，或者梦想吧。
凉鞋正合我脚，我却故意说小了，想要个大一号的，我想明年还能穿一年。售货员从柜台里面探出头来，瞅一眼我的脚，说，正好呀。他好像识破了我的谎言，笑道，这伢挺懂事，将来错不了。他随口说的一句话，让父亲烟叶被压价而阴沉的脸，舒展开来。
父亲要了一瓶汽水，递给我。我让父亲再买一瓶，父亲摆手说他不喝，喝了老打嗝。回去时，只有塑料袋和绳子，轻松多了。我们踏上一条林中小路。我把喝了一半的汽水递给父亲，故意说喝不了，说肚子胀。父亲接过汽水瓶，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像是怕浪费才喝的。他几口喝了汽水。我看着他舔着嘴唇的样子，知道在那一刻，他忘却了收购站工人给他的不快，他内心是甜蜜的。我内心也甜蜜，仿佛汽水甘甜的味道，一直储藏在心底。
这双酱紫色的凉鞋，花了三块多钱，是两斤中黄烟叶的钱。两斤烤烟，得很大一堆新鲜烟叶烤制而成。我想起父亲钻进烟炕里的情形：汗溪流似的在他黝黑的脊背上流淌，那半截裤，湿淋淋地贴在他身上，整个人像从水里钻出来一般。我的眼睛酸涩，努力地往前走几步，尽量离父亲近一些。那一刻，我不怕碰见同学，不怕他们看见我有一个跛腿的父亲。凝望着父亲晃动着的背影，我哭了。父亲停下来，问我为么事哭。我说，他们心太狠，那么压价。我说，我的学费怎么办？父亲说，他们搞错了，他们会改的。他们的领导发现他们压了等级，会让他们把钱找给我们。
我说，能吗？父亲说，能。父亲的公鸭嗓，发出金属的声音，那么肯定。
我开学前，父亲去了一趟石桥镇，回来时，他把学费递到我手中。他说是烟叶收购站给他的差价。上次我们卖的烟，等级低，他们后来做了调整。
我半信半疑。
开学不久，我在学校接到大哥的来信，他问我他的汇款家里收到没有，没有耽误我开学吧？大郎在东北当兵，他把有限的津贴攒下来，邮寄给家里。
我回想起父亲给我学费，说起烟叶收购站时那躲闪的目光，我不知道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关联，我不知道。我不问。
烤烟挣的钱其实不多，况且我们石桥河两岸，田地有限，种了烟叶，粮食就收得少，到第二年开春，家里就得张罗借米谷。这是没办法的事，烟叶毕竟在青黄不接时，手头有点现钱，活泛一些。至于第二年春天的事，第二年再说。农家过日子，哪家不是过一天看一天，踏个坎再来个坎？日子就这么往前捱。
崔寡妇也种了一些烟叶。她种的烟叶少，只有几垄地，自然不可能为这点烟叶，自盖一个烟炕。她的烟叶，就在我家的烟炕里烤。我们不知道，是父亲主动帮她，还是她找到父亲。每次我家新撇下的烟叶绑好，要进烟炕，她就挑上两箩筐烟叶，满头大汗，跌跌撞撞而来。她坐在烟炕边的土堆上，将那青嫩的烟叶，往竹竿上绑。那竹竿也是我家的，她除了烟叶，什么都没有。二哥烦她，父亲说，算了，人家一个寡妇，不容易。父亲这么说，我就有些可怜她，帮她绑烟叶，二哥三哥不帮她。她直夸我懂事，将来定是有出息——比我的两个哥哥有出息。 可怜啦，白瞎啦，你父当年，多体面的个人，教书，穿着中山装，浓眉大眼的。冬天围个紫红的围脖。说起来，那个紫红色的围巾，还是你娘给她织的。你娘把他害了，不是你娘，你父现在不是这样。可惜呀，当年多体面的一个人。
二哥很响地咳嗽一声，崔寡妇停止了絮说。
我们绑好烟叶。父亲先装我家的烟叶，那天天热得像点燃了，烟炕就是一个火炉，父亲终于脱下了他那条长裤，只剩下短裤。他顾不得掩藏他那只麻点密布的丑陋的膝盖。
父亲双脚叉开，分踩在两根木头棱子上，从上往下摆布绑着烟叶的竹竿子。我递进去一根，他摆一根。我递了一阵子，父亲说等一等，中间那两行留给如意他娘。如意他娘就是崔寡妇。中间位置的烟叶，往往烤得最好，常常能烤出上上黄。父亲把中间那块地方，留给崔寡妇。那时候，崔寡妇新死了男人，正是令人同情的时候。
我说我渴了，回家去喝凉茶。我怕崔寡妇要我帮忙递烟竿。烟炕里温度太高，我受不了。父亲早像一只湿淋淋的鱼，在里面窜上窜下。我回屋，坐在八仙桌前，很慢地喝着，故意磨洋工，想把崔寡妇家的活逃过去。我喝第三杯茶的时候，母亲冲进屋来，大吼道，我的个天啦，就这会工夫，他们就日到一块了。你这个遭刀砍的嗫，跑回来灌脓灌血，不在那地看着点啦喂。
我感到大热的天里，一瓢雪水从天而降。我最怕母亲突然叫喊，每次她突然叫喊，必定是一件骇人的事情发生。我想逃，但无法逃脱，母亲的话，绳索一样拴住了我。我有一种想听下去的愿望。母亲说，你父和那个寡妇，竟然在烟炕里上骒（红安方言，指男女做那种丑事）咧。那么热，不要命咧。
我看见父亲沿着我家房后的阴沟走过来。进了屋，一向沉默的父亲，终于爆发了。他没有语言，一贯用手势，但今天，他的手势的动作特别大。他抓起我搁在桌上的那只杯子，狠狠地摔在母亲的脚旁，杯子的碎片四处飞溅。屋子里扬起一阵烟尘。
母亲向来言语长，不留余地。母亲说，就算没上骒，也是百么事都让人看了让人摸了。我伸着脖子看的时候，你父的两条腿，扠开在两根树桩子上，百么事都从短裤的裤腿管里吊出来了。那个崔寡妇呀，正仰着头，热乎乎地看哩。我要是再晚过去一会，不上骒才怪呢！
母亲向来夸张，我家的烟竿，是我递给父亲的。我仰头在下，手握竹竿一端，将烟竿的另一端伸向他。父亲弯腰，接过烟竿，把它搁在两根树干上。我一根一根地递，父亲一根一根摆放。父亲的确是跨立在两根木杆上，否则人无法站稳，但我从未看到母亲所描述的父亲裤管里的情形，我觉得母亲一定是凭空想象，肆意夸大，父亲胯裆里的东西，怎么可能掉出来，他又不是一头驴。
父亲进屋后不久，崔寡妇跟了过来。崔寡妇满脸泪痕，冲母亲哭泣诉说：桂花嫂喂，没得那样的事。烟炕里热得死人，我么样会做那样的丑事咧？我只是站在门口，把烟竿子递进去咧。看？你男人穿着半截裤，我能看见么东西？我为么事又要去看？我又不是没有过男人……我的男人咧，你怎么就這么狠心死了嗫，害得我不敢同男人在一起，我只要同男人在一起，就说我偷人咧……母亲说，你莫在我家哭，好像我们欺负你。崔寡妇说，好咧，桂花嫂，我走，我不在你家哭。可是我要把话说清楚，真的没得那样的事。我一个寡妇，我不怕，你莫冤枉了大志，他那么好的人，你让他的脸往哪处放？
母亲降下去的火气忽地升上来，她说，还说没有？我的男人，瘸子脚，公鸭嗓，你还说他好？他哪儿好？你说，他哪里好！崔寡妇的一只腿，本来迈出了门槛，母亲这么说，她收回腿，哭声再次响起。她说，我冤枉呀，我不说你的男人好，我还能说你的男人坏？我说你的男人坏要得不？你的男人……母亲急忙打断，她说我的男人坏，用不着别人乱放屁！
我看见父亲的脸乌紫如茄，他说，莫听你娘的话，她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崔寡妇孤儿寡母的，可怜！母亲吼道，就你有同情心，她没男人，她可怜，你去可怜她吧，去同情她吧，去跟她睡吧，夜里跟她睡，我的个娘咧……
崔寡妇惊愕地望着母亲，她无力地歪倒在地上，几乎是成跪立的姿势。她拽着母亲的裤腿，说，桂花嫂哇，你别这样，我求你了，别这样，你莫要捡没得的说呀。我这就去把我家的烟叶子拿下来，我不烤咧。我又没有得个男人，烤么事烟咧。我就是穷死了，也不烤烟了咧……
崔寡妇哭得那么可怜，我看着心里酸酸的。父亲拿起一把笤帚，我以为他会像别的男人打女人一样，把我的母亲打一顿。我想，如果是那样，我都无法决定是否去拉扯父亲，母亲的确太气人了。但父亲拿起笤帚，只不过是把崔寡妇身旁的那坨鸡屎扫走了。崔寡妇边哭边拍着手，有时拍着地，有时拍着她的大腿，像是给她的哭泣配乐。崔寡妇左一下右一下，拍打中，她的屁股发生着位移。父亲可能怕崔寡妇不小心一手拍在鸡屎上，或者一屁股坐在鸡屎上。他的这个动作，恐怕比打母亲一笤帚还要令母亲难受。母亲说，看吧，多会照顾人啦，恨不得铺个垫子在她屁股下咧。
父亲将笤帚扔到门口的垃圾凼里，用手势表达着他的不满，说母亲无聊，没得事做！他像往常一样，选择逃离，走向田野。
崔寡妇显然不能再待下去了，再待下去，母亲一定会骂出更难听的话来。崔寡妇起身，很坚毅地往她家的方向走。她的样子，让我想起电影里的江姐，我突然对她充满同情，甚至有一丝敬意。我说，你就烤吧，你以后把烟叶子送到烟炕边，我给你递烟竿子。
崔寡妇的背影远去了。母亲止住哭声。父亲回家，换上那条长过膝盖的七分裤。父亲换上七分裤后，朝着母亲，指着裤腿，好像还很模糊地指了一下裆，意思是说：好了，这下好了，什么也看不到了。
母亲不吱声，怔怔地望着我。我觉得父亲的动作很龌龊，但我原谅了他，毕竟，这都是母亲逼的。
烟叶出烟炕那天，母亲叮嘱我，父亲卸烟竿子的时候，让我去接，不要崔寡妇去。母亲说，崔寡妇一个人，也不容易，忙不过来，你去帮她。
母亲心里所想，我是清楚的。我故意说，娘，你真好。
父亲并没像他想象中那样，靠金黄的烟叶成为一个万元户，第二年，父亲不再烤烟。我不知道，是因为烟叶压价，还是因为“崔寡妇事件”，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的，还有母亲内心所想。我猜不透。她那么嫌恶父亲，说他腿瘸，公鸭嗓，丑死了，却又把父亲看得那么紧。父亲只要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她就指桑骂槐，或干脆直奔主题，明着骂，人像炸开了。
父亲依然种烟叶，但不是大面积，只种十几棵。烟叶围着厕所，很肥嫩的叶片迎风招展。父亲不时摘几片，放进灶膛里烤。父亲烤的烟叶放着金黄的光，像黄金打制的叶片。父亲把它们切成丝，卷纸烟抽。父亲在黄昏里，抽着卷烟，时明时暗，像一点星光。烟从父亲嘴里吐出，丝丝缕缕，朦胧着父亲脸上的表情。
五弟因为小时候告发了父亲，一直内疚，他努力赎罪。他在县城上班，每到周末，必定开车，带着两个儿子回老屋看父亲。孙子在父亲膝前缠绕，父亲总是满足地笑。他依然不说话，实在需要表达，就打手语。我不知道，他是怕他的公鸭嗓吓坏了他的孙子，还是多年的沉默，让他已经失语。
多年以后的某一天，收音机里播放政府免除农业税的消息时，我的父亲坐在我家那张已经发黑的八仙桌前，就那么默默地坐着，好像有沉甸甸的心事重重地压着他。他脸上的皱纹状若桃核，思绪在那些皱纹里蔓延。沉默片刻，父亲朝着京城的方向，竖起大拇指。父亲说，好，好……哇！
父亲第一次不忌讳他的公鸭嗓子。我突然觉得，父亲的公鸭嗓，并不那么难听。
父亲起身，去抓鸡窝旁立着的锄头，他要去挖地。田地荒废好多年了。父亲种不动水田，他想种一片旱地，种烟叶。父亲走到鸡窝旁，抓起一把锄头。父亲抬眼，凝望着鸡窝的上方，那里挂着一把他亲手烤出的烟叶，像一串黄金打制的金色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