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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已觉疲态的大清王朝因禁绝鸦片毒品招致当时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强权英国的武装入侵，由于长期闭关锁国、社会制度“内卷化”停滞、科技严重落后等因素，曾两百年“未尝败绩”的东方泱泱大国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从此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在那之后风雨如晦的百余年间，作为“把中国大门打得更宽，把中国财富拿得更多”的急先锋，英国屡屡用军事手段蹂躏中国，几乎把战争变成“单边屠杀”，而组织结构软弱无力、武器装备时好时坏、战斗意志参差不齐的清军、旧民国军阀根本不是对手，以至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把这样的中国当成教训，“如果我们不奋起，我们就会像中国那样无法保护自己”。
英国画家T·阿尔罗姆绘制的《长城》，古老的城墙、中世纪的军队、因循守旧的官僚，无不反映着由盛转衰的清王朝将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启的侵略劫难中走向覆灭。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1927年——中国共产党创建出新型人民军队，不仅“打”出一个新中国，而且迅速涤荡中国百年屈辱，彻底结束两千年封建制度的污泥浊水。自鸦片战争以来，被历次反侵略斗争屡战屡败困扰的仁人志士的痛苦之问——人民能否当兵、肯否当兵、愿否对国家负责，在1949年后都步入一个全新的景象：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国家为民族夺取胜利，军队必须以全部精力聚焦打赢，因为，能打仗、打胜仗是军人最根本的职责。通过胜利，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都发生改变。
1842年7月，英军进攻镇江，遭到中国军民殊死抵抗，尽管英军最终仍以兵力和兵器优势夺取城市，但遭受了鸦片战争中最惨重的伤亡。
整整三个甲子前，被晚清士大夫们惊呼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拉开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序幕。三个甲子之后，即将建成小康社会、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特殊时刻，刚刚经历新冠病毒疫情冲击的中国恰恰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考。关键时期，中国该如何应对？历史仍然能给予我们答案。
1841 年的一个冬日，骑着矮小却耐久的滇马，清朝湖南提督杨芳率着千余号兵勇沿官道開赴广州。此刻，因虎门销烟而起的英国侵华鸦片战争进入新的阶段，道光帝嫌主战的林则徐“贪功启衅”，致英军兵临京畿门户，又嫌主和的琦善无能，擅割香港，“革职锁拿”，遂起用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动员湖广、四川、云贵等省八旗绿营精锐，憧憬着为本已“马上取天下”的大清王朝再写新篇。杨芳正是皇帝的“王牌”，从镇压湘西苗民起义，到讨平新疆张格尔叛乱，“起于板荡，收于凯旋”是为常态，在朝廷眼里，所经历的“最悍之贼”亦不过得到中亚浩罕汗国援兵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枪炮的匪首张格尔，杨芳都能搞定，对付远道而来的“鬼畜英夷”不足为道。
“中国皇帝很早就看到前面站着大象，却不屑一顾，直到大象踩到自己身上。”几天前，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瓦西里·卡申在《侧面》周刊上发表文章《财富和强大不能画等号》，主旨是抨击片面经济指标评估一国军事和政治分量的欺骗性，而他所举的案例正是不幸的中国清朝。18世纪末起，“世界工厂”兼“海上霸主”英国感到无法按正常贸易规则从中国获得利润，瓷器、茶叶及其他中国商品在英国及其殖民地大受欢迎，可英国工业品尤其纺织品在中国却没有销路，贸易赤字只能用白银支付，英国及其“摇钱树”东印度公司财政状况迅速恶化，英国商人便采用非常恶毒的手段摆脱困境——用印度种植园的鸦片填满中国。而当灾难临近的过程中，中国曾有机会警醒，1792年，英国马噶尔尼使团来华为乾隆帝祝寿，为了获得贸易机会，特意带去了当时欧洲现代科学技术产品，在590余件礼品中，居然有“君主”号战列舰模型及燧发枪、铜炮、榴弹炮等实物，团长马噶尔尼还试图向皇帝宠臣、刚刚翻越喜马拉雅山远征廓尔喀成功的名将福康安展示英国卫兵新式武器操练，得到答复是：“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
1841年2月26日，英国陆军准将郭富（一作郭恩，Hugh Gough） 指挥部队攻打虎门炮台。战斗中，清军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壮烈牺牲。
为什么立国已近两百年并历经康乾盛世的“天朝上国”如此心灰意懒？后世总结的教训里，“内卷效应”占了很大比例。经历清初血雨腥风的民族压迫和统一战争，以及连续三代人的西北征蒙定疆平藏用兵，尤其差点颠覆清廷的白莲教起义之后，统治者和御用官僚机器已乐意停留在一种简单重复、没有进步的轮回状态，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尤其“承自乾隆、下启道光”的嘉庆帝寻找到绝佳的辩护理由——“法祖”，以严守祖训之名，僵化地照搬本朝先王治国方针，只要老祖宗们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如法炮制，而“如何是好”“没办法”“了不得”已成了从皇帝到文笔小吏的口头禅，大清帝国在无形中耗空了精华，沦为风中残烛。
作为嘉庆、道光两代帝王信赖的爱将，杨芳掂量着手里的筹码，身后的劲卒跟着自己打垮过飞鸟都无法进入的苗寨，抓住了比狐狸还狡猾的“逆首”张格尔，即便对付自称“上帝之鞭”的中亚浩罕骑兵也没失手过，确实，他有着“战神”的资本。可命运是无情的，1841年初冬，习惯铳炮齐鸣之后短兵相接的清军在广州城外一触即溃，身边戈什（满语意为“侍卫”）回报杨芳，兵勇连英军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便倒地了，“夷船”几百步外轰开营垒，几无可挡之物。惊慌失措的杨芳，竟糊涂到收集百姓所用的马桶，装满污物摆到前线，希冀能顶住洋人的坚船利炮，只落得“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的名声。
杨芳乃至道光一朝中国军队的悲剧是结构性的。英国鱼鹰出版社在名为《维多利亚女王之敌》一书中盘点了1837-1901年英军所交手过的各国武装，其中对清军的定义是“冷热兵器杂陈的中世纪武装部落”，论战斗力不仅逊于俄国、土耳其军队，连南亚次大陆的锡克族武士、南非的布尔民兵都“等而下之”。
（左）鸦片战争时期，清朝驻防八旗军一个基层佐领的武备，随身弯刀、硬弓、装满箭矢的箭囊，这套装备与1644 年清军入关时没有什么质的变化。（右）1856 年，以“亚罗船事件”为借口，英国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是集结在香港的英属印度马德拉斯步枪联队士兵，他们准备越过深圳河，进攻广州。
就体制编制而言，道光朝的清军有八十万之众，主体是京师八旗、驻防八旗和绿营，前者旗兵乃世袭身份，生而食粮，传数代之后，大部分人已忘练武习操，和国家机器一样日渐腐败，后者维持社会治安乃至镇压一方起义尚算有效，但因军饷过少，且兵额多为虚数，检阅时则以雇佣毫无作战经验的农民充数，武官由捐纳出身，军队缺额在半数以上，所以腐化已到极点，以致1840年战事一起便不堪一击。反观英国，经历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和威灵顿勋爵的铁腕改革后，英军编制国家化、技术近代化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以鸦片战争为例，英国出动的“东方远征军”最高峰时只有1.5萬人，主要兵源在印度解决，即大部分士兵系孟加拉、马德拉斯、迈索尔等地雇佣土兵，军官由英国人担任，训练装备全是欧洲正规军那一套，具有良好的步炮骑协同能力，这还不算具有压倒性的海军力量。
武器方面，在最基本的火药上，清军的窘态都让后人汗颜。战争前后，清军仍按明代药方人工配制火药，抗英最坚决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奏疏中提及，“硝性主直（即射远作用）、磺性主横（即爆炸作用），炭粉主燥（即助燃作用……盖硝多力能致远，磺少不致炸裂”，大意是广东水师要准备两种配方的火药去对付敌人：其一是枪炮发射火药配方，硝80斤、硫和炭各10斤;其二是大小火箭所用的燃烧性火药配方，硝16两、硫1两、炭1.5两。由于这两种火药配方含硝量偏高，都在80%以上，所以在广东沿海贮存和使用时容易吸湿转潮，因而难以点燃乃至失效。这给备战带来巨大麻烦，如果火药贮存过多，会因过时转潮而失效，贮存不足，便难以应付急需，只好“季季置办”，随造随用，随用随造。果然，战争来临后，无论力战至死的关天培，还是后援不力的杨芳，所用火药要么数量不够，要么潮湿失效，处处被动。此时的英国，已能用先进工业设备提炼高纯度硝和硫，以蒸汽为动力传动的转鼓式装置负责原料粉碎与药料混合拌和，用水压式机械将制成的火药放在碾磨上压成坚固而均匀的药块，使火药具有一定几何形状和密实性，性能远优于清军所用火药。
对于枪炮，基层清军哪怕原始的鸟枪都少之又少，一般部队只能装备40%，战争紧急时，朝廷规定闽浙两省凡遇把总缺额，“即以精熟鸟枪弁兵考校拨补”，促进军队勤学鸟枪，但无济于事。同清军相反。英军在战争中使用较先进的伯克（Bakrer）式和布伦士威克（Brunswick）式燧发枪，射程和射速都是鸟枪的三倍。关于火炮，当时全中国堪用的重炮以广东虎门要塞最多最好，其中镇远、横档、大虎、威远、永安、巩固等六大炮台共配备新炮56门，旧炮156门，总计212门，其中九千斤大炮仅有一门旧炮（位于大虎炮台），八千斤大炮23门，七千斤大炮4门，即便如此，但同侵华英军所备舰炮相比，都存在着较大反差。关天培说，大角、沙角的海口宽约1113丈（约3350米），而配置在这两座前哨炮台上的三千斤大炮，所发炮弹“仅及中流（不到1200米），强弩之末，无济于事，是第—重门户，火炮已不能得力”，无法拦击闯关英舰，只好将它们改作报警用的信号炮。由于岸炮体大笨重，炮架多为固定式，因此射界受限，有的甚至只能作单向发射，发射后重新装填费时劳力，如果第一发虚放不中，第二发已因英舰远去而鞭长莫及。
英军用舰炮轰击佛山湾内手无寸铁的中国渔船，他们居然恬不知耻地称呼为“战斗”。 
虎门威远炮台遗址及其用过的火药缸、铁炮弹，它们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
由于清军火器落后，在野战、水战和海岸守御战中采用的战术也显得十分落后。陆战中，清军基本作战单位是漕运总督李湘棻建议的百人哨，每哨编十个小队，火器手与冷兵器手各半。50名火器手为前队，内有20名抬枪手编成第一叠，30名鸟枪手编成第二叠;50名各执藤牌、长枪、挑刀、弓箭的冷兵器手为后队，编成第三叠。全哨组成的作战阵形称鸟枪三叠阵，大致仍沿袭明末清初旧式火器与冷兵器相结合的作战队形。作战时，按抬枪、鸟枪与冷兵器三个层次由远及近地杀伤敌军。用这种队形同威力完全不在一个层次的英军较量，除特殊情况外，很难取胜。清军水师用火器进行作战训练的内容主要有三项：其一是“演放大小炮位，抛掷火球、火罐，撒放火箭筒，以及爬桅、跳船各技”;其二是购置旧式洋船，让士兵进行“攻（英船）首尾、跃中舱”的模拟作战演习;其三是训练用火攻船攻击英舰。根据这些训练，清军水师形成了攻击英舰的基本战术：在距英舰较远时，先用火炮轰击，稍近时，便用鸟枪射击，或爬上桅杆，用喷筒喷射火焰，焚烧敌船;两船靠近时，就用火抓、火砖、火球、火罐焚烧敌船，烧灼敌军，同时用单刀、藤牌、长枪、大钩，乘火猛时过船格斗。但由于双方枪炮射程相差较大，舰船大小和防护悬殊，所以清军水师战术根本无从实施。 海岸防御作战中，由于政治腐败，海防建设缺乏合理布局，所建炮台有的选址不当，构筑不得法，都是裸露式建筑，守台清军只能在毫无掩蔽的炮台上迎战，常被英军舰炮轰得台毁人亡。正如署理两广总督怡良所说：英舰“但以数十艘连环之炮，攻我在台露处之兵，故将弁兵丁伤亡枕籍”。守台作战中，由于指挥不得其人，临战无谋，指挥无术，士兵平时缺乏射击训练，遇敌怯战，发射不能命中，以致不能发挥火炮应有威力。厦门之战中，清军发射200余炮弹，仅有一弹击中英舰火药舱。虎门各炮台有炮近三百门，英军竟一舰未损，加之守台清军缺乏近代抗登陆作战训练，不善于利用英军在换乘和抢占滩头立足未稳之机集中火力压制歼灭，致使英军能在登陆以后乘势推进。此外，也由于守台清军大多采用一线防御，将火炮置于海口正面，忽视纵深部署和侧后防御，因此许多海口或在突破一点后全线崩溃，或在侧后被抄，前后受敌的情况下失守。
与清军相反，英国先后打败西班牙、荷兰、法国等竞争对手，已拥有强大海军舰队而称霸全球。而长期的海上争霸战争和掠夺殖民地的战争中，他们积累了丰富的争夺要塞的经验。鸦片战争主要作战中，英军通常以优势炮火猛轰要塞，摧毁防御工事，尔后掩护士兵强行登陆或翼侧包抄，最后夺取要塞。
1841年4月，英军攻打广州城。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州天字码头外开行的清朝广东水师战船，性能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相比毫无进步。 
1900年8月，英国水兵分队攻占北京城墙，架起维克斯重机枪，对城内中国平民进行扫射，而他们身旁是刚阵亡的清军尸体，城头上的清军旗帜无奈地低垂。
俄罗斯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俄罗斯梦和中国梦”分析中心主任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对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不可思议的失败”充满了同情，“19世纪上半叶，清帝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这并不妨碍英国人，接着是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乃至日本人先后把它当成大肆劫掠的对象”。但塔夫罗夫斯基拒绝用简单的“技术落后”来解释这种现象。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在洋务运动和“师夷长技以制夷”政策下兴建一系列企业，制造出对当时来讲并不算落伍的武器，并从国外采购更多这样的武器。但这没给中国人带来成功。1894年9月17日灾难性的甲午海战中，中国以两艘最新式德国装甲舰和10艘巡洋舰对阵日本8艘巡洋舰。中国人装备更加精良，其舰队却被摧毁。中国聘请大量欧洲军事顾问，借鉴西方创新战术。然而，由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它试图效仿的西方军事组织格格不入，这一切都徒劳无益，“硬要将传统封建帝国的臣民装进机械照搬的西方组织形式中，这种尝试注定失败。此种情况下，军事机器的各组成部分并未如计划那样相互协作。其中设置的动员和纪律维护工具以及决策程序均未发挥作用”。
《维多利亚女王之敌》一书有相当篇幅描绘了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细节，诸如击毙英军第18联队上校汤林森的乍浦保卫者，活用游击战术逼退英军的浙江黑水党，以及造成英军最大伤亡的京口（镇江）驻防满蒙八旗兵，“他们的勇敢无法用语言表达，如果英军处处遭受如此坚决的抵抗，璞鼎查（英军总司令）将难以迅速迫使清朝屈服”，而这显然与恩格斯那句名言“如果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到不了南京”存在共鸣。事实上，清朝最高当局和高级将领对近代战争和军事科学知之甚少，思想保守、落后、消极，不懂近代战争战略战术，指挥系统和手段根本不适应近代战争需要。清末来华充当军事顾问的德国人汉纳根曾总结：“于清廷身居显要之大员，又皆昧于审时，暗于度势，询以当今最要之军务，率皆茫然莫晓。”即便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兴起的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曾经希望的“克敌利器”，但结构性的制度缺失与教育落伍，导致了中国军队始终无法捍卫“主权之门”。晚清重臣张之洞曾言：外洋新式快枪快炮，精巧非常，“旧日将领大率不解，亦不爱惜，粗疏者任意抛掷，动致损坏，谨慎者收藏不用，听其锈涩，其于擦拭、拆卸、装配、修理、测准诸事，全不讲求，将弁不知，何论兵勇？操练不能，何论临阵？”
从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前夕，除开1878年收复新疆、1885年镇南关大捷等激动人心的时刻，中国军队多数时刻带给民众的是失望与痛苦，而根深蒂固的封建性、雇佣性、私兵化（军阀化）弊端也让历次军队改革无疾而终。曾亲历晚清到民国军事变迁的美国冒险家J.B·鲍威尔注意到，中国军队来路各异，有些干脆是被官府招安的土匪，即便最基本表明身份的军服也没有概念，甚至见过穿着京剧戏服打仗的，“1923年，我曾和美国武官在山东见过一帮被收降的土匪穿上新军装，但仍把他们以前花花绿绿的配件都挂在军服外面，甚至西式的大檐军帽被顶在原来的草帽上面”。
很显然，在社会发展滞后尤其被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野蛮制度束缚下的中国，通过扩大军费购买或简单仿造武器来建设有效军事组织时，都会遇到与补给、技术保障和员额补充有关的长期问题。20世纪30年代被派往中国的首批德国军事顾问，已经看出阻碍中国建设现代化军队的因素。当时为国民党军服务的德国军官魏采尔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士兵普遍没有文化，封建宗族意识下形成的所谓“荣誉观”造成盲目服从长官个人并形成人身依附关系，无法培养足够数量的优秀技术人员。而中国几乎所有武器均是以偏高的价格从国外购买，“根据所有可以获得的消息，腐败导致这些武器大幅溢价。此外，中国军队也无法独立保养这些装备。因此，武器制造企业的数千专家常驻中国。给他们的报酬也很优厚，因为没有他们，装备将无法工作。不光后方修理企业，前沿基地也有外国专家的身影。他们常驻中国部队，负责人员培训和武器维护”。
被解放军炮火打得千疮百孔的英舰“紫石英”号滞留在镇江附近江面，这一事件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在中国的“炮舰政策”。
有人说，中国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就像它的地形犹如大簸箕，几千年来把沉渣不断簸出去，把精华慢慢地保留下来。当鸦片战争带给中国及其军队的魔咒延续近百年之际，一支中国土地上最有信仰、最有战斗力的新式军队却悄然从旧土壤里横空出世，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一大代表乃至全党五十多个党员只有一个人当过兵，即辛亥革命时期在湖南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团）第1营左队当过半年二等兵的毛泽东。但在中共一大党章中，却出现武装斗争的规定，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从历史的进程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首次提出建军具体方案。1923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形成决议，认定孙中山和国民党有革命立场，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那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号称有30万党员，不同意与只有300人的共产党搞平等的合作，而只能“容纳”。1924年孙中山决定建立军校，中共中央知道消息后马上向各地党组织发出著名的《中国共产党通告第62号》：“广州黄埔军校正拟招收300名入伍生，望各地迅速多选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共青团同学及国民党左派同学，自备川资和旅费，前往广州投考，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几个省的共产党员马上把有进步思想的青年推荐到广州参加军校考试。据统计，在第一期入校的470个学生中，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80余人，如后来大名鼎鼎的徐向前、陈赓、左权、周士第……此外还有一些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军事骨干，新中国十大元帅中就有五名（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林彪、陈毅）或在那里毕业或在那里任教，十大将中也有三人（陈赓、许光达、罗瑞卿）是黄埔前六期的学生。可以说，国共两党建军“本是同根生”——有了黄埔军校为共产党培养的第一批军事人才，建立红军才有了基础，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是靠黄埔军校建立起来的。
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国民党开始以此建立党军，黄埔学生只要追随充满军阀思想的校长蒋介石，便可“水涨船高”迅速升官。可众多有革命理念的黄埔生在1927年蒋介石露出反革命面目与之决裂，成为共产党起义建军的骨干。从黄埔军校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建军道路——蒋介石以私人关系拉拢建军，共产党以政治理想和党的组织原则建军。战争是实力的对抗，但按现代“计算机语言”划分，实力又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政治上特别是精神上的因素属于“软实力”，武器装备则属于“硬实力”。当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靠小米加步枪，对抗有飞机、大炮的对手，“硬件”可谓很差，但“软件”却比对手强得多。这个“软实力”的优势，主要体现为三点政治因素：部队勇敢精神压倒敌人;军队有人民支持，“如鱼得水”;谋略水平高，战略战术灵活。
（左）志愿军某部在龟城阻击英国陆军步兵第29 旅反扑，予敌沉重打击。请注意，画面中志愿军所使用的正是从英军缴获的布伦式轻机枪。a（右）被志愿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一部。
在旧中国，军阀部队包括国民党军队基层官兵只能盲目服从命令。不知道为什么打仗，只知道当兵吃饷。考察过从鸦片战争到民国初年混战的外国人，都发现“中国士兵乱打枪”，上阵就以应付差事的心情把子弹放完。以至于有些洋人带有讽刺意味地向北洋军阀建议，中国军队最好恢复装备弓箭，这样还省点费用。而中共领导的军队士兵勇敢，干部也愿意动脑筋，从而战术灵活，就因为他们有政治觉悟，知道是为本人和本阶级的解放而战。当时交战双方远程火力都不强，经常短兵相接，“一人拼命，十人难当”的精神更能发挥威力。解放后国内强调学习解放军，主要也是学政治觉悟。改革开放后，军事学被列入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门类，为什么呢？军事行动需要的武器操作、军事科技，确应属于工科、理科，但军事行动是一种政治行动，是由政治主导的，所以军事科学在总体上属于文科。当今世界，不仅中国将军事行动严格纳入政治范畴，西方国家也同样如此。朝鲜战争期间出现美军远东司令麦克阿瑟不服从国家政策而被撤职一事后，美国国防部长历来都由没有军衔、穿便衣的文官担任，“以文制武”成了规范。西方其他国家的国防部长大都也是文职人员，不穿军装。这同样是为了防止职业军人单纯从作战角度考虑军事行动，而更便于国家以政治需要指导战争。
在志愿军战俘营里，英国战俘得到人道主义待遇，也了解到自己所从事的是非正义战争，他们自发举行拥护和平集会，在标语牌上写着“我们需要和平”“退出朝鲜”。
更重要的是，只有在人民军队，旧军队流行几千年的体罚制度被彻底杜绝，干部不许打骂士兵，不许枪毙逃兵。古代和近代军阀都强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从来不搞金钱悬赏，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所获的奖励只不过是每人一套新的列宁服。毛泽东激励官兵的制度，就是通过土地革命让贫苦农民摆脱压迫并获得最想要的土地。土地，代表了农民祖祖辈辈的长远利益，为此而战的人纵然自己牺牲，家人仍然可以享受土地革命成果，同他们一起的乡亲以及其他受苦人（按当年的话讲是“阶级弟兄”）也能得到解放。于是，当年解放军指战员的口头禅就是“战场牺牲，革命成功”。根据地内哪一家的儿子献身，门口就会挂上“光荣烈属”的牌子，家人处处受到优待，老区群众也习惯把谁牺牲了说成谁“光荣”了。于是，这支不发饷的军队的勇气远远超过对手。解放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官兵把个人利益、家庭利益、阶级利益相结合。解放后动员出国抗美援朝，口号也是“保家卫国”，把保卫自己家庭放在第一位，这恰恰合乎中国人“家本位”的传统观念。
全国解放后，社会制度的改变使许多过去的动员口号不能再用，讲利益驱动需要新方式。当不再强调“阶级斗争”时，军队讲利益，关键就是强调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相结合，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相结合。例如，驻守风雪边疆的官兵，在个人利益上作出牺牲，不过他们懂得“有国才有家”“舍小家、保大家”，国家利益得到维护，他们自己乃至家人才有了利益最大化。这就是正确的利益观！从过去到现在，解放军就是靠这个激励斗志。
还是那家英国鱼鹰出版社，在2014年首次出版《1949年至今的人民解放军》时坦言，“中国人在一夜之间就从组织涣散、胆小怕事、被凌辱的弱者形象变得强硬起来，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都不堪一击的形象扔进太平洋”。有意思的是，该书和《维多利亚女王之敵》都是同一个作者。（参考文献：《维多利亚女王之敌》《1949年至今的人民解放军》）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1927年——中国共产党创建出新型人民军队，不仅“打”出一个新中国，而且迅速涤荡中国百年屈辱，彻底结束两千年封建制度的污泥浊水。自鸦片战争以来，被历次反侵略斗争屡战屡败困扰的仁人志士的痛苦之问——人民能否当兵、肯否当兵、愿否对国家负责，在1949年后都步入一个全新的景象：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国家为民族夺取胜利，军队必须以全部精力聚焦打赢，因为，能打仗、打胜仗是军人最根本的职责。通过胜利，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都发生改变。
整整三个甲子前，被晚清士大夫们惊呼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拉开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序幕。三个甲子之后，即将建成小康社会、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特殊时刻，刚刚经历新冠病毒疫情冲击的中国恰恰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考。关键时期，中国该如何应对？历史仍然能给予我们答案。
“粪桶将军”的无奈
1841 年的一个冬日，骑着矮小却耐久的滇马，清朝湖南提督杨芳率着千余号兵勇沿官道開赴广州。此刻，因虎门销烟而起的英国侵华鸦片战争进入新的阶段，道光帝嫌主战的林则徐“贪功启衅”，致英军兵临京畿门户，又嫌主和的琦善无能，擅割香港，“革职锁拿”，遂起用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动员湖广、四川、云贵等省八旗绿营精锐，憧憬着为本已“马上取天下”的大清王朝再写新篇。杨芳正是皇帝的“王牌”，从镇压湘西苗民起义，到讨平新疆张格尔叛乱，“起于板荡，收于凯旋”是为常态，在朝廷眼里，所经历的“最悍之贼”亦不过得到中亚浩罕汗国援兵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枪炮的匪首张格尔，杨芳都能搞定，对付远道而来的“鬼畜英夷”不足为道。
“中国皇帝很早就看到前面站着大象，却不屑一顾，直到大象踩到自己身上。”几天前，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瓦西里·卡申在《侧面》周刊上发表文章《财富和强大不能画等号》，主旨是抨击片面经济指标评估一国军事和政治分量的欺骗性，而他所举的案例正是不幸的中国清朝。18世纪末起，“世界工厂”兼“海上霸主”英国感到无法按正常贸易规则从中国获得利润，瓷器、茶叶及其他中国商品在英国及其殖民地大受欢迎，可英国工业品尤其纺织品在中国却没有销路，贸易赤字只能用白银支付，英国及其“摇钱树”东印度公司财政状况迅速恶化，英国商人便采用非常恶毒的手段摆脱困境——用印度种植园的鸦片填满中国。而当灾难临近的过程中，中国曾有机会警醒，1792年，英国马噶尔尼使团来华为乾隆帝祝寿，为了获得贸易机会，特意带去了当时欧洲现代科学技术产品，在590余件礼品中，居然有“君主”号战列舰模型及燧发枪、铜炮、榴弹炮等实物，团长马噶尔尼还试图向皇帝宠臣、刚刚翻越喜马拉雅山远征廓尔喀成功的名将福康安展示英国卫兵新式武器操练，得到答复是：“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
为什么立国已近两百年并历经康乾盛世的“天朝上国”如此心灰意懒？后世总结的教训里，“内卷效应”占了很大比例。经历清初血雨腥风的民族压迫和统一战争，以及连续三代人的西北征蒙定疆平藏用兵，尤其差点颠覆清廷的白莲教起义之后，统治者和御用官僚机器已乐意停留在一种简单重复、没有进步的轮回状态，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尤其“承自乾隆、下启道光”的嘉庆帝寻找到绝佳的辩护理由——“法祖”，以严守祖训之名，僵化地照搬本朝先王治国方针，只要老祖宗们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如法炮制，而“如何是好”“没办法”“了不得”已成了从皇帝到文笔小吏的口头禅，大清帝国在无形中耗空了精华，沦为风中残烛。
作为嘉庆、道光两代帝王信赖的爱将，杨芳掂量着手里的筹码，身后的劲卒跟着自己打垮过飞鸟都无法进入的苗寨，抓住了比狐狸还狡猾的“逆首”张格尔，即便对付自称“上帝之鞭”的中亚浩罕骑兵也没失手过，确实，他有着“战神”的资本。可命运是无情的，1841年初冬，习惯铳炮齐鸣之后短兵相接的清军在广州城外一触即溃，身边戈什（满语意为“侍卫”）回报杨芳，兵勇连英军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便倒地了，“夷船”几百步外轰开营垒，几无可挡之物。惊慌失措的杨芳，竟糊涂到收集百姓所用的马桶，装满污物摆到前线，希冀能顶住洋人的坚船利炮，只落得“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的名声。
“中世纪武装部落”
杨芳乃至道光一朝中国军队的悲剧是结构性的。英国鱼鹰出版社在名为《维多利亚女王之敌》一书中盘点了1837-1901年英军所交手过的各国武装，其中对清军的定义是“冷热兵器杂陈的中世纪武装部落”，论战斗力不仅逊于俄国、土耳其军队，连南亚次大陆的锡克族武士、南非的布尔民兵都“等而下之”。
就体制编制而言，道光朝的清军有八十万之众，主体是京师八旗、驻防八旗和绿营，前者旗兵乃世袭身份，生而食粮，传数代之后，大部分人已忘练武习操，和国家机器一样日渐腐败，后者维持社会治安乃至镇压一方起义尚算有效，但因军饷过少，且兵额多为虚数，检阅时则以雇佣毫无作战经验的农民充数，武官由捐纳出身，军队缺额在半数以上，所以腐化已到极点，以致1840年战事一起便不堪一击。反观英国，经历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和威灵顿勋爵的铁腕改革后，英军编制国家化、技术近代化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以鸦片战争为例，英国出动的“东方远征军”最高峰时只有1.5萬人，主要兵源在印度解决，即大部分士兵系孟加拉、马德拉斯、迈索尔等地雇佣土兵，军官由英国人担任，训练装备全是欧洲正规军那一套，具有良好的步炮骑协同能力，这还不算具有压倒性的海军力量。
武器方面，在最基本的火药上，清军的窘态都让后人汗颜。战争前后，清军仍按明代药方人工配制火药，抗英最坚决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奏疏中提及，“硝性主直（即射远作用）、磺性主横（即爆炸作用），炭粉主燥（即助燃作用……盖硝多力能致远，磺少不致炸裂”，大意是广东水师要准备两种配方的火药去对付敌人：其一是枪炮发射火药配方，硝80斤、硫和炭各10斤;其二是大小火箭所用的燃烧性火药配方，硝16两、硫1两、炭1.5两。由于这两种火药配方含硝量偏高，都在80%以上，所以在广东沿海贮存和使用时容易吸湿转潮，因而难以点燃乃至失效。这给备战带来巨大麻烦，如果火药贮存过多，会因过时转潮而失效，贮存不足，便难以应付急需，只好“季季置办”，随造随用，随用随造。果然，战争来临后，无论力战至死的关天培，还是后援不力的杨芳，所用火药要么数量不够，要么潮湿失效，处处被动。此时的英国，已能用先进工业设备提炼高纯度硝和硫，以蒸汽为动力传动的转鼓式装置负责原料粉碎与药料混合拌和，用水压式机械将制成的火药放在碾磨上压成坚固而均匀的药块，使火药具有一定几何形状和密实性，性能远优于清军所用火药。
对于枪炮，基层清军哪怕原始的鸟枪都少之又少，一般部队只能装备40%，战争紧急时，朝廷规定闽浙两省凡遇把总缺额，“即以精熟鸟枪弁兵考校拨补”，促进军队勤学鸟枪，但无济于事。同清军相反。英军在战争中使用较先进的伯克（Bakrer）式和布伦士威克（Brunswick）式燧发枪，射程和射速都是鸟枪的三倍。关于火炮，当时全中国堪用的重炮以广东虎门要塞最多最好，其中镇远、横档、大虎、威远、永安、巩固等六大炮台共配备新炮56门，旧炮156门，总计212门，其中九千斤大炮仅有一门旧炮（位于大虎炮台），八千斤大炮23门，七千斤大炮4门，即便如此，但同侵华英军所备舰炮相比，都存在着较大反差。关天培说，大角、沙角的海口宽约1113丈（约3350米），而配置在这两座前哨炮台上的三千斤大炮，所发炮弹“仅及中流（不到1200米），强弩之末，无济于事，是第—重门户，火炮已不能得力”，无法拦击闯关英舰，只好将它们改作报警用的信号炮。由于岸炮体大笨重，炮架多为固定式，因此射界受限，有的甚至只能作单向发射，发射后重新装填费时劳力，如果第一发虚放不中，第二发已因英舰远去而鞭长莫及。
由于清军火器落后，在野战、水战和海岸守御战中采用的战术也显得十分落后。陆战中，清军基本作战单位是漕运总督李湘棻建议的百人哨，每哨编十个小队，火器手与冷兵器手各半。50名火器手为前队，内有20名抬枪手编成第一叠，30名鸟枪手编成第二叠;50名各执藤牌、长枪、挑刀、弓箭的冷兵器手为后队，编成第三叠。全哨组成的作战阵形称鸟枪三叠阵，大致仍沿袭明末清初旧式火器与冷兵器相结合的作战队形。作战时，按抬枪、鸟枪与冷兵器三个层次由远及近地杀伤敌军。用这种队形同威力完全不在一个层次的英军较量，除特殊情况外，很难取胜。清军水师用火器进行作战训练的内容主要有三项：其一是“演放大小炮位，抛掷火球、火罐，撒放火箭筒，以及爬桅、跳船各技”;其二是购置旧式洋船，让士兵进行“攻（英船）首尾、跃中舱”的模拟作战演习;其三是训练用火攻船攻击英舰。根据这些训练，清军水师形成了攻击英舰的基本战术：在距英舰较远时，先用火炮轰击，稍近时，便用鸟枪射击，或爬上桅杆，用喷筒喷射火焰，焚烧敌船;两船靠近时，就用火抓、火砖、火球、火罐焚烧敌船，烧灼敌军，同时用单刀、藤牌、长枪、大钩，乘火猛时过船格斗。但由于双方枪炮射程相差较大，舰船大小和防护悬殊，所以清军水师战术根本无从实施。 海岸防御作战中，由于政治腐败，海防建设缺乏合理布局，所建炮台有的选址不当，构筑不得法，都是裸露式建筑，守台清军只能在毫无掩蔽的炮台上迎战，常被英军舰炮轰得台毁人亡。正如署理两广总督怡良所说：英舰“但以数十艘连环之炮，攻我在台露处之兵，故将弁兵丁伤亡枕籍”。守台作战中，由于指挥不得其人，临战无谋，指挥无术，士兵平时缺乏射击训练，遇敌怯战，发射不能命中，以致不能发挥火炮应有威力。厦门之战中，清军发射200余炮弹，仅有一弹击中英舰火药舱。虎门各炮台有炮近三百门，英军竟一舰未损，加之守台清军缺乏近代抗登陆作战训练，不善于利用英军在换乘和抢占滩头立足未稳之机集中火力压制歼灭，致使英军能在登陆以后乘势推进。此外，也由于守台清军大多采用一线防御，将火炮置于海口正面，忽视纵深部署和侧后防御，因此许多海口或在突破一点后全线崩溃，或在侧后被抄，前后受敌的情况下失守。
与清军相反，英国先后打败西班牙、荷兰、法国等竞争对手，已拥有强大海军舰队而称霸全球。而长期的海上争霸战争和掠夺殖民地的战争中，他们积累了丰富的争夺要塞的经验。鸦片战争主要作战中，英军通常以优势炮火猛轰要塞，摧毁防御工事，尔后掩护士兵强行登陆或翼侧包抄，最后夺取要塞。
“战败魔咒”为何那么长
俄罗斯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俄罗斯梦和中国梦”分析中心主任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对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不可思议的失败”充满了同情，“19世纪上半叶，清帝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这并不妨碍英国人，接着是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乃至日本人先后把它当成大肆劫掠的对象”。但塔夫罗夫斯基拒绝用简单的“技术落后”来解释这种现象。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在洋务运动和“师夷长技以制夷”政策下兴建一系列企业，制造出对当时来讲并不算落伍的武器，并从国外采购更多这样的武器。但这没给中国人带来成功。1894年9月17日灾难性的甲午海战中，中国以两艘最新式德国装甲舰和10艘巡洋舰对阵日本8艘巡洋舰。中国人装备更加精良，其舰队却被摧毁。中国聘请大量欧洲军事顾问，借鉴西方创新战术。然而，由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它试图效仿的西方军事组织格格不入，这一切都徒劳无益，“硬要将传统封建帝国的臣民装进机械照搬的西方组织形式中，这种尝试注定失败。此种情况下，军事机器的各组成部分并未如计划那样相互协作。其中设置的动员和纪律维护工具以及决策程序均未发挥作用”。
《维多利亚女王之敌》一书有相当篇幅描绘了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细节，诸如击毙英军第18联队上校汤林森的乍浦保卫者，活用游击战术逼退英军的浙江黑水党，以及造成英军最大伤亡的京口（镇江）驻防满蒙八旗兵，“他们的勇敢无法用语言表达，如果英军处处遭受如此坚决的抵抗，璞鼎查（英军总司令）将难以迅速迫使清朝屈服”，而这显然与恩格斯那句名言“如果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到不了南京”存在共鸣。事实上，清朝最高当局和高级将领对近代战争和军事科学知之甚少，思想保守、落后、消极，不懂近代战争战略战术，指挥系统和手段根本不适应近代战争需要。清末来华充当军事顾问的德国人汉纳根曾总结：“于清廷身居显要之大员，又皆昧于审时，暗于度势，询以当今最要之军务，率皆茫然莫晓。”即便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兴起的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曾经希望的“克敌利器”，但结构性的制度缺失与教育落伍，导致了中国军队始终无法捍卫“主权之门”。晚清重臣张之洞曾言：外洋新式快枪快炮，精巧非常，“旧日将领大率不解，亦不爱惜，粗疏者任意抛掷，动致损坏，谨慎者收藏不用，听其锈涩，其于擦拭、拆卸、装配、修理、测准诸事，全不讲求，将弁不知，何论兵勇？操练不能，何论临阵？”
从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前夕，除开1878年收复新疆、1885年镇南关大捷等激动人心的时刻，中国军队多数时刻带给民众的是失望与痛苦，而根深蒂固的封建性、雇佣性、私兵化（军阀化）弊端也让历次军队改革无疾而终。曾亲历晚清到民国军事变迁的美国冒险家J.B·鲍威尔注意到，中国军队来路各异，有些干脆是被官府招安的土匪，即便最基本表明身份的军服也没有概念，甚至见过穿着京剧戏服打仗的，“1923年，我曾和美国武官在山东见过一帮被收降的土匪穿上新军装，但仍把他们以前花花绿绿的配件都挂在军服外面，甚至西式的大檐军帽被顶在原来的草帽上面”。
很显然，在社会发展滞后尤其被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野蛮制度束缚下的中国，通过扩大军费购买或简单仿造武器来建设有效军事组织时，都会遇到与补给、技术保障和员额补充有关的长期问题。20世纪30年代被派往中国的首批德国军事顾问，已经看出阻碍中国建设现代化军队的因素。当时为国民党军服务的德国军官魏采尔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士兵普遍没有文化，封建宗族意识下形成的所谓“荣誉观”造成盲目服从长官个人并形成人身依附关系，无法培养足够数量的优秀技术人员。而中国几乎所有武器均是以偏高的价格从国外购买，“根据所有可以获得的消息，腐败导致这些武器大幅溢价。此外，中国军队也无法独立保养这些装备。因此，武器制造企业的数千专家常驻中国。给他们的报酬也很优厚，因为没有他们，装备将无法工作。不光后方修理企业，前沿基地也有外国专家的身影。他们常驻中国部队，负责人员培训和武器维护”。
旧土壤孕育新军队
有人说，中国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就像它的地形犹如大簸箕，几千年来把沉渣不断簸出去，把精华慢慢地保留下来。当鸦片战争带给中国及其军队的魔咒延续近百年之际，一支中国土地上最有信仰、最有战斗力的新式军队却悄然从旧土壤里横空出世，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一大代表乃至全党五十多个党员只有一个人当过兵，即辛亥革命时期在湖南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团）第1营左队当过半年二等兵的毛泽东。但在中共一大党章中，却出现武装斗争的规定，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从历史的进程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首次提出建军具体方案。1923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形成决议，认定孙中山和国民党有革命立场，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那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号称有30万党员，不同意与只有300人的共产党搞平等的合作，而只能“容纳”。1924年孙中山决定建立军校，中共中央知道消息后马上向各地党组织发出著名的《中国共产党通告第62号》：“广州黄埔军校正拟招收300名入伍生，望各地迅速多选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共青团同学及国民党左派同学，自备川资和旅费，前往广州投考，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几个省的共产党员马上把有进步思想的青年推荐到广州参加军校考试。据统计，在第一期入校的470个学生中，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80余人，如后来大名鼎鼎的徐向前、陈赓、左权、周士第……此外还有一些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军事骨干，新中国十大元帅中就有五名（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林彪、陈毅）或在那里毕业或在那里任教，十大将中也有三人（陈赓、许光达、罗瑞卿）是黄埔前六期的学生。可以说，国共两党建军“本是同根生”——有了黄埔军校为共产党培养的第一批军事人才，建立红军才有了基础，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是靠黄埔军校建立起来的。
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国民党开始以此建立党军，黄埔学生只要追随充满军阀思想的校长蒋介石，便可“水涨船高”迅速升官。可众多有革命理念的黄埔生在1927年蒋介石露出反革命面目与之决裂，成为共产党起义建军的骨干。从黄埔军校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建军道路——蒋介石以私人关系拉拢建军，共产党以政治理想和党的组织原则建军。战争是实力的对抗，但按现代“计算机语言”划分，实力又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政治上特别是精神上的因素属于“软实力”，武器装备则属于“硬实力”。当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靠小米加步枪，对抗有飞机、大炮的对手，“硬件”可谓很差，但“软件”却比对手强得多。这个“软实力”的优势，主要体现为三点政治因素：部队勇敢精神压倒敌人;军队有人民支持，“如鱼得水”;谋略水平高，战略战术灵活。
在旧中国，军阀部队包括国民党军队基层官兵只能盲目服从命令。不知道为什么打仗，只知道当兵吃饷。考察过从鸦片战争到民国初年混战的外国人，都发现“中国士兵乱打枪”，上阵就以应付差事的心情把子弹放完。以至于有些洋人带有讽刺意味地向北洋军阀建议，中国军队最好恢复装备弓箭，这样还省点费用。而中共领导的军队士兵勇敢，干部也愿意动脑筋，从而战术灵活，就因为他们有政治觉悟，知道是为本人和本阶级的解放而战。当时交战双方远程火力都不强，经常短兵相接，“一人拼命，十人难当”的精神更能发挥威力。解放后国内强调学习解放军，主要也是学政治觉悟。改革开放后，军事学被列入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门类，为什么呢？军事行动需要的武器操作、军事科技，确应属于工科、理科，但军事行动是一种政治行动，是由政治主导的，所以军事科学在总体上属于文科。当今世界，不仅中国将军事行动严格纳入政治范畴，西方国家也同样如此。朝鲜战争期间出现美军远东司令麦克阿瑟不服从国家政策而被撤职一事后，美国国防部长历来都由没有军衔、穿便衣的文官担任，“以文制武”成了规范。西方其他国家的国防部长大都也是文职人员，不穿军装。这同样是为了防止职业军人单纯从作战角度考虑军事行动，而更便于国家以政治需要指导战争。
更重要的是，只有在人民军队，旧军队流行几千年的体罚制度被彻底杜绝，干部不许打骂士兵，不许枪毙逃兵。古代和近代军阀都强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从来不搞金钱悬赏，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所获的奖励只不过是每人一套新的列宁服。毛泽东激励官兵的制度，就是通过土地革命让贫苦农民摆脱压迫并获得最想要的土地。土地，代表了农民祖祖辈辈的长远利益，为此而战的人纵然自己牺牲，家人仍然可以享受土地革命成果，同他们一起的乡亲以及其他受苦人（按当年的话讲是“阶级弟兄”）也能得到解放。于是，当年解放军指战员的口头禅就是“战场牺牲，革命成功”。根据地内哪一家的儿子献身，门口就会挂上“光荣烈属”的牌子，家人处处受到优待，老区群众也习惯把谁牺牲了说成谁“光荣”了。于是，这支不发饷的军队的勇气远远超过对手。解放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官兵把个人利益、家庭利益、阶级利益相结合。解放后动员出国抗美援朝，口号也是“保家卫国”，把保卫自己家庭放在第一位，这恰恰合乎中国人“家本位”的传统观念。
全国解放后，社会制度的改变使许多过去的动员口号不能再用，讲利益驱动需要新方式。当不再强调“阶级斗争”时，军队讲利益，关键就是强调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相结合，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相结合。例如，驻守风雪边疆的官兵，在个人利益上作出牺牲，不过他们懂得“有国才有家”“舍小家、保大家”，国家利益得到维护，他们自己乃至家人才有了利益最大化。这就是正确的利益观！从过去到现在，解放军就是靠这个激励斗志。
还是那家英国鱼鹰出版社，在2014年首次出版《1949年至今的人民解放军》时坦言，“中国人在一夜之间就从组织涣散、胆小怕事、被凌辱的弱者形象变得强硬起来，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都不堪一击的形象扔进太平洋”。有意思的是，该书和《维多利亚女王之敵》都是同一个作者。（参考文献：《维多利亚女王之敌》《1949年至今的人民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