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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基于比较金融史的分析视角，以英国伦敦作为主要参照对象，归纳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义和特征，并结合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态势，进行金融要素的SWOT综合评判，进而提出若干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 国际金融SWOT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12-035-07
一、引 言
自从各国经济被全球市场联系起来以后，世界经济便产生了；有了跨越国境的世界经济，国际金融中心（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IFC ）也应运而生。在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文献中，关于国际金融中心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不过多数学者都认同这样的说法：所谓国际金融中心，指的是国际金融活动发生的中心地；它既是各国金融机构高度集中的地方，也是国际金融资本的来源地和落脚点（Gilpin，1977；Dicken，1986； Roberts，1994）。Mainelli（2006）进一步指出，国际金融中心具有8种共性：（1）拥有完备的金融机构和高度发达的市场体系；（2）日均金融产品交易额巨大；（3）国际金融中心所在国的货币是具有国际清算、国际借贷和国际储备等功能的国际货币；（4）执行灵活而富有弹性的金融货币政策，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能够及时便利进入国内市场；（5）具备完善的法律监管制度和严格的执法能力；（6）高端、充足的金融人才资源；（7）拥有良好的通讯设施和发达的配套服务业；（8）长期的政府公信力与国际承诺。
经验表明，经济实力强大的主导国家一般都拥有至少一个国际经济中心城市，而这些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一般都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中心一旦形成，就将发挥其巨大的资本集聚和辐射功能，通过资金融通、资本运作来实现资源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并且，金融作为一种相对独立于其他产业的战略资源，能够持续带来金融中心所在城市及周边地区投资的繁荣，形成产业的扩张和交易的集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政府财政收入。
二、伦敦金融城集聚金融优势的国际经验
伦敦是首屈一指的国际老牌金融中心，她被称为“世界经济的强劲心脏”。伦敦金融城于2009年3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指数，GlobalFinancialCentresIndex)显示，根据房地产价格、监管、税收、员工供给、政府反应速度、生活质量及其他因素进行评估，伦敦仍然是全球排名第一的金融中心，得分781分(总分1000分)，美国纽约得768分。
（一）为什么是伦敦？
1.竞争优势观点。Reed（1989）认为所有的金融服务活动都倾向于在主要的全球城市集中，它们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国际金融网络体系，各个金融中心都必须具有发展的竞争优势，才可以锁定金融流、信息流和人力资源，如伦敦就是凭借着浓厚的语言、文化、区位和专业服务能力，在竞争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伦敦国际金融服务局（2008）进一步归纳出10大竞争优势：深厚的全球贸易传统；高质量的金融和相关的机构和市场体系；有效、公平已经成为国际基准的监管机制；具有连贯性、政治中立的法律系统；汇集金融、法律、会计、管理咨询公司，强力吸引投资者、营运商和客户的集群效应；地处亚洲和美洲时间区，为中东和欧洲服务的纽带区位优势；广受尊重的专业支持服务；大量的世界级实质资产；为国际互动而设的金融基础设施。
2.贸易诱发论。Powell(1915)认为，17世纪末18世纪初，伦敦是英国的国际贸易中心，得益于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贸易发展所引起大量结算与融资需要，大小银行相继产生并有很大的发展，银行间货币市场由此兴起，利用国际汇票这一机制，伦敦迅速从起初仅仅服务于贸易融资的低级中心，发展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Allen（1988）赞同Powell的观点，他指出，商业和金融服务缩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易成本，传送着财富创造、消费和信息，这些由全球贸易引发的复杂的货币流和金融业务必然推动时空集聚，而在特定时期和特点地点形成国际金融中心。
3.实力决定论。H．C．Reed(1981)则认为国力是全球金融中心形成的首要因素，资本的逐利性是推动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原因，金融中心的形成取决于金融服务的供求关系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投资以及政府的政策。众所周知，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美国股份资本导致国力强大，英国是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高质量的工业品和低廉的价格，率先成为世界的加工厂。随着价廉物美的英国工业品在世界各国不断渗透，英镑也就成为当时在国际贸易和资本输出中最普遍使用的货币。最终，作为英国的核心城市——伦敦无可争辩地成为位于经济体系最高等级的全球金融中心（参见表1）。
4.自然演进观点。Kindleberge(1974)从比较经济史的角度对伦敦金融中心的形成原因及过程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认为伦敦金融中心演进的途径是：经济增长(决定)→金融市场发展(决定)→金融制度变化(决定)→金融供给变化(催生)→金融中心形成；Susan Strange（1998）深化了Kindleberge的观点，她认为，由技术变革和金融服务的国家管制（及解除管制）改变了金融服务业的世界格局，影响了伦敦在内的金融中心制度变化，催生了国际金融供给，并最终促进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5.政府推动论。Mainelli（2005）认为对伦敦的金融业，政府并非简单地采取不干预政策以保持其活力，实际上，伦敦金融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是通过国家或地区有关部门的人为设计、强力支持而产生的，比如，在战争和萧条时期，伦敦金融城通过金融创新和优惠政策，推进金融资源集聚，又如，伦敦金融城和英格兰银行及时抓住欧洲美元市场机遇，形成巨大的国外持有的美元池，以金融业的国际化带动国内金融业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产生互动效应，最终奠定了国际金融中心基础。
此外，国际金融中心漂移说、“轮式”演进理论、规模经济学派以及金融地理学派对伦敦金融中心成长加以关注，如Porteous(1995，1999)、Martin(1999，2000)等对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微观基础进行了研究，强调信息流是金融中心发展的先决条件；金融地理学者Gehrig(1998)利用市场摩擦理论和大量的实证分析，支持了国际金融中心漂移说的观点，证明了某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集聚趋势与另外一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分散趋势并存。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伦敦国际金融中心成长机制进行了阐释。
我们认为，伦敦金融中心的发展和完善是经济主体集聚金融优势的历程，她是近900年以来，在英国王室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企业和公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下，通过自然集聚优势和能动集聚优势、双向互动集聚优势三个方面运作的产物，其作用路径是：在战略、领导力、制度等因素的作用下，通过地缘、加工、贸易、投资、金融、知识、网络等经济联系，发现、挖掘、整合和高效利用区域内部优势资源，使区域内部优势资源之间、区域内外优势资源之间，在合作或竞争的过程中形成国际或国内的高效金融场、经济极，实现资源的远程集聚和全球集聚。
（二）伦敦金融城集聚金融优势的经验与做法
我们将伦敦金融城集聚金融优势划分为三个层面：
1.从自然集聚到自觉集聚：基于市场的观点
从金融地理角度看，伦敦处于纽约和东京时区之间，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可以形成一体化的24小时全球交易体系，担当全球贸易和金融的纽带。伦敦具有自然集聚的优越条件，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伦敦集聚了充足的金融优势资本。
（1）伦敦吸引了庞大的跨国金融机构。伦敦金融城集聚了近180家外国证券公司，几乎一半的国际股权交易额是在这里进行的，还管理着28290亿英镑的全球资产。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公司的数量（453家）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的交易所；全球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一在这里交易，而纽约只有16％，东京9％，新加坡6％。伦敦金融城承揽了全球36％业务量的场外衍生金融产品。近500家外国银行在伦敦金融城营业，经营着全球20％的国际银行业务（参见表2）。伦敦金融城拥有全球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和有色金属交易市场。伦敦金融城还是世界保险和再保险中心，以劳合社（Lloyd’s）为代表的伦敦保险市场集聚了100家左右的跨国保险公司在此营业。
（2）伦敦凝聚了独特的金融中心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与金融自由化的深化，跨文化能力已上升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种关键性资源。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特征在于集聚全世界的目光，打造文化品牌。伦敦就是这样一个城市，一旦提起伦敦，人们会想到，伦敦是一座驰名世界的旅游城市、全球重要的传媒中心和时尚城市。伦敦以她悠久的历史、斑斓的色彩、雄伟的风姿屹立于世界名城之林，使得外来投资者和金融家产生浓厚的向往和意愿， 也促使伦敦本地的居民和企业产生强烈的自豪和归属感。
（3）伦敦吸收了充沛的人力资源集群。伦敦金融城是知识经济中的“集群”，就像硅谷一样。聚集了欧洲顶尖金融人才的伦敦金融城，像磁铁一样吸引更多高级的人才。在伦敦，几乎世界上所有语种人才都能够在12小时内找到，类似于精算师、国际律师、高级财务分析师这样尖端人才，也可以及时为企业或个人提供服务。伦敦拥有数量众多的大学、学院、学校及学术研究机构，通过“产学研一体化”价值链整合，伦敦形成了面向全球的金融人力资源集群。
2.从被动集聚到主动集聚：基于政府的视角
“市场偶尔也会失灵”，这已是主流经济学的共识。在单纯依赖市场机制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人们就会把目光投向公共部门。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也始终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引导和监管。
（1）政商联合共建金融中心区
金融中心区（CFD，Central Finance District）是金融产业发展和金融活动的心脏带。伦敦金融城就是这样一个CFD，伦敦金融城拥有便捷的交通、丰富的信息、即时的通讯、高质的办公设施及良好的金融和商务运营环境，可以大大节约公司的管理和交易成本，能够促进知识型、信息型、清洁型和高附加值的金融产业的发展。为了在空间上给英国的金融发展提供必要的新空间，伦敦还将金丝雀码头区改造为新金融区，这里外表端庄厚重，具有深刻文化内涵，与整个城市风格协调，且功能性很强的楼群都是近20年内建起来的，规划更新，设计也更现代化。
（2）高起点制定金融战略规划
伦敦金融城具有公司和政府双重属性，对相关业务统一规划，商业化运作管理，工作重心在于协调、服务、宣传推介与调研支持。但是，伦敦金融城是服务于整个英国长远利益，具有全球战略属性，而不是局限于一城之耦。从政策制定、对外承诺到管理体系，具有长期连贯性，使得外界国家、地区和企业法人对在此地进行经营运作具有坚定的信心和稳定的预期（Mainelli，2009）。英国王室和政府赋予伦敦金融城独特的战略地位，职能权限具有很大的独立运作空间，在战略机遇出现时，伦敦金融城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灵活执行创新决策权。
（3）注重优质基础设施建设
伦敦具有国际金融中心所必须的优质基础设施条件。伦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灵活，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由政府负责立项和投资的公共事业建设项目；二是由私人投资的大型基础建设项目。伦敦聘请世界顶尖级的大师做城市发展规划，凸显城市的文化品位、艺术特色、生态标准、建筑质量。一方面，伦敦凝结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同时也是生态水平很高的建筑和绿化群体；另一方面，伦敦具有先进的公共服务能力，比如：治安、供电、供水、供暖等设备非常完善。伦敦还拥有非常强大的物流、交通以及国际信息交换能力，作为国际交通中心，你几乎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找到飞往伦敦的航班。
（4）兼顾国际准则的柔性金融监管
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历史看，一方面政府进行严格的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又提供相对国内金融要宽松得多的金融环境。一个没有金融安全保证的金融中心是不会有长久生命力的。伦敦金融城有一个宽松而严格的法规体系，作为老牌金融中心，其监管都是国际标准，在制度设计上注重原则，而不是规则。海外投资者只要遵守一组基本原则，就能在伦敦创新。金融服务监管局（FSA）、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三方常设委员会是伦敦重要的金融监管机构，此外，贸工部、工作和养老部、职业养老监管局、公平交易办公室、打击严重欺诈办公室、国家刑事犯罪情报局也可以根据需要参与金融监管。为了促进金融业发展，金融城的监管也在不断创新和调整。
（5）及时推动金融技术创新
国际金融中心高度集中的都是“高度秩序化”的金融和服务“前台”，这些金融服务机构需要传送金融资讯、咨询服务、转账业务、安全保障和数据处理等大量信息，其物质基础必须建立在大规模的科技投资之上，需要有尖端的计算机系统以及灵敏度和安全度极高的信息传播体系（参见表3）。伦敦金融城在历史上较早地应用了电报、电话、计算机以及芯片技术和卫星通讯等技术媒介，以科技创新来体现和保障金融服务业的高效和迅捷的行业特征（Strange，1998）。此外，为有效应对新技术，伦敦金融城在国际金融历史上较早开发出利率定价体系、AIM市场、私募基金平台和场外离岸交易等多种金融模式，进行金融方法创新，也取得显著绩效。
3.单向集聚到多向集聚：基于动态的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伦敦金融城并不只是单纯汇集金融机构，打造良好的基础设施，选择合适的战略规划，她更多地是采取了走市场道路，执行集聚优势战略。
（1）金融单位的互动集聚
伦敦金融城的金融企业或机构通过金融家族的内外向型集聚，已逐步渗透到世界其他的国际金融中心内部。利用行之有效的全球化战略，这些金融单位已经能够融入所在地的经济文化圈，并对相关区域和国家的价值取向实施控制，根据专业财富管理咨询公司Scorpio Partnership估算，有超过300个资产在1亿英镑以上的超级富豪在伦敦开设了理财机构，对家族的财产进行保值增值，同时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左右世界金融局势；发源于金融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欧洲乃至世界超强金融垄断家族，他们和美国纽约华尔街金融业（如摩根财团、洛克菲勒家族）、瑞士日内瓦的金融业等保持密切联系。除了单一家族机构之外，伦敦存在着超过100个“家族联合机构”，由数个富有家族共同设立，通过分享信息来提高全球投资能力。在一定程度，这些家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国际金融价值链串联在一起的，具有庞大的超级金融实力。
（2）金融城市的多向联系
尽管伦敦金融城也承认，国际金融中心之间存在着国际税收竞争、运输和交易成本、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等挑战因素（Roberts，2002 ）。但总体而言，伦敦金融城和其他国际金融中心保持了正向联系。一方面，伦敦金融城在主要的全球城市纽约、东京、法兰克福、瑞士、莫斯科以及上海都设立了办事机构，建立了联系的成效机制；另一方面，在亚洲的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的悉尼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等金融中心，由于这些金融中心都曾在一定时期隶属于英国管辖，所以原有的联系机制仍然具有活力。此外，所谓的离岸金融中心，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百慕大群岛、西萨摩亚、安圭拉群岛等，他们和伦敦金融城在业务联系、信息交流和历史沿革上，具有强烈的协同性，已经成为整个国际金融体系资本流通虚拟环路中的特殊节点。
三、上海集聚金融优势的可行性分析
我们通过SWOT分析，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和挑战（Threats）加以综合评估与分析，尔后再根据分析结果，对金融资源结构及配置策略加以调整，以实现战略目标。
（一）优势
1.政府配合。一方面，中央政府审时度势，作出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决定，这为上海以及整个中国未来发展创造了新的增长空间和可能；另一方面，各级政府的通力协助，也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力支持和重要保障。
2.历史人文。上海具有辉煌的金融历史，一度被誉为“远东国际大都市”，历经百年而凝成的“海纳百川”海派金融文化，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营造了独特的历史人文环境。
3.实体支撑。上海的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保持均衡发展。与发达国家的金融业状态不同的是，上海的金融业属于正在成长的“少年”，健康进取，整体创新还有巨大空间，所依托的实体——中国大陆拥有良好经济基本面。
4.市场体系。上海金融市场体系日益完善，基本形成了一个由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保险等构成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核心要素配置齐全，定价机制合理有效。
5.科教人才。上海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域内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学，和域外的剑桥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保持密切联系。科技创新能力雄厚，和中国科学院、中欧商学院等机构有着长期的战略合作。人才储备相对充裕。
6.监管制度。上海拥有相对健全而严格的监管制度。随着金融试点和人民币结算产品的创新，上海的金融自由度将有序增加，监管制度也将逐步优化改进。
7.基础设施。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打造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交通、通讯、能源、文化、娱乐和安全等公共项目，上海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核心的现代化金融贸易区更是环境优美、生活舒适、设施齐全、功能完善。
8.区位优势。中国时区必将形成由一个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和多个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组成的新格局。上海具有连接欧亚大陆、辐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域特点，相对于香港等地，太阳早升起1小时（张五常，2009），这些都为上海成为金融中心打下坚实基础。
（二）劣势
上海与国际金融中心要求仍然相差很大。因为，从GFCI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14项指标来看，上海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很大。
1.后发地位。原有国际金融中心处于优势地位，具有“锁定”效应，这使得其他城市打破现有格局，发展超越成为国际级金融中心非常困难（Dicken，1986）。上海需要在优势集聚的基础上，创造爆发力，这需要以时间换空间。
2.制度瓶颈。上海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必须依托国家行使制度选择权。在法律支持上，英美的法制体系居于国际标准地位，显示了相当的生命力；在外汇政策上，中国资本项没有开放，上海和伦敦在资金自由流动上尚不具可比性。
3.管理水平。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对管理者能力也提出了严格要求。和伦敦等国际级金融中心相比较，上海还处于初级阶段，经验相对不足，管理水平也有待提高。
4.外部联系。世界上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构成了一个网络体系，相互交联。上海和其他金融中心的联系还处于发展阶段，合作缺乏战略深度和制度保障，信息交流和共享有待进一步加强，人员学习、培训和互换亟需推进。
5.金融生态。在GFCI指标中，商业环境指标体系中就有经济自由度、透明指数、腐败指数等，在这些指数测算中，上海得分很低，在市民素质、文化传承和工作态度等方面有待提高。
（三）机遇
上海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最适合上海发展的战略路径，消除自身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的束缚，上海市完全有条件实现跨越式发展，逐步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1.金融“危”中有“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一个金融中心洗牌的过程，传统意义上的美国纽约、英国伦敦等全球金融中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给上海带来发展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2.国际资本转移。发达国家金融界大规模的裁员降薪，为上海获取相对廉价的高端人才提供机遇。金融危机冲击发达国家资本市场，资本回报率急剧降低，不少企业需要进行战略转移。这使得上海成为“资本避风港”，广泛吸收海外溢出资本。
3.2010年世博会为上海金融助力。“世博景气”效应对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世博会所带来的直接、间接商机，将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力而持久的推动力。
4.空间扩展。上海通过将原南汇区和浦东新区“两区合并”，形成了“新浦东”，这样可以集约化利用土地资本，拓宽区域发展空间，为上海金融中心的金融核心区建设提供有效载体。
5.政策机遇。随着中央战略的确立，上海在国内率先进行人民币国际结算的试点，随着这一试点的扩大，未来上海将可能发展成区域性的人民币清算中心，这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
（四）挑战
上海已有做法都是正确的，但是仅此还不够。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仅是一步之遥，但是由于各种挑战的存在，上海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很多。
1.制度性障碍。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和相关市场制度的缺失，导致金融秩序的混乱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这对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构成挑战，具体包括：相关市场制度主要涉及自由创业、自由定价、要素自由流动等制度，在金融领域主要涉及市场准入、利率市场化、金融管制的放松、健全的金融监管体制、监管有效性的提高等制度变革和创新。
2.国内竞争。现行的行政区划与干部制度，导致地方政府各自为政与地区间经济的分割和恶性竞争，使得产品、要素、资金、信息的跨地区流动面临众多人为的限制。香港、北京和重庆等城市就有限的中央金融资源展开无序竞争，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各自发展定位不明确。
3.国际竞争。所有的金融服务活动都倾向于在主要的全球城市集中，各个金融中心存在着激烈的资本竞争，比如，伦敦和欧洲大陆的巴黎、柏林以及瑞士在金融监管协调上，曾发生过冲突；香港、新加坡以及日本的东京就亚洲的金融资本也曾展开过激烈的争夺，因此，上海必须打造出强大的竞争优势，才可以取得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四、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SWOT分析，可以运用专家评分方式，结合问卷调查，整理指标体系和战略矩阵，以得出相关结论。我们认为，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打破常规，实现跨越式发展(Strength and Opptunity development) ，要在高度利用自身要素禀赋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和运作符合国际开放要求、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高端资源，勇于消除无形的、不合理的内部或外部制度束缚，积极升级自身体系势能，增量发展，有序地提高自身金融实力，进而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第一，以功能建设为先导，建设金融优势集聚的基础平台。功能建设比形态建设更为重要。伦敦金融城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著名的金融市场，除了特定的历史渊源外，关键在于其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能够充分满足金融服务的需要。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是全国唯一以“金融贸易区”命名的国家级开发区，规划面积28平方公里，已远远超过伦敦金融城的面积，相邻的外滩金融区在形态建设上也已经具备规模。今后的重点，应放在如何完善功能建设上，从而增加自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由于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发挥聚集效应，摊子过大反而会影响其作用的发挥。
第二，以政策协调为保证，提供金融优势集聚的战略保障。国际金融中心几乎都是在国内金融中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英国各主要的金融监管机构如英格兰银行、英国金融服务局等均位于伦敦市内，这使得她不仅是一个金融交易中心，而且也是一个金融决策中心。这种安排使得金融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更容易发挥金融中心的整体集聚和辐射作用。由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既要上海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得到国家层面的战略支持。上海应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作用和优势，应继续争取并落实中央政府在机构设置、业务创新、金融监管、干部调配和法制建设等方面对上海的指导和支持。
第三，以对外开放为动力，开拓金融优势集聚的发展远景。全方位打破壁垒，宽领域扩大对外开放，加速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和跨国金融机构入驻。与其它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伦敦金融城的国际化程度或开放度是最高的，上海可以适当借鉴伦敦市场的经验，仿照劳合社的市场组织形式，设立固定的保险交易场所。鼓励和吸引大型跨国集团的总部或地区总部、国际著名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落户上海，以完善国际金融中心的服务功能。上海要全力打造人民币金融产品中心，积极发展开放型、多层次的直接融资体系，要引入更多的商业金融债、企业债、商业票据等，推动债券跨市场交易，培育机构投资者流动性管理、风险管理能力。
第四，以金融创新为突破，创造金融优势集聚的裂变单元。金融创新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不竭源泉。上海应该加快“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SHIBOR）建设，管理层可以借助SHIBOR与上证指数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促使SHIBOR及早广泛进入各类金融产品的定价，如金融债、企业债、短融券、利率互换、远期利率协议、票据转贴现与回购、同业借款与存款、商业银行内部转移定价等等，运用利率手段调控股票市场，改善和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使其真正成为中国的LIBOR（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伦敦同业拆借利率）。
第五，以人才资本为根本，加大人才优势集聚的规模效度。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针对目前上海金融人力资本发展现状，管理者有必要多元化、全方位集聚人才优势，大力引进包括专业外语人员、高级商务师、国际反避税师、顶尖跨国精算保险分析师等高端紧缺人才。此外，还要增强管理者自身的能力建设，加大和国内外顶尖的金融领导者交流互换，充分塑造良好的人力资源集聚体系和环境。在战略上始终做到高度重视金融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促使上海及早发展成为一个海内外知识型人才优势的聚合创新体。
注：
1.本文的研究得到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批准号：2008044035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09YJC790087），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得到英国伦敦金融城Mainelli教授、卫报Elliott先生、英国杜伦大学张志超教授等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卡斯商学院和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等以及伦敦周边的牛津和剑桥都是英国的著名院校。
3.按照目前伦敦金融城与金丝雀码头的发展规划，到2016年，将有超过20万个新职位在该地区落户。而在伦敦金融城老区域，到2016年，办公面积将增加2500万平方英尺，从业人员将增至40万。
4.伦敦金融城政府还有一个重要职能，对影响伦敦金融业发展的有关重大问题组织调研，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免费提供给有关部门和企业。如2007年就组织了25项调研报告，其中关于全球金融中心竞争力的调查报告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
5.比如为了推动伦敦码头金融区的开发，英国投入了大量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和平整土地、环境整治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巨资兴建了35公里的无人驾驶轻轨系统和伦敦城市机场。伦敦还在建设金丝雀码头金融区的新的地铁站、环城公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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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ichael Mainelli, "The Wicked Problem Of Good Financial Markets", Journal of Risk Finance, Volume 9, Number 502-508,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December 2008).
作者简介：
李亚敏 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
王浩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
关键词: 国际金融SWOT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12-035-07
一、引 言
自从各国经济被全球市场联系起来以后，世界经济便产生了；有了跨越国境的世界经济，国际金融中心（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IFC ）也应运而生。在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文献中，关于国际金融中心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不过多数学者都认同这样的说法：所谓国际金融中心，指的是国际金融活动发生的中心地；它既是各国金融机构高度集中的地方，也是国际金融资本的来源地和落脚点（Gilpin，1977；Dicken，1986； Roberts，1994）。Mainelli（2006）进一步指出，国际金融中心具有8种共性：（1）拥有完备的金融机构和高度发达的市场体系；（2）日均金融产品交易额巨大；（3）国际金融中心所在国的货币是具有国际清算、国际借贷和国际储备等功能的国际货币；（4）执行灵活而富有弹性的金融货币政策，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能够及时便利进入国内市场；（5）具备完善的法律监管制度和严格的执法能力；（6）高端、充足的金融人才资源；（7）拥有良好的通讯设施和发达的配套服务业；（8）长期的政府公信力与国际承诺。
经验表明，经济实力强大的主导国家一般都拥有至少一个国际经济中心城市，而这些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一般都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中心一旦形成，就将发挥其巨大的资本集聚和辐射功能，通过资金融通、资本运作来实现资源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并且，金融作为一种相对独立于其他产业的战略资源，能够持续带来金融中心所在城市及周边地区投资的繁荣，形成产业的扩张和交易的集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政府财政收入。
二、伦敦金融城集聚金融优势的国际经验
伦敦是首屈一指的国际老牌金融中心，她被称为“世界经济的强劲心脏”。伦敦金融城于2009年3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指数，GlobalFinancialCentresIndex)显示，根据房地产价格、监管、税收、员工供给、政府反应速度、生活质量及其他因素进行评估，伦敦仍然是全球排名第一的金融中心，得分781分(总分1000分)，美国纽约得768分。
（一）为什么是伦敦？
1.竞争优势观点。Reed（1989）认为所有的金融服务活动都倾向于在主要的全球城市集中，它们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国际金融网络体系，各个金融中心都必须具有发展的竞争优势，才可以锁定金融流、信息流和人力资源，如伦敦就是凭借着浓厚的语言、文化、区位和专业服务能力，在竞争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伦敦国际金融服务局（2008）进一步归纳出10大竞争优势：深厚的全球贸易传统；高质量的金融和相关的机构和市场体系；有效、公平已经成为国际基准的监管机制；具有连贯性、政治中立的法律系统；汇集金融、法律、会计、管理咨询公司，强力吸引投资者、营运商和客户的集群效应；地处亚洲和美洲时间区，为中东和欧洲服务的纽带区位优势；广受尊重的专业支持服务；大量的世界级实质资产；为国际互动而设的金融基础设施。
2.贸易诱发论。Powell(1915)认为，17世纪末18世纪初，伦敦是英国的国际贸易中心，得益于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贸易发展所引起大量结算与融资需要，大小银行相继产生并有很大的发展，银行间货币市场由此兴起，利用国际汇票这一机制，伦敦迅速从起初仅仅服务于贸易融资的低级中心，发展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Allen（1988）赞同Powell的观点，他指出，商业和金融服务缩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易成本，传送着财富创造、消费和信息，这些由全球贸易引发的复杂的货币流和金融业务必然推动时空集聚，而在特定时期和特点地点形成国际金融中心。
3.实力决定论。H．C．Reed(1981)则认为国力是全球金融中心形成的首要因素，资本的逐利性是推动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原因，金融中心的形成取决于金融服务的供求关系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投资以及政府的政策。众所周知，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美国股份资本导致国力强大，英国是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高质量的工业品和低廉的价格，率先成为世界的加工厂。随着价廉物美的英国工业品在世界各国不断渗透，英镑也就成为当时在国际贸易和资本输出中最普遍使用的货币。最终，作为英国的核心城市——伦敦无可争辩地成为位于经济体系最高等级的全球金融中心（参见表1）。
4.自然演进观点。Kindleberge(1974)从比较经济史的角度对伦敦金融中心的形成原因及过程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认为伦敦金融中心演进的途径是：经济增长(决定)→金融市场发展(决定)→金融制度变化(决定)→金融供给变化(催生)→金融中心形成；Susan Strange（1998）深化了Kindleberge的观点，她认为，由技术变革和金融服务的国家管制（及解除管制）改变了金融服务业的世界格局，影响了伦敦在内的金融中心制度变化，催生了国际金融供给，并最终促进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5.政府推动论。Mainelli（2005）认为对伦敦的金融业，政府并非简单地采取不干预政策以保持其活力，实际上，伦敦金融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是通过国家或地区有关部门的人为设计、强力支持而产生的，比如，在战争和萧条时期，伦敦金融城通过金融创新和优惠政策，推进金融资源集聚，又如，伦敦金融城和英格兰银行及时抓住欧洲美元市场机遇，形成巨大的国外持有的美元池，以金融业的国际化带动国内金融业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产生互动效应，最终奠定了国际金融中心基础。
此外，国际金融中心漂移说、“轮式”演进理论、规模经济学派以及金融地理学派对伦敦金融中心成长加以关注，如Porteous(1995，1999)、Martin(1999，2000)等对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微观基础进行了研究，强调信息流是金融中心发展的先决条件；金融地理学者Gehrig(1998)利用市场摩擦理论和大量的实证分析，支持了国际金融中心漂移说的观点，证明了某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集聚趋势与另外一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分散趋势并存。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伦敦国际金融中心成长机制进行了阐释。
我们认为，伦敦金融中心的发展和完善是经济主体集聚金融优势的历程，她是近900年以来，在英国王室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企业和公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下，通过自然集聚优势和能动集聚优势、双向互动集聚优势三个方面运作的产物，其作用路径是：在战略、领导力、制度等因素的作用下，通过地缘、加工、贸易、投资、金融、知识、网络等经济联系，发现、挖掘、整合和高效利用区域内部优势资源，使区域内部优势资源之间、区域内外优势资源之间，在合作或竞争的过程中形成国际或国内的高效金融场、经济极，实现资源的远程集聚和全球集聚。
（二）伦敦金融城集聚金融优势的经验与做法
我们将伦敦金融城集聚金融优势划分为三个层面：
1.从自然集聚到自觉集聚：基于市场的观点
从金融地理角度看，伦敦处于纽约和东京时区之间，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可以形成一体化的24小时全球交易体系，担当全球贸易和金融的纽带。伦敦具有自然集聚的优越条件，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伦敦集聚了充足的金融优势资本。
（1）伦敦吸引了庞大的跨国金融机构。伦敦金融城集聚了近180家外国证券公司，几乎一半的国际股权交易额是在这里进行的，还管理着28290亿英镑的全球资产。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公司的数量（453家）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的交易所；全球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一在这里交易，而纽约只有16％，东京9％，新加坡6％。伦敦金融城承揽了全球36％业务量的场外衍生金融产品。近500家外国银行在伦敦金融城营业，经营着全球20％的国际银行业务（参见表2）。伦敦金融城拥有全球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和有色金属交易市场。伦敦金融城还是世界保险和再保险中心，以劳合社（Lloyd’s）为代表的伦敦保险市场集聚了100家左右的跨国保险公司在此营业。
（2）伦敦凝聚了独特的金融中心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与金融自由化的深化，跨文化能力已上升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种关键性资源。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特征在于集聚全世界的目光，打造文化品牌。伦敦就是这样一个城市，一旦提起伦敦，人们会想到，伦敦是一座驰名世界的旅游城市、全球重要的传媒中心和时尚城市。伦敦以她悠久的历史、斑斓的色彩、雄伟的风姿屹立于世界名城之林，使得外来投资者和金融家产生浓厚的向往和意愿， 也促使伦敦本地的居民和企业产生强烈的自豪和归属感。
（3）伦敦吸收了充沛的人力资源集群。伦敦金融城是知识经济中的“集群”，就像硅谷一样。聚集了欧洲顶尖金融人才的伦敦金融城，像磁铁一样吸引更多高级的人才。在伦敦，几乎世界上所有语种人才都能够在12小时内找到，类似于精算师、国际律师、高级财务分析师这样尖端人才，也可以及时为企业或个人提供服务。伦敦拥有数量众多的大学、学院、学校及学术研究机构，通过“产学研一体化”价值链整合，伦敦形成了面向全球的金融人力资源集群。
2.从被动集聚到主动集聚：基于政府的视角
“市场偶尔也会失灵”，这已是主流经济学的共识。在单纯依赖市场机制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人们就会把目光投向公共部门。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也始终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引导和监管。
（1）政商联合共建金融中心区
金融中心区（CFD，Central Finance District）是金融产业发展和金融活动的心脏带。伦敦金融城就是这样一个CFD，伦敦金融城拥有便捷的交通、丰富的信息、即时的通讯、高质的办公设施及良好的金融和商务运营环境，可以大大节约公司的管理和交易成本，能够促进知识型、信息型、清洁型和高附加值的金融产业的发展。为了在空间上给英国的金融发展提供必要的新空间，伦敦还将金丝雀码头区改造为新金融区，这里外表端庄厚重，具有深刻文化内涵，与整个城市风格协调，且功能性很强的楼群都是近20年内建起来的，规划更新，设计也更现代化。
（2）高起点制定金融战略规划
伦敦金融城具有公司和政府双重属性，对相关业务统一规划，商业化运作管理，工作重心在于协调、服务、宣传推介与调研支持。但是，伦敦金融城是服务于整个英国长远利益，具有全球战略属性，而不是局限于一城之耦。从政策制定、对外承诺到管理体系，具有长期连贯性，使得外界国家、地区和企业法人对在此地进行经营运作具有坚定的信心和稳定的预期（Mainelli，2009）。英国王室和政府赋予伦敦金融城独特的战略地位，职能权限具有很大的独立运作空间，在战略机遇出现时，伦敦金融城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灵活执行创新决策权。
（3）注重优质基础设施建设
伦敦具有国际金融中心所必须的优质基础设施条件。伦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灵活，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由政府负责立项和投资的公共事业建设项目；二是由私人投资的大型基础建设项目。伦敦聘请世界顶尖级的大师做城市发展规划，凸显城市的文化品位、艺术特色、生态标准、建筑质量。一方面，伦敦凝结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同时也是生态水平很高的建筑和绿化群体；另一方面，伦敦具有先进的公共服务能力，比如：治安、供电、供水、供暖等设备非常完善。伦敦还拥有非常强大的物流、交通以及国际信息交换能力，作为国际交通中心，你几乎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找到飞往伦敦的航班。
（4）兼顾国际准则的柔性金融监管
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历史看，一方面政府进行严格的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又提供相对国内金融要宽松得多的金融环境。一个没有金融安全保证的金融中心是不会有长久生命力的。伦敦金融城有一个宽松而严格的法规体系，作为老牌金融中心，其监管都是国际标准，在制度设计上注重原则，而不是规则。海外投资者只要遵守一组基本原则，就能在伦敦创新。金融服务监管局（FSA）、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三方常设委员会是伦敦重要的金融监管机构，此外，贸工部、工作和养老部、职业养老监管局、公平交易办公室、打击严重欺诈办公室、国家刑事犯罪情报局也可以根据需要参与金融监管。为了促进金融业发展，金融城的监管也在不断创新和调整。
（5）及时推动金融技术创新
国际金融中心高度集中的都是“高度秩序化”的金融和服务“前台”，这些金融服务机构需要传送金融资讯、咨询服务、转账业务、安全保障和数据处理等大量信息，其物质基础必须建立在大规模的科技投资之上，需要有尖端的计算机系统以及灵敏度和安全度极高的信息传播体系（参见表3）。伦敦金融城在历史上较早地应用了电报、电话、计算机以及芯片技术和卫星通讯等技术媒介，以科技创新来体现和保障金融服务业的高效和迅捷的行业特征（Strange，1998）。此外，为有效应对新技术，伦敦金融城在国际金融历史上较早开发出利率定价体系、AIM市场、私募基金平台和场外离岸交易等多种金融模式，进行金融方法创新，也取得显著绩效。
3.单向集聚到多向集聚：基于动态的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伦敦金融城并不只是单纯汇集金融机构，打造良好的基础设施，选择合适的战略规划，她更多地是采取了走市场道路，执行集聚优势战略。
（1）金融单位的互动集聚
伦敦金融城的金融企业或机构通过金融家族的内外向型集聚，已逐步渗透到世界其他的国际金融中心内部。利用行之有效的全球化战略，这些金融单位已经能够融入所在地的经济文化圈，并对相关区域和国家的价值取向实施控制，根据专业财富管理咨询公司Scorpio Partnership估算，有超过300个资产在1亿英镑以上的超级富豪在伦敦开设了理财机构，对家族的财产进行保值增值，同时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左右世界金融局势；发源于金融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欧洲乃至世界超强金融垄断家族，他们和美国纽约华尔街金融业（如摩根财团、洛克菲勒家族）、瑞士日内瓦的金融业等保持密切联系。除了单一家族机构之外，伦敦存在着超过100个“家族联合机构”，由数个富有家族共同设立，通过分享信息来提高全球投资能力。在一定程度，这些家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国际金融价值链串联在一起的，具有庞大的超级金融实力。
（2）金融城市的多向联系
尽管伦敦金融城也承认，国际金融中心之间存在着国际税收竞争、运输和交易成本、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等挑战因素（Roberts，2002 ）。但总体而言，伦敦金融城和其他国际金融中心保持了正向联系。一方面，伦敦金融城在主要的全球城市纽约、东京、法兰克福、瑞士、莫斯科以及上海都设立了办事机构，建立了联系的成效机制；另一方面，在亚洲的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的悉尼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等金融中心，由于这些金融中心都曾在一定时期隶属于英国管辖，所以原有的联系机制仍然具有活力。此外，所谓的离岸金融中心，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百慕大群岛、西萨摩亚、安圭拉群岛等，他们和伦敦金融城在业务联系、信息交流和历史沿革上，具有强烈的协同性，已经成为整个国际金融体系资本流通虚拟环路中的特殊节点。
三、上海集聚金融优势的可行性分析
我们通过SWOT分析，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和挑战（Threats）加以综合评估与分析，尔后再根据分析结果，对金融资源结构及配置策略加以调整，以实现战略目标。
（一）优势
1.政府配合。一方面，中央政府审时度势，作出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决定，这为上海以及整个中国未来发展创造了新的增长空间和可能；另一方面，各级政府的通力协助，也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力支持和重要保障。
2.历史人文。上海具有辉煌的金融历史，一度被誉为“远东国际大都市”，历经百年而凝成的“海纳百川”海派金融文化，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营造了独特的历史人文环境。
3.实体支撑。上海的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保持均衡发展。与发达国家的金融业状态不同的是，上海的金融业属于正在成长的“少年”，健康进取，整体创新还有巨大空间，所依托的实体——中国大陆拥有良好经济基本面。
4.市场体系。上海金融市场体系日益完善，基本形成了一个由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保险等构成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核心要素配置齐全，定价机制合理有效。
5.科教人才。上海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域内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学，和域外的剑桥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保持密切联系。科技创新能力雄厚，和中国科学院、中欧商学院等机构有着长期的战略合作。人才储备相对充裕。
6.监管制度。上海拥有相对健全而严格的监管制度。随着金融试点和人民币结算产品的创新，上海的金融自由度将有序增加，监管制度也将逐步优化改进。
7.基础设施。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打造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交通、通讯、能源、文化、娱乐和安全等公共项目，上海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核心的现代化金融贸易区更是环境优美、生活舒适、设施齐全、功能完善。
8.区位优势。中国时区必将形成由一个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和多个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组成的新格局。上海具有连接欧亚大陆、辐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域特点，相对于香港等地，太阳早升起1小时（张五常，2009），这些都为上海成为金融中心打下坚实基础。
（二）劣势
上海与国际金融中心要求仍然相差很大。因为，从GFCI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14项指标来看，上海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很大。
1.后发地位。原有国际金融中心处于优势地位，具有“锁定”效应，这使得其他城市打破现有格局，发展超越成为国际级金融中心非常困难（Dicken，1986）。上海需要在优势集聚的基础上，创造爆发力，这需要以时间换空间。
2.制度瓶颈。上海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必须依托国家行使制度选择权。在法律支持上，英美的法制体系居于国际标准地位，显示了相当的生命力；在外汇政策上，中国资本项没有开放，上海和伦敦在资金自由流动上尚不具可比性。
3.管理水平。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对管理者能力也提出了严格要求。和伦敦等国际级金融中心相比较，上海还处于初级阶段，经验相对不足，管理水平也有待提高。
4.外部联系。世界上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构成了一个网络体系，相互交联。上海和其他金融中心的联系还处于发展阶段，合作缺乏战略深度和制度保障，信息交流和共享有待进一步加强，人员学习、培训和互换亟需推进。
5.金融生态。在GFCI指标中，商业环境指标体系中就有经济自由度、透明指数、腐败指数等，在这些指数测算中，上海得分很低，在市民素质、文化传承和工作态度等方面有待提高。
（三）机遇
上海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最适合上海发展的战略路径，消除自身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的束缚，上海市完全有条件实现跨越式发展，逐步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1.金融“危”中有“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一个金融中心洗牌的过程，传统意义上的美国纽约、英国伦敦等全球金融中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给上海带来发展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2.国际资本转移。发达国家金融界大规模的裁员降薪，为上海获取相对廉价的高端人才提供机遇。金融危机冲击发达国家资本市场，资本回报率急剧降低，不少企业需要进行战略转移。这使得上海成为“资本避风港”，广泛吸收海外溢出资本。
3.2010年世博会为上海金融助力。“世博景气”效应对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世博会所带来的直接、间接商机，将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力而持久的推动力。
4.空间扩展。上海通过将原南汇区和浦东新区“两区合并”，形成了“新浦东”，这样可以集约化利用土地资本，拓宽区域发展空间，为上海金融中心的金融核心区建设提供有效载体。
5.政策机遇。随着中央战略的确立，上海在国内率先进行人民币国际结算的试点，随着这一试点的扩大，未来上海将可能发展成区域性的人民币清算中心，这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
（四）挑战
上海已有做法都是正确的，但是仅此还不够。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仅是一步之遥，但是由于各种挑战的存在，上海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很多。
1.制度性障碍。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和相关市场制度的缺失，导致金融秩序的混乱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这对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构成挑战，具体包括：相关市场制度主要涉及自由创业、自由定价、要素自由流动等制度，在金融领域主要涉及市场准入、利率市场化、金融管制的放松、健全的金融监管体制、监管有效性的提高等制度变革和创新。
2.国内竞争。现行的行政区划与干部制度，导致地方政府各自为政与地区间经济的分割和恶性竞争，使得产品、要素、资金、信息的跨地区流动面临众多人为的限制。香港、北京和重庆等城市就有限的中央金融资源展开无序竞争，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各自发展定位不明确。
3.国际竞争。所有的金融服务活动都倾向于在主要的全球城市集中，各个金融中心存在着激烈的资本竞争，比如，伦敦和欧洲大陆的巴黎、柏林以及瑞士在金融监管协调上，曾发生过冲突；香港、新加坡以及日本的东京就亚洲的金融资本也曾展开过激烈的争夺，因此，上海必须打造出强大的竞争优势，才可以取得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四、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SWOT分析，可以运用专家评分方式，结合问卷调查，整理指标体系和战略矩阵，以得出相关结论。我们认为，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打破常规，实现跨越式发展(Strength and Opptunity development) ，要在高度利用自身要素禀赋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和运作符合国际开放要求、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高端资源，勇于消除无形的、不合理的内部或外部制度束缚，积极升级自身体系势能，增量发展，有序地提高自身金融实力，进而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第一，以功能建设为先导，建设金融优势集聚的基础平台。功能建设比形态建设更为重要。伦敦金融城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著名的金融市场，除了特定的历史渊源外，关键在于其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能够充分满足金融服务的需要。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是全国唯一以“金融贸易区”命名的国家级开发区，规划面积28平方公里，已远远超过伦敦金融城的面积，相邻的外滩金融区在形态建设上也已经具备规模。今后的重点，应放在如何完善功能建设上，从而增加自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由于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发挥聚集效应，摊子过大反而会影响其作用的发挥。
第二，以政策协调为保证，提供金融优势集聚的战略保障。国际金融中心几乎都是在国内金融中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英国各主要的金融监管机构如英格兰银行、英国金融服务局等均位于伦敦市内，这使得她不仅是一个金融交易中心，而且也是一个金融决策中心。这种安排使得金融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更容易发挥金融中心的整体集聚和辐射作用。由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既要上海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得到国家层面的战略支持。上海应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作用和优势，应继续争取并落实中央政府在机构设置、业务创新、金融监管、干部调配和法制建设等方面对上海的指导和支持。
第三，以对外开放为动力，开拓金融优势集聚的发展远景。全方位打破壁垒，宽领域扩大对外开放，加速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和跨国金融机构入驻。与其它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伦敦金融城的国际化程度或开放度是最高的，上海可以适当借鉴伦敦市场的经验，仿照劳合社的市场组织形式，设立固定的保险交易场所。鼓励和吸引大型跨国集团的总部或地区总部、国际著名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落户上海，以完善国际金融中心的服务功能。上海要全力打造人民币金融产品中心，积极发展开放型、多层次的直接融资体系，要引入更多的商业金融债、企业债、商业票据等，推动债券跨市场交易，培育机构投资者流动性管理、风险管理能力。
第四，以金融创新为突破，创造金融优势集聚的裂变单元。金融创新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不竭源泉。上海应该加快“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SHIBOR）建设，管理层可以借助SHIBOR与上证指数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促使SHIBOR及早广泛进入各类金融产品的定价，如金融债、企业债、短融券、利率互换、远期利率协议、票据转贴现与回购、同业借款与存款、商业银行内部转移定价等等，运用利率手段调控股票市场，改善和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使其真正成为中国的LIBOR（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伦敦同业拆借利率）。
第五，以人才资本为根本，加大人才优势集聚的规模效度。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针对目前上海金融人力资本发展现状，管理者有必要多元化、全方位集聚人才优势，大力引进包括专业外语人员、高级商务师、国际反避税师、顶尖跨国精算保险分析师等高端紧缺人才。此外，还要增强管理者自身的能力建设，加大和国内外顶尖的金融领导者交流互换，充分塑造良好的人力资源集聚体系和环境。在战略上始终做到高度重视金融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促使上海及早发展成为一个海内外知识型人才优势的聚合创新体。
注：
1.本文的研究得到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批准号：2008044035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09YJC790087），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得到英国伦敦金融城Mainelli教授、卫报Elliott先生、英国杜伦大学张志超教授等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卡斯商学院和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等以及伦敦周边的牛津和剑桥都是英国的著名院校。
3.按照目前伦敦金融城与金丝雀码头的发展规划，到2016年，将有超过20万个新职位在该地区落户。而在伦敦金融城老区域，到2016年，办公面积将增加2500万平方英尺，从业人员将增至40万。
4.伦敦金融城政府还有一个重要职能，对影响伦敦金融业发展的有关重大问题组织调研，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免费提供给有关部门和企业。如2007年就组织了25项调研报告，其中关于全球金融中心竞争力的调查报告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
5.比如为了推动伦敦码头金融区的开发，英国投入了大量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和平整土地、环境整治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巨资兴建了35公里的无人驾驶轻轨系统和伦敦城市机场。伦敦还在建设金丝雀码头金融区的新的地铁站、环城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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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亚敏 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
王浩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