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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过去十年银行亚洲银行业系统的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资本更为充足,减少了外部暴露,对信贷风险的管理更为有效,这使得亚洲银行能够较好地应对本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要说亚洲银行业的改革已经完成则为时尚早。亚洲银行业取得的成就不仅有内部改革的原因,也有宏观经济环境的因素。亚洲地区国内储蓄大幅上升,央行大规模的对冲干预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银行的融资条件极为宽松,银行信贷大幅扩张,政府债券持有量快速上升。其情况将如何演变,对亚洲银行业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尚不确定。未来亚洲银行系统仍应继续深化改革,监管当局需加强监管,防止亚洲大部银行系统中非常宽松的流动性状态造成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的过度积累。
本刊征得作者和国际清算银行同意予以翻译和发表,因篇幅原因有删节,作者及所在机构对译文免责,英文版可见于www.bis.org。
关键词:银行系统 金融市场 外汇干预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7-04-06
一、引言
亚洲银行系统在过去的10年中遭受过几次大的冲击,1990年代末期的金融动荡几乎使亚洲的金融中介陷入瘫痪,并导致产出大幅下降,亚洲当局为此花费大量精力重振银行系统。2007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对亚洲银行系统的一个巨大的压力测试。到目前来看,大部分亚洲银行应对情况良好。
对于亚洲银行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转型的常规观点在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亚洲银行存在巨大的信贷风险,风险管理不善、监管不到位,更重要的是银行抵御风险的资本金不充足。危机发生后的这十年,银行减少了其遗留的不良资产,更有效地控制信贷风险,资本更为充足。因为私人资本市场的发展趋缓,银行仍是融资的主要渠道。这些减少了银行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所受的影响。
这一观点拥有大量的支持者,但这不完全正确,因为没有注意到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亚洲新兴市场银行资产负债表负债方发生的变化与工业国完全不同。在主要的金融中心,银行融资越来越依赖于批发市场(通常是短期的),而较少依赖于家庭的零售存款。家庭将更多的储蓄投资于奢侈的资本市场产品,而非银行存款。爆发于2007年8月的危机,是这个过程无序进展的结果。在银行危机史中,压力首次在银行借贷的批发市场中蔓延。
但这一去中介化的过程对大部分亚洲银行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发展中的亚洲市场,从2001年到2007年银行存款对GDP的比重反而增加了14.8%,明显高于之前6年的水平。强劲的存款增长意味着不需要或较少需要国内外的批发市场融资,贷存比在大部分国家低于1。
本文总结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改变亚洲金融中介的复杂因素,宏观经济要素之一是该地区总储蓄大幅上升,并主要由银行系统作为中介,这使得亚洲银行系统可以免受国际批发基金市场的冲击。第二是巨额外汇储备令银行对央行或政府票据的持有大幅上升——为其提供低风险和流动性资产。最后一个金融要素是亚洲银行变得更为强劲,早期的低效率消失了,其借贷功能在过去10年中极大地改善了。
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了该地区近期宏观经济和政策变化对银行的影响。第三部分探索银行资产负债表资产方的变化如何影响亚洲银行在金融中介中的角色。第四部分研究负债方的进展,以及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银行系统面临的融资压力。第五部分对这些变化对银行信贷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第六部分得出结论。
二、储蓄、外汇干预与亚洲银行系统
传统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撑其投资需求,导致经常项目出现赤字。银行通常通过国际市场借入存款对投资给予融资支持。这对于1997年之前的亚洲适用,但情况已有很大改变。表1列出了1990年-1996年以及2001年-2007年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边际投资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美国在2000年代前期边际储蓄倾向大幅下跌、边际投资倾向大幅上升。最大的进展是发展中国家边际储蓄倾向大幅上升。中国在2000年-2007年期间的平均边际储蓄倾向达到不寻常的69%——这里有尚未被完全理解的中国的特殊因素。
亚洲大部分盈余储蓄成为银行存款,该趋势因家庭部门风险偏好向无风险资产转换而得到加强。亚洲当局在1997年-1998年危机的复苏期对银行负债提供的各种担保也使得投资于银行存款更有吸引力。两个因素刺激银行存款相对于名义收入于2001年2007年间大幅增长。
存款的这种扩张与2000年代初另一个主要的政策进展相伴——官方外汇储备快速增长。考察外汇储备的积累为何对银行系统有影响并不困难。当外汇储备相对较小时,央行可以通过发行货币为其提供融资。因为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对现金需求增长稳定,额外的货币发行可以被经济体所吸收。当外汇市场存在大的永久性干预时,额外的外汇购买将通过发行当地货币而得到融资。为控制货币扩张(防止短期利率低于目标值),央行或减持政府票据或发行非货币负债——通常是政府票据,但央行票据越来越多。
对央行资产负债表中该融资缺口一个简单的衡量方法是考察外汇储备超过流通中现金的部分。直到1990年代末,许多亚洲经济体中该融资缺口与广义货币和国内票据市场相比或较小或为负。但许多国家该缺口在2000年代初期快速扩张(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导致央行和政府票据的供给大幅上升。
对金融系统和经济来说关键的是谁持有这些票据。当家庭和非银行部门持有这些冲销票据时,银行存款可能下降,因为债券的购买置换了在银行系统中的现金头寸。换句话说,具有深度和多样化债券市场的国家,冲销更可能是完全的:家庭和非银行部门减少其货币资产的持有,增加非货币资产如政府债券——所谓的资产多样化效应。
在许多亚洲经济体中,发育不完全的债券市场意味着银行而非非银行私人部门,吸收了大量扩张的央行和政府证券。调查数据表明,商业银行持有的政府和央行证券在1990年代后期与银行总资产相比相对较小,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2000年代前期快速上升。
总的来说,宏观经济政策环境通过两个途径影响亚洲银行系统。第一,巨额盈余储蓄和央行为防止货币升值而采取的干预措施导致过去10年银行资产负债表大幅膨胀;第二,银行大量投资于政府和央行证券,流动性资产在总资产中的份额快速增长。
三、资产方的主要变化
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的变化部分降低了银行过去存在的脆弱性,本部分回顾了两个主要进展:银行资产质量;借贷功能的转变。
(一)银行系统的资产质量
亚洲银行在过去10年中改进了其持有资产的质量,不良资产比率大幅下降。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的部分数据显示由于本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不良资产比率有所上升,但与工业国无法相比。
银行是否也减少了其未来不良资产的暴露?亚洲银行经风险调整的资本比率自2000年以来大幅上升,梳理关联借贷和信贷暴露集中度的努力改进了银行管制。大部分国家对单个借款人(银行资本的10%-25%)和集团借款人(银行资本的40%-50%)信贷设限,禁止向银行股东贷款(如马来西亚和泰国)。一些国家也对内部关联的子公司借贷或银行集团内投资设限,限制银行对高风险业务的暴露。
对银行的巩固也增强了亚洲银行系统的竞争力和效率。在1999年-2004年间,许多国家关闭了脆弱的银行或将其兼并(印度、印尼、韩国和马来西亚的比例为10%-30%不等)或私有化。另外,努力增加外国对本国银行的所有权。因此,银行系统的资产回报率在2000年-2008年间大幅上升,股东价值普遍上升。
不过,仍有许多观察家对这些改进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有三个理由:
1.对借款者违约率缺少完整的统计数据,贷款人权利保护不足。这使得很难对亚洲银行资产质量进行准确评估。在过去的经济下降期中,有时上升的不良贷款因贷款到期的推迟而被掩盖(“常绿化”)——导致资本过度高估。另外,许多国家近期不良贷款因为贷款快速增长而下降,减少其作为资产质量指标的可信度。不确定性的最基础原因可能是近年快速扩张的业务缺少历史的损失数据,使银行暴露于管理能力尚不足的信贷风险中。
Turner (2007)采用世行和其他调查数据,对亚洲经济体相对其他地区在贷款人的法律权利、合同执行和破产成本等方面相对位置进行了总结。指数从0-10——高分数意味着担保法和破产法,对贷款人权利保护也更有效——亚洲经济体的平均分数为5,成熟市场为7,拉丁美洲为3,韩国和马来西亚分数分别为6和8,显示比其他地区拥有更好的产权保护体系。至于合同执行,亚洲执行合同的成本为债务的22%,成熟市场为9%。国家间的差异巨大:韩国5%,马来西亚20%。相似的,亚洲的平均破产成本(17%)比成熟市场和拉丁美洲要高(7%-13%)。韩国的破产成本比区域中的其他国家要小。
2.政府的隐性担保掩盖了弱的独立评级。这增加了银行系统的道德风险问题,减少有效管理风险的动机。一个指标是穆迪银行金融竞争力评级,在未考虑银行接受其股东、工业集团或政府机构资助的情况下,衡量了银行的内在实力。换句话说,该评级提供了银行基于其基础金融力量的独立信贷风险指标。对经济体总风险的评级由各银行评级的加权平均而来。
图1显示了亚洲和其他新兴市场银行系统在1998年到2008年间的评级,两个特征值得一提。第一,亚洲银行总体上相对于拉丁美洲和中欧拥有较低的评级。第二,过去10年一些亚洲经济体评级改进的程度较小。
这些问题在国有银行系统的国家更明显。中国这种道德风险反映在国有银行中政策贷款和社会责任,这可能会造成损失。银行的高管因为所有权问题可能缺少长期经营的责任。
印度也有同样问题。Patel (2004)认为政府对印度银行系统的高度参与形成这样的观点,即银行不会产生系统性风险。这也会导致政府的准财政责任通过直接贷款向银行系统转移。即使在拥有较大私有化银行系统的国家,纠正行动看似集中于复活而非关闭问题银行。
3.亚洲银行系统的高成本特征。近年来许多亚洲经济体的操作成本不仅高而且趋于上升。比如印尼、菲律宾和泰国操作成本是总资产的3%-5%,比更发达经济体要高。相似的,净利率边际保持较高水平,在许多国家快速上升。韩国利率边际值从1995年3.1%增加到2005年的5%,印尼从1.6%增加到2.7%。令人吃惊的是该趋势与银行集中度下降相伴——国内市场中对一些大银行市场力量的一种衡量——这会增加竞争从而减少银行的垄断租金。
考虑到过去10年大规模的重组,这些弱点的原因不完全清楚。亚洲银行成本对收入比率并不特别高。例如,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银行低于60%,一般认为是有效率的。解释之一是并购减少了银行系统中的额外资本,尽管受限的劳动力行为阻碍生产力的进步。第二个原因在于近几年来低利率得以支持银行边际。第三个解释是强劲复苏的信贷需求增强了银行的定价权。
(二)金融中介中银行的角色
至于银行在金融中介中的角色,有两点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混乱中较引人关注——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和以公司为基础的借贷。这两个特点是否改变?
1.以银行为中心的中介系统
与许多较早时的预期相反,亚洲的金融中介始终以银行为中心。尽管在1997年-2007年间时有下降,银行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对GDP比重不仅保持高位,而且近年来持续上升。更重要的是,除了少数国家和地区(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公司债券市场规模始终较小。
近期的经历和研究对较早的假设形成挑战,即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系统会导致资源错配,或会减少金融系统应对冲击的灵活性。首先,实证研究未发现在金融系统结构和效率之间存在系统性关系。相反的是银行和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系统看似依赖于共同的因素:产权的可信度、法律系统、外部竞争程度。
第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显示银行和资本市场中复杂的相互依赖性造成巨大的隐藏风险。发达金融系统中的银行依赖于资本市场以产生利润、风险管理、贷款保险和融资,市场依赖于银行以获得造市服务、证券承销、信贷限额。银行和市场间的这种相互依赖性在资产难以出售或作为抵押物时扩大了冲击程度。对交易对手风险的更大关注导致对市场捕获,不仅损害主要银行的资产流动性,而且损害其融资和证券化战略。在本次危机中,亚洲的私人资本市场(包括证券化产品)的发展停滞了,虽然这种进展的内在优势仍存在。
2.以公司为基础的借贷
过去亚洲银行系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致力于一种金融中介,即将家庭存款贷款给公司、购买政府票据。
亚洲的这一金融中介系统因而存有压力,首先,将风险集中于银行资产,增加了破产的可能性。第二,如Bowers, Gibb和Wong (2003)所述,银行为了培育长期客户关系,对风险和盈利关注不够,公司部门事实上是损害而非增加亚洲银行的价值。Bowers et al (2003)认为,亚洲银行对公司客户信贷定价过低,吸收存款的利率偏高。对11家亚洲银行的分析显示,2002年无一家信贷定价体现了合理的资本回报。
不过,情况在近几年得到极大的改善。调查资料显示,印尼、韩国和马来西亚2000年公司部门的信贷下降到60%,相反,家庭部门得到25%-50%的信贷。中国和印度的趋势相似,中国的个贷份额从2000年的不到4%上升到2005年的10%。
亚洲银行资产中家庭部门信贷的大幅上升有一些重要的含义。首先,高回报的按揭和消费贷款提高了银行的收益。第二,家庭有更大的机会基于未来收入获得贷款,有助于平滑未来消费。可以降低该地区存在的一个重要风险——对贸易冲击的暴露。
事实上,这两个因素在长期中都可能得到加强。家庭部门借贷机会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对外部冲击的弹性,更高的未来收入预期增加了对家庭信贷的需求,提升了银行收益和盈利。根据有关估计,当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时家庭借款能力趋于增加,一些亚洲经济体已超越这个界限。
四、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负债方的问题
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新兴市场银行系统中的一个高度受关注的观点是其难以从动荡的资本流中缓解融资压力。在国际市场的融资困难经常导致银行借贷大幅收缩。另外,短期外汇借贷造成银行资产负债表中严重的现金和流动性错配。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是这种脆弱性的一个体现。情况进展如何?本部分回顾了亚洲银行融资市场的主要变化。并分析了2007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因依赖于短期融资而造成脆弱性的一些教训。
(一)国内融资对国外融资
亚洲银行系统的一个主要结构性特征是其可以接触到大的不断增长的国内储蓄池。表3结合反映了银行系统的贷款与不同融资来源。尽管银行的资产和负债状况并非相互独立,一方的改变可以通过信贷乘数和其他过程影响另一方,表3提供了一项静态分析。银行可以通过以下一个或多个途径为其信贷扩张提供融资支持:存款扩张;从国外的净借入;下调货币当局的储备;减少对政府的净借出;或增加从其他来源的借贷,特别是批发票据市场。
2002年-2007年许多亚洲经济体的国内零售存款增长超过其贷款增长。韩国和印尼是例外,两国零售存款对贷款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银行对外部融资的依赖显著增加,其他大部分国家通过国际市场的净融资或可忽略或是负的。许多国家的银行通过国内资本市场,或从批发存款和票据市场中的其他金融机构处融资以获得贷款资金。
BIS报告银行总的国际借贷在1997年-1998年危机之后大幅下跌后,2002年以后重新上升,2006年初这一升幅较为显著。同时,亚洲银行增加了其在国际银行的存款,因此许多年中其对BIS报告银行的要求权超过其负债。第二,国际银行在亚洲国家的借贷主要是当地货币而非外国货币。最后,银行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中介角色在下降,特别是非银行部门在国际债务市场中的直接借贷增长迅速。
这种新的融资模式的主要启示是使得亚洲银行在应对外部金融冲击时更有弹性。巨大的国内融资基础和外资银行当地货币贷款的增加在减少信贷流入私人部门的波动性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亚洲总的私人信贷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仍快速扩张。
另一个启示是当地货币融资的增加和大额外币资产有助于减少亚洲银行的一个脆弱性——暴露于大的货币错配。注意起作用的是该国总的货币错配——而非仅仅是直接记录于银行簿记中的部分,也包括其客户错配而产生的间接的部分——这对信贷质量以及资产价格有影响。
表4列出了货币错配的一些指标。左边的三栏显示所有债务合同中货币的运用。外币债务中风险暴露部分取决于该国净外国资产头寸(即外国货币资产减外国货币负债):这种变化显示在中间三栏。拥有负头寸的国家在货币贬值时受损。右边三栏显示总的有效货币错配是:1.以外币计价的总负债的比例;2.该国净外币头寸占出口的比例。当其为负,货币贬值对该国净财富影响为负面,反之则反是。表4显示大部分亚洲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货币错配在1995年到2008年间大幅下降。
(二)亚洲在2007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暴露情况
在2007年-2008年危机中表现出来的银行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脆弱性是银行簿记中的结构性成熟期错配。2003年左右,国际银行通过国际批发市场融资显著增加其美元借贷,该贷款流动性相对较差。在一些国家,国际货币融资用于发放国内本地货币的贷款。银行通过使用外国货币或跨货币调期市场管理潜在的成熟期和汇率错配。该战略的成功有赖于银行间市场中美元负债随时的借新还旧。当2008年中期这些市场中流动性突然蒸发,对主要国际银行偿债能力出现深度不确定,批发融资和掉期市场遭受严重损害。
亚洲银行的脆弱性因其对短期融资暴露的不同而异。2008年中期前对亚洲的总的国际银行借贷快速上升,短期构成部分在中国、韩国、印尼和印度特别高。压力的另一点是在一些国家——特别是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由外资银行发放的国际银行贷款(国际加上当地货币债权)占据了对非银行部门信贷的一大部分。需求(主要是国际贸易的大幅下降)和供给(外资银行状况恶化以及融资市场受损)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外资银行对亚洲暴露大幅下降。
(三)新兴市场脆弱性的动因
2008年9月,国际银行间市场和短期市场主要货币承受重压,伴随着普遍的“安全投资转移”,对新兴市场造成重大压力,之前主要金融中心的困扰尚未对这些市场有多大影响。对交易对手风险担忧加大、流动性窖藏、国内资产持有人致力于购买外国货币,加上外汇市场上干预的效果,在不同程度上对当地货币市场形成严重的流动性压力。
一些国家的压力因货币大幅贬值而加重,因为借款者为偿还美元到期债务不得不抛售本币。外汇暴露杠杆的突然展开形成了额外的贬值压力,加大了金融紧张度(部分是因为美元借款的本币值增加了)。因为汇率暴露联结的外汇衍生品不透明(不透明是为了出售),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都没能较好地理解这些暴露。
总的来看,亚洲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负债方的变化减少了一些“旧”的脆弱性,但增加了新的风险。脆弱性减少的关键是其可以进入大的零售存款。如上所述,特别有利的宏观经济条件增加了边际储蓄倾向,导致银行存款大幅增长。另外,因为净的外汇借贷下降,外国银行对非银行部门的贷款以本币计价比例增加,银行的货币错配下降。主要的例外是韩国,对批发融资市场更大的依赖,短期外币借贷和归避外汇风险的复杂衍生产品增大了韩国银行系统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脆弱性。
五、对银行信贷的面板分析
本部分用面板模型简要测试以上讨论的重要变化对银行信贷的相对影响。模型的因变量是银行对私人部门实际贷款变化的百分比,模型检测资产负债表变量在银行信贷中扮演的特殊角色:特别是银行融资条件对其借贷能力的影响程度。考虑的变量是:1.存款;2.其他融资来源,特别是批发市场和票据市场;3.抵御风险的资本的可得性。该框架提供了测试银行贷款受存款或资本约束程度的方法。等式中的所有融资来源考虑时滞因素,因而当前的借贷决策取决于前期的存款水平。
模型包括四个控制变量:1.产出缺口和前一年人均收入代表需求因素。2.实际私人借贷利率衡量信贷成本。3.贸易条件的变化衡量外部风险。4.对政府净贷款的变化衡量对私人部门的潜在挤出。模型使用2000年-2007年数据。
检测结果显示,银行的资产质量对亚洲的信贷增长有重大影响。不良贷款比率1个百分点的下降造成银行对私人部门贷款0.6个百分点的增长。存款1个百分点的增长导致下一年私人部门银行贷款0.4个百分点的增长。短期借贷弹性在0.4左右,该结果意味着除非流动性受限制,银行不会仅仅因为存款增长而增加贷款。弹性为1表明银行未能正确评估信贷风险,相对低的弹性说明存款的增加未必自动增加贷款。事实上,银行存款比贷款增长更快给银行提供了重要的流动性缓冲。银行的非存款融资来源对银行贷款增长没有影响。另一个发现是贷款利率增长1个百分点信贷增长仅减少0.6个-0.7个百分点。如所预期,操作成本对银行信贷有负面影响,尽管其系数在统计上不重要。有些意外的是,需求变量并非是贷款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
六、结论与启示
过去十年见证了亚洲银行系统巨大的变革。资产负债表更强劲,货币错配减少,这些意味着银行能够比以前更能承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借贷功能的更加多样化使得银行盈利更强、更有弹性。亚洲银行因而可以较好地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
问题是银行管理风险的能力有多好。本文研究显示,亚洲银行资本充足性良好,比以前管理更完善。但韩国在本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显示,有些银行忽视了主要的风险:公司和家庭正在采取风险更大的融资战略。另外,许多国家对家庭信贷风险的管理存在严重缺陷(如缺少历史信贷风险的数据)。
不管如何,亚洲银行更为强健的平衡表不仅归因于微观经济改革,而且归因于宏观经济环境的有利组合。国内储蓄急剧上升,近期大规模的干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融资条件非常宽松。另外,银行积累了大量政府票据。这些条件将如何改变,将对银行有何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一个启示是亚洲银行对市场风险的暴露在近年快速上升:票据价格的下降会损害银行,降低货币升值的努力可能扭曲非银行部门的外币借贷选择。
未来信贷风险可能上升,直到2008年中期危机爆发,由出口带动的工业快速发展对银行信贷形成巨大需求。在出口繁荣时,这种贷款很容易得到。但未来需要增加国内消费,实际汇率可能升值,将使出口活动的利润降低。哪种新的以国内需求为导向的活动将变得持续有利可图尚不确定。未来生产结构再定位的规模和时间——从贸易到非贸易——未知。这可能会增加银行的信贷风险,尤其是发展最快的国家。
未来的问题在于当前强劲的流动性状态对亚洲银行系统中的市场风险和信贷风险的积累有多大影响。历史上银行的困境或危机经常在良好的宏观经济或流动性状态出现逆转后发生。本文建议,尽管取得了大量进展,银行系统的改革仍未完成,监管当局仍不能松懈。
作者简介:
M·S·莫汉惕(M S Mohanty)、菲利普·特勒(Philip Turner)国际清算银行货币经济部
(胡妍斌译王辰审校)
本刊征得作者和国际清算银行同意予以翻译和发表,因篇幅原因有删节,作者及所在机构对译文免责,英文版可见于www.bis.org。
关键词:银行系统 金融市场 外汇干预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7-04-06
一、引言
亚洲银行系统在过去的10年中遭受过几次大的冲击,1990年代末期的金融动荡几乎使亚洲的金融中介陷入瘫痪,并导致产出大幅下降,亚洲当局为此花费大量精力重振银行系统。2007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对亚洲银行系统的一个巨大的压力测试。到目前来看,大部分亚洲银行应对情况良好。
对于亚洲银行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转型的常规观点在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亚洲银行存在巨大的信贷风险,风险管理不善、监管不到位,更重要的是银行抵御风险的资本金不充足。危机发生后的这十年,银行减少了其遗留的不良资产,更有效地控制信贷风险,资本更为充足。因为私人资本市场的发展趋缓,银行仍是融资的主要渠道。这些减少了银行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所受的影响。
这一观点拥有大量的支持者,但这不完全正确,因为没有注意到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亚洲新兴市场银行资产负债表负债方发生的变化与工业国完全不同。在主要的金融中心,银行融资越来越依赖于批发市场(通常是短期的),而较少依赖于家庭的零售存款。家庭将更多的储蓄投资于奢侈的资本市场产品,而非银行存款。爆发于2007年8月的危机,是这个过程无序进展的结果。在银行危机史中,压力首次在银行借贷的批发市场中蔓延。
但这一去中介化的过程对大部分亚洲银行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发展中的亚洲市场,从2001年到2007年银行存款对GDP的比重反而增加了14.8%,明显高于之前6年的水平。强劲的存款增长意味着不需要或较少需要国内外的批发市场融资,贷存比在大部分国家低于1。
本文总结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改变亚洲金融中介的复杂因素,宏观经济要素之一是该地区总储蓄大幅上升,并主要由银行系统作为中介,这使得亚洲银行系统可以免受国际批发基金市场的冲击。第二是巨额外汇储备令银行对央行或政府票据的持有大幅上升——为其提供低风险和流动性资产。最后一个金融要素是亚洲银行变得更为强劲,早期的低效率消失了,其借贷功能在过去10年中极大地改善了。
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了该地区近期宏观经济和政策变化对银行的影响。第三部分探索银行资产负债表资产方的变化如何影响亚洲银行在金融中介中的角色。第四部分研究负债方的进展,以及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银行系统面临的融资压力。第五部分对这些变化对银行信贷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第六部分得出结论。
二、储蓄、外汇干预与亚洲银行系统
传统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撑其投资需求,导致经常项目出现赤字。银行通常通过国际市场借入存款对投资给予融资支持。这对于1997年之前的亚洲适用,但情况已有很大改变。表1列出了1990年-1996年以及2001年-2007年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边际投资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美国在2000年代前期边际储蓄倾向大幅下跌、边际投资倾向大幅上升。最大的进展是发展中国家边际储蓄倾向大幅上升。中国在2000年-2007年期间的平均边际储蓄倾向达到不寻常的69%——这里有尚未被完全理解的中国的特殊因素。
亚洲大部分盈余储蓄成为银行存款,该趋势因家庭部门风险偏好向无风险资产转换而得到加强。亚洲当局在1997年-1998年危机的复苏期对银行负债提供的各种担保也使得投资于银行存款更有吸引力。两个因素刺激银行存款相对于名义收入于2001年2007年间大幅增长。
存款的这种扩张与2000年代初另一个主要的政策进展相伴——官方外汇储备快速增长。考察外汇储备的积累为何对银行系统有影响并不困难。当外汇储备相对较小时,央行可以通过发行货币为其提供融资。因为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对现金需求增长稳定,额外的货币发行可以被经济体所吸收。当外汇市场存在大的永久性干预时,额外的外汇购买将通过发行当地货币而得到融资。为控制货币扩张(防止短期利率低于目标值),央行或减持政府票据或发行非货币负债——通常是政府票据,但央行票据越来越多。
对央行资产负债表中该融资缺口一个简单的衡量方法是考察外汇储备超过流通中现金的部分。直到1990年代末,许多亚洲经济体中该融资缺口与广义货币和国内票据市场相比或较小或为负。但许多国家该缺口在2000年代初期快速扩张(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导致央行和政府票据的供给大幅上升。
对金融系统和经济来说关键的是谁持有这些票据。当家庭和非银行部门持有这些冲销票据时,银行存款可能下降,因为债券的购买置换了在银行系统中的现金头寸。换句话说,具有深度和多样化债券市场的国家,冲销更可能是完全的:家庭和非银行部门减少其货币资产的持有,增加非货币资产如政府债券——所谓的资产多样化效应。
在许多亚洲经济体中,发育不完全的债券市场意味着银行而非非银行私人部门,吸收了大量扩张的央行和政府证券。调查数据表明,商业银行持有的政府和央行证券在1990年代后期与银行总资产相比相对较小,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2000年代前期快速上升。
总的来说,宏观经济政策环境通过两个途径影响亚洲银行系统。第一,巨额盈余储蓄和央行为防止货币升值而采取的干预措施导致过去10年银行资产负债表大幅膨胀;第二,银行大量投资于政府和央行证券,流动性资产在总资产中的份额快速增长。
三、资产方的主要变化
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的变化部分降低了银行过去存在的脆弱性,本部分回顾了两个主要进展:银行资产质量;借贷功能的转变。
(一)银行系统的资产质量
亚洲银行在过去10年中改进了其持有资产的质量,不良资产比率大幅下降。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的部分数据显示由于本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不良资产比率有所上升,但与工业国无法相比。
银行是否也减少了其未来不良资产的暴露?亚洲银行经风险调整的资本比率自2000年以来大幅上升,梳理关联借贷和信贷暴露集中度的努力改进了银行管制。大部分国家对单个借款人(银行资本的10%-25%)和集团借款人(银行资本的40%-50%)信贷设限,禁止向银行股东贷款(如马来西亚和泰国)。一些国家也对内部关联的子公司借贷或银行集团内投资设限,限制银行对高风险业务的暴露。
对银行的巩固也增强了亚洲银行系统的竞争力和效率。在1999年-2004年间,许多国家关闭了脆弱的银行或将其兼并(印度、印尼、韩国和马来西亚的比例为10%-30%不等)或私有化。另外,努力增加外国对本国银行的所有权。因此,银行系统的资产回报率在2000年-2008年间大幅上升,股东价值普遍上升。
不过,仍有许多观察家对这些改进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有三个理由:
1.对借款者违约率缺少完整的统计数据,贷款人权利保护不足。这使得很难对亚洲银行资产质量进行准确评估。在过去的经济下降期中,有时上升的不良贷款因贷款到期的推迟而被掩盖(“常绿化”)——导致资本过度高估。另外,许多国家近期不良贷款因为贷款快速增长而下降,减少其作为资产质量指标的可信度。不确定性的最基础原因可能是近年快速扩张的业务缺少历史的损失数据,使银行暴露于管理能力尚不足的信贷风险中。
Turner (2007)采用世行和其他调查数据,对亚洲经济体相对其他地区在贷款人的法律权利、合同执行和破产成本等方面相对位置进行了总结。指数从0-10——高分数意味着担保法和破产法,对贷款人权利保护也更有效——亚洲经济体的平均分数为5,成熟市场为7,拉丁美洲为3,韩国和马来西亚分数分别为6和8,显示比其他地区拥有更好的产权保护体系。至于合同执行,亚洲执行合同的成本为债务的22%,成熟市场为9%。国家间的差异巨大:韩国5%,马来西亚20%。相似的,亚洲的平均破产成本(17%)比成熟市场和拉丁美洲要高(7%-13%)。韩国的破产成本比区域中的其他国家要小。
2.政府的隐性担保掩盖了弱的独立评级。这增加了银行系统的道德风险问题,减少有效管理风险的动机。一个指标是穆迪银行金融竞争力评级,在未考虑银行接受其股东、工业集团或政府机构资助的情况下,衡量了银行的内在实力。换句话说,该评级提供了银行基于其基础金融力量的独立信贷风险指标。对经济体总风险的评级由各银行评级的加权平均而来。
图1显示了亚洲和其他新兴市场银行系统在1998年到2008年间的评级,两个特征值得一提。第一,亚洲银行总体上相对于拉丁美洲和中欧拥有较低的评级。第二,过去10年一些亚洲经济体评级改进的程度较小。
这些问题在国有银行系统的国家更明显。中国这种道德风险反映在国有银行中政策贷款和社会责任,这可能会造成损失。银行的高管因为所有权问题可能缺少长期经营的责任。
印度也有同样问题。Patel (2004)认为政府对印度银行系统的高度参与形成这样的观点,即银行不会产生系统性风险。这也会导致政府的准财政责任通过直接贷款向银行系统转移。即使在拥有较大私有化银行系统的国家,纠正行动看似集中于复活而非关闭问题银行。
3.亚洲银行系统的高成本特征。近年来许多亚洲经济体的操作成本不仅高而且趋于上升。比如印尼、菲律宾和泰国操作成本是总资产的3%-5%,比更发达经济体要高。相似的,净利率边际保持较高水平,在许多国家快速上升。韩国利率边际值从1995年3.1%增加到2005年的5%,印尼从1.6%增加到2.7%。令人吃惊的是该趋势与银行集中度下降相伴——国内市场中对一些大银行市场力量的一种衡量——这会增加竞争从而减少银行的垄断租金。
考虑到过去10年大规模的重组,这些弱点的原因不完全清楚。亚洲银行成本对收入比率并不特别高。例如,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银行低于60%,一般认为是有效率的。解释之一是并购减少了银行系统中的额外资本,尽管受限的劳动力行为阻碍生产力的进步。第二个原因在于近几年来低利率得以支持银行边际。第三个解释是强劲复苏的信贷需求增强了银行的定价权。
(二)金融中介中银行的角色
至于银行在金融中介中的角色,有两点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混乱中较引人关注——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和以公司为基础的借贷。这两个特点是否改变?
1.以银行为中心的中介系统
与许多较早时的预期相反,亚洲的金融中介始终以银行为中心。尽管在1997年-2007年间时有下降,银行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对GDP比重不仅保持高位,而且近年来持续上升。更重要的是,除了少数国家和地区(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公司债券市场规模始终较小。
近期的经历和研究对较早的假设形成挑战,即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系统会导致资源错配,或会减少金融系统应对冲击的灵活性。首先,实证研究未发现在金融系统结构和效率之间存在系统性关系。相反的是银行和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系统看似依赖于共同的因素:产权的可信度、法律系统、外部竞争程度。
第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显示银行和资本市场中复杂的相互依赖性造成巨大的隐藏风险。发达金融系统中的银行依赖于资本市场以产生利润、风险管理、贷款保险和融资,市场依赖于银行以获得造市服务、证券承销、信贷限额。银行和市场间的这种相互依赖性在资产难以出售或作为抵押物时扩大了冲击程度。对交易对手风险的更大关注导致对市场捕获,不仅损害主要银行的资产流动性,而且损害其融资和证券化战略。在本次危机中,亚洲的私人资本市场(包括证券化产品)的发展停滞了,虽然这种进展的内在优势仍存在。
2.以公司为基础的借贷
过去亚洲银行系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致力于一种金融中介,即将家庭存款贷款给公司、购买政府票据。
亚洲的这一金融中介系统因而存有压力,首先,将风险集中于银行资产,增加了破产的可能性。第二,如Bowers, Gibb和Wong (2003)所述,银行为了培育长期客户关系,对风险和盈利关注不够,公司部门事实上是损害而非增加亚洲银行的价值。Bowers et al (2003)认为,亚洲银行对公司客户信贷定价过低,吸收存款的利率偏高。对11家亚洲银行的分析显示,2002年无一家信贷定价体现了合理的资本回报。
不过,情况在近几年得到极大的改善。调查资料显示,印尼、韩国和马来西亚2000年公司部门的信贷下降到60%,相反,家庭部门得到25%-50%的信贷。中国和印度的趋势相似,中国的个贷份额从2000年的不到4%上升到2005年的10%。
亚洲银行资产中家庭部门信贷的大幅上升有一些重要的含义。首先,高回报的按揭和消费贷款提高了银行的收益。第二,家庭有更大的机会基于未来收入获得贷款,有助于平滑未来消费。可以降低该地区存在的一个重要风险——对贸易冲击的暴露。
事实上,这两个因素在长期中都可能得到加强。家庭部门借贷机会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对外部冲击的弹性,更高的未来收入预期增加了对家庭信贷的需求,提升了银行收益和盈利。根据有关估计,当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时家庭借款能力趋于增加,一些亚洲经济体已超越这个界限。
四、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负债方的问题
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新兴市场银行系统中的一个高度受关注的观点是其难以从动荡的资本流中缓解融资压力。在国际市场的融资困难经常导致银行借贷大幅收缩。另外,短期外汇借贷造成银行资产负债表中严重的现金和流动性错配。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是这种脆弱性的一个体现。情况进展如何?本部分回顾了亚洲银行融资市场的主要变化。并分析了2007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因依赖于短期融资而造成脆弱性的一些教训。
(一)国内融资对国外融资
亚洲银行系统的一个主要结构性特征是其可以接触到大的不断增长的国内储蓄池。表3结合反映了银行系统的贷款与不同融资来源。尽管银行的资产和负债状况并非相互独立,一方的改变可以通过信贷乘数和其他过程影响另一方,表3提供了一项静态分析。银行可以通过以下一个或多个途径为其信贷扩张提供融资支持:存款扩张;从国外的净借入;下调货币当局的储备;减少对政府的净借出;或增加从其他来源的借贷,特别是批发票据市场。
2002年-2007年许多亚洲经济体的国内零售存款增长超过其贷款增长。韩国和印尼是例外,两国零售存款对贷款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银行对外部融资的依赖显著增加,其他大部分国家通过国际市场的净融资或可忽略或是负的。许多国家的银行通过国内资本市场,或从批发存款和票据市场中的其他金融机构处融资以获得贷款资金。
BIS报告银行总的国际借贷在1997年-1998年危机之后大幅下跌后,2002年以后重新上升,2006年初这一升幅较为显著。同时,亚洲银行增加了其在国际银行的存款,因此许多年中其对BIS报告银行的要求权超过其负债。第二,国际银行在亚洲国家的借贷主要是当地货币而非外国货币。最后,银行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中介角色在下降,特别是非银行部门在国际债务市场中的直接借贷增长迅速。
这种新的融资模式的主要启示是使得亚洲银行在应对外部金融冲击时更有弹性。巨大的国内融资基础和外资银行当地货币贷款的增加在减少信贷流入私人部门的波动性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亚洲总的私人信贷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仍快速扩张。
另一个启示是当地货币融资的增加和大额外币资产有助于减少亚洲银行的一个脆弱性——暴露于大的货币错配。注意起作用的是该国总的货币错配——而非仅仅是直接记录于银行簿记中的部分,也包括其客户错配而产生的间接的部分——这对信贷质量以及资产价格有影响。
表4列出了货币错配的一些指标。左边的三栏显示所有债务合同中货币的运用。外币债务中风险暴露部分取决于该国净外国资产头寸(即外国货币资产减外国货币负债):这种变化显示在中间三栏。拥有负头寸的国家在货币贬值时受损。右边三栏显示总的有效货币错配是:1.以外币计价的总负债的比例;2.该国净外币头寸占出口的比例。当其为负,货币贬值对该国净财富影响为负面,反之则反是。表4显示大部分亚洲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货币错配在1995年到2008年间大幅下降。
(二)亚洲在2007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暴露情况
在2007年-2008年危机中表现出来的银行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脆弱性是银行簿记中的结构性成熟期错配。2003年左右,国际银行通过国际批发市场融资显著增加其美元借贷,该贷款流动性相对较差。在一些国家,国际货币融资用于发放国内本地货币的贷款。银行通过使用外国货币或跨货币调期市场管理潜在的成熟期和汇率错配。该战略的成功有赖于银行间市场中美元负债随时的借新还旧。当2008年中期这些市场中流动性突然蒸发,对主要国际银行偿债能力出现深度不确定,批发融资和掉期市场遭受严重损害。
亚洲银行的脆弱性因其对短期融资暴露的不同而异。2008年中期前对亚洲的总的国际银行借贷快速上升,短期构成部分在中国、韩国、印尼和印度特别高。压力的另一点是在一些国家——特别是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由外资银行发放的国际银行贷款(国际加上当地货币债权)占据了对非银行部门信贷的一大部分。需求(主要是国际贸易的大幅下降)和供给(外资银行状况恶化以及融资市场受损)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外资银行对亚洲暴露大幅下降。
(三)新兴市场脆弱性的动因
2008年9月,国际银行间市场和短期市场主要货币承受重压,伴随着普遍的“安全投资转移”,对新兴市场造成重大压力,之前主要金融中心的困扰尚未对这些市场有多大影响。对交易对手风险担忧加大、流动性窖藏、国内资产持有人致力于购买外国货币,加上外汇市场上干预的效果,在不同程度上对当地货币市场形成严重的流动性压力。
一些国家的压力因货币大幅贬值而加重,因为借款者为偿还美元到期债务不得不抛售本币。外汇暴露杠杆的突然展开形成了额外的贬值压力,加大了金融紧张度(部分是因为美元借款的本币值增加了)。因为汇率暴露联结的外汇衍生品不透明(不透明是为了出售),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都没能较好地理解这些暴露。
总的来看,亚洲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负债方的变化减少了一些“旧”的脆弱性,但增加了新的风险。脆弱性减少的关键是其可以进入大的零售存款。如上所述,特别有利的宏观经济条件增加了边际储蓄倾向,导致银行存款大幅增长。另外,因为净的外汇借贷下降,外国银行对非银行部门的贷款以本币计价比例增加,银行的货币错配下降。主要的例外是韩国,对批发融资市场更大的依赖,短期外币借贷和归避外汇风险的复杂衍生产品增大了韩国银行系统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脆弱性。
五、对银行信贷的面板分析
本部分用面板模型简要测试以上讨论的重要变化对银行信贷的相对影响。模型的因变量是银行对私人部门实际贷款变化的百分比,模型检测资产负债表变量在银行信贷中扮演的特殊角色:特别是银行融资条件对其借贷能力的影响程度。考虑的变量是:1.存款;2.其他融资来源,特别是批发市场和票据市场;3.抵御风险的资本的可得性。该框架提供了测试银行贷款受存款或资本约束程度的方法。等式中的所有融资来源考虑时滞因素,因而当前的借贷决策取决于前期的存款水平。
模型包括四个控制变量:1.产出缺口和前一年人均收入代表需求因素。2.实际私人借贷利率衡量信贷成本。3.贸易条件的变化衡量外部风险。4.对政府净贷款的变化衡量对私人部门的潜在挤出。模型使用2000年-2007年数据。
检测结果显示,银行的资产质量对亚洲的信贷增长有重大影响。不良贷款比率1个百分点的下降造成银行对私人部门贷款0.6个百分点的增长。存款1个百分点的增长导致下一年私人部门银行贷款0.4个百分点的增长。短期借贷弹性在0.4左右,该结果意味着除非流动性受限制,银行不会仅仅因为存款增长而增加贷款。弹性为1表明银行未能正确评估信贷风险,相对低的弹性说明存款的增加未必自动增加贷款。事实上,银行存款比贷款增长更快给银行提供了重要的流动性缓冲。银行的非存款融资来源对银行贷款增长没有影响。另一个发现是贷款利率增长1个百分点信贷增长仅减少0.6个-0.7个百分点。如所预期,操作成本对银行信贷有负面影响,尽管其系数在统计上不重要。有些意外的是,需求变量并非是贷款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
六、结论与启示
过去十年见证了亚洲银行系统巨大的变革。资产负债表更强劲,货币错配减少,这些意味着银行能够比以前更能承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借贷功能的更加多样化使得银行盈利更强、更有弹性。亚洲银行因而可以较好地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
问题是银行管理风险的能力有多好。本文研究显示,亚洲银行资本充足性良好,比以前管理更完善。但韩国在本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显示,有些银行忽视了主要的风险:公司和家庭正在采取风险更大的融资战略。另外,许多国家对家庭信贷风险的管理存在严重缺陷(如缺少历史信贷风险的数据)。
不管如何,亚洲银行更为强健的平衡表不仅归因于微观经济改革,而且归因于宏观经济环境的有利组合。国内储蓄急剧上升,近期大规模的干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融资条件非常宽松。另外,银行积累了大量政府票据。这些条件将如何改变,将对银行有何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一个启示是亚洲银行对市场风险的暴露在近年快速上升:票据价格的下降会损害银行,降低货币升值的努力可能扭曲非银行部门的外币借贷选择。
未来信贷风险可能上升,直到2008年中期危机爆发,由出口带动的工业快速发展对银行信贷形成巨大需求。在出口繁荣时,这种贷款很容易得到。但未来需要增加国内消费,实际汇率可能升值,将使出口活动的利润降低。哪种新的以国内需求为导向的活动将变得持续有利可图尚不确定。未来生产结构再定位的规模和时间——从贸易到非贸易——未知。这可能会增加银行的信贷风险,尤其是发展最快的国家。
未来的问题在于当前强劲的流动性状态对亚洲银行系统中的市场风险和信贷风险的积累有多大影响。历史上银行的困境或危机经常在良好的宏观经济或流动性状态出现逆转后发生。本文建议,尽管取得了大量进展,银行系统的改革仍未完成,监管当局仍不能松懈。
作者简介:
M·S·莫汉惕(M S Mohanty)、菲利普·特勒(Philip Turner)国际清算银行货币经济部
(胡妍斌译王辰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