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有很多常见的行为表现会令我们感到不适：比如当我们看到有人在公园里攀折花木，或者发现宠物在公共场所随地便溺，再如遇见老弱病残乘坐已经满员的公交车而无人让座。
　　一些人在公共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会令我们感到厌恶甚至气愤，这并非我们为人太过挑剔苛责，而是作为受过教育的文明人应该具有的正常态度，是一种在良知作用下的合理情绪反映。意即对此类现象，我们本应会表现出鄙夷和挑剔。
　　对于诸如此类的社会不良现象或行为，人们往往拥有相似的情绪体验，但是行为表现却大相径庭，比如有的人选择木然无视，有的人会选择蹙眉沉默，还有人会义正词严地进行规劝制止——过后，往往会和身边的同事朋友聊一聊，表达自己的愤懑与感慨，或者只字不提。崔久霞老师选择了其中的一种：当时沉默，过后感慨。
　　教师，首先是一个普通人，对所遭遇的社会不良现象或行为会产生上面情绪反映和行为抉择，但作为特定角色的教育工作者，我们或许还可以思考更多。
　　人们的“良知”或者“公德”意识从何而来，虽然有古代圣哲归之为人的“天性”，但更是后天的教育使然。在当代，学校教育承担了使人们获得这种公德意识的大部分任务。尤其是教师，作为职业要求，对学生的道德教育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社会角色。
　　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道德教育不仅限于学校范围，也外延到社会生活当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也不仅限于学校范围，也外延到社会生活当中。
　　因此，我对崔老师的疑问是：她在自己的遭遇过程中，是否意识到作为教育者的角色职能了呢？我们可以尝试用假设来思考：
　　假设之一，如果脚扭伤的是另外一个同事，崔老师作为同伴，和他一起上车后，发现没有一个孩子让座，崔老师会怎么做呢？是无视、沉默，还是会对学生们说点什么呢？她是否会为了受伤的同事能安全乘车，而对学生们提出一些请求呢？作为一个施助者，我想崔老师会为受伤的同事说一些话，做一些事的。但毕竟受伤的是崔老师，她自身作为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是否可以为了自己而向学生表达一个请求呢？如果她表达了，那么，假设之二，崔老师因为身体不便而对那些挤身而坐的、低头不语的、偷瞥伤者或扭头面向窗外的学生们发出一个请求，学生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会不会至少有一个学生起身让座呢？我们宁愿相信这种可能的存在吧？更进一步，我们会更相信面对伤者的请求，会有更多的学生陆续起身让座。事实上，即便崔老师没说，但她因急刹车而尴尬地倾身而倒时，有一个小女生让座了。有鉴于此，
　　假设之三，当有人起身让座之后，崔老师可否抓住这个时机当即对这个女生表示感谢呢？是否可以及时地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呢？当其他学生分享到教师的感谢与感激时，是否会心有触动呢？教师捕捉到这种心灵触动后，可否鼓励学生也有类似的行为表现呢？如果崔老师适时说点什么，车上的尴尬气氛与学生的行为举止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以上三个假设，我都没有从崔老师提供的文字中看到。对于此种遭遇，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社会不良现象，或者一个缺乏社会公德的教育问题。但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应有一种敏感：这个现象或者问题，其实是可以当作一个教育机会去表达出来、展示给学生的。
　　此种遭遇对常人而言，他们判断是社会不良现象，是公德问题无可厚非，对教师而言，其实它有变成教育机会的可能。沉默不语，让问题始终成为问题，而没有变成教育机会。所以崔老师感慨不已，随后依旧将这个“问题”与同事交流，“只有一个小女孩肯主动让座”让同事们感到很生气，并与崔老师一起继续感慨。
　　假设之四，崔老师如果将小女孩的表现与同事交流，并对该生的班主任传递感激之情，甚至将此情通过某种途径表达给她的家人以及更多的人，会怎样呢？这是一种必须吗？还是不必那么做呢？是否会有一些同事协同崔老师将这个亮点放大、触动更多人的心灵呢？在崔老师的遭遇中，她的感受有郁闷，也应该有感激，这二者都是可以当作感慨而去向他人抒发的吧？选择哪种感受去抒发呢？让同事或更多的人去分享哪种感慨更有意义？
　　崔老师在反思中，也谈到了文明礼仪教育，认为“孩子们都非常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而却极少有行动的勇气。”学生们的勇气可以被激发吗？激发勇气的教育环境在哪里？课堂、学校、崔老师与学生们尴尬相遇的校车上……是否有激发学生表达文明礼仪的勇气机会呢？
　　洛克说：美德是精神上的一种宝藏，但是使他们生出光彩的则是良好的礼仪。通过崔老师的遭遇，我并不认为校车上的学生心中缺乏美德，也不认为他们在行为上缺乏表现良好文明礼仪的动机——毕竟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学生“非常明白”这些了，他们或许缺乏表现的勇气，然而给他们这种勇气的，可以是谁呢？可以是崔老师吗？如果我们可以将一个教育问题看做一个教育机会的话，崔老师应该可以反思一下以上诸多疑问的。
　　问题即机会，生活即教育，校车即课堂。你我是常人，也是具有教育敏感性的教师，如何抉择？与您共勉。
　　（北京大兴教师进修学校德育研究室 韩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