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穿大红袄,头戴一枝花,胭脂和香粉她的脸上擦。”这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民歌《回娘家》中的歌词,古今中外,女性们都爱花,花几乎都成了她们的代名词,她们买花,养花,戴花——对于古代的女性们来说,花是她们最为重要的饰品。
　　在我国的古代,尤其是唐宋时期,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时尚:那便是男人比女人更爱戴花,这个现象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确实可以算作一个“非主流”的现象。大家如果看过《水浒》,随便翻上一翻,就能翻出很多梁山好汉头戴鲜花的例子,首推一个标志性人物,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中个个都有一个威猛的外号,但其中只有一个好汉的外号最特殊,那便是“一枝花”蔡庆,《水浒》里是这么描写的“生來爱戴一枝花,河北人顺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庆”,他是一个大名府监狱里的刽子手,这是一份多么血腥的职业啊!要从事这么高难度的工作,可想而知,蔡庆的长相就绝对不是一个眉清目秀的美男子,我们可以自己想象一下:午门外,刑场上,一个肥壮的大汉,扛着一把鬼头大刀,目露凶光,可他的头上,居然还插着一朵娇艳欲滴的鲜花……这大概便是我们现在美学理论中所讲的“暴力美学”了吧?
　　《水浒》中除了蔡庆外,还四处可以看到男人们头戴鲜花的描写,比如第十四回,阮家三雄中的老二阮小五出场时的对他外貌的描写“斜戴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我们都知道石榴花的花语是“成熟的美丽”,那么这个阮小五估计是非常成熟的男人了。另外还有第四十四回杨雄出场亮相时,他的“鬓边插翠芙蓉”。芙蓉花的花语是早熟,那么杨雄同学则估计是个早懂事的好孩子了。
　　虽然说艺术源于生活,《水浒》也是我国古代名著,但它毕竟只是小说,也有夸张之辞。作为直接的证据还嫌不够。我们可以看一看史料上的举证,《东京梦华录》里记载了风流天子宋徽宗,他每次出宫游玩都会“御裹小帽,簪花乘马”,意思是说每次宋徽宗出门的装扮都是戴着一顶黄色的帽子,帽子旁边戴朵花,骑着马儿游玩。皇帝不但自己爱戴花,而且也喜欢赐人花朵,比如宋真宗就喜欢赏花给自己喜爱的文臣,有次宫里便有人看见宋真宗与一个叫陈尧佐的大臣头上都戴着一朵牡丹花行走。
　　一般官员臣子之间的聚会,也有以戴花助兴的习惯。据《舆地纪胜》说,大臣韩琦出任扬州知府时,州衙花园开了四朵数十年一见的奇特芍药花。韩琦即命设宴园中,请大臣王珪、王安石来参加宴会,三人都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便一人头戴了一朵芍药花,可剩下的一朵给谁戴呢?这时正好一个大名士陈升之经过扬州,第四朵名花终于有主。四个风云人物,尤其是我们熟悉的大诗人、大改革家王安石都头戴芍药花入席喝酒聊诗了。后来的岁月中,他们四人都官至宰相。这便造就了一朵“四相簪花”的风流佳话。
　　宋朝最负盛名的大文学家苏东坡也爱戴花,老年时也不改这个习惯,有年立春,东坡便连忙采了一朵大红花戴在鬓角边,他的侄子看见了满头银发的东坡仍戴了一朵鲜艳的花儿,便调笑着说:“伯伯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带花呀?”东坡听了,也哈哈大笑地说:“我可是人老心不老哦。”
　　宋代官场的这种流行风一传到民间,不论性别年龄,不论贵贱贫富,甚至不论平日节庆,老百姓们都很快戴花成习惯了。与苏东坡同时代的有一个隐士,他每次出现在城市中,总会戴上三朵鲜花,老百姓们最喜欢围着他起哄,叫他为“三朵花”。这个三朵花在宋朝名气很大,到了南宋,有一个专门杀人越货的江湖大盗就盗用了这个隐士的名号,也称自己为“三朵花”。三朵花之后,很多大盗都学起了样子,有叫四朵花的,有叫七朵花的,最多的叫九朵花。总之,听上去,南宋的窃贼们仿佛都成了风雅之士,这类人士都要戴花,那么民间男人们戴花的盛况就可想而知了。随之带动起来的便是卖花行业。这个行业在宋朝那是非常之火爆的,每年除两宋都城外,洛阳、成都、苏州、扬州等大城市,都有定期的花市。戴鲜花固然是时尚,但一来鲜花毕竟会枯萎,有时间的限制,二来鲜花的价格也挺贵,枯萎了便要再买,大多数人家是消费不起的。因而仿制花就开始在宋朝大大地走俏起来,制花业也应运而生。其火爆程度也不亚于真花市场。
　　男人爱戴花,在元朝时,仍是非常流行,到了明朝之后就很少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代的男子们早已没有了这种习俗,只是不知道他们在看到女性朋友们戴花买花时,会不会想到自己的那些祖先们曾在一段时间里,是比女性们更爱花儿的?
　　编辑/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