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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围绕刘锦棠治理新疆的经济措施而展开，阐述了他为新疆经济恢复与发展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与贡献。笔者主要从粮饷、贸易、开源节流等方面展开论述，同时，对刘锦棠治理新疆所表现出的隐忧与无奈进行解读和反思。
关键词：新疆；刘锦棠；经济措施；粮饷；贸易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2-048-05
一、引言
刘锦棠(1844—1894)，字毅斋，湖南湘乡人。父亲刘厚荣、叔父刘松山都是湘军中的军官。其父刘厚荣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而丧生。成年后，刘锦棠投入叔父所在的湘军，参与了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期间，得到了左宗棠的赏识，并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录其功，请准道员即选，并加按察使衔。”①后来刘锦棠又在其叔父刘松山协助左宗棠西征的过程中立下大功，“汇前后功议奖，加刘锦棠布政使衔”②。同治九年（1870），刘松山在战役中中炮身亡。刘锦棠怀着巨大的悲愤“连败金积堡胡家堡贼”，之后，清廷根据陕甘总督左宗棠的推荐，命刘锦棠继承统领他叔父留下的“老湘军”，并“着赏三品卿衔”③，这一年他才26岁。同治十三年（1874），先是“补甘凉道，旋调西宁道”④，左宗棠赞其“忠勇罕俦，机神敏速，有谋能断，履险如夷，实一时杰出之才”⑤。收复新疆之战结束后，刘锦棠一直总理新疆的军政事务，并成为第一任甘肃新疆巡抚。⑥刘锦棠不仅为促成新疆建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新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鞠躬尽瘁，在晚清新疆的历史风云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关于刘锦棠在新疆采取的经济政策，前人也有一些研究。刘锦棠在左宗棠治理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发展新疆经济，如改订屯田章程、改革赋税、整商置税、改革币制、植桑养蚕、安置赈济流民、修治河渠驿道等。这些在《刘锦棠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的重大措施》⑦《刘锦棠与新疆》⑧《刘锦棠在新疆》⑨等一些学术文章中都有论述，其中，《刘锦棠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的重大措施》一文内容比较全面，但对一些比较重要的措施如粮食问题，裁勇减饷以及筹借洋款等问题没有涉及或表述不详。并且前人的论述中多是赞誉刘锦棠的作为，却少有从其政策中发掘出刘锦棠作为甘肃新疆巡抚的无奈。
的确，身处那样一个时代背景和那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刘锦棠作为第一任甘肃新疆巡抚所肩负的重担可想而知。要在大战后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在这个相对贫瘠荒芜的边疆，实现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对长期戎马生涯的刘襄勤公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在征战时期，刘锦棠作为收复新疆及善后事宜的具体执行者，为了解决官兵吃粮问题，也曾采取过一些有效的措施，这些可算是他后面所采取经济措施的初步尝试。
既然本文提到收复新疆后这样一个时间段，那么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简述一下那个时期当地的状况。刘锦棠率部收复新疆时, 整个天山南北“土地荒芜”，“举目荒凉”，城市变为废墟，人烟稀少，老百姓被迫流离失所，主要的道路桥梁也遭到了极大的损坏，到处是一派破败萧条的景象。这与诸多战争的最终结果几乎无异。但是，新疆作为国家的边疆，作为政治的屏障，其经济的恢复发展似乎显得更急迫，同时，新疆的自然条件、劳动力状况和复杂的民族分布又使其发展举步维艰。刘锦棠深深地感受到到身上的千钧重担。“新疆地处极西，幅员辽阔，朔南路别种族既属蕃多，中外界连，藩篱尤为紧要。”“臣梼昧，深惧弗胜，惟有勉竭驽骀，益加勤恪”。⑩种种考验都摆在了刘锦棠面前，他承载着这样的历史使命实实开辟了一条路，惠及了很多人，影响了久远的时代。只是这份艰辛背后，刘锦棠的身上也的确有着那个时代为国为民的士大夫们共同的无奈，无论是面对朝廷，面对百姓，还是面对外国，似乎都隐隐显现。
光绪六年（1880）正月二十一日，清廷下旨“令刘锦棠帮办新疆军务”B11。这可以说是刘锦棠正式主持新疆军政事务的开端。之后，当年八月，左宗棠奉召进京，刘锦棠又以署理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新疆军务。建省之后，他又担任第一任甘肃新疆巡抚，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离开新疆，在前后约十四年的岁月里，刘锦棠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新疆经济的恢复与建设，也确如他自己所说：“勉竭驽骀，益加勤恪”，在整个民族都处在艰难挣扎的时代里，努力地实践着他为国为民的誓言。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时期，便实行过一些有利的经济措施，如广兴屯垦、清丈田亩、厘正赋税、更定货币等。B12刘锦棠在左宗棠采取措施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
从刘锦棠的奏稿中不难看出，为了解决粮食、军饷、贸易等经济问题，刘锦棠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他也深深感受到了其中的“艰苦忧患”。B13
下面笔者将以刘锦棠治理新疆的经济措施为主线，讲述晚清风云变幻中刘襄勤公的雄韬伟略，同时一探那份鞠躬尽瘁背后的无奈和隐忧。
二、粮食问题
“伏惟新疆久罹兵灾，民鲜孑遗，耕种失业，而北路为尤甚。从前大兵出关，先由北路进取值各该处粮价昂贵，每石需银至七八两不等，甚且无从采办官车粮料。概由关内甘州肃州暨包头归化等处转运接济劳费无算，迨至三年冬克复南路各城，前敌各营则均就地采粮价值与关内相等，小麦百斤值银不过六七钱，包谷高梁白金值银不过五六钱，而北路向多沃壤，经地方官召集难民，广为屯种，收成亦丰，粮价亦渐次平减，刻下粮料充积，颇有谷贱伤农之患。惟哈密一处缠回垦地不多，营中应用粮料仍须由他处转运，合之运脚，较为昂贵耳。”B14
自古“民以食为天”，历史上因粮食引发的贫民暴动比比皆是，粮食问题关乎政治统治的根基。“在广大的中国，粮食问题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地方官被要求与此相适应，‘因地制宜’地解决问题。”B15当然，对地方官们来说，这个“因地制宜”并非自治主义，它的根基在于“只要随时随事以义理来权衡，就自然而然能和谐的解决”B16。
这是个复杂的过程，在解决粮食问题的过程中，刘锦棠需要衡量各方利益，需要避开地方性利己主义的嫌疑，需要保障国家的利益，还需要维持百姓的生计， 控制贫富差距。这些问题似乎是很多官员面临的问题，但是摆在刘锦棠面前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战乱未平、百姓疾苦……都是刘锦棠忧虑所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锦棠采取了多种措施。
作为朝廷官员，面对新疆恶劣的自然状况以及多发的自然灾害，他真实上报当地情况，积极向朝廷争取酌情减免征粮数目。
光绪十一年（1885），新疆奇台县受灾，“查本年春夏以来新疆北路雨泽稀少，奇台一县自播种之后，夏秋二麦多未发生，即闲茁萌芽，亦半多黄萎。嗣得微雨，二次润土未深，禾苗旋复枯槁……户民种地五万九百七十八亩二分二厘，所种禾苗全无收获……日食维艰，待哺嗷嗷，情殊可悯，核计前项被灾地亩，本年应征京斗额粮二千四十二石二斗二升六合五勺，委属无力完缴，拟垦概于豁免。其十年分各该户欠完额粮及本年借领籽种，请一并缓至来年秋收后分别带征，以纾民困。”B17
作为地方官员，他积极修建农业基础设施、改革屯田制度，保障粮食生产。左宗棠在新疆的时候，就很注重水利设施的建设。刘锦棠继承了左宗棠的经济思想，“臣自光绪三年率师克复新疆南路各城，治军之暇，兼筹善后事宜，目击地方凋敝情状，知最为切要之务，莫急于兴水利以除民患……”B19他在任期间积极兴修河渠工程。刘锦棠兴修了叶尔羌所属河渠工程，使“喀什噶尔乌兰乌苏河之水，不独喀城之民资其利以耕作，即玛喇尔巴什地亩亦赖以灌溉……”B18刘锦棠还对新疆的坎儿井进行了修复，保障生产生活水源的供给。
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农业生产的保障，劳动者则是生产的主体，针对新疆战后的凋敝萧条的状况，刘锦棠“招徕流亡散发牛籽农具，难民渐次复业”B20。同时，“纠集民夫民匠，带赴工次，归督修之员调遣。所有夫役皆系被灾穷民，仿以工代赈之法，每日给发食量……”。B21“招徕流亡”、“以工代赈”这些措施可谓一举多得，既为粮食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又减少了流民，维护了社会稳定，使百姓逐步恢复正常的农业生产生活。
“新疆地方幅员辽阔，隔壁之外不乏膏腴，兵灾以来，鞠为茂草，继经平定，招集流亡。加意抚绥兴修屯垦。南路缠民繁庶，荒地尚属无多。北路镇迪各属，已垦熟地不过十之二三……新招各户率皆贫乏，非由公中酌借成本不足以广招徕……”B22
针对流民参与新疆生产没有农资农具的现状，同时也为了吸收更多的流民难民加入农业生产的行列，进一步扩大开垦区域，刘锦棠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制定了新的屯田章程：
“拟章程，每户给地六十亩，由公中借给籽粮三石，制办农具银六两，修葺房屋银八两，耕牛两头，合价银二十四两，或父子共作，或兄弟同居，或雇伙结伴均按以二人为一户，并月给盐菜一两八钱，口粮九十斛。自春耕起按八个月计算，通计每户银粮牵算共需借给成本银七十三两一钱，定限初年还半，次年全缴，设遇歉收查明酌展缴本之后，按亩升科，启征额粮。自第三年征半始征半，次年全征仍仿营田之制……以期户口日增，荒芜日僻，额赋日加，渐臻富庶……”B23
这一政策措施不仅吸引了大量流民难民安定下来进行农业生产，并且吸引了内地劳动力来到新疆从事农业生产、土地开垦，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长。
三、军饷问题
军饷问题，对于新疆来说，无疑是个重大的问题，它关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个方面。笔者认为如果说粮食问题是新疆发展的关键问题，那么军饷问题则是关乎新疆稳定大局根基的问题。新疆作为国家边塞，其政治军事意义更为突出，要保障边疆的安定必须依恃强大的军队。军饷对于新疆来说具有其特殊状况，“新疆边远苦瘠甲于天下，军饷一切都需纯恃协饷接济”。B24
但是，“新疆僻在极边，土地硗瘠，自祖宗朝平定准回两部以来，关外用款，向赖内地协济，咸丰同治年间，粤捻苗回各匪相继叛乱，各省自救不暇，朝廷亦不能不急顾腹地，于是新疆变起，饷断援绝……”。B25面对前车之鉴，左宗棠时期就曾积极采取措施，“于各城勘定后议行田赋水利厘税诸政”B26这样一来，就可以在其它省份协饷不能按时供给时，能够进行自救，勉强维持基本生计。
刘锦棠行伍出身，深知保障军饷供应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务使支放不至拮据，兵政可收实效”B27，最终才能保障边疆的安宁、维护政治的稳定。然而，新疆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频年以来，各省关协解西征军饷，实已不遗余力，甚至迭次筹借洋款，销耗息银，国家经费有常，似此年复一年，断非经久之道……”B28。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锦棠首先实施了裁撤营勇、减少开支的措施，他曾在光绪七年（1881）函商乌鲁木齐提督金运昌将其卓胜军酌量裁并，并于第二年决定“现拟先裁步勇四营，马勇两营，并分行湘楚各军将领，视其防务稍松，兵力略厚者，先撤马队四营，步队两营”B29。裁撤营勇，从长远来说，减少了军饷支出，也使人员更加精炼，行动更加有效。但是就这一过程本身来说，还是遇到了多番艰难，首先是经费的问题，“每撤一营需银四万两有奇”B30，并且裁减愈多，“出款愈繁，难资周转，且撤者应清甚巨”B31。同时，由于“目下饷事，日行支绌”，“营勇迟裁一日则饷粮多耗一日”。B32面对这样两难的境地，刘锦棠会同谭钟麟等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
一方面，针对伊犁已经收回，防务渐松的现状，刘锦棠上奏朝廷建议将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时拨给金顺开展防务的驻精河卓胜军马步二千人调回，以缓解裁撤营勇以及军饷供给的压力。B33
另一方面，刘锦棠提出改行饷为坐粮的措施，“若于关外现裁英勇中选其精壮耐劳不愿回籍者仿往代屯，由之法编成额兵，乌鲁木齐提标兵额。应饬由金运昌就所裁卓胜军认真挑选，俾复步兵旧额之半，并改行饷为坐粮，以省馈运，一转移间，而营武亦实边患可消，假勇得所于新疆大局实有裨益。”B34这一措施，既可以减轻大量裁撤营勇的费用压力，同时可以促进新疆的农业发展，还可以尽量减少被遣散营勇逗留关外沿途滋事的顾虑，可谓又是一举多得。
四、贸易问题
收复新疆后，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B35，条约第十二条规定：
“俄国人民准在中国蒙古地方贸易，照旧不纳税，其蒙古各处及各盟设官与未设官之处，均准贸易，亦照旧不纳税。并准俄民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及关外之天山南北两路各城贸易，暂不纳税。俟将来商务兴旺，由两国议定税则，即将免税之例废弃。以上所载中国各处准俄民出入贩运各国货物，其买卖货物或用现钱，或以货相易俱可，并准俄民以各种货物抵帐。”
面对不平等的条约，作为清廷任命的官员，他必须接受现实。面对失而复得的新疆，他又需要尽一个地方官的责任。《伊犁条约》无疑不利于新疆地方商业流通的恢复与发展，他为了能够改变这一状况，积极地力所能及的采取措施保障华商的利益。
光绪八年（1882）九月，刘锦棠将自己的忧虑上报清廷，并得到了准许。
新疆地方设卡征厘借资车食，现在俄民运货往来，暂不纳税，而各部落人及内地华商，仍令照章完纳，未免苦乐不均，且恐弊端丛生，于厘金亦有名无实，至沿边民众，尤宜广其谋生之路，以示招徕，所有进出卡伦货物往来新疆各城贸易者，着概行暂免厘税。B36
通过减免华商税额，一方面可以减小俄商与华商在经营成本上的差距，使华商更有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关内外的华商到新疆进行贸易，促进新疆贸易的恢复与发展。但是，厘税的减少也在一定程度上了影响了新疆的财政收入，但从保障华商利益、促进贸易发展的角度来说，亦是影响深远。
光绪八年，针对《伊犁条约》中模棱两可的商税条约，刘锦棠上书《俄商往来新疆贸易不得行销中国土货折》B37，他认为“大凡商务所关，固应早为议定，各自通饬谕知。俾两国皆有遵守，一经开办，庶几免触禁令，弭衅端即以固和好，是亦重邦交之道也。”
面对俄商行销中国土货这一问题，在朝廷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刘锦棠以华商利益为先，以国家利益为重，“臣维新疆各城，久邑设局抽收税厘，商货出入，必须查验，始准销售，今俄商运货进卡，如至新疆有税厘局地方，自应呈请查验，于货单货包上盖用查过戳记，方可行销。如未销完运赴别处，亦应将销过货物，开注单内程局查明，盖戳放行，续至有税厘局之处，均应照此办理……详考旧章有由海口办运中国土货复运内地销售之说，而无自俄贩运中国土货由陆路复进口内销卖明文。凡新约所未改者，皆可仍旧照行……”B38
刘锦棠认为俄商行销中国土货一事必须认真对待，并且“此事与华商大有关碍，所以然者，华商完厘次数多而成本重，俄商完厘次数少而成本轻，故未可任其运销，恐防华商生计耳”B39。
刘锦棠作为爱国将领参与了收复新疆的战争，他深知保障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他是朝廷官员，拿国家俸禄，所以即使对中俄两国签订的条约有所不满，却也只能接受；他身上又承担着恢复发展新疆经济的重任，这个角色让他必须时时处处考虑地方的利益。正如日本学者岸本美绪所分析的，既要因地制宜，又要避免利己主义。B40在一个国家利益与百姓利益不甚一致的时代里，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官员，或许，这些矛盾与无奈确属难免。
五、开源节流
光绪十一年（1885），朝廷令刘锦棠执行开源节流二十四条，刘锦棠考虑到新疆的具体状况B41，将二十四条逐条分析复陈，针对当地的实际状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在回复朝廷的奏折中陈述二十四条中“有亟应照办者，有限于地势实难举行者，有可收效于将来而不能期之旦夕者”。B42但是，笔者在其回复中发现，实际上，开源节流二十四条中真正对新疆有所益处的只有“严提交代征存未解银两，并严定交代限期”B43，其它各条基本都被刘锦棠以新疆当地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加以否定。
面对几乎对新疆无所改善的开源节流二十四条，刘锦棠根据自己多年在新疆的治理经验，向朝廷提出了新疆开源节流的五条建议B44：1、防军有营房者不准再领帐篷折价；2、确估各项军饷，按年指拨一次；3、停止不急工程；4.各项欠发勒限清理，各项预支分别核办；5、另定各省起运存留。B45
其实，从刘锦棠的建议里也可以看出，对于新疆来说，节流比开源更具现实意义和效率。面对急待解决的经费问题，“开源”的措施如征税，这样可能会增加财政收入，但是当时新疆商业贸易不发达，百姓生活疾苦，若是征收大量赋税，可能适得其反。从因地制宜的角度来说，刘锦棠的建议更加有效和方便实行，并且能够在短期内缓解饷粮不足的现状。当然，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发展工农业，改善百姓生活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关键。
此外，刘锦棠亦采取其它措施开源节流，如在他治理新疆的过程中，由于协饷不能按时拨解等原因，需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外借洋款是当时新疆财政来源之一，“朝廷复准息借洋款，以济缓急用能迅赴戎机”。 虽是权宜之计，却也是开源之法。
六、刘锦棠之隐忧与无奈
刘锦棠竭尽全力在这片千疮百孔的土地上努力耕耘，新疆地处边疆又刚刚经历战火，军饷不足，百姓生活疾苦，同时，光绪时期国家局势不稳，晚清政权已经走向没落。无论是面对治理新疆的重担，还是面对内心忧国忧民的情怀，刘锦棠都时时流露出无奈和忧虑。笔者在前文中提过，新疆粮饷来源几乎都依赖外省协饷，所以极受牵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锦棠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自光绪四年（1878）至光绪十五年（1889）在其上报朝廷的奏稿中，半数之上的折子，都是关于粮饷的，并且都言辞恳切，充满急切忧虑之情。
在朝廷任命刘锦棠治理新疆之初，他就深感惶恐，认为自己才能不足。从光绪六年（1880）清廷下旨令刘锦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新疆军务开始，刘锦棠就有所推辞，“廿载驰驱习惯劳苦于战守之道，尚能粗窥崖略。每自揣绵薄，身领偏师，为国敌忾。但令饷需接济，遇事勤慎，或可幸免偾事，至于督师重任地方吏事，自顾不学无术，识闻才粗，实难胜任”B46。这是当年十月十五日的奏稿，一个月后的二十七日，刘锦棠再次上奏，“奏恳天恩，收还成命，另简贤能接替以重边疆而免贻误”。新疆建省后，随着建置基本平定，刘锦棠“即引疾且以祖母老病陈请终养，章累上，均温旨慰留，垒赏人参调治”B47。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朝廷才予假回籍。
刘锦棠执政新疆期间深感责任重大，担心无法胜任，内心充满了不安与惶恐，“关外严疆重寄，实非臣之庸陋所能济事”B48。最终，在朝廷的一再挽留下，他还是兢兢业业、尽忠职守，发挥自己的全部才智。但是，面对新疆种种棘手的问题，他还是充满隐忧，担心因为自己的决策失误而影响大局。他深知官员的责任心对于新疆发展的重要性，“臣自出关办贼师行所至，每呼遗民老兵，咨询往事，知从前新疆之乱，固由在事诸臣，类多奉职无状，驯致诸事废弛，人心离异，酿成全疆失陷之祸”B49。
刘锦棠内心的无奈中既有对自己不能胜任治理新疆重任的隐忧，亦有国家在与列强交涉中的妥协退让等诸因素。光绪十年（1884）八月至九月，身处西北边疆的刘锦棠得知法国侵略军占领越南袭击谅山，威胁广西、云南的消息，多次上书请求“率师东下，与之决战”B50，并且分析了敌我实力，认为战争胜利“确有把握”B51，但都被朝廷拒绝。中法战争也最后以清朝的不败而败告终。此外，在中俄贸易的过程中，刘锦棠也在努力减小不平等条约对华商利益的侵害。他始终以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筚路蓝缕，为新疆的发展奠定了根基。
七、结语
刘锦棠由营武出身，而后肩负起治理新疆的重担，为了新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了解决粮饷、贸易等等问题，不断周旋于各种利益关系之间，努力想维持一种平衡。但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其艰难性可想而知，光绪朝政治风云多变，国家政权在列强和地方动乱的冲击下显得岌岌可危，世界经济的变化开始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中显露出来，种种不平等条约也严重影响着晚清经济的向上发展，俄商在新疆贸易活动的免税问题便是表现之一。
同时，刘锦棠面临着一种新的趋势，“以19世纪后期为界限，中国经济政策的当然课题，是使从维护社会安宁的静态目标，向追求富强和经济发展的动态目标转变。更确切地说，中国迫不得已地被卷入到没有后者就不可能实现前者的状况中。”B52闭关许久的中国，在西方的船坚炮利面前更加意识到经济强盛的重要意义。但是，作为西北边境的新疆，由于地理、历史等因素，显得闭塞而与新的趋势格格不入。刘锦棠无法越过新疆的基本困境而去寻求经济的发展，对他来说，保障新疆的安宁与人民的基本生计是他需要完成的首要目标。他需要不断地让朝廷的决策者们认识到新疆的贫瘠、百姓的疾苦，让决策者们在面对新疆的困境时，更加清楚新疆与内地经济的巨大差异。
刘锦棠在恢复发展新疆经济的过程中坚持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艰难中努力前行，虽然常常理想与现实无法统一，虽然他也时常觉得自己无法胜任，也因为满汉官员的权力斗争而牵扯精力，但他在行动上却为解决百姓疾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曾评价刘锦棠“齐名曾左无前绩，开府姑师第一人”，可谓实至名归。
注释：
①②③④⑤B47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二）[M].台湾：明文书局印行，1985：1414；1414；1415；1416；1416；1419.
⑥“授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仍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宜。”《清德宗实录》卷195，光绪十年十月癸酉条。
⑦管守新.刘锦棠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的重大措施[J].西域研究，1995，（4）：62-66.
⑧章玉良.刘锦棠与新疆[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6）：52-55.
⑨倪立保.刘锦棠在新疆[J].天山学刊，1997，（1）：55-58.
⑩B46《刘襄勤公奏稿》卷1，第11页；第12-14页。
B11《清德宗实录》卷108，光绪六年正月己丑条。
B12邹礼洪.左宗棠新疆开发思想初探[J].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47.
B13“凡天下事不躬亲阅历，则其中之艰苦忧患不切于己。”《刘襄勤公奏稿》卷4，第2页。
B14B28B29B30B31B32B33B34B37B38B39B48《刘襄勤公奏稿》卷3，第20-21页；第12页；第24页；第24页；第25页；第38页；第38页；第26页；第13-14页；第13-14页；第14页；第2页。
B15B16B40B52岸本美绪.刘迪瑞译，胡连成审校.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91；191；291；292.
B17B42B43B44《刘襄勤公奏稿》卷10，第14页；第27页；第21页；第32-33页。
B18B19B20B21B27《刘襄勤公奏稿》卷2，第52页；第53-54页；第53页；第56页；第50页。
B22B23《刘襄勤公奏稿》卷12，第16页；第16页。
B24《刘襄勤公奏稿》卷8，第21页。
B25B26B36B49《刘襄勤公奏稿》卷4，第1页；第2页；第1页；第1-2页。
B35许同莘，汪毅，张承棨.光绪条约（卷5）[M].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15-21.
B41“时事艰难，饷粮奇绌，部臣统筹全局，规划不厌周详，而微臣忝任封圻，利弊尤须熟虑，查新疆屯军设戍，百有余年，供亿繁多，息皆取之协济，诚以地居边远，疾苦异常……”，《刘襄勤公奏稿》卷10，第27页。
B45新疆赋税各属征收只有粮食，没有丁银。所有各属的支出都是来自拨发的经费，没有起运存留这个名目，与其他省不同，所以刘锦棠建议朝廷重新考量，重订制度。
B50B51《刘襄勤公奏稿》卷7，第42页；第41页。
关键词：新疆；刘锦棠；经济措施；粮饷；贸易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2-048-05
一、引言
刘锦棠(1844—1894)，字毅斋，湖南湘乡人。父亲刘厚荣、叔父刘松山都是湘军中的军官。其父刘厚荣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而丧生。成年后，刘锦棠投入叔父所在的湘军，参与了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期间，得到了左宗棠的赏识，并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录其功，请准道员即选，并加按察使衔。”①后来刘锦棠又在其叔父刘松山协助左宗棠西征的过程中立下大功，“汇前后功议奖，加刘锦棠布政使衔”②。同治九年（1870），刘松山在战役中中炮身亡。刘锦棠怀着巨大的悲愤“连败金积堡胡家堡贼”，之后，清廷根据陕甘总督左宗棠的推荐，命刘锦棠继承统领他叔父留下的“老湘军”，并“着赏三品卿衔”③，这一年他才26岁。同治十三年（1874），先是“补甘凉道，旋调西宁道”④，左宗棠赞其“忠勇罕俦，机神敏速，有谋能断，履险如夷，实一时杰出之才”⑤。收复新疆之战结束后，刘锦棠一直总理新疆的军政事务，并成为第一任甘肃新疆巡抚。⑥刘锦棠不仅为促成新疆建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新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鞠躬尽瘁，在晚清新疆的历史风云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关于刘锦棠在新疆采取的经济政策，前人也有一些研究。刘锦棠在左宗棠治理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发展新疆经济，如改订屯田章程、改革赋税、整商置税、改革币制、植桑养蚕、安置赈济流民、修治河渠驿道等。这些在《刘锦棠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的重大措施》⑦《刘锦棠与新疆》⑧《刘锦棠在新疆》⑨等一些学术文章中都有论述，其中，《刘锦棠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的重大措施》一文内容比较全面，但对一些比较重要的措施如粮食问题，裁勇减饷以及筹借洋款等问题没有涉及或表述不详。并且前人的论述中多是赞誉刘锦棠的作为，却少有从其政策中发掘出刘锦棠作为甘肃新疆巡抚的无奈。
的确，身处那样一个时代背景和那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刘锦棠作为第一任甘肃新疆巡抚所肩负的重担可想而知。要在大战后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在这个相对贫瘠荒芜的边疆，实现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对长期戎马生涯的刘襄勤公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在征战时期，刘锦棠作为收复新疆及善后事宜的具体执行者，为了解决官兵吃粮问题，也曾采取过一些有效的措施，这些可算是他后面所采取经济措施的初步尝试。
既然本文提到收复新疆后这样一个时间段，那么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简述一下那个时期当地的状况。刘锦棠率部收复新疆时, 整个天山南北“土地荒芜”，“举目荒凉”，城市变为废墟，人烟稀少，老百姓被迫流离失所，主要的道路桥梁也遭到了极大的损坏，到处是一派破败萧条的景象。这与诸多战争的最终结果几乎无异。但是，新疆作为国家的边疆，作为政治的屏障，其经济的恢复发展似乎显得更急迫，同时，新疆的自然条件、劳动力状况和复杂的民族分布又使其发展举步维艰。刘锦棠深深地感受到到身上的千钧重担。“新疆地处极西，幅员辽阔，朔南路别种族既属蕃多，中外界连，藩篱尤为紧要。”“臣梼昧，深惧弗胜，惟有勉竭驽骀，益加勤恪”。⑩种种考验都摆在了刘锦棠面前，他承载着这样的历史使命实实开辟了一条路，惠及了很多人，影响了久远的时代。只是这份艰辛背后，刘锦棠的身上也的确有着那个时代为国为民的士大夫们共同的无奈，无论是面对朝廷，面对百姓，还是面对外国，似乎都隐隐显现。
光绪六年（1880）正月二十一日，清廷下旨“令刘锦棠帮办新疆军务”B11。这可以说是刘锦棠正式主持新疆军政事务的开端。之后，当年八月，左宗棠奉召进京，刘锦棠又以署理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新疆军务。建省之后，他又担任第一任甘肃新疆巡抚，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离开新疆，在前后约十四年的岁月里，刘锦棠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新疆经济的恢复与建设，也确如他自己所说：“勉竭驽骀，益加勤恪”，在整个民族都处在艰难挣扎的时代里，努力地实践着他为国为民的誓言。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时期，便实行过一些有利的经济措施，如广兴屯垦、清丈田亩、厘正赋税、更定货币等。B12刘锦棠在左宗棠采取措施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
从刘锦棠的奏稿中不难看出，为了解决粮食、军饷、贸易等经济问题，刘锦棠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他也深深感受到了其中的“艰苦忧患”。B13
下面笔者将以刘锦棠治理新疆的经济措施为主线，讲述晚清风云变幻中刘襄勤公的雄韬伟略，同时一探那份鞠躬尽瘁背后的无奈和隐忧。
二、粮食问题
“伏惟新疆久罹兵灾，民鲜孑遗，耕种失业，而北路为尤甚。从前大兵出关，先由北路进取值各该处粮价昂贵，每石需银至七八两不等，甚且无从采办官车粮料。概由关内甘州肃州暨包头归化等处转运接济劳费无算，迨至三年冬克复南路各城，前敌各营则均就地采粮价值与关内相等，小麦百斤值银不过六七钱，包谷高梁白金值银不过五六钱，而北路向多沃壤，经地方官召集难民，广为屯种，收成亦丰，粮价亦渐次平减，刻下粮料充积，颇有谷贱伤农之患。惟哈密一处缠回垦地不多，营中应用粮料仍须由他处转运，合之运脚，较为昂贵耳。”B14
自古“民以食为天”，历史上因粮食引发的贫民暴动比比皆是，粮食问题关乎政治统治的根基。“在广大的中国，粮食问题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地方官被要求与此相适应，‘因地制宜’地解决问题。”B15当然，对地方官们来说，这个“因地制宜”并非自治主义，它的根基在于“只要随时随事以义理来权衡，就自然而然能和谐的解决”B16。
这是个复杂的过程，在解决粮食问题的过程中，刘锦棠需要衡量各方利益，需要避开地方性利己主义的嫌疑，需要保障国家的利益，还需要维持百姓的生计， 控制贫富差距。这些问题似乎是很多官员面临的问题，但是摆在刘锦棠面前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战乱未平、百姓疾苦……都是刘锦棠忧虑所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锦棠采取了多种措施。
作为朝廷官员，面对新疆恶劣的自然状况以及多发的自然灾害，他真实上报当地情况，积极向朝廷争取酌情减免征粮数目。
光绪十一年（1885），新疆奇台县受灾，“查本年春夏以来新疆北路雨泽稀少，奇台一县自播种之后，夏秋二麦多未发生，即闲茁萌芽，亦半多黄萎。嗣得微雨，二次润土未深，禾苗旋复枯槁……户民种地五万九百七十八亩二分二厘，所种禾苗全无收获……日食维艰，待哺嗷嗷，情殊可悯，核计前项被灾地亩，本年应征京斗额粮二千四十二石二斗二升六合五勺，委属无力完缴，拟垦概于豁免。其十年分各该户欠完额粮及本年借领籽种，请一并缓至来年秋收后分别带征，以纾民困。”B17
作为地方官员，他积极修建农业基础设施、改革屯田制度，保障粮食生产。左宗棠在新疆的时候，就很注重水利设施的建设。刘锦棠继承了左宗棠的经济思想，“臣自光绪三年率师克复新疆南路各城，治军之暇，兼筹善后事宜，目击地方凋敝情状，知最为切要之务，莫急于兴水利以除民患……”B19他在任期间积极兴修河渠工程。刘锦棠兴修了叶尔羌所属河渠工程，使“喀什噶尔乌兰乌苏河之水，不独喀城之民资其利以耕作，即玛喇尔巴什地亩亦赖以灌溉……”B18刘锦棠还对新疆的坎儿井进行了修复，保障生产生活水源的供给。
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农业生产的保障，劳动者则是生产的主体，针对新疆战后的凋敝萧条的状况，刘锦棠“招徕流亡散发牛籽农具，难民渐次复业”B20。同时，“纠集民夫民匠，带赴工次，归督修之员调遣。所有夫役皆系被灾穷民，仿以工代赈之法，每日给发食量……”。B21“招徕流亡”、“以工代赈”这些措施可谓一举多得，既为粮食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又减少了流民，维护了社会稳定，使百姓逐步恢复正常的农业生产生活。
“新疆地方幅员辽阔，隔壁之外不乏膏腴，兵灾以来，鞠为茂草，继经平定，招集流亡。加意抚绥兴修屯垦。南路缠民繁庶，荒地尚属无多。北路镇迪各属，已垦熟地不过十之二三……新招各户率皆贫乏，非由公中酌借成本不足以广招徕……”B22
针对流民参与新疆生产没有农资农具的现状，同时也为了吸收更多的流民难民加入农业生产的行列，进一步扩大开垦区域，刘锦棠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制定了新的屯田章程：
“拟章程，每户给地六十亩，由公中借给籽粮三石，制办农具银六两，修葺房屋银八两，耕牛两头，合价银二十四两，或父子共作，或兄弟同居，或雇伙结伴均按以二人为一户，并月给盐菜一两八钱，口粮九十斛。自春耕起按八个月计算，通计每户银粮牵算共需借给成本银七十三两一钱，定限初年还半，次年全缴，设遇歉收查明酌展缴本之后，按亩升科，启征额粮。自第三年征半始征半，次年全征仍仿营田之制……以期户口日增，荒芜日僻，额赋日加，渐臻富庶……”B23
这一政策措施不仅吸引了大量流民难民安定下来进行农业生产，并且吸引了内地劳动力来到新疆从事农业生产、土地开垦，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长。
三、军饷问题
军饷问题，对于新疆来说，无疑是个重大的问题，它关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个方面。笔者认为如果说粮食问题是新疆发展的关键问题，那么军饷问题则是关乎新疆稳定大局根基的问题。新疆作为国家边塞，其政治军事意义更为突出，要保障边疆的安定必须依恃强大的军队。军饷对于新疆来说具有其特殊状况，“新疆边远苦瘠甲于天下，军饷一切都需纯恃协饷接济”。B24
但是，“新疆僻在极边，土地硗瘠，自祖宗朝平定准回两部以来，关外用款，向赖内地协济，咸丰同治年间，粤捻苗回各匪相继叛乱，各省自救不暇，朝廷亦不能不急顾腹地，于是新疆变起，饷断援绝……”。B25面对前车之鉴，左宗棠时期就曾积极采取措施，“于各城勘定后议行田赋水利厘税诸政”B26这样一来，就可以在其它省份协饷不能按时供给时，能够进行自救，勉强维持基本生计。
刘锦棠行伍出身，深知保障军饷供应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务使支放不至拮据，兵政可收实效”B27，最终才能保障边疆的安宁、维护政治的稳定。然而，新疆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频年以来，各省关协解西征军饷，实已不遗余力，甚至迭次筹借洋款，销耗息银，国家经费有常，似此年复一年，断非经久之道……”B28。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锦棠首先实施了裁撤营勇、减少开支的措施，他曾在光绪七年（1881）函商乌鲁木齐提督金运昌将其卓胜军酌量裁并，并于第二年决定“现拟先裁步勇四营，马勇两营，并分行湘楚各军将领，视其防务稍松，兵力略厚者，先撤马队四营，步队两营”B29。裁撤营勇，从长远来说，减少了军饷支出，也使人员更加精炼，行动更加有效。但是就这一过程本身来说，还是遇到了多番艰难，首先是经费的问题，“每撤一营需银四万两有奇”B30，并且裁减愈多，“出款愈繁，难资周转，且撤者应清甚巨”B31。同时，由于“目下饷事，日行支绌”，“营勇迟裁一日则饷粮多耗一日”。B32面对这样两难的境地，刘锦棠会同谭钟麟等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
一方面，针对伊犁已经收回，防务渐松的现状，刘锦棠上奏朝廷建议将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时拨给金顺开展防务的驻精河卓胜军马步二千人调回，以缓解裁撤营勇以及军饷供给的压力。B33
另一方面，刘锦棠提出改行饷为坐粮的措施，“若于关外现裁英勇中选其精壮耐劳不愿回籍者仿往代屯，由之法编成额兵，乌鲁木齐提标兵额。应饬由金运昌就所裁卓胜军认真挑选，俾复步兵旧额之半，并改行饷为坐粮，以省馈运，一转移间，而营武亦实边患可消，假勇得所于新疆大局实有裨益。”B34这一措施，既可以减轻大量裁撤营勇的费用压力，同时可以促进新疆的农业发展，还可以尽量减少被遣散营勇逗留关外沿途滋事的顾虑，可谓又是一举多得。
四、贸易问题
收复新疆后，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B35，条约第十二条规定：
“俄国人民准在中国蒙古地方贸易，照旧不纳税，其蒙古各处及各盟设官与未设官之处，均准贸易，亦照旧不纳税。并准俄民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及关外之天山南北两路各城贸易，暂不纳税。俟将来商务兴旺，由两国议定税则，即将免税之例废弃。以上所载中国各处准俄民出入贩运各国货物，其买卖货物或用现钱，或以货相易俱可，并准俄民以各种货物抵帐。”
面对不平等的条约，作为清廷任命的官员，他必须接受现实。面对失而复得的新疆，他又需要尽一个地方官的责任。《伊犁条约》无疑不利于新疆地方商业流通的恢复与发展，他为了能够改变这一状况，积极地力所能及的采取措施保障华商的利益。
光绪八年（1882）九月，刘锦棠将自己的忧虑上报清廷，并得到了准许。
新疆地方设卡征厘借资车食，现在俄民运货往来，暂不纳税，而各部落人及内地华商，仍令照章完纳，未免苦乐不均，且恐弊端丛生，于厘金亦有名无实，至沿边民众，尤宜广其谋生之路，以示招徕，所有进出卡伦货物往来新疆各城贸易者，着概行暂免厘税。B36
通过减免华商税额，一方面可以减小俄商与华商在经营成本上的差距，使华商更有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关内外的华商到新疆进行贸易，促进新疆贸易的恢复与发展。但是，厘税的减少也在一定程度上了影响了新疆的财政收入，但从保障华商利益、促进贸易发展的角度来说，亦是影响深远。
光绪八年，针对《伊犁条约》中模棱两可的商税条约，刘锦棠上书《俄商往来新疆贸易不得行销中国土货折》B37，他认为“大凡商务所关，固应早为议定，各自通饬谕知。俾两国皆有遵守，一经开办，庶几免触禁令，弭衅端即以固和好，是亦重邦交之道也。”
面对俄商行销中国土货这一问题，在朝廷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刘锦棠以华商利益为先，以国家利益为重，“臣维新疆各城，久邑设局抽收税厘，商货出入，必须查验，始准销售，今俄商运货进卡，如至新疆有税厘局地方，自应呈请查验，于货单货包上盖用查过戳记，方可行销。如未销完运赴别处，亦应将销过货物，开注单内程局查明，盖戳放行，续至有税厘局之处，均应照此办理……详考旧章有由海口办运中国土货复运内地销售之说，而无自俄贩运中国土货由陆路复进口内销卖明文。凡新约所未改者，皆可仍旧照行……”B38
刘锦棠认为俄商行销中国土货一事必须认真对待，并且“此事与华商大有关碍，所以然者，华商完厘次数多而成本重，俄商完厘次数少而成本轻，故未可任其运销，恐防华商生计耳”B39。
刘锦棠作为爱国将领参与了收复新疆的战争，他深知保障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他是朝廷官员，拿国家俸禄，所以即使对中俄两国签订的条约有所不满，却也只能接受；他身上又承担着恢复发展新疆经济的重任，这个角色让他必须时时处处考虑地方的利益。正如日本学者岸本美绪所分析的，既要因地制宜，又要避免利己主义。B40在一个国家利益与百姓利益不甚一致的时代里，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官员，或许，这些矛盾与无奈确属难免。
五、开源节流
光绪十一年（1885），朝廷令刘锦棠执行开源节流二十四条，刘锦棠考虑到新疆的具体状况B41，将二十四条逐条分析复陈，针对当地的实际状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在回复朝廷的奏折中陈述二十四条中“有亟应照办者，有限于地势实难举行者，有可收效于将来而不能期之旦夕者”。B42但是，笔者在其回复中发现，实际上，开源节流二十四条中真正对新疆有所益处的只有“严提交代征存未解银两，并严定交代限期”B43，其它各条基本都被刘锦棠以新疆当地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加以否定。
面对几乎对新疆无所改善的开源节流二十四条，刘锦棠根据自己多年在新疆的治理经验，向朝廷提出了新疆开源节流的五条建议B44：1、防军有营房者不准再领帐篷折价；2、确估各项军饷，按年指拨一次；3、停止不急工程；4.各项欠发勒限清理，各项预支分别核办；5、另定各省起运存留。B45
其实，从刘锦棠的建议里也可以看出，对于新疆来说，节流比开源更具现实意义和效率。面对急待解决的经费问题，“开源”的措施如征税，这样可能会增加财政收入，但是当时新疆商业贸易不发达，百姓生活疾苦，若是征收大量赋税，可能适得其反。从因地制宜的角度来说，刘锦棠的建议更加有效和方便实行，并且能够在短期内缓解饷粮不足的现状。当然，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发展工农业，改善百姓生活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关键。
此外，刘锦棠亦采取其它措施开源节流，如在他治理新疆的过程中，由于协饷不能按时拨解等原因，需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外借洋款是当时新疆财政来源之一，“朝廷复准息借洋款，以济缓急用能迅赴戎机”。 虽是权宜之计，却也是开源之法。
六、刘锦棠之隐忧与无奈
刘锦棠竭尽全力在这片千疮百孔的土地上努力耕耘，新疆地处边疆又刚刚经历战火，军饷不足，百姓生活疾苦，同时，光绪时期国家局势不稳，晚清政权已经走向没落。无论是面对治理新疆的重担，还是面对内心忧国忧民的情怀，刘锦棠都时时流露出无奈和忧虑。笔者在前文中提过，新疆粮饷来源几乎都依赖外省协饷，所以极受牵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锦棠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自光绪四年（1878）至光绪十五年（1889）在其上报朝廷的奏稿中，半数之上的折子，都是关于粮饷的，并且都言辞恳切，充满急切忧虑之情。
在朝廷任命刘锦棠治理新疆之初，他就深感惶恐，认为自己才能不足。从光绪六年（1880）清廷下旨令刘锦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新疆军务开始，刘锦棠就有所推辞，“廿载驰驱习惯劳苦于战守之道，尚能粗窥崖略。每自揣绵薄，身领偏师，为国敌忾。但令饷需接济，遇事勤慎，或可幸免偾事，至于督师重任地方吏事，自顾不学无术，识闻才粗，实难胜任”B46。这是当年十月十五日的奏稿，一个月后的二十七日，刘锦棠再次上奏，“奏恳天恩，收还成命，另简贤能接替以重边疆而免贻误”。新疆建省后，随着建置基本平定，刘锦棠“即引疾且以祖母老病陈请终养，章累上，均温旨慰留，垒赏人参调治”B47。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朝廷才予假回籍。
刘锦棠执政新疆期间深感责任重大，担心无法胜任，内心充满了不安与惶恐，“关外严疆重寄，实非臣之庸陋所能济事”B48。最终，在朝廷的一再挽留下，他还是兢兢业业、尽忠职守，发挥自己的全部才智。但是，面对新疆种种棘手的问题，他还是充满隐忧，担心因为自己的决策失误而影响大局。他深知官员的责任心对于新疆发展的重要性，“臣自出关办贼师行所至，每呼遗民老兵，咨询往事，知从前新疆之乱，固由在事诸臣，类多奉职无状，驯致诸事废弛，人心离异，酿成全疆失陷之祸”B49。
刘锦棠内心的无奈中既有对自己不能胜任治理新疆重任的隐忧，亦有国家在与列强交涉中的妥协退让等诸因素。光绪十年（1884）八月至九月，身处西北边疆的刘锦棠得知法国侵略军占领越南袭击谅山，威胁广西、云南的消息，多次上书请求“率师东下，与之决战”B50，并且分析了敌我实力，认为战争胜利“确有把握”B51，但都被朝廷拒绝。中法战争也最后以清朝的不败而败告终。此外，在中俄贸易的过程中，刘锦棠也在努力减小不平等条约对华商利益的侵害。他始终以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筚路蓝缕，为新疆的发展奠定了根基。
七、结语
刘锦棠由营武出身，而后肩负起治理新疆的重担，为了新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了解决粮饷、贸易等等问题，不断周旋于各种利益关系之间，努力想维持一种平衡。但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其艰难性可想而知，光绪朝政治风云多变，国家政权在列强和地方动乱的冲击下显得岌岌可危，世界经济的变化开始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中显露出来，种种不平等条约也严重影响着晚清经济的向上发展，俄商在新疆贸易活动的免税问题便是表现之一。
同时，刘锦棠面临着一种新的趋势，“以19世纪后期为界限，中国经济政策的当然课题，是使从维护社会安宁的静态目标，向追求富强和经济发展的动态目标转变。更确切地说，中国迫不得已地被卷入到没有后者就不可能实现前者的状况中。”B52闭关许久的中国，在西方的船坚炮利面前更加意识到经济强盛的重要意义。但是，作为西北边境的新疆，由于地理、历史等因素，显得闭塞而与新的趋势格格不入。刘锦棠无法越过新疆的基本困境而去寻求经济的发展，对他来说，保障新疆的安宁与人民的基本生计是他需要完成的首要目标。他需要不断地让朝廷的决策者们认识到新疆的贫瘠、百姓的疾苦，让决策者们在面对新疆的困境时，更加清楚新疆与内地经济的巨大差异。
刘锦棠在恢复发展新疆经济的过程中坚持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艰难中努力前行，虽然常常理想与现实无法统一，虽然他也时常觉得自己无法胜任，也因为满汉官员的权力斗争而牵扯精力，但他在行动上却为解决百姓疾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曾评价刘锦棠“齐名曾左无前绩，开府姑师第一人”，可谓实至名归。
注释：
①②③④⑤B47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二）[M].台湾：明文书局印行，1985：1414；1414；1415；1416；1416；1419.
⑥“授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仍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宜。”《清德宗实录》卷195，光绪十年十月癸酉条。
⑦管守新.刘锦棠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的重大措施[J].西域研究，1995，（4）：62-66.
⑧章玉良.刘锦棠与新疆[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6）：52-55.
⑨倪立保.刘锦棠在新疆[J].天山学刊，1997，（1）：55-58.
⑩B46《刘襄勤公奏稿》卷1，第11页；第12-14页。
B11《清德宗实录》卷108，光绪六年正月己丑条。
B12邹礼洪.左宗棠新疆开发思想初探[J].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47.
B13“凡天下事不躬亲阅历，则其中之艰苦忧患不切于己。”《刘襄勤公奏稿》卷4，第2页。
B14B28B29B30B31B32B33B34B37B38B39B48《刘襄勤公奏稿》卷3，第20-21页；第12页；第24页；第24页；第25页；第38页；第38页；第26页；第13-14页；第13-14页；第14页；第2页。
B15B16B40B52岸本美绪.刘迪瑞译，胡连成审校.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91；191；291；292.
B17B42B43B44《刘襄勤公奏稿》卷10，第14页；第27页；第21页；第32-33页。
B18B19B20B21B27《刘襄勤公奏稿》卷2，第52页；第53-54页；第53页；第56页；第50页。
B22B23《刘襄勤公奏稿》卷12，第16页；第16页。
B24《刘襄勤公奏稿》卷8，第21页。
B25B26B36B49《刘襄勤公奏稿》卷4，第1页；第2页；第1页；第1-2页。
B35许同莘，汪毅，张承棨.光绪条约（卷5）[M].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15-21.
B41“时事艰难，饷粮奇绌，部臣统筹全局，规划不厌周详，而微臣忝任封圻，利弊尤须熟虑，查新疆屯军设戍，百有余年，供亿繁多，息皆取之协济，诚以地居边远，疾苦异常……”，《刘襄勤公奏稿》卷10，第27页。
B45新疆赋税各属征收只有粮食，没有丁银。所有各属的支出都是来自拨发的经费，没有起运存留这个名目，与其他省不同，所以刘锦棠建议朝廷重新考量，重订制度。
B50B51《刘襄勤公奏稿》卷7，第42页；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