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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来就被反复证明为不成功的西方城市化理念与政策，来指导中国城市化、农村现代化的实践，注定要碰壁，要失败。
历时半年的、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世博会刚刚落幕，上海静安区一幢高层住宅楼便遭遇大火，多个生命与巨额财产被火舌无情吞噬。长期以来，中国更多地关注城市化的积极面，而忽视城市化的消极面，导致“城市病”持续恶化。如此，不仅使城市越来越不宜居，而且使相当数量的农村衰败越来越严重。中国应当、也能够探索一条超越西方工业文明与城市文明，并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而不应在现在的城市化歧途上越走越远。
西方城市化道路的不成功与失败
城市是“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根据联合国确立的国际通行标准，两万以上居民集中的地区即为城市。城市已有数千年历史，但是近现代城市化过程深深地打上了工业化的烙印，因此近现代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所谓城市化，指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资源不断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同时，城市生活方式与城市价值观不断向外扩散和渗透的过程。
城市化令人口与资源集中，由此可以形成巨大的生产力，但也能生成巨大的破坏力。长期以来，在功利主义者的不断宣扬、颂扬之下，人们更多的是关注城市化的积极面，而忽视城市化的消极面。
西方或效仿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在规模不断扩张中，终于恶化到“大到难以收拾”的地步，由此导致日趋严重的“城市病”，形成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对立，更为严重的是形成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对立，最为突出的是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如此便形成所谓的“二元经济”与“二元社会”。
城乡“二元”对立与博弈的结局是，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城市不断向外推进地盘，向内席卷资源，蚕食农村。与此同时，城市与市民在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的洪流中，被冲刷、打磨成为一个异质社会，即城市各种族、各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彼此隔离的状态，这种状态在美国被称为“种族马赛克”。具体地说，各种族、民族以同质形式居住在特定的街区，彼此间以拼图形式存在。
在马赛克或日拼图城市中，最不忍看到的就是“城市伤疤”——贫民窟的出现与扩散。在美国，南方贫穷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源源不断地涌进城市，择群而居，贫民窟由此不断扩大。上世纪20年代束，纽约哈莱姆地区已完全黑人化。黑人大规模地向城市迁移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后来的种族骚动和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危机”。对于那些生活优裕的白人而言，城市越来越不宜居，他们不断从中心城区迁走，由此出现城市郊区化，或逆城市化。如此，到20世纪70年代，纽约、底特律、克利夫兰、芝加哥、波士顿等诸多城市(尤其是老市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衰落现象。
在那些紧步发达国家后尘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与南非等)，贫民窟已经成为诸多城市顽疾，脏乱差、黄赌毒应有尽有。对于那些效法西方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城市化基本上是失败的。
西方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同步推进的。为了给企业提供充裕劳动力，通过土地兼并(最为野蛮的就是“圈地运动”)，将农民驱赶到城市{或通过人为拉大城乡发展差距，将农民吸引到城市，在城市中形成廉价劳动力“蓄水池”——贫民窟，充裕的“无业游民”由此成为任由资本宰割的羔羊。但是，失地农民、无业游民并没有完全依照当局、资本所设计的路径发展，城市的社会矛盾由此日益尖锐，动荡日趋加剧，1789年法国大革命正是在经济裂变与社会矛盾加剧这一基础上发生的。
如今，发达国家早已普遍完成城市化，进入后工业社会，但是由城市化与工业化而积淀在城市社会底层的矛盾，一直在周期性潜滋暗长，只不过是昔日的无业游民，让位于贫民窟的市民，“种族马赛克”中依旧潜藏着巨大不稳定力量。在法国巴黎，贫民窟中多为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失业和贫困如幽灵一般长期困扰着这一社会底层群体，2005年11月和2007年11月发生了大规模骚乱，参与骚乱的主体就是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中国城市化之歧途——经营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由1978年的17.4％提高到2009年的46.6％，城市人口由1.7亿增加到6.22亿。按照现有的增长速度，到2013年，中国统计口径的城市化率将超过50％，真正迎来“城市中国”时代。
在西方，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当中更多的是“自发”、“市场化”成分，城市化过程用了三四百年，矛盾逐渐积累，也渐次释放。但是，中国城市化“人为”因素异常突出，城市化不只是一般规划出来的、建设出来的，更多的是“经营”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经营城市”。城市化在“大道理”层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城市经济增长就是城市发展；而在“小算盘”方面则成为地方政府、利益集团的生财捷径。
为了经营好一个城市，首先要制定一套能够忽悠的理论——“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而乡村以及相关产业(农业)是落后的标志，城市化就是乡村人转化为城市人，农民变为市民，如此使中国在完全意义上实现现代化。相关学者摇唇鼓舌，汗牛充栋。当然，还是上海人更懂经营，一言即蔽之——“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其实这种论断与表述经不起推敲。首先，代表所谓现代文明的西方，正在“逆城市化”，城市郊区化。在发达国家、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有关城市化失败的例子举不胜举。与此同时，日本的“一村一品”显示出农村的巨大生机与活力；法国傲视全球的葡萄酒与香水产业显示，农业只要开发得当同样是高附加值产业，是永不凋谢的朝阳产业。
西方文明发祥地在南欧与西欧，而欧洲历史上，自古希腊、古罗马直至中世纪前，城市多数时间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甚至整个国家就是城邦国家，城市兴则国家兴，城市衰则国家衰，城市亡则国家亡。人们躲避战乱、瘟疫(如黑死病)、灾害往往是逃往城市，而不是乡村，这与中国恰恰相反。
中国有数千年灿烂而辉煌的农业文明，乡村一直以来就是这一文明最重要的载体。数千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城，商业经济中心在市，军事国防中心在镇，而经济基础、文化基础、秩序维护的基础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农村。外族与反叛力量占据城市甚至实行屠城政策都没有实质意义，是农业支撑国家命脉，是农村潜藏最庞大力量，是农民革命改朝换代。
近代以来，在城市与农村的“博弈”中，农村并不处于劣势，农民进城往往将传统乡土社会的宗法观念、风俗习惯、大家庭的生活方式，以及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交往方式带入城市生活，而近代城市中的市民意识、 商品意识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却未能传播到乡村。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依然被证明是成功道路。所以，在当今中国，用本来就被反复证明为不成功的西方城市化理念与政策，来指导中国城市化、农村现代化的实践，注定要碰壁、要失败。
现实情况是，经营城市的理论思想能不能成立、能不能自圆其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理论下出台的政策，也就是如何经营好土地，实现相关政府与集团利益最大化。正是因为“土生金”，所以就有“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新领导上台，推倒重来”，新规划不仅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而是直接关系级差地租的产生，关系土地增值收益的流向。
资料显示，2001～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9100多亿元，约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9年达到1.5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土地财政”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土地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更是一些官员谋取私利的“终南捷径”。在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后，地方政府“事多钱少”，因而也就长期被默许与相关利益集团“同流合污”了。
城市经营者的基本套路是，首先用各种方式从农民手中获得廉价土地，由此导致失地农民截至2009年多达4000万。然后，通过廉价、放量供应工业用地(往往只有市场价格的1／5～1／3，甚至更低)，吸引各类资金尤其是外商投资，不断造势，为“城市梦”的追寻者提供机会。与此同时，通过控制住房建设用地规模，通过招拍挂形式(一些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通过关联交易哄抬地价)，推高房地产与住房价格，获取土地增值收益。如此，中国的城市化不断被异化，异化为房地产化，异化为利益集团掠夺农民与城市潜在中产阶层的过程。经营城市直接导致楼价不断刷新，中产阶层愈发望楼兴叹，“看来只有中彩票才能买得起房子了”。
走上歧途的城市化，让矛盾更突出
社会历史发展中因为有前车之鉴，后来者可以总结经验与吸取教训，因而具有某种“后发优势”。但是，中国的城市化不仅重蹈西方城市化的覆辙，而且在利益集团导向下步入歧途。
“城市病”集中爆发，病情愈发严重。西方城市化教训表明，城市发展不当势必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经济活力降低，商务成本上升，进而导致城市竞争力的丧失。中国因袭西方城市化模式，自然不能摆脱这一陷阱，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城市他人为将居住区与工作区分开，不仅造成严重的费时耗能，而且导致白天居住区一片萧条，夜晚工业区变成“鬼城”。国内媒体报道，中国城市发展有“四大怪”，即；千城一面，规划混乱，好大喜功，伪造古董。
大众所关注到的“城市病”——噪音、光、废弃物等污染，热岛效应，交通堵塞等，属于城市化的“生理疾病”。此外，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还有越来越严重的“心理疾病”。在城市，尽管人与人之间空间距离越来越近，但是心理距离越来越远。
忽视。侵蚀乃至毁灭乡村与农业文明。西方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它表达一种对时间的敬畏。但是，太多太多的中国城市几乎是在几年间一跃而起。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造城运动中，一些地方政府部门、银行与开发商结成的利益集团，将古老的“五行说”之“土生金”开发到极限，而土地上的一切，统统可以被“摧枯拉朽”，几乎没有什么法律、道义的力量能够阻拦利益集团的推土机。先前，推土机推平城市郊区的耕地、林地；时下，推土机驶入农村纵深，推平农民的宅基地，有些省份甚至兴起了“灭村运动”。
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化相当程度上是在牺牲农村、农业、农民的基础上实现的。户籍制度垒砌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将共和国公民依照居住地分割成市民与村民。然后，再用人为因素将农村各种资源调集到城市，供市民廉价甚至免费使用。很多农民选择城市多半是出于无奈——试图不要让生活更糟糕。这是因为，农村发展长期落后，公共服务与城市有天壤之别。
加剧人与人、城与乡的对立。城市经营者实施的“土地财政”的收取和使用严重透支未来收益。地方政府出让的各种用途土地年限在40～70年不等，土地出让时，对按照年限累计的地租实行一次性收取，用于当期城市“形象工程”等各类支出，表面上增加了当下财政收入，实质上透支了未来几十年的收益，“寅吃卯粮”势必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造成现人与后人的对立。
中国的城市化，也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三元经济”与“三元社会”，即在市民与农民之间，诞生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他们“候鸟式”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非工非农，又亦工亦农。中国学者高明，称之为“半城市化”或“准城市化”，一只脚迈出了门槛，另一只仍然停留在门内；抑或处于“留不下城市”，又“回不去乡村”的尴尬境地。
多年来，中国一直为自己没有贫民窟而感到自豪。中国城市化没有“城市伤疤”这一伟大成就，细致推理分析，非常不同寻常。首先，中国尽管没有贫民窟，但是有棚户区，有“城中村”，有“胶囊公寓”，有拥挤不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将城市居住群体逐渐分成三个层次，即“天上人间”的富贵市民层，地表的普通市民层，以及地下的农民工层。在诸多光鲜的临街大楼背后隐藏的“城中村”与“棚户小屋”，消失在媒体报道的视线外。
中国城市化没有贫民窟，除了有强大的“城市管理”力量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农民工在农村有田地，就业生活仍有很大伸缩性，城市失业可以回到农村，拿起锄头，重操旧业。农村的那一小块田地不仅是农民工眷恋的故土，更是农民工安身立命的最后防线。如今，随着畸形城市化不断推进，资本下乡，土地流转，城市扩张，农民纷纷失地，赖以安身立命的小块土地逐一丧失。衰落的乡村、裂变的社区、游走于城乡的农民工、日趋严重的“城市病”等，都在指向一个疑问：中国的城市化歧途还能走多远?
历时半年的、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世博会刚刚落幕，上海静安区一幢高层住宅楼便遭遇大火，多个生命与巨额财产被火舌无情吞噬。长期以来，中国更多地关注城市化的积极面，而忽视城市化的消极面，导致“城市病”持续恶化。如此，不仅使城市越来越不宜居，而且使相当数量的农村衰败越来越严重。中国应当、也能够探索一条超越西方工业文明与城市文明，并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而不应在现在的城市化歧途上越走越远。
西方城市化道路的不成功与失败
城市是“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根据联合国确立的国际通行标准，两万以上居民集中的地区即为城市。城市已有数千年历史，但是近现代城市化过程深深地打上了工业化的烙印，因此近现代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所谓城市化，指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资源不断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同时，城市生活方式与城市价值观不断向外扩散和渗透的过程。
城市化令人口与资源集中，由此可以形成巨大的生产力，但也能生成巨大的破坏力。长期以来，在功利主义者的不断宣扬、颂扬之下，人们更多的是关注城市化的积极面，而忽视城市化的消极面。
西方或效仿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在规模不断扩张中，终于恶化到“大到难以收拾”的地步，由此导致日趋严重的“城市病”，形成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对立，更为严重的是形成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对立，最为突出的是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如此便形成所谓的“二元经济”与“二元社会”。
城乡“二元”对立与博弈的结局是，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城市不断向外推进地盘，向内席卷资源，蚕食农村。与此同时，城市与市民在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的洪流中，被冲刷、打磨成为一个异质社会，即城市各种族、各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彼此隔离的状态，这种状态在美国被称为“种族马赛克”。具体地说，各种族、民族以同质形式居住在特定的街区，彼此间以拼图形式存在。
在马赛克或日拼图城市中，最不忍看到的就是“城市伤疤”——贫民窟的出现与扩散。在美国，南方贫穷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源源不断地涌进城市，择群而居，贫民窟由此不断扩大。上世纪20年代束，纽约哈莱姆地区已完全黑人化。黑人大规模地向城市迁移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后来的种族骚动和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危机”。对于那些生活优裕的白人而言，城市越来越不宜居，他们不断从中心城区迁走，由此出现城市郊区化，或逆城市化。如此，到20世纪70年代，纽约、底特律、克利夫兰、芝加哥、波士顿等诸多城市(尤其是老市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衰落现象。
在那些紧步发达国家后尘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与南非等)，贫民窟已经成为诸多城市顽疾，脏乱差、黄赌毒应有尽有。对于那些效法西方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城市化基本上是失败的。
西方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同步推进的。为了给企业提供充裕劳动力，通过土地兼并(最为野蛮的就是“圈地运动”)，将农民驱赶到城市{或通过人为拉大城乡发展差距，将农民吸引到城市，在城市中形成廉价劳动力“蓄水池”——贫民窟，充裕的“无业游民”由此成为任由资本宰割的羔羊。但是，失地农民、无业游民并没有完全依照当局、资本所设计的路径发展，城市的社会矛盾由此日益尖锐，动荡日趋加剧，1789年法国大革命正是在经济裂变与社会矛盾加剧这一基础上发生的。
如今，发达国家早已普遍完成城市化，进入后工业社会，但是由城市化与工业化而积淀在城市社会底层的矛盾，一直在周期性潜滋暗长，只不过是昔日的无业游民，让位于贫民窟的市民，“种族马赛克”中依旧潜藏着巨大不稳定力量。在法国巴黎，贫民窟中多为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失业和贫困如幽灵一般长期困扰着这一社会底层群体，2005年11月和2007年11月发生了大规模骚乱，参与骚乱的主体就是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中国城市化之歧途——经营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由1978年的17.4％提高到2009年的46.6％，城市人口由1.7亿增加到6.22亿。按照现有的增长速度，到2013年，中国统计口径的城市化率将超过50％，真正迎来“城市中国”时代。
在西方，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当中更多的是“自发”、“市场化”成分，城市化过程用了三四百年，矛盾逐渐积累，也渐次释放。但是，中国城市化“人为”因素异常突出，城市化不只是一般规划出来的、建设出来的，更多的是“经营”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经营城市”。城市化在“大道理”层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城市经济增长就是城市发展；而在“小算盘”方面则成为地方政府、利益集团的生财捷径。
为了经营好一个城市，首先要制定一套能够忽悠的理论——“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而乡村以及相关产业(农业)是落后的标志，城市化就是乡村人转化为城市人，农民变为市民，如此使中国在完全意义上实现现代化。相关学者摇唇鼓舌，汗牛充栋。当然，还是上海人更懂经营，一言即蔽之——“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其实这种论断与表述经不起推敲。首先，代表所谓现代文明的西方，正在“逆城市化”，城市郊区化。在发达国家、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有关城市化失败的例子举不胜举。与此同时，日本的“一村一品”显示出农村的巨大生机与活力；法国傲视全球的葡萄酒与香水产业显示，农业只要开发得当同样是高附加值产业，是永不凋谢的朝阳产业。
西方文明发祥地在南欧与西欧，而欧洲历史上，自古希腊、古罗马直至中世纪前，城市多数时间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甚至整个国家就是城邦国家，城市兴则国家兴，城市衰则国家衰，城市亡则国家亡。人们躲避战乱、瘟疫(如黑死病)、灾害往往是逃往城市，而不是乡村，这与中国恰恰相反。
中国有数千年灿烂而辉煌的农业文明，乡村一直以来就是这一文明最重要的载体。数千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城，商业经济中心在市，军事国防中心在镇，而经济基础、文化基础、秩序维护的基础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农村。外族与反叛力量占据城市甚至实行屠城政策都没有实质意义，是农业支撑国家命脉，是农村潜藏最庞大力量，是农民革命改朝换代。
近代以来，在城市与农村的“博弈”中，农村并不处于劣势，农民进城往往将传统乡土社会的宗法观念、风俗习惯、大家庭的生活方式，以及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交往方式带入城市生活，而近代城市中的市民意识、 商品意识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却未能传播到乡村。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依然被证明是成功道路。所以，在当今中国，用本来就被反复证明为不成功的西方城市化理念与政策，来指导中国城市化、农村现代化的实践，注定要碰壁、要失败。
现实情况是，经营城市的理论思想能不能成立、能不能自圆其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理论下出台的政策，也就是如何经营好土地，实现相关政府与集团利益最大化。正是因为“土生金”，所以就有“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新领导上台，推倒重来”，新规划不仅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而是直接关系级差地租的产生，关系土地增值收益的流向。
资料显示，2001～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9100多亿元，约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9年达到1.5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土地财政”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土地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更是一些官员谋取私利的“终南捷径”。在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后，地方政府“事多钱少”，因而也就长期被默许与相关利益集团“同流合污”了。
城市经营者的基本套路是，首先用各种方式从农民手中获得廉价土地，由此导致失地农民截至2009年多达4000万。然后，通过廉价、放量供应工业用地(往往只有市场价格的1／5～1／3，甚至更低)，吸引各类资金尤其是外商投资，不断造势，为“城市梦”的追寻者提供机会。与此同时，通过控制住房建设用地规模，通过招拍挂形式(一些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通过关联交易哄抬地价)，推高房地产与住房价格，获取土地增值收益。如此，中国的城市化不断被异化，异化为房地产化，异化为利益集团掠夺农民与城市潜在中产阶层的过程。经营城市直接导致楼价不断刷新，中产阶层愈发望楼兴叹，“看来只有中彩票才能买得起房子了”。
走上歧途的城市化，让矛盾更突出
社会历史发展中因为有前车之鉴，后来者可以总结经验与吸取教训，因而具有某种“后发优势”。但是，中国的城市化不仅重蹈西方城市化的覆辙，而且在利益集团导向下步入歧途。
“城市病”集中爆发，病情愈发严重。西方城市化教训表明，城市发展不当势必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经济活力降低，商务成本上升，进而导致城市竞争力的丧失。中国因袭西方城市化模式，自然不能摆脱这一陷阱，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城市他人为将居住区与工作区分开，不仅造成严重的费时耗能，而且导致白天居住区一片萧条，夜晚工业区变成“鬼城”。国内媒体报道，中国城市发展有“四大怪”，即；千城一面，规划混乱，好大喜功，伪造古董。
大众所关注到的“城市病”——噪音、光、废弃物等污染，热岛效应，交通堵塞等，属于城市化的“生理疾病”。此外，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还有越来越严重的“心理疾病”。在城市，尽管人与人之间空间距离越来越近，但是心理距离越来越远。
忽视。侵蚀乃至毁灭乡村与农业文明。西方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它表达一种对时间的敬畏。但是，太多太多的中国城市几乎是在几年间一跃而起。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造城运动中，一些地方政府部门、银行与开发商结成的利益集团，将古老的“五行说”之“土生金”开发到极限，而土地上的一切，统统可以被“摧枯拉朽”，几乎没有什么法律、道义的力量能够阻拦利益集团的推土机。先前，推土机推平城市郊区的耕地、林地；时下，推土机驶入农村纵深，推平农民的宅基地，有些省份甚至兴起了“灭村运动”。
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化相当程度上是在牺牲农村、农业、农民的基础上实现的。户籍制度垒砌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将共和国公民依照居住地分割成市民与村民。然后，再用人为因素将农村各种资源调集到城市，供市民廉价甚至免费使用。很多农民选择城市多半是出于无奈——试图不要让生活更糟糕。这是因为，农村发展长期落后，公共服务与城市有天壤之别。
加剧人与人、城与乡的对立。城市经营者实施的“土地财政”的收取和使用严重透支未来收益。地方政府出让的各种用途土地年限在40～70年不等，土地出让时，对按照年限累计的地租实行一次性收取，用于当期城市“形象工程”等各类支出，表面上增加了当下财政收入，实质上透支了未来几十年的收益，“寅吃卯粮”势必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造成现人与后人的对立。
中国的城市化，也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三元经济”与“三元社会”，即在市民与农民之间，诞生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他们“候鸟式”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非工非农，又亦工亦农。中国学者高明，称之为“半城市化”或“准城市化”，一只脚迈出了门槛，另一只仍然停留在门内；抑或处于“留不下城市”，又“回不去乡村”的尴尬境地。
多年来，中国一直为自己没有贫民窟而感到自豪。中国城市化没有“城市伤疤”这一伟大成就，细致推理分析，非常不同寻常。首先，中国尽管没有贫民窟，但是有棚户区，有“城中村”，有“胶囊公寓”，有拥挤不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将城市居住群体逐渐分成三个层次，即“天上人间”的富贵市民层，地表的普通市民层，以及地下的农民工层。在诸多光鲜的临街大楼背后隐藏的“城中村”与“棚户小屋”，消失在媒体报道的视线外。
中国城市化没有贫民窟，除了有强大的“城市管理”力量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农民工在农村有田地，就业生活仍有很大伸缩性，城市失业可以回到农村，拿起锄头，重操旧业。农村的那一小块田地不仅是农民工眷恋的故土，更是农民工安身立命的最后防线。如今，随着畸形城市化不断推进，资本下乡，土地流转，城市扩张，农民纷纷失地，赖以安身立命的小块土地逐一丧失。衰落的乡村、裂变的社区、游走于城乡的农民工、日趋严重的“城市病”等，都在指向一个疑问：中国的城市化歧途还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