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儿童游戏通常被界定为以其本身为目的的活动，除了教科书通常所列的特点外，游戏还具有生物性与原发性、愉悦性与自发性、新异性与创造性等特点。把儿童游戏作为行为种系发生与个体发生之间的桥梁这一隐喻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游戏，行为的种系发生影响其个体发生。游戏提供心理的适应性和更加广泛的行为库。在游戏中，儿童自发地掌握大量行为技能和策略，使其更好地适应当前环境，并为以后的生活作准备，更重要的是游戏使儿童得以渲泄本能，自由想像，缓冲焦虑并体验愉悦情绪。同时，行为的个体发生通过游戏影响种系发生，个体在游戏中的创造和学习有助于整个种群的适应，即环境压力导致有机体产生新的表型、身体的或(更有可能)行为的改变，并能传递给下一代，这就是所谓的鲍德温效应。总之，可以把游戏看作是儿童发展的核心动力系统的表现。儿童游戏是行为种系发生与个体发生之间的桥梁这一命题的教育涵义在于：游戏与儿童期(不成熟期)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或者说，游戏是不成熟儿童的核心成分。游戏在儿童生活的理性与情感、纪律与自由、个体与社会、本能与文化、幻想与现实、主体与客体等诸多二元对立范畴之间提供了缓冲与中介。无论人类社会如何朝着信息化、虚拟化、网络化的方向发展，游戏仍然是幼儿期最主要、最基本的活动形式。
　　[关键词]游戏；种系发生；个体发生；鲍德温效应
　　
　　什么是游戏?儿童为什么游戏?对人类发展而言，游戏有多重要?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长期以来，对游戏的思考与关注远远超过了儿童教育界，许多有影响的学者(包括文化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都非常关注游戏，并在他们的著作中或多或少地论述过游戏的价值和意义。“游戏在儿童期(在绝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幼仔期)的普遍性强有力地表明它对发展的好处，但具体有什么好处，究竟有多重要和基本，仍然在争论中”。确实，直到今天，人们对什么是游戏，儿童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游戏等问题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本文的核心命题——“儿童游戏是行为种系发生与个体发生之间的桥梁”只是一种隐喻的说法，其实质是想证明游戏是行为种系发生与个体发生之间的中介。为此，本文将围绕以下方面来论证该命题：游戏在所有哺乳动物，特别是灵长类动物身上都存在；游戏在物种所有成员身上都普遍存在，也就是说游戏是一种普遍特征；游戏是所有哺乳动物，特别是灵长类动物幼仔期(人类童年期)的基本活动；通过游戏，行为的种系发生影响个体发生，或者说进化影响游戏，而与此同时，行为的个体发生也会通过游戏影响种系发生。或者说游戏影响进化，产生所谓鲍德温效应。
　　
　　一、对儿童游戏特征的分析
　　
　　很少有一个行为范畴像游戏如此包罗万象，而又纷繁复杂。我们也几乎找不到一种像儿童游戏这样具有极大综合性的活动，涉及儿童动作、认知、情感、社会性等诸多方面。尽管游戏没有统一的答案，而且给游戏下定义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在本文中我们仍将给出一个定义，以便确定整篇文章的“语域”。我们将引用史密斯(Smith)的论述，将游戏界定如下：“游戏通常被界定为以其本身为目的的活动，具有‘手段大于目的’(如游戏的过程比其结果和目的更重要)的特点。”游戏不同于探索(exporation)，因为探索是对周围环境和物体的了解，当探索物体时，婴儿常会想“它能做什么呢?”这种客体定向与指导游戏的个人中心定向“我能用它作什么?”是不同的。从发生学角度说，探索先于游戏，探索是游戏的基础。此外，游戏也不同于竞赛(game)，因为竞赛有规则，更有组织，并且有目标。通常来讲，游戏的主要类型包括：物体游戏，假装游戏，社会戏剧游戏，身体活动游戏(练习游戏和追逐打闹游戏)，其中物体游戏和身体活动游戏在哺乳动物中广泛存在，假装游戏和社会戏剧游戏主要在人类身上出现(大猿有某些初级的假装行为)。
　　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游戏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和价值。鲍德温(Baldwin)把游戏和人类发展的最高水平联系起来；啵亚杰(Piaget)认为游戏是主体对外部客体的同化；布鲁纳(Bruner)认为游戏能够推动儿童工具使用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米德(Mead)强调游戏能够促进儿童自我概念的发展；维果茨基(Vygotsky)则把游戏看作推动儿童语言和思维发展的主要力量；在弗洛伊德(Freud)看来，游戏更是有助于儿童宣泄不良情绪和适应环境。此外，艾里克森(Efikson)指出：游戏给幼儿提供了发展动作技能(实际掌握社会行为)的机会，以及在后果最小的情境中进行各种尝试与学习的机会。艾贝思费尔德(Eibl-Eibesfeldt)把游戏形容为“自我激活的练习”，即游戏能让儿童演练和试验各种社会角色并开始获得功能性的能力。对游戏这种多方面的功能，进化生物学家贝科夫(Bekoff)给了一个极为精辟的比喻：“就其核心而言，游戏是行为的万花筒。”近年来，研究者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游戏在神经系统生长发育中起着核心作用，游戏是儿童建造复杂的、熟练的、敏感的、社交和认知灵活的大脑的重要方式。
　　事实上，正是游戏五花八门的万花筒式的特点让贝科夫等人把游戏看作是幼年动物更加多样化的和敏感的行为库。那么能够具备这样丰富而深刻的适应性功能的活动是什么性质的活动呢?显然，无论是单纯从文化角度，还是从生物角度对游戏进行分析，都会把问题简单化，所以文化史学家胡伊青加(Huizinga)曾认为对于游戏这种复杂的生命现象，我们很难从逻辑、生物学或美学的角度加以准确界定。那么，研究游戏的现实可行的方法是什么呢?胡伊青加认为，那就是描述游戏的主要特征。基于这种观点，下文将试图对游戏的特征进行分析。
　　
　　(一)游戏的生物性与原发性
　　在许多哺乳动物中都可以观察到游戏，通常是在求偶和亲子互动的情境中，但其他物种确实没有达到像人类那样整个成年期都具有好奇心并不断游戏的程度，正是这一点使得胡伊青加将人类称为“游戏的人或游戏者”，并提出“游戏比文化更古老”。
　　毫无疑问，在许多哺乳动物的不成熟阶段都广泛存在着游戏现象，在那些行为灵活，而且特别是延迟性成熟的有机体身上最有可能出现游戏。“物种越聪明和越社会化，其游戏就越精细”。n1早期的游戏理论家格罗斯(Groos)甚至指出：我们不能说动物游戏是因为它们幼稚和喜欢嬉戏，相反我们应该说动物有一个幼稚的时期是为了游戏。游戏是人类行为幼态持续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幼态持续影响发展的工具。
　　早期的游戏理论家@深刻地意识到并把握了游戏的生物性，即游戏是进化的产物。正是从游戏的生物性来说，游戏本质上是原发性的和内生的。我们不否认游戏与文化有着密切的，甚至可说是密不可分的关系，但许多人过分强调游戏的文化涵义恰恰是本末到置，倒因为果。游戏的生物性与原发性是根本性的、第一性的，游戏的文化性是继发性的，建立在生物性的基础上。
　　
　　(二)游戏的愉悦性和自发性
　　没有人会怀疑游戏是充满愉悦的活动，在游戏中，游戏者总是洋洋得意，乐此不疲。伯林内(Berlyne)的唤醒激活理论(arousal modulation)把游戏、好奇、创新等行为放在一个系统中进行探讨， 纪80年代曾花了9个月的时间观察在秘鲁海岸生活的海豹，亲眼目睹102只海豹遭到海狮的袭击，其中26只海豹被杀。后来，哈科特在英国《动物行为》杂志上这样写道，“在观察到的杀戮中，22只小海豹被攻击前正在海滩附近的水域中游戏，它们似乎没有察觉到任何危险。换句话说，有85％的小海豹是在游戏过程中被杀死的。”而大量的儿童受伤和早天也与他们的游戏活动有关。如许多儿童在游戏时会受伤，有的儿童甚至在骑自行车时会因受伤严重而死亡。但即使在毁灭性的极端环境下，对游戏的需要和渴望依旧无法抑制，就像乔治·艾森(George Eisen)在《大屠杀中的孩子和游戏》中写到的那样：“甚至处在恐怖中儿童对游戏的渴望也自然地进发出来……(这是)一种本能的，一种几乎嵌入人类意识中的天生冲动。”动物和人类幼崽在游戏上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但依然乐此不疲，答案也许在于游戏驱力已经在进化过程中深深地嵌入到或者说植根到生物有机体中去了。
　　进一步说，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那样，游戏是幼态持续的重要成分和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幼态持续影响发展的工具。众多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游戏作为幼态持续或发展不成熟的主要内容。如比约兰德曾指出，游戏是行为幼态持续的一个例子，是幼态持续影响发展的工具。佩莱里尼(Pellegrini)等人认为，游戏是不成熟儿童的核心成分。法国哲学家莫兰更是把游戏作为幼态持续和延长的童年期的产物，认为游戏又进而可以影响脑的进化。游戏学者法根(Fagen)则将游戏在哺乳动物中的存在与大的脑、缓慢的成熟及k选择联系起来。拉桑德和席克真特米哈依(Rathund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