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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Q是鲁迅唯一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中的典型人物。阿Q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阶级特征、性格特征的典型化的人物形象,是一个特定的时代中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典型。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中给他以喜剧的外套并寄寓了悲剧的内核。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精神胜利法有着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封建思想对人们灵魂的腐蚀、特殊时代下的中国农民的经济地位,农民自身因素,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迫使了这种精神的形成,阿Q不仅有着典型的意义,同时对现代社会同样有着重大意义和警醒作用。
【关键词】鲁迅 阿Q 艺术形象 性格特征
《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最多的一部小说。《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艺术形象,特别是阿Q的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有鲜明的个性,包含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容,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
1.可笑的阿Q。阿Q的出场让人忍俊不禁。《阿Q正传》原本是发表在晨报《副刊》里的连载小说,作者意在通过对阿Q这个人物善意的讽刺,指出人们各种各样的坏毛病,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喜剧的阿Q出场了,黄辫子,癞痢头,忽而自轻自贱,忽而自尊自负,外貌、语言和行动都可笑之至,但这仅仅是表象,透过这个表象,我们必须抓住阿Q性格的两个基本特征。
其一,丧失现实感。阿Q种种违反常态的可笑言行都是由于他主观随意性与客观真实性的背离。阿Q无法直面惨淡的人生,不能了解自己的真实处境,他在行动上的困顿只能从精神领域寻求补偿,于是脱离现实的精神上的自我陶醉——“精神胜利法”,成了阿Q畸形性格的重要特点。
其二,以丑为美。人生常有丑的一面,但丑本身并不可笑,只有以丑为美时才会出现滑稽可笑的喜剧效果。阿Q头上长着丑陋的癞疮疤,应该说这是贫困在他身上的印记,哪有可笑之处?但阿Q却硬要认为这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疮疤”,“你还不配”。认不清现实,辨不出美丑,這是阿Q可笑的本质,是异乎寻常的愚民政策和封建蒙昧主义植根小民而结成的恶果。令人难以置信的愚昧无知,是学生透过阿Q艺术生命的可笑表象,应首先踏上认识阿Q的第一个认知层次。
2.可鄙的阿Q。在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阿Q实在是一个可鄙的人。当他自称为虫豸,打自己嘴巴的时候,人的尊严已完全丧失,后来乞求革命投靠假洋鬼子时,竟比较起了各种尊称来讨好对方,这不能不叫人在哂笑之中带上强烈的反感。更有甚者,阿Q竟以欺凌弱者来取乐,从小尼姑“带哭的声音”中换取“得意的笑”。我们痛心地看到,这已不仅仅是劳动者美好人性的丧失,而且是人性的异化。我们再从另一角度分析阿Q的可鄙性,阿Q与赵太爷分属两个对立阶级,两者之间极为尖锐的矛盾本应不可调和,但在“革命”这一章节里,其表现又与赵太爷是惊人的相似。在革命的风声中,阿Q洋洋自得,不可一世,他也具有了像赵太爷一样的“主子性”,白天在大街上走时神气地“大唱”,晚上,在土谷祠的睡梦中痛快地“造反”,连小D、王胡的命都“不要了”;这时候的赵太爷很是失意,改称阿Q为老Q,而且是“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巴结奉承,诚惶诚恐,由主子变为奴才。在这革命的特定时期,阿Q与赵太爷的“主子”根性与“奴才”根性互相转化,这就是中国民族的劣根性,即失势时逆来顺受,自甘屈辱;得势时狐假虎威,以强凌弱,狼前为羊,羊前为狼。阿Q的为人使我们想起了鲁迅这样一段话:“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和看客。”(《呐喊•自序》)
3.可怜的阿Q。阿Q好似喜剧中的丑角,但却承受着悲剧的命运。他是个样子平常,有农民式质朴的劳动者,“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食物不论,力气不惜。在健全的社会里,这样的人应当获得正常的幸福生活,至少是活得下去,可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他只能最大限度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最低的生存需求。向吴妈求爱的行动,虽然可笑,但也在情理之中,万万没有想到此举不仅影响了生计,而且最终将他送上了断头台。可叹“精神胜利法”只在精神领域发挥作用,在生计问题、恋爱问题上,这劳什子没起丝毫作用,他的悲剧就是必然的了。“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鲁迅在当时为争取人的价值而提出的最低要求,阿Q不但不能获得这些合理要求,连起码的生存权利也被剥夺了。反动统治阶级无视人的价值,任意草菅人命,为所欲为,我们不能不为阿Q一掬同情之泪。
4.可思的阿Q。读《阿Q正传》,先是感到滑稽,再读下去,就感到滑稽中渗透着血泪,触动了我们的同情心。悲从笑中来,流过同情之泪以后,当然是深深的沉思。鲁迅先生对当时一些评论家不去深入了解作品的本意而妄加评论深为感慨,他一再声明:“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
我们看到,受列强欺凌的中华民族在当时国际环境中的地位与作品中阿Q在未庄环境中的地位是很有相似之处的,在一定程度上,阿Q的不幸命运缩影象征了近代中国苦难的历史。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面对一个个奇耻大辱,统治阶级愚昧麻木、自欺欺人、不思进取,在失败中寻找荒唐的“胜利”,这种病态心理也如瘟疫一样传染给了苦难深重的下层民众。一个卑微的阿Q就是一面镜子,透过这巨大的普遍性和典型的艺术性,让读者审视整个民族无孔不人的病态心理,“在阿Q这个人物身上集合着这个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也就是鲁迅在前期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冯雪峰《论<阿Q正传>》)。今天,阿Q仍然活着,活在那些心安理得地落伍,苟且偷生地享乐,陶醉于空虚的繁荣,虚假的胜利的人们中。病根未除,危机犹在。
【关键词】鲁迅 阿Q 艺术形象 性格特征
《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最多的一部小说。《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艺术形象,特别是阿Q的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有鲜明的个性,包含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容,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
1.可笑的阿Q。阿Q的出场让人忍俊不禁。《阿Q正传》原本是发表在晨报《副刊》里的连载小说,作者意在通过对阿Q这个人物善意的讽刺,指出人们各种各样的坏毛病,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喜剧的阿Q出场了,黄辫子,癞痢头,忽而自轻自贱,忽而自尊自负,外貌、语言和行动都可笑之至,但这仅仅是表象,透过这个表象,我们必须抓住阿Q性格的两个基本特征。
其一,丧失现实感。阿Q种种违反常态的可笑言行都是由于他主观随意性与客观真实性的背离。阿Q无法直面惨淡的人生,不能了解自己的真实处境,他在行动上的困顿只能从精神领域寻求补偿,于是脱离现实的精神上的自我陶醉——“精神胜利法”,成了阿Q畸形性格的重要特点。
其二,以丑为美。人生常有丑的一面,但丑本身并不可笑,只有以丑为美时才会出现滑稽可笑的喜剧效果。阿Q头上长着丑陋的癞疮疤,应该说这是贫困在他身上的印记,哪有可笑之处?但阿Q却硬要认为这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疮疤”,“你还不配”。认不清现实,辨不出美丑,這是阿Q可笑的本质,是异乎寻常的愚民政策和封建蒙昧主义植根小民而结成的恶果。令人难以置信的愚昧无知,是学生透过阿Q艺术生命的可笑表象,应首先踏上认识阿Q的第一个认知层次。
2.可鄙的阿Q。在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阿Q实在是一个可鄙的人。当他自称为虫豸,打自己嘴巴的时候,人的尊严已完全丧失,后来乞求革命投靠假洋鬼子时,竟比较起了各种尊称来讨好对方,这不能不叫人在哂笑之中带上强烈的反感。更有甚者,阿Q竟以欺凌弱者来取乐,从小尼姑“带哭的声音”中换取“得意的笑”。我们痛心地看到,这已不仅仅是劳动者美好人性的丧失,而且是人性的异化。我们再从另一角度分析阿Q的可鄙性,阿Q与赵太爷分属两个对立阶级,两者之间极为尖锐的矛盾本应不可调和,但在“革命”这一章节里,其表现又与赵太爷是惊人的相似。在革命的风声中,阿Q洋洋自得,不可一世,他也具有了像赵太爷一样的“主子性”,白天在大街上走时神气地“大唱”,晚上,在土谷祠的睡梦中痛快地“造反”,连小D、王胡的命都“不要了”;这时候的赵太爷很是失意,改称阿Q为老Q,而且是“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巴结奉承,诚惶诚恐,由主子变为奴才。在这革命的特定时期,阿Q与赵太爷的“主子”根性与“奴才”根性互相转化,这就是中国民族的劣根性,即失势时逆来顺受,自甘屈辱;得势时狐假虎威,以强凌弱,狼前为羊,羊前为狼。阿Q的为人使我们想起了鲁迅这样一段话:“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和看客。”(《呐喊•自序》)
3.可怜的阿Q。阿Q好似喜剧中的丑角,但却承受着悲剧的命运。他是个样子平常,有农民式质朴的劳动者,“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食物不论,力气不惜。在健全的社会里,这样的人应当获得正常的幸福生活,至少是活得下去,可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他只能最大限度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最低的生存需求。向吴妈求爱的行动,虽然可笑,但也在情理之中,万万没有想到此举不仅影响了生计,而且最终将他送上了断头台。可叹“精神胜利法”只在精神领域发挥作用,在生计问题、恋爱问题上,这劳什子没起丝毫作用,他的悲剧就是必然的了。“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鲁迅在当时为争取人的价值而提出的最低要求,阿Q不但不能获得这些合理要求,连起码的生存权利也被剥夺了。反动统治阶级无视人的价值,任意草菅人命,为所欲为,我们不能不为阿Q一掬同情之泪。
4.可思的阿Q。读《阿Q正传》,先是感到滑稽,再读下去,就感到滑稽中渗透着血泪,触动了我们的同情心。悲从笑中来,流过同情之泪以后,当然是深深的沉思。鲁迅先生对当时一些评论家不去深入了解作品的本意而妄加评论深为感慨,他一再声明:“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
我们看到,受列强欺凌的中华民族在当时国际环境中的地位与作品中阿Q在未庄环境中的地位是很有相似之处的,在一定程度上,阿Q的不幸命运缩影象征了近代中国苦难的历史。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面对一个个奇耻大辱,统治阶级愚昧麻木、自欺欺人、不思进取,在失败中寻找荒唐的“胜利”,这种病态心理也如瘟疫一样传染给了苦难深重的下层民众。一个卑微的阿Q就是一面镜子,透过这巨大的普遍性和典型的艺术性,让读者审视整个民族无孔不人的病态心理,“在阿Q这个人物身上集合着这个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也就是鲁迅在前期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冯雪峰《论<阿Q正传>》)。今天,阿Q仍然活着,活在那些心安理得地落伍,苟且偷生地享乐,陶醉于空虚的繁荣,虚假的胜利的人们中。病根未除,危机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