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佳月　编译
　　
　　在过去的几年里，李光耀办公室的艺术氛围和斯巴达式的装饰令他的来访者称羡。一些与众不同的中国式卷轴，很少修饰。这位新加坡的建国之父第一次搬进这个在二楼的、当时还是英国总督府所在地的办公室是在1971年。作为总理他已经服务6年了。他在1990年隐退，转任总理公署高级部长，后担任内阁资政，但是仍然在同一间屋里办公。
　　对李光耀的评述，媒体历来说法各异。1999年《纽约时报》称其为“世界上最聪明，同时也是最得人心的专制者”。麦卡锡如此论述李和新加坡的关系：“在许多方面，李光耀就是岛国的化身，他的性格体现了新加坡的各种特征——步步为营，如临大敌，冷峻干练，孤芳自赏然而干劲十足。”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过去，李光耀认为自由民主的缺失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相反，这种威权体制造就了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但是他的论证并没有考察其他专制国家的失败，而首先是建基于新加坡的成功，正如任何一位来访者都能证实的那样，李光耀和他的同僚在对他们自己原则的应用上已经遭遇瓶颈。近年来，李光耀对自己的“亚洲价值观”颇有反思，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然而，在亚洲，新加坡的成功被盲从和简单效仿。亚洲的领导者如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泰国的他信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都几乎全盘接受李光耀的政治思想，他们那种“经济第一位”的发展策略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位受过剑桥教育的律师。李光耀曾经为自己的岛国的孤立状态感到不安，然后他就采取了这种威权方式。
　　2005年李光耀人选《时代》周刊全球100名最有影响人物，并位居“科学家及思想家”一组，这位目光锐利的老人再度进入公共视野。尽管先前人权组织曾经对其威权方式和对宗教的不宽容进行苛刻指责，但是如今他已经被广泛认为是亚洲最受尊敬的政治家。李光耀相信“人类精神中有些东西是超乎常理之外”，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创造出了“新加坡奇迹”。
　　李光耀日渐年迈，十年前还做过一场心脏外科手术，但这些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他的个性：睿智，踏实，决策前深思熟虑，决定后又雷厉风行。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地域政治思想家和分析家，李光耀似乎老当益壮。他一度关心新加坡国民命运的每个细节，包括他们该和谁结婚以及该生多少孩子，如今却很少被自己国家的问题困扰，真正让他关心的倒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来自于伊斯兰好战分子的威胁。
　　李光耀是独二无二的，这并不仅仅因为他理性的视野，更独到的是他非意识形态的分析，这将他和其他亚洲观察家区分开来。无论是作为日占期间幸存的黑市商人，还是作为新加坡独立运动中的一名政治活动家，抑或在中越问题上充当中国领导人的密友与美国斡旋，李光耀总是显示出他洞察世事、聪明过人之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李光耀的卓越之路经历了长年的历炼。从政将近五十年，李光耀总结出一种治理国家的独特的亚洲方式，这种方式经常与西方政治所信奉的民主原则相冲突，即所谓“亚洲价值观”，通常被理解为遵从权威和秩序，将社会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他认为过度自由民主，尤其是言论自由，会对经取了这种威权方式。
　　这位祖籍在中国福建的政治家向《时代》周刊表示，在自己的公众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人是邓小平。而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却感情复杂。他认为随着中国和印度这两大古老文明的复苏，他们的影响将再次渗入到整个东南亚地区。这将意味着该地区的巨大繁荣，但同时也意味着力量的争斗。
　　谈到中国政治，李光耀认为，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探索就像邓小平说的要“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政府正在增加人民民主。村一级的选举还将走向镇区，只要能控制全局，中国领导人将不断试验。
　　谈到美国，李光耀说，我欣赏美国社会，但是我不打算在那里长久生活。如果我不得不成为一个流亡者，我愿意选择英国，一个并非那么紧迫的国家。但是另一方面美国有着可以改变的生活：任何东西都可以被打破，分析，然后重新定义，无论可不可能，美国人相信只要有足够的钱去努力探寻，都能够得以解决。1980年代，当美国看起来似乎要被新兴的日本和德国在所有的制造行业上赶超的时候，我一直都看到美国在修改和重构他们自己的经济秩序。他们又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那是一种较高级的体制，这才是更有竞争力的。
　　正如李光耀所言：“争论是必需的，这样才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如果伽利略不去挑战教廷，我们将仍然相信世界是方的，那样的话哥伦布或许还没有发现美洲。”中国和新加坡，亚洲和西方，争论不休，进步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