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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中国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常务理事。著有《春秋军事史》《何休平传》《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等。
大家好！
现在大家都很重视国学，重视传统文化，我们今天的制度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我们的理想愿景、治理方式与中华文化有许多共通默契的地方。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谈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
中国古人有云：“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的价值与功能，在于互为观照、互为包容、互为渗透、互为升华。任何一种文化，都面临着人类共同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如：怎样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怎样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心灵慰藉，怎样构建与调适合理的伦理秩序与个性自由之间的关系，怎样妥善对待文化上本我与他者的同异性质，怎样克服科学与技术迅猛发展所带来的道德滑坡现象。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究竟该怎么来概括？可谓言人人殊，众说纷纭。各种说法无疑都有自己的道理，但皆可作进一步的推敲商量。我个人认为，也许可以抽象提炼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博爱
基于“民本”立场上的博爱精神，很显然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民为本，以和为贵”，诸子百家思想观点有所差异，甚至不乏对立，但是在对“爱心”的肯定与弘扬上则是趋同的。
在儒家学说中，“仁”是最高的政治伦理范畴，它的基本含义是“爱人”“泛爱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被引入治国之中，就是主张推行以“爱民”“安民”为主旨的“仁政”，实现“德治”的理想境界。
墨家学说具有相当饱满的人民性，其中心思想就是“兼相爱，交相利”，这里的“兼相爱”，很显然与儒家“泛爱众”含义相似，蕴涵有“博爱”的基本精神。
道家推崇“道法自然”，这一命题本身就包含有“博爱”的精神。即：舍弃过度的措施，摈除酷烈的政举，尊重普遍规律，承认独特个性，一切顺任自然，凡事因势利导，使民众能够“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种“爱”，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号称为“三宝”之一的“慈”。
即使是在崇尚功利的法家与兵家那里，也不乏“爱民”的情怀，尽管其表述的方式有别于儒、墨学派。如法家主张“富国强兵”，其本意之一也是为了造福民众，“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因此，政治得失在于做到能够避免“伤于民”“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至于兵家，也提倡“唯民是保”。主张关心民众的福祉，爱护士卒的利益，“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
这种爱，从范围上讲，普及于天地万物，惠泽于草木昆虫，“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同时超越族群、超越邦国，所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至太平之世，夷狄进之于爵，天下远近小大如一”，（何休《公羊传解诂》） “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太宗语）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爱”具有博大无涯的性质，称之为“博爱”乃是名副其实。
二、公平
公平，是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关注与倡导的政治理想。在他们看来，对社会稳定和和谐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社会生活中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的大量存在，愈演愈烈，导致贫富悬殊，民不聊生，严重激化社会矛盾，酿成社会动乱。“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表现为经济资源配置上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剥削经营方式上，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什二，吾犹不足，而况于什一乎！”政治前途出路上，是少数人把持主要资源，不容他人染指，“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法律奖惩对象上，是同罪异罚，赏罚不公，“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教育权利享受上，是富贵者近水楼台，拥有一切，贫寒者忙于生计，无所受益;生活境地对比上，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宛然两重天地。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要使社会保持稳定，就必须改变这样的现实，为此，历代思想家大多主张通过建立利益调整的机制，来改变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失序状况：“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低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即在维持统治者长远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相对的社会公平与公正，将社会冲突的程度控制在最低的程度。于是，他们主张“正人”必先“正己”，统治者应该体察民情，以身作则，“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主张节制剥削，安定民众的生活，“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主张政治资源共享，“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主张法不阿贵，赏不遗贱，“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主张教育权利分摊，“有教无类”。主张去奢节俭，“去甚，去奢，去泰”。主张发展生产，丰富可分配的各种社会资源，“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总之，运用政策的杠杆和制度的功能，减轻甚至消弭导致社会不和谐，政治不安定的种种动因，构建和维系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正义
毫无疑问，正义是构成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又一个基本范畴。所谓“正义”，就是正确的行为原则。“义者，宜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很显然，合理而高尚的行为准则，是一种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所谓“顺道而行，顺理而言，公平无私，不为安肆志，不为危激行。”（《韩诗外传》）这就是韩愈《原道》中所提出的“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为此，古人提倡崇公道、顺公理、厉清议，将“公”看作“天之经也，地之义也，理之要”，并主张发挥舆论和邢赏两种手段来维护至公。
具体而言，这在社会规范方面，是强调明礼诚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也具有治国平天下的意义，“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至于“礼”，《左传》赋予它“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意义，道德如何具体体现在行为上，需要礼来做恰当的规定。经过礼对道德的整齐划一，道德才具有普遍性。同时，道德也必须通过礼来约定，才具有可实践性。故“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在人格磨砺和理想追求上，是倡导正确的人生观与气节观。强调忠孝节烈，就忠而言，它更多的包涵对祖国对民族深沉的爱试想，没有“忠”的道德观念，很难想象会有文天祥、史可法们慷慨激昂的民族大义。就今天来说，孝敬父母、忠于国家民族，依然不过时，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节烈在古代，也更多地体现在对人的气节、操守的要求，这种要求，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角色品格。即人在社会上充当什么角色，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遵守相应的道德要求。因此，官员叛国、贪污、渎职，都属于失节。推而广之，凡是不正当履行自己职责的人即是失节，从这方面而言，也依然有其积极意义。
同时，正义也意味着社会地位的相对平等和社会角色的各自担当，《左传· 昭公二十六年》里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孟子》中写道：“君视臣为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为犬马，臣视君为国人;君视臣为土芥，臣视君为寇仇。”
在社会管理上，正义的精神就是“以民为本”，关心民众疾苦，满足民众的愿望。国家为君主之本，庶民为国家之本，所以安定民生为政治之本。西周初年，提出了“敬德保民”的命题。春秋时期，“重民轻神”“恤民为德”成为社会上的普遍思潮。孔子建立“仁学”，核心宗旨便是“爱人”，主张“亲亲而仁民”。孟子“民本论”是“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认为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秦汉以降，“重民爱民”始终是正义在社会实践层面上的具体体现，维系着社会的相对稳定。
四、包容
兼容并蓄，宽容海涵，这同样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
古人早已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过分狭隘的视野与心胸，是无助于事业成功和社会发展的，即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真正理想的境界应该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在治国上，就是要做到海涵一切，虚怀若谷，宽容包纳，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处下，故能为百谷王”。在用人上，就是主张秉持宽松的尺度，切不可求全责备，应该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在文化选择上，便是在坚持统治思想主体性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充分汲取其他学派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为思想的整合、文化的构建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即所谓“百家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中华文化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生生不息，光彩夺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为一个开放的体系而非封闭的系统，能够不断吸收新的活力因子丰富和充实自身。从战国晚期诸子之间的整合融汇，到秦汉思潮的综合贯通;从隋末王通的三教归一，到宋明理学的援释入儒;从胡汉文化的交汇渗透，到中西思潮的激荡沟通;中华文化始终在保持主体性的前提下，不断汲取新的因素，注入新的活力。
五、进取
中华文化始终具有强烈的进取性。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自强意识。《周易》就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命题。主张自强不息、勤劳刻苦、舍生取义。孔子主张 “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也。”孟子提倡舍生取义，推崇大丈夫精神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已经成为民族的普遍心理认同：即，锲而不舍，百折不挠，义无反顾，虽死不悔，“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第二是反省意识，每当前进过程中遇到挫折、出现坎坷时，都能“反譬诸己”，审视自己的不足与局限，及时发现问题，重新选择方向，百折不挠，克服困难，创造条件，走向成功。第三是忧患意识，在顺境时不骄傲自满，不忘乎所以，强调“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指出“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从而保持清醒的头脑。最后是与时俱进意识。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与时迁移，应物变化”。
综上所述，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既是历史对我们的丰厚馈赠，也是我国今天继续前行的动力。像“敬德尊祖”“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泛爱仁慈”“刚柔相济”“民为邦本”“孝悌忠信”等等，皆呈示了鲜明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本质属性，它超越了时空，也超越了族群与阶级，是我们今天进行东西方文化接轨与融合的重要资源。
责任编辑/肖茂红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中国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常务理事。著有《春秋军事史》《何休平传》《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等。
大家好！
现在大家都很重视国学，重视传统文化，我们今天的制度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我们的理想愿景、治理方式与中华文化有许多共通默契的地方。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谈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
中国古人有云：“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的价值与功能，在于互为观照、互为包容、互为渗透、互为升华。任何一种文化，都面临着人类共同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如：怎样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怎样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心灵慰藉，怎样构建与调适合理的伦理秩序与个性自由之间的关系，怎样妥善对待文化上本我与他者的同异性质，怎样克服科学与技术迅猛发展所带来的道德滑坡现象。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究竟该怎么来概括？可谓言人人殊，众说纷纭。各种说法无疑都有自己的道理，但皆可作进一步的推敲商量。我个人认为，也许可以抽象提炼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博爱
基于“民本”立场上的博爱精神，很显然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民为本，以和为贵”，诸子百家思想观点有所差异，甚至不乏对立，但是在对“爱心”的肯定与弘扬上则是趋同的。
在儒家学说中，“仁”是最高的政治伦理范畴，它的基本含义是“爱人”“泛爱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被引入治国之中，就是主张推行以“爱民”“安民”为主旨的“仁政”，实现“德治”的理想境界。
墨家学说具有相当饱满的人民性，其中心思想就是“兼相爱，交相利”，这里的“兼相爱”，很显然与儒家“泛爱众”含义相似，蕴涵有“博爱”的基本精神。
道家推崇“道法自然”，这一命题本身就包含有“博爱”的精神。即：舍弃过度的措施，摈除酷烈的政举，尊重普遍规律，承认独特个性，一切顺任自然，凡事因势利导，使民众能够“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种“爱”，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号称为“三宝”之一的“慈”。
即使是在崇尚功利的法家与兵家那里，也不乏“爱民”的情怀，尽管其表述的方式有别于儒、墨学派。如法家主张“富国强兵”，其本意之一也是为了造福民众，“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因此，政治得失在于做到能够避免“伤于民”“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至于兵家，也提倡“唯民是保”。主张关心民众的福祉，爱护士卒的利益，“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
这种爱，从范围上讲，普及于天地万物，惠泽于草木昆虫，“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同时超越族群、超越邦国，所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至太平之世，夷狄进之于爵，天下远近小大如一”，（何休《公羊传解诂》） “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太宗语）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爱”具有博大无涯的性质，称之为“博爱”乃是名副其实。
二、公平
公平，是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关注与倡导的政治理想。在他们看来，对社会稳定和和谐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社会生活中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的大量存在，愈演愈烈，导致贫富悬殊，民不聊生，严重激化社会矛盾，酿成社会动乱。“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表现为经济资源配置上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剥削经营方式上，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什二，吾犹不足，而况于什一乎！”政治前途出路上，是少数人把持主要资源，不容他人染指，“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法律奖惩对象上，是同罪异罚，赏罚不公，“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教育权利享受上，是富贵者近水楼台，拥有一切，贫寒者忙于生计，无所受益;生活境地对比上，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宛然两重天地。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要使社会保持稳定，就必须改变这样的现实，为此，历代思想家大多主张通过建立利益调整的机制，来改变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失序状况：“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低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即在维持统治者长远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相对的社会公平与公正，将社会冲突的程度控制在最低的程度。于是，他们主张“正人”必先“正己”，统治者应该体察民情，以身作则，“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主张节制剥削，安定民众的生活，“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主张政治资源共享，“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主张法不阿贵，赏不遗贱，“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主张教育权利分摊，“有教无类”。主张去奢节俭，“去甚，去奢，去泰”。主张发展生产，丰富可分配的各种社会资源，“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总之，运用政策的杠杆和制度的功能，减轻甚至消弭导致社会不和谐，政治不安定的种种动因，构建和维系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正义
毫无疑问，正义是构成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又一个基本范畴。所谓“正义”，就是正确的行为原则。“义者，宜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很显然，合理而高尚的行为准则，是一种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所谓“顺道而行，顺理而言，公平无私，不为安肆志，不为危激行。”（《韩诗外传》）这就是韩愈《原道》中所提出的“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为此，古人提倡崇公道、顺公理、厉清议，将“公”看作“天之经也，地之义也，理之要”，并主张发挥舆论和邢赏两种手段来维护至公。
具体而言，这在社会规范方面，是强调明礼诚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也具有治国平天下的意义，“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至于“礼”，《左传》赋予它“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意义，道德如何具体体现在行为上，需要礼来做恰当的规定。经过礼对道德的整齐划一，道德才具有普遍性。同时，道德也必须通过礼来约定，才具有可实践性。故“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在人格磨砺和理想追求上，是倡导正确的人生观与气节观。强调忠孝节烈，就忠而言，它更多的包涵对祖国对民族深沉的爱试想，没有“忠”的道德观念，很难想象会有文天祥、史可法们慷慨激昂的民族大义。就今天来说，孝敬父母、忠于国家民族，依然不过时，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节烈在古代，也更多地体现在对人的气节、操守的要求，这种要求，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角色品格。即人在社会上充当什么角色，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遵守相应的道德要求。因此，官员叛国、贪污、渎职，都属于失节。推而广之，凡是不正当履行自己职责的人即是失节，从这方面而言，也依然有其积极意义。
同时，正义也意味着社会地位的相对平等和社会角色的各自担当，《左传· 昭公二十六年》里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孟子》中写道：“君视臣为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为犬马，臣视君为国人;君视臣为土芥，臣视君为寇仇。”
在社会管理上，正义的精神就是“以民为本”，关心民众疾苦，满足民众的愿望。国家为君主之本，庶民为国家之本，所以安定民生为政治之本。西周初年，提出了“敬德保民”的命题。春秋时期，“重民轻神”“恤民为德”成为社会上的普遍思潮。孔子建立“仁学”，核心宗旨便是“爱人”，主张“亲亲而仁民”。孟子“民本论”是“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认为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秦汉以降，“重民爱民”始终是正义在社会实践层面上的具体体现，维系着社会的相对稳定。
四、包容
兼容并蓄，宽容海涵，这同样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
古人早已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过分狭隘的视野与心胸，是无助于事业成功和社会发展的，即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真正理想的境界应该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在治国上，就是要做到海涵一切，虚怀若谷，宽容包纳，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处下，故能为百谷王”。在用人上，就是主张秉持宽松的尺度，切不可求全责备，应该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在文化选择上，便是在坚持统治思想主体性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充分汲取其他学派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为思想的整合、文化的构建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即所谓“百家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中华文化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生生不息，光彩夺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为一个开放的体系而非封闭的系统，能够不断吸收新的活力因子丰富和充实自身。从战国晚期诸子之间的整合融汇，到秦汉思潮的综合贯通;从隋末王通的三教归一，到宋明理学的援释入儒;从胡汉文化的交汇渗透，到中西思潮的激荡沟通;中华文化始终在保持主体性的前提下，不断汲取新的因素，注入新的活力。
五、进取
中华文化始终具有强烈的进取性。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自强意识。《周易》就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命题。主张自强不息、勤劳刻苦、舍生取义。孔子主张 “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也。”孟子提倡舍生取义，推崇大丈夫精神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已经成为民族的普遍心理认同：即，锲而不舍，百折不挠，义无反顾，虽死不悔，“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第二是反省意识，每当前进过程中遇到挫折、出现坎坷时，都能“反譬诸己”，审视自己的不足与局限，及时发现问题，重新选择方向，百折不挠，克服困难，创造条件，走向成功。第三是忧患意识，在顺境时不骄傲自满，不忘乎所以，强调“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指出“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从而保持清醒的头脑。最后是与时俱进意识。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与时迁移，应物变化”。
综上所述，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既是历史对我们的丰厚馈赠，也是我国今天继续前行的动力。像“敬德尊祖”“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泛爱仁慈”“刚柔相济”“民为邦本”“孝悌忠信”等等，皆呈示了鲜明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本质属性，它超越了时空，也超越了族群与阶级，是我们今天进行东西方文化接轨与融合的重要资源。
责任编辑/肖茂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