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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旅游发展不仅能够拉动地方经济的增长，也能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探索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前因变量和形成机制是推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尤其在乡村旅游发展引发的多利益主体复杂关系中，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是保证乡村旅游有序发展的关键环节，但现有研究中关于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对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机制尚缺乏深入的探讨。文章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以居民旅游参与度和旅游影響感知为中介、地方依恋为调节，以山东省8个代表性乡村旅游地为案例研究地，量化分析政府信任对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机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信任正向显著影响居民旅游发展参与度、旅游感知获益和支持度，负向显著影响旅游感知成本;参与度和旅游感知获益部分中介政府信任与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关系;地方依恋对政府信任与参与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与已有研究相比，文章从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切入，阐释了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形成机制，在影响机制探索中强化了社区参与和地方依恋的作用，对深刻理解居民政府信任促进旅游发展支持度的传导机制、激发居民旅游发展支持行为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实证支持。这意味着，为有效提升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需要重视社区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增强政府与居民良性互动，广泛吸纳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旅游发展过程，提升社区居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获得感，并培育居民对乡村的地方依恋情感，进而发挥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社会交换理论;政府信任;社区参与;旅游影响感知;支持度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21）03-0171-13DOI：10.12062/cpre.20200940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旅游以其绿色生态的发展特点，在发展农业经济、改善农村面貌、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逐步发展为乡村振兴的落脚地与主阵地[1]。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监测报告（2019上半年）》显示，2019年上半年全国乡村旅游总人次达15.1亿次，实现总收入8600亿元（http：//travel-people-com-cn/n1/2019/0729/c41570-31261848.html，2019-07-29.），乡村旅游已成为新时代乡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乡村旅游开发给旅游地带来经济、文化、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居民的旅游支持度则以他们对旅游业正面和负面影响感知为基础[2]。只有当居民认为乡村旅游具有一定的意义，且旅游带来的收益远超成本时，才会表现出旅游支持态度与行为。乡村旅游发展涉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彼此间存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关系[3]。社区居民作为重要利益群体，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依托[4]。居民积极的旅游发展态度给旅游者带来愉悦难忘体验的同时，更是保证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5-6]。准确把握居民旅游发展态度并探索其影响变量成为推动乡村旅游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环节，如何提高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也是旅游目的地研究中的热点话题[7-8]。
政府与居民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双方的相互信任对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有助于减少彼此间的利益冲突与纠纷，促进旅游规划的有效实施以及居民的合作与配合[9]。乡村振兴背景下，部分旅游资源禀赋较好的地区将乡村旅游视为拉动经济增长和改善乡村环境主要驱动力，作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政府通过正式的旅游部门和其他机构宏观调控旅游业发展[10]。居民会根据政府政策或行为所产生的结果评估政府机构的可信程度，即政府信任可以通过旅游开发的收益和成本来预测[9]。信任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与心理现象，是基于认知和心理情感角度对他人表现出的态度和信心[11]。政府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判断和接受度，被认为是旅游支持度的重要前测变量[12-13]。近年来，政府信任的相关研究逐渐引起旅游界的关注[14]，然而，在国内旅游研究中，对居民政府信任这一主题的探讨还不够充分，需要更深入的研究[13]。
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和精英利益群体往往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多数居民的权力和利益容易被边缘化[15]，导致双方处于相对不平等的状态。社区参与可以有效赋予居民参与旅游规划和发展、旅游事务管理与决策以及从中获得更多利益的机会[16]，参与程度影响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支持度。参与程度不同，居民对乡村旅游开发所带来影响的感知会有所区别[17]，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也有所不同[7]。因此，居民参与被认为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现有研究看，探讨居民政府信任与旅游参与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明晰。
社会交换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旅游支持度领域研究中[18-19]，该理论涉及利益交换角度下人与资源间的交互关系[20]。收益和成本是社会交换理论中的两个基本要素，每个成员在参与交换时都试图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大的收益[21]。交换的持久性和扩展性建立在双方潜在的信任基础之上，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信任成为社会交换理论的核心要素[22]。在旅游领域中，交换的结果表现为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和支持程度[23-24]，受到旅游影响感知（包括收益和成本）的影响。然而，社会交换理论在研究居民旅游支持度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25]，多数以其为主要理论框架的研究均假设地方居民是理性决策者，认为居民总是根据交换关系产生的利益和成本做出决策[13]。在现实生活中，理性决策者的假设可能并不准确，心理学相关研究表明个人情感也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决策和行为[25]。以往有关旅游支持度的研究大多关注于物质和经济利益对居民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忽视了居民的情感诉求，以致不能很好的理解和诠释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形成过程。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乡村旅游地居民往往对所在的村庄具有依恋情感[26]，居民对社区及其周围环境的依恋情感可能会影响他们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行为。已有对旅游领域的研究主要将社区依恋和场所依恋作为旅游影响感知和支持度的预测因素[27]，本研究认为居民对地方的依恋情感决定了政治信任与旅游影响感知、参与度以及支持度之间关系的强度。 综合上述，本研究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融入地方依恋理论，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究政府信任对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以及其中复杂的传导机制，旨在更加明晰居民旅游支持行为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为推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首先，以往有关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研究多将信任和参与度视为两个平行的前端变量，未深入讨论两个变量间的作用关系[17]。在公共管理领域研究中，政府信任被认为是影响公民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的重要前置变量，公民政府信任程度越高，参与政府所倡导的行为的倾向越高，参与行为发生的概率越高[28]。鉴于政府在旅游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信任在社会交换过程中的作用，文章尝试将上述研究结果运用到旅游研究情境中，将政府信任视为参与度的前端预测变量，研究参与度能否在政府信任与旅游影响感知以及政府信任与支持度间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以探究政府信任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复杂的作用机制;其次，鉴于个人价值系统因素对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探究地方依恋情感在政府信任和旅游发展支持度间影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尝试突破社会交换理论在研究旅游支持度时的局限;最后，本文能够拓展有关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研究，并且提供居民情感管理、信任和影响感知的实用策略。
1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度的关系
旅游影响感知是地方居民对自身居住空间旅游发展过程中各要素变化情况的认知，主要分为感知获益和感知成本两个方面[9]。乡村旅游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能够给旅游地带来就业机会增加、地方经济发展等积极影响，也会给地方居民带来有损他们日常生活的消极影响，如物价上涨、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等[9]。大量借鉴社会交换理论的研究表明居民旅游发展支持行为是基于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判断和权衡后做出的选择[29-30]。乡村旅游所带来的最终结果由地方居民承担，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如果地方居民感知到旅游开发带来的积极影响，他们将会表现出积极的旅游发展态度，感知到的消极的旅游影响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弱居民支持度，即感知获益对支持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感知成本对支持度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31]，也有研究证明感知成本与旅游发展支持度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32]。对于一些处于乡村旅游发展初级阶段社区而言，即使居民没有获得直接的经济获益或是受到负面影响，他们仍然会表现出旅游发展支持行为，他们的支持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未来收益和成本的认知[33]，由此可见，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度之间的关系。结合文献综述结果，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a：旅游感知获益正向显著影响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
H1b：旅游感知成本负向显著影响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
1.2参与度与旅游影响感知和支持度的关系
Murphy最早将社区参与的概念引入旅游规划和发展中[34]，用于描述居民自愿参加社区各种活动或事务并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的行为。Arnstein[35]提出的公众参与阶梯模型，将参与分为无公众参与、象征主义、公民权力三个阶段，公众参与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权力影响公民获得和利用社会交换结果的能力。在旅游领域，社区参与程度体现了社区居民对旅游业的影响力及其对旅游业发展的倾向[36]。社区参与可以通过增强旅游业的积极影响、减弱消极影响来增加社区的价值[37]，因此社区参与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权力分享和决策的视角来看，社区参与赋予地方居民参与规划和决策制定的机会与权力[16]，使得居民对旅游发展的认知和情感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减少居民与旅游开发主体间的利益冲突，有利于旅游的持续发展。
国内外陆续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旅游影响感知在社区居民参与和旅游发展支持度之间的中介关系，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地方居民会参与到旅游开发与管理中，当他们感知的旅游收益超过成本时，往往会表现出积极的支持行为[38]，即旅游感知能够在参与度和支持度间起到中介作用。Pappas[39]指出，社区支持不仅受正面和负面感知的影响，而且还受社区参与的影响。王咏等[17]的研究表明，社会参与度对旅游利益感知有正向影响，对旅游成本感知有负向影响。徐文燕等[26]的研究表明，感知获益能够在居民参与度和旅游发展支持度间起到中介作用。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参与度显著影响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
H3a：参与度正向显著影响居民旅游感知获益;
H3b：参与度负向显著影响居民旅游感知成本。
1.3政府信任与参与度、旅游影响感知和支持度的关系
信任是社会交换理论内在的关系概念，交换关系双方潜在的信任是产生和维持交换关系持久性和扩展性的基础[9]。政府信任是公民对政府政策或行为是否符合其心理期许所持有的一种信心或信念[40]，是居民一种主观的感情色彩，能够映射出公众对政府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反应。在旅游研究中，信任被视为影响目的地居民与旅游业之间社会交换关系的关键变量[9]。Nunkoo等[15，41]指出居民对旅游机构的信任对他们对旅游发展的支持程度有积极影响。在政府信任与旅游影响感知的关系研究方面，多数学者将旅游影响感知视为政府信任的前置变量，认为旅游感知获益能够增强居民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并且维持双方的关系，即交换关系产生的经济和非经济利益影响居民对政府政策和行为的信任水平[8，17，36]。然而，社会交换过程中往往充斥着种种风险，且预期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利益相关者之間的信任成为整个交换过程的重要先决条件。地方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影响他们对预期影响的认识和对旅游活动的支持意愿[42]，高政府信任感的居民更容易相信政府会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将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从而达到最优的结果，相反，对政府信任度较低的居民往往怀疑当地政府是否有意愿减少旅游发展对当地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缺乏政府信任的居民更加关注旅游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降低其旅游支持意愿。Ouyang等[13]指出政府信任显著影响居民对社区举办大型活动的影响感知和支持度。Nunkoo等[18，43]认为地方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不仅直接影响旅游发展支持度，并且通过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信任和权力是社会交换理论中的核心内容[44]，参与使得居民能够获取更多的权力[16]。相比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居民在乡村旅游发展的社会交换语境中拥有较少的权力，常常处于权力不平等状态[45]，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需要信任作为保障基础，从而完成整个交换过程。通常情况下，公民并不会主动参与某些活动，需要一系列外部因素的推动[46]。Cropanzano和Mitchell[47]
指出，政府信任是推动公民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高政府信任的居民更容易感知到政府所做的努力，相应的，居民也会更多的站在政府的角度思考问题，积极配合政府政策，维持较高的参与行为。宋典等[28]
认为，政府信任是公民参与行为的重要前提，是影响公民参与程度的决定因素。张冰超等[48]的研究表明，政府信任通过行为态度间接影响社区居民参与特色小镇建设意愿，时少华等[49]
指出旅游社区信任正向显著影响社区居民旅游参与的程度。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部门会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引导和调控旅游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而居民期望在交换中获得有价值的结果或资源。据此推测，政府信任可能影响社区居民的态度和旅游参与意愿。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政府信任显著影响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
H5a：政府信任正向显著影响居民旅游感知获益;
H5b：政府信任负向显著影响居民旅游感知成本;
H6：政府信任显著影响社区居民旅游参与度。
1.4地方依恋的调节作用
地方依恋理论最早由Williams等[50]提出，认为人在特定场所开展活动时会产生对空间环境的依恋，强调人地之间特殊的情感联系。在旅游社区语境中，依恋强调的是居民与社区的关系，具体是指居民与所居住社区在物质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情感关系，其核心要素包括情感、意义等，植根于社区的情感和价值观[7]。旅游地居民的依恋情感可分为内隐依恋和外显依恋两种形式，其中，内隐依恋是社区居民在长久生活中与周边其他个体和环境所建立的情感联系，以内隐方式内化于个体情感中，外显依恋则是个体受到特定刺激后而产生或被激活的情感联结[51]。居民的“恋地情结”在发展和维持人地关系和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形成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恋程度越高，居民参与旅游的主动性越强，高地方依恋的居民会建立与地方之间的高度关联，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投入更多的情感[7]。
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如果居民与政府之间能够形成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即政府站在居民的角度思考问题，居民信任政府政策和行为，居民的外显依恋也相应地增强，并且通过内隐依恋作用于居民旅游支持度。根据社会交换理论，政府信任是潜在旅游影响感知和旅游支持度的重要前置变量[12]，但有研究表明即使居民不信任政府政策或行为，也会支持举办大型的旅游赛事活动[13]。Draper等[52]
指出，可能存在着某种变量，能够有效影响旅游发展中居民态度与政府之间的作用路径，调节政府信任与感知影响和支持度之间的关系。在乡村旅游开发与发展过程中，对政府的不信任可能会减少居民旅游参与度和对旅游活动所带来的影响的感知，进而影响产生负面的支持行为，居民对政府的不信任而产生的这些负面反应可能会因地方依恋程度较高而得到缓解[13]。对于高地方依恋的居民而言，政府信任对参与度和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较强;对于低地方依恋的居民而言，政府信任对参与度和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较弱。居民的地方依恋可以调节政府信任与旅游发展支持度之间的直接关系，也可以通过调节与参与度和旅游影响感知直接的关系，间接影响旅游发展支持度。郭安禧等[53]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依恋情感能够正向调节旅游感知成本与旅游发展支持度之间的负向关系。Ouyang等[13]的研究表明，事件依恋能够有效调节大型活动中居民政府信任与感知收益、情感反应以及居民支持度之间的关系。由此推测居民政府信任与参与度、旅游影响感知和支持度之见关系强度会因居民地方依恋程度不同而不同，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7a：地方依恋调节居民政府信任与感知获益之间的关系;
H7b：地方依恋调节居民政府信任与感知成本之间的关系;
H8：地方依恋调节居民政府信任与旅游参与度之间的关系;
H9：地方依恋调节居民政府信任与旅游发展支持度之间的关系。
综述所述，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2研究方法
2.1案例地选取
在新旧动能转换政策快速推进过程中，近年来山东省不断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制定了各类政策推动乡村旅游业向规模化、精品化方向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创新发展路径。本文选取山东省8个代表性村庄为案例地展开调查，涵盖乡村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的发展类型。其中包括首批“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淄博中郝峪村、“全国文明村”济南马套村等乡村旅游发展较为成熟的村庄，还包括济南店台村等处于旅游发展起步阶段的村庄。这些村庄均具有一定的旅游资源基础，且当地政府鼓励乡村旅游的发展，社区居民能够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来。
2.2问卷设计及变量测量
文章所使用的测量题项均源于国内外主流学者开发的成熟量表，以确保良好的内容效度。问卷采用Likert5点量表法进行衡量，“非常不同意”为1，“非常同意”为5。在前文提出的假设基础上，结合所调研村庄的实际情况以及专家学者的相关建议，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各变量的测量题项以及被调查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正式调研之前，本研究开展了前期的预调研，根据预调研的结果以及研究的背景和需要对问卷一些题项进行了适当修正与调整。
政府信任的测量主要借鉴Nunkoo[43]、Nunkoo等[54]、Ouyang等[13]的研究成果，包括“相信政府在旅游发展中所做的决策”“相信政府会考虑本村的利益”“相信政府所做决策的合理性”“相信政府会为支持乡村发展做出很多努力”4个测量题项;感知获益和感知成本的测量题项借鉴Nuhkoo和Gursoy[31]、Zuo等[8]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感知获益包括“旅游开发使居民的经济收入明显增加”和“旅游开发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2个测量题项，感知成本包括“旅游开发导致物价上涨，生活费用增加”“旅游开发导致村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和“旅游開发导致村庄交通阻塞”3个题项;参与度的测量借鉴杜宗斌等[55]、孙凤芝等[56]的研究成果，包括“参与本村旅游管理的程度”“参与本村旅游决策的程度”“对本村旅游发展的了解程度”和“参与本村旅游相关接待的状况”4个题项;支持度的测量借鉴Nunkoo等[54]、周玲强等[57]的研究成果，包括“支持乡村可持续性的旅游发展”“支持乡村建设新的旅游设施吸引游客”“支持旅游业在乡村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旅游业发展将引导乡村向正确的方向发展”4个测量题项;地方依恋的测量主要借鉴盛婷婷等[58]、吴蓉等[59]的研究成果，包括“感觉这个村庄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这个村庄对我很重要”“对村庄有很强的归属感”“和村庄的居民感情很好”和“离开这里，我会很想念它”、“这里是我最喜欢的地方”6个测量题项。 2.3样本和数据收集
调研问卷收集时间自2018年8月至2019年4月，采取入户现场调查的方式，调查对象为年满18周岁的当地居民，问卷收集采取现场填写，现场回收的方式。对于一些不能理解问卷内容的居民，以调研员向被试者口述问卷问题并记录其答案的形式进行。本研究共发放了385份问卷，回收373份，其中有效问卷362份，有效回收率94.0%。有效样本的特征具体表现为：男性占比46.7%，女性占比53.3%，两者比例并无明显差异;在年龄方面，18～25岁占3.6%，26～35岁占10.2%，36～45岁占23.8%，46～55岁占29.8%，56岁以上占32.6%，总体年龄偏高，以中老年为主;在婚姻状况方面，已婚92.7%，未婚占比7.3%，与年龄结构相匹配;受教育程度方面，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67.4%，高中/中专学历占21.%，大专学历占7.2%，本科及以上学历占4.4%，学历水平以中下学历为主;旅游从业时间方面，受访人群从业从业旅游经营活动1a以下和1～2a分别占比18.2%、14.9%，从业2～4a的占比22.74%，4a以上的占44.2%。在职业方面，以个体经营商和销售人员为主，接待业户占32.6%，销售商贸人员占29.6%。
3数据分析
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每份问卷的所有问题均由同一被试者回答，问卷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为保证数据的科学性，采用Podsakoff等[60]建议的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数据进行检验，将政府信任等6个潜变量的23个测量题项全部纳入到探索性因子分析中，采用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法检验数据的同源偏差问题。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6个，第一个因子的解释变异量为30.74%，小于40%的判断标准，说明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验证性因子分析
利用AMOS22.0软件对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首先构建了政府信任、参与度、感知获益、感知成本、支持度、地方依恋的测量模型。结果如表1所示，信度分析主要使用Cronbach’sα和组合信度（CR）值进行估计，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Cronbach’sα值在0.728～0.894之间，组合信度值在0.742～0.896之间，均满足大于0.7的标准，说明数据具有较高的信度和稳定性。
效度分析包含内敛效度和区别效度，其中，内敛效度分析通过因子载荷系数和平均方差抽取量AVE的值来衡量。由表1可知，各变量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均满足大于0.5的要求，AVE值在0.491～0.713之间，处在可以接受的范围，说明各潜变量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区别效度检验中，各个潜变量AVE值的平方根要大于它与其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由表2可知潜变量间的具有较高的区别效度。
3.3路径分析与假设检验
数据的偏度系数的的绝对值据小于3，峰度系数均小于8，符合正态分布。利用AMOS22.0软件的极大似然估计法（ML法）对模型的拟合优度进行检验。其中，绝对适配指数χ2/df=2.292、GFI=0.924、RMSEA=0.060、RMR=0.050，简约适配指数PNFI=0.749、PCFI=0.774，增值适配指数NFI=0.926、TLI=0.946、CFI=0.957，各项适配指数均达到了标准值，综合三类指标，认为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
利用AMOS22.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對本文的研究假设依次进行检验，具体运算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从感知获益与支持度的关系来看，两者间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0.204，P<0.01，表明感知获益显著正向影响居民旅游支持度，因此，假设H1a成立;从感知成本与支持度的关系来看，两者间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0.035，P>0.05，表明感知成本对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拒绝假设H1b。对于社区居民而言，旅游参与度显著影响旅游影响感知获益，与预期假设不同的是，旅游感知成本并不会负向影响旅游发展支持度。
从参与度与支持度的关系来看，两者间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0.212，P<0.01，表明居民旅游参与度显著正向影响旅游发展支持度，因此假设H2成立;从参与度与感知获益的关系来看，两者间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0.386，P<0.001，表明旅游参与度显著正向影响居民感知获益，因此假设H3a成立;从参与度与感知成本的关系来看，两者间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0.152，P<0.05，数据分析表明，与研究假设不同，参与度显著正向影响居民感知成本。
就政府信任与支持度的关系来看，两者间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0.242，P<0.001，表明政府信任显著正向影响
居民旅游支持度，因此假设H4成立;就政府信任与感知获益的关系来看，两者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77，P<0.001，表明政府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居民的感知获益，因此假设H5a成立;就政府信任与感知成本的关系来看，两者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33，P<0.01，表明政府信任显著负向影响居民的感知成本，因此假设H5b成立;就政府信任与参与度的关系来看，两者间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0.381，P<0.001，表明政府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居民旅游参与度，因此假设H6成立。对于旅游地居民来说，对政府政策和行为的信任程度是影响其旅游参与度、旅游影响感知和支持度的重要前置变量。
3.4中介效应检验
参与度和旅游影响感知在政府信任与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关系中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为了检验模型内部复杂的中介效应，文章采用Hayes[61]推荐的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Bootstrap方法主要通过观察置信区间内的极大值和极小值之间是否包含0来判断中介效应是否显著，区间不包括0即判定中介效存在。中介效应分析主要借助SPSS22.0实现，检验过程采用Bootstrap方法重复抽样5000次，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政府信任是旅游发展支持度重要前置变量，总效应为0.283（95%CI：[0.202，0.356]），其中，直接效应为0.188（95%CI：[0.037，0.129]），间接效应0.095（95%CI：[0.052，0.142]）。因此，认为政府信任与支持度之间存在一定间接效应，间接作用主要通过参与度和旅游感知来实现。其中，通过参与度的间接作用为0.049（95%CI：[0.016，0.083]），通过感知获益的间接作用为0.030（95%CI：[0.004，0.061]），感知成本在政府信任与支持度之间的间接作用不显著（95%CI：[-0.004，0.003]）。 除了简单的中介效应外，模型内还存在复杂的中介效应，因此，需要进一步检验模型内的链式中介效应。数据分析显示（表4），政府信任通过参与度和感知获益对支持度的间接效应显著（0.015，95%CI：[0.002，0.032），政府信任通过参与度和感知成本对支持度的间接效应不显
著（95%CI：[-0.004，0.003]）。可见，政府信任除了直接作用于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外，还通过感知获益和参与度间接作用于旅游发展支持度。
3.5调节效应检验
根据研究假设，地方依恋对政府信任与旅游参与度、感知获益、感知成本与支持度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根据温忠麟等[62]学者的建议，研究采用SPSS分层回归的方式检验地方依恋的调节作用。为了减少回归方程中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在构造乘积项之前，对政府信任和地方依恋进行中心化处理。首先将控制变量（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学历、职业、从业时间）纳入到回归方程中;其次，将政府信任、地方依恋同时纳入回归方程;最后将政府信任與地方依恋的乘积项纳入回归方程，依次考察乘积项与参与度、感知获益、感知成本、支持度之间的回归系数，检验交互项的系数是否达到显著性水平，进而判断调节效果是否显著。
由表5模型3可知，政府信任与地方依恋的乘积项显著正向影响旅游参与度（β=0.117，p<0.05），因此，假设H8获得支持，这表明地方依恋在政府信任与旅游发展支持度之间起着正向调节作用;由模型6可知，政府信任与地方依恋的乘积项对感知获益不具有显著影响（β=-0.019，p>0.05），由模型9可知，政府信任与地方依恋的乘积项对感知成本不具有显著影响（β=-0.044，P>0.05），由模型12可知，政府信任与地方依恋的乘积项对旅游发展支持度不具有显著影响（β=0.083，P>0.05），因此，假设H7a、H7b、H9未获得支持。
为了更清晰地分析不同地方依恋水平在政府信任与旅游参与度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本研究通过EXCEL软件绘制了调节效应图，将地方依恋分为高低两组，分别显示政府信任与参与度的影响关系。由图2可知，在相同的政府信任水平下，高地方依恋居民的旅游发展参与度比低地方依恋的居民要高。这表明，地方依恋程度越高，政府信任与旅游参与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越能得到较好的维持，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8。
4结论与启示
4.1结论
第一，政府信任是居民旅游参与度、旅游影响感知和支持度的有效预测变量。政府信任正向影响居民旅游参与度，社区参与作为公民权力的一部分，赋予地方居民积极参与旅游事务决策的机会与权力。以往以社会交换理论为理论基础的研究较少考虑社区参与在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部分研究将信任和参与视为平行的变量，研究其与旅游影响感知和支持度之间的影响关系，忽略了信任对居民参与度可能存在的影响关系[17，63]。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信任是参与度的前置变量，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参与度和参与积极性越高，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明晰了政府信任和旅游参与度之间的影响关系，为社会交换理论下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证支撑。政府信任正向影响居民旅游参与度，政府信任正向影响居民的感知获益，负向影响居民的感知成本。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数学者将旅游影响感知作为政府信任的前置变量[17，43]，认为感知获益正向影响居民政府信任，感知成本负向影响居民政府信任。本文将政府信任视为旅游影响感知的预测变量，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信任能够强化居民感知到的旅游积极影响，弱化旅游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居民政府信任正向显著影响旅游发展支持度，研究表明，居民对政府信任水平在旅游支持度方面起关键作用，该结论与Nunkoo等[18]、Ouyang等[13]的研究一致，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交换理论的在国内的实证研究。
第二，参与度显著影响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支持度。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度不仅直接作用于旅游发展支持度，而且通过感知影响间接作用于支持度。参与度正向显著影响感知获益和感知成本，参与度高的社区居民容易感知到旅游发展为旅游地带来的影响。其中，参与度正向显著影响感知成本的研究结果与王咏等[17]社区参与对旅游感知成本有负向影响的结论有所差异。对该结论解释为，地方居民作为旅游发展的参与主体，旅游影响感知会随参与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随着旅游发展参与的不断深入，居民能够更为深刻的感知到旅游发展给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带来的诸多变化与影响，居民不仅能够明显感知到乡村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也能清醒的认知到旅游发展中的各种不利影响[64]。该结论说明旅游参与度与感知影响之间可能存在较为复杂的作用关系，今后需要进一步的探究。参与度正向影响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为地方居民提供了从旅游发展中获益的机会，随着参与度的深入，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该结论验证了Pappas[39]的研究结果。
第三，旅游影响感知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存在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感知获益正向显著影响旅游发展支持度，感知成本与支持度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与Nunkoo等[54]、Gursoy等[32]研究结果一致。针对该结果可能的解释为当前乡村旅游开发给当地居民带来负面影响较小，尚未给他们当前的正常生活造成太大影响。对于处于生命周期初级和发展阶段社区而言，居民往往会更加注重经济利益和就业机会的增加，他们通常会忽略或是选择接受旅游发展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表现出旅游发展支持行为。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几个村庄的旅游相关从业人员年龄结构以中老年为主，除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外，他们大都缺乏其他可靠且高效的经济来源。因此，从感知影响角度来看，居民对消极影响感知较弱，旅游发展支持度主要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
第四，参与度和感知获益在政府信任与旅游发展支持度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政府信任不仅直接影响旅游发展支持行为，还会通过参与度和旅游影响感知的中介传导产生间接影响。结论进一步厘清了政府信任与旅游发展支持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为深刻理解“政府信任→参与度→感知获益→支持度”这一复杂的传导机制提供了实证支持。说明居民对政府信任度较高时，就会积极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来，当感知到的旅游收益远超成本时，居民会表现出积极的支持态度。以往的关于政府信任和支持度的部分研究将政府信任作为旅游影响感知的最直接前置变量[42]，没有考虑其他可能存在的变量对旅游影响感知 的作用，忽略了居民参与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与传导作用，未能较好的揭示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形成机制。
第五，地方依恋在政府信任与居民旅游参与度之间具有调节效应。具体来说，对旅游地的地方依恋情感越高，居民旅游参与度与政府信任的相关关系越强。对于高地方依恋的居民而言，即使对政府政策和行为的信任较低，他们也会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来，因为参与过程能够让他们更容易感知到旅游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借鉴结合社会交换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重要变量的建议[39]，本文将地方依恋引入研究模型，能够更加合理的解释政府信任与旅游发展支持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形成机理。研究并未发现地方依恋对政府信任与感知获益、感知成本以及旅游发展支持度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对于该结果的解释为，地方依恋使得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的期望变高，即高地方依恋的居民更期望政府政策和行为能够为旅游地带来更多的积极影响和更少的消极影响，然而在实际旅游发展过程中，感知到的旅游收益和成本都不是他们预期结果，从而表现出消极的旅游发展支持行为。
4.2启示
在乡村旅游振兴乡村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能够对旅游项目的成功开发、管理运营、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应该充分考虑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要素，进而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和乡村旅游的提质升级。本研究结论可以为乡村旅游发展工作提供如下启示：
第一，促进政民互动，增强居民政府信任。政府在旅游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受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居民对政府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容易受到一些不和谐因素的影响而变得脆弱。政府信任能够提高居民旅游参与度，强化居民感知收益，弱化感知成本。因此，政府应全力营造公开透明的政策环境，在制定相关旅游发展政策时，不应只站在自身和精英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应充分考虑社区居民的利益，避免做出有利于精英利益相關者而牺牲当地社区利益的政策决定。
第二，提高居民参与意识，鼓励社区居民参与。通过吸引旅游经营、资本入股、决策参与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居民旅游参与程度，政府应该为居民提供参与旅游发展规划管理、旅游决策和投资发展社区旅游的机会，使居民切实感受到旅游发展为他们所带来的变化。通过相关的教育培训提高居民的旅游参与意识与观念，是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强化居民旅游发展中的主人翁意识。
第三，提升居民感知获益，降低感知成本。虽然感知成本与居民旅游开发支持度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感知成本不会对支持度造成影响。从所调研的村庄来看，消极的旅游影响对居民生产生活环境的破坏较为有限，感知成本一旦超出居民的心理承受边界，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较大负面影响时，他们就可能表现出阻碍乡村旅游发展的行为。因此，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应确保旅游发展为居民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并且保障相关利益能够得到更加平等和合理的分配。积极宣传旅游业所能够带来的利益，提升社区居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获得感。
第四，重视人地间的情感联系，培育居民地方依恋情感。研究发现，居民的地方依恋情感越高，政府信任对旅游参与度的正向影响越强。培育旅游地居民的地方依恋情感对于促进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旅游开发过程中注意保护居民生产、生活和居住环境，减少旅游多带来的消极影响，使居民建立起与居住地的情感联结。注意维护居民的经济利益，切实为社区居民谋福祉，促进旅游地经济环境的良性改变，使居民建立与旅游地间的高度情感联结。针对不同地方依恋水平的居民的定制沟通策略，以提高旅游活动的参与度。
4.3不足与展望
首先，研究收集了山东省8个不同村庄的数据，村落处于不同的旅游发展阶段，旅游发展程度不同，旅游参与、地方依恋等要素存在差异，这可能会对研究结果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未来研究中应考虑探讨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的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差异。其次，在构建旅游影响感知测量维度时，本文采用的是常用的成本——获益的分类方式，在测量感知获益时只考虑了经济方面的影响，缺少对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考量，将来可结合旅游感知影响其他的分类方式展开研究。最后，作者将居民政府信任视为一个整体维度进行研究，没有考虑到政府信任的层级[65-69]问题。在西方国家，居民对于地方机构的信任程度通常高于中央政府，而在中国，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往往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这表明居民政府信任可能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中存在差异[8]。此外，除政府部门外，其他公共组织在乡村旅游发展中也会发挥关键作用，未来的研究还应考虑居民对不同层级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的信任程度对旅游发展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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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ofresidents’trustingovernmentonsupportfortourismdevelopmentin
ruraltourismdestinations：basedonthemoderatingroleofplaceattachment
JIAYanju1LIAng1LIURui2XUXingan3SUNFengzhi1 （1.BusinessSchool，ShandongNormalUniversity，JinanShandong250014，China;
2.GraduateSchoolofAdvancedScicenceandEnginecming，HiroshimaUniversity，Higashi-HiroshimaHiroshima7398511，Japan;
3.TourismCollege，HainanUniversity，HaikouHainan570228，China）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ruraltourismcannotonlystimulatethegrowthoflocaleconomy，butalsopromotetheeffectiveimplementationofChina’sruralrevitalizationstrategy.Exploringtheantecedentvariablesandformingmechanismofresidents’supportfortourismisanimportantfactortopromot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ourism，whichhasattractedwidespreadattentionfromtheacademiccommunity.Specifically，inthecomplexrelationshipbetweenmulti-stakeholderstriggeredbyruraltourismdevelopment，residents’trustingovernmenthasplayedapivotalroleinensuringthedevelopmentofruraltourism，butexistingstudiesabouttheinfluenceofresidents’trustingovernmentonsupportfortourismlackin-depthdiscussion.Basedonthesocialexchangetheory，thispapertakescommunityinvolvementandresidents’perceptionoftourismimpactasmediatorsandplaceattachmentasthemoderator.SelectingeightrepresentativeruraltourismdestinationsinShandongProvinceasstudysites，thisstudyattemptstoanalyzetheinfluencingmechanismofresident’strustingovernmentonthesupportfortourism.Findingssuggestthat：①Trustingovernmenthassignificantinfluenceoncommunityinvolvement，perceivedbenefits，supportfortourismpositively，andperceivedcostsnegatively.②Communityinvolvementandperceivedbenefitsmediatespartiallytherelationshipbetweengovernmenttrustandtourismdevelopmentsupport.③Placeattachmentmoderatestherelationshipbetweentrustingovernmentandcommunityinvolvementpositively.Comparedwithexistingstudies，thispaperanalyzestheformationmechanismofresidents’supportfortourismdevelopmentinruraltourismdestinationsfromtheperspectiveoftrustingovernment，andstrengthenstheroleofcommunityinvolvementandplaceattachmentintheexplorationofinfluencingmechanism.Itprovidesatheoreticalexplanationandanempiricalsupportforthedeepunderstandingofthetransmissionmechanismofresidents’trustingovernmentinfluencingtheirsupportfortourismandstimulatingresidents’supportbehaviorfortourismdevelopment.Thismeansthat，inordertoeffectivelyimproveresidents’supportfortourism，itisnecessarytopaymoreattentiontocommunityresidents’trustingovernment，enhancetheinteractionandcommunicationbetweengovernmentandresidents，encourageresidents’involvementintourismdevelopment，strengthenresidents’senseofgainfromruraltourismdevelopment，andcultivateresidents’placeattachmenttotheircommunities，soastoexertthepositiveroleofruraltourisminpromotingruralrevitalization.
Keywordssocialexchangetheory;trustingovernment;communityinvolvement;perceptionoftourismimpact;supportfortourism
（責任编辑：于杰）
关键词：社会交换理论;政府信任;社区参与;旅游影响感知;支持度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21）03-0171-13DOI：10.12062/cpre.20200940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旅游以其绿色生态的发展特点，在发展农业经济、改善农村面貌、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逐步发展为乡村振兴的落脚地与主阵地[1]。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监测报告（2019上半年）》显示，2019年上半年全国乡村旅游总人次达15.1亿次，实现总收入8600亿元（http：//travel-people-com-cn/n1/2019/0729/c41570-31261848.html，2019-07-29.），乡村旅游已成为新时代乡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乡村旅游开发给旅游地带来经济、文化、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居民的旅游支持度则以他们对旅游业正面和负面影响感知为基础[2]。只有当居民认为乡村旅游具有一定的意义，且旅游带来的收益远超成本时，才会表现出旅游支持态度与行为。乡村旅游发展涉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彼此间存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关系[3]。社区居民作为重要利益群体，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依托[4]。居民积极的旅游发展态度给旅游者带来愉悦难忘体验的同时，更是保证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5-6]。准确把握居民旅游发展态度并探索其影响变量成为推动乡村旅游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环节，如何提高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也是旅游目的地研究中的热点话题[7-8]。
政府与居民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双方的相互信任对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有助于减少彼此间的利益冲突与纠纷，促进旅游规划的有效实施以及居民的合作与配合[9]。乡村振兴背景下，部分旅游资源禀赋较好的地区将乡村旅游视为拉动经济增长和改善乡村环境主要驱动力，作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政府通过正式的旅游部门和其他机构宏观调控旅游业发展[10]。居民会根据政府政策或行为所产生的结果评估政府机构的可信程度，即政府信任可以通过旅游开发的收益和成本来预测[9]。信任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与心理现象，是基于认知和心理情感角度对他人表现出的态度和信心[11]。政府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判断和接受度，被认为是旅游支持度的重要前测变量[12-13]。近年来，政府信任的相关研究逐渐引起旅游界的关注[14]，然而，在国内旅游研究中，对居民政府信任这一主题的探讨还不够充分，需要更深入的研究[13]。
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和精英利益群体往往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多数居民的权力和利益容易被边缘化[15]，导致双方处于相对不平等的状态。社区参与可以有效赋予居民参与旅游规划和发展、旅游事务管理与决策以及从中获得更多利益的机会[16]，参与程度影响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支持度。参与程度不同，居民对乡村旅游开发所带来影响的感知会有所区别[17]，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也有所不同[7]。因此，居民参与被认为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现有研究看，探讨居民政府信任与旅游参与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明晰。
社会交换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旅游支持度领域研究中[18-19]，该理论涉及利益交换角度下人与资源间的交互关系[20]。收益和成本是社会交换理论中的两个基本要素，每个成员在参与交换时都试图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大的收益[21]。交换的持久性和扩展性建立在双方潜在的信任基础之上，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信任成为社会交换理论的核心要素[22]。在旅游领域中，交换的结果表现为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和支持程度[23-24]，受到旅游影响感知（包括收益和成本）的影响。然而，社会交换理论在研究居民旅游支持度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25]，多数以其为主要理论框架的研究均假设地方居民是理性决策者，认为居民总是根据交换关系产生的利益和成本做出决策[13]。在现实生活中，理性决策者的假设可能并不准确，心理学相关研究表明个人情感也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决策和行为[25]。以往有关旅游支持度的研究大多关注于物质和经济利益对居民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忽视了居民的情感诉求，以致不能很好的理解和诠释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形成过程。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乡村旅游地居民往往对所在的村庄具有依恋情感[26]，居民对社区及其周围环境的依恋情感可能会影响他们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行为。已有对旅游领域的研究主要将社区依恋和场所依恋作为旅游影响感知和支持度的预测因素[27]，本研究认为居民对地方的依恋情感决定了政治信任与旅游影响感知、参与度以及支持度之间关系的强度。 综合上述，本研究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融入地方依恋理论，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究政府信任对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以及其中复杂的传导机制，旨在更加明晰居民旅游支持行为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为推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首先，以往有关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研究多将信任和参与度视为两个平行的前端变量，未深入讨论两个变量间的作用关系[17]。在公共管理领域研究中，政府信任被认为是影响公民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的重要前置变量，公民政府信任程度越高，参与政府所倡导的行为的倾向越高，参与行为发生的概率越高[28]。鉴于政府在旅游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信任在社会交换过程中的作用，文章尝试将上述研究结果运用到旅游研究情境中，将政府信任视为参与度的前端预测变量，研究参与度能否在政府信任与旅游影响感知以及政府信任与支持度间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以探究政府信任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复杂的作用机制;其次，鉴于个人价值系统因素对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探究地方依恋情感在政府信任和旅游发展支持度间影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尝试突破社会交换理论在研究旅游支持度时的局限;最后，本文能够拓展有关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研究，并且提供居民情感管理、信任和影响感知的实用策略。
1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度的关系
旅游影响感知是地方居民对自身居住空间旅游发展过程中各要素变化情况的认知，主要分为感知获益和感知成本两个方面[9]。乡村旅游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能够给旅游地带来就业机会增加、地方经济发展等积极影响，也会给地方居民带来有损他们日常生活的消极影响，如物价上涨、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等[9]。大量借鉴社会交换理论的研究表明居民旅游发展支持行为是基于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判断和权衡后做出的选择[29-30]。乡村旅游所带来的最终结果由地方居民承担，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如果地方居民感知到旅游开发带来的积极影响，他们将会表现出积极的旅游发展态度，感知到的消极的旅游影响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弱居民支持度，即感知获益对支持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感知成本对支持度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31]，也有研究证明感知成本与旅游发展支持度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32]。对于一些处于乡村旅游发展初级阶段社区而言，即使居民没有获得直接的经济获益或是受到负面影响，他们仍然会表现出旅游发展支持行为，他们的支持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未来收益和成本的认知[33]，由此可见，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度之间的关系。结合文献综述结果，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a：旅游感知获益正向显著影响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
H1b：旅游感知成本负向显著影响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
1.2参与度与旅游影响感知和支持度的关系
Murphy最早将社区参与的概念引入旅游规划和发展中[34]，用于描述居民自愿参加社区各种活动或事务并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的行为。Arnstein[35]提出的公众参与阶梯模型，将参与分为无公众参与、象征主义、公民权力三个阶段，公众参与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权力影响公民获得和利用社会交换结果的能力。在旅游领域，社区参与程度体现了社区居民对旅游业的影响力及其对旅游业发展的倾向[36]。社区参与可以通过增强旅游业的积极影响、减弱消极影响来增加社区的价值[37]，因此社区参与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权力分享和决策的视角来看，社区参与赋予地方居民参与规划和决策制定的机会与权力[16]，使得居民对旅游发展的认知和情感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减少居民与旅游开发主体间的利益冲突，有利于旅游的持续发展。
国内外陆续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旅游影响感知在社区居民参与和旅游发展支持度之间的中介关系，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地方居民会参与到旅游开发与管理中，当他们感知的旅游收益超过成本时，往往会表现出积极的支持行为[38]，即旅游感知能够在参与度和支持度间起到中介作用。Pappas[39]指出，社区支持不仅受正面和负面感知的影响，而且还受社区参与的影响。王咏等[17]的研究表明，社会参与度对旅游利益感知有正向影响，对旅游成本感知有负向影响。徐文燕等[26]的研究表明，感知获益能够在居民参与度和旅游发展支持度间起到中介作用。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参与度显著影响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
H3a：参与度正向显著影响居民旅游感知获益;
H3b：参与度负向显著影响居民旅游感知成本。
1.3政府信任与参与度、旅游影响感知和支持度的关系
信任是社会交换理论内在的关系概念，交换关系双方潜在的信任是产生和维持交换关系持久性和扩展性的基础[9]。政府信任是公民对政府政策或行为是否符合其心理期许所持有的一种信心或信念[40]，是居民一种主观的感情色彩，能够映射出公众对政府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反应。在旅游研究中，信任被视为影响目的地居民与旅游业之间社会交换关系的关键变量[9]。Nunkoo等[15，41]指出居民对旅游机构的信任对他们对旅游发展的支持程度有积极影响。在政府信任与旅游影响感知的关系研究方面，多数学者将旅游影响感知视为政府信任的前置变量，认为旅游感知获益能够增强居民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并且维持双方的关系，即交换关系产生的经济和非经济利益影响居民对政府政策和行为的信任水平[8，17，36]。然而，社会交换过程中往往充斥着种种风险，且预期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利益相关者之間的信任成为整个交换过程的重要先决条件。地方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影响他们对预期影响的认识和对旅游活动的支持意愿[42]，高政府信任感的居民更容易相信政府会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将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从而达到最优的结果，相反，对政府信任度较低的居民往往怀疑当地政府是否有意愿减少旅游发展对当地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缺乏政府信任的居民更加关注旅游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降低其旅游支持意愿。Ouyang等[13]指出政府信任显著影响居民对社区举办大型活动的影响感知和支持度。Nunkoo等[18，43]认为地方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不仅直接影响旅游发展支持度，并且通过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信任和权力是社会交换理论中的核心内容[44]，参与使得居民能够获取更多的权力[16]。相比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居民在乡村旅游发展的社会交换语境中拥有较少的权力，常常处于权力不平等状态[45]，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需要信任作为保障基础，从而完成整个交换过程。通常情况下，公民并不会主动参与某些活动，需要一系列外部因素的推动[46]。Cropanzano和Mitchell[47]
指出，政府信任是推动公民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高政府信任的居民更容易感知到政府所做的努力，相应的，居民也会更多的站在政府的角度思考问题，积极配合政府政策，维持较高的参与行为。宋典等[28]
认为，政府信任是公民参与行为的重要前提，是影响公民参与程度的决定因素。张冰超等[48]的研究表明，政府信任通过行为态度间接影响社区居民参与特色小镇建设意愿，时少华等[49]
指出旅游社区信任正向显著影响社区居民旅游参与的程度。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部门会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引导和调控旅游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而居民期望在交换中获得有价值的结果或资源。据此推测，政府信任可能影响社区居民的态度和旅游参与意愿。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政府信任显著影响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
H5a：政府信任正向显著影响居民旅游感知获益;
H5b：政府信任负向显著影响居民旅游感知成本;
H6：政府信任显著影响社区居民旅游参与度。
1.4地方依恋的调节作用
地方依恋理论最早由Williams等[50]提出，认为人在特定场所开展活动时会产生对空间环境的依恋，强调人地之间特殊的情感联系。在旅游社区语境中，依恋强调的是居民与社区的关系，具体是指居民与所居住社区在物质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情感关系，其核心要素包括情感、意义等，植根于社区的情感和价值观[7]。旅游地居民的依恋情感可分为内隐依恋和外显依恋两种形式，其中，内隐依恋是社区居民在长久生活中与周边其他个体和环境所建立的情感联系，以内隐方式内化于个体情感中，外显依恋则是个体受到特定刺激后而产生或被激活的情感联结[51]。居民的“恋地情结”在发展和维持人地关系和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形成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恋程度越高，居民参与旅游的主动性越强，高地方依恋的居民会建立与地方之间的高度关联，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投入更多的情感[7]。
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如果居民与政府之间能够形成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即政府站在居民的角度思考问题，居民信任政府政策和行为，居民的外显依恋也相应地增强，并且通过内隐依恋作用于居民旅游支持度。根据社会交换理论，政府信任是潜在旅游影响感知和旅游支持度的重要前置变量[12]，但有研究表明即使居民不信任政府政策或行为，也会支持举办大型的旅游赛事活动[13]。Draper等[52]
指出，可能存在着某种变量，能够有效影响旅游发展中居民态度与政府之间的作用路径，调节政府信任与感知影响和支持度之间的关系。在乡村旅游开发与发展过程中，对政府的不信任可能会减少居民旅游参与度和对旅游活动所带来的影响的感知，进而影响产生负面的支持行为，居民对政府的不信任而产生的这些负面反应可能会因地方依恋程度较高而得到缓解[13]。对于高地方依恋的居民而言，政府信任对参与度和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较强;对于低地方依恋的居民而言，政府信任对参与度和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较弱。居民的地方依恋可以调节政府信任与旅游发展支持度之间的直接关系，也可以通过调节与参与度和旅游影响感知直接的关系，间接影响旅游发展支持度。郭安禧等[53]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依恋情感能够正向调节旅游感知成本与旅游发展支持度之间的负向关系。Ouyang等[13]的研究表明，事件依恋能够有效调节大型活动中居民政府信任与感知收益、情感反应以及居民支持度之间的关系。由此推测居民政府信任与参与度、旅游影响感知和支持度之见关系强度会因居民地方依恋程度不同而不同，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7a：地方依恋调节居民政府信任与感知获益之间的关系;
H7b：地方依恋调节居民政府信任与感知成本之间的关系;
H8：地方依恋调节居民政府信任与旅游参与度之间的关系;
H9：地方依恋调节居民政府信任与旅游发展支持度之间的关系。
综述所述，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2研究方法
2.1案例地选取
在新旧动能转换政策快速推进过程中，近年来山东省不断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制定了各类政策推动乡村旅游业向规模化、精品化方向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创新发展路径。本文选取山东省8个代表性村庄为案例地展开调查，涵盖乡村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的发展类型。其中包括首批“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淄博中郝峪村、“全国文明村”济南马套村等乡村旅游发展较为成熟的村庄，还包括济南店台村等处于旅游发展起步阶段的村庄。这些村庄均具有一定的旅游资源基础，且当地政府鼓励乡村旅游的发展，社区居民能够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来。
2.2问卷设计及变量测量
文章所使用的测量题项均源于国内外主流学者开发的成熟量表，以确保良好的内容效度。问卷采用Likert5点量表法进行衡量，“非常不同意”为1，“非常同意”为5。在前文提出的假设基础上，结合所调研村庄的实际情况以及专家学者的相关建议，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各变量的测量题项以及被调查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正式调研之前，本研究开展了前期的预调研，根据预调研的结果以及研究的背景和需要对问卷一些题项进行了适当修正与调整。
政府信任的测量主要借鉴Nunkoo[43]、Nunkoo等[54]、Ouyang等[13]的研究成果，包括“相信政府在旅游发展中所做的决策”“相信政府会考虑本村的利益”“相信政府所做决策的合理性”“相信政府会为支持乡村发展做出很多努力”4个测量题项;感知获益和感知成本的测量题项借鉴Nuhkoo和Gursoy[31]、Zuo等[8]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感知获益包括“旅游开发使居民的经济收入明显增加”和“旅游开发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2个测量题项，感知成本包括“旅游开发导致物价上涨，生活费用增加”“旅游开发导致村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和“旅游開发导致村庄交通阻塞”3个题项;参与度的测量借鉴杜宗斌等[55]、孙凤芝等[56]的研究成果，包括“参与本村旅游管理的程度”“参与本村旅游决策的程度”“对本村旅游发展的了解程度”和“参与本村旅游相关接待的状况”4个题项;支持度的测量借鉴Nunkoo等[54]、周玲强等[57]的研究成果，包括“支持乡村可持续性的旅游发展”“支持乡村建设新的旅游设施吸引游客”“支持旅游业在乡村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旅游业发展将引导乡村向正确的方向发展”4个测量题项;地方依恋的测量主要借鉴盛婷婷等[58]、吴蓉等[59]的研究成果，包括“感觉这个村庄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这个村庄对我很重要”“对村庄有很强的归属感”“和村庄的居民感情很好”和“离开这里，我会很想念它”、“这里是我最喜欢的地方”6个测量题项。 2.3样本和数据收集
调研问卷收集时间自2018年8月至2019年4月，采取入户现场调查的方式，调查对象为年满18周岁的当地居民，问卷收集采取现场填写，现场回收的方式。对于一些不能理解问卷内容的居民，以调研员向被试者口述问卷问题并记录其答案的形式进行。本研究共发放了385份问卷，回收373份，其中有效问卷362份，有效回收率94.0%。有效样本的特征具体表现为：男性占比46.7%，女性占比53.3%，两者比例并无明显差异;在年龄方面，18～25岁占3.6%，26～35岁占10.2%，36～45岁占23.8%，46～55岁占29.8%，56岁以上占32.6%，总体年龄偏高，以中老年为主;在婚姻状况方面，已婚92.7%，未婚占比7.3%，与年龄结构相匹配;受教育程度方面，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67.4%，高中/中专学历占21.%，大专学历占7.2%，本科及以上学历占4.4%，学历水平以中下学历为主;旅游从业时间方面，受访人群从业从业旅游经营活动1a以下和1～2a分别占比18.2%、14.9%，从业2～4a的占比22.74%，4a以上的占44.2%。在职业方面，以个体经营商和销售人员为主，接待业户占32.6%，销售商贸人员占29.6%。
3数据分析
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每份问卷的所有问题均由同一被试者回答，问卷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为保证数据的科学性，采用Podsakoff等[60]建议的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数据进行检验，将政府信任等6个潜变量的23个测量题项全部纳入到探索性因子分析中，采用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法检验数据的同源偏差问题。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6个，第一个因子的解释变异量为30.74%，小于40%的判断标准，说明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验证性因子分析
利用AMOS22.0软件对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首先构建了政府信任、参与度、感知获益、感知成本、支持度、地方依恋的测量模型。结果如表1所示，信度分析主要使用Cronbach’sα和组合信度（CR）值进行估计，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Cronbach’sα值在0.728～0.894之间，组合信度值在0.742～0.896之间，均满足大于0.7的标准，说明数据具有较高的信度和稳定性。
效度分析包含内敛效度和区别效度，其中，内敛效度分析通过因子载荷系数和平均方差抽取量AVE的值来衡量。由表1可知，各变量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均满足大于0.5的要求，AVE值在0.491～0.713之间，处在可以接受的范围，说明各潜变量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区别效度检验中，各个潜变量AVE值的平方根要大于它与其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由表2可知潜变量间的具有较高的区别效度。
3.3路径分析与假设检验
数据的偏度系数的的绝对值据小于3，峰度系数均小于8，符合正态分布。利用AMOS22.0软件的极大似然估计法（ML法）对模型的拟合优度进行检验。其中，绝对适配指数χ2/df=2.292、GFI=0.924、RMSEA=0.060、RMR=0.050，简约适配指数PNFI=0.749、PCFI=0.774，增值适配指数NFI=0.926、TLI=0.946、CFI=0.957，各项适配指数均达到了标准值，综合三类指标，认为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
利用AMOS22.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對本文的研究假设依次进行检验，具体运算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从感知获益与支持度的关系来看，两者间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0.204，P<0.01，表明感知获益显著正向影响居民旅游支持度，因此，假设H1a成立;从感知成本与支持度的关系来看，两者间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0.035，P>0.05，表明感知成本对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拒绝假设H1b。对于社区居民而言，旅游参与度显著影响旅游影响感知获益，与预期假设不同的是，旅游感知成本并不会负向影响旅游发展支持度。
从参与度与支持度的关系来看，两者间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0.212，P<0.01，表明居民旅游参与度显著正向影响旅游发展支持度，因此假设H2成立;从参与度与感知获益的关系来看，两者间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0.386，P<0.001，表明旅游参与度显著正向影响居民感知获益，因此假设H3a成立;从参与度与感知成本的关系来看，两者间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0.152，P<0.05，数据分析表明，与研究假设不同，参与度显著正向影响居民感知成本。
就政府信任与支持度的关系来看，两者间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0.242，P<0.001，表明政府信任显著正向影响
居民旅游支持度，因此假设H4成立;就政府信任与感知获益的关系来看，两者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77，P<0.001，表明政府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居民的感知获益，因此假设H5a成立;就政府信任与感知成本的关系来看，两者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33，P<0.01，表明政府信任显著负向影响居民的感知成本，因此假设H5b成立;就政府信任与参与度的关系来看，两者间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0.381，P<0.001，表明政府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居民旅游参与度，因此假设H6成立。对于旅游地居民来说，对政府政策和行为的信任程度是影响其旅游参与度、旅游影响感知和支持度的重要前置变量。
3.4中介效应检验
参与度和旅游影响感知在政府信任与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关系中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为了检验模型内部复杂的中介效应，文章采用Hayes[61]推荐的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Bootstrap方法主要通过观察置信区间内的极大值和极小值之间是否包含0来判断中介效应是否显著，区间不包括0即判定中介效存在。中介效应分析主要借助SPSS22.0实现，检验过程采用Bootstrap方法重复抽样5000次，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政府信任是旅游发展支持度重要前置变量，总效应为0.283（95%CI：[0.202，0.356]），其中，直接效应为0.188（95%CI：[0.037，0.129]），间接效应0.095（95%CI：[0.052，0.142]）。因此，认为政府信任与支持度之间存在一定间接效应，间接作用主要通过参与度和旅游感知来实现。其中，通过参与度的间接作用为0.049（95%CI：[0.016，0.083]），通过感知获益的间接作用为0.030（95%CI：[0.004，0.061]），感知成本在政府信任与支持度之间的间接作用不显著（95%CI：[-0.004，0.003]）。 除了简单的中介效应外，模型内还存在复杂的中介效应，因此，需要进一步检验模型内的链式中介效应。数据分析显示（表4），政府信任通过参与度和感知获益对支持度的间接效应显著（0.015，95%CI：[0.002，0.032），政府信任通过参与度和感知成本对支持度的间接效应不显
著（95%CI：[-0.004，0.003]）。可见，政府信任除了直接作用于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外，还通过感知获益和参与度间接作用于旅游发展支持度。
3.5调节效应检验
根据研究假设，地方依恋对政府信任与旅游参与度、感知获益、感知成本与支持度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根据温忠麟等[62]学者的建议，研究采用SPSS分层回归的方式检验地方依恋的调节作用。为了减少回归方程中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在构造乘积项之前，对政府信任和地方依恋进行中心化处理。首先将控制变量（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学历、职业、从业时间）纳入到回归方程中;其次，将政府信任、地方依恋同时纳入回归方程;最后将政府信任與地方依恋的乘积项纳入回归方程，依次考察乘积项与参与度、感知获益、感知成本、支持度之间的回归系数，检验交互项的系数是否达到显著性水平，进而判断调节效果是否显著。
由表5模型3可知，政府信任与地方依恋的乘积项显著正向影响旅游参与度（β=0.117，p<0.05），因此，假设H8获得支持，这表明地方依恋在政府信任与旅游发展支持度之间起着正向调节作用;由模型6可知，政府信任与地方依恋的乘积项对感知获益不具有显著影响（β=-0.019，p>0.05），由模型9可知，政府信任与地方依恋的乘积项对感知成本不具有显著影响（β=-0.044，P>0.05），由模型12可知，政府信任与地方依恋的乘积项对旅游发展支持度不具有显著影响（β=0.083，P>0.05），因此，假设H7a、H7b、H9未获得支持。
为了更清晰地分析不同地方依恋水平在政府信任与旅游参与度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本研究通过EXCEL软件绘制了调节效应图，将地方依恋分为高低两组，分别显示政府信任与参与度的影响关系。由图2可知，在相同的政府信任水平下，高地方依恋居民的旅游发展参与度比低地方依恋的居民要高。这表明，地方依恋程度越高，政府信任与旅游参与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越能得到较好的维持，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8。
4结论与启示
4.1结论
第一，政府信任是居民旅游参与度、旅游影响感知和支持度的有效预测变量。政府信任正向影响居民旅游参与度，社区参与作为公民权力的一部分，赋予地方居民积极参与旅游事务决策的机会与权力。以往以社会交换理论为理论基础的研究较少考虑社区参与在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部分研究将信任和参与视为平行的变量，研究其与旅游影响感知和支持度之间的影响关系，忽略了信任对居民参与度可能存在的影响关系[17，63]。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信任是参与度的前置变量，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参与度和参与积极性越高，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明晰了政府信任和旅游参与度之间的影响关系，为社会交换理论下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证支撑。政府信任正向影响居民旅游参与度，政府信任正向影响居民的感知获益，负向影响居民的感知成本。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数学者将旅游影响感知作为政府信任的前置变量[17，43]，认为感知获益正向影响居民政府信任，感知成本负向影响居民政府信任。本文将政府信任视为旅游影响感知的预测变量，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信任能够强化居民感知到的旅游积极影响，弱化旅游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居民政府信任正向显著影响旅游发展支持度，研究表明，居民对政府信任水平在旅游支持度方面起关键作用，该结论与Nunkoo等[18]、Ouyang等[13]的研究一致，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交换理论的在国内的实证研究。
第二，参与度显著影响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支持度。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度不仅直接作用于旅游发展支持度，而且通过感知影响间接作用于支持度。参与度正向显著影响感知获益和感知成本，参与度高的社区居民容易感知到旅游发展为旅游地带来的影响。其中，参与度正向显著影响感知成本的研究结果与王咏等[17]社区参与对旅游感知成本有负向影响的结论有所差异。对该结论解释为，地方居民作为旅游发展的参与主体，旅游影响感知会随参与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随着旅游发展参与的不断深入，居民能够更为深刻的感知到旅游发展给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带来的诸多变化与影响，居民不仅能够明显感知到乡村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也能清醒的认知到旅游发展中的各种不利影响[64]。该结论说明旅游参与度与感知影响之间可能存在较为复杂的作用关系，今后需要进一步的探究。参与度正向影响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为地方居民提供了从旅游发展中获益的机会，随着参与度的深入，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该结论验证了Pappas[39]的研究结果。
第三，旅游影响感知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存在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感知获益正向显著影响旅游发展支持度，感知成本与支持度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与Nunkoo等[54]、Gursoy等[32]研究结果一致。针对该结果可能的解释为当前乡村旅游开发给当地居民带来负面影响较小，尚未给他们当前的正常生活造成太大影响。对于处于生命周期初级和发展阶段社区而言，居民往往会更加注重经济利益和就业机会的增加，他们通常会忽略或是选择接受旅游发展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表现出旅游发展支持行为。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几个村庄的旅游相关从业人员年龄结构以中老年为主，除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外，他们大都缺乏其他可靠且高效的经济来源。因此，从感知影响角度来看，居民对消极影响感知较弱，旅游发展支持度主要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
第四，参与度和感知获益在政府信任与旅游发展支持度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政府信任不仅直接影响旅游发展支持行为，还会通过参与度和旅游影响感知的中介传导产生间接影响。结论进一步厘清了政府信任与旅游发展支持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为深刻理解“政府信任→参与度→感知获益→支持度”这一复杂的传导机制提供了实证支持。说明居民对政府信任度较高时，就会积极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来，当感知到的旅游收益远超成本时，居民会表现出积极的支持态度。以往的关于政府信任和支持度的部分研究将政府信任作为旅游影响感知的最直接前置变量[42]，没有考虑其他可能存在的变量对旅游影响感知 的作用，忽略了居民参与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与传导作用，未能较好的揭示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形成机制。
第五，地方依恋在政府信任与居民旅游参与度之间具有调节效应。具体来说，对旅游地的地方依恋情感越高，居民旅游参与度与政府信任的相关关系越强。对于高地方依恋的居民而言，即使对政府政策和行为的信任较低，他们也会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来，因为参与过程能够让他们更容易感知到旅游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借鉴结合社会交换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重要变量的建议[39]，本文将地方依恋引入研究模型，能够更加合理的解释政府信任与旅游发展支持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形成机理。研究并未发现地方依恋对政府信任与感知获益、感知成本以及旅游发展支持度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对于该结果的解释为，地方依恋使得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的期望变高，即高地方依恋的居民更期望政府政策和行为能够为旅游地带来更多的积极影响和更少的消极影响，然而在实际旅游发展过程中，感知到的旅游收益和成本都不是他们预期结果，从而表现出消极的旅游发展支持行为。
4.2启示
在乡村旅游振兴乡村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能够对旅游项目的成功开发、管理运营、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应该充分考虑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要素，进而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和乡村旅游的提质升级。本研究结论可以为乡村旅游发展工作提供如下启示：
第一，促进政民互动，增强居民政府信任。政府在旅游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受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居民对政府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容易受到一些不和谐因素的影响而变得脆弱。政府信任能够提高居民旅游参与度，强化居民感知收益，弱化感知成本。因此，政府应全力营造公开透明的政策环境，在制定相关旅游发展政策时，不应只站在自身和精英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应充分考虑社区居民的利益，避免做出有利于精英利益相關者而牺牲当地社区利益的政策决定。
第二，提高居民参与意识，鼓励社区居民参与。通过吸引旅游经营、资本入股、决策参与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居民旅游参与程度，政府应该为居民提供参与旅游发展规划管理、旅游决策和投资发展社区旅游的机会，使居民切实感受到旅游发展为他们所带来的变化。通过相关的教育培训提高居民的旅游参与意识与观念，是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强化居民旅游发展中的主人翁意识。
第三，提升居民感知获益，降低感知成本。虽然感知成本与居民旅游开发支持度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感知成本不会对支持度造成影响。从所调研的村庄来看，消极的旅游影响对居民生产生活环境的破坏较为有限，感知成本一旦超出居民的心理承受边界，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较大负面影响时，他们就可能表现出阻碍乡村旅游发展的行为。因此，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应确保旅游发展为居民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并且保障相关利益能够得到更加平等和合理的分配。积极宣传旅游业所能够带来的利益，提升社区居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获得感。
第四，重视人地间的情感联系，培育居民地方依恋情感。研究发现，居民的地方依恋情感越高，政府信任对旅游参与度的正向影响越强。培育旅游地居民的地方依恋情感对于促进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旅游开发过程中注意保护居民生产、生活和居住环境，减少旅游多带来的消极影响，使居民建立起与居住地的情感联结。注意维护居民的经济利益，切实为社区居民谋福祉，促进旅游地经济环境的良性改变，使居民建立与旅游地间的高度情感联结。针对不同地方依恋水平的居民的定制沟通策略，以提高旅游活动的参与度。
4.3不足与展望
首先，研究收集了山东省8个不同村庄的数据，村落处于不同的旅游发展阶段，旅游发展程度不同，旅游参与、地方依恋等要素存在差异，这可能会对研究结果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未来研究中应考虑探讨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的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差异。其次，在构建旅游影响感知测量维度时，本文采用的是常用的成本——获益的分类方式，在测量感知获益时只考虑了经济方面的影响，缺少对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考量，将来可结合旅游感知影响其他的分类方式展开研究。最后，作者将居民政府信任视为一个整体维度进行研究，没有考虑到政府信任的层级[65-69]问题。在西方国家，居民对于地方机构的信任程度通常高于中央政府，而在中国，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往往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这表明居民政府信任可能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中存在差异[8]。此外，除政府部门外，其他公共组织在乡村旅游发展中也会发挥关键作用，未来的研究还应考虑居民对不同层级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的信任程度对旅游发展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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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ofresidents’trustingovernmentonsupportfortourismdevelopmentin
ruraltourismdestinations：basedonthemoderatingroleofplaceattachment
JIAYanju1LIAng1LIURui2XUXingan3SUNFengzhi1 （1.BusinessSchool，ShandongNormalUniversity，JinanShandong250014，China;
2.GraduateSchoolofAdvancedScicenceandEnginecming，HiroshimaUniversity，Higashi-HiroshimaHiroshima7398511，Japan;
3.TourismCollege，HainanUniversity，HaikouHainan570228，China）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ruraltourismcannotonlystimulatethegrowthoflocaleconomy，butalsopromotetheeffectiveimplementationofChina’sruralrevitalizationstrategy.Exploringtheantecedentvariablesandformingmechanismofresidents’supportfortourismisanimportantfactortopromot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ourism，whichhasattractedwidespreadattentionfromtheacademiccommunity.Specifically，inthecomplexrelationshipbetweenmulti-stakeholderstriggeredbyruraltourismdevelopment，residents’trustingovernmenthasplayedapivotalroleinensuringthedevelopmentofruraltourism，butexistingstudiesabouttheinfluenceofresidents’trustingovernmentonsupportfortourismlackin-depthdiscussion.Basedonthesocialexchangetheory，thispapertakescommunityinvolvementandresidents’perceptionoftourismimpactasmediatorsandplaceattachmentasthemoderator.SelectingeightrepresentativeruraltourismdestinationsinShandongProvinceasstudysites，thisstudyattemptstoanalyzetheinfluencingmechanismofresident’strustingovernmentonthesupportfortourism.Findingssuggestthat：①Trustingovernmenthassignificantinfluenceoncommunityinvolvement，perceivedbenefits，supportfortourismpositively，andperceivedcostsnegatively.②Communityinvolvementandperceivedbenefitsmediatespartiallytherelationshipbetweengovernmenttrustandtourismdevelopmentsupport.③Placeattachmentmoderatestherelationshipbetweentrustingovernmentandcommunityinvolvementpositively.Comparedwithexistingstudies，thispaperanalyzestheformationmechanismofresidents’supportfortourismdevelopmentinruraltourismdestinationsfromtheperspectiveoftrustingovernment，andstrengthenstheroleofcommunityinvolvementandplaceattachmentintheexplorationofinfluencingmechanism.Itprovidesatheoreticalexplanationandanempiricalsupportforthedeepunderstandingofthetransmissionmechanismofresidents’trustingovernmentinfluencingtheirsupportfortourismandstimulatingresidents’supportbehaviorfortourismdevelopment.Thismeansthat，inordertoeffectivelyimproveresidents’supportfortourism，itisnecessarytopaymoreattentiontocommunityresidents’trustingovernment，enhancetheinteractionandcommunicationbetweengovernmentandresidents，encourageresidents’involvementintourismdevelopment，strengthenresidents’senseofgainfromruraltourismdevelopment，andcultivateresidents’placeattachmenttotheircommunities，soastoexertthepositiveroleofruraltourisminpromotingruralrevitalization.
Keywordssocialexchangetheory;trustingovernment;communityinvolvement;perceptionoftourismimpact;supportfortourism
（責任编辑：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