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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关系要想超越边界争端，需要新思维、新框架。
在2020年这个多事之秋，中印加勒万河谷事件又将这两个文明古国推向对抗的边缘。这起导致人员严重伤亡的不幸事件，既是几年来中印边界争端上升的一个必须结果，也因地理、气候等因素而具有偶然性，并非两国决策层的主观意愿。但无论如何，这起事件的发生，表明双方现有的边界管控机制已不再能满足需要，中印关系发展已远远落后两国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发展。
历史形成的中印边界争端
中国和印度是亚洲最古老的两个国家。虽然是邻国，但直到英印帝国（1858-1947）建立，两国间从来没有出现过领土和边界争端。两国之间险恶的地理条件、传统国家统治能力的有限性，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天然的战略缓冲地带。但是随着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输入，以及不断上升的国家治理能力，使中印间的战略缓冲地带逐渐缩小、接近并形成矛盾和冲突。在一个确定的边界线形成并被确认之前，摩擦和冲突将不可避免。
中印之间虽然没有确定的边界线，但是通过几百年来的巡逻、治理、条约、战争和外交活动，两国对这条边界线的大致状况，有着虽不精确但大致明确的看法：这条线整体上应该与喜马拉雅山的走向相一致。在具体地段，应根据两国政府的治理历史和人民生活习惯进行调整。例如，在中印边界东段，虽然原则上喜马拉雅山是中印之间的缓冲地区，分水岭是中印间最为理想的边界线，但是由于中国在分水岭以南的治理历史，以及民众沿山谷而居的生活习惯，分水岭并不是中印间事实上的分界线。这条线应该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与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地带的交界线而行。而在中段和西段，两国的治理历史和民众生活习惯，又与东段有所不同。
不同的争端图景
中印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争端图景。在媒体和公共舆论方面，中印两国间存在的是领土争端。这个争端涉及到几万到十几万平方公里。这导致边界地区的任何一次冲突，都会被带上十几万平方公里，从而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和宣传效应。在现阶段，两国在不发生战争和军事冲突的共识之下，领土主张和单方面划线行为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日益频繁的巡逻以及对边界地区的管控所体现出来的。所以，在两国官方的互动实践中，存在的主要是边界争端，是对实控线的认知和管控问题。尽管两国对这条线的大部分地段都没有达成共识，但事实上两国认知之间的差异，比想象的要小得多。在一些特殊的地段，如锡金段和一些山口地区，地理特别清晰，分歧与争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中印两国都是大国，都没有以军事迫使对方接受自己主张的能力和意愿。但是，两国不同的视角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心理体验，不仅在两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在两国内部的政府、学术界和民间舆论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距。由于现代国家对外决策过程的日益民主化和透明化，两国在边界争端中的决策也受到公共舆论日益上升的影响。这导致两国决策层在边界争端问题中的独立决策能力，被不断削弱。
在这个意义上，中印边界争端在社会心理和国内政治上的意义，经常会大于事实上的争端和国家利益上的意义。双方边境争端谈判人员既要与对手进行博弈，也要与本国的一些极端言论进行斗争。
曾经形成的共识
中印边界争端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在每个新阶段，两国之间都会形成更多的共识，争端本身的性质和敏感性，也随之不断下降。
在第一阶段，中印两国对争端是否存在无共识。1947年印度独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印度共和国成立，两国政府很快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从1949年到1959年，两国在边界地区逐渐开始历史性地相遇。1951年2月，趁中国解放西藏的进程尚未完成之机，印度军队占领达旺，赶走西藏地方政府派驻的官员，“宣布达旺从此被置于印度的行政管辖下”。
1960年，周恩来总理专程访问印度，与尼赫鲁总理进行谈判，但没有形成共识。1962年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发生以后，不仅导致中印关系的剧变，还导致南亚格局和国际格局的变化，影响了兩国的发展路径。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改善，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一个桥梁。而中美关系的改善，又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外交基础。印度则相反，逐渐走上了亲近苏联的道路，也影响到其国内经济发展。小小的中印边界争端，居然成了撬动两国发展方向和国际格局演变的一只巨大的“蝴蝶”。
在第二阶段，中印对争端本身的存在有共识，但是对争端的内容无共识。1962年武装冲突发生以后，两国对争端的存在开始产生共识。上世纪70年代末，两国恢复正式外交关系以后，开始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表明两国都接受了边界争端存在这一基本事实。但两国对争端的内容无共识。中
国认为中印争端主要存在于东段，大约9万平方公里左右;印度认为中印争端主要在西段，大约4万多平方公里。把两国的主张加在一起，大约有13万平方公里，相同于两国一个中等规模邦或省份的面积。
在第三阶段，中印对争端内容仍无共识，但是对争端解决原则有共识。1987年，印度把占领的中方主张领土，升级为一个邦，导致两国在边境地区发生冲突，并险些导致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一危险推动两国采取更加务实的态
度来对待这一问题。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总理访问中国，是34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中国，是中印关系中的一次破冰之旅。1993年和1996年关于管控边界地区的协议，把两国边界争端稳定下来。2003年瓦杰帕伊总理访问中国，两国解决了一系列重大争议和问题，把两国间的领土争端，降级为边界争端。2005年两国签署《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两国开始朝向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向迈进。
在这一阶段，中印两国间虽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但边界地区基本实现了和平与稳定。在此基础上，两国在经贸、人文、多边和国际舞台上的合作关系，也在不断拓展。中印两国都从边界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中，享受到了巨大的红利。
新问题的产生
当前中印两国在边界地区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是两国巡逻行为常态化导致的两军相遇常态化，以及与此相关的两军对峙行为的暴力化。这主要是由于一些非边界因素所导致的：一方面，两国的快速发展，刺激起两国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上升。这导致两国民众，都希望自己的军人和外交人员，能够表现得更加强硬一些。另一方面，两国的国家实力同时上升，边界基础设施建设、边防军事能力建设都在增强，在边界地区的控制能力也显著上升。这导致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家荣誉感，过去主要体现为口水战，现在可以通过增强的力量输送渠道，转化为在边界地区的对峙行为和暴力冲突。
这说明，当前中印关系的发展水平，已经严重落后于两国同时上升的国家实力以及同时上升的中印关系重要性;中印两国之间的边界管控机制，也落后于两国在边界地区日益增强的管控能力和日益频繁的接触现状。中印关系以及中印边界管控机制，都迫切地需要转型升级。
中印边界争端的敏感性大于重要性，社会心理冲突大于国家利益冲突，问题可大可小，一切取决于两国政府、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两国需要一个新思维、新框架。一方面，中印关系要超越边界争端，要为边界争端脱敏。两国要管控好媒体和舆论，让边界争端局限在边界地区，不使之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另一方面，中印两国要努力进行战略互信建设。从边界争端到其他具体争端，背后都是中印间缺少战略互信。中印两国既是邻国，又是大国。两国长期相处既是历史的宿命，也是现实的使命。因此，从历史和文明的角度出发，从对两国人民负责任的视角出发，建立一系列的中印战略互信建设机制，从战略对话机制、人文交流机制到发展模式交流和相互学习机制，既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
本文作者张家栋为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在2020年这个多事之秋，中印加勒万河谷事件又将这两个文明古国推向对抗的边缘。这起导致人员严重伤亡的不幸事件，既是几年来中印边界争端上升的一个必须结果，也因地理、气候等因素而具有偶然性，并非两国决策层的主观意愿。但无论如何，这起事件的发生，表明双方现有的边界管控机制已不再能满足需要，中印关系发展已远远落后两国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发展。
历史形成的中印边界争端
中国和印度是亚洲最古老的两个国家。虽然是邻国，但直到英印帝国（1858-1947）建立，两国间从来没有出现过领土和边界争端。两国之间险恶的地理条件、传统国家统治能力的有限性，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天然的战略缓冲地带。但是随着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输入，以及不断上升的国家治理能力，使中印间的战略缓冲地带逐渐缩小、接近并形成矛盾和冲突。在一个确定的边界线形成并被确认之前，摩擦和冲突将不可避免。
中印之间虽然没有确定的边界线，但是通过几百年来的巡逻、治理、条约、战争和外交活动，两国对这条边界线的大致状况，有着虽不精确但大致明确的看法：这条线整体上应该与喜马拉雅山的走向相一致。在具体地段，应根据两国政府的治理历史和人民生活习惯进行调整。例如，在中印边界东段，虽然原则上喜马拉雅山是中印之间的缓冲地区，分水岭是中印间最为理想的边界线，但是由于中国在分水岭以南的治理历史，以及民众沿山谷而居的生活习惯，分水岭并不是中印间事实上的分界线。这条线应该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与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地带的交界线而行。而在中段和西段，两国的治理历史和民众生活习惯，又与东段有所不同。
不同的争端图景
中印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争端图景。在媒体和公共舆论方面，中印两国间存在的是领土争端。这个争端涉及到几万到十几万平方公里。这导致边界地区的任何一次冲突，都会被带上十几万平方公里，从而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和宣传效应。在现阶段，两国在不发生战争和军事冲突的共识之下，领土主张和单方面划线行为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日益频繁的巡逻以及对边界地区的管控所体现出来的。所以，在两国官方的互动实践中，存在的主要是边界争端，是对实控线的认知和管控问题。尽管两国对这条线的大部分地段都没有达成共识，但事实上两国认知之间的差异，比想象的要小得多。在一些特殊的地段，如锡金段和一些山口地区，地理特别清晰，分歧与争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中印两国都是大国，都没有以军事迫使对方接受自己主张的能力和意愿。但是，两国不同的视角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心理体验，不仅在两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在两国内部的政府、学术界和民间舆论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距。由于现代国家对外决策过程的日益民主化和透明化，两国在边界争端中的决策也受到公共舆论日益上升的影响。这导致两国决策层在边界争端问题中的独立决策能力，被不断削弱。
在这个意义上，中印边界争端在社会心理和国内政治上的意义，经常会大于事实上的争端和国家利益上的意义。双方边境争端谈判人员既要与对手进行博弈，也要与本国的一些极端言论进行斗争。
曾经形成的共识
中印边界争端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在每个新阶段，两国之间都会形成更多的共识，争端本身的性质和敏感性，也随之不断下降。
在第一阶段，中印两国对争端是否存在无共识。1947年印度独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印度共和国成立，两国政府很快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从1949年到1959年，两国在边界地区逐渐开始历史性地相遇。1951年2月，趁中国解放西藏的进程尚未完成之机，印度军队占领达旺，赶走西藏地方政府派驻的官员，“宣布达旺从此被置于印度的行政管辖下”。
1960年，周恩来总理专程访问印度，与尼赫鲁总理进行谈判，但没有形成共识。1962年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发生以后，不仅导致中印关系的剧变，还导致南亚格局和国际格局的变化，影响了兩国的发展路径。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改善，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一个桥梁。而中美关系的改善，又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外交基础。印度则相反，逐渐走上了亲近苏联的道路，也影响到其国内经济发展。小小的中印边界争端，居然成了撬动两国发展方向和国际格局演变的一只巨大的“蝴蝶”。
在第二阶段，中印对争端本身的存在有共识，但是对争端的内容无共识。1962年武装冲突发生以后，两国对争端的存在开始产生共识。上世纪70年代末，两国恢复正式外交关系以后，开始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表明两国都接受了边界争端存在这一基本事实。但两国对争端的内容无共识。中
国认为中印争端主要存在于东段，大约9万平方公里左右;印度认为中印争端主要在西段，大约4万多平方公里。把两国的主张加在一起，大约有13万平方公里，相同于两国一个中等规模邦或省份的面积。
在第三阶段，中印对争端内容仍无共识，但是对争端解决原则有共识。1987年，印度把占领的中方主张领土，升级为一个邦，导致两国在边境地区发生冲突，并险些导致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一危险推动两国采取更加务实的态
度来对待这一问题。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总理访问中国，是34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中国，是中印关系中的一次破冰之旅。1993年和1996年关于管控边界地区的协议，把两国边界争端稳定下来。2003年瓦杰帕伊总理访问中国，两国解决了一系列重大争议和问题，把两国间的领土争端，降级为边界争端。2005年两国签署《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两国开始朝向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向迈进。
在这一阶段，中印两国间虽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但边界地区基本实现了和平与稳定。在此基础上，两国在经贸、人文、多边和国际舞台上的合作关系，也在不断拓展。中印两国都从边界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中，享受到了巨大的红利。
新问题的产生
当前中印两国在边界地区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是两国巡逻行为常态化导致的两军相遇常态化，以及与此相关的两军对峙行为的暴力化。这主要是由于一些非边界因素所导致的：一方面，两国的快速发展，刺激起两国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上升。这导致两国民众，都希望自己的军人和外交人员，能够表现得更加强硬一些。另一方面，两国的国家实力同时上升，边界基础设施建设、边防军事能力建设都在增强，在边界地区的控制能力也显著上升。这导致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家荣誉感，过去主要体现为口水战，现在可以通过增强的力量输送渠道，转化为在边界地区的对峙行为和暴力冲突。
这说明，当前中印关系的发展水平，已经严重落后于两国同时上升的国家实力以及同时上升的中印关系重要性;中印两国之间的边界管控机制，也落后于两国在边界地区日益增强的管控能力和日益频繁的接触现状。中印关系以及中印边界管控机制，都迫切地需要转型升级。
中印边界争端的敏感性大于重要性，社会心理冲突大于国家利益冲突，问题可大可小，一切取决于两国政府、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两国需要一个新思维、新框架。一方面，中印关系要超越边界争端，要为边界争端脱敏。两国要管控好媒体和舆论，让边界争端局限在边界地区，不使之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另一方面，中印两国要努力进行战略互信建设。从边界争端到其他具体争端，背后都是中印间缺少战略互信。中印两国既是邻国，又是大国。两国长期相处既是历史的宿命，也是现实的使命。因此，从历史和文明的角度出发，从对两国人民负责任的视角出发，建立一系列的中印战略互信建设机制，从战略对话机制、人文交流机制到发展模式交流和相互学习机制，既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
本文作者张家栋为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