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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笔者曾写“台湾有个好父亲”一文,其中写道:蒋介石对蒋经国读书的内容和方法最为关切,特别重视国学教育。他指导蒋经国要读好“四书”,尤其要读好《孟子》、《曾文正公家书》、王阳明全集等。
蒋介石说,曾国藩对子女的训诫可作模范,要认真体会,并且依照曾氏家训去践行。蒋经国常写信向父亲请安,蒋介石有时无空作复,就指定以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他细细参阅。蒋经国偶尔身体有病,蒋介石回信就说是他没有好好地读曾文正公家书的缘故,因为那书里对于如何保持健康,是说得很详尽的。蒋介石还常把自己阅读过的各书交给他读,书中有蒋介石的亲笔圈点、批语和心得。
1937年4月27日,蒋介石写信指示:“至于中文读书写字之法,在曾公家训与家书中,言之甚详。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特于‘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
蒋介石为何如此重视曾文正公的家教思想,为解此疑惑,窥其中之奥妙,九月上旬,笔者又去访问了曾文正公的故里——湖南双峰荷叶镇。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今双峰县荷叶镇)人。少聪敏好学。1838年朝考点翰林。他推崇程朱理学,笃好古文,对乾嘉训诂诸书,也有涉猎。他接受各个学派的滋养,成为中国近代集封建思想文化之大成者。
1871年9月3日,曾国藩同李鸿章一起奏请选派幼童赴美学习,1872年11月,在曾国藩的支持下,第一批官费留学生由容闳等带领赴美,开创了中国官费留学之先河。
曾国藩不是教育家,他的一点教育活动是零碎的,但是在他的《书札》、《家书》、《文集》中却饱含着丰富的家庭教育思想,如他认为, “大抵仕宦之家,子弟习于奢侈,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经商贸易之家,勤勉俭约,能延及三四世;而务农读书之家,淳厚谨饬,则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则延泽可及八至十世”。这里所说的“务农读书”,就是他对家中兄弟和子女的教育中反复强调的“耕读为本”或曰“半耕半读”的思想,尤其是曾国藩的治家、家教、家风更是令后人传诵。
一、家风的精髓在耕读
故居里的这副楹联最能概括曾文正公的理想家风。上联中明确提出:家风半读半耕。他认为应当“耕、读”并列,不要丢失农家子弟的本色。“耕”(包括种菜、养鱼、养猪等)可养子弟勤劳之品质并使家衣食足而有生机;“读”则可使家有书香之气。二者结合,则既能提高子弟的各种能力,又能磨炼他们的意志品质。
在耕读教育方面,曾国藩强调:“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柴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必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习之。”又严格规定:“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椅、牧粪、锄草,是极好之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氏把“耕读”教育摆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它是家道充满活力、延续不改的辅助力。如果不进行耕读,家庭就像一辆车没有了润滑油一样,会影响其运转的。所谓“耕”,在他看来,就是家中男子要耕地施肥,种菜(蔬)、养鱼、喂猪等;对家中女子主要是“学洗衣煮菜烧茶”、制鞋、做小菜等他规定的日定功课。如他规定女儿、儿媳每年必须做鞋一双,以考其女工,必须“作些小菜如腐乳、酱菜”之类。至于“读”,并不只是读四书五经、八股试帖之类为今后中举做官打基础的书,而是要读能经世致用的书。读书并不求其子孙做官、发财,早日成名,只求其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曾氏家族立家的“八字诀”即“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中的核心内容仍是“耕”与“读”。对此“八字诀”,曾国藩要求要“永为家训”,一再叮嘱诸弟“断不可一日忘之,忘则家或败矣”曾国藩用精辟的语言阐述了读书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的确,但凡杰出之生命,无不是刻苦治学的。
曾国藩还利用自己好学的行为勉励儿子说:“余在军中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惜年老眼蒙,无甚长进。尔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
1、读书目的在明理
曾国藩一生拜相封侯,但他教育子女:“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还说:“凡富贵功名,皆有天命,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做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又说自己志在读书著述,不克成就,每自愧悔,“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
他日理万机,但对于子女的教育从不懈怠,在家书中反复叮咛:“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做官。……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事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
2、读书的方法在读、考、问、思、行结合
曾国藩认为,读书要靠勉强磨炼,考、问、思、行结合才行。他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道,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又渐充。”
他主张,买书不可不多,看书不可不知选择;读书要“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看、读、写、作缺一不可等,他能根据不同的对象提出不同的方法,并结合自身的体会来言传身教,易于使人接受。其子曾纪泽在曾国藩的严格督促及耐心指导下,“自幼究心经史”,后“潜心有用之学”,研读经世致用的书籍,以后又学习英、法语文和西学洋务,成为著名的外交家。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之中,曾国藩既是父亲又是朋友,既是经师又是人师。他赢得了孩子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孩子们都非常钦佩他、崇拜他,把他视为自己的人生偶像和坐标。
那么该读什么书呢?他对不同的个性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如要求大儿子攻小学、诗文、天文等,要小儿子攻算学。大致说来,曾国藩认为学问有四,要读的基础书有十,分别为:①义理之学:《四子书》、《近思录》;②词章之学:《曾氏读古文钞》、《曾氏读诗钞》;③经济之学:《会典》、《皇朝经世文编》;④考据之学:《易经》、《诗经》、《史记》和《汉书》。和前人相比,增加了经济之学这一新类别。他要求子孙们对这十种书要“烂熟于心中”,在此基础上,他为儿子们开列了古今“圣哲”三十二人,认为只要“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这三十二人为: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子、诸葛亮、陆敬舆、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东坡、黄鲁直、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惠田、姚鼐、王念孙。包括哲学家、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诗人、学术家、朴学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成为洋务派后,他认为必须学习外国的知识。“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在曾氏的家书中,除了介绍应读的书籍外,还介绍了读书的方法和治学的先后顺序等。
读书要有志,有识,有恒。
治学必先守志。“譬如树木,志之不立,本则拔矣,是知千言万语,莫先于立志也。”他在给诸弟的家书中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敢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读书之道一要定课程:
每日课程:读熟读书十页。看应看书十页。习字一百,数息百八。记过隙影(日记)。记茶余偶谈一则。
每月课程:逢三日写回信。逢八日做诗,古文一艺。(熟读书是: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
二要手到口到
每日所看之书,皆过笔圈点;读文以声调为本, 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三要做到“三有”“三法”
“三有”即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三法”即是约、专、耐。
“约”,读书如同万壑争流,必有主脉,能把握神理所在,其他次要问题均能附会旁通。
“专”,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凡人为一事。以专为精,以纷而散。荀子称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庄子称用志不纷。乃凝于神,皆至言也。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读书如譬如掘井,掘数十井而不及泉,不如掘一井而见泉。
读书总以背熟经书,常讲史鉴为要,每日有常,自有进境,万不可厌常喜新,此书末完,勿换彼书耳。
“耐”,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写字,凡事都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要做到“看、温、习、思”。
读书时应看、温、习、思四事并行。"看生书应该求快,不多读就显得孤陋寡闻;温习旧书应该精熟,不背诵则容易忘记。思考要经常,不这样就好比人哑不能说话,马跛不能飞驰。这四点缺一不可。
要做到看、读、写、作并举。“看”多用“猛火煮”;“读”则如“鸡伏卵”。 “写”指练字书法,“作”指作文吟诗。
二、齐家的精髓在勤俭
曾国藩用一生实践了“勤”,他“勤于事功,故得以建立奇功异勋;勤于学业,故得以遗存著述卅卷;勤于修身,故得以为家族后人尊为楷模;勤于教子,故得以晚辈桃李成荫”。曾国藩看到京城中不少高官子弟奢侈腐化,挥霍无度,胸无点墨,且目中无人。因此,他不让自己的孩子住在北京、长沙等繁华的城市,要他们住在老家,并告诫他们:“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他说:“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勤劳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俭”在曾国藩看来,能够俭约自持者,才可谓君子。所谓“俭”的意义:“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返俭,难于登天。”要持俭,必须去奢侈之风,而“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京师子弟之坏,末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他告诫家人,生活要“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对此他还曾作过自我批评,“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他也为自己未居高官而以公肥私而感到庆幸,“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荣幸不负始愿。”他要求子弟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馀,不准亏欠。”希望“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于懒惰”,而要“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己。”同治三年七月,国藩受封侯爵,纪鸿正赴长沙考试,国藩特别写信告诫:“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场前不可与州县往来,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他对女儿也同样严格,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信云:“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信云:“余每见嫁女贪恋母家富贵而忘其翁姑者,其后必无好处。余家诸女,当教之孝顺翁姑,敬事丈夫,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
咸丰八年,在江西建昌行营时,又函促家中子侄读书,种菜,养鱼,喂猪。规定“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咸丰十年,奉旨署两江总督,后兼钦差大臣,功名到顶峰了,还在发愁:“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唤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谕纪鸿:“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
三、家教的根本在育人
曾国藩在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中高度概括地说:“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在他许多家书中反复强调了谦逊、戒骄、宽容,就是“敬恕”。他曾说:过去觉得自己本领特大,别人总是不成。现在知道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要发现别人的优点。一方面对自己要严格地戒骄戒傲;另一方面对别人要宽容忍让。他主张“与人为善”,写给他长子的信中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就是对错误的人,也要宽容待之。
无论在读书或做人方面,曾国藩对子弟的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而是根据自己亲身体会,出之以研究的态度,所以指导切实中肯,收效也就十分显著。他日理万机,但一有时间,就给孩子写信,为他们批改诗文;还常常与他们交换学习、修身养性的心得体会。此类例子,触目皆是,不胜枚举。但选抄其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谕纪泽一信就足够了: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每做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
“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凡做一事,无论大小难易,皆易有始有终。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钞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椟,无穷受用,皆从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以弥吾之缺憾矣。
“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跌进。国朝大儒,如顾、阎、江、戴、段、王数先生之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光阴难得,一刻千金!
“以后写安禀来营,不妨将胸中所见、简编所得驰骋议论,俾余得以考察尔之进步,不宜太寥寥,此谕。”
曾国藩生前封侯拜相,满族荣华,死后没有留下什么财产田地、金银珍宝,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一楼富厚的藏书、一道著名的遗嘱。他认真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把自己一生所得归纳为四条,并将它端端正正地写下来,要儿子悬挂中堂,每日诵读,恪遵不易,并一代一代传下去。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荻,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国藩遗嘱对子孙的影响是深远的。曾家后裔恪遵遗言,没有一个带兵打仗的。长子曾纪泽精通诗文书画,在清代末年,他自己刻苦学习英语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在处理西北边境危机中,曾纪泽凭着坚强的斗志和高超的谈判艺术舌战强敌,从沙俄口中夺回了伊犁城,从而取得清末外交史上唯一的胜利。次子曾纪鸿一生不仕,专研数学;孙子曾广钧虽中进士,长守翰林;曾孙、玄孙辈中大都出国留学,无一涉足军界、政界,全部从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不少成为著名专家学者。曾国藩及其四兄弟家族,绵延至今190余年间,共出有名望的人才240人,没有出一个纨绔子弟。如此长盛兴旺之家,在古今中外皆属罕见。其原因当归于曾国藩的教子有方。
百年以来,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从“两间柱石”、“古今完人”到“汉奸刽子手”,隔若天渊,判如冰炭。这些评价,从不同的时代要求和不同的政治目的出发,各有各的理由;但无论何人,都不能不承认曾氏的学问和能力。毛泽东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致黎锦熙信中,亦极力推崇曾国藩为有“大本大源”之人。
曾国藩对子女的家庭教育非常严格,虽然他常年在外做官、带兵、打仗,但家信未尝间断,温言细语,言传身教,谆谆诱导,勤劳俭朴,知书达理,不求做官发财,不以优越地位自居。
曾国藩终生注重家庭教育,对子女在修“心”、修“身”、修“行”上的教诲可谓尽心尽智。修“心”是人心智心力的砥砺和磨炼,是人道德品质的培养与修炼。通过修“心”可综合反映人的品性、心态、价值观念和思想境界。曾国藩提倡修“心”是要其子女集中做到:“慎独”、“不忮不求”、“孝友”、“仁”、“敬”、“谦”、“恕”等。
慎独是通过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以求自知之明,达到心底无私和“善”的境界。“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这里强调通过自我修养来“为善去恶”,把道德方面的要求大大强化了。
不忮不求圣贤修心之道要求远离嫉贤妒能和贪图名利。曾国藩说:“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有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名贪利,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俟、势位相埒之人;求不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仿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
孝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和睦祥瑞的体现。曾国藩说:“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曾国藩对“孝友”之家极为赞赏,在他眼里,官宦之家只能延续一二代,商贾之家不过三四代,耕读之家可延五六代,而孝友之家能绵延十代八代。所以家庭成员必须做到“孝友”二字。
谦谨曾国藩非常强调子弟处事“须有一种谦谨气象,勿恃其清介而生傲惰。”他视“子弟骄怠”为居家四败之一,必欲戒之。
曾国藩注重修“心”、修“身”,也注重修“行”,望自家子弟在言谈举止上讲求“浑厚庄重”。
“浑”指言谈举止要朴实,不骄饰。曾国藩字谕纪泽曰:“泽儿天质聪颖,但嫌过于玲珑剔透,宜从浑字上用些功夫。”“厚”指为人不能清高,更“不宜妄生意气”,待人要诚恳、宽容、不刻薄。他告诫纪泽:“尔禀气太清。清则易柔,惟志趣高坚,则可变柔为刚;清则易刻,惟襟怀闲远,则可化刻为厚。”“重”指“举止端庄”,为“人德之基”。他要自家子弟终身牢记“举止要重”一语,“无一刻可忽也。”他曾对纪泽说:“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作到老成练达。“不妄言”指“说话宜迟”“立身以不妄语为本”,“须缄默寡言,循循规矩。”然而这并不是要其子弟畏缩不前。他对纪泽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这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训诫这是曾国藩最重要和基本的教子方法。是通过直接地教导、训诲和告诫来讲述事理,直截了当地要求子弟或为或不为,毫无遮掩、开诚布公。
批评是对家人缺点错误的直接批评。它使受批评者因受到指责而感到羞愧,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他批评澄弟说:“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他还批评诸弟说:“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比我尤甚,此是败家气象。嗣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伶俐,以为儿侄之榜样。一代疏懒,二代淫逸,则必有昼睡夜坐,吸食鸦片之渐矣。四弟、九弟较勤,六弟、季弟较懒。以后勤者愈勤,懒者痛改,莫使子侄学得怠惰样子,至要至要。”于致学,他批评纪泽说:“尔写字笔力太弱”;“作诗文是尔之所短”;“尔阅看书籍颇多,然成诵者太少,亦是一短。”于性情,他批评纪泽说:“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批评之后,曾国藩往往又指出改正的方向,态度严肃中肯而又平和,令家人信服并易接受。
家庭贤人的出现,在曾国藩看来,不仅仅取决于天性,且在于后天的家教。他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这里道明了曾国藩注重家教的全部动机。他要利用家教的手段,通过具体的教育内容使其子弟成为“贤人”。“贤人”的标准不尽相同,而曾国藩眼中的“贤人”是指“自树立”之人,“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而这种“自树立”之人,是指具有维护家风,兴旺家族能力的子弟。
此去荷叶,深深感触到,曾国藩的家教思想深深影响着曾国藩的家乡,曾国藩故里双峰县荷叶镇民风淳朴,尊师重教,研究曾国藩的家教思想之风方兴未艾。最近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批准荷叶镇为全国家教基地,并同意了他们的重点课题研究。曾国藩家教思想含有许多精华,值得我们提取、升华,发扬光大。
(作者单位: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蒋介石说,曾国藩对子女的训诫可作模范,要认真体会,并且依照曾氏家训去践行。蒋经国常写信向父亲请安,蒋介石有时无空作复,就指定以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他细细参阅。蒋经国偶尔身体有病,蒋介石回信就说是他没有好好地读曾文正公家书的缘故,因为那书里对于如何保持健康,是说得很详尽的。蒋介石还常把自己阅读过的各书交给他读,书中有蒋介石的亲笔圈点、批语和心得。
1937年4月27日,蒋介石写信指示:“至于中文读书写字之法,在曾公家训与家书中,言之甚详。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特于‘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
蒋介石为何如此重视曾文正公的家教思想,为解此疑惑,窥其中之奥妙,九月上旬,笔者又去访问了曾文正公的故里——湖南双峰荷叶镇。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今双峰县荷叶镇)人。少聪敏好学。1838年朝考点翰林。他推崇程朱理学,笃好古文,对乾嘉训诂诸书,也有涉猎。他接受各个学派的滋养,成为中国近代集封建思想文化之大成者。
1871年9月3日,曾国藩同李鸿章一起奏请选派幼童赴美学习,1872年11月,在曾国藩的支持下,第一批官费留学生由容闳等带领赴美,开创了中国官费留学之先河。
曾国藩不是教育家,他的一点教育活动是零碎的,但是在他的《书札》、《家书》、《文集》中却饱含着丰富的家庭教育思想,如他认为, “大抵仕宦之家,子弟习于奢侈,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经商贸易之家,勤勉俭约,能延及三四世;而务农读书之家,淳厚谨饬,则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则延泽可及八至十世”。这里所说的“务农读书”,就是他对家中兄弟和子女的教育中反复强调的“耕读为本”或曰“半耕半读”的思想,尤其是曾国藩的治家、家教、家风更是令后人传诵。
一、家风的精髓在耕读
故居里的这副楹联最能概括曾文正公的理想家风。上联中明确提出:家风半读半耕。他认为应当“耕、读”并列,不要丢失农家子弟的本色。“耕”(包括种菜、养鱼、养猪等)可养子弟勤劳之品质并使家衣食足而有生机;“读”则可使家有书香之气。二者结合,则既能提高子弟的各种能力,又能磨炼他们的意志品质。
在耕读教育方面,曾国藩强调:“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柴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必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习之。”又严格规定:“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椅、牧粪、锄草,是极好之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氏把“耕读”教育摆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它是家道充满活力、延续不改的辅助力。如果不进行耕读,家庭就像一辆车没有了润滑油一样,会影响其运转的。所谓“耕”,在他看来,就是家中男子要耕地施肥,种菜(蔬)、养鱼、喂猪等;对家中女子主要是“学洗衣煮菜烧茶”、制鞋、做小菜等他规定的日定功课。如他规定女儿、儿媳每年必须做鞋一双,以考其女工,必须“作些小菜如腐乳、酱菜”之类。至于“读”,并不只是读四书五经、八股试帖之类为今后中举做官打基础的书,而是要读能经世致用的书。读书并不求其子孙做官、发财,早日成名,只求其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曾氏家族立家的“八字诀”即“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中的核心内容仍是“耕”与“读”。对此“八字诀”,曾国藩要求要“永为家训”,一再叮嘱诸弟“断不可一日忘之,忘则家或败矣”曾国藩用精辟的语言阐述了读书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的确,但凡杰出之生命,无不是刻苦治学的。
曾国藩还利用自己好学的行为勉励儿子说:“余在军中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惜年老眼蒙,无甚长进。尔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
1、读书目的在明理
曾国藩一生拜相封侯,但他教育子女:“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还说:“凡富贵功名,皆有天命,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做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又说自己志在读书著述,不克成就,每自愧悔,“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
他日理万机,但对于子女的教育从不懈怠,在家书中反复叮咛:“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做官。……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事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
2、读书的方法在读、考、问、思、行结合
曾国藩认为,读书要靠勉强磨炼,考、问、思、行结合才行。他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道,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又渐充。”
他主张,买书不可不多,看书不可不知选择;读书要“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看、读、写、作缺一不可等,他能根据不同的对象提出不同的方法,并结合自身的体会来言传身教,易于使人接受。其子曾纪泽在曾国藩的严格督促及耐心指导下,“自幼究心经史”,后“潜心有用之学”,研读经世致用的书籍,以后又学习英、法语文和西学洋务,成为著名的外交家。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之中,曾国藩既是父亲又是朋友,既是经师又是人师。他赢得了孩子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孩子们都非常钦佩他、崇拜他,把他视为自己的人生偶像和坐标。
那么该读什么书呢?他对不同的个性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如要求大儿子攻小学、诗文、天文等,要小儿子攻算学。大致说来,曾国藩认为学问有四,要读的基础书有十,分别为:①义理之学:《四子书》、《近思录》;②词章之学:《曾氏读古文钞》、《曾氏读诗钞》;③经济之学:《会典》、《皇朝经世文编》;④考据之学:《易经》、《诗经》、《史记》和《汉书》。和前人相比,增加了经济之学这一新类别。他要求子孙们对这十种书要“烂熟于心中”,在此基础上,他为儿子们开列了古今“圣哲”三十二人,认为只要“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这三十二人为: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子、诸葛亮、陆敬舆、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东坡、黄鲁直、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惠田、姚鼐、王念孙。包括哲学家、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诗人、学术家、朴学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成为洋务派后,他认为必须学习外国的知识。“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在曾氏的家书中,除了介绍应读的书籍外,还介绍了读书的方法和治学的先后顺序等。
读书要有志,有识,有恒。
治学必先守志。“譬如树木,志之不立,本则拔矣,是知千言万语,莫先于立志也。”他在给诸弟的家书中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敢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读书之道一要定课程:
每日课程:读熟读书十页。看应看书十页。习字一百,数息百八。记过隙影(日记)。记茶余偶谈一则。
每月课程:逢三日写回信。逢八日做诗,古文一艺。(熟读书是: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
二要手到口到
每日所看之书,皆过笔圈点;读文以声调为本, 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三要做到“三有”“三法”
“三有”即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三法”即是约、专、耐。
“约”,读书如同万壑争流,必有主脉,能把握神理所在,其他次要问题均能附会旁通。
“专”,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凡人为一事。以专为精,以纷而散。荀子称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庄子称用志不纷。乃凝于神,皆至言也。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读书如譬如掘井,掘数十井而不及泉,不如掘一井而见泉。
读书总以背熟经书,常讲史鉴为要,每日有常,自有进境,万不可厌常喜新,此书末完,勿换彼书耳。
“耐”,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写字,凡事都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要做到“看、温、习、思”。
读书时应看、温、习、思四事并行。"看生书应该求快,不多读就显得孤陋寡闻;温习旧书应该精熟,不背诵则容易忘记。思考要经常,不这样就好比人哑不能说话,马跛不能飞驰。这四点缺一不可。
要做到看、读、写、作并举。“看”多用“猛火煮”;“读”则如“鸡伏卵”。 “写”指练字书法,“作”指作文吟诗。
二、齐家的精髓在勤俭
曾国藩用一生实践了“勤”,他“勤于事功,故得以建立奇功异勋;勤于学业,故得以遗存著述卅卷;勤于修身,故得以为家族后人尊为楷模;勤于教子,故得以晚辈桃李成荫”。曾国藩看到京城中不少高官子弟奢侈腐化,挥霍无度,胸无点墨,且目中无人。因此,他不让自己的孩子住在北京、长沙等繁华的城市,要他们住在老家,并告诫他们:“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他说:“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勤劳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俭”在曾国藩看来,能够俭约自持者,才可谓君子。所谓“俭”的意义:“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返俭,难于登天。”要持俭,必须去奢侈之风,而“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京师子弟之坏,末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他告诫家人,生活要“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对此他还曾作过自我批评,“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他也为自己未居高官而以公肥私而感到庆幸,“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荣幸不负始愿。”他要求子弟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馀,不准亏欠。”希望“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于懒惰”,而要“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己。”同治三年七月,国藩受封侯爵,纪鸿正赴长沙考试,国藩特别写信告诫:“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场前不可与州县往来,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他对女儿也同样严格,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信云:“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信云:“余每见嫁女贪恋母家富贵而忘其翁姑者,其后必无好处。余家诸女,当教之孝顺翁姑,敬事丈夫,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
咸丰八年,在江西建昌行营时,又函促家中子侄读书,种菜,养鱼,喂猪。规定“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咸丰十年,奉旨署两江总督,后兼钦差大臣,功名到顶峰了,还在发愁:“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唤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谕纪鸿:“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
三、家教的根本在育人
曾国藩在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中高度概括地说:“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在他许多家书中反复强调了谦逊、戒骄、宽容,就是“敬恕”。他曾说:过去觉得自己本领特大,别人总是不成。现在知道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要发现别人的优点。一方面对自己要严格地戒骄戒傲;另一方面对别人要宽容忍让。他主张“与人为善”,写给他长子的信中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就是对错误的人,也要宽容待之。
无论在读书或做人方面,曾国藩对子弟的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而是根据自己亲身体会,出之以研究的态度,所以指导切实中肯,收效也就十分显著。他日理万机,但一有时间,就给孩子写信,为他们批改诗文;还常常与他们交换学习、修身养性的心得体会。此类例子,触目皆是,不胜枚举。但选抄其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谕纪泽一信就足够了: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每做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
“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凡做一事,无论大小难易,皆易有始有终。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钞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椟,无穷受用,皆从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以弥吾之缺憾矣。
“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跌进。国朝大儒,如顾、阎、江、戴、段、王数先生之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光阴难得,一刻千金!
“以后写安禀来营,不妨将胸中所见、简编所得驰骋议论,俾余得以考察尔之进步,不宜太寥寥,此谕。”
曾国藩生前封侯拜相,满族荣华,死后没有留下什么财产田地、金银珍宝,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一楼富厚的藏书、一道著名的遗嘱。他认真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把自己一生所得归纳为四条,并将它端端正正地写下来,要儿子悬挂中堂,每日诵读,恪遵不易,并一代一代传下去。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荻,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国藩遗嘱对子孙的影响是深远的。曾家后裔恪遵遗言,没有一个带兵打仗的。长子曾纪泽精通诗文书画,在清代末年,他自己刻苦学习英语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在处理西北边境危机中,曾纪泽凭着坚强的斗志和高超的谈判艺术舌战强敌,从沙俄口中夺回了伊犁城,从而取得清末外交史上唯一的胜利。次子曾纪鸿一生不仕,专研数学;孙子曾广钧虽中进士,长守翰林;曾孙、玄孙辈中大都出国留学,无一涉足军界、政界,全部从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不少成为著名专家学者。曾国藩及其四兄弟家族,绵延至今190余年间,共出有名望的人才240人,没有出一个纨绔子弟。如此长盛兴旺之家,在古今中外皆属罕见。其原因当归于曾国藩的教子有方。
百年以来,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从“两间柱石”、“古今完人”到“汉奸刽子手”,隔若天渊,判如冰炭。这些评价,从不同的时代要求和不同的政治目的出发,各有各的理由;但无论何人,都不能不承认曾氏的学问和能力。毛泽东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致黎锦熙信中,亦极力推崇曾国藩为有“大本大源”之人。
曾国藩对子女的家庭教育非常严格,虽然他常年在外做官、带兵、打仗,但家信未尝间断,温言细语,言传身教,谆谆诱导,勤劳俭朴,知书达理,不求做官发财,不以优越地位自居。
曾国藩终生注重家庭教育,对子女在修“心”、修“身”、修“行”上的教诲可谓尽心尽智。修“心”是人心智心力的砥砺和磨炼,是人道德品质的培养与修炼。通过修“心”可综合反映人的品性、心态、价值观念和思想境界。曾国藩提倡修“心”是要其子女集中做到:“慎独”、“不忮不求”、“孝友”、“仁”、“敬”、“谦”、“恕”等。
慎独是通过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以求自知之明,达到心底无私和“善”的境界。“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这里强调通过自我修养来“为善去恶”,把道德方面的要求大大强化了。
不忮不求圣贤修心之道要求远离嫉贤妒能和贪图名利。曾国藩说:“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有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名贪利,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俟、势位相埒之人;求不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仿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
孝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和睦祥瑞的体现。曾国藩说:“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曾国藩对“孝友”之家极为赞赏,在他眼里,官宦之家只能延续一二代,商贾之家不过三四代,耕读之家可延五六代,而孝友之家能绵延十代八代。所以家庭成员必须做到“孝友”二字。
谦谨曾国藩非常强调子弟处事“须有一种谦谨气象,勿恃其清介而生傲惰。”他视“子弟骄怠”为居家四败之一,必欲戒之。
曾国藩注重修“心”、修“身”,也注重修“行”,望自家子弟在言谈举止上讲求“浑厚庄重”。
“浑”指言谈举止要朴实,不骄饰。曾国藩字谕纪泽曰:“泽儿天质聪颖,但嫌过于玲珑剔透,宜从浑字上用些功夫。”“厚”指为人不能清高,更“不宜妄生意气”,待人要诚恳、宽容、不刻薄。他告诫纪泽:“尔禀气太清。清则易柔,惟志趣高坚,则可变柔为刚;清则易刻,惟襟怀闲远,则可化刻为厚。”“重”指“举止端庄”,为“人德之基”。他要自家子弟终身牢记“举止要重”一语,“无一刻可忽也。”他曾对纪泽说:“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作到老成练达。“不妄言”指“说话宜迟”“立身以不妄语为本”,“须缄默寡言,循循规矩。”然而这并不是要其子弟畏缩不前。他对纪泽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这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训诫这是曾国藩最重要和基本的教子方法。是通过直接地教导、训诲和告诫来讲述事理,直截了当地要求子弟或为或不为,毫无遮掩、开诚布公。
批评是对家人缺点错误的直接批评。它使受批评者因受到指责而感到羞愧,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他批评澄弟说:“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他还批评诸弟说:“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比我尤甚,此是败家气象。嗣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伶俐,以为儿侄之榜样。一代疏懒,二代淫逸,则必有昼睡夜坐,吸食鸦片之渐矣。四弟、九弟较勤,六弟、季弟较懒。以后勤者愈勤,懒者痛改,莫使子侄学得怠惰样子,至要至要。”于致学,他批评纪泽说:“尔写字笔力太弱”;“作诗文是尔之所短”;“尔阅看书籍颇多,然成诵者太少,亦是一短。”于性情,他批评纪泽说:“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批评之后,曾国藩往往又指出改正的方向,态度严肃中肯而又平和,令家人信服并易接受。
家庭贤人的出现,在曾国藩看来,不仅仅取决于天性,且在于后天的家教。他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这里道明了曾国藩注重家教的全部动机。他要利用家教的手段,通过具体的教育内容使其子弟成为“贤人”。“贤人”的标准不尽相同,而曾国藩眼中的“贤人”是指“自树立”之人,“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而这种“自树立”之人,是指具有维护家风,兴旺家族能力的子弟。
此去荷叶,深深感触到,曾国藩的家教思想深深影响着曾国藩的家乡,曾国藩故里双峰县荷叶镇民风淳朴,尊师重教,研究曾国藩的家教思想之风方兴未艾。最近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批准荷叶镇为全国家教基地,并同意了他们的重点课题研究。曾国藩家教思想含有许多精华,值得我们提取、升华,发扬光大。
(作者单位: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