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是当代学术语境中频频出现的一个概念，也是一个在不同学科领域都存在广泛论争和诸多歧义的概念。概而言之，启蒙、自由、理性、人本、民主等话语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以现代性审视古代作品，“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资源，对建设当代文化不无裨益。然而，在现代性的视野中，我们是否误读了古代作品，是一个不得不慎重考虑的问题。《三国演义》就是一部易被现代性误读的古典名著。
　　在《三国演义》中，得到赞扬和同情最多的是刘备集团的成员，他们是小说着重刻画的悲剧英雄。数百年来，他们的仁义、忠勇和智慧深入人心，在不同时期都参与国民性格的塑造。然而，若以现代性审视他们，“英雄”一词则要打上几个问号。一些论者如李新宇等先生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些英雄忽视个体生命的尊严，漠视普通生命的存在价值。譬如张飞，在关羽死后，“旦夕号泣，血湿衣襟。诸将以酒劝解，酒醉，怒气愈加。帐上帐下，但有犯者即鞭挞之，多有鞭死者”。这样的张飞与暴徒何异？最终范疆、张达忍无可忍，杀死张飞，其行为无可指责。再如关羽水淹七军，“华夏威名万古传”，细心的读者不禁要问：“襄樊平地作深渊”之时，老百姓哪里去了？关羽是否把他们都转移到了山上？小说写“樊城周围，白浪滔天，水势益甚，城垣渐渐浸塌”，不知老百姓的房屋是否浸塌？又如“诸葛亮火烧新野”，“刘玄德携民渡江”，小说家借此表现军师的用兵如神和皇叔的大仁大德，然而细细想来，那些新野百姓本可苟全性命于乱世，现在没有了家园，唯一的选择便是追随刘备。结果经历一番颠沛流离，“十数万百姓”在刘备和诸葛亮共投江夏时，未知下落如何……
　　现代性的含义之一是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任何漠视普通人生命的行为都是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以这一标准看待刘备等人，他们确实有愧于“英雄”的称号。以这一标准解读《三国演义》，其意义是颠覆性的，因为小说所推崇的英雄大多经不起现代性的审视。现代性本身即具有鲜明的价值判断色彩，几乎是“文明”和“进步”的同义语，因此，现代性这一阅读视角能够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它使《三国演义》建立的价值大厦轰然倒塌。
　　我认为，尽管现代性昭示的方向具有进步性，但它极易导致对古代作品的误读。“正确”的现代性和被误读的古代作品之间至少存在两个陷阱。
　　一、现代性与古代作品的时间差异
　　作为西方18世纪以后出现的新的时代意识，现代性“体现了一种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和对未来进行谋划的理想，其根本特征是从未来而不是从过去的传统和历史中寻找自己时代合理性的根据”。（姜文振《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研究》第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中国，尽管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但现代性问题的明确提出，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这一晚期出现且立足于未来的话语审视古代作品，固然有助于清晰地认识“现在”和“将来”，但也会因时间差异而对“过去”不能有所理解和同情，进而过于苛刻古人。具体到《三国演义》中的刘备集团，现代性的视角之所以导致误读，在于以下三点历史情境被遮蔽了。一是刘备等人的道德形象的形成具有历史性。宋代苏轼《东坡志林》所记里巷小儿听说三分，“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的事实表明，当时的普通民众在面对刘备这样的“有德之君”（包括其部下）时，其情感倾向是简单而鲜明的。“尊重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尊严”的理念尚未成为古代民众的共识，从历史的角度看，刘备等人的道德并没有什么问题。二是刘备集团的道德形象带有历史的理想性。在三国故事流传的宋元时期，南北矛盾尖锐，民间的民族情绪渗透到讲史说话中，道德感和悲剧感无疑要倾注到代表“南方”和“北伐”的刘备集团身上。在小说中，曹操同样忽视过个体生命的尊严，但刘备却比曹操得到的赞赏多，因为在刘备集团身上寄托了更多历史形成的民众的理想。三是《三国演义》成书过程的复杂性。从史书记载到民间流传再到文人改编加工，在这一漫长的成书过程中，各种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观念在小说中“和平共处”。譬如诸葛亮有精诚实践儒家伦理的一面，也有装神弄鬼、兴妖作怪的一面。
　　二、现代性的单一性与作品的复杂性之间的差距
　　阅读文本可以有很多视角，现代性只是其中的一种。如果刻意放大现代性视角读出的意义，而缺少其他视角的参照，对文本的理解就可能失之片面。尽管现代性并不局限于社会学范围，但它易于引导读者以社会学的眼光阅读作品，这种阅读方法与过去流行的阶级分析的阅读方法并无本质区别。如此读《三国演义》，小说具有的美学价值就被遮蔽了。小说将感情倾向于处于弱势的刘备集团，造成一种强烈的悲剧氛围。如果对悲剧人物的弱点持过于苛刻的批评态度，就势必会削弱作品的悲剧力量。譬如，“桃园结义”联系刘备集团的兴衰，是小说悲剧风格的重要因素。有论者以现代性审视“桃园结义”，看到社会上的地痞流氓也学刘关张，便觉得“桃园结义”实在是传统文化的丑陋面，这样的理解未免过于简单化。在《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固然有其褊狭的一面，但现实生活中兄弟反目、兔死狗烹的例子太多了，小说着意写超越了君臣关系的兄弟之情，正是要为千秋万代立一个榜样。桃园之义体现的平等精神和凝聚力是可以当做人们对现实的否定和超越看待的。刘备为了实践桃园盟誓而兴兵伐吴，最终导致猇亭惨败，蜀汉从此一蹶不振，尤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道德的主题、义的精神高于政治功利，是《三国演义》所要表达的一个重要意图。这一意图的直接效果是小说巨大的悲剧感。“不可感情用事”，“不可意气用事”，人们或许可以从彝陵败局总结出这样的教训。然而，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情，没有了义，就如刘备说的那样，“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更进一步说，“桃园结义”本身具有褊狭性，它过于强调结盟者之间的义气，而忽略团体之外更广阔的世界。这种褊狭性最终导致了刘备集团的悲剧结局，因此《三国演义》所表现的这种悲剧感类似于西方经典悲剧的崇高美，而不能简单地以“悲苦”二字涵盖。
　　与曾经流行很多年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说一样，其偏颇就在于简单地把古代的东西理解为一堆可以随便取舍的材料，而忽略古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你也许可以用强效药剂杀死那些“毒素”和“病灶”，但你得到的只能是死肉，生命的灵气已经失去。我们无法想象，去掉了张飞的“匪气”、关羽的自负、诸葛亮的“神仙伎俩”及刘备的虚伪和野心，让他们全都成为符合现代性标准的人，那么《三国演义》是多么苍白。
　　现代性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向“五四”的回归，其目的是借助对传统文化的重估，为“再造文明”提供历史契机。只是，由于语境的差异，现代性常常会有许多陷阱，稍不留神，就会陷入其中而不能理解传统的真义。尤其当我们对传统的体会远不如“五四”启蒙思想者那么感同身受时，面对传统，面对现代性，我们更应该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