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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先生一生写得最多的是杂文。从1918年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至1936年逝世，他没有间断过杂文的写作。前期有《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4本杂文集，后期有《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10本杂文集。此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中也有许多杂文。鲁迅先生的杂文文体多样，简练隽永，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他的杂文集命名也颇具匠心，异彩纷呈，富有战斗性。
《坟》共收1907年到1925年的作品23篇，其中以《论雷峰塔的倒掉》《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最为有名。有对光明的追求，有对黑暗的抨击，有对自己的解剖，深刻而锋利，要给反动派“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写在<坟>后》)。对反动派来说，这“一点”东西不但“可恶”，而且简直同“坟”一样可怕。对自己来说，既是战斗的纪念，又是“催我自新”的警策。所以鲁迅先生又说：“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坟>题记》)取名为《坟》，反映了鲁迅先生严于解剖自己，勇于同旧事物诀别和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
《热风》共收1918年到1924年的作品41篇，其内容主要是反对封建宗法制度和旧礼教、旧文化，主张思想解放，提倡新文化，都是有感而发、有为而作的。鲁迅先生说：“我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热风·题记》)其意是说，要使自己的作品变成炎夏的热风，鼓舞起人们的战斗热情，驱散中国的“寒冽空气”。
《华盖集》共收1925年的作品41篇，其内容是批判封建思想，揭露反动势力。“华盖”一词指帝王或贵官所用的伞盖或车盖，又为星名。王褒《九怀·思忠》注云：“华盖七星，其柢九星，合十六星，如盖状，在紫微宫中，临勾陈上，以荫帝座。”迷信说法认为人们有华盖星相犯，必遭灾祸。鲁迅《自嘲》诗中有“运交华盖欲何求”句，他当然是不相信迷信的，他是借来说明自己处境的困难，备受迫害。取名《华盖集》正是揭露了反动势力实行残酷统治的罪行，并表示了对这种残酷统治嘲讽式的抗议，其中又隐含着虽身处险恶环境，也要坚持斗争的意思。
《而已集》共收1927年的作品29篇。作者在《题词》写道：
这半年我又看到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遣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这是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抗议，也表现了作者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些杂感就是战斗的武器，他要利用这个武器向反动派进行不停的战斗——如此而已。其中当然也有感叹，但更主要的是对反动派残酷镇压革命者、压迫革命文艺者的激愤和蔑视。
《三闲集》共收1927年到1929年的作品34篇。其内容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揭露，有对自己的解剖，也有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当时有人批评鲁迅的《小说旧闻抄》，说：“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的是一种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鲁迅就借这三个“闲暇”，把书名定为《三闲集》，显得非常幽默。
《二心集》共收1930年到1931年的作品37篇。这些作品对国民党的批评和对革命文学的论述更为深刻，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观点。这些作品遭到阶级敌人疯狂的攻击，作者也面临着更严重的迫害。当时有一篇《文坛贰臣传》，矛头对准鲁迅，鲁迅也公开承认自己是旧营垒中的“逆子贰臣”，同反动派不一条心，而是有“二心”的。于是“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二心集·序言》)，把这部杂文集称为《二心集》，表明鲁迅对自己出身的没落阶级的背叛和决裂，也表明鲁迅站在“新兴的无产者”一边的坚定立场。
《南腔北调集》共收1932年到1933年的作品51篇，其中以《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为了忘却的记念》等最为著名。这些作品内容有对文学革命提出宝贵建议和批评的，有控诉国民党屠杀革命作家暴行等不同方面。1932年1月上海的《出版消息》上，刊有署名美子的《作家素描(八)·鲁迅》一文，其中说“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鲁迅说：“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静着没事，有意无意翻出这两年所作的杂文稿子来，排了一下，看看已经足够印成一本，同时记起了那上面所说的‘素描’里的话，便名之曰《南腔北调》。”取此名显示了鲁迅先生调侃诙谐、机智幽默的语言风格。
《伪自由书》共收1933年1月至5月间的作品43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国民党反动派媚外反共。鲁迅先生于是把斗争的锋芒同时对准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当时《申报》有个副刊名为“自由谈”。其实在当时是不能“自由”去谈的。鲁迅在这个副刊上发表文章时，经常换用笔名以迷惑敌人。鲁迅在《前记》中说：“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显然，取名《伪自由书》，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自由”进行辛辣的讽刺，也是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无情揭露。
《准风月谈》共收1933年9月至11月的作品46篇。这些杂文陆续在《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上发表。1933年5月，该副刊编者登出一则启事：“这年月，说话难，摇笔杆尤难。……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当时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到处张罗文网，说话、写文章容易遭迫害，所以编者劝作者多谈风月，莫论国事。但鲁迅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战斗，他不断改换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他说自己的文章“仍旧不能正如尊意”。“准”，同“准尉”的“准”。(“准将”之“准”，是“比照”的意思)取名为《准风月谈》，表现了鲁迅对当局压制言论的自由、实行文化专制的无情讽刺，也表现了鲁迅顽强的战斗精神。
《花边文学》共收1934年的作品61篇。内容比较广泛，其中《骂杀与捧杀》尤具现实意义。这些文章一发表，引起强烈的反响和争论。鲁迅在谈到《花边文学》来历时，这样说过：“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痛；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旧时以银元为货币，俗称“花边”。——作者)，已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不足取。”据人考证，“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就是那位“青年战友”的一篇题为《论“花边文学”》的评论文章。
《且介亭杂文》共分三集，是鲁迅后期杂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广泛，思想成熟，科学性、战斗性都很强烈。写作这些杂文的时候，鲁迅住在上海四川北路山阴路亭子间。这种地方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用以修筑马路的区域，叫做“半租界”。于是鲁迅就取“租”的右半边而成“且”，取“界”的下半部而成“介”，再取“亭子间”的“亭”字，合成“且介亭”这个名称，意即“半租界的亭子间”。这不仅点明了写作的时间和地点，也暗示出当时的社会环境。
《坟》共收1907年到1925年的作品23篇，其中以《论雷峰塔的倒掉》《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最为有名。有对光明的追求，有对黑暗的抨击，有对自己的解剖，深刻而锋利，要给反动派“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写在<坟>后》)。对反动派来说，这“一点”东西不但“可恶”，而且简直同“坟”一样可怕。对自己来说，既是战斗的纪念，又是“催我自新”的警策。所以鲁迅先生又说：“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坟>题记》)取名为《坟》，反映了鲁迅先生严于解剖自己，勇于同旧事物诀别和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
《热风》共收1918年到1924年的作品41篇，其内容主要是反对封建宗法制度和旧礼教、旧文化，主张思想解放，提倡新文化，都是有感而发、有为而作的。鲁迅先生说：“我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热风·题记》)其意是说，要使自己的作品变成炎夏的热风，鼓舞起人们的战斗热情，驱散中国的“寒冽空气”。
《华盖集》共收1925年的作品41篇，其内容是批判封建思想，揭露反动势力。“华盖”一词指帝王或贵官所用的伞盖或车盖，又为星名。王褒《九怀·思忠》注云：“华盖七星，其柢九星，合十六星，如盖状，在紫微宫中，临勾陈上，以荫帝座。”迷信说法认为人们有华盖星相犯，必遭灾祸。鲁迅《自嘲》诗中有“运交华盖欲何求”句，他当然是不相信迷信的，他是借来说明自己处境的困难，备受迫害。取名《华盖集》正是揭露了反动势力实行残酷统治的罪行，并表示了对这种残酷统治嘲讽式的抗议，其中又隐含着虽身处险恶环境，也要坚持斗争的意思。
《而已集》共收1927年的作品29篇。作者在《题词》写道：
这半年我又看到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遣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这是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抗议，也表现了作者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些杂感就是战斗的武器，他要利用这个武器向反动派进行不停的战斗——如此而已。其中当然也有感叹，但更主要的是对反动派残酷镇压革命者、压迫革命文艺者的激愤和蔑视。
《三闲集》共收1927年到1929年的作品34篇。其内容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揭露，有对自己的解剖，也有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当时有人批评鲁迅的《小说旧闻抄》，说：“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的是一种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鲁迅就借这三个“闲暇”，把书名定为《三闲集》，显得非常幽默。
《二心集》共收1930年到1931年的作品37篇。这些作品对国民党的批评和对革命文学的论述更为深刻，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观点。这些作品遭到阶级敌人疯狂的攻击，作者也面临着更严重的迫害。当时有一篇《文坛贰臣传》，矛头对准鲁迅，鲁迅也公开承认自己是旧营垒中的“逆子贰臣”，同反动派不一条心，而是有“二心”的。于是“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二心集·序言》)，把这部杂文集称为《二心集》，表明鲁迅对自己出身的没落阶级的背叛和决裂，也表明鲁迅站在“新兴的无产者”一边的坚定立场。
《南腔北调集》共收1932年到1933年的作品51篇，其中以《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为了忘却的记念》等最为著名。这些作品内容有对文学革命提出宝贵建议和批评的，有控诉国民党屠杀革命作家暴行等不同方面。1932年1月上海的《出版消息》上，刊有署名美子的《作家素描(八)·鲁迅》一文，其中说“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鲁迅说：“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静着没事，有意无意翻出这两年所作的杂文稿子来，排了一下，看看已经足够印成一本，同时记起了那上面所说的‘素描’里的话，便名之曰《南腔北调》。”取此名显示了鲁迅先生调侃诙谐、机智幽默的语言风格。
《伪自由书》共收1933年1月至5月间的作品43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国民党反动派媚外反共。鲁迅先生于是把斗争的锋芒同时对准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当时《申报》有个副刊名为“自由谈”。其实在当时是不能“自由”去谈的。鲁迅在这个副刊上发表文章时，经常换用笔名以迷惑敌人。鲁迅在《前记》中说：“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显然，取名《伪自由书》，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自由”进行辛辣的讽刺，也是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无情揭露。
《准风月谈》共收1933年9月至11月的作品46篇。这些杂文陆续在《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上发表。1933年5月，该副刊编者登出一则启事：“这年月，说话难，摇笔杆尤难。……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当时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到处张罗文网，说话、写文章容易遭迫害，所以编者劝作者多谈风月，莫论国事。但鲁迅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战斗，他不断改换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他说自己的文章“仍旧不能正如尊意”。“准”，同“准尉”的“准”。(“准将”之“准”，是“比照”的意思)取名为《准风月谈》，表现了鲁迅对当局压制言论的自由、实行文化专制的无情讽刺，也表现了鲁迅顽强的战斗精神。
《花边文学》共收1934年的作品61篇。内容比较广泛，其中《骂杀与捧杀》尤具现实意义。这些文章一发表，引起强烈的反响和争论。鲁迅在谈到《花边文学》来历时，这样说过：“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痛；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旧时以银元为货币，俗称“花边”。——作者)，已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不足取。”据人考证，“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就是那位“青年战友”的一篇题为《论“花边文学”》的评论文章。
《且介亭杂文》共分三集，是鲁迅后期杂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广泛，思想成熟，科学性、战斗性都很强烈。写作这些杂文的时候，鲁迅住在上海四川北路山阴路亭子间。这种地方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用以修筑马路的区域，叫做“半租界”。于是鲁迅就取“租”的右半边而成“且”，取“界”的下半部而成“介”，再取“亭子间”的“亭”字，合成“且介亭”这个名称，意即“半租界的亭子间”。这不仅点明了写作的时间和地点，也暗示出当时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