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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也姓李，但跟李光耀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
我来自广东的祖父母，就诚如李光耀曾说的，都是不识字的、无田无地的农民的后代，而我的父母也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阶层。
新加坡就像个神童
出生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后的我，是在李光耀治国模式下成长的一代。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暴乱，但我也并非是嘴里含着金或银汤匙出生，要什么有什么、被惯坏的娇贵富家女。
我出生时，新加坡刚建国独立不久，可说跟我一样正处在童年阶段。不过，新加坡就像是个神童，在旁人的指引下，凭着自己聪慧的天资，在短短的时间里成功吸引外资、制造就业机会，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当时，越南仍深陷战争，东南亚各国也处在动荡中。这些都给了新加坡起步的优势，加上李光耀领导的政府以神速的行政效率，在短时间里整顿了国家秩序，让我们的经济发展遥遥领先。
李光耀经常回忆建国初期的艰辛，也不时向人们描述过去的社会动荡。他就像一个经常替子女未来操心不已的老爸一样，成天担心我们不懂得珍惜眼前的和平生活，不懂得感恩，永远只会抱怨，也生怕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很快地蚀光了前人所累积的老本。
不过我想，也正因为建国初期多数人“目不识丁”，所以大家都会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学识丰富的领导人身上。如果当时人人都是达官显要、文人学士，各有不同的主见和主张，恐怕那时候的政治斗争会更加激烈。
“政府很厉害，凡事交给政府就行了”，这也是在我成长的风平浪静的岁月里，自小被灌输的观念。
记得我在念小学的时候，在英文教科书里读到一篇故事Father Knows Best（爸爸最清楚）。故事说的是一个小男孩约了其他朋友出海游玩，却遭到父亲的极力阻止。
朋友们出发到海边那天，小男孩关在房间里赌气。妈妈不断在旁温柔地劝说：“爸爸最清楚情况，他是为了你好才不让你出去的。”
后来天气突然急速转变，被关在家的小男孩看着窗外风大雨大，开始感到不安。之后，他在电视新闻中得知那几个朋友在掀起巨浪的海上遭遇不幸。
这时，小男孩才想起妈妈说的“爸爸最清楚情况，他是为了你好……”这句话，才意识到因为爸爸，自己的小命才被保住了。
这个故事中没有太多强烈的说教色彩，但篇章里的人物和价值观都折射出非常传统的家长式管理的思想——父亲自始至终没有向小男孩解释不让他外出的理由，而贤惠的妈妈也只是不断地在一旁劝孩子听爸爸的话。
我们的领导者李光耀不就像是课文中父亲的形象吗？
建国初期，新加坡的语言环境真的是五彩缤纷，华族的语言更可谓南腔北调纷繁杂陈。我们华人的祖辈从不同地方来到这里生活，当中有来自中国福建、广东和广西等南方省份的人口，他们带来了不同的文化风俗和饮食文化，也带来了各自的家乡话。在新加坡这个小小的土地上就曾出现多达12种华族方言：潮州话、粤语、客家话、海南话、上海话等。
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从广东一带南来的客家人，从我出世到进入小学后，我第一个接触的语言就是客家话，所以客家话应该说是我的母语。
虽然我小时候和亲戚用客家话沟通，但邻居和朋友都来自不同方言籍贯，所以在外更常听到的是福建话和粤语。我第一次了解到，人，原来除了分大人、小孩、男人、女人以外，还分客家人、福建人、广东人，等等。我就奇怪，华人长得差不多，怎么还分那么多语言！世界真是复杂！
虽然人们在沟通时偶尔也会因语言不通而产生误会，但大家也都能凑合着开心度过，甚至还能从与彼此的接触中学到新的方言。
那时，我家里装了有线电台“丽的呼声”，那是一个会发出声音的小箱子，只需付月租就可以一天到晚开着它听广播节目。记得一位叔叔在向妈妈推销小箱子时曾这么说：“你可以一直开着它，出门时也不必关，一点也不耗电，小偷听到家里有声音就不敢进你家了。”
“丽的呼声”播出很多方言节目，非常受欢迎。妈妈在家的时候，总会扭开收听节目，我也跟着一起听，相信这也间接培养了我的听力理解能力。因为我发现在学校里，有些同学虽然很用心，但总是没办法听懂老师的指示，所以我猜我能听懂是因为小时候常听“丽的呼声”的关系。
“丽的呼声”有一个粤语说书节目《李大傻讲古》，那是招牌节目之一。李大傻说着武侠小说，用不同语气，装出不同人物的说话方式，生动地描述各种打斗场面。我虽然似懂非懂，却也常被李大傻引人入胜的讲故事方式吸引，想象着他所描述的世界，让幻想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百无聊赖的午后。
电视台也播映了一系列香港电视连续剧，从以前的粤语残片到八十年代的《亲情》、《变色龙》等电视连续剧都非常深入民心。我也忠实地守在电视机前，关心着周润发与郑裕玲这对荧屏苦命鸳鸯的命运。
那时候中国香港的社会发展步伐跟新加坡差不多，而且同属南方文化，电视上看到大家吃的东西，面对烦恼的事情，甚至骂人的方式都很相似，让人感觉很亲切。当时娱乐节目不多，无论是广东人、福建人、潮州人、还是客家人，每每一到电视剧播放的时间，都赶回家追看，街头巷尾冷清一片。
“你这死小孩真是好命啊，有的吃还嫌！把你送去非洲连地上的米粒都找不到，饿死你你就知道”每次挑食或剩下一大碗饭，妈妈都会这么责备我。
虽然我家境不富裕，但生长在独立后的新加坡，除了在十多岁的时候曾为了减肥而选择挨饿外，从未曾真正体验过饥荒。不过虽然新加坡没有农田，但我们总被告知泰国农夫们“锄禾日当午”的辛苦，因此凭着想象，我们知道盘中餐得来不易。所以啊，有米当思无米之苦，绝对不能浪费食物。
这就是我人生头10年的成长环境。它就像我们的街头小吃啰惹一样，把凤梨、黄瓜、沙葛、油条、豆卜、虾酱、花生碎等看起来毫不相干的食材丢进大碗里乱搅一通，最后还是搅拌成了一盘别具风味的南洋沙拉。
讲华语运动
按照李光耀的治国理念，要把一个没有单一民族和身份认同的年轻国家建设好，统一民众的语言就该成为一项重要的工程。他认为语言政策关乎一个国家成败，而统一华族语言是其中一个关键。为了改善不同籍贯的华族人民彼此间的交往，华语必须成为凝聚华族的必要手段。
新加坡在独立后正式全面推行以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政策，让学生同时掌握英文和母语。
当时的“讲华语运动”主题曲还是由中国台湾歌手黄莺莺演唱的。记得歌词第一句就开宗明义指出国家的进步和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息息相关。清脆的歌声，朗朗上口的旋律，简单明了地说明了运动的目标：讲方言将拖慢国家的发展，为了国家的未来，为了大局着想，大家少讲方言多说华语，而为了孩子的将来，也请与他们讲华语。
为了给大家时间适应，政府没有即刻禁止方言节目的播出，而是要求电台和电视台逐步减少方言广播。刚开始，大家的生活如常，或许心中仍存有一丝希望，期待政府能回心转意。不过当最后期限开始迫近，大家也接受了铁一般的事实，也知道铁面无私的李光耀从来不跟大家开玩笑。
学校也开始极力配合。我本来高兴地认为，随着“讲华语运动”的展开，我们就不必学英语了。可是我们的英文课还是照样上，老师还是像往常一样要大家讲英语，讲方言是不可饶恕。
那一天终于到来，李大傻的声音也从“丽的呼声”中消失了。守在小箱子旁的我有些难过，再也听不到那位爷爷沙哑的声音了。
除了一些新闻时段可听到方言外，其他方言节目一律被取代。
忘了是1983年还是1984年的某一天，我们守在电视机旁等着熟悉的港剧播出。那天，港剧按时登场，只见周润发和郑裕玲字正腔圆讲着流利的华语，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我来自广东的祖父母，就诚如李光耀曾说的，都是不识字的、无田无地的农民的后代，而我的父母也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阶层。
新加坡就像个神童
出生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后的我，是在李光耀治国模式下成长的一代。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暴乱，但我也并非是嘴里含着金或银汤匙出生，要什么有什么、被惯坏的娇贵富家女。
我出生时，新加坡刚建国独立不久，可说跟我一样正处在童年阶段。不过，新加坡就像是个神童，在旁人的指引下，凭着自己聪慧的天资，在短短的时间里成功吸引外资、制造就业机会，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当时，越南仍深陷战争，东南亚各国也处在动荡中。这些都给了新加坡起步的优势，加上李光耀领导的政府以神速的行政效率，在短时间里整顿了国家秩序，让我们的经济发展遥遥领先。
李光耀经常回忆建国初期的艰辛，也不时向人们描述过去的社会动荡。他就像一个经常替子女未来操心不已的老爸一样，成天担心我们不懂得珍惜眼前的和平生活，不懂得感恩，永远只会抱怨，也生怕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很快地蚀光了前人所累积的老本。
不过我想，也正因为建国初期多数人“目不识丁”，所以大家都会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学识丰富的领导人身上。如果当时人人都是达官显要、文人学士，各有不同的主见和主张，恐怕那时候的政治斗争会更加激烈。
“政府很厉害，凡事交给政府就行了”，这也是在我成长的风平浪静的岁月里，自小被灌输的观念。
记得我在念小学的时候，在英文教科书里读到一篇故事Father Knows Best（爸爸最清楚）。故事说的是一个小男孩约了其他朋友出海游玩，却遭到父亲的极力阻止。
朋友们出发到海边那天，小男孩关在房间里赌气。妈妈不断在旁温柔地劝说：“爸爸最清楚情况，他是为了你好才不让你出去的。”
后来天气突然急速转变，被关在家的小男孩看着窗外风大雨大，开始感到不安。之后，他在电视新闻中得知那几个朋友在掀起巨浪的海上遭遇不幸。
这时，小男孩才想起妈妈说的“爸爸最清楚情况，他是为了你好……”这句话，才意识到因为爸爸，自己的小命才被保住了。
这个故事中没有太多强烈的说教色彩，但篇章里的人物和价值观都折射出非常传统的家长式管理的思想——父亲自始至终没有向小男孩解释不让他外出的理由，而贤惠的妈妈也只是不断地在一旁劝孩子听爸爸的话。
我们的领导者李光耀不就像是课文中父亲的形象吗？
建国初期，新加坡的语言环境真的是五彩缤纷，华族的语言更可谓南腔北调纷繁杂陈。我们华人的祖辈从不同地方来到这里生活，当中有来自中国福建、广东和广西等南方省份的人口，他们带来了不同的文化风俗和饮食文化，也带来了各自的家乡话。在新加坡这个小小的土地上就曾出现多达12种华族方言：潮州话、粤语、客家话、海南话、上海话等。
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从广东一带南来的客家人，从我出世到进入小学后，我第一个接触的语言就是客家话，所以客家话应该说是我的母语。
虽然我小时候和亲戚用客家话沟通，但邻居和朋友都来自不同方言籍贯，所以在外更常听到的是福建话和粤语。我第一次了解到，人，原来除了分大人、小孩、男人、女人以外，还分客家人、福建人、广东人，等等。我就奇怪，华人长得差不多，怎么还分那么多语言！世界真是复杂！
虽然人们在沟通时偶尔也会因语言不通而产生误会，但大家也都能凑合着开心度过，甚至还能从与彼此的接触中学到新的方言。
那时，我家里装了有线电台“丽的呼声”，那是一个会发出声音的小箱子，只需付月租就可以一天到晚开着它听广播节目。记得一位叔叔在向妈妈推销小箱子时曾这么说：“你可以一直开着它，出门时也不必关，一点也不耗电，小偷听到家里有声音就不敢进你家了。”
“丽的呼声”播出很多方言节目，非常受欢迎。妈妈在家的时候，总会扭开收听节目，我也跟着一起听，相信这也间接培养了我的听力理解能力。因为我发现在学校里，有些同学虽然很用心，但总是没办法听懂老师的指示，所以我猜我能听懂是因为小时候常听“丽的呼声”的关系。
“丽的呼声”有一个粤语说书节目《李大傻讲古》，那是招牌节目之一。李大傻说着武侠小说，用不同语气，装出不同人物的说话方式，生动地描述各种打斗场面。我虽然似懂非懂，却也常被李大傻引人入胜的讲故事方式吸引，想象着他所描述的世界，让幻想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百无聊赖的午后。
电视台也播映了一系列香港电视连续剧，从以前的粤语残片到八十年代的《亲情》、《变色龙》等电视连续剧都非常深入民心。我也忠实地守在电视机前，关心着周润发与郑裕玲这对荧屏苦命鸳鸯的命运。
那时候中国香港的社会发展步伐跟新加坡差不多，而且同属南方文化，电视上看到大家吃的东西，面对烦恼的事情，甚至骂人的方式都很相似，让人感觉很亲切。当时娱乐节目不多，无论是广东人、福建人、潮州人、还是客家人，每每一到电视剧播放的时间，都赶回家追看，街头巷尾冷清一片。
“你这死小孩真是好命啊，有的吃还嫌！把你送去非洲连地上的米粒都找不到，饿死你你就知道”每次挑食或剩下一大碗饭，妈妈都会这么责备我。
虽然我家境不富裕，但生长在独立后的新加坡，除了在十多岁的时候曾为了减肥而选择挨饿外，从未曾真正体验过饥荒。不过虽然新加坡没有农田，但我们总被告知泰国农夫们“锄禾日当午”的辛苦，因此凭着想象，我们知道盘中餐得来不易。所以啊，有米当思无米之苦，绝对不能浪费食物。
这就是我人生头10年的成长环境。它就像我们的街头小吃啰惹一样，把凤梨、黄瓜、沙葛、油条、豆卜、虾酱、花生碎等看起来毫不相干的食材丢进大碗里乱搅一通，最后还是搅拌成了一盘别具风味的南洋沙拉。
讲华语运动
按照李光耀的治国理念，要把一个没有单一民族和身份认同的年轻国家建设好，统一民众的语言就该成为一项重要的工程。他认为语言政策关乎一个国家成败，而统一华族语言是其中一个关键。为了改善不同籍贯的华族人民彼此间的交往，华语必须成为凝聚华族的必要手段。
新加坡在独立后正式全面推行以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政策，让学生同时掌握英文和母语。
当时的“讲华语运动”主题曲还是由中国台湾歌手黄莺莺演唱的。记得歌词第一句就开宗明义指出国家的进步和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息息相关。清脆的歌声，朗朗上口的旋律，简单明了地说明了运动的目标：讲方言将拖慢国家的发展，为了国家的未来，为了大局着想，大家少讲方言多说华语，而为了孩子的将来，也请与他们讲华语。
为了给大家时间适应，政府没有即刻禁止方言节目的播出，而是要求电台和电视台逐步减少方言广播。刚开始，大家的生活如常，或许心中仍存有一丝希望，期待政府能回心转意。不过当最后期限开始迫近，大家也接受了铁一般的事实，也知道铁面无私的李光耀从来不跟大家开玩笑。
学校也开始极力配合。我本来高兴地认为，随着“讲华语运动”的展开，我们就不必学英语了。可是我们的英文课还是照样上，老师还是像往常一样要大家讲英语，讲方言是不可饶恕。
那一天终于到来，李大傻的声音也从“丽的呼声”中消失了。守在小箱子旁的我有些难过，再也听不到那位爷爷沙哑的声音了。
除了一些新闻时段可听到方言外，其他方言节目一律被取代。
忘了是1983年还是1984年的某一天，我们守在电视机旁等着熟悉的港剧播出。那天，港剧按时登场，只见周润发和郑裕玲字正腔圆讲着流利的华语，让人感到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