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报2011年4月12日8版全是有关图书的广告，其中说《全唐诗》及后来的多种增补本合编而成新《全唐诗》共收二千六百一十三人之诗作共达“三万七千一百九十一首”(大意)，这是完全错误的。
　　清康熙帝在其四十四年(1705)3月，他第五次南巡时便命江宁织造曹寅主持编撰《全唐诗》。经状元彭定求等十人参与、第二年就完成了《全唐诗》的编撰工作，并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由扬州诗局刻印成书，共十函一百二十册。康熙为其作的序中称《全唐诗》“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三百余人”，后人多从其说。仅此，已比前面报纸广告中的声称多出了一万一千余首了，说明广告词是闭塞眼睛、捉麻雀的盲目之言。
　　实际上，康熙所说的数字并不精确。“近年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编《唐代的诗篇》、《唐代的诗人》，将《全唐诗》所收作家、作品逐一编号做了统计，结论是：《全唐诗》共收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句一千五百五十五条，作者二千八百七十三人，这个数字是相当可靠的”。据此，竟比广告词所说多出一万二千余首，诗人数也多出二百余人。
　　再说，由于《全唐诗》“未及广检群书，故缺漏甚多”，因此成书以后陆续有人广搜博览增补拾遗以迄于今。最早的是日本人上毛河世宁的《<全唐诗>逸》补诗七十二首又二百七十九句；王重民《补<全唐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补诗一百二十六首；孙望《<全唐诗>补逸》补诗七百四十首又八十七句；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逸》补诗一千一百五十八首又二百四十三句，上四种书共补诗二千一百四十六首又六百零九句。1992年陈尚君又将上述四书所补之诗加上自己补的四千六百六十三首又句一千一百九十九条编成《<全唐诗>补编》一书出版，合之共补六千八百零九首又一千八百零八句，诗人达三千七百余人，这还没有算上“1992年夏天在湖南长沙唐窑出土瓷器上所题的几百首唐诗，据悉，其中不少诗是《全唐诗》中没有收进去的。另外，近年尚陆续有一些补遗之诗发表”。
　　综上所述，除1992年湖南长沙发现的瓷器上题诗及近年新补不算的话，若按康熙所说为基数计，全唐诗总数为五万五千七百零九首又三千三百六十三句，诗人约三千二百人许；按日人平冈武夫统计算可达诗五万六千二百零九首又三千三百六十三句，诗人达三千七百七十三人(内含陈尚君所补增出的九百多人)以上，这应该是目前所知全唐诗的最准确的数字了。
　　某报的广告却说新印本《全唐诗》不仅仅是扬州诗局本，而且还附上目前所知的所有增补本的《全唐诗》总数才只有“三万七千一百九十一首”，比康熙原刻本少了一万一千多首，而比加上的各种补编本总数竟少了近两万首，相差也实在太大了。广告词的撰写者对《全唐诗》可说两眼一抹黑，完全是瞎子摸象。而编辑对此也视若无睹，绿灯放行，也太对低级错误不管不问、不负责任极了。或日：“此为广告，错点有啥关系?”答曰：“任何事情都要真实，才能取信于民，即使广告也应准确无误，才是对读者负责的正确态度。何况中国第一堂堂大报，对此应该带头做出表率才是，至少也不应如对《全唐诗》收诗数的介绍，竟与事实相差几乎接近十万八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