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在新时代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注重对于思想导向、对于社会效益、对于文化精神的追求。作为一个被不断强化的对于中国电影的时代律令，它已经超过了我们对于票房业绩、对于经济效益、对于市场规模的诉求，并且成为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要务。就女口何实现当前中国电影的历史使命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本刊与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一起，共同邀请电影界几位专家、教授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探讨、相互交流，为中国电影的繁荣发展提供学术支持。
　　思想，似乎是一个没有边界的说法，就像我们可以将所有空中凝聚的冰晶统称为流云，我们也可以将人脑海中所有的欲念，称之为思想。可是，在学术框架内，没有边界的命题就等于没有对象的言说，它不仅没有意义，而且还可能会误导别人。所以，我們应当在讨论思想的命题之前，对其特定的意义给予一个明确的界定。也就是说，思想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哲学意义上的思想、美学意义上的思想，还是诗学意义上的思想，乃至于宗教意义上的思想？其实，归根结底，我们在此所说的思想是指在电影中通过影像所表达的欲望、观念、意识、情绪的统称，它是电影中那种与商业价值相区別、与电影的经济效益相分列、与电影娱乐属性相对应的一种精神特质，其产生的心理效果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思想导向，也可以称之为电影的思想取向——它至少包括正确的历史观、积极的人生观和劝善的道德观。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它还应当包括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再现社会生活的真实本质，阐释人物的现实命运以及展现国家发展的时代风貌等多重内涵。进而言之，思想的表述，在电影中是一种“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的实践活动。
　　国际性表达的空间延伸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期望中国电影能够运用电影这种国际化的语言，在一个域外的文化语境中来讲述我们的故事，这种故事不是讲移民生活的艰辛苦涩，也不是讲海外游子的凄凉孤寂，我们要讲述的是中国人即便在异国他乡同样能够抑恶扬善、匡扶正义——就像当年的李小龙在《唐山大兄》《猛龙过江》中所展示的那种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以此来树立中华民族的当代形象。如今，中国电影这个愿景，在《战狼》《攀登者》《流浪地球》《中国机长》这些影片中越来越多地被展现。吴京在拍摄《战狼2》的过程中曾经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让中国的士兵走出国门，让世界看到中国士兵的机智、勇敢、善良和担当”。《战狼2》获得了中国电影史上最高的票房纪录58.6亿——这不仅仅是电影经济学的一个胜利，而且是中国电影在文化表达亡的一个胜利。中国在近半个世纪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所取得的时代进步，为我们的电影提供了讲述海外驰援、营救、抗灾故事的客观依据，通过电影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了历史性的建构，我们所信奉、所秉承、所弘扬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我们所具有的文化思想得到普遍的认同。我们相信，喜欢“战狼”系列电影的观众，绝不仅仅是喜欢吴京的打斗技巧，喜欢吴京强健的肌肉，尽管这些对于一部主流商业电影的市场吸引力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喜欢在吴京所扮演的冷锋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悲天悯人的仁义精神与无所畏惧的爱国主义精神。前者让我们看到他在危难之际，想到的不只是我们中国的骨肉同胞，而且在看到非洲工人求救无门的险境时，他发誓要带走这里的每一个人——“我就是为他们而生的！”这种仁爱精神是中国武侠动作电影最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不论是硬桥硬马的技击功夫电影，还是钢筋铁甲的重工业动作电影，体现的都是中国文化中这种抑恶扬善、扶危救难的思想境界。与这种仁义精神相互缝合的是影片中所表现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其间最为经典的场景是冷锋用自己的手臂高擎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横穿被恐怖分子占据的交通要道——中国已经成为拯救海外受难同胞、震慑国际恐怖行为的强大力量。虽然这是一部虚构的营救故事，就像《流浪地球》所虚构的太空故事一样，但是，我们终于可以在一个曾经不属于中国电影的天空中讲述中国人自己的故事。我们在为《战狼2》获得了票房冠军的空间站位而喝彩的同时，也应该为《战狼2》所取得的中国电影思想的空间延伸而喝彩！
　　个体理想与国家命运的价值整合
　　毋庸置疑，电影对于思想的表达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实现的，人们对于正义国家的历史认知也是通过具体的电影情节来建构的。我们的电影一直以来就是通过一系列真实、生动的影像故事在铸造着对国家建构的集体记忆，以及对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历史认知。
　　其实，我们所说的电影的思想表达，并不仅仅是指电影对于国家历史的宏大讲述，其中也包括着对于个人成长、对于自我认知的微观表达。影片《攀登者》独特的思想价值除了体现出国家登山队的历史功绩之外，还蛰伏着一个个人成长的人格主题。“登上去，找回自己”，这是《攀登者》中的一句箴言式台词。在这部以国家登山队的历史为第一主题的叙述中，作者嵌入一个个人成长的人格主题，这标志着中国主流电影的叙事正在将国家民族的历史叙事与人格成长的现实叙事融为一体。这种思想价值的设计表明，中国电影已经跨越了单一的价值地平线，即不再以思想的社会意识作为表述的唯一主题，而是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充分肯定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并且将这种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与集体英雄主义核心价值共同构成了整部影片的思想价值体系。“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这根绳索不仅牵动着所有登山队员的生命，而且同时牵动着全国人民对于登山队的热切期盼。客观地讲，不管是什么电影，即便是恢弘壮阔的历史叙事，要在其中植入一个放弃生命的题旨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这不仅仅是由于放弃生命是一个最高的伦理命题，而且在电影乃至所有的艺术形式中，人都是至高无上的主角。在电影中，人的生命、人的尊严、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但是，这个人并不是指单一存在的个人，而是指人的复数形式。它代表着众多的、千千万万的个人的重合体。所以，当我们在电影中看到有人要放弃生命去践行其所设定的目标的时候，这种目标必将是比个人的生命更为重要，也必将代表着更多人的尊严、更多人的存在价值、更多人的生命意义。在这样的视域上看《攀登者》，它所设定的思想意义远比它讲述的登山故事高远、深邃得多。 　　与《战狼2》《攀登者》这类动作型商业巨制相比，《过韶关》不到50万的制作经费可能还不够它们的一个镜头。可是，电影的思想意义从来就不是用投资的多少来衡定的。我们不否认巨额的影片投资与豪华的明星阵容会为影片的思想表达带来更为充分的可能性;我们同样也不能够否认，一部投资极其有限的人生故事，完全可能在思想价值表达上产生震撼人心的心理效果。就像《过昭关》整个摄制组仅仅12个人，没有巨额的商业投资，没有走红的流量明星，没有鼎力的营销推广，影片的创作者以电影原初的纪录性和叙事性，将一老一小发生在中国乡间公路上看似尋常的访友故事，赋予了真切而深邃的思想内涵。它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当代社会由于激流奔涌所造成的道德蜕变，看到了千年传承的文化传统在中国普通农民身上铸就的豁然旷达的精神品格，看到了一种渐渐远去的乡村文明在夕阳下尚未褪去的人性温情……”其实，不要说是一部电影，有时就是一幅意境深远的绘画、一支舒缓悠扬的乐曲、一场激情奔放的舞蹈，包括一座气势恢弘的建筑，同样可以唤起观众情感的净化与思想的升华。可见，艺术作品中思想的腾飞并不是靠巨额的金钱来实现，而是靠正确的价值导向与精湛的艺术技能才能完成。
　　不同类型电影肩负的共同使命
　　不要以为思想的表述只是主旋律电影的使命，商业电影同样也肩负着传播正确思想的使命。我们应当本着一种总体的电影观念来讨论所有电影的问题。不能把电影先肢解开了再来讨论电影的某项职能，即我们不能在讨论电影商业价值的时候把电影当“摇钱树”，在讨论电影思想意义的时候把电影当“教科书”，在讨论电影娱乐属性的时候把电影当“哈哈镜”。我们既要从总体上来把握一部电影的属性，同时也要从题材与类型上来认识一部电影的职能，这样才能够真正确立我们对于电影的文化使命与社会责任。
　　应当说，一部获得了巨额市场回报的作品，必然意味着其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而一部获得了巨大社会反响的作品，必然会与当下观众的内心产生共鸣。当年观众于《大圣归来》的认同，让这部电影口碑一度炸裂，豆辦评分高达8.9分。其中引起的社会共鸣其实不仅是来自其魔幻动作的奇观和虚拟美学的技艺，特別重要的是来自影片对于大圣自身文化身份的时代设定。与传统《西游记》中天马行空的孙悟空相比，21世纪的大圣更像“北漂”一族，甚至是来自于“蚁族”群体中的大众英雄。尽管蝙蝠侠的斗篷在大圣身上变成了红色的披风，他再现的依然是“心灵获得再生”的精神绽放。他虽然也有抱头呼喊“我管不了！”的时候，可在觉醒之后时，竟能够铸岩为甲，熔焰成袍，重新燃起了电影院内普通观众那可能退却的热望，这种热望甚至使他们眼含热泪走出影院。制片方以8年的时间成本，励精图治为中国电影史提供了一部界碑式的动画电影，这部电影同时完成的是一个在“冒险之旅中找回初心，完成自我救赎的故事”。包括影片《哪吒之魔童降世》中那句没有人会忘记的座右铭：“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才算！”应当说，这些影片的思想表述对于人格的完善、对于自我意识的确认都起到了积极、健康的导向作用。由于它们都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文本，所以，同时也完成了一次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转换，使我们的观众通过电影的路径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当代巡礼。
　　比起出神入化的《大圣归来》，《捉妖记》的魔幻意味似乎更接地气。因为剧中的小妖胡巴已经完全皈依了人类的世俗生活，它见证了男女主人公生死与共的爱情。小胡巴被他们的情感深深地感动了。妖，与生俱来的那种本性被人世间的生活改变了，它标志着一个妖的世界不仅分化为善恶两重天地，而且妖的世界开始向人的世界倾斜。妖的世界并不是邪恶世界的代名词，也不是地狱的同义语。虽然，《捉妖记》是一部魔幻与神怪、动作与喜剧相互整合的电影，但是，它的思想劝谕功能并不见得比不上一部正襟危坐的影片。综上所述，对于主流商业电影，我们不能只顾去数票房，我们还应当看看它的思想指数和价值取向。
　　至此，关于电影的思想表述，我们还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以扭曲的方式留给后代，我们也不能将中国社会的现实以变形的画面告诉未来。任何电影——不论它是什么题材、什么类型，都不能把体现人类正面价值（正义、公正、忠诚、勇敢、善良）的艺术形象置放在一个被否定、被质疑、被漠视的语境中，也能把那些追寻人类美好理想的人物描写成为一种虚幻的、迂腐的，甚至是可笑的角色。我们不能让孩子们童年的心灵被不良的影像所玷污，不能在他们纯净的灵魂中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这应当是中国电影思想表述的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