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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一字人
[背景介绍]
永厚先生抄录的这首诗是新加坡国宝级诗人潘受（1911-1999，人称“受翁”）的诗作。受翁也是书法家，还写过不少品画、品书录。与黄永厚结识，有诗集相赠。据林东海说，20世纪90年代，永厚先生“到新加坡举办画展，认识华裔诗人潘受，潘曾赠送自己的《海外庐诗》和为潘伯鹰编印的《玄隐庐诗》”。2002年花城出版社出版黄永厚的书画杂文集《头衔一字集》，就是以潘受的诗句“但博头衔一字人”为书名，其中分三篇即“英雄之言篇”“歌泣篇”和“锦瑟篇”，可以视为永厚先生的代表性作品。
[跋文]
歌泣空能动鬼神，更谁披豁对吾真。平生履历堪夸处，但博头衔一字人。
——受翁诗呈晓芒兄
[释义]
歌哭只能惊动鬼神，更有谁能够披肝沥胆面对真正的自我？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事迹，只赢得了唯一的头衔，这就是“人”这个字！画面上，背景依稀是牛头马面和猫头鹰，这在另外一个版本中也许看得更清楚：
但人物却不如我这幅有气度。对比之下，那幅中左边的人物面容模糊，姿态怪异，似乎有点压不住那些鬼魅鸱鹗的气势;而在我这幅画中，人物表情清晰可见，背对着气势汹汹的妖魔鬼怪，潇洒自如，满不在乎，字也显得更有神韵，更加一气呵成，凸显了“一字人”顶天立地之风骨。应该说，这是一幅更为成功的作品。
看来受翁还是很有些新思想的，他不信鬼神，追求真我，讲究踏踏实实地做人，要对得起“人”这个称号。这一切，与永厚先生完全合拍。所以他不但以受翁的诗句“头衔一字人”为自己的画集冠名，而且还在里面设“歌泣”专篇，可见他对受翁此诗的认同。
“云想”与“无活”
[背景介绍]
据说李白奉唐玄宗之命，豪饮之后为杨贵妃写赞美诗，挥笔写下三首《清平调》，其中第一首就是著名的“云想”篇：“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意为：看到天上的云霞就想到她的衣裳，看到花儿就想到她的容颜;春风吹拂着栏杆，露珠衬托着花色的浓丽。如果不在群玉山头见到，那一定会在瑶台月下相逢！这当然是绝妙好诗，博得皇上龙心大悦。可是，另有一位东京贫民诗人岩畸毋乡，所作俳句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按永厚先生的标准，却更高于李白的这首诗，更体现人的自由自在。这幅画永厚先生笔下也有不止我这一个版本。
唐棣在《文汇报》上有篇小文也谈及此，他说：“跟世界各自为好就够了。因为，它太大，而我太小。与其说‘享受世界’，不如说生活里发现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才是自己的。我的享受还是翻译成日本诗人岩崎毋乡写过一句诗‘无活时节藤下坐，打个哈欠伸懒腰’比较好，这不代表不干活，只是会休息了。这些事都在自家小屋完成，简单而舒服。”我不知道作者是否是看了永厚先生这幅画后的有感而发。
[跋文]
云想衣裳花想容，好么？好！无活时节藤下坐，打个哈欠伸懒腰如何？（按“无活”为东京贫民诗人岩崎毋乡之俳句）好呀！为什么？享受呀！比云想呢？可不一样。李白是陪皇上玩，心里委屈着呐！
晓芒兄雅正
黄永厚画并笺
[释义]
“云想衣裳花想容”，是好诗么？当然好诗！那么，东京贫民诗人岩畸毋乡的俳句“无活时节藤下坐，打个哈欠伸懒腰”如何？很好呀！为什么？享受呀！比“云想”如何？那可不一样啊，李白是奉皇上之命作陪，强作欢颜，心里其实很委屈啊！这里试拟对话体，抒发作者内心的感受。永厚先生还是平民情结，他从不羡慕那些高官显贵的雅致和荣华，你看他画的那位农夫，农闲了，坐在小板凳上无拘无束地伸个懒腰，多么愜意！此画不但人物富于禅意，就连书法都是一派狂草，看得人心头大畅。
上帝和爱因斯坦打赌
[背景介绍]
这里是两幅同样题材的画，但题跋却略有不同。两幅画是永厚先生一先一后寄来的，第一幅寄来，隔不久又寄了第二幅，而且第二幅比前一幅的尺寸更大（小的为34cm×34cm，大的为69cm×69cm，此处为了方便把两幅调成一样大小了）。为什么要画两幅同样的画给我，这从题跋的不同落款中大概可以猜得出来。第一幅的落款是“读《江苏社会科学》-篇文章呈晓芒吾兄”，第二篇的落款是“一九九五年六月三日读《江苏社会科学》-篇文章，画呈作者晓芒学兄”。显然，永厚先生是怕我不知道他是读了我写的一篇文章而作此画，于是标明这就是我在1995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他是读这篇文章有感而画。
这篇拙文标题为《胡塞尔现象学对中国学术的意义》，发表于《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后被《新华文摘》1995年4期全文转载。所以也有可能他6月3日读到的是4月份《新华文摘》转载的文章。不过这没什么关系。文章的主题首先由20世纪5060年代那场持续数年的美学大讨论切入，总结了讨论各方的一个共同盲点，即未顾及审美意识的直观明证性，由此引入胡塞尔现象学对心理主义和自然主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批判，并从康德、黑格尔到胡塞尔的思想进程中梳理出一条现象学还原的思路，最后将这一思路运用来解释马克思的感性学和实践论的唯物主义。此文收入到我的论文集《实践唯物论新解：开出现象学之维》。文章讨论的问题很专业，虽然涉及美学，但跨度很大，也很抽象，即使哲学科班出身的人读起来也感费力。我不知道永厚先生读此文章时作何感想，但根据所画主题猜测，大概是文中所提到的克服自然科学的自然主义而为人的价值和自由留下空间这一观点激发了他的共鸣。至于“上帝是否掷骰子”的问题，正是现代自然科学在克服以往的绝对必然性时提出的一个有代表性的问题。永厚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学大讨论时大约30岁出头，作为一个如此见解深刻、兴趣广泛的青年艺术家，他不可能对这场讨论完全不关注。而那场讨论的总体基调就是以自然科学的客观标准来衡量的“唯物主义”，人人都要抢这块招牌，抢不到的，就有被打入另册、剥夺发言权，甚至被打成右派的危险。这种由苏联引进的教条化的唯物主义与胡塞尔所批评的现代“欧洲科学的危机”如出一辙，主张什么事情都要归结为“铁的必然规律”才算是具有了合法性，从而窒息了人性的自由。自那以后，国内这种教条化的唯物主义一直没有得到清算，这也许就是永厚先生看到我这篇文章如此激动的原因吧。 “上帝不会掷骰子”是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话出有因。当年量子力学方兴，海森堡提出“测不准原理”，证明你不可能同时确定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他的解释是人在测量时所使用的测量手段必然会有干扰，导致测不准的结果。但以玻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进一步认为，这与测量手段无关，而与宇宙的本质有关，宇宙本身就具有“波粒二象性”，所以宇宙向我们呈现出何种形象，取决于我们用波还是粒子的观点去看待它。这样，宇宙的本质就和观察者、和人的自由意志关联起来了，并且使得宇宙中一切事件都成了一种概率事件，没有什么绝对必然性。但爱因斯坦发现玻尔的量子理论与他自己所提出的相对论不能相容，他相信任何概率事件只要掌握了所有的信息，都能够解释为必然事件。于是他在1927年全世界最顶尖的物理学家齐聚的布卢塞尔第五次索爾威物理学大会上公开发难，质疑量子物理学的理论不能成立，玻尔则当场予以回击。这场世纪争论反反复复，持续了许多年，最终以玻尔的量子理论的胜出告终，证明世界上凡事都不是不可改变的，而是充满了偶然性。
自然科学中的这场争论溢出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意义无疑是重大的。它表明与人性相关的一切科学，如美学、伦理学、宗教学乃至于哲学，都不必将自然科学的必然规律设定为自己的运行轨道，而必须寻求超越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上并能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哲学维度。而胡塞尔现象学恰好就充当了这一维度的开拓者，它为马克思早就提出的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将统一为一门科学的天才设想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论原理。
[跋文]
（1）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上帝和爱因斯坦玩一把骰予。读《江苏社会科学》一篇文章，呈晓芒吾兄
黄永厚于合肥
（2）上帝是个大明星，和爱因斯坦玩一把骰子。一九九五年六月三日读《江苏社会科学》一篇文章，画呈作者晓芒吾兄
黄永厚于合肥
[释义]
两幅画，两层意思。（1）首先想到这么合乎自己心意的文章是自己的湖南老乡写的，有种亲切感，所以画一幅读后感相赠;（2）第二幅的重点在于调侃上帝和爱因斯坦，所谓“大明星”，不是墨守成规的角色可以担当的，必定是那种横空出世、不按常理出牌的超凡力量。当然，事后人们会发现，在不按常理之中其实有更高的道理，那就成为创造性的发现了（如牛顿和爱因斯坦），于是人们把这总结为“必然规律”。但上帝总还是会出奇制胜，超越这些必然规律，以便人们再次做出新的更高的发现。所以人类的科学智慧哪怕到了爱因斯坦的高度，在上帝或大自然面前仍然还是小学生，永远必须给未知的偶然性和天才的创造性留下余地。两幅画面上，头戴桂冠的科学之王爱因斯坦都处于低位，小心翼翼甚至提心吊胆，两眼斜视，试图一窥上帝的骰子掷下来是个什么结果;而上帝则是大大咧咧，挥洒自如，如同一位老练的魔术师，幽默感十足。
以上就是我与永厚先生仍在持续的灵魂对话。我把这种对话看作我人生中的一段奇缘，我觉得，这段奇缘不是由外在的因缘关系造成的，而完全是由心灵的相通而促成的。永厚先生作为我的前辈，跨越了年龄的阻隔，而将一种精神传达到了后辈的心中，这就是鲁迅所创立的国民性批判和思想启蒙的精神。永厚先生逝世时，我因信息闭塞，两个月后才得到消息，未能赶上悼念。我只有把这篇文章作为我心中的祭坛，并献上一副迟到的挽联：
廿载神交，精魂承一脉，论古谈今，首在立人方立国
平生任侠，丹青出众流，归真返璞，终于率性独成家
2019年1月14日，于喻家山
[背景介绍]
永厚先生抄录的这首诗是新加坡国宝级诗人潘受（1911-1999，人称“受翁”）的诗作。受翁也是书法家，还写过不少品画、品书录。与黄永厚结识，有诗集相赠。据林东海说，20世纪90年代，永厚先生“到新加坡举办画展，认识华裔诗人潘受，潘曾赠送自己的《海外庐诗》和为潘伯鹰编印的《玄隐庐诗》”。2002年花城出版社出版黄永厚的书画杂文集《头衔一字集》，就是以潘受的诗句“但博头衔一字人”为书名，其中分三篇即“英雄之言篇”“歌泣篇”和“锦瑟篇”，可以视为永厚先生的代表性作品。
[跋文]
歌泣空能动鬼神，更谁披豁对吾真。平生履历堪夸处，但博头衔一字人。
——受翁诗呈晓芒兄
[释义]
歌哭只能惊动鬼神，更有谁能够披肝沥胆面对真正的自我？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事迹，只赢得了唯一的头衔，这就是“人”这个字！画面上，背景依稀是牛头马面和猫头鹰，这在另外一个版本中也许看得更清楚：
但人物却不如我这幅有气度。对比之下，那幅中左边的人物面容模糊，姿态怪异，似乎有点压不住那些鬼魅鸱鹗的气势;而在我这幅画中，人物表情清晰可见，背对着气势汹汹的妖魔鬼怪，潇洒自如，满不在乎，字也显得更有神韵，更加一气呵成，凸显了“一字人”顶天立地之风骨。应该说，这是一幅更为成功的作品。
看来受翁还是很有些新思想的，他不信鬼神，追求真我，讲究踏踏实实地做人，要对得起“人”这个称号。这一切，与永厚先生完全合拍。所以他不但以受翁的诗句“头衔一字人”为自己的画集冠名，而且还在里面设“歌泣”专篇，可见他对受翁此诗的认同。
“云想”与“无活”
[背景介绍]
据说李白奉唐玄宗之命，豪饮之后为杨贵妃写赞美诗，挥笔写下三首《清平调》，其中第一首就是著名的“云想”篇：“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意为：看到天上的云霞就想到她的衣裳，看到花儿就想到她的容颜;春风吹拂着栏杆，露珠衬托着花色的浓丽。如果不在群玉山头见到，那一定会在瑶台月下相逢！这当然是绝妙好诗，博得皇上龙心大悦。可是，另有一位东京贫民诗人岩畸毋乡，所作俳句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按永厚先生的标准，却更高于李白的这首诗，更体现人的自由自在。这幅画永厚先生笔下也有不止我这一个版本。
唐棣在《文汇报》上有篇小文也谈及此，他说：“跟世界各自为好就够了。因为，它太大，而我太小。与其说‘享受世界’，不如说生活里发现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才是自己的。我的享受还是翻译成日本诗人岩崎毋乡写过一句诗‘无活时节藤下坐，打个哈欠伸懒腰’比较好，这不代表不干活，只是会休息了。这些事都在自家小屋完成，简单而舒服。”我不知道作者是否是看了永厚先生这幅画后的有感而发。
[跋文]
云想衣裳花想容，好么？好！无活时节藤下坐，打个哈欠伸懒腰如何？（按“无活”为东京贫民诗人岩崎毋乡之俳句）好呀！为什么？享受呀！比云想呢？可不一样。李白是陪皇上玩，心里委屈着呐！
晓芒兄雅正
黄永厚画并笺
[释义]
“云想衣裳花想容”，是好诗么？当然好诗！那么，东京贫民诗人岩畸毋乡的俳句“无活时节藤下坐，打个哈欠伸懒腰”如何？很好呀！为什么？享受呀！比“云想”如何？那可不一样啊，李白是奉皇上之命作陪，强作欢颜，心里其实很委屈啊！这里试拟对话体，抒发作者内心的感受。永厚先生还是平民情结，他从不羡慕那些高官显贵的雅致和荣华，你看他画的那位农夫，农闲了，坐在小板凳上无拘无束地伸个懒腰，多么愜意！此画不但人物富于禅意，就连书法都是一派狂草，看得人心头大畅。
上帝和爱因斯坦打赌
[背景介绍]
这里是两幅同样题材的画，但题跋却略有不同。两幅画是永厚先生一先一后寄来的，第一幅寄来，隔不久又寄了第二幅，而且第二幅比前一幅的尺寸更大（小的为34cm×34cm，大的为69cm×69cm，此处为了方便把两幅调成一样大小了）。为什么要画两幅同样的画给我，这从题跋的不同落款中大概可以猜得出来。第一幅的落款是“读《江苏社会科学》-篇文章呈晓芒吾兄”，第二篇的落款是“一九九五年六月三日读《江苏社会科学》-篇文章，画呈作者晓芒学兄”。显然，永厚先生是怕我不知道他是读了我写的一篇文章而作此画，于是标明这就是我在1995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他是读这篇文章有感而画。
这篇拙文标题为《胡塞尔现象学对中国学术的意义》，发表于《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后被《新华文摘》1995年4期全文转载。所以也有可能他6月3日读到的是4月份《新华文摘》转载的文章。不过这没什么关系。文章的主题首先由20世纪5060年代那场持续数年的美学大讨论切入，总结了讨论各方的一个共同盲点，即未顾及审美意识的直观明证性，由此引入胡塞尔现象学对心理主义和自然主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批判，并从康德、黑格尔到胡塞尔的思想进程中梳理出一条现象学还原的思路，最后将这一思路运用来解释马克思的感性学和实践论的唯物主义。此文收入到我的论文集《实践唯物论新解：开出现象学之维》。文章讨论的问题很专业，虽然涉及美学，但跨度很大，也很抽象，即使哲学科班出身的人读起来也感费力。我不知道永厚先生读此文章时作何感想，但根据所画主题猜测，大概是文中所提到的克服自然科学的自然主义而为人的价值和自由留下空间这一观点激发了他的共鸣。至于“上帝是否掷骰子”的问题，正是现代自然科学在克服以往的绝对必然性时提出的一个有代表性的问题。永厚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学大讨论时大约30岁出头，作为一个如此见解深刻、兴趣广泛的青年艺术家，他不可能对这场讨论完全不关注。而那场讨论的总体基调就是以自然科学的客观标准来衡量的“唯物主义”，人人都要抢这块招牌，抢不到的，就有被打入另册、剥夺发言权，甚至被打成右派的危险。这种由苏联引进的教条化的唯物主义与胡塞尔所批评的现代“欧洲科学的危机”如出一辙，主张什么事情都要归结为“铁的必然规律”才算是具有了合法性，从而窒息了人性的自由。自那以后，国内这种教条化的唯物主义一直没有得到清算，这也许就是永厚先生看到我这篇文章如此激动的原因吧。 “上帝不会掷骰子”是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话出有因。当年量子力学方兴，海森堡提出“测不准原理”，证明你不可能同时确定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他的解释是人在测量时所使用的测量手段必然会有干扰，导致测不准的结果。但以玻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进一步认为，这与测量手段无关，而与宇宙的本质有关，宇宙本身就具有“波粒二象性”，所以宇宙向我们呈现出何种形象，取决于我们用波还是粒子的观点去看待它。这样，宇宙的本质就和观察者、和人的自由意志关联起来了，并且使得宇宙中一切事件都成了一种概率事件，没有什么绝对必然性。但爱因斯坦发现玻尔的量子理论与他自己所提出的相对论不能相容，他相信任何概率事件只要掌握了所有的信息，都能够解释为必然事件。于是他在1927年全世界最顶尖的物理学家齐聚的布卢塞尔第五次索爾威物理学大会上公开发难，质疑量子物理学的理论不能成立，玻尔则当场予以回击。这场世纪争论反反复复，持续了许多年，最终以玻尔的量子理论的胜出告终，证明世界上凡事都不是不可改变的，而是充满了偶然性。
自然科学中的这场争论溢出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意义无疑是重大的。它表明与人性相关的一切科学，如美学、伦理学、宗教学乃至于哲学，都不必将自然科学的必然规律设定为自己的运行轨道，而必须寻求超越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上并能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哲学维度。而胡塞尔现象学恰好就充当了这一维度的开拓者，它为马克思早就提出的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将统一为一门科学的天才设想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论原理。
[跋文]
（1）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上帝和爱因斯坦玩一把骰予。读《江苏社会科学》一篇文章，呈晓芒吾兄
黄永厚于合肥
（2）上帝是个大明星，和爱因斯坦玩一把骰子。一九九五年六月三日读《江苏社会科学》一篇文章，画呈作者晓芒吾兄
黄永厚于合肥
[释义]
两幅画，两层意思。（1）首先想到这么合乎自己心意的文章是自己的湖南老乡写的，有种亲切感，所以画一幅读后感相赠;（2）第二幅的重点在于调侃上帝和爱因斯坦，所谓“大明星”，不是墨守成规的角色可以担当的，必定是那种横空出世、不按常理出牌的超凡力量。当然，事后人们会发现，在不按常理之中其实有更高的道理，那就成为创造性的发现了（如牛顿和爱因斯坦），于是人们把这总结为“必然规律”。但上帝总还是会出奇制胜，超越这些必然规律，以便人们再次做出新的更高的发现。所以人类的科学智慧哪怕到了爱因斯坦的高度，在上帝或大自然面前仍然还是小学生，永远必须给未知的偶然性和天才的创造性留下余地。两幅画面上，头戴桂冠的科学之王爱因斯坦都处于低位，小心翼翼甚至提心吊胆，两眼斜视，试图一窥上帝的骰子掷下来是个什么结果;而上帝则是大大咧咧，挥洒自如，如同一位老练的魔术师，幽默感十足。
以上就是我与永厚先生仍在持续的灵魂对话。我把这种对话看作我人生中的一段奇缘，我觉得，这段奇缘不是由外在的因缘关系造成的，而完全是由心灵的相通而促成的。永厚先生作为我的前辈，跨越了年龄的阻隔，而将一种精神传达到了后辈的心中，这就是鲁迅所创立的国民性批判和思想启蒙的精神。永厚先生逝世时，我因信息闭塞，两个月后才得到消息，未能赶上悼念。我只有把这篇文章作为我心中的祭坛，并献上一副迟到的挽联：
廿载神交，精魂承一脉，论古谈今，首在立人方立国
平生任侠，丹青出众流，归真返璞，终于率性独成家
2019年1月14日，于喻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