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调查研究”无疑是一个极具中国共产党特色的词语。在理论系统中，它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等根本原则存在着密切联系，这使它不仅作为一种工作方式，而是以更为重要的面目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
正如习近平曾在《谈谈调查研究》一文中所说：“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
调查研究曾经帮助中国共产党完成了革命的任务。而回顾1949年以来的历史也可以发现，它屡次在紧要关头帮助执政党修正自己的失误，甚至最终促成了改革开放这样重大的方向转变。
而在“摸着石头过河”的今天，也只有调查研究能够使中国的领导干部们了解，自己面前的石头是否能够搭建起一条康庄大道。
用“解剖学”反冒进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层面第一次明确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在1956年前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在1949年后首次关于调查研究的讲话也大都出自这个时间段。
自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到此时，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开始对社会发展寄予更高的期望，这种气氛也从群众延伸到领导层。
从1955年开始提出新的发展目标，到1956年初中央各部委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12年或8年完成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同时，中央对农业合作化、私营经济改造等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这样，在高层领导之间出现了后来被称为冒进与反冒进两种思路。而其争论焦点，就是能否完成较高的计划目标，以及如何评估当时农业合作化、工商改造等工作的速度。
于是，中央领导们纷纷走出北京。比如，时任中共中央工作部副部长的王观澜身穿一套旧棉衣棉裤到浙江临海等地农村调研。他为临海的农民算了一笔账，发现在农业合作化推进之后，人均粮食产量从452斤减少到428斤，副业和土特产品生产的收入也呈下降趋势。
回京后，他给毛泽东写了报告。除了反映合作化问题，他还说：“看了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深感实际生活要比书本上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他建议：“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尤其是领导财经工作、领导城市工作的同志，最好也抽出一些时间，到农村去看看。”
毛泽东在批示中表示：“为农民算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央此后派出了水、肥、土、种、管等若干专题小组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也在1955年初回到故乡青浦进行调查研究。他的秘书周太和曾向本刊回忆，陈云下火车后直接到村庄里座谈，了解确实存在比较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其原因则是上年统购中购了“过头粮”，挖了口粮。
由此，他向中央建议，粮食统购统销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力求消灭购“过头粮”等。
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十
1955年5月，全国再次出现粮食紧张情况。陈云再次到青浦。通过与农民和基层干部算细账，发现由于国家向农民多征购粮食，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有顾虑，出现了缺粮农民买粮、不缺粮也买粮的情况。他由此决定，采取了返还“过头粮”等修正办法。
陈云一直有重视调查研究的传统。毛泽东也说，陈云之所以对经济问题懂得特别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而陈云的一个著名观点是：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
后曾任轻工业部部长的杨波向本刊回忆说，50年代初，有一次陈云下班离开办公室后突然消失。大家非常紧张，怕出什么意外。后来知道，陈云直接把车子开到前门大街，去了解市场。
调查研究为反冒进提供了有力支持。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作政治报告时强调，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党的领导机关都应当大大加强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
他指出，“在过去几年的党的工作中所曾犯过的右倾保守、急躁冒进和强迫命令的错误，都是由于没有认真地、正确地研究实际情况和集中群众经验的结果。”
而邓小平在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则谈道，“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么，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
到9月25日，毛泽东在以“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为主题的报告中也提出，像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员，要亲自动手，了解一两个农村，争取一些时间去做。而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个个‘麻雀’，这就叫做‘解剖学’。”
调查研究的结论是冒进带来的负面效果无可辩驳。薄一波后来评价说，“1956年初到1957年初的反冒进，是我们党依靠集体领导和集体智慧，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而载入党的史册的”。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也深有感慨地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3年的余地，多么好啊！”
1961，调查研究年
1960年夏，因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共产风”抬头，农业大幅度减产。而大跃进运动造成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中央领导们急需一个改善的根本办法。
当年11月15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提出：“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
同年12月24日召开的北京工作会议和1月1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还提出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率先身体力行，派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位秘书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为期10天至15天。
1月26日，毛泽东自己则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广州，在近一个月行程中沿途听取了河北、山东等七个省委和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个调查组组长的汇报，还同一些县委书记谈话。
3月，中南、华东、西南三个大区的“三南”会议在广州开幕。毛泽东3月13日给刘少奇、周恩来等参加“三北”会议的领导们写了一封信，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
他说，“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
后来“三北”会议与会者都前往广州，合开中央工作会议。大家对毛泽东的信和《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反映强烈。
于是由胡乔木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
薄一波曾回忆说，在大会讨论这封指示信时，田家英边念信稿，毛泽东穿插边作解释。信稿不过800字，而解释记录上万字。他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为补过起见，我现在提倡调查研究”“第一书记亲身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
毛泽东还说，听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讲，河北省63个，没有一个县委书记作过典型调查。
此后，中央领导分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
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进行了44天的调查。在天华大队，他用化名和“分队长”的公开身份，住在养猪场。
周恩来、朱德分别在河北、四川、河南等地农村进行调查。陈云则再次前往小蒸乡，得出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种小麦不如种蚕豆的结论。
邓小平、彭真在北京顺义县调查后，联名致毛泽东的信中讲了社队规模、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供给制、食堂、家庭副业等问题。
与此同时，中央新派出了大批调查组，仅农村调查方面，就有杨尚昆领导的徐水、安国调查组，习仲勋领导的河南长葛调查组，胡耀邦领导的辽宁海城调查组，钱瑛领导的甘肃天水调查组，王从吾领导的黑龙江双城调查组，平杰三领导的山东泰安调查组，陈正人领导的四川简阳调查组，廖鲁言领导的山西长治调查组，谢富治的河北邯郸调查组等。
一直到6月中旬，中央发出的指示中仍指出，中央及省级领导“除了生病和年老的以外，每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调查研究。地、县两级的领导人员也应该这样办”。
省委书记的改变
到1977年秋，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开始恢复工作。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不由自主地用习惯的调查研究方式，了解久未接触的民众生活。
而他们的所见所闻，以及为改变现状而做出的努力，也成为促发改革开放的根本因素之一。
在他们当中，因《刘志丹》冤案而被打倒的习仲勋于1978年4月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用他自己的话说，此前已有16年没有工作了。
习仲勋到广东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逃港问题。当时由于内地生活水平低，自1954年至1978年广东全省出逃56. 5万人次。一直以来，中央及广东都对逃港采取严厉措施，但屡禁不止。
1978年7月初，习仲勋乘坐一辆七座面包车前往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一路上只见杂草丛生，十分荒凉，耕地丢荒很多。他到达当时作为宝安县城的深圳后，没有先听地方干部汇报，而是直接走到村庄里与农民、村干部谈话。
当时任福永公社凤凰大队书记的文富祥曾向本刊回忆说，他坦率地告诉习仲勋，逃港就是因为香港“分配多”，能买到东西。
习仲勋其实本来也抱着传统想法，在收容站还劝导被抓回的外逃农民。但是，当他考察了省港边界线上的罗芳、莲塘，又到中英街站在界碑前亲眼目睹了香港的车水马龙后，若有所思地说，“解放那么长时间，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听到文富祥的话，习仲勋虽然面露愠色，但他在调研结束时还是对宝安县的干部们说，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而且要在全党统一认识，尽最大努力逐步缩小与香港的差距。由于他的身份，这些想法最终都得以实现。
如今保留的照片上，头发花白的习仲勋穿着白色短袖衬衫，卷着裤腿，表情严肃地听着戴着斗笠的农民讲话。
习仲勋在这个夏天走了23个县。1979年初，被监禁12年的杨尚昆也来到了广东。他首先到佛山调查研究，也同样认为经济问题是逃港的根源。10天里，他先后前往佛山、顺德、中山、珠海、斗门、台山和新会等地，向社队干部和农民了解情况。
1979年6月，中央在北京开会专门研究广东的偷渡外逃问题。在听取了代表广东省委的代表的汇报后，李先念也赞同地说“要发展生产，才能安定人心”。
除了研究逃港问题的根源，习仲勋还在调查研究中为土地沙化严重的珠三角找到了出路：他在调研中走到了沙头角的塑料花厂、皇岗的假发厂，这是中国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后来，这种模式由广东推开，并遍及中国的南方地区。
到1980年秋天，习仲勋、杨尚昆回中央任职。而他们在广东关于发展差异、加工贸易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和经验，也在北京开始影响更多决策者的想法。 在安徽，1977年6月，万里任省委第一书记。他回忆说，“我又不熟悉农村工作，所以一到任就先下去看农业、看农民。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他说自己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
新来的第一书记就此在合肥不见了踪影。万里下去调查一般是一部小车、三两个人，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直接到村到户。“那几个月，我不开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
当时安徽最严重的是外出讨饭问题。在凤阳县，万里就亲眼看到过农民扒车外流讨饭的情景。
后来在一次省委座谈会上，有人提到，凤阳农民有讨饭的“习惯”。
万里气愤地说：“我们的农民是勤奋的，是能吃苦的，是有脸面的，只要能够吃得饱，他们是不会去讨饭的。”
他接着说，问题是那里条件并不坏，他们为什么吃不饱饭？而这个关系全中国农民生活的疑问，也在调查研究中找到了答案，“看来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最重要的是怎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
1978年11月16日，在安徽履职1年有余的万里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会上进行了发言，总结了对安徽农业调查研究的结果。
他说，28年中安徽农业生产经历三起三落。凡是生产增长年代，都是工作比较实事求是，执行政策比较好，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的时候；反之，是农民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的时候。
万里最后总结说，把农业搞上去最根本的是要把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这样，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的《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在安徽出台，“再下去征求意见修改，经过几上几下，才拿出一个正式‘草案’”。
在这份文件中，提出了加强经营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等诸多原则，就此拉开了安徽以及整个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老干部们就这样奔走于山水之间，用他们自三四十年前就倡导的工作方式，为中国的发展寻找出路。
一直到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顾委成立大会上还着重提到，“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可不可以这样设想，除了身体不好的同志，凡是还能做点工作的，可以联系一个基层单位，比如联系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科学研究机关，一个地委或者县委，甚至一个农村基层组织，深入地了解情况。”
开启改革开放，也使中国进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实践。这种发展模式，也使调查研究具有了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本文参考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陈云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万里《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中央党史研究室《杨尚昆》，中央党史出版《习仲勋主政广东》等）
正如习近平曾在《谈谈调查研究》一文中所说：“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
调查研究曾经帮助中国共产党完成了革命的任务。而回顾1949年以来的历史也可以发现，它屡次在紧要关头帮助执政党修正自己的失误，甚至最终促成了改革开放这样重大的方向转变。
而在“摸着石头过河”的今天，也只有调查研究能够使中国的领导干部们了解，自己面前的石头是否能够搭建起一条康庄大道。
用“解剖学”反冒进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层面第一次明确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在1956年前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在1949年后首次关于调查研究的讲话也大都出自这个时间段。
自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到此时，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开始对社会发展寄予更高的期望，这种气氛也从群众延伸到领导层。
从1955年开始提出新的发展目标，到1956年初中央各部委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12年或8年完成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同时，中央对农业合作化、私营经济改造等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这样，在高层领导之间出现了后来被称为冒进与反冒进两种思路。而其争论焦点，就是能否完成较高的计划目标，以及如何评估当时农业合作化、工商改造等工作的速度。
于是，中央领导们纷纷走出北京。比如，时任中共中央工作部副部长的王观澜身穿一套旧棉衣棉裤到浙江临海等地农村调研。他为临海的农民算了一笔账，发现在农业合作化推进之后，人均粮食产量从452斤减少到428斤，副业和土特产品生产的收入也呈下降趋势。
回京后，他给毛泽东写了报告。除了反映合作化问题，他还说：“看了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深感实际生活要比书本上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他建议：“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尤其是领导财经工作、领导城市工作的同志，最好也抽出一些时间，到农村去看看。”
毛泽东在批示中表示：“为农民算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央此后派出了水、肥、土、种、管等若干专题小组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也在1955年初回到故乡青浦进行调查研究。他的秘书周太和曾向本刊回忆，陈云下火车后直接到村庄里座谈，了解确实存在比较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其原因则是上年统购中购了“过头粮”，挖了口粮。
由此，他向中央建议，粮食统购统销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力求消灭购“过头粮”等。
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十
1955年5月，全国再次出现粮食紧张情况。陈云再次到青浦。通过与农民和基层干部算细账，发现由于国家向农民多征购粮食，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有顾虑，出现了缺粮农民买粮、不缺粮也买粮的情况。他由此决定，采取了返还“过头粮”等修正办法。
陈云一直有重视调查研究的传统。毛泽东也说，陈云之所以对经济问题懂得特别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而陈云的一个著名观点是：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
后曾任轻工业部部长的杨波向本刊回忆说，50年代初，有一次陈云下班离开办公室后突然消失。大家非常紧张，怕出什么意外。后来知道，陈云直接把车子开到前门大街，去了解市场。
调查研究为反冒进提供了有力支持。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作政治报告时强调，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党的领导机关都应当大大加强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
他指出，“在过去几年的党的工作中所曾犯过的右倾保守、急躁冒进和强迫命令的错误，都是由于没有认真地、正确地研究实际情况和集中群众经验的结果。”
而邓小平在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则谈道，“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么，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
到9月25日，毛泽东在以“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为主题的报告中也提出，像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员，要亲自动手，了解一两个农村，争取一些时间去做。而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个个‘麻雀’，这就叫做‘解剖学’。”
调查研究的结论是冒进带来的负面效果无可辩驳。薄一波后来评价说，“1956年初到1957年初的反冒进，是我们党依靠集体领导和集体智慧，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而载入党的史册的”。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也深有感慨地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3年的余地，多么好啊！”
1961，调查研究年
1960年夏，因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共产风”抬头，农业大幅度减产。而大跃进运动造成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中央领导们急需一个改善的根本办法。
当年11月15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提出：“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
同年12月24日召开的北京工作会议和1月1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还提出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率先身体力行，派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位秘书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为期10天至15天。
1月26日，毛泽东自己则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广州，在近一个月行程中沿途听取了河北、山东等七个省委和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个调查组组长的汇报，还同一些县委书记谈话。
3月，中南、华东、西南三个大区的“三南”会议在广州开幕。毛泽东3月13日给刘少奇、周恩来等参加“三北”会议的领导们写了一封信，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
他说，“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
后来“三北”会议与会者都前往广州，合开中央工作会议。大家对毛泽东的信和《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反映强烈。
于是由胡乔木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
薄一波曾回忆说，在大会讨论这封指示信时，田家英边念信稿，毛泽东穿插边作解释。信稿不过800字，而解释记录上万字。他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为补过起见，我现在提倡调查研究”“第一书记亲身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
毛泽东还说，听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讲，河北省63个，没有一个县委书记作过典型调查。
此后，中央领导分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
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进行了44天的调查。在天华大队，他用化名和“分队长”的公开身份，住在养猪场。
周恩来、朱德分别在河北、四川、河南等地农村进行调查。陈云则再次前往小蒸乡，得出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种小麦不如种蚕豆的结论。
邓小平、彭真在北京顺义县调查后，联名致毛泽东的信中讲了社队规模、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供给制、食堂、家庭副业等问题。
与此同时，中央新派出了大批调查组，仅农村调查方面，就有杨尚昆领导的徐水、安国调查组，习仲勋领导的河南长葛调查组，胡耀邦领导的辽宁海城调查组，钱瑛领导的甘肃天水调查组，王从吾领导的黑龙江双城调查组，平杰三领导的山东泰安调查组，陈正人领导的四川简阳调查组，廖鲁言领导的山西长治调查组，谢富治的河北邯郸调查组等。
一直到6月中旬，中央发出的指示中仍指出，中央及省级领导“除了生病和年老的以外，每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调查研究。地、县两级的领导人员也应该这样办”。
省委书记的改变
到1977年秋，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开始恢复工作。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不由自主地用习惯的调查研究方式，了解久未接触的民众生活。
而他们的所见所闻，以及为改变现状而做出的努力，也成为促发改革开放的根本因素之一。
在他们当中，因《刘志丹》冤案而被打倒的习仲勋于1978年4月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用他自己的话说，此前已有16年没有工作了。
习仲勋到广东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逃港问题。当时由于内地生活水平低，自1954年至1978年广东全省出逃56. 5万人次。一直以来，中央及广东都对逃港采取严厉措施，但屡禁不止。
1978年7月初，习仲勋乘坐一辆七座面包车前往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一路上只见杂草丛生，十分荒凉，耕地丢荒很多。他到达当时作为宝安县城的深圳后，没有先听地方干部汇报，而是直接走到村庄里与农民、村干部谈话。
当时任福永公社凤凰大队书记的文富祥曾向本刊回忆说，他坦率地告诉习仲勋，逃港就是因为香港“分配多”，能买到东西。
习仲勋其实本来也抱着传统想法，在收容站还劝导被抓回的外逃农民。但是，当他考察了省港边界线上的罗芳、莲塘，又到中英街站在界碑前亲眼目睹了香港的车水马龙后，若有所思地说，“解放那么长时间，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听到文富祥的话，习仲勋虽然面露愠色，但他在调研结束时还是对宝安县的干部们说，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而且要在全党统一认识，尽最大努力逐步缩小与香港的差距。由于他的身份，这些想法最终都得以实现。
如今保留的照片上，头发花白的习仲勋穿着白色短袖衬衫，卷着裤腿，表情严肃地听着戴着斗笠的农民讲话。
习仲勋在这个夏天走了23个县。1979年初，被监禁12年的杨尚昆也来到了广东。他首先到佛山调查研究，也同样认为经济问题是逃港的根源。10天里，他先后前往佛山、顺德、中山、珠海、斗门、台山和新会等地，向社队干部和农民了解情况。
1979年6月，中央在北京开会专门研究广东的偷渡外逃问题。在听取了代表广东省委的代表的汇报后，李先念也赞同地说“要发展生产，才能安定人心”。
除了研究逃港问题的根源，习仲勋还在调查研究中为土地沙化严重的珠三角找到了出路：他在调研中走到了沙头角的塑料花厂、皇岗的假发厂，这是中国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后来，这种模式由广东推开，并遍及中国的南方地区。
到1980年秋天，习仲勋、杨尚昆回中央任职。而他们在广东关于发展差异、加工贸易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和经验，也在北京开始影响更多决策者的想法。 在安徽，1977年6月，万里任省委第一书记。他回忆说，“我又不熟悉农村工作，所以一到任就先下去看农业、看农民。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他说自己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
新来的第一书记就此在合肥不见了踪影。万里下去调查一般是一部小车、三两个人，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直接到村到户。“那几个月，我不开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
当时安徽最严重的是外出讨饭问题。在凤阳县，万里就亲眼看到过农民扒车外流讨饭的情景。
后来在一次省委座谈会上，有人提到，凤阳农民有讨饭的“习惯”。
万里气愤地说：“我们的农民是勤奋的，是能吃苦的，是有脸面的，只要能够吃得饱，他们是不会去讨饭的。”
他接着说，问题是那里条件并不坏，他们为什么吃不饱饭？而这个关系全中国农民生活的疑问，也在调查研究中找到了答案，“看来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最重要的是怎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
1978年11月16日，在安徽履职1年有余的万里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会上进行了发言，总结了对安徽农业调查研究的结果。
他说，28年中安徽农业生产经历三起三落。凡是生产增长年代，都是工作比较实事求是，执行政策比较好，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的时候；反之，是农民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的时候。
万里最后总结说，把农业搞上去最根本的是要把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这样，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的《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在安徽出台，“再下去征求意见修改，经过几上几下，才拿出一个正式‘草案’”。
在这份文件中，提出了加强经营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等诸多原则，就此拉开了安徽以及整个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老干部们就这样奔走于山水之间，用他们自三四十年前就倡导的工作方式，为中国的发展寻找出路。
一直到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顾委成立大会上还着重提到，“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可不可以这样设想，除了身体不好的同志，凡是还能做点工作的，可以联系一个基层单位，比如联系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科学研究机关，一个地委或者县委，甚至一个农村基层组织，深入地了解情况。”
开启改革开放，也使中国进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实践。这种发展模式，也使调查研究具有了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本文参考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陈云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万里《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中央党史研究室《杨尚昆》，中央党史出版《习仲勋主政广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