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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伟大的一生。这与他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温柔、善良、不断给予支持与帮助的妻子是分不开的。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种满了花草树木，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的起居地。全家于1977年搬到这里，与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载非凡岁月的卓琳至今还生活在这里。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拥抱着，并肩而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着双龙树干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相识相爱在延安的金秋
院子里原样保留着邓小平的办公室，书柜里摆放着他生前喜爱看的书籍，写字台上还摆着孙辈们送给他的礼物，台历定格在1997年2月19日这个特定的日子。每逢邓小平逝世的祭日这一天，卓琳和儿女们都要在院子里撒满花瓣。花雨洒落，情思绵长，这是一家人对老人的深情祭奠。
1939年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她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性。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据卓琳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不多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沉默寡言的邓小平，也渐渐理解了丈夫，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在战争年代卓琳拖儿带女所经历的苦难难以表述。“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从“名绅千金”到共产党人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也同样充满曲折并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在七个孩子中排行老小，原名浦琼英。卓琳的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于是母亲带着才四五岁的她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等地寻父。她幼小的心灵已经感受到人世间女性的不平等遭遇，并为之愤愤不平，常常萌发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位女音乐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令卓琳深受感染。一天，这位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信念，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确。
1931年，卓琳被挑选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成员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想不到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卓琳心不甘、情不愿，征求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令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怀抱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北大，她积极参加了学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乔装成百姓模样的卓琳，终于躲过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凶神恶煞的搜查，逃出北平。北平—天津—青岛—济南—西安—延安，她转船倒车，折腾数番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次年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现名。
从名牌大学的女学生，到迈入革命殿堂的青年革命者，卓琳毫无畏惧接受战争的洗礼。头三个孩子都是在战火纷飞的残酷岁月中出生、成长。卓琳多次忍痛把孩子托付给老乡，只身一人，随部队行军、转移。
特殊时期共享“特殊待遇”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要求自己的妻子：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谢绝了许多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秘书。他要收起来的文件，由我负责存档。这些文件他看完后，我一一登记好，再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存档。”有时忙，她和邓小平一直劳碌到深夜。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风雨飘摇与境遇沉浮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人身失去了自由，工资被停发，生活十分困难。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没有“犯糊涂”：“那时我相信他没有错，当然失误可能是有的，但不会有错误，更不会有大的错误。”
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夫妻俩共同度过的那段艰难的时光，令卓琳记恋终生。
那时，邓小平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卓琳的活是折线圈，可以坐着干。卓琳看他劳动一天很累，就要给他搬个椅子坐坐，可他说一旦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
工资全部停发，改发很少量的生活费，生活尤为拮据。有一次，卓琳从与自己要好的女工那儿学到一些酿酒的要领，并弄到一些酒曲，请人买了些糯米。不久，卓琳就能酿得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他们还动手做豆 瓣酱，这种菜对四川人来说是顶下饭的。
他们在那里还开垦出了一块菜地。“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辣椒之类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总是照顾我。”
他们互相帮扶，互相体贴，邓小平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烧饭之类的技术活，夫妇俩在配合中收获劳动带来的喜悦。不出几个月，菜地长得青葱翠绿，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蜜蜂在花丛中来回飞舞。他们精心喂养的几只鸡也开始下蛋了。夫妇俩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然而如果没有卓琳对邓小平生活的关爱和精神上的理解与支持，我们无法想象邓小平的历史是否要真的重新改写。
“中心”与“核心”都那么富有爱心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执行，邓小平从不过问。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由她来安排。而邓小平是“核心”，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夫妇俩恩爱有余，心心相印，患难与共，几十年来从没红过脸。
邓小平爱喝龙井茶，也爱抽点烟。在三年困难时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每天上午下午，她都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完后，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儿；卓琳为保证丈夫吃好一点，要他单独吃饭，邓小平坚持要跟全家十几口人一块吃。卓琳只得单独给他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结果，就这一个菜，到了饭桌也叫老爷子“给你点、给你点”而分发了。卓琳没辙了，就让全家都吃一样的，谁也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卓琳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自己的五个孩子、邓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同时，她还十分关心老战友的孩子。
邓小平喜爱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气氛，和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无比开心。“他呀，最喜欢跟小孩玩了。小孩在他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他有事则专心地做自己的事，没事时就跟他们玩，或分发给他们一些巧克力。”在邓小平晚年，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卓琳就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陪老爷子。她还“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要来亲爷爷，要来爷爷面前坐一坐。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终因帕金森病晚期并发呼吸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而逝世。很长一段时间，卓琳沉浸在绵绵的哀思之中。“到香港自己的土地走一走，看一看”与“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这两个心愿，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遗愿。卓琳替他兑现了这心中的梦想。每逢祭日，卓琳预先买些花瓣，在院子里抛撒，边撒边喊——“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你听见了没有?”这情这景，无不让人动容。在接受采访时，她说：“每年他的生日，我们全家人还像他活着一样，大家一块儿给他过生日，纪念他。”
“红色大姐”幸福的晚年生活
如今，卓琳在儿女和孙辈们的簇拥下安享幸福的晚年。每天早饭后，卓琳要听上一会儿京戏，这是她一生的爱好。如今，老人对京剧的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她订了不少戏曲杂志，电视上只要有戏剧节目，她一般是要看的。
邓小平生前关心和爱护高雅国粹艺术，支持“十足的戏迷”卓琳看戏，卓琳每每去看戏邓小平都是知道的，因为卓琳总是向老爷子“请假”一下，以免老爷子挂念。邓小平只要不太忙也会问问哪个剧场、看什么戏。卓琳看完戏后只要老爷子没睡着，她就“汇报”李少春和杜近芳等表演如何精彩、如何获得全场喝彩等等。程派传人李世济有时也应邀到邓家汇报京剧的情况，送卓琳些自己的录音、录像带。当然，只要有可能，卓琳必劝老爷子去看戏，邓小平对许多剧的内容也很熟悉。卓琳非常关心老戏新演，如战友京剧团排演《白衣渡江》和《柳荫记》时，从经费到演出她都给予了具体的帮助。
卓琳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自己不但订阅了《红楼梦研究》，还多次为“红学”研究捐款。
近些年来，卓琳还设法为家乡做点事情。她多次为云南宣威的“希望工程”捐款，并一次同姐姐浦代英联名致函家乡父母官说：“……我们虽然离开家乡数十年，但对家乡人民还是念念不忘，尤其儿童教育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我们现已年迈，常以不能为家乡多作贡献而内疚……”还随信寄出了2600元钱给家乡的“希望工程”以表心意。
小平走了，但小平时代还在延续，“春天的故事”已绵延“走进新时代”。
编辑／任 娟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种满了花草树木，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的起居地。全家于1977年搬到这里，与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载非凡岁月的卓琳至今还生活在这里。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拥抱着，并肩而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着双龙树干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相识相爱在延安的金秋
院子里原样保留着邓小平的办公室，书柜里摆放着他生前喜爱看的书籍，写字台上还摆着孙辈们送给他的礼物，台历定格在1997年2月19日这个特定的日子。每逢邓小平逝世的祭日这一天，卓琳和儿女们都要在院子里撒满花瓣。花雨洒落，情思绵长，这是一家人对老人的深情祭奠。
1939年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她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性。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据卓琳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不多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沉默寡言的邓小平，也渐渐理解了丈夫，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在战争年代卓琳拖儿带女所经历的苦难难以表述。“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从“名绅千金”到共产党人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也同样充满曲折并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在七个孩子中排行老小，原名浦琼英。卓琳的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于是母亲带着才四五岁的她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等地寻父。她幼小的心灵已经感受到人世间女性的不平等遭遇，并为之愤愤不平，常常萌发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位女音乐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令卓琳深受感染。一天，这位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信念，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确。
1931年，卓琳被挑选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成员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想不到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卓琳心不甘、情不愿，征求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令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怀抱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北大，她积极参加了学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乔装成百姓模样的卓琳，终于躲过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凶神恶煞的搜查，逃出北平。北平—天津—青岛—济南—西安—延安，她转船倒车，折腾数番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次年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现名。
从名牌大学的女学生，到迈入革命殿堂的青年革命者，卓琳毫无畏惧接受战争的洗礼。头三个孩子都是在战火纷飞的残酷岁月中出生、成长。卓琳多次忍痛把孩子托付给老乡，只身一人，随部队行军、转移。
特殊时期共享“特殊待遇”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要求自己的妻子：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谢绝了许多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秘书。他要收起来的文件，由我负责存档。这些文件他看完后，我一一登记好，再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存档。”有时忙，她和邓小平一直劳碌到深夜。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风雨飘摇与境遇沉浮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人身失去了自由，工资被停发，生活十分困难。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没有“犯糊涂”：“那时我相信他没有错，当然失误可能是有的，但不会有错误，更不会有大的错误。”
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夫妻俩共同度过的那段艰难的时光，令卓琳记恋终生。
那时，邓小平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卓琳的活是折线圈，可以坐着干。卓琳看他劳动一天很累，就要给他搬个椅子坐坐，可他说一旦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
工资全部停发，改发很少量的生活费，生活尤为拮据。有一次，卓琳从与自己要好的女工那儿学到一些酿酒的要领，并弄到一些酒曲，请人买了些糯米。不久，卓琳就能酿得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他们还动手做豆 瓣酱，这种菜对四川人来说是顶下饭的。
他们在那里还开垦出了一块菜地。“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辣椒之类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总是照顾我。”
他们互相帮扶，互相体贴，邓小平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烧饭之类的技术活，夫妇俩在配合中收获劳动带来的喜悦。不出几个月，菜地长得青葱翠绿，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蜜蜂在花丛中来回飞舞。他们精心喂养的几只鸡也开始下蛋了。夫妇俩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然而如果没有卓琳对邓小平生活的关爱和精神上的理解与支持，我们无法想象邓小平的历史是否要真的重新改写。
“中心”与“核心”都那么富有爱心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执行，邓小平从不过问。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由她来安排。而邓小平是“核心”，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夫妇俩恩爱有余，心心相印，患难与共，几十年来从没红过脸。
邓小平爱喝龙井茶，也爱抽点烟。在三年困难时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每天上午下午，她都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完后，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儿；卓琳为保证丈夫吃好一点，要他单独吃饭，邓小平坚持要跟全家十几口人一块吃。卓琳只得单独给他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结果，就这一个菜，到了饭桌也叫老爷子“给你点、给你点”而分发了。卓琳没辙了，就让全家都吃一样的，谁也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卓琳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自己的五个孩子、邓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同时，她还十分关心老战友的孩子。
邓小平喜爱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气氛，和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无比开心。“他呀，最喜欢跟小孩玩了。小孩在他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他有事则专心地做自己的事，没事时就跟他们玩，或分发给他们一些巧克力。”在邓小平晚年，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卓琳就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陪老爷子。她还“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要来亲爷爷，要来爷爷面前坐一坐。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终因帕金森病晚期并发呼吸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而逝世。很长一段时间，卓琳沉浸在绵绵的哀思之中。“到香港自己的土地走一走，看一看”与“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这两个心愿，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遗愿。卓琳替他兑现了这心中的梦想。每逢祭日，卓琳预先买些花瓣，在院子里抛撒，边撒边喊——“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你听见了没有?”这情这景，无不让人动容。在接受采访时，她说：“每年他的生日，我们全家人还像他活着一样，大家一块儿给他过生日，纪念他。”
“红色大姐”幸福的晚年生活
如今，卓琳在儿女和孙辈们的簇拥下安享幸福的晚年。每天早饭后，卓琳要听上一会儿京戏，这是她一生的爱好。如今，老人对京剧的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她订了不少戏曲杂志，电视上只要有戏剧节目，她一般是要看的。
邓小平生前关心和爱护高雅国粹艺术，支持“十足的戏迷”卓琳看戏，卓琳每每去看戏邓小平都是知道的，因为卓琳总是向老爷子“请假”一下，以免老爷子挂念。邓小平只要不太忙也会问问哪个剧场、看什么戏。卓琳看完戏后只要老爷子没睡着，她就“汇报”李少春和杜近芳等表演如何精彩、如何获得全场喝彩等等。程派传人李世济有时也应邀到邓家汇报京剧的情况，送卓琳些自己的录音、录像带。当然，只要有可能，卓琳必劝老爷子去看戏，邓小平对许多剧的内容也很熟悉。卓琳非常关心老戏新演，如战友京剧团排演《白衣渡江》和《柳荫记》时，从经费到演出她都给予了具体的帮助。
卓琳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自己不但订阅了《红楼梦研究》，还多次为“红学”研究捐款。
近些年来，卓琳还设法为家乡做点事情。她多次为云南宣威的“希望工程”捐款，并一次同姐姐浦代英联名致函家乡父母官说：“……我们虽然离开家乡数十年，但对家乡人民还是念念不忘，尤其儿童教育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我们现已年迈，常以不能为家乡多作贡献而内疚……”还随信寄出了2600元钱给家乡的“希望工程”以表心意。
小平走了，但小平时代还在延续，“春天的故事”已绵延“走进新时代”。
编辑／任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