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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是我国历史上教育空前发展的朝代，在此时期中国的教育制度日趋完善，科举制度程式化，同时教育思想也在争鸣中发展，可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轴心时代”。她在教育上的繁荣和发展与两宋交替这个特殊时期发生的教育嬗变息息相关，通过分析外敌压境的形势、多元文化的整合、此起彼伏的党争、教育变革的需要等因素来解读在宋代教育史上发生的这次教育嬗变。
【关键词】两宋交替时期；教育嬗变；党争；多元文化；教育变革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教育文化空前发展的朝代，在统治者“右文”文教政策的指引下，两宋虽武功不济，但文采风流，唐宋八大家仅宋一朝就占去六位，可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轴心时代”。这种在教育上的繁荣与发展与两宋交替这个特殊时期发生的教育嬗变息息相关，在此时期中国的教育制度日趋完善，科举制度程式化，同时教育思想也在争鸣中发展，甚至影响了中国后世教育的走向。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中影响教育嬗变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外敌压境的形势
在宋代开国之初，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经验，大力削弱武将的兵权，与此相对的是提高文官的地位，在全国推行“右文”的文教政策。虽然这避免了武将拥兵作乱的可能，但也造成了面对异民族的入侵而显得无力的局面。有宋一代，外部环境始终面对着异民族建立的强大政权，北宋与辽国、西夏等政权相始终，北宋亡后，宋室南渡，南宋亦受到金国的威胁。这一时期，连年的战争使得经济文教中心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大批士人迁到未受到战争严重影响的江南地区，这就推动了南方教育的发展。在北宋神宗到徽宗时期的兴学运动中国家对教育投入极大，比如“三舍法”的推行使得太学规模从熙宁时期的1000人到元丰时期的2400人，到崇宁时期更是激增至3800人，地方官学的投入也随之加大。然而时过境迁，金兵南侵使得官方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时叶琳上书请立太学，朝廷因“军食未暇，国家削弱”，只好“姑从缓议”。南宋政府由于国力所限，无力顾及文教事业，官学教育已经形同虚设，恰好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而书院多为私人名士创办，受国家干涉较小，又为知识精英提供了讲学研习之所，因而为当时的教育制度注入了新的元素。在战争环境下大批士子投身金军，毫无民族气节的表现也使得后来教育中要求士子要立志成圣成贤，强调“为己之学”，注重道德培养，尤其突出“忠节”教育。[1]在大敌当前的境况下，南宋统治者改善办学条件，科举录取比例甚至超过北宋，以安抚士子对于朝廷偏安的不满情绪，扩大统治的基础。这都是和外敌压境的形势分不开的。
二、多元文化的整合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象征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创新精神，这种精神同样体现在两宋交替时期深刻的文化整合，所谓文化整合是指各种不同的文化要素或型式相互适应、协调从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2]佛教在汉代早已传入，并且经过魏晋至唐代的发展渐有与儒学分庭抗礼之势。面对日益兴盛的佛教，儒家不仅没有采取文化排斥的态度，而是有选择地吸收了佛家有益的东西，如：书院在教学环境上选择名胜山林；其学规也参照禅林清规的样式；书院的讲学方式更是借鉴了佛寺，从而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讲会制度”。当时知识精英也参照佛家的教育形式与内容，儒家学者周敦颐、陆九渊、朱熹等人都深受佛学的影响而对儒学进行了革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这样就形成了有别于先秦原始儒学和汉唐经学的新儒学，即理学。理学在这一时期发展极快，先后有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朱熹的闽学、陆九渊兄弟的江西之学派。当时的社会，大臣学者较普遍地是读儒经、佛经、道经，参加三教会讲，较普遍地将三教集于一身，这说明他们意识到，三教通过相互吸收改造，逐渐在思想上，修养方法上相近。[3]新产生的这些理学学派之间还经常进行学术交流，如在南宋淳熙二年在信州鹅湖寺由吕祖谦举行的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朱熹和陆九渊两派参与其中，开创了书院讲会的先河，其后朱熹邀请陆九渊讲学，还把陆九渊的讲义刊刻在石碑上，这就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教育的成功之处正是在于以开放的心态进行了文化整合。任何文化要想在历史的长河不断发展进步，就必须不断借鉴吸收其他文化。通过文明的对话，文化才能合理健康的发展，才能使文化保持活力。[4]
三、此起彼伏的党争
教育总是与一定阶级的利益相关，政治是阶级利益的集中反映，所以政治对教育不但有着直接的制约作用，而且这种制约作用波及到教育的一切方面。[5]宋朝的“崇文抑武”的国策形成了文人统治的政治格局，由此也形成了持不同政见甚至党同伐异的党派，这些派别在教育上有不同的方针政策，往往一派上台尽废前派主张，尤其是处在这一复杂历史时期的教育。在熙宁元丰时期年间到元祐年间，朝野中的新旧两党以王安石和司马光等人为核心形成对立阵营，并且在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和宁宗4朝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这4朝文教政策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夜随着这两派势力的此消彼长而左右摇摆，[6]如：王安石主政时期罢诗赋而重经义，同时以《三经新义》为标准取士，并以学校取士代替科举取士，此举能体现经世致用之意，因而“王学”成为官学正统。但是之后的元祐更化，司马光在上台后完全倾向程学（二程）而废除王学，指责王安石以一家之说代先王之道，经义注疏不用王氏之学。接着就是徽宗崇宁时期，蔡京打起“变法”的大旗大肆排斥旧党成员，官方指定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字说》，因而王安石的新学地位得到了巩固。靖康之难后，朝野将蔡京等“六贼”视为北宋灭亡的祸首，与之同时被打倒的还有蔡京推崇的王安石新学，恢复了诗赋取士，科举中禁用王学。其后在高宗时期，秦桧为宰相时期王学与程学势均力敌，秦桧死后程学稍占上风，在科举中占据了统治地位。程学虽声名显赫，但开始遭到朝廷的疑忌，而王学则是名存实亡，不能再与程学抗衡。[7]在宁宗朝权臣韩侂胄当政，全面毁尽程学，斥之“伪学”，同时程学的代表人物朱熹等人也被罢官免职，使得程学丧失了在文教和科举的地位。直到韩侂胄被诛，程朱理学才确立了正统地位，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都被加封号，朱熹所著《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考标准，王学彻底失利，可见党争超越政治最终作用在教育之上。这些党争对于教育上的反复固然有一定的意气之争的成分，但是宋代的教育通过争鸣最终走向繁荣，由此确立的程朱理学影响了后世的教育走向。
四、教育变革的需要
宋代统治者“右文”政策吸引了大批士子，也是为了扩大文官集团的统治基础。同时这时的宋代趋向于平民社会，受教育不再只是少数贵族的特权。接受教育，通过科举能获得无上的荣耀，因而读书被认为是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这时国家对于人才的渴求和士人对于教育的需求也急剧扩大，这就使得教育必须变革自身以满足国家和个人的需求。不断增加录取名额，内容的经义诗赋之争与新旧学对经义的不同见解以及学校代科举取士也是对于选拔优秀人才标准的探讨。在官学上，历代统治者投入巨资，在宋神宗熙宁四年学田成为定制，以便扩大学校的规模和入学的人数，特别是太学实行“三舍法”和州县学校确定听讲日限以后，州县学校挂名就学的人数急剧扩大，[8]这说明地方教育机构得到了显著的加强。尽管南宋半壁江山沦丧，但是宋高宗“不惜百万资材养士”，州县教育更加发达，科举录取比例比北宋更高。同时，为了解决经费不足官学不振的问题，南宋政府大力扶持书院，使得书院的数量和分布范围扩大，书院得到了修复其功能和设施更加完善书院也得到了一定的学田，并且书院实行山长管理制，其教学使用自由讨论的教学形式，讲会成为学术交流的重要载体，同时学规制度也日趋完善。这些都是书院所独具的特色，同时书院的繁荣是和理学家分不开的，理学家都热心于书院的教育，如朱熹就曾在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任洞长，陆九渊也在象山书院任洞长，理学家们的实践活动促进了书院的发展。而书院中的聚徒讲学活动也扩大了理学的传播。因此，教育上的变革需要也是这次教育嬗变的重要因素。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外敌压境的形势、多元文化的整合、此起彼伏的党争、教育变革的需要等因素都促进了两宋交替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教育嬗变。因此，在我国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中，我们应该抓住影响教育变革的重要因素，以便让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使得我国教育事业的明天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吴小红,胡青.论书院教育与宋末元初江南地区的抗元斗争[J].江西社会科学,2006(6).
[2]郑金洲.教育文化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200.
[3]许吟雪.试述宋代书院文化与佛教的关系[J].宗教学研究,2002(4).
[4]郭伟等.文化冲突视阈下的清末教育转型及其当代启示[J].文史博览,2010(10).
[5]叶澜.教育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46.
[6][7][8]乔卫平.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三卷)[M].濟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39,45:
120-121.
作者简介：
袁凌钰（1986—），女，江苏淮安人，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课程与教学论及宋代文化史。
郭伟（1985—），男，天津人，西华师范大学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教育文化史。
【关键词】两宋交替时期；教育嬗变；党争；多元文化；教育变革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教育文化空前发展的朝代，在统治者“右文”文教政策的指引下，两宋虽武功不济，但文采风流，唐宋八大家仅宋一朝就占去六位，可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轴心时代”。这种在教育上的繁荣与发展与两宋交替这个特殊时期发生的教育嬗变息息相关，在此时期中国的教育制度日趋完善，科举制度程式化，同时教育思想也在争鸣中发展，甚至影响了中国后世教育的走向。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中影响教育嬗变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外敌压境的形势
在宋代开国之初，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经验，大力削弱武将的兵权，与此相对的是提高文官的地位，在全国推行“右文”的文教政策。虽然这避免了武将拥兵作乱的可能，但也造成了面对异民族的入侵而显得无力的局面。有宋一代，外部环境始终面对着异民族建立的强大政权，北宋与辽国、西夏等政权相始终，北宋亡后，宋室南渡，南宋亦受到金国的威胁。这一时期，连年的战争使得经济文教中心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大批士人迁到未受到战争严重影响的江南地区，这就推动了南方教育的发展。在北宋神宗到徽宗时期的兴学运动中国家对教育投入极大，比如“三舍法”的推行使得太学规模从熙宁时期的1000人到元丰时期的2400人，到崇宁时期更是激增至3800人，地方官学的投入也随之加大。然而时过境迁，金兵南侵使得官方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时叶琳上书请立太学，朝廷因“军食未暇，国家削弱”，只好“姑从缓议”。南宋政府由于国力所限，无力顾及文教事业，官学教育已经形同虚设，恰好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而书院多为私人名士创办，受国家干涉较小，又为知识精英提供了讲学研习之所，因而为当时的教育制度注入了新的元素。在战争环境下大批士子投身金军，毫无民族气节的表现也使得后来教育中要求士子要立志成圣成贤，强调“为己之学”，注重道德培养，尤其突出“忠节”教育。[1]在大敌当前的境况下，南宋统治者改善办学条件，科举录取比例甚至超过北宋，以安抚士子对于朝廷偏安的不满情绪，扩大统治的基础。这都是和外敌压境的形势分不开的。
二、多元文化的整合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象征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创新精神，这种精神同样体现在两宋交替时期深刻的文化整合，所谓文化整合是指各种不同的文化要素或型式相互适应、协调从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2]佛教在汉代早已传入，并且经过魏晋至唐代的发展渐有与儒学分庭抗礼之势。面对日益兴盛的佛教，儒家不仅没有采取文化排斥的态度，而是有选择地吸收了佛家有益的东西，如：书院在教学环境上选择名胜山林；其学规也参照禅林清规的样式；书院的讲学方式更是借鉴了佛寺，从而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讲会制度”。当时知识精英也参照佛家的教育形式与内容，儒家学者周敦颐、陆九渊、朱熹等人都深受佛学的影响而对儒学进行了革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这样就形成了有别于先秦原始儒学和汉唐经学的新儒学，即理学。理学在这一时期发展极快，先后有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朱熹的闽学、陆九渊兄弟的江西之学派。当时的社会，大臣学者较普遍地是读儒经、佛经、道经，参加三教会讲，较普遍地将三教集于一身，这说明他们意识到，三教通过相互吸收改造，逐渐在思想上，修养方法上相近。[3]新产生的这些理学学派之间还经常进行学术交流，如在南宋淳熙二年在信州鹅湖寺由吕祖谦举行的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朱熹和陆九渊两派参与其中，开创了书院讲会的先河，其后朱熹邀请陆九渊讲学，还把陆九渊的讲义刊刻在石碑上，这就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教育的成功之处正是在于以开放的心态进行了文化整合。任何文化要想在历史的长河不断发展进步，就必须不断借鉴吸收其他文化。通过文明的对话，文化才能合理健康的发展，才能使文化保持活力。[4]
三、此起彼伏的党争
教育总是与一定阶级的利益相关，政治是阶级利益的集中反映，所以政治对教育不但有着直接的制约作用，而且这种制约作用波及到教育的一切方面。[5]宋朝的“崇文抑武”的国策形成了文人统治的政治格局，由此也形成了持不同政见甚至党同伐异的党派，这些派别在教育上有不同的方针政策，往往一派上台尽废前派主张，尤其是处在这一复杂历史时期的教育。在熙宁元丰时期年间到元祐年间，朝野中的新旧两党以王安石和司马光等人为核心形成对立阵营，并且在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和宁宗4朝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这4朝文教政策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夜随着这两派势力的此消彼长而左右摇摆，[6]如：王安石主政时期罢诗赋而重经义，同时以《三经新义》为标准取士，并以学校取士代替科举取士，此举能体现经世致用之意，因而“王学”成为官学正统。但是之后的元祐更化，司马光在上台后完全倾向程学（二程）而废除王学，指责王安石以一家之说代先王之道，经义注疏不用王氏之学。接着就是徽宗崇宁时期，蔡京打起“变法”的大旗大肆排斥旧党成员，官方指定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字说》，因而王安石的新学地位得到了巩固。靖康之难后，朝野将蔡京等“六贼”视为北宋灭亡的祸首，与之同时被打倒的还有蔡京推崇的王安石新学，恢复了诗赋取士，科举中禁用王学。其后在高宗时期，秦桧为宰相时期王学与程学势均力敌，秦桧死后程学稍占上风，在科举中占据了统治地位。程学虽声名显赫，但开始遭到朝廷的疑忌，而王学则是名存实亡，不能再与程学抗衡。[7]在宁宗朝权臣韩侂胄当政，全面毁尽程学，斥之“伪学”，同时程学的代表人物朱熹等人也被罢官免职，使得程学丧失了在文教和科举的地位。直到韩侂胄被诛，程朱理学才确立了正统地位，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都被加封号，朱熹所著《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考标准，王学彻底失利，可见党争超越政治最终作用在教育之上。这些党争对于教育上的反复固然有一定的意气之争的成分，但是宋代的教育通过争鸣最终走向繁荣，由此确立的程朱理学影响了后世的教育走向。
四、教育变革的需要
宋代统治者“右文”政策吸引了大批士子，也是为了扩大文官集团的统治基础。同时这时的宋代趋向于平民社会，受教育不再只是少数贵族的特权。接受教育，通过科举能获得无上的荣耀，因而读书被认为是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这时国家对于人才的渴求和士人对于教育的需求也急剧扩大，这就使得教育必须变革自身以满足国家和个人的需求。不断增加录取名额，内容的经义诗赋之争与新旧学对经义的不同见解以及学校代科举取士也是对于选拔优秀人才标准的探讨。在官学上，历代统治者投入巨资，在宋神宗熙宁四年学田成为定制，以便扩大学校的规模和入学的人数，特别是太学实行“三舍法”和州县学校确定听讲日限以后，州县学校挂名就学的人数急剧扩大，[8]这说明地方教育机构得到了显著的加强。尽管南宋半壁江山沦丧，但是宋高宗“不惜百万资材养士”，州县教育更加发达，科举录取比例比北宋更高。同时，为了解决经费不足官学不振的问题，南宋政府大力扶持书院，使得书院的数量和分布范围扩大，书院得到了修复其功能和设施更加完善书院也得到了一定的学田，并且书院实行山长管理制，其教学使用自由讨论的教学形式，讲会成为学术交流的重要载体，同时学规制度也日趋完善。这些都是书院所独具的特色，同时书院的繁荣是和理学家分不开的，理学家都热心于书院的教育，如朱熹就曾在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任洞长，陆九渊也在象山书院任洞长，理学家们的实践活动促进了书院的发展。而书院中的聚徒讲学活动也扩大了理学的传播。因此，教育上的变革需要也是这次教育嬗变的重要因素。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外敌压境的形势、多元文化的整合、此起彼伏的党争、教育变革的需要等因素都促进了两宋交替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教育嬗变。因此，在我国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中，我们应该抓住影响教育变革的重要因素，以便让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使得我国教育事业的明天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吴小红,胡青.论书院教育与宋末元初江南地区的抗元斗争[J].江西社会科学,2006(6).
[2]郑金洲.教育文化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200.
[3]许吟雪.试述宋代书院文化与佛教的关系[J].宗教学研究,2002(4).
[4]郭伟等.文化冲突视阈下的清末教育转型及其当代启示[J].文史博览,2010(10).
[5]叶澜.教育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46.
[6][7][8]乔卫平.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三卷)[M].濟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39,45:
120-121.
作者简介：
袁凌钰（1986—），女，江苏淮安人，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课程与教学论及宋代文化史。
郭伟（1985—），男，天津人，西华师范大学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教育文化史。